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范文

歷史讀書筆記－－摘抄

1、“ 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怔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似歷史的重點。由于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這是文章接近開頭的部分。看似簡潔的敘述，卻又能引起讀者興趣。而更重要的是，可能很多讀者都沒有想到，作者所說的“小事”，其實就是由萬歷皇帝、張居正、戚繼光、李贄、海瑞、申時行等大人物作為主角的。很好地體現了黃仁宇先生的見小見微的歷史理論分析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原名就叫作“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

2、“但是無論張居正如何精明干練，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條他是永遠無法干預的，這就是女色。”

“極為罕見的機會居然在1581年來到。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個宮女偶然地被皇帝看重。這個年輕的宮女就是后來所稱的孝靖王娘娘，萬歷稱之為恭妃王氏，她在和萬歷發生關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萬歷起初還不敢讓母后知道這件事，所以到了1582年陽歷3月，他一日而娶九嬪時，她還不在選。等到后來太后發現了這件事，不僅沒有發怒，反而因有了抱孫的機會而大為高興。王氏在7月被封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為常洛，是萬歷的長子。??但在各種正式的文書之中，常洛的頭銜只是皇太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頭銜必須經過正式的儀式鄭重冊封。

??元輔張居正沒有來得及參與這次大慶，竟溘然長逝。開始

得病，據說只是腹疾，有的醫生建議用涼藥下瀉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轉劇而至不治，這實非意料之所及。張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國賦稅，曾于1580年終以萬歷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量后統計還未開始，而他竟然赍志以沒，抱恨終天。??在這里，我們暫時放下萬歷皇帝失去了張先生的悲痛而接著敘述他和女人的關系。在九嬪之中，有一位后來就被封為皇貴妃、當時被稱為淑嬪的鄭氏，當時萬歷已經18歲了，但對一個14歲的小女孩一往情深。當她一經介入萬歷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腦后。更不尋常的是，他們的熱戀竟終生不渝，而且還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個極重的政治危機。

??鄭氏之所以能贏得萬歲的歡心，并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喜歡讀書，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專恃色相，則寵愛決不能如此的歷久不衰。??

她看透了他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實質上卻既柔且弱，也沒有人給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親，也常常有意無意地把他看作一具執行任務的機械，而忽視了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既會沖動又會感傷的“人”。??別的妃子對皇帝百依百順，但是心靈伸出卻保持著距離和警惕，惟獨她毫無顧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時又傾聽皇帝的訴苦，鼓勵皇帝增加信心。??她對萬歷優柔寡斷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種撒嬌譏諷的態度對他說：“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代工，萬歷皇帝在歷史

上是空前絕后的例子。其動機是處于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成為太子。這一愿望不能實現，隧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郁郁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向這樣雙方堅持達十年之久。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再也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向這樣又二十年。??

在御宇48年之后，萬歷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力，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既恭妃王氏的棺木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十年。由于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所以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這一段摘抄跨度較大，亦有刪減。

有一句經常用來評價此書的話是這么說的：“歷史竟然可以這么寫！”我覺得，黃仁宇先生之所以是個較有爭議性的人物，也是始于他這種類似寫小說的敘述歷史的風格。但是這樣的歷史書籍在今天看來并沒有什么不好，反而是通俗易懂且引人入勝，這對引起讀者共鳴來說是難能可貴的。而且黃仁宇先生總能抓住經典、有趣的實例，一針見血地揭示出問題的尖銳性，即使不明說，卻亦能讓人有所感悟，可以說是智者之為。這幾段的摘抄，主要是在描寫書中最主線的人物——萬歷皇帝，是如何在潛移默化中帶領著這個朝代由中興走向了衰敗。制度不允許他的個性得到發展，亦無法滿足他的精神需求。在書里，我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歷史，而是有著有血有肉、個性鮮明、內心矛盾的“人”的歷史，可能這樣以來文字會帶有一些主觀的色彩，但是比起那些單純由經濟、政治、文化來機械地分析歷史問題的文章，難道這些文字不顯得更有魅力？我想這也就是為何黃仁宇先生的歷史書籍能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亦是如今不少暢銷書籍的竅門所在。）

