第一篇：農業科技史話(上)_菑、新、畬

周代稱初墾之田為，次年、第三年者為新、畬。從西周早期到周末這類名稱一直存在。

《爾雅?釋地》說：“田一歲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毛詩、魯詩及馬融的說法與此相同。《說文解字》對菑之解釋是“三歲治田也”，而《易釋文》引《說文》則作“二歲”。《詩正義》引鄭玄《易注》，說法同《爾雅》。惟《禮記?坊記》鄭注作“田一歲曰，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由于后人引用許、鄭說法時產生訛誤，現無法判斷其是非。

為一歲田，各家無分歧。孫炎《爾雅注》和郭璞《爾雅注》認為的本義指除草木。《詩經》中常見的字，是指拔除草木、整治田畝、開荒耕種。《尚書》也認為，周人的除草木和耕種是一種連續性的工作。《說文解字》對茁的解釋是“不耕田也”，則與《詩》、《書》所記不合。但清代學者王念孫、陳等都認為“不”是“才”之誤。“才”有開始之意，“才耕田”即初耕田，這種解釋和古制相符。《淮南子?本經》有：“榛穢，聚埒畝，芟野(莽)，長苗秀。”漢朝人對太古農耕情況的這種描述，也適用于周代。殺草木確是周人農耕過程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據《周禮》、《禮記》，周人將草木除去后，待其干枯即用火焚燒，這既能起到清除田中穢莽的作用，又能為作物提供灰肥，和后世所說的“刀耕火種”頗有相似之處。

周人稱苗以后一年和再一年之田為新、畬，而前人對新、畬的解釋甚少。孫炎《爾雅注》云：“畬，和也，田舒緩也。新田，新成柔田也”。《易》董遇注以為“悉耨曰畬”。清代畢沅、陳奐等人受其影響，認為第一、二年之田剛殺除草木，到第三年才開始耕種。這種原理和魏晉南北朝時開生荒的情況相合。《齊民要術?耕田》說，當時“開荒山澤田”需要三四年治理，“乃中為谷田”。但《詩》、《書》中所說的畝是指輪番拋荒的熟荒地，這種地經過殺草木后即可播種。《詩經》中提到的菑畝、新田都是指正在生長作物的田地，若是拋荒之地則應稱菜。由于當時還不能精耕細作并缺乏較好的施肥條件，新開的畝經過幾年種植，便地力耗竭，不能種植。這和后世開生荒經過數年才成為熟田的情況正相反，而和唐宋時今四川、廣東有些地方的畬田較相似。

畬田屬于刀耕火種。在田中先把草木除去，曬干后以火焚之，等天雨時再播種。類似的情況在后來的有些少數民族中也能見到，如清人黃叔敬的《臺灣使槎錄》說，當時臺灣“土性浮松，三年后即力薄少收，人多棄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蠲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為定法”。這和周代的情況很相像。人們對田地經過、新、畬后，便放棄原來的耕地另擇他土，即古書上所說的“爰田易居”。田地一般連續耕種三年，故每隔三年要換土和進行相應的調整，如《詩?魏風?碩鼠》：“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玄以為“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在《周禮注》中他對“大比”的解釋是：“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大比以三年為期，這和田地連續耕作三年有關。在三年的種植過程中，地力發揮的作用年與年之間各不相同，周人為了有所區別而給予所種田地相異的名稱。

西周以后，農作技術發展，、新、畬之制隨之消失。春秋或以后的文獻中不復有這方面的記載。

第二篇：農業科技史話(上)_租庸調

唐朝前期實行的賦稅制度。北魏在實行均田制的同時，制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租調制度，規定以一夫一婦作為交納租調的單位，但對徭役的規定不詳。北齊對租調和服役年齡都作了具體規定。

隋朝建立后，開皇二年(582)新令規定：一夫一婦為一床，交納租粟三石，調絹一疋(四丈)或布一端(五丈)、綿三兩或麻三斤；單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半床交納；丁男每年服役一個月。

開皇三年又令：成丁年齡由十八歲提高為二十一歲，中男由十一歲提高到十六歲；每年服役期由一個月減為二十天；調絹由一疋改為二丈。開皇十年又規定丁年五十歲，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開始部分推行。

隋煬帝即位后，“除婦人及部曲、奴婢之課”。租調徭役完全按丁征收。

李淵建立唐朝后，武德二年(619)二月制，每丁納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此外不得橫有調斂。武德七年四月，又頒新的賦役令，規定：每丁納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每年交納綾(或絹、拖)二丈、綿三兩，不產絲綿的地方，則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折絹三尺。如果政府額外加役，十五天免調，三十天租調皆免，正役和加役總數最多不能超過五十天。賦役令還規定：遇有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十分損六以上免調，十分損七以上，課役俱免。這就是租庸調制的主要內容。以后雖不斷修訂，增加了一些新內容，但上述基本內容一直未變。

唐朝賦役令還規定，五品以上高級官僚及王公的親屬都可以按照品級在規定范圍內免除賦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中下級官吏只免除其本人的課役。征發課役的原則是，先富強，后貧弱；先多丁，后少丁。唐律禁止官吏在征發課役時違法及不均平。

租庸調由縣尉負責征收。庸調絹每年八月開始收斂，九月從州運往京城和指定地點，租則根據各地收獲的早晚進行征收，十一月開始運送。一般是物之精和地之近者運往京城，送交司農、太府、將作、少府等寺監。物之固者與地之遠者則送交邊軍及都護府以供軍用。

