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句法的角度談大學生語言變異現象

從句法的角度談大學生語言變異現象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與人的思想密切相關。語言變異指由于各種原因在運用上的語言差異現象,是偏離常規的一種語言現象,大學校園流行語是指在某一時期廣泛流行于大學校園里的一種話語形式,包括高頻率出現的詞、短語、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校園流行語作為一種不斷更新、不斷發展變化的流行語,體現了大學生語言詞匯創新能力和傳播能力,同時,更是體現了這種語言變異的特征。

下面將就句法變異談談當前大學生的語言變異現象。

在校園流行語中,一些簡單的漢語拼音和少量的字母拼寫也可以表達復雜的含義。大學生傾向于使用中英文混用語句和模仿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詞,著名經典電影對白或臺詞,以及古典名著的經典語句進行仿擬,來展現他們的個性和滿足他們 標新立異!心理。

1.中英文混用

主要表現為:頻率高的異語(多數是漢語和英語)混合運用,也有漢語詞語和英語單詞的簡單混合,也包括漢語詞語與英語語法形式的混用。通過使用中英文混用,能進一步圓潤同學們間的人際關系,使相互間的溝通變得更加形象和生動。

你Out了、who怕who、傻B、小Case這種違背了正常的語法規則的語句,屬于句法層面上的語言變異。

2.仿擬句子

據了解,高校學生大都出生在80年代中后期,他們追求自由,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和見解,形成了與傳統文化迥異的價值觀和行為習慣。面對社會激烈的競爭和壓力,他們傾向于模仿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詞、經典電影的臺詞、和古典名著的經典語句來減輕他們的壓力和憂慮,尋求一種愉悅自己的途徑。

如： 酒醉不知歸路,誤入校園深處。嘔吐,嘔吐,驚起鴛鴦無數!這句詩詞源于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名句 沉醉不知歸路,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這是一種違背正常語句特定模式和固定表達方式的語言變異。大學生在校園里使用仿擬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巨大社會壓力和學習壓力的緊張情緒。同時也表現了當今大學生強烈的自我意識,當他們無法使自己目前情況和現實協調時,便會產生抑郁和煩躁情緒,無奈時也會自娛自樂。

校園流行語是大學生校園生活的即時反映,也是一種重要的校園文化現象。這種校園文化與大學生的生存方式和思維狀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校園流行語作為一種語言變異類型,有其自身的社會價值。它不但在豐富校園話語空間,也豐富了漢語詞匯的內容。他們生動有趣,使校園人際關系變得輕松友好,簡潔省事,幽默生動,大大地提高了交際溝通的效率。

第二篇：從修辭角度談歧義現象總結

從修辭角度談歧義現象

【內容摘要】歧義是指一個句子的含義不明確，可以作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解釋。從修辭角度說，只要巧妙利用歧義便會起到積極的修辭效果。在中學語文教學過程中，利用同音詞、多義詞、語法、語義、語境等造成的歧義進行分析理解來提高學生說話、寫作、閱讀和欣賞的能力，打破學生的思維定勢，培養他們的創新能力。

【關鍵詞】歧義 巧用歧義 修辭效果

在漢語里往往會存在這種情況，一個語言片段可作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解釋，我們就把這種現象稱為歧義現象。

由于漢語句子形態標志較少，同音詞和多義詞較多，因此歧義現象也相當普遍，這就引起了我國語言學界對歧義的研究。最早從理論上去探索歧義的著作有呂淑湘、朱德熙兩先生1951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語法修辭講話》，到1959年趙元任發表的《漢語中的歧義問題》是最早的一篇就漢語歧義問題進行理論探討的專論，到１９８０年，朱德熙先生發表的《漢語里的歧義現象》對歧義現象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后來石安石、熊文華、徐思益、王催成等人從不同角度對歧義進行了研究，雖然他們對歧義的看法不一致，但大致可分為四類，即詞匯歧義、語法歧義、語義關系歧義與語境歧義。

詞匯歧義指因詞的多義或同音造成的歧義現象。有的多義詞在句子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從而會造成歧義句。例如：（１）“他已經走了。”“走”可以有兩種理解，一個是指“離開此處”，另外一個是“去世”，因為漢語中的“走”可以作為“去世＂的委婉說法來使用。在這種情況下會產生詞匯歧義。有的同音詞由于句中或上下文句制約因素缺乏，也會造成歧義。如同音異形詞造成的歧義，一般是在口語中產生。例：（２）“你要好好說，不得wú lǐ。”在這可理解為“無禮”，也可理解為“無理”；又如：（３）“白了，真沒辦法。”這里的“白”是“白干”“徒勞無益”的意思，也可有“顏色白了”之意。

語法歧義指因句子的結構關系不同或層次分析不同造成的歧義現象。如（４）“發現了敵人的哨兵”可以理解為“發現了／敵人的哨兵”，也可以理解為“發現了敵人的／哨兵”，這兩個句子的層次分析不同具有的意思也不同。

語義關系歧義指因結構項之間的關系不同造成的歧義現象。（５）初中語文課本中有一篇教材是朱德撰寫的紀念母親的文章，文章的原題目是“母親的回憶”，這可以理解為“對母親的回憶”，也可以理解為“母親本人的回憶”，因為原有的題目有歧義所以后來朱德就把題目改為“回憶我的母親”。

除了上述三類歧義現象以外，還有語境歧義。語境歧義是指不同的語境使同樣的話語產生不同的理解。皮遠長先生在《略論語境歧義的產生》中說“語境在歧義現象中具有作用截然相反的兩種功能：既能消除歧義，又能產生歧義”。可見大部分歧義問題在語境中都可以消除，把歧義置于一定的上下文或者一定的生活環境里就可以消解，如上文例（１）若把它置于一定的語言環境中便可以消除歧義，可以創設這樣的情景“這張病床的人呢？”“他已經走了，辦出院手續了。”也可以說“他已經走了，走的時候很安詳，很平靜。”

