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蠻”者,湖湘文化之源

“蠻”者，湖湘文化之源

新華網湖南頻道 2001年3月9日14:

41湖湘文化的特質，可以用一個“蠻”字來概括。這個“蠻”，首先是一個地域的和民族概念。

商周之際，長江以南為吳、楚兩大諸侯國的封地。兩國未立之時，這里都是蠻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荊蠻的擁護，得以站穩腳跟，建立吳國。楚國立國的時間不如吳早，熊繹在周成王時始封于楚，比太伯作吳的時間晚了大約一百年。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兩國在對待商周文化和蠻族文化的問題上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吳對黃河文化，特別是周文化采取一種認同的態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體系的過程中，注重并自覺地向黃河文化學習。楚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楚在兼并周圍的小國家和要求周給予王的稱號時，往往打出“我蠻夷也”的旗號，要挾對方。這種以蠻夷為標榜的事實，說明了楚人對蠻夷文化的認同。正是這種認同，楚人把自己推到了周人的對立面，使周人對他懷有戒心和敵對情緒。楚文化及楚人受到周文化和周人的歧視。這種歧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并未能促使楚人象吳人那樣去向周文化學習，反而使楚人產生一種逆反心理，在“蠻”的特質的方向上發展。

司馬遷在述及吳、楚兩國中的蠻族時，分別使用了“荊蠻”和“楚蠻”兩個不同的名稱。按照我們現在的一般理解，荊與楚兩個地理概念大致相當，荊蠻也就是楚蠻。但是，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中只稱荊蠻不稱楚蠻，在《楚世家》中只稱楚蠻不稱荊蠻，可見，荊蠻與楚蠻在司馬遷那里是有區別的，而且，這種區別是十分清楚嚴格的。從兩文的比較中，我們可以大概推知，以太伯作吳為界線，太伯作吳以前，江南之蠻通稱荊蠻，太伯作吳之后，司馬遷就改稱夷蠻，或直呼之為吳了。名稱的變換表示著內容的變換，表明蠻人的一部分與吳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邊遠的地方遷移。司馬貞《索隱》說：“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指的或者就是這種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帶的楊越(粵)，也就是蠻族人的一支。它構成楚蠻的一部分。

作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蠻文化特質的原始層，就是它的帶有原始野性的“蠻”。這種“蠻”的特質的內涵，包括“沅有芷兮醴有蘭”的自然環境；包括“被薜荔帶女羅”的服飾；包括“信鬼而好祠”的民風民俗，包括“蓽露藍蔞”(《楚世家》)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蠻”的文化物質的第二個層面是強烈的鄉土意識和懷鄉戀鄉情結。但是，這種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內的楚人身上表現特別強烈，特別突出。《離騷》說：“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項羽和劉邦都是楚人，他們在勝利之后，都想要回歸故鄉。這些，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鄉土意識，難解的懷鄉、戀鄉情結。“蠻”文化特質的第三個層面便是愛國主義精神。國、家、鄉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愛家、愛鄉與愛國不是一回事，它們有范圍、層次的區別。只有愛國主義才是一種最崇高最廣大的愛，屬于最高層次。我們同樣可以說，愛國主義在楚人身上表現最為強烈，最為執著。蠻，也就是執著。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俗諺中，我們可以見到這種蠻，這種執著。屈原更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在他的不朽之作《離騷》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屬于第三個層面的，還有一種自強的精神，從先王熊繹立國荊山開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種蓽露藍縷、奮發圖強的精神。這種精神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齊、晉、魯、衛，昔封皆受寶器，我獨不(否)”。(《楚世家》)這種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問鼎周室，不斷開拓疆域。把楚國的版圖擴展到淮河、黃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的廣大地區。只是后來由于楚國內部發生了矛盾，給秦國造成了可乘之機，后來居上，統一了中國。否則，歷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楚人自強之心并未泯滅，如上所述，秦滅楚之后，民間便流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俗諺，而秦亦竟為楚人所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作者：羅敏中，1944年生，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湖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湖南省船山學社理事，湖湘文化教育精神“蠻”的特質的觀點最先提出者。）來源：

作者：羅敏中

第二篇：湖湘文化精神

從“新時期”湖南小說看湖湘文化的擔當精神

摘要湖湘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支系文化，其形成和發展受到了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同時湖湘文化名人對湖湘文化的塑造及定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時期”湖南小說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長期受湖湘文化影響和浸潤的作者創作的作品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子”，“新時期”湖南小說從小說中的人物這個側面反映出了湖湘文化的強烈的擔當精神。

關鍵詞“新時期”湖南小說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秉筆直書

文學的地域性，一方面表現為同一區域的作家在題材、主題選擇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對特定的地域歷史文化精神的傳承。隨著源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文化湘軍”的興起，帶有典型“湖湘文學”烙印的“新時期”湖南小說逐漸走進公眾的視野。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重要體裁，是社會現實的反映，這些土生土長或者長期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湖南作家創作的小說或多或少融入了以湖南人、湖湘地域及湖湘文化為創作背景的素材。這些小說題材、內容雖有不同之處，但源于湖湘文化的擔當精神卻一脈相承。

一、“新時期”湖南小說

從時間方面界定，“新時期文學”是指76年4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后尤其是78年12月十一屆山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后開始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新時期文學的歷史還很短，作為一個獨立時段的文學成就還有待歷史的驗證，但毫無疑問這個時期的文學是與這個時期的經濟一樣繁榮。這個時期社會現實急劇變化，受到沖擊的文化觀念不斷變化，不同時空的價值共同交匯，大眾文化的興盛、精英文化的轉型、主流文化的分化使一些貌似對立的命題和諧地共生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之中。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文化湘軍”逐漸走進公眾的視野，成為文化界的一朵奇葩。這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有了深刻的變化，反映社會思潮的文學作品雨后春筍般的呈現出來。小說作為文學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真實生活的一種反映。本文擬以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古華的《芙蓉鎮》以及閻真的《滄浪之水》為例，探討一下湖湘文化的擔當精神。

二、湖湘文化的影響因素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湖湘文化作為中華大地上的一支地域性文化，自有其特點。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一種特定的“生態文化”，也就是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的影響。關于這一點，錢基博先生曾就湖南的地理環境對湖湘文化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發表過獨到的評述：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

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1]

湖南東西南三面環山，峰巒起伏，交通不便，所以主要靠發展小農經濟。貧乏的土地資源促使人們不得不精耕細作，長期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孕育了湖湘民眾吃苦耐勞的品格，鐘靈毓秀的山山水水，使得湖湘子弟的思維更加敏捷，周遭山水阻隔封閉的地理環境，培養了湖南人的獨立意志，同時促進了湖南人如魏源“開眼看世界”敢為天下先的一種開拓進取精神的形成。作為最基本的土地不會增多，也不增值，即使從政經商也受制于資源貧乏的限制，使得湖湘子弟中有志者大都能走出家鄉，走出湖南，也總是渴望外部世界，在廣闊的天地中盡顯聰明才智，這與近代湖南大地上走出眾多的革命家軍事家有莫大的關系。他們心系天下，關心民眾，以天下為己任，這就是湖湘文化擔當精神的體現。