3、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拼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萬歷十五年，丁亥次年，表面上似乎的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貪污無比，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通通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

（文章前后呼應，在最后章節點出了大明王朝的癥結所在，這可能也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癥結所在。我們在為曾經那樣的輝煌的人物、輝煌的王朝感嘆、惋惜之時，是否也應反思？）

第二篇：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二》

萬歷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輔張居正嚴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讀經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開始萬歷皇帝也想按著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嚴重旱災時，甚至親自步10里為百姓祈雨。但是經過一些事情，慢慢發現的人性和體制的復雜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對他嚴格說教的導師張居正個人生活被揭發是如此腐敗，而文官打倒張居正的文官的目的，顯然又和他萬歷初想的并不一樣。當他想自己能主導政治時，卻發現想做任何的改變，就會受到非常大的阻力，這些以道德和祖法為工具的阻力讓他難以對抗。黃老先生講明朝是文官體系為統治的，不如直接講以儒家意識形態為統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難對這種意識形態有任何的挑戰。最后萬歷選擇妥協，以道家無為來默默的發泄他的不滿和進行抵抗。書中儒家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以及這種意識形態和人性的沖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為。

張居正政治上厲行改革，做為萬歷的老師，對皇帝嚴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滿口節儉，而私生活極其奢侈。厲行改革，卻又不了解實際情況，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時也得罪了一批人。結果一死，整個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時行做為首輔，行為卻和張居正完全不一樣，在處事上他信奉調劑折衷的原則來調節文官間，皇帝官僚間的矛盾。這種行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協的產物。海瑞更是個爭議的人物，他嚴格尊崇孔孟之道,對崇尚道德，嚴守法律。他的這種行為，當時的官僚對

其即希望是一個社會道德的標桿，又知其的脫離現實性，對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為。海瑞個人可以通

過自律及對價值的追求了來到達，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脫離人性，必然不具備大眾性。其很多行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極端推崇，休了兩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還有對個人欲望的極端抑制，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離的。其行為對具體事物的處理效果，也頗受爭議，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會的事情復雜，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當時的精英階層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當時的知識份子，對這種行為也有爭議，象李贄就明說有時清官比貪官更誤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敗也能贏當時讀書人非常看中的名譽，處事固執而不知變通，往往導致事情往壞的方面發展。在寫戚繼光和李贄也真實的把其多面性呈現給了作者：戚繼光有軍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納妾，行賄張居正的一面。李贄一個學者，思想家，其對人對己對社會的妥協與抗爭記述，也非常真實。這種性格多面性的記述更加體現了人性。

現代大眾社會行為學說，通常一個人對事物的看法或觀點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場，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觀理性。黃老先生能客觀理性的研究這段看似平常，確是很典型的歷史時間，并且又能非常客觀理性的呈現給大家，確實是讀者的幸運。

讀后，感覺最深的是，價值觀的影響力，不僅對個人的行為，道德，和幸福觀起決定影響，而且任何團體，社會，宗教，國家都是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其影響深遠，決定整個體制。決策面和執行面還有基層中間過長的距離和脫節導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權的社會體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對社會穩定其作用，社會發展更依賴于技術方法和本身的規律的研究。個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會群體中有時是矛盾的，社會群體和個人很多規律是相反的。

第三篇：萬歷十五年_讀書筆記

讀《萬歷十五年》之感

1587年的中國，萬歷十五年，談不上浮萍破碎，風雨飄搖，就像是冬日午后的太陽，雖然還是在散發著光與熱，但卻已不復當初的榮光。一個龐大的帝國，小心翼翼，舉步維艱地維持著向前的步伐，時不時被鞋里的沙硌得腳疼。