從語法角度來看，我們說話寫文章時要把自己的思想、觀點、態度準確無誤地表達給聽者、讀者，此時我們就要消除歧義，力避語病，但這只是我們對歧義現象基本的消極的看法，如果我們有意地巧妙地對歧義現象加以使用，便會產生積極的修辭效果，且成為使用語言的人駕馭語言的一種能力。在中學語文教學過程中，為了表達的需要，為了獲得特別的修辭效果，本來可以用意義更明確的詞語，卻故意選用可能造成歧解的言辭，巧妙地利用歧義，使學生的思維發散，能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思考理解并滲透問題的實質，突破固定的思維模式，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同時也使學生的說話、寫作、閱讀和欣賞的能力有所提高。

本文將從詞匯歧義、語法歧義、語義關系歧義、語境歧義等方面來談談巧用歧義及其產生的修辭效果。

（一）從詞匯方面說，巧妙地使用因同音詞、多義詞而產生的歧義，能豐富語言的容量，拓展思維的廣度。

１、同音同形詞歧義的修辭。

例如（６）“好了，好了！”看的人們說，大約是勸解的。

“好，好！”看的人們說，不知道是勸解，是頌揚，還是煽動。（魯迅《阿Ｑ正傳》）

這是阿Ｑ與小Ｄ的一場龍虎斗，吸引了不少的看客，前段的意思很明確，后段有了歧義“好”字可以有以下幾種理解：ａ 結束語氣，表示勸解；ｂ 贊許語氣，表示頌揚；ｃ嘲諷語氣，表示煽動。這樣給學生分析，他們就能體會道作者如何用精煉的語言概括出各種不同的感情和態度，體會同音詞表達表達多種感情的凝煉、含蓄。

（７）有一家茶葉店的門上貼著這樣一副對聯“龍井泉多奇味，武夷茶多異香”，其中的“龍井”“武夷”既是地名又是茶名，既指龍井、武夷兩個地方又指兩種名茶，使人見而思飲，這樣一語雙關的對聯，讀來特別啟人聯想，發人深思，耐人尋味。

２、同音異形詞歧義的修辭

例如：（８）北宋時，佛印和尚和蘇東坡曾在河邊散步。東坡突然說：“我出一啞聯讓你對。”說罷，手指向河的對岸。這時，對岸有一只狗正在啃一塊骨頭。佛印和尚就領會是在挖苦他：“狗啃河上骨”。他馬上把蘇東坡手中的詩搶來拋在河里，意為“水流東坡詩”。

在“狗啃河上骨”“水流東坡詩”這兩句里的“河上”諧音為“和尚”，“詩”諧音為“尸”，都是一語雙關。佛印和尚在領會蘇東坡的挖苦意時，巧妙的將蘇詩仍到河里，含蓄機警的回應了蘇東坡，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他們都是智者，他們都巧用這種雙關歧義的修辭手段，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調侃的同時又不失幽默風趣，無不閃爍出智慧的火花。

（９）······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的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在教學時，老師可以提問：三味書屋的匾下為何要畫鹿而不畫別的動物？又為何要對鹿行禮？學生的回答也許眾說紛紜，造成歧義，老師一點撥：“鹿”與“祿”是諧音。在封建科舉時代，“祿”是儒生們學習的動力和終生追求的目標，三味書屋以畫代字，以“鹿”諧“祿”，繞了兩個彎，讓人頂禮膜拜，表意曲折，這樣解釋學生就會更快地理解文章的內容和作者的意圖。３、多義詞歧義的修辭

（１０）老師問楊明：“‘蜜蜂給花園增添了生氣’怎樣理解？”楊明說：“蜜蜂偷花粉，花兒就生氣了唄！”大家聽了哄堂大笑，楊明辯駁道：“要是鮮花不生氣，哪來鮮花怒放呀？”

老師問的“生氣”是名詞，用的是“生機勃勃”的詞義，而楊明故意歧解為動賓短語，有意識地利用語料的多義性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讓別人感知、歡迎或接受它，收到一種滑稽效果，使課堂寓莊于諧。

（１１）白茹······在崇敬的眼光里射出了探問的神色，“王團長，生了嗎？”戰士們出神地靜等著王團長答復。這個摸不著頭腦的問題，王團長心里明白嘴上卻有趣地反問：“哎！你這小白鴿，我和你這么親熱，你還說我生了，真不講理。”“不！”白茹加重語氣，“我問你，我們的指導員生了寶寶沒有！”（曲波《林海雪原》）

“生”在這有兩種意思，一是指生孩子，一是指生疏，白茹問的“生”是說王團長的老婆生孩子沒有，而王團長故意曲解為生疏，同白茹開玩笑，從這可以看出王團長的幽默風趣，同時也可以引導學生體會巧用歧義帶來的含蓄、生動、風趣的效果。

（二）從語法方面說，巧用因句子的結構關系的不同或層次分析的不同，能產生的積極的修辭效果。

（１２）有這樣一則小幽默敘述了甲乙二人如下的對話：

甲：用鐵錘錘蛋，錘不破。

乙：錘得破！

甲：錘不破！

乙：（乙不服氣，拿來一個雞蛋，用錘打一下雞蛋碎了。）這不是破了？

甲：蛋是破了，可我說的是“錘不破”啊！

原來甲說的“錘不破”是主謂關系的短語，是“錘會破”的否定形式，而乙則按中補關系的短語即“錘得破”的否定形式來理解了。這是利用歧義的結構關系變換法，甲在此一反常人的思維模式來和乙辯論，乙被框定在固有的思維模式中，最后自然是輸給了甲。教師在進行語文教學的過程中可以把類似這樣的小故事講給學生聽，激發學生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問題，打破固有的思維定勢，拓展開闊自己的思維。

（１３）相傳有個刻薄的富翁造了座高樓大廈，請一個秀才寫樓聯。秀才深知此翁為人，決意捉弄他一下，便寫了“此地安能久居主人好不悲傷”這副楹聯，并念成“此地安，能久居。主人好，不悲傷。”富翁聽后頗為滿意，待貼出來賓客們卻個個偷偷地暗笑，富翁才明白了其中的奧秘，卻又無可奈何。就是“這種地方不能久居，所以主人很悲傷”的意思。