三、小說中湖湘文化的擔當精神 小說都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都是以生活中的某些人或者某些事為藍本的，都是通過對現

實的描繪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盡管采用了紀實與虛構相結合的手法，作者也僅僅是通過藝術手法對某些人物形象進行了藝術的處理與加工，使其更加具有代表性，更加生動形象，但是其內在邏輯卻是真實的，是一種源于現實卻高于現實的藝術作品。

“新時期”湖南小說的內在精神主要有以下六個特點:一是心憂天下，敢于獻身的愛國精神；二是以天下為己任,秉筆直書的高度社會責任感；三是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四是舍我其誰，慷慨赴死的犧牲精神；五是居安思危的強烈憂患意識；六是自強不息，不畏強暴，堅韌不磨的奮斗精神。

（一）、心懷天下，勇于獻身的愛國精神

心憂天下，敢于犧牲的愛國精神也就是一種憂國憂民意識。對這句話最恰當的注解大概

就是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了，這就是湖湘文化所浸潤下的湖湘人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反映。

張揚的《第二次握手》主人公蘇冠蘭、丁潔瓊、葉玉涵就是科學報國的典型。留美物理

學家丁潔瓊作為發明原子彈的核心成員之一，在目睹美國政府將原子彈投入到日本廣島和長崎，使日本遭受生靈涂炭之災后歷經千辛萬苦毅然要求回國，放棄美國政府提供的優厚待遇，就是明證。而蘇冠蘭、葉玉涵這對中年夫妻更是精忠報國的代表，他們終生致力于中國的醫療研究事業而無怨無悔。在古華的《芙蓉鎮》中，以“芙蓉姐”胡玉音的人生遭遇為主線，借特定歷史時期人民生活的升遷沉浮，揭露了“左”傾思潮對人心靈的戕害，揭露了“文革”的反動本質。作者通過對文革期間的種種壓制人的行為的控訴與反思，實際上就是作者心憂天下精神的體現。閻真的《滄浪之水》中池大為涉世之初，四處碰壁，依然堅守著信念，內心充滿了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使命意識和天下千秋的承擔情懷。身居高位后，池大為并未完全充斥庸人氣息，游刃于官場的波詭云譎之間卻時常告誡自己做個好官，盡力做好事。池大為作為一個接受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繼承了父輩的[1]錢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學風.一套傳統的價值理論，即使在后來的仕途中與父親預設的軌道相脫離，仍心懷百姓，不得不說是湖湘文化的愛國愛家情懷的一種體現。

（二）、以天下為己任，秉筆直書的高度社會責任感

李大釗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對此的最好詮釋。在任何一個社會，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永遠都要做道德的守護神，做丑惡的鞭撻者，做社會的中流砥柱。一個健全的社會，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充當社會底線的捍衛者這么個角色。時代敬重那些奮筆疾書針砭時弊的魯迅式“下筆見血”的英雄人物。他們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抱負，鋪紙握筆則見世間冷暖。這種秉筆直書精神作者做到了，作者筆下的人物也做到了。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張揚寫出了曾被列為“禁書”的《第二次握手》的首版，并

因此而入獄甚至險些丟掉性命。書中歌頌科學救國，贊美知識分子，謳歌了主人公為了理想和信念，勇于犧牲自我，報效國家和民族的優秀品質。另外，作品頌揚了“小資產階級愛情”，在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文藝作品以革命樣板戲一枝獨放的社會氛圍里，刻意去描述和贊美所謂“才子佳人”、“一見鐘情”之類的小資故事，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背道而馳的。這便是張揚的那種秉筆直書的高度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閻真的《滄浪之水》寫了年輕知識分子池大為在官場上的異化過程，道破了某種長期被

遮掩的用人潛規則。池大為兢兢業業、關心群眾卻處處受制，連孩子上個幼兒園也費盡周折，后來他學會了吹吹拍拍、弄虛作假，立即飛黃騰達，官至廳長。無論這些作家對生活是謳歌的，還是批判的，我們都不難看出他們那種家國天下的情懷和對國家、民族出自內心的熱愛。與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相承的，是湖南小說源于湖湘文化獨立根性的秉筆直書精神。池大為下鄉調查全省的血吸蟲病狀況，堅持按照實際情況匯報調查狀況，就是源于知識分子的一種秉筆直書精神。

（三）、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

張揚的《第二次握手》中，留美女物理學家，在美國各學術權威的學術霸權的欺壓下，毅然憑借著自己卓越的學術水平，推翻了學界大師的理論，并在自己嚴密的思維邏輯的支撐下創立了鼎鼎有名的“丁氏理論”，便是湖湘文化敢為人先開拓精神的一種體現。閻真的《滄浪之水》中，池大為在官至廳長身處體制內中之后，在當下官場的混亂之中，仍然能夠抵制住各種各樣的經濟利益誘惑，依然能夠以一個“清官”的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言行，著實是一種對當代渾濁不堪的官場環境的一個“顛覆”，對體制的強烈碰撞，是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的真實再現。

（四）、舍我其誰，慷慨赴死的犧牲精神

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對這句話的生動闡述。《第二次握手》

中丁潔瓊回國后得知自己一生的摯愛蘇冠蘭已經成家的事實后，下定決心放棄首都優厚的條件到遙遠的云南邊陲高寒山區為國效力，這種堅定地態度就是湖南擔當精神的真實寫照。《滄浪之水》中池大為不也可以為了堅持自己心中的信念置自己的前途而不顧，勇敢地承擔了社

會正義的重擔嗎？戴妙良這個形象的刻畫不就是當代優秀的共產黨員的一種典型嗎？

（五）、居安思危的強烈憂患意識

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屈原在湖南的活動及其文化創造,以及他在湖南懷沙

自沉的壯烈舉動，給湖湘文化注入了一種新的精神，新的價值，即超越了巫儺文化過分關注現實人生和現實生活的功利主義原則，而注入了一種超越現實功利的精神追求，對民族、對國事、對時局極度關心和重視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國家民族、為道義理想而九死不悔、不屈斗爭的堅韌意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奉獻精神以及為真理、為道義而勇于探索、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這些都是屈原精神的實質所在，也是其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新的精神和新的價值。這些對后來湖湘文化的正式定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第二次握手》作者借丁潔瓊這一優秀的中國女科學家留美期間奮發圖強取得巨大成就的描寫，弱國子民在外國取得了超越眾多學術權威的成果，科學救國的思想躍然紙上，這就是作者在新中國當時國內安定的環境下對美帝國主義等西方國家對我國經濟封鎖外交孤立政策的一種強烈擔憂。《芙蓉鎮》的作者無疑對文革的思考達到了一個高潮，反思文革的荒謬本質，對國家和人民強烈的熱忱在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滄浪之水》末尾池大為將父親生前留下的《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池大為精神世界徹底坍塌的過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人們的價值觀念隨著市場經濟得到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池大為作為“庸俗的雅人與儒雅的俗人”的化身，不僅僅是個人的代表，而是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代表，是一種主流價值觀念的反映。作為知識分子，社會中流砥柱的池大為，甚至從事“社會良心”的媒體行業的胡一兵也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發生了的“蛻變”，這就是令作者憂心的源頭，寄寓了作者對當代年輕人的價值重構的一種期盼。池大為在父親墳頭的一股清風撲面而來，不正是一股社會主義新風的降臨嗎？