平淡卻不平靜的1587，有著萬人崇仰的民族英雄，有著模范的官員，有著激蕩的思想家，同時也有著灰心喪氣的皇帝，有著變法失敗的首輔，和一個腐朽卻依舊難以撼動的制度。雖貴為天子，但萬歷在很多的事上卻無法遵從自己的意志。很有趣，歷代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權都是越來越集中。但在明朝，在萬歷這，中央集權的程度卻不增反降。遙想朱元璋開國時期，可謂是真正的說一不二，但萬歷，在立儲這種大事上，卻要被文官集團所要挾。文官集團占據倫理道德的制高點，擁有對道德的詮釋權，對萬歷任何違反“傳統”的事情處處指責。與其說這是民主的曙光，還不如說這是幾十年權利傾軋的結果更加的合適。集權的依舊沒有改變，但卻已不是集于萬歷一人。相比萬歷，張居正是幸運的。即使不英年早逝，他的改革也很可能失敗。改革是和整個文官集團的利益有沖突的，必然遭受他們的抵抗。盡管張居正位極人臣獲得萬歷的無限支持，但想單槍匹馬贏得這場戰爭也斷無成功的把握。而且即使張居正改革成功，也無法從根本上挽救明王朝。張的改革只是對頹廢的政局的縫縫補補，明朝基礎的禮教制度并未改變。即革成功，最多中興大明，延緩明朝滅亡的速度，而無法挽救它滅亡的命運。海瑞的橫空出世只是徒增了一個青天形象和留下一段道德模范而已，并未使王朝的政局產生太大波瀾。海瑞相信嚴刑峻法可以治國，并將四書中的禮儀道德作為至高原則。殊不知二者根本上不能并列。法律要求嚴格規范，道德本身則比較含混不清。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忠實實踐最高的道德準則，為此，他不惜冒犯龍顏，直斥同僚，但是他沒注意到自己所處的時代本身上就是一個混沌的官僚社會，并無明確的法律，甚至法律處處讓位與道德，而且海瑞的施法裁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對道德的理解，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思想界也是沉悶的。由于堅持治國的一元化，即國家基礎是傳統道德，而傳統道德來自于儒家的孔孟之道，尊孔重道，排斥“異端學說”，壓制個體的個性解放和獨立思考是明朝的必然。這也就容易理解李贄的荒誕了。一方面他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對其學說贊同理解，另一方面對儒家引申出的清規戒律持懷疑態度，追求個性解放；一方面他是一個傳統儒家思想的信徒，另一方面他又是唯心主義的鼓吹者的，他集中體現了王朝深處思想的矛盾和危機。年輕的萬歷失敗了，立儲只是一個爆發點而已。張居正也失敗了，他甚至連自己的名聲也沒有保住。申時行，戚繼光，海瑞，李贄......他們就像是一潭死水里面偶有的微瀾，注定壯志未酬，甚至，身敗名裂。寂靜的黑夜，只有著貪婪的沙沙聲，一點一滴的在侵蝕著古老帝國的血脈。黑暗里的先行者，雖然各自努力吶喊，卻還是無法喚醒大部分的人來撼動黑暗。

萬歷年間，是承上啟下的一個分界線，從此明朝的統治就無可救藥的走向了下坡路。歸納《萬歷十五年》，萬歷年只是明朝建國以來矛盾沖突的爆發點，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則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其中一切角色注定逃不開悲劇的色彩。

第四篇：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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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禮”對萬歷年間的雙重影響

對于喜歡歷史和政治的人來說，黃仁宇對于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詳了，至于他的《萬歷十五年》更是如雷貫耳。《萬歷十五年》是黃仁宇用英文親自譯寫，1979年5月交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公元1587年，是為明萬歷十五年，就在這樣一個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朝廷卻發生了許多看似雖似末枝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的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整本書一共七章，第一章：萬歷皇帝；第二章：首輔申時行；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活著的祖宗；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作者以人物為線來寫這本書，可謂生動易懂，也較好串聯，更應證了“橫看成嶺側成峰”這句話。