又傳，乾隆皇帝曾讓紀曉嵐在一副扇子上題王之煥的《涼州詞》，可由于紀曉嵐一時疏忽將第一句的“黃河遠上白云間”的“間”字漏寫了，皇上發現了待要治他戲君之罪時，他靈機一動為皇帝吟誦到“黃河遠上，白云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皇上一聽覺得韻味猶存，就免他一罪。

這兩個小故事都巧用斷句兩讀歧義來使聽者產生不同的理解，同時也巧妙地為自己化解排難。斷句兩讀歧義一般是出現在對聯中，因為對聯在實際應用中是不加標點的，在一般情況下不同的斷句方式對對聯的影響不大，但是有時候不同的斷句方式會產生聯意的大變化，甚至相反，上述兩個例子就足以說明，換一種斷句方式就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從語義關系方面說，利用語義雙關造成的歧義可以加深理解表達的效果，能使聽者感到饒有風趣、余味無窮。

（１４）大畫家張大千在一次宴會上對梅蘭芳敬酒時說：“你是君子，我是小人”。這個句子有四種意思：ａ你是君子，我是小人；ｂ你靠動口（唱），我靠動手（畫）；ｃ你動口喝酒，我動手斟酒；ｄ你講道理，我不講道理——非要你唱不可了。通過這個歧義句的分析我們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畫家張大千所要表達的語意，一句話能暗含這么多的含義可見說話者的智慧，同時也使聽者回味無窮，可以引導學生在說話作文時能學會這種語義雙關的修辭手法，對培養學生的語感、語文素養有很大的幫助。

（１５）下樓梯的時候，我的身體在傾斜的擔架上微微滑動，他俯下身子對我意味深長地說：“要拿穩啊！”（伏契克《二六七號牢房》）

“要拿穩”，表面是老爸爸貝舍克叫伏契克抓穩擔架，以免身子滑動，實際上是鼓勵伏契克要堅定信念，頑強斗爭，從容對敵，毫不妥協，是對他受審的關切、勉勵。學生們很容易從表現來理解，老師應順著思路，引導學生深刻地理解內在的涵義。

（四）從語境方面說，在上文提到語境能消除歧義的作用，主要是將詞匯、語法、語義關系引起的歧義放入具體的特定的語言環境中，歧義便可消除。但語境在一定情況下也能產生歧義，且會產生戲劇性的效果。

例如：魯迅的《藥》里寫劊子手康大叔向茶客講述了牢頭阿義如何打了革命者夏瑜兩嘴巴，接著說：“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花白胡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么可憐呢？”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愚昧而兇殘的康大叔，絕不可能理解夏瑜說可憐的含義，但他從夏瑜說這句話時的“神氣”，也就是借助情景語境的制約，正確地斷定夏瑜說的“可憐可憐”是指“阿義可憐”。而花白胡子由于不在夏瑜說話的現場，缺少康大叔所受到的那種情景語境的制約，他就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把夏瑜的話歧解為夏瑜“可憐”了。

再如，周樸園：我聽說你現在做了一件很對不起你自己的事情。

周萍：（驚）什－么？

周樸園：（走到周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現在做的事對不起你的父親的么？并且－（停）－對不起你的母親的么？

周萍：（失措）爸爸。

周樸園：（仁慈地）你是我的長子，我不愿意當著人談這件事。（稍停，嚴厲地）我聽說我在外面的時候，你這兩年來在家里很不規矩。

周萍：（更驚恐）爸，沒有的事，沒有。

周樸園：一個人敢做，就要敢當。

周萍：（失色）爸！

周樸園：公司的人說你總是在跳舞場里鬼混，尤其是這兩三個月，喝酒，賭錢，整夜地不回家。

周萍：哦，（放下心）您說的是－

周樸園：這些事是真的么？（半晌）說實話！

周樸園：真的，爸爸（紅了臉）

周樸園的指責是指周萍“總在跳舞場里鬼混”，“喝酒，賭錢，整夜地不回家”。而周萍卻把這種指責與自己同后母繁漪的亂倫關系聯系起來，誤以為周樸園知道了這賤家丑，因而驚恐失色，不知所措。周萍作這種聯系，是由他的背景語境決定的，正是“做賊心虛”使他歧解了周樸園的指責，從而起到戲劇性的效果。

再如，《阿Ｑ正傳》中描寫阿Ｑ受審時的對話：“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看定了阿Ｑ的臉，沉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Ｑ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這才斷斷續續的說。

“那么，為什么不來呢？”老頭子和氣的問。“假洋鬼子不準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伙人。”

在這段對話里，阿Ｑ和老頭子都是順著各自的思路在說話：阿Ｑ聽說要他“招”，便想為自己申辯，說“我本來要······來投······”，是指“投革命黨”。老頭子按審判者的語境，把“投”理解成“投案自首”。這就在“投”的對象上與阿Ｑ的本意偏離，往下的對話也就沿著各自的思路越離越遠，以致彼此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么：老頭子罵阿Ｑ“胡說！”阿Ｑ茫然地問“什么？”

歧義句與語言表達的明確性這個要求，總的來看，是相互矛盾的。沒有特定的上下文條件，不能排除歧解的可能性時，屬于語病，就不宜使用。但出于表達的需要，用得其所，使用得法，反而可以滿足表達的需要，起到積極修辭的效果。朱德熙曾說過：“一種語言語法系統里的錯綜復雜和精細微妙之處，往往在歧義現象中得到反映。”

總之，巧用歧義能帶來很好的修辭效果。作為中學語文教師，應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教會學生仔細體會歧義現象中的錯綜復雜的精細微妙，更好地體現出語文學科的性質、特點，豐富、規范、提純、陶冶學生的語言，高度重視語言感性材料的積累，使語言的感覺越來越敏銳，讓學生真正做到對知識感知、吸收、融匯、內化，提高駕馭語言的能力。分析笑話中的語言學現象，當可提高漢語教學效果。