（六）、自強不息，不畏強暴，堅韌不磨的奮斗精神

楊度“若到我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這種奮斗精神，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來做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者！幾十年前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著冰蹄領子彈不足的兩千云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仗，他們是何等堅韌不拔的軍人！”

這三部小說都是催人向上的經典之作，以生動的形象勾畫出了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借主

人公命運的起伏把作者心中的那種對祖國最虔誠的熱愛之情表現的淋漓盡致，不管是《芙蓉鎮》似的對歷史事件的深入思考，還是《第二次握手》、《滄浪之水》對主人公的精致刻畫，都將作者心中的理想寄托在了主人公身上，以此相襯的便是作者對湖湘文化堅韌不磨的奮斗精神的推崇。

四、結語

小說里的人物就是現實中人的再現，“新時期"湖南小說在湖湘文化的根性上深入挖掘，作品深深了打上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烙印，我們管窺蠡測，僅以少量的幾本小說來解讀擁

有深厚底蘊的湖湘文化，雖有有失偏頗之嫌，但是多多少少可以窺見湖湘文化的一點“影子”。言而總之，湖湘文化的擔當精神就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精神，是一種傳統的強烈的出仕精神的表現。

參考文獻：

（1）王馳、劉鳴泰、劉克利主編.湖湘文化大觀[M].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發行，2000

（2）文選德著.湖湘文化古今談[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M]，2006

（3）田中陽著.湖湘文化精神與二十世紀湖南文學[M].長沙：岳麓書社，2000

（4）劉洪濤著.湖南鄉土文學與湘楚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5）劉旭主編.湖湘文化概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第三篇：湖湘文化的主要內容

湖湘文化的主要內容

2011-07-01 13: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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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哲學思想：湖湘哲學思想，以宋代胡安國為開創者，歷胡宏、張拭、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以至毛澤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以理學的道德精神與經世致用的實事實功相結合，這種學術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續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輩出，雖然他們的政治立場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講理想、重經世的學術文化風格卻是—致的。”

湖湘文學藝術：稟承著屈原憂國憂民的文學傳統和胡安國“經世致用”的哲學傳統，湖湘文學藝術具有“文道合一”的明顯特點。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這一特點，在毛澤東身上也鮮明地反映出來。

湖湘史學：經世致用的哲學思想，也在湖湘史學中反映出來。湖湘史學具有以下明顯特點：

一、經史并重。以經義作為批判歷史的最高依據，述史是為了闡發經書義蘊，闡發經書內蘊是為了維護歷史傳統。

二、說古是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為了針砭時弊。研究歷史并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檢討興亡教訓，尋求國家中興和救亡圖存的歷史借鑒。“這種為經世致用而重視史學的精神，為當前政治服務而重視史學的傳統，影響了湖湘史學的發展方向。”

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興于宋代，歷時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重視學思并重與知行統一，重視獨立思考與理性批判。岳麓書院就是此一傳統的見證與代表。

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態度，南岳大廟中的佛道儒共處就是典型事例。對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堅決的批判態度。湖湘學者從宋代的湖湘學派開始，都主張“入世”，堅持“實學”，強調“學以致用”，所以都從社會學與認識論的角度對宗教進行過批判。特別是對于基督教的陰謀活動，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國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區。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區的一致活動。

湖湘民俗民風：湖湘是我國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長的歲月里，各個民族由于歷史沿革、居住地域、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豐富多彩的傳統習俗和民族風情，又互相滲透，彼此影響，匯合而成一種個性鮮明獨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學技術：由于對實踐與實用的重視，湖湘科學技術素稱發達。早在商周，青銅冶煉已具相當規模。近代的銻都，更為全國冶煉之冠。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嘆為觀止。它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將湖湘文化獨特的科學品格盡現無遺。

中國近、現代史“放湖南人出一頭地”，使三湘人才噴薄激涌的景象蔚為壯觀，這一放便放出許多的轟轟烈烈，放出無數的可歌可泣。孫中山曾在誄詞中稱道宋教仁：“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從來就不缺少這樣的第一人，魏源是中國早期洋務派中極力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第一人，郭嵩燾是中國外交界中仗節出使歐洲的第一人，譚嗣同是中國維新派中為變法流血的第一人，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中國同盟會的第一人，陳天華是中國留日學生中為正義事業憤然蹈海的第一人……。楊度在《湖南少年歌》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強音：“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可不是只圖悅耳的花腔，而是他代表湖南人打從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

第四篇：湖湘旅游文化第五講

第五講

授課內容：長沙與馬王堆漢墓

教學目標：熟悉長沙旅游資源與旅游業發展；

了解并掌握馬王堆漢墓文化；

教學重點：馬王堆漢墓介紹

教學難點：馬王堆漢墓文化

教學方法：講授法、討論法

教學時數：2課時

【課程回顧】

請聯系學過的知識，向游客介紹岳麓書院中你所熟悉的一個或多個景點（前門、赫曦臺、大門、二門、講堂、御書樓、文廟、教學齋）。

【課程內容】

一、景點歷史文化

湖南省會長沙市的東郊有兩座土丘，因外形很像馬的鞍具被當地人叫做“馬鞍堆”，后來訛傳為“馬王堆”。據一本地方志記載，馬王堆是五代十國楚王馬殷的家族墓地。又曾被附會為長沙王劉發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雙女”。1971年底，當地駐軍在馬王堆的兩個小山坡建造地下醫院，施工中經常遇到塌方，用鋼釬進行鉆探時從鉆孔里冒出了嗆人的氣體，有人用火點燃了一道神秘的藍色火焰??