說《萬歷十五年》很有價值，我想這在于很多人認為萬歷年間到了后來，皇帝罷朝也能維持這個國家的運轉。我在看了這本書之后，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一個字——禮。在整本書中，每一章基本都提到這樣一個“禮”字，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下“禮”對萬歷年間的影響。

禮在中國古代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作為典章制度，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作為道德規范，它是國家領導者和貴族等一切行為的標準和要求。孔子曰：不學禮，何以立？而荀子更是著有《禮論》，認為禮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等級制度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萬歷皇帝是個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從繁復的成人冠禮到有條不紊的推辭、接受登基，再到登基后按照各種禮儀照章辦理。我們可以從各種細節處看到“禮”在萬歷年間的重要性。

在午朝是否被訛傳事件中，萬歷皇帝本來可以付諸一笑，但是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而這次的處罰也竟及于全部京官。明朝以文人管理為數千千萬萬的農民，其先祖就以禮儀這個要點，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此次全體京官自相驚擾，實在不成體統，不符合“禮”。

其次，萬歷皇帝對于其母慈圣皇太后的“禮”。書中寫道：有時萬歷用宮內的傀儡戲來討取太后的歡心，在她下轎之前，也必須跪在庭前恭候慈駕；在多年后，盡管萬歷皇帝越來越少地臨朝，但每當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卻仍然親臨皇極門接受百官的慶賀。

而不僅萬歷自己注重禮儀，對于大臣也是如此要求。在參加早朝之前，凡有資格參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區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際就要在宮門前守候，負責糾察的御史開始點名，并且記下咳嗽、吐痰等以至于牙笏墜地、步履不穩等等屬于“失儀”范圍的官員姓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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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候參處。

在封建時代，禮維持社會、政治秩序，鞏固等級制度，調整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和權利義務的規范和準則。禮既是中國古代法律的淵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萬歷年間，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大小官員，恪守本朝制定的規章立法，嚴格按照本朝的章程來做事，來才會形成這樣的一種平衡，使得皇帝罷朝了，整個朝廷仍然以它特有的模式運轉下去。

可以看到，在書中寫到的每一位大臣都是嚴格奉行“禮”的。無論是張居正以嚴格的制度捆綁文人，使文人集團對其不滿，還是申時行兢兢業業，堅持調濟折中的原則，海瑞的正直，重視法律，執法不阿等等，每一位各司其職的大臣都是在禮法的規范下，循序著一種模式而運行，可以說“禮”在萬歷年間使得社會得以正常運轉。

但是，我們看到，也正是因為這個“禮”，萬歷皇帝才會罷朝，才會被其下的文人集團逼得無可奈何，一代帝王竟然要以罷朝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來報復其大臣。

因為這禮制，萬歷皇帝在之后幾件想自己做主的事上吃了閉門羹，無法逾越這禮法。在許多插曲中，萬歷皇帝要冊封他的愛妃鄭氏為皇貴妃的事件竟成為了影響深遠的政治斗爭的契機，導致了今后數十年皇帝與官僚的對立，而且涉及整個帝國。后來，萬歷皇帝想要以三皇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從張居正的事件中明白了，他和別人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于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竟長達十年之久。使得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沖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文官集團也以消極態度應付局面，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我們看到，在這一方面，禮維持了整個王朝的幾十年運轉，但是同時，在這一長期的發展下，也為之后的覆滅埋下了地雷，導致整個王朝的崩潰。一個皇帝，在如何正確利用“禮”來達到皇帝、大臣、民眾之間的平衡對于當時的社會是至關重要的，不管哪一方做大，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是不利的，所以以禮來達到平衡可以說在當時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篇：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萬歷十五年（1584）讀書筆記

個人主要看法和觀點 讀后主要困惑和問題

數年前，曾收到過一本母親的朋友贈送的《萬歷十五年》，當時將它作為一本故事書囫圇讀完，只覺文筆優美流暢，內容引人入勝，并沒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業要求的泛讀書目中看到這本書，重新翻開，細細品讀，感覺到的是蘊藉其中的是對于歷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書從五種人物的角度出發，以萬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為點，來深度剖析當時的政治制度，試圖從制度角度來說明明朝的衰亡，這種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張居正：生前身后兩重天