我們最近讀到幾則與歧義有關的語言笑話，特記錄如下：

（一）本科

人大代表去化驗科，護士指著前方一牌說：“非本科人員不得入內！“那人大怒，罵道：“我就化驗個尿，還TMD要本科文憑！！” 這里歧義產生的原因是詞和詞組同形。有兩個“本科”，本科1是指本科學歷，是詞。本科2是指本科室，是代詞“本”加名詞“科”構成的詞組。

（二）錘不破 殺豬的和賣茶的打賭。

殺豬的說：“用鐵錘錘蛋錘不破。” 賣茶的說：“錘得破！” 殺豬的說：“錘不破！”

賣茶的不服氣，拿來一個雞蛋，用錘子使勁打下去，雞蛋破了。說：“這不是破了嗎？”

殺豬的說：“蛋是破了，可我說的是錘不破啊！”說著他指指鐵錘。“錘不破”是語法關系不同的歧義詞組：當“錘”是名詞時，它是主謂詞組，當“錘”是動詞時，它是述補詞組。

（三）從來不用油炸

一個人來到炸油條攤上對主人說：“呀！炸油條，一天要用多少油？！”

主人說：“哪有炸油條不用油的。” “真浪費，怪可惜。”

“可惜，也要炸，不用油，怎能炸油條？” “我家祖宗幾代都是賣油條的，從來不用油炸。”

主人想得到他的秘訣，忙請他吃飯，殷勤地招待他。酒足飯飽之后，他低聲地對主人說：“我家幾代人賣油條，都是販來賣的，所以不用油炸。”

主人一聽，傻眼了。

“從來不用油炸”可以作不同的層次分析。可以切分為“從來不/用油炸”，也可以切分為“從來不用/油炸”。（或者也可以說“不”有不同的語義指向，“不”可以語義指向“用油”，意思是炸，但是不是用油而是用別的東西炸；“不”也可以語義指向“炸”或整個“用油炸”，意思是根本不炸。）

（四）一滴就靈

顧客：“癬藥，價錢多少？” 店員：“每瓶3角！” 顧客：“一滴，賣多少錢？”

店員：“怎么可以買一滴？起碼一瓶。” 顧客：“你們廣告上明明說：一滴就靈！” “一滴就靈”可以是主謂關系，意思是“一滴的藥就能差生靈驗的效果”，也可以是連謂結構/緊縮復句，意思是只要滴一點兒，馬上就靈。

（五）你這頭畜牲輸了

阿爾巴和阿爾比兩位到坎曼爾這兒打官司。兩個人都給坎曼兒送東西，都求求讓自己勝訴。阿爾巴送的是一頭公羊。

判決結果，坎曼兒讓阿爾巴敗訴。

事后，阿爾巴來質問坎曼兒：“我的咯孜，你該沒有忘記我給你表示了一點兒意思吧？”

“我沒有忘記,”坎曼兒說，“你要知道人家也表示了一點兒意思啊！既然你們都憑那一點‘意思’作為訴訟的理由，那我也就根據這兩點‘意思；作為判案的根據。我把它們放在一起，結果你的‘意思’，那頭公羊輸了，阿爾比自然也就獲勝啦！”

阿爾巴大怒，問道：“阿爾比送了什么？”

“別生氣，我的巴依！”坎曼兒說，“他送的是一頭公牛，我把兩頭出生一碰，結果你這頭畜牲輸了！”

“你這頭畜牲輸了”，可以是“你的這頭畜牲輸了”，也可以是“你這頭畜牲你輸了”，“你這頭畜牲”在前一種情況下是定心詞組，后一種情況下復指（同位）詞組。語法結構關系不同造成歧義。

左右逢源看歧義

隨著時代的發展，高考題型也日漸成熟，單純考查語法的題型正在被淘汰，而詞語使用方面的內容則越來越受到命題者的重視，并且考題越出越細，考查面越來越廣。其中，大綱基礎知識部分的“病句”部分中“歧義”一項一直是近些年考查的重點。通過對這類題的深入探究，我們發現了一些近似于規律性的東西，現歸納如下。

《現代漢語詞典》中對“歧義”一詞的解釋是：（語言文字）兩歧或多歧的意義，有兩種或多種可能的解釋。歧義的發生有多種原因，這里我們姑且把它分成六類。

第一類，斷句造成的歧義。

例（1）

“歧義”絕不是一個現代的概念，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古代的許多經典傳說中獲得佐證。如一則古代小故事中這樣講道：

“一位秀才到朋友家做客，不巧的是快要返家時天下起了大雨，眼看著無法回家，客人希望主人留自己住宿，于是就寫了一行字來探問：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由于古代文章中沒有標點，于是主人就故意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把這句話讀成了：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心有靈犀的客人哈哈一笑，重新讀道：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釋例：（1）這一句話（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三種斷句法，就有三種合情合理的解釋，正是一個“斷句歧義”的經典案例。

例（2）

媽媽想遠在國外的女兒夜夜難眠。

釋例：（2）這句話有兩種句內停頓，表示兩種不同的意思：

媽媽想遠在國外的女兒/夜夜難眠。（媽媽難眠）

媽媽想/遠在國外的女兒夜夜難眠。（女兒難眠）

若想消除歧義，在口語表達時，就不要一氣讀完這個句子，應在斜線處略作停頓；書面表達時，則必須在斜線處加上逗號，以明確語意，消除歧義。

第二類，一詞多義造成的歧義。

例（1）

雞吃了嗎？

例（2）

這批種子保管沒問題。

例（3）

走進屋里，只見主人坐在一把太師椅上，一邊站著一個孩子。

釋例：（1）中的“吃”是一個主動與被動合一的詞。因此，句中的主語“雞” 既可以是動作的發出者（即“雞吃（飼料）了嗎？”），又可以是動作的被動承受者（即“（你們把）雞吃了嗎？”）。