二、馬王堆漢墓簡介

20世紀70年代發掘的長沙馬王堆一、二、三號漢墓，墓主人分別為西漢長沙國丞相、轪侯利蒼和夫人辛追及其兒子。出土珍貴文物3000余件，為研究漢初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提供了翔實的資料，豐富了人們對漢代文明的認識，也為漢初考古確立了年代標尺。

1、馬王堆漢墓墓主

（1）1972年1月16日至4月28日，發掘了一號墓。出土漆木器、紡織品、帛畫、竹簡等珍貴文物1000多件及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

利蒼夫人——辛 追，一號墓墓主，利蒼之妻，生年不詳，逝于漢文帝后元1年(前163年)左右，享年約50歲，出土時遺體保存完好。

（2）二號墓由于墓室密封不嚴，曾多次被盜，槨室已朽塌，僅殘留印章、漆器、玉器、銅器等 200多件器物。

利蒼——二號墓墓主，第一代轪侯。生于戰國末年,逝于漢高后二年(前186)。早年參加秦末農民起義、楚漢之爭。漢初任長沙國丞相。惠帝時封為轪侯。

（3）1973年11月19日至12月13日，發掘了三號墓。出土帛書帛畫、簡牘、漆木器、紡織品等珍貴文物1000多件。

三號墓墓主是利蒼的兒子，逝于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約三十多歲，出土時僅存遺骸。生前是一名武將，曾參與指揮朝廷征伐南越國的戰爭。

2、馬王堆漢墓文物

（1）鎮館三寶

千古遺容——轪侯夫人“辛追”遺體出于一號墓內棺，出土時身高1.54米，1

體重34.3公斤。雖在地下沉睡了2100多年，但外形保存完整，全身潤澤，皮下軟組織柔軟而富彈性，關節尚可活動。眼睫毛、鼻毛尚存，左耳里鼓膜完好，手指、腳趾紋清晰。

“辛追”遺體——解剖發現其內臟器官保存完好，膠原纖維與剛去世的相似，細如發絲的肺部迷走神經歷歷可數，血管里尚有凝固血塊，血型Ａ型。病理檢查她生前患有多種疾病：冠心病、動脈粥樣硬化、多發性膽石癥，并在直腸和肝臟內發現鞭蟲卵、蟯蟲卵、血吸蟲卵。在其食管、腸胃內發現有138 粒半甜瓜子，可知她死于瓜熟季節，據病癥推斷可能由膽絞痛引起冠心病發作致死，去世時年約50歲。遺體得以保存是世界防腐史上的奇跡。歷二千多年而不腐，主要原因是密封、深埋形成的低溫、缺氧和無菌的環境，另外棺內80多公升棺液也具有抑酶作用。

T型帛畫——整幅畫全長205厘米，內容從上至下可分為天上、人間、地獄

三個部分。華蓋以上為天上部分。華蓋以上為天上部分。正上方有一人首蛇身、披發而坐的神。根據“山海經”記載，它是威力巨大的燭龍神｜主管著天氣的陰晴和晝夜的變幻。右邊繪有九個紅色的太陽半隱半藏在藍色的扶桑樹中。傳說扶桑生長在東海，有幾千丈高，十個太陽在此棲息并輪流出去值班。而畫中卻只有九日盤旋其中，另外一個太陽可能正在值班尚未歸來。最大的太陽中繪著一只黑色的鳥，古人稱之為“金烏”，其實這是古人對太陽黑子的觀測結果。左邊則是一輪彎月，月下一個美麗的女子輕舒廣袖翩躚而T社。有人說她是月神正托舉月亮緩緩升起，也有人說是偷取了不老丹藥的嫦娥向月宮飛去。月中一只肥胖碩大的蟾蜍口銜一株靈芝草，而體態輕盈的玉兔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天門兩旁兩位守門神一司闔正躬手而立，恭敬作揖，歡迎升天的老夫人。下面的圖畫可能是老夫人去世后家人守靈祭祀的場景。他們面色青藍，神色肅穆，盡顯哀傷之態。地獄里赤身裸體的地神——鯀正平托著白色的大地，腳下踩踏著兩條意欲興風作浪的鰲魚，制止地震山崩的發生。地府中更有面目猙獰的怪狗和雙目圓睜的貓頭鷹，鎮壓鬼怪妖魔不去侵擾老太太的亡靈。

素紗襌衣——衣長128厘米，通袖長190厘米，一號墓出土。面料為素紗，緣為幾何紋絨圈錦。素紗絲縷極細，共用料約 2.6平方米，重僅48克。它代表了漢初養蠶、繅絲、織造工藝的最高水平。

（2）其他珍貴文物

彩棺巨槨（guǒ）——棺是殮尸的葬具，槨是放置棺木及隨葬品的葬具。一

號墓槨室內四周設邊箱，中間設棺室，棺室中放置4層木棺。棺和槨共用木板70塊，約合成木材52立方米。宏大的木槨和華麗的套棺，是西漢進步的生產技術、浪漫神奇的文化藝術的物證。

云紋漆鼎——高28厘米、口徑23厘米，一號墓出土，旋木胎（外形旋削而

成）。出土時鼎內尚有藕片浮在水面。一號墓出土了大量陪葬用漆器，如杯、盤、化妝盒等，杯盤內底上寫有“君幸食”、“君幸酒”字樣，外表光亮如新，足見漢初漆器制造工業之精。有的學者認為，這些漆器應該是當時由四川生產的。

【課后作業】背誦馬王堆漢墓陳列館導游詞

【課堂小結】通過一問一答的方式讓學生熟悉所講授景點的知識點，學生都能積極參。

第五篇：湖湘文化代表作

楚辭

（戰國?楚）屈原撰。屈原（前343—前278），名平。楚國貴族。懷王時，任左徒、三閭大夫。因遭讒誣，被疏遠。頃襄王繼位，將其流放江南沅湘間。秦破楚，悲憤萬分，懷石投汨羅江死。是我國古代偉大愛國政冶家和詩人。著有《離騷》、《九歌》、等25篇，后人集為《楚辭》。司馬遷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史記》）《離騷》之作，開創楚辭一派文體，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前承風雅后啟漢賦之重要作用，對后世影響甚大。藝文類聚 100卷（唐）歐陽詢編。歐陽詢（557—641），唐朝著名學者，書法家。長沙人。此書為唐開國初高祖李淵詔歐陽詢、令狐德棻等編修，歷時3年，于武德七年（624）纂成。因詢負責總成，故相傳只署其名。全書百馀萬言，分天地、人事、博物3大類46部。列子目727，以“事居于前，文列于后”方式編排。各條之“事”均摘自經史諸子等書，“文”則輯錄詩賦作品，因之名《藝文類聚》。該書為我國古代編輯較早內容較完備之大型百科全書。其主要貢獻是保存了大量唐以前文獻資料，所引古籍1431種，90%以上為今不傳之書，對研究古代文化，整理、校勘、集佚古籍，具有重要價值 周子全書 22卷（宋）周敦頤撰。周敦頤（1017—1073），宋明理學創始人。道州營道（今道縣）人。其詩文集版本甚多。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濂溪集》7卷，似為最早刊本。久佚。此后，代有輯刊，或曰《濂溪集》，或曰《周元公集》，或曰《周濂溪先生全集》等。此書系清乾隆間董榕編，收錄了周敦頤的全部著作以及后人關于周氏的記載與評論。內有《太極圖說》2卷，《太極圖說發明》4卷，《通書》4卷，《太極圖說通書發明》6卷，《周子遺文并詩》1卷，《周子遺事》1卷，《附錄》1卷，《年譜》1卷，《列代褒崇》1卷，《文錄》1卷。清乾隆中刻本。此外，《四庫全書》所載《周元公集》9卷本，清道光間新化鄧顯鶴所編《周子全書》9卷本，內容亦較完整，均為研究周敦頤及宋代理學之重要資料。春秋傳 30卷（宋）胡安國撰。胡安國（1076—1138），南宋理學家、湖湘學派創始人。字康侯。建州崇安（今屬福建）人。北宋紹圣四年（1097）進士。曾提舉湖南學事。南宋建炎三年（1129）舉家自湖北荊門遷居湘潭碧泉，后定居南岳。紹興二年（1132）高宗命其為侍讀，專講《春秋》，安國乞在外編書，于紹興六年（1136）撰成《春秋傳》以進。《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書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和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此書南宋時，定為經筵讀本，元、明列為科舉取士之經文定本，為湖湘學派的重要文獻，對后世影響較大。