萬歷十三年（即1582年），萬歷皇帝最為倚重的元輔張居正去世，這位半生力求改革、權傾朝野的首輔大臣不會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蓋棺定論為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則的佞臣，隨后張家被抄，其親屬被奪官流放。

一個厲行改革的首輔大臣，曾一度掌管著舉國的決策大權，卻淪落至此，子孫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噓。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對錯皆以道德和禮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張居正提倡厲行節約，自身作風卻不儉約，成為最后百官彈劾他的主要著眼點，以至于磨滅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績，而將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張家追繳的家財相加總共僅十余萬兩白銀之數，這對于一個眾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賣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應有的家產出入甚大。這其中暴露出輿情的局限性與極端性，所謂“倒張”，聲張者也僅僅是為自己的爵祿著想，而非出自對王朝的忠誠。

這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之一，每個人，無論官階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說中任何一點存在著污點，他/她便可能成為其他人攻訐的對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錯過，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強大的輿論氛圍，也便可以使你“死無葬身之地”，開棺戮尸之舉見諸史文。

中國人向來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樹大招風，風必折之”，統治者難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脅到其地位，同僚也不會允許存在著一個時時刻刻能威脅到自身利益的官員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這種恐慌的根源，一旦一個人位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其權力也相應的膨脹，其也愈加難以約束自身的欲望，呂不韋，王莽，鰲拜，都曾站上統治階級的最高層，但最后都難得善終。跳出這些人所做所為的對錯而看，有些“罪狀”，是這些權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說，有些事情是因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結果。比如說，“任用私人”，這是最常見于描述所謂“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奸臣權臣需要靠“私人”穩固自己的權力，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來協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針，了解各地州郡實情。整套統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講道德的基礎上，何談以科學、客觀的手段治國理政？況且，舊時交通不便，又有誰能考證這個縣今年產了多少稻米，那個縣水澇災情究竟如何呢？這種條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頂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來獲取相對真實的情況。

而張居正所力行的改革，總體而言，對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嚴追各地應繳賦稅等政策，但整個王朝積弊已深，又因為他的位高權重和鋒芒畢露，威脅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遷。于是，反張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張對朝廷貢獻之大，與萬歷皇帝關系之親，讓心懷不滿者無處下手。只能等到世間再無張居正，才終于掀起一股倒張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參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隨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渾渾噩噩原地蹣跚的軌道。

萬歷十五年，前任首輔大臣張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漸漸淡去，繼任者申時行戰戰兢兢地維系著皇帝與文官間脆弱的平衡，四萬名身著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與文淵閣間形成了一條強大而牢固的韁繩，控制著這個時代的走向。

朱翊鈞：不勝人生一場醉

《萬歷十五年》的又一個亮點在于黃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與我們傳統觀念截然不同的皇帝，萬歷皇帝朱翊鈞。與我們一般人認識中皇帝至高無上，說一不二的形象不同，萬歷的人生可以說是寫滿了妥協與無奈。

萬歷皇帝十歲登基，以首輔張居正為師，全國事務多由張居正為首的內閣大學士代為擬批。前期的萬歷，守禮儀，上早朝，習儒家經典，可謂是“勵精圖治”，對于國事充滿熱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時親自步行到天壇祈雨，親自操練禁軍。但隨后由于張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輔助，更為糟糕的是張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們集體發難，要求清算張居正，萬歷在輿論和證據的雙重壓力下，只能痛苦萬分地在張居正死后幾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師。從中，他漸漸體會到朝堂爭斗的陰暗性。

但是在萬歷十五年前后，皇帝發現自己不過是帝國統治下的一個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會被文官的奏疏所“參”，雖然以溫和的口吻，但本質上是挾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變，否則就是愧對祖宗的基業，有損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

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正如黃仁宇先生書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的，超過理智的范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他成為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縱，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