（2）中的“保管”有兩種意義，一是“保證”，一是“保存和管理”。因此，句意可以是“這批種子保證沒問題”，也可以是“這批種子保存和管理沒問題”。

（3）“一邊”有兩種意思，一個是“只有一邊”（左邊或右邊），一個是“兩邊”。

對于在做此類題目過程中出現的一詞多義現象，我們必須多加注意，以便更準確地把握這類因詞義而起的歧義。

第三類，一詞多性造成的歧義。

漢語的詞匯非常豐富，語法也極為復雜。許多詞的詞性都并非單純的一種，這種一個詞多種詞性的情況也是歧義發生的潛在因素。

例（1）一道傳統的腦筋急轉彎題目是這樣的：“鐵錘錘碗錘不碎，這是為什么？”它的答案是：“因為鐵錘比碗結實，所以鐵錘錘碗錘（子）不碎。” 例（2）

這車沒有鎖。

例（3）

班長背著老師和同學們把教室打掃得干干凈凈。

釋例：（1）這道題的題眼正是“錘”字的兩種詞性，即名詞和動詞。

（2）“鎖”字有兩種詞性，即名詞和動詞。

（3）這道題的題眼在于“和”字的兩種詞性，即介詞與連詞。是介詞，則句子中打掃教室的是“班長”和“同學們”；是連詞，那么句子中打掃教室的是“班長”自己。

這一類的詞還有許多，如“釘”、“扣”、“蓋（”都兼有名詞和動詞的詞性），“跟”“同”“與”（都兼有連詞和介詞詞性）。做練習時碰到這類詞語應該提高警惕。

第四類，多個修飾語造成的歧義。

句子中的修飾語超過一個就可能引起句子歧義。這種情況往往會發生在定語和中心詞之間，因為多個定語既可以存在修飾關系，又可以“多對一”地同時修飾一個中心詞。

例（1）幾個學校的老師出席了這次大會。

例（2）在落后的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

例（3）幾個已故的政協委員的妻子也參加了這次活動。

釋例：（1）中，“幾個學校的老師”既可以理解為“一個學校的幾個老師”，又可以理解為“‘幾個學校的’老師”。

（2）中“落后的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既可以理解為“落后”的是國民黨，又可以理解為“落后”的是舊中國。因此兩個句子都是歧義句。

（3）中“已故的政協委員的妻子”雖然也有多個修飾語，但如解釋成“‘政協委員的已故妻子’參加活動”顯然是荒唐的，因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政協委員的遺孀’參加了活動”。因此，例（3）不能算是歧義句。舉此例的目的是提醒大家細心分辨，不能疏忽。

第五類，代詞使用不當造成的歧義。

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的適當運用可以避免上下句同一名詞的反復出現，使語言表達精練。如果使用不當，則會造成稱代不明，產生歧義。

例（1）

小明和小剛在學校圖書館相遇。他一看見他，馬上把班級籃球對獲勝的好消息告訴了他。

例（2）

哈爾濱在長春的北面，沈陽在長春的南面。這是一個極具文化氛圍的城市。

釋例：（1）句中出現三個“他”，到底是誰告訴了誰，人稱代詞指代不明造成了歧義。

（2）句中前面出現了三個城市，后面的指示代詞“這”是指哪一個，讀者也會有不同的理解。

第六類，缺少必要詞語造成的歧義。

我們平時說話時，往往會為了省事而去掉許多虛詞，但并不是說虛詞可有可無，更多的時候虛詞的省略不當會在句子中造成歧義。例（1）

參加這次校慶的有在校學生、教師和老校友10000多人。

例（2）

朦朧中聽見廣播到奉節。停泊時天已微明。

釋例：（1）句有兩種理解：一是參加這次校慶的在校學生、教師和老校友的總數是10000多人。另一種是參加這次校慶的除了在校學生、教師外，還有10000多名老校友。如果想要表達的是前一種意思，可以在在“老校友”后加“共”、“總共”一類詞；如果想要表達的是后一種意思，則可以在“老校友”前增添“還有”、“此外還有”一類詞來表示區分。

（2）中“聽見廣播到奉節”有兩種理解，一是，廣播的內容提到奉節，另一種是，廣播報站說船已經到了奉節。根據句意，應為后一種理解，那么就應該在“廣播”后面加上“說船”二字，意思就清楚了。

上述六種類別，我們只是粗略地將歧義劃分類別，希望那些面對歧義感到茫然的學生能因此而有所收獲，受到啟發，那我們將感到無比欣慰。

第三篇：從語言的角度談中國新詩的評價問題.

從語言的角度談中國新詩的評價問題

朱曉進

一

中國白話新詩作為中國現代詩歌的主體，它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它是應時代要求而產生的。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近代，其形式已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動蕩不安的現實生活，科學和民主的現代意識等等全新的內容，呼喚著詩歌的新的表現形式。而且，包涵于五四“文學革命”中的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語言革命也對詩歌的語言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白話新詩的產生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均具革命性的意義。正是以“五四”白話新詩為發端，開始了中國詩歌新的歷程。在此后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新詩是在不斷的探索中前進的。當我們回顧中國新詩所走過的歷程時，我們不能無視那些杰出詩人的異彩紛呈的優秀詩篇的存在，應該說，新詩已構成中國文化史上光彩的一頁。以此來考察中國新詩的發展歷史，正確估價五四以來新詩所取得的歷史成就，當是沒有什么爭議的。