圭齋文集 15卷，附錄1卷（元）歐陽玄撰。歐陽玄（1283—1358），元代史學家、文學家。字原功，號圭齋。瀏陽人。此本由其宗孫銘、鏞編集。卷一為賦頌5篇；卷二至卷四收古近體詩148首、詞12首；卷

五、卷六為記27篇；卷

七、卷八為序38篇；卷九至卷十為神道碑、碑文、碑銘、哀詞、傳等28篇；卷十二為經疑、書義、策等5篇；卷十三收詔、表、冊、銘、說20篇；卷十四為題、跋20篇；卷十五錄贊、疏、書啟及祝告文38篇。共收錄詩文341篇。卷十六附錄，收入元張起巖奉旨為歐陽玄父歐陽龍生所撰神道碑及危素所撰歐陽玄行狀。后附明成化本、《四部叢刊》本等。此外，清新化鄧顯鶴據瀏陽紹文堂本，增輯有《圭齋集》16卷首1卷末1卷，凡收錄詩文339篇，后又增補23篇，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邵州東山講舍刻本。懷麓堂集

100卷，（明）李東陽撰。李東陽（1447—1516）。明詩人。茶陵人。《懷麓堂集》，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茶陵學正廖方達所校刊，凡詩稿20卷，文稿30卷，詩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又有雜稿10卷，包括《南行稿》、《北上錄》、《經筵講讀》、《東祀錄》、《集句錄》、《哭子錄》、《求退錄》7種。李氏不失為明代詩文之宗，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之風，影響頗廣。尤以詩著稱，風格典雅工麗，在成化、弘治年間，形成以其為首的茶陵詩派。廖氏刻本外，又有嘉慶八年（1803）茶陵重刻本，后附法式善、唐仲冕所輯《年譜》7卷。此外，李東陽還有《懷麓堂詩話》（一稱《麓堂詩話》）1卷，論詩主性情，重格律。1983年岳麓書社將《懷麓堂集》改名《李東陽集》點校出版。

楊嗣昌集（明）楊嗣昌撰。2005年岳麓書社整理出版。底本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舊鈔本《楊文弱先生集》57卷，另補錄未收稿一卷、《武陵競渡略》一卷、《薛文清公年譜》一卷。有奏疏42卷，召對紀事2卷，書9卷，詩2卷，記、揭、論、解、說、碑銘、序、募書、題跋、銘2卷。另附目錄1卷。明崇禎刻本。楊嗣昌（1588—1641），字子微，號文弱。武陵（今常德）人。萬歷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其著作為明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學等多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同時，他的詩詞、散文反映了湖湘地方風土民情、山水風光，是研究明末文學史以及地方文化史、社會史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楚寶

45卷，（明）周圣楷撰。周圣楷，明末史學家，湘潭人。該書記錄自春秋戰國至明代湖南、湖北的人物事跡與地理名勝。分大臣、名勝、大將、名將、智謀、諫諍、文苑、良史、命使、典故、真儒、諸子、孝友、忠義、獨行、真隱、列女、方伎、異人、宦績、遷寓、山水、名祀、列仙、名釋、祖燈26門。明以前史事，悉錄正史傳記中的原文，明朝人物事跡則取材于當時的各家文集、譜諜、里巷傳聞。各門均有論斷，間有考證。清人鄧顯鶴依據正史，兼采方志、書傳、筆記，進行史實考異增輯，分別附于每卷末尾，其中對地理廢置沿革辨析甚多。為研究楚史的重要文獻。

船山全書（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學者。字而農、號姜齋，衡陽人。《船山全書》自1988年起由岳麓書社陸續出版，全書共16冊，約1000萬字。是王夫之著作的新編全集。王夫之一生著作繁富，過去曾有過清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節署本和民國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書店本兩種《船山遺書》，但均收錄不全，校勘不精，且二書均無標點句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書局等出版了一些船山著作的標點本，但也很不全。《船山全書》共收船山存世著作73種，凡371卷，是迄今匯編其傳世著述最全，點校較好，附錄資料最為豐富的一部船山全集。它是中國古代杰出的思想文庫，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發展高峰，承前啟后，對湖湘文化影響深遠。九溪遺書（清）王文清撰。王文清（1688—1779），清經學家、教育家。字廷鑒，號九溪。寧鄉人。清雍正二年（1724）進士。授九溪衛學正，故人稱九溪先生，主岳麓書院14年。九溪經學，名重當時，為乾隆間湖南著名學者。一生著述甚多，凡五十馀種，其《讀通鑒論》、《宋論》諸書，卓越千古，《考古源流考》、《典制大義》，則于古今典章制度考據甚悉。九溪著述大多星散，后進不知其名。尚有《周禮會要》、《讀史紀略》、《九溪家訓》、《鋤經文略》、《鋤經馀草》、《鋤經續草》、《海內嚶鳴集》、《天祿擬草賦》等傳世。沅湘耆舊集

240卷，（清）鄧顯鶴、鄧琮編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新化鄧氏小九華山樓刻本。鄧顯鶴（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新化人，詩文名于當世，著有《南村草堂詩文鈔》等40余種。是集前編為鄧琮輯編，為40卷，收錄湖南沅水、湘水流域地區自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時期歷朝公卿、布衣、閨閣、釋道等人著作330家，詩歌2230余首，于作者生平事跡、著作均有介紹。正編為鄧顯鶴輯編，收錄沅湘一帶明清詩人1699人，詩作15680首，體例同于前編，于作者生平事跡、著作亦有載。與《資江耆舊集》為姊妹篇，是重要地方文學著作之一，集湖南歷代詩人詩歌之大成。陶文毅公全集

64卷，（清）陶澍撰。陶澍（1778—1839），清學者、官員。字子霖，號云汀。安化人。謚文毅。此書卷首有像、序、題詞、目錄等。卷一至卷三十為奏議，卷五十三至卷六十四為詩集，收錄古近體詩600余首。卷末為陶氏行述、墓志銘、神道碑銘等。清道光間刻本。岳麓書社1998年出版有此書點校本，易名《陶澍集》，分上、下兩冊，增加其所著《蜀輶日記》。皇朝經世文編