租庸調以人丁為本，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納同等數量的絹粟。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農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數量土地的基礎上的一種賦稅制度。唐高宗、武則天以后，直到唐玄宗統治期間，土地兼并日益發展，農民逐步失去土地，按丁征收的租庸調逐步成為農民沉重的負擔。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成為地主的佃戶。租庸調制與當時的土地占有情況日益不相適應。到了玄宗天寶(742～756)年間“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甚至戍邊死亡者也不為之除籍，戶部按舊籍征斂租庸調，地方政府則把虛掛丁戶的租庸調均攤到沒有逃亡的貧苦農民身上，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制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實行兩稅法時，正式宣布廢止租庸調制。

第三篇：農業科技史話(上)_耒耜

先秦時期的主要農耕工具。耒為木制的雙齒掘土工具，起源甚早。《周易?系辭》說神農氏“揉木為耒”，而《世本》則以為黃帝時人亻垂“始作耒”。現在所知，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已發現有保留于黃土上的耒痕。甲骨文中耒字作，刻畫出商代木耒的大致形象。雙齒之上有一橫木，表明使用時以腳踏之，以利于耒齒扎入土中，也即古人所說的“耒而耕”。耒在戰國文獻中也很常見，或和薪并提，據《考工記》，耒通高為六尺六寸，合今1.4米左右。耜為木制的鏟狀耕田工具，西周時為人們普遍使用，《國語?周語》所引《周制》，其中有“民無懸耜”之語。春秋戰國時仍繼續沿用，《孟子?滕文公》：“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呂氏春秋?孟春紀》說每年之春，天子要親載“耒耜”而來到籍田。《周禮》中還談到制作木耜的情況，《地官?山虞》：“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即選擇較小的樹木以作為耜材之用。《呂氏春秋?任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也。”可見耜之通高和耒相近。“其博八寸”是指其刃口的寬度，而《考工記?匠人》則說“耜廣五寸”，則耜刃的寬度似隨地而異。

戰國時耜也稱為，故《說文》云：“耜，也。”當時將苗和耒連在一起，如《韓非子?五蠹》說：“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以為民先。”由于方言關系，像東齊一帶稱為木里，如《孟子?滕文公》：“蓋歸反木里而掩之。”趙岐注：“木里，籠之屬。”

在鐵器出現之后，木耒、木耜也開始套上鐵制的刃口。如《管子?海王》說到當時鐵官時，以為“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這是這類工具變為鐵制的明確證據。在出土的實物中也有這方面的材料，如湖北江陵曾出土戰國時的耒。其形制是，從柄到齒皆為木制，柄略向后屈，雙齒則略向前彎，齒端套有鐵制的刃口。戰國時的實物未見。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木上面也套有鐵刃。戰國時的與此不會有太大差別。

漢代學者以為耒耜為一物。如許慎以為耒為上部，耜為下部，但都屬于木制。而鄭玄也認為上為耒，下為耜，所不同的是，以為耜為金屬刃口的專稱。現在根據《管子?海王》等記載來看，戰國時耒、耜為兩種農具，而且也為出土的實物所證實。

第四篇：農業科技史話(上)_靈渠

秦時開鑿，位于今廣西北境的運河。又稱言言氵零渠或零渠，也稱秦鑿渠。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著手開拓嶺南一帶，派尉屠睢率軍南下。為了運輸軍糧，命監祿督率士兵在今廣西興安縣境內開鑿運河，以溝通湘、漓二水，聯系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這條運河自此成為聯絡中原與嶺南地區的水路通道，除有舟楫之利外，又用于灌溉。它的主要工程包括鏵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鏵嘴是分水壩，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狀似犁鏵，以石筑成，角端所指與河水流向相對，把海洋河水一分為二，一流入南渠，一流入北渠。大小天平是位于鏵嘴尾端用石筑成的攔河壩，呈“人”字形堤，高度略低于河水堤岸。與河水東岸相近的一段稱大天平，同北渠渠口相銜。與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稱小天平，同南渠渠口相銜。天平作用是提高湘江水位，攔河蓄水，枯水季節，大小天平攔截全部河水入渠，以便水運。大水季節，洪峰漫過天平壩頂，流入海洋河故道，減煞水勢。從而使渠內流水，漲而不溢，枯而不竭，經常保持安全流量。南渠全長約30多公里，其中4.5公里為人工開鑿，以下利用原有河道前進。北渠約長4公里。南渠與漓江上游大溶江接通；北渠通入湘江。南渠、北渠流量為三比七，故有“湘七漓三”之說。

靈渠之名始于唐時。漢以后歷代對這條運河都有疏浚改建，并增添了新的工程。如泄水天平，在南北兩渠共有五處，主要用來調劑渠道水量。陡門為唐代寶歷年間(825～826)李渤主持修渠時創建，多建于渠道淺狹、水流湍急處。經過陡門攔阻，水位提高，流勢平緩，便利行船，其作用有如后世的船閘。”

第五篇：農業科技史話(上)_白渠

西漢武帝時在關中平原上修筑的溝通涇水和渭水的人工灌溉渠。因太始二年(前95)依照趙中大夫白公的建議開鑿，故稱白渠。或與北面戰國末年修筑的溝通涇水和洛水的鄭國渠并稱鄭白渠。渠起自谷口(亦作瓠口、洪口，今陜西禮泉東北)，引涇水東南流，經池陽(今陜西涇陽西北)、櫟陽(今陜西臨潼櫟陽東北)，東到下邦(今陜西渭南東北)，南注入渭水。長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頃。渠成，人樂其利，作歌贊美道：“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后。舉苗為云，決渠為雨。水流灶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東漢遷都洛陽，鄭國渠和白渠漸廢，對渭水流域農業地區的衰落很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