但是，在我們的文學史研究中，在對“五四”以來新詩成就的評估上，卻容易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我們高度評價新詩對于古典詩詞的革命性意義，另一方面，又會因為新詩未能取得像中國古典詩詞那樣輝煌的藝術成就而感到遺憾；一方面，我們高度評價新詩史上涌現的諸多杰出詩人和詩作，另一方面，又可能會因為整個新詩在形式的探索方面所經歷艱難曲折而低估了新詩的歷史貢獻。在1939年、1940年，延安和重慶曾分別有過關于詩歌形式問題的討論和論爭；1944年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又曾有過爭論。建國以后，也曾分別于1950年、1953年、1956年以及1958—1959年，展開過多次有關詩歌形式問題的探討和爭論。在這一系列的討論和論爭中，就每每陷入這種“兩難”的境地，并且常常容易走極端。例如，在1958—1959年的那次討論中，甚至出現了這樣的觀點：“‘五四’以來的新詩，本來是一次劃時代的大革命。可是這個革命，卻越革越糊涂。盡管它的流派不少，五花八門，但大多數都是進口貨物的仿制品……多少年來，大多數的新詩不僅在形式上，就是它的構思與想象的表現也全部仿照西洋格調，是跟群眾遠離，沒有廣大群眾基礎的。”1當然，這種觀點即使是在強調詩歌的民族形式，強調“以古典詩詞和民歌為基礎”發展新詩歌的當時，也遭到了諸多反駁。但是，反駁者多是列舉新詩取得的巨大思想成就以及列舉少數在思想和藝術上均取得相當成就的詩人和詩作，來肯定“五四”以來新詩的成就；反駁者的觀點同樣會給人造成困惑，似乎“五四”以來的新詩的意義僅在思想成就方面，而形式探討方面的意義便在有意無意中被忽略了。因而，新詩之于古典詩詞，在其形式上的革命性意義便難以得到充分肯定，甚至還會得出相反的結論。

如何對中國新詩在形式問題上（而不僅僅是思想內容上）的革命性意義作出正確的歷史評價呢？在列次有關詩歌形式問題的討論和論爭中，這個問題到后來都基本上是回避了的。但在文學史研究中，這卻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五四”以來也的的確確出現了一些在思想和藝術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績的詩人和詩作，這 1歐外鷗：《也談詩風問題》，《詩刊》1958年10月號。些均是不可否認的；而新詩在其整體上，藝術形式方面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尤其是將其成就與中國現代小說等其它文體形式相比），這也是事實。但文學史研究的任務還不僅僅是滿足于指出這些，同樣重要的是，還必須對之作出解釋，并從而對之作出歷史的評價。正視新詩形式上存在的問題與充分估價新詩形式所具的革命性意義，這二者并不矛盾，關鍵的問題是要找到二者之間某種必然聯系。

何其芳曾經這樣評價過新詩：“在詩歌的形式方面，五四以來的新詩是‘破’得多，‘立’得少；‘破’得很徹底，‘立’得很不夠。也曾有少數作者作了建立格律詩的努力，然而由于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還有些問題，未能成功。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這恐怕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要的曲折，并不一定是道路迷失得太久”2這段話雖沒有什么驚人之處，但卻可以看到一種思路：在發展與曲折之間找尋某種必然的聯系，這樣既正視了新詩形式探索上的不成功之處，同時又不會簡單否定這種不成功。可惜的是，何其芳并未對“歷史發展的必要的曲折”展開論述，甚至沒有對之作出含義上的解釋。因此，當何其芳在五十年代末的有關詩歌問題的討論中提出這一看法時，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

當然，分析新詩形式發展的“必要的曲折”，可以從許多方面入手，這不是一篇論文所能完成的任務。因此，本文僅想選擇一個側面，從詩歌語言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作這一角度的選擇，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既然新詩產生于以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重要內容的文學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這場語言革命對新詩形式的產生和發展也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新詩是這場語言革命的產物，新詩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語言革命的后果。

二

發端于“五四”之初的白話文運動，是順應社會進步、文化發展的歷史要求而興起的。在這場運動中，白話文的倡導者們所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以文言文為代表的舊語言文字具有模糊、含混、不精確等方面的弊端，認為這種不精確必然帶來中國人思維的模糊。在近代被看作是科學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的演繹推論，是以概念的精確為前提的。對于科學的思維，文言文所代表的中國語言文字算不上是一種完善的媒介。出于文化進步的考慮，出于對中國傳統語言所標示的思維方式與現代科學發展不相適應的焦慮，先驅者們以極大的熱情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而提倡白話文的目的，正在于豐富中國語言的科學思維能力，使中國人“可以發表更明白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3毫無疑問，這場語言革命對于推動中國文化由舊向新轉換，促進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4中國新詩作為這場意義深遠的語言革命的具體實踐，其歷史貢獻是不言自明的。語言革命的成果常常是必須依賴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來得到鞏固的，因此，新詩的產生，其意義絕不僅僅在于詩歌的發展自身。“新詩從已經僵硬了的舊詩中解放出來沖破了各種清規戒律的束縛，打碎了舊的枷鎖，復活了詩的生命。這對于中國的詩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5而新詩對代表著舊的 23何其芳：《再談詩歌形式問題》，《文學評論》1959年第2期。魯迅：《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4參見拙作：《魯迅與語言文化》，《中國現代研究叢書》，1987年第2期。5《郭沫若談詩歌問題》，1956年12月15日《光明日報》。語言方式的古典詩詞的沖決，這對新的語言方式的確立有著特殊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新詩的產生，其歷史貢獻就不僅僅只屬于詩歌這一具體的領域，而且是屬于那場反對文言文提出倡白話文的語言革命乃至屬于整體文化由舊向新的歷史性轉換的時代的。

然而，也無須諱言，中國語言也正是在這場革命中步入了“兩難”的境地：為了適應科學發展的要求，語言必須追求精確性、界定性，但這又必須以喪失中國傳統語言方式中固有的隱喻性、模糊性等帶有文學色彩的風格為其代價；而要保存中國語言方式中的被西方稱之為“詩”的風格，6則又難以使中國語言適應科學思維的要求。“五四”時期的語言革命在科學與文學之間的二難選擇中，無疑是傾向于科學的，這與“五四”時期所面臨的文化發展的歷史任務密切相關。當時以“文學”二字為標目的“文學革命”，其目的并不在于文學自身，不在文學的本體特性，而在于借用文學為整個文化革新和新文化的發展服務。在“五四”時期的許多文化人眼中，科學與文學確實難以兩全。李大釗《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一文中就曾把東、西文化的區別歸結為“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天平傾斜于西方，傾斜于科學時，文學性自然地會受到忽略。語言目的的選擇正體現了這一文化發展的趨向。