漸漸地，萬歷看透了這一切，自己雖然貴為天子，但卻生來就沒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親都要以君臣相稱，所謂“孝道倫理”漸漸成為了符號化、形式化的機械行為；為立儲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勸誡，便是因為他喜愛自己的次子勝于長子，而大臣們萬萬不會允許“廢長立幼”如此有違倫理傳統的事情發生。萬歷發現自己所擁有的權利，只是在文官集團控制下的一點權利，只要他的決策危及文官集團的利益，便會被各種奏章壓得喘不過氣來。

至此，他終于明白了自己這個皇帝只不過是封建禮教的一面旗幟，是文官集團所制造的符號象征，從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層地說，他只不過是這家帝國馬車上最尊貴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馬車夫，他根本無力控制這個龐大帝國的前途，他所作的決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變，即便他是皇帝，因為帝國這架馬車被一股強大到無法想象的兩千年來所積累古老的力量所挾持著向前。他看透了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辭職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國的一腔熱血都咽進了肚子里，以消極的方式與文官集團對抗，不批準任何的人事變動，不出席慣例性的儀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時光花費在與太監們擲錢游戲上，用最消極的也是唯一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個帝國的無奈。

從中可見，即使是身為皇帝，在面對封建禮教所積累下來的強大的蠻橫的力量時，也只能無奈嘆息。因而，這么一個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龐大的帝國機器，一步步走向終點的時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這也是作者想說的，在萬歷十五年，這么一個沒有大事發生的年份，我們的古老帝國的命運已經通過這些人物的悲劇展現在了我們面前。而萬歷皇帝，作為身處這個漩渦最中心的一個人，這一切最深刻的體會者，企圖用皇宮的深院高墻來隔絕自己意愿相沖的一切，他不會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寵愛的貴妃被定為“禍害”，孤居冷宮而終。

Q：為什么封建制度會走向消亡？

這本《萬歷十五年》，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這本書并未羅列出一個又一個數據和事實來說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筆一墨寫下所謂“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過一個個身處時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經歷，讓我們感覺“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以道德作為標尺，也是我國從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責任內閣制，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變遷中，一直存在的一個現象。在民眾認知水平普遍低下的過去，很難灌輸給百姓一種易于接受的法律觀念，只能用能夠口口相傳，代代相承的道德作為規則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僅僅是作為一個補充品，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條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規定的刑罰“笞、杖、徒、流、死”無不是重刑。

其實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這種提倡目的并不單純，讓道德代替法律，讓帝國的司法從屬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就能使政府的統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團的思想行動趨于一致，從而達到維穩的目的。這方面還有個例子，直接摘抄書中所說：“儉樸本來是一種美德，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提倡儉樸，充其量不外是一種手段，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狀態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員想支持公道，做點好事，也會因為各樣的限制，甚至是經費問題而不了了之。由此，長期以往，會造成帝國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脫節，使倫理道德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辭，做事時則另有一套。無論是皇帝還是首輔，想從中找一個折衷方案幾乎不可能。

當然，這種道德的提倡也有積極的一面，有時候會讓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難時，不惜犧牲自己以完成任務（如下圖內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說：“他們帶有沖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不能將其視為制度的優良特征，并且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輔張居正父親去世請求回鄉，皇帝奪情不允，張便是“貪戀祿位，不肯丁憂“；皇帝親自操練禁軍，便是“有損承平氣象”；諫臣所言激烈，傷及君王尊嚴，皇帝也不能將其貶斥，因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據無不是儒家傳統觀念，與傳統不符，與道德不一，便是錯。

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應該建立在完善的規章制度之上，用以補充技術上所難以企及之處。

萬歷十五年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份，但卻因為黃仁宇的一本書成為了一種現象的代名詞。今天，是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就職的日子，有人說美國將迎來其的“萬歷十五年”時刻。而在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數年后，重新讀這本書，又從中體會到這本書寫的不止是歷史上帝國的興衰，而是社會的興衰，時代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