120卷，（清）賀長齡等編。道光七年（1827）刊行。賀長齡（1785—1848），清代理學家。善化（今長沙）人。此系仿照明末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體例，選輯清初至道光以前議論時政的官方文書、論著、奏疏、書札而成。640人，2236篇。分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綱。綱下再分子目。此書影響很大，是研究清代歷史的重要史料。隨后有張鵬飛之《皇朝經世文編補》、葛士浚、盛康等《皇朝經世文續編》、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等10余種，綱目有所變化，增添了洋務等內容。浮邱子

12卷，（清）湯鵬撰，清同治四年（1856）刻本，4冊。湯鵬（1801—1844），字海秋，益陽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幼工詩文。著有《明林》、《七經補疏》、《晚香室賦集》、《海秋詩集》等13種。是書約20萬言，前有清同治四年熊少牧序，桐城姚瑩《湯海秋傳》，上元梅曾亮《戶部郎中湯君墓志銘》。卷一：《則古》上、中、下等7篇；卷二：《白術》上下等6篇；卷三：《去壅》等9篇；卷四：《儒解》上中下等10篇；卷五：《尚安變》等7篇；卷六：《九材》等s篇；卷七：《 愛》等8卷；卷八：《訓名》，上中下等5篇；卷九：《釋和》上下等10篇；卷十：《訓吏》上下等7篇；卷十一：《訓厚》上、下等9篇；卷十二：《釋優》等8篇，合計是書收錄湯氏子部著作89篇。1987年岳麓書社據同治本點校鉛印出版。

魏源全集

20冊，（清）魏源撰。魏源（1794—1857）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名遠達，字默深。邵陽人。此書岳麓書社自1989年起陸續整理出版，其中收入的著作按經、史、子、集四部為序，計有：《詩古微》2卷本和20卷本，《書古微》附《禹貢說》、《古微堂四書》、《老子本義》、《蒙雅》、《圣武記》附《夷艘寇海記》、《海國圖志》、《元史新編》、《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補錄》、《皇朝經世文編》、《淮北票鹽志略》、《凈土四經》、《詩比興箋》、魏源傳記資料、大事年表、行蹤圖、魏源研究百年回眸。此外，經過廣泛征集和尋訪，編入許多未刊的散篇文章、詩詞、楹聯、讀書筆記、私人信札等。是一部迄今為止最完整系統的魏源著作集。對于研究魏氏本人思想及清代學術、思想文化和中外關系均有參考價值。

自敘帖

（唐）懷素書。懷素（725-785），唐草書大師。長沙人。號藏真，俗姓錢。幼年出家，初習佛經、歷律書，后經意于書法，以“狂草”名世。自敘帖，共702字。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帖大歷十二年（777）書，講述懷素學書的經驗和當時人們的品評。該書首尾貫通，盡管給人迅疾駭人的感覺，但每字點畫體勢都準確地體現了草書法度，顯示出作者精深的功力。自敘帖是他流傳下來篇幅最長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書的代表作，影響深遠。賈長沙集（漢）賈誼撰。賈誼（前200—前168），西漢政治家、文學家。洛陽（今屬河南）人。年十八以能詩善文稱譽于郡。后被文帝召為博士，遷太中大夫。后為大臣周勃等人中傷，貶長沙王太傅。從文帝三年至六年（前177—前174），在長沙生活約4年，著有《吊屈原賦》、《鵩鳥賦》、《諫鑄錢疏》等傳世名篇。《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書》均載其有《賈誼集》。原書久佚。明代刊有《賈長沙集》10卷，內容即《新書》78篇。又有張溥輯《賈長沙集》，收賦5篇、文9篇，載入其所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有點校本《賈誼集》，收入《新書》文56篇、疏7篇、賦5篇，附錄佚文、傳、大事年表及序跋等，內容較為完備。為西漢政論文與辭賦得杰出代表，其政論后來成為西漢的國策。

東洲草堂詩文鈔 50卷，清何紹基撰，同治六年（1867年）長沙刻本。20冊。何紹基（1799-1873）。清詩人、書法家。字子貞，號東洲，晚蝯叟。道州（今道縣）人。歷任國史館和武英殿協修，纂修、總纂、國史館提調，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主考官，書法精妙，卓然自成一家。且學識廣博，著述豐富。著有《東洲草堂詩文鈔》等30余種。是書《詩鈔》前有同治六年（1867年）何紹基自序。合計《詩鈔》收錄何氏詩詞1560余首。《文鈔》計有文章338篇。總計收錄何氏詩文詞賦1900余篇。2008年岳麓書社點校出版《何紹基詩文集》，并整理其書法作品匯編成《何紹基墨跡》。湖南文征

（清）羅汝懷主編，署“湖湘后學集編”。凡190卷，書首附姓氏傳4卷。為元、明、清三朝796位湘人的作品匯編。共分元、明文、國朝文兩門。元、明文54卷，國朝文135卷，補編1卷。國朝文收至同治初年止。所收之文自奏、議、論、說、考、辨、序、跋、記、傳、箴、銘、贊、啟、詞、賦及詞臣擬進之文、外吏公牘之稿，凡4000余篇，諸體皆備。主要收輯已經散落的舊帙，其中又以收輯發明經史、敷陳政術、考見風俗、能說山川、可備掌故之文為主。

（光緒）湖南通志

288卷，首8卷，末19卷，（清）李瀚章、卞寶第修，曾國荃、李元度等編纂。《（光緒）湖南通志》上承前修舊志，補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史事，紀事止于光緒九年（1883）。約1200萬字。分地理、建置、賦役、食貨、學校、典禮、武備、封建、名宦、職官、選舉、人物、方外、祥異、藝文等15志，末附雜志。每志再分子目，以綱統目，以簡御繁，條理尚稱明晰。又為圖90、表

2、目60。所引諸書皆具列原文，標明出處，頗為精詳完善。卷中按語參考同異，均典賅可取。其武備、選舉、人物諸志記載湘軍史料甚多；人物志特設技術目、輯存湖南歷代能工巧匠、名醫國手事跡；祥異志載周代迄清日月星辰天文史料近千條；雜志中立辨訛一目，深符續志糾謬之宗旨；志中繪列之輿圖大都出自新化鄒氏輿地世家之手，詳賅精審，獨具特色。是志于同治七年（1868）開局采訪，經六年編輯成稿，光緒五年（1879）付梓開雕，光緒十一年（1885）編成印行。是志為湖南方志的總結和典范，體例嚴謹，資料宏富，上自秦漢下迄近代，凡有關湖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無不博采文獻，考證典籍，堪稱湖南的百科全書。曾文正公全集 185卷，（清）曾國藩撰，李瀚章輯，清同治光緒間長沙傳忠書局刻本；1932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1936年上海國學整理社印本。曾國藩（1811-1872），號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1838)進士，選庶庶士，歷任禮、兵、工、邢、吏部侍郎。贈太子太保，謚文正，因以名集。工書法，擅詩文，文秉銅城衣缽，為一時所宗。其家書、日記。奏稿、批稟，人頗稱道。著有《曾文正公日記》、《奏章》等數十種。全集分卷首1卷、奏稿30卷、書札33卷、批稟6卷、十八家詩鈔28卷、經史百家雜鈔16卷、經史百家簡編2卷、鳴原堂論文2卷、詩集4卷、文集4卷、雜著4卷、求闕齋讀書錄10卷、求闕齋日記類鈔2卷、孟子要略5卷、年譜12卷等。自清光緒三年問世后，以后陸續刊入家書、家訓、大事記、榮衰錄等，始成今書。1974年臺北文海出版社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今岳麓書社點校注釋匯編的《曾國藩全集》較原著《曾文正公全集》大有增補，是集諸本之上乘，為一部完整的曾集，有裨于中國近代史和太平天國史研究。左文襄公全集