文學語言有著特殊的要求，如語義的多層次性、情緒性、含蓄性、感受性、暗示性等等。這與科學語言的確相去甚遠。用J·浮爾茲的話說就是：“科學——就其字面意義而言，是不惜任何代價的精確，詩歌——則是不惜任憑代價的包7攬”。魯迅在《詩歌之敵》一文中也曾指出，“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于詩美也一點不懂的科學底人們”往往會忽略這一點。8這里也暗示出“科學”與“詩美”的沖突。由于“五四”時期過分強調語言的明確性，促進了科學的發展，推動了文化在整體上的轉換，但對文學界一具體領域而言，其損失也是不言自明的。文化的整體性歷史轉換，似乎不得不以犧牲局部的文藝的本體特性為代價。尤其是那些最具文學性的文學門類——例如詩歌——所受的損失要更大一些。相比較而言，小說、雜文等文學門類要幸運一些：語言的精確性要求，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說是玉成了以陳述為主要語言特征的小說（增加了敘事的清晰度）和以說理為其語言特征的雜文（增加了說理的邏輯性）；而以含蓄、寓義、多義、暗示、抒情為其語言特征的詩歌，則不能不受到不利方面的影響。而且，即使在詩歌領域中，語言的精確化、理性化又使得敘事詩、哲理詩的境況要好于抒情詩。

詩人艾青曾經說過，“詩是借助于語言以表現比較集中的思想感情的藝術”。因此，“無論詩人采取什么體裁寫詩，都必須在語言上有兩種加工：一種是形象的加工，一種是聲音的加工”9。所謂“形象的加工”，即是以形象、含蓄的語言創造出詩的意境和詩美。抽象和直語，是“形象的加工”所忌避的。詩歌語言一旦因過于明確而失去其含蓄，因界定性過強而失去暗示性，因抽象化而失去具體可感性，則意境和詩美便會受到極大影響而有所減色。然而，白話作詩的難處也 6 [日]西村文子、[挪威]加爾通在《結構·文化和語言》（《國外社會科學》1985年8期）一文中說：“使用歐洲民族的語言可以得出精確的結論，對這一結論可以進行驗證、證偽。……中日文具有一種隱喻的帶文學色彩的風格，這種風格在西方往往被稱之為是‘詩’的風格，對此有許多人作了說明……” 7 J·浮爾茲：《亞里斯托斯》，《英國作家論文學》。8魯迅：《集外集拾遣補編·詩歌之敵》。9艾青：《詩的形式》，《人民文學》1954年3月號。正在這里。艾青曾指出，有些新詩“缺乏感情，語言也不和諧，也沒有什么形象”；他認為，這是因為“沒有很好地選擇和使用語言，也沒有考慮到詩之作為藝術所必備的條件”，沒有認識到“詩的語言比散文語言更純粹、更集中、因而概括力更高，表現力更強，更能感動人。”10這里指出了詩歌缺乏感情、缺少形象的原因是在其語言使用上的失當，這是很有見地的。但如果不追溯到新詩所使用的白話語言自身的不足，僅責備作詩者，似乎又有欠全面。俞平伯曾說過，“白話詩的難處，正在他的自由上面”，因為“他是赤裸裸的”，使詩成為“專說白話”而缺乏“詩美”，所以他認為“中國現行的白話，不是做詩的適宜的工具”，白話缺少詩的蘊含，“缺乏美術的培養”，“往往容易有干枯淺露的毛病”。11這倒可視為中的之語。

在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上，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許多新詩人卻很熱衷于寫舊體詩。誠如蕭三所說，“許多一向寫新詩的詩人，或則現在都有作起舊詩來了，或則在寫新詩之余，間或寫幾首舊詩，而這很少的舊詩每每比他自己所寫過的很多新詩好”12。即如魯迅，他不僅所寫舊詩數量遠遠超出新詩，而且就其藝術性而言，也是舊體詩精品偏多。新詩史上首屈一指的郭沫若，出版于1938年的《戰聲集》中，就收入舊詩若干首，到了《蜩螗集》中，舊體詩詞則已近半數，越到后來，郭沫若所作舊體詩詞越發多起來，以至于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壓倒他的新詩創作。初期白話詩人康白情、沈尹默等在短期的新詩創作生涯之后，紛紛向舊體詩詞回歸。白話文學家郁達夫，在詩歌創作方面主要也是以舊體詩詞見長。曾致力于新詩格律化，并取得了新詩創作杰出成就的聞一多，在廢舊詩六年后，又“復理鉛槧”，“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僵做舊詩”13。九葉詩人鄭敏在從事新詩寫作和外國文學翻譯研究大半輩子之后，轉而表示自己“崇尚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靈’”，“要重新從中挖掘出它真正的精神來”，也就是說，“她正回頭走向中國古典詩詞”1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大批詩人、作家們對于舊體詩的依戀，到底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臧克家的話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上述現象，他說：“我個人認為，不精煉或不夠精煉，確是新詩寫作上的一個大問題。新詩運用口語（所謂‘白話’）來寫作，打破舊格律，這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勝利成果之一。……但運用口語（或接近口語的語言）而不疏于松懈、散漫、嚕蘇，對于詩人來說卻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考驗……可是從‘五四’到目前，也有不少作品沒能夠順利地通過這一關”。15似乎可以說，由于白話寫詩這一關難以通過，才致使許多詩人產生了對舊體詩詞的依戀。蕭三早在1939年就曾對此現象作過類似的解釋，他認為，由于白話新詩未能很好地解決詩的形式和內蘊等方面的問題，“因此，許多的天才文人或非職業的詩人文人”，甚至“一向寫新詩的詩人”，“遇有真情實感，想寄之于詩時，還是寫舊詩，而且寫得非常好”。他認為魯迅就是如此。“你只要去讀一讀他傷悼柔石、殷夫幾個青年作家慘死的詩，你會大大地深深地感動，你會想到柳亞子先生評魯迅先生的詩所說的‘郁怒情深，兼而有之’這句話極其正確”16。詩歌的 1011艾青：《詩的形式》，《人民文學》1954年3月號。