135卷，（清）左宗棠撰。光緒十六年（1890）長沙萃文堂刻本。128冊。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湘陰人。清道光舉人。卒謚文襄，因以名集。卷首有《國史本傳》、《神道碑》、《墓志銘》等。依次為奏稿總目一卷，謝折2卷，奏疏64卷，文集5卷，詩集1卷，聯語1卷，說帖1卷，書牘26卷，批札7卷，咨札1卷，告示1卷。后列左宗棠在湖南巡撫幕府時代擬的《張大司馬奏稿》4卷和《駱文忠公奏稿》10卷。附羅正鈞撰《左文襄公年譜》10卷。嗣后收入沈云龍主編，1974年臺灣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和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左宗棠全集》均是據萃文堂本《左文襄公全集》為底本。1986年岳麓書社以原刻《左文襄公全集》為基礎，標點校勘注釋出版了新的《左宗棠全集》。這是最完善的左宗棠集，是研究左氏一生軍事、政治活動和思想言行的第一手資料，對于了解晚清政治、軍事以及思想文化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養知書屋詩文集

43卷，（清）郭嵩燾著。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16冊。郭嵩燾（1818—1891），清學者、外交家。字伯琛，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湘陰人。此書分為文集和詩集兩個部分。文集共28卷，7大類。卷1和卷2為考、釋、論、辨；卷3至卷8為序、跋；卷9至卷13為書牘；卷14至眷16為贈序、壽序；卷17和卷18為行狀、傳略；卷19至卷24為墓志銘、神道碑；卷25至卷28為雜文；卷29至卷43為詩集。1984年岳麓書社整理出版標名為《郭嵩燾詩文集》，是書收錄郭氏詩文詞賦1130首（篇）。其文獻反映了近代湖南和中國力主學習西方富強之策的特殊歷程。是研究郭嵩燾生平和清末政治思想文化的參考資料。

胡文忠公遺集86卷，32冊。（清）胡林翼撰，清曾國荃輯。同治三年（1864）武昌節署刻本，胡林翼（1812—1861），湘軍首領。字貺生，號潤芝。益陽縣人。是書卷首為本傳、行狀、年譜、序跋、題詞等，書前有清同治六年（1867）冬月湖廣總督官文序和秋八月江蘇巡撫署湖廣總督李瀚章序等，卷一至五十二為奏疏，卷五十三至五十八為書牘，卷五十九至八十三為《撫鄂書牘》，卷八十四至八十六為批札，合計是集收錄胡氏奏稿、書牘、批札940余篇。1999年岳麓書社整理出版《胡林翼集》包括奏疏、書牘、批札、家書、詩文聯語等，以及他主編并予以批注的《讀史兵略》、《讀史兵略續編》，共5冊。此書為晚清歷史研究提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并是研究中國近代軍事史的重要參考書。

彭玉麟集

（清）彭玉麟撰。彭玉麟（1816—1890），湘軍將領。字雪琴，謚剛直。衡陽縣人。早年投奔湘軍，系湘軍水師的主要將領。彭玉麟身后部分文字曾刻集刊布，但未見合集。此書包括奏稿、電稿、詩詞、聯語、文集、書信等部分。另收入同治十三年刻印的《衡陽縣志》、《榮哀錄》及彭氏年表及彭氏著述版本目錄。《彭玉麟集》中奏稿部分的底本系晚清著名學者俞樾所編的《彭剛直公奏稿》。其電稿部分，主要移自《張之洞全集》。詩詞部分亦以俞樾所編之《彭剛直公詩集》為基礎。聯語、文集、書信部分則據此次廣為搜集所得而編次。該書2003年由岳麓書社整理出版。國朝先正事略 60卷，（清）李元度撰。清同治五年（1866）循陔草堂刻本，24冊。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號天岳山樵，平江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舉人，歷官浙江鹽運使、云南按察使，遷貴州布政使，卒于任。著有《天岳山館詩文鈔》、《國朝先正文略》。纂修《（光緒）南岳志》、《（同治）平江縣志》等20余種。是書擇清廷表率人物事略撰成，此編成于清同治五年（1866）。書首有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曾國藩序，同治五年（1866）三月李元度自序。收入同治以前的清代人物1108人，分為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7類。1991年岳麓書社整理出版。是書是清人在清代撰寫的唯一的綜合性大型人物傳記。湘綺樓全集

26種321卷，（清）王闿運著。清光緒、宣統間刻民國12年（1923）年年湘潭王氏匯印本。王闿運（1833—1916），清末文學家、詩人。字壬秋，晚號湘綺老人，湘潭人。清咸豐七年（1857）舉人。曾入曾國藩幕，先后主講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等。清宣統間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館館長。《湘綺樓全集》，是書收錄王氏著作《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注》、《詩補箋》、《春秋公羊何氏箋》、《論語集解訓》、《爾雅集解訓》、《莊子內篇注》、《楚辭釋》附《唐詩選》《湘軍志》《湘綺樓詩集》《湘綺樓文集集》等。是為《王闿運全集》的最足本。今岳麓書社整理出版了《湘綺樓詩文集》、《湘綺樓詩日記》、《湘軍志》數種。是研究王氏思想及清末學術、思想文化的參考資料。

曾紀澤遺集

（清）曾紀澤著。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湘鄉人，曾國藩長子。此書系根據清光緒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總局版《曾惠敏公遺集》加以標點、分段整理而成。其中奏疏6卷，記述了曾氏出使英、法、俄時所撰有關中外商務、中法戰爭、中俄伊犁問題談判等奏折、信函內容。另文集5卷，詩集4卷，日記2卷。其文獻反映出近代湖南與中國較早接觸和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振興中華地求索歷程，是研究晚清政治、外交及思想文化的參考資料。

譚嗣同全集（清）譚嗣同撰。譚嗣同（1865—1898）。近代資產階級維新派人物、著名維新思想家。字復生，號壯飛。瀏陽人。此書由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上、下冊。上冊分為《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卷第一》、《莽蒼蒼齋詩卷第二》、《莽蒼蒼齋詩補遺》、《遠遺堂集外文初稿》、《遠原堂集外文續編》、《石菊影廬筆識》、《興算學議》、《思偉壹臺段書短書》、《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10個部分；下冊分為《仁學》、《報章文輯》、《壯飛桉治事十篇》、《書簡》、《拾遺》、《附錄》6個部分。該書不僅在編輯上比以前所出譚氏文集進了一步，而且在內容上增加了一部分未刊手稿、手札等，是一部完備的譚氏著述結集。

楊度集

楊度撰。楊度（1875—1931）原名承瓚，字哲子，后改名度，號虎公，湘潭人。是集為楊度詩文書札函電專集。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收錄楊氏的論文、講演、函電、公牘、詩詞、聯語、雜著（課卷、試卷、書序、公啟、碑文）等200余篇（首）。計有《湘君賦》并序，《三國志贊》注、《圓明園圖歌》、《致王闿運書》、《談籌安會》、《新續高僧傳》序、《挽孫中山聯》、《唐詩選評》、《杜氏家祠落成頌》、《自挽聯》、《岳陽樓聯》、《學佛》、《自題小像》等代表作。有裨于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研究。

經學歷史

（清）皮錫瑞撰。為20世紀初作者給岳麓書院學生講經學史所編之講義。皮錫瑞（1850—1908）。清代著名今文經學家。號鹿門，又號麓云。善化縣（今屬長沙市）人。此書10章，分經學發展為開辟時代、流傳時代、昌明時代、極盛時代、中衰時代、分立時代、統一時代、變古時代、積衰時代、復盛時代等十個時期。系統敘述經學發展演變的諸階段，既重實學考據，又主張通經致用，從今文經學的立場出發，對各個時期的歷史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和評價。李肖聃稱：“其書明群籍之大義，述今學之家法，足裨始學。”（《湘學略》）周予同稱此書“為經學史辟了一新途徑”，“對于初學者，真可稱為‘循循善誘’。”有光緒三十三年（1907）湖南思賢書局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周予同注釋本由商務印書館1928年編入《學生國學叢書》，1929年收入《萬有文庫》；1955年作者修訂注釋，195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葵園四種

（清）王先謙撰。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字益吾，同治四年進士，曾官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中年歸里，先后主講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岳麓書院。一生潛心于學，整理古籍，尤著盛名。其《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后漢書集解》、《莊子集解》等，向為學者推重。王氏還輯選了《皇朝經解續編》、《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等大部頭書，校刊了《郡齋讀書志》、《合校水經注》《養知書屋集》等許多書籍。其一生所著、編、校、注、輯、刊的著作達五十種，計三千二百余卷以上。稱之為我國文化學術史上的通家大師。《葵園四種》，包括《虛受堂文集》、《虛受堂詩存》、《王先謙自定年譜》、《虛受堂書札》，是研究王氏學問和思想的重要資料。

黃興集

黃興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1874—1917），近代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原名軫，字厪午，后改名興，字克強，善化（今長沙）人。曾留學日本。辛亥革命時任武昌首義革命軍總司令。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著作被中華書局1981年匯編為《黃興集》出版。系搜集黃興的政治論文、講演、函電、公牘、詩詞、聯語等600篇匯編而成。書末附有黃興的生平年表及逝世通告等。該書是新中國成立后編成的第一部黃興文集，為研究黃興的思想和生平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反映民國建立的重要理論和艱難實踐，對于整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宋教仁集

宋教仁撰，陳旭麓主編。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分上下兩冊。宋教仁（1882—1913）。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民國初年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之一。字遁初，又作鈍初，號漁父。桃源人。此書輯入宋氏論文、函電、評論、公文、詩作、專著和日記，計247件。其中一部分是未刊稿。各件均按撰述時間順序編排。該書不僅提供了有關宋教仁生平及思想的比較完整的資料，而且對于了解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思想和活動也有參考價值。

蔡鍔集

蔡鍔撰。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蔡鍔（1882—1916）。護國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近代杰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原名艮寅，字松坡。邵陽人。此書系據《蔡松坡先生遺集》、《護國軍筆記》、《護國運動見聞雜憶》、《護國運動史資料選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及家藏手稿等整理而成。分為事略、年譜、重要軍政文電、文選、家書五個部分依次編排。某些資料為他書所不及。其文獻反映民國建立的復雜歷史過程。

陳天華集（清）陳天華撰，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點校鉛印本。1982年增訂第二版。陳天華（1875—1905），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原名顯宿，字星臺，又字過庭，別號思黃。新化人。1903年獲公費赴日留學，回國后策動反清起義。著有《猛回頭》、《警世鐘》等書。主張反帝反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影響很大。是集收錄陳氏《述志》、《敬告湖南人》、《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國民必讀》、《中國革命史論》、《先考寶卿府君事略》、《致留日學生總會諸干事書》、《致湖南留學生書》、《絕命書》，附《陳星臺先生〈絕命>跋》等20種（篇）。有裨于中國民主革命史研究。

帝王春秋 易白沙撰。民國十三年（192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84岳麓書社重新整理印行。易白沙（1886—1921）新文化運動學者。字白沙，號越村、月村。長沙人。此書博采我國史載中有關帝王的史實，以揭露歷代帝王荒淫腐朽、殘暴害民的罪惡，并附加按語、評論，以作批判。書中摘引頗為詳盡，從人祭、殺殉、弱民、媚外、虛偽、奢靡、愚暗、嚴刑、獎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個方面將“吾國數千年殘賊百姓之元兇大惡，表而出之”，以追究中國貧窮落后之根源，探索救國救民之道路。

齊白石全集 齊白石繪。1996年湖南美術出版社整理出版。齊白石（1864－1957），中國畫壇的一代巨匠，20世紀中國書畫藝術大師，世界文化名人。原名純芝，字渭清，號蘭亭，字浜生，晚號白石老人。后改名璜。湘潭人。一生中創作了數以萬計的繪畫與篆刻作品，為世人矚目。全集計收入其繪畫與雕刻作品2206件，篆刻作品1850方，書法作品296件，詩文50萬字，涵蓋齊白石的畫、書、印、詩詞聯語、文抄、題跋等，展現了齊白石各歷史階段代表性作品及各品類的精華之作，實現了集齊白石作品之大成。

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撰。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卷，其中1951年9月出版的第一卷，收入毛澤東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的著作17篇。1952年4月出版第二卷，收入毛澤東從抗日戰爭爆發到1941年5月的著作40篇。1953年4月出版第三卷，收入毛澤東1941年3月至抗日戰爭勝利時期的著作31篇，1960年9月出版第四卷，收入毛澤東從抗戰結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期的著作70篇。1964年4月，又出版《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又多次再版。除漢文版外，還由民族出版社翻譯成蒙、藏、維、哈、朝5種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由外文出版社翻譯成英、法、西、俄、德、日、阿拉伯、朝、越、緬、泰、印尼、印地、烏爾都、波斯、意、葡、世界語等18種外文出版；由北京盲文出版社翻譯成盲文出版。1977年4月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毛澤東1949年9月到1957年11月的著作70篇。1991年，選集第一至四卷又出修訂版，增加了《反對本本主義》一篇，并對注釋作了進一步修補。選集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的成果匯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既為研究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諸問題提供了集中的參考，也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