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1919年10月3卷1號。

12蕭三：《論詩歌的民族形式》，《文藝戰績》，1939年11月16日，一卷五號。13聞一多：《全集三卷·書信》。

14臧克家：《精煉·大體整齊·押韻》，《學詩斷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回頭走向中國古典詩詞——記詩人翻譯家鄭敏教授》，《文藝報》1990年2月10日。16蕭三：《論詩歌的民族形式》，《文藝戰線》，1939年11月16日，一卷五號。破與立，遠較其它文學樣式更為復雜。魯迅白話小說的成就一下子就超越了自己的文言小說（《懷舊》），而他寫的新詩卻很難說有哪一首超越了他自己那些膾炙人口的舊體詩，此中緣由，無疑可以從白話語言中找到。卞之琳曾將新詩與舊體詩作過對比，他指出，“對中國古典詩歌稍有認識的人總以為詩的語言必須極其精煉，少用連接詞，意象豐滿而緊密，色澤層疊而濃談入微，重暗示而忌說明，言有盡而意無窮。凡此種種正是傳統詩的一種必備的要素。今日的新詩卻普遍地缺乏這些特質。反之，白話詩大都枝蔓、懶散，縱然不是滿紙標語和濫調，也充斥著鈍化、老化的比喻和象征”17。這里對白話詩的評價雖說是太嚴厲了些，但也的確是在比較之中揭示出了白話詩的或一癥結。趨向于精確化、理性化的白話，在詩的內蘊上的確遜于古典詩詞的語言方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白話便于精確地傳達思想、分析和論證問題，但許多文言能表達的詩境，白話卻是無法表達的，用白話寫詩，很難保證新詩能像古典詩詞那樣蘊藉深厚。也許，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思考，一大批現代詩人、作家才在欲寄情于詩歌時，往往選擇舊體詩的形式。

三

詩歌語言的“加工”，除了“形象的加工”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聲音的加工”。所謂“聲音的加工”，無非是利用“旋律”、“節奏”、“音韻”來造成“聲音的變化，喚起讀者情緒的共鳴，也就是以起伏變化的聲音，引起讀者心理的起伏變化”18。白話給這種“聲音的加工”同樣帶來了困難。

這是一個長期困擾著中國新詩的大問題。早在“五四”白話詩剛剛興起時，作為白話新詩的首倡和最先嘗試者的胡適，他那篇題為《談新詩》的文章，雖然中心意旨是在談新詩體的解放，但談論的角度卻不出“文的形式”。為了給新詩正名，他竭力從“新詩的音節”（節：頓挫、段落；音：聲調、平仄、用韻）方面為新詩找立足的理由。19幾乎是同時，俞平伯在《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一文中，為探討“社會不能容納新文藝”，新詩“不受歡迎”的“原故”時，也首先關注到了新詩的形式問題，認為“是因為新詩句法韻腳皆很自由，絕不適宜‘顛頭播腦’、‘慷慨悲歌’的。所以社會上很覺得他不是一個詩”20。這可以看出，在白話新詩初起之時，倡導者和嘗試者們盡管力圖打破格律，尋求詩體的徹底解放，但他們事實上卻避不開詩歌的節調、音韻等形式問題，而他們在這一問題上卻遇到了麻煩。可以說，這種麻煩是與用白話寫詩相伴隨而來的，而且一直在困擾著詩人和批評家們。二十年代中期，新月派諸多詩人曾為解決這一問題而傾注了很大氣力，但卻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三十年代，魯迅又曾多次論及新詩的形式問題，他說：“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21；“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后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 1718卞之琳：《今日新詩面臨的藝術問題》，《詩探索》1981年第3期。

艾青：《詩的形式》，《人民文學》1954年3月號。

19胡適：《談新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20艾青：《詩的形式》，《人民文學》1954年3月號。

21魯迅：《書信·350920致蔡斐君》。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22。李廣田、何其芳等人在四十年代又提出了與此相同的問題。李廣田說，在讀有些新詩時，“時常為詩人覺得可惜”，為這些詩歌缺乏“更完美的形式”“更好的章法和句法”、“最好的格式與聲調”而遺憾23。何其芳也指出，“中國的新詩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尚未解決”。他甚至表示：“以前，我是主張自由詩的，因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達我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但是現在我動搖了。因為我感到今日中國的廣大群眾還不習慣于這種形式，不大容易接受這種形式。而且自由詩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點，最易流于散文化”。24。以上諸多詩人、批評家對詩歌的節調、音韻等形式問題所作的理論探討，以及其后四十、五十、六十年代文藝界所進行的一系列有關詩歌形式問題的討論，其實都正說明了中國新詩的發展在形式問題上所陷入的困境。

那么，中國新詩形式問題難以解決的癥結在哪里呢？我認為，魯迅的話可謂是點到了要害：“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既然新詩的形式問題大致上可具體化為節調和音韻問題，而白話押韻又不容易，那么以白話為工具作新詩就給形式的完善帶來了某種先天的不利因素。如果換種說法，就是“新詩運動的起來，側重白話一方面，未曾注意到新詩的藝術和原理一方面”，人們“注意的是‘白話’，不是‘詩’”。因此新詩普遍缺乏“音節”，“讀起來不順口”，雖然“有人能把詩寫得很整齊，例如十個字一行，八個字一行，但是讀時仍無相當的抑揚頓挫”。25卞之琳也認為，用白話寫成的詩，“撇開無法‘吟詠’（嚴格說是‘哼’，還不是‘唱’）這一點不談，即使用朗誦的標準來衡量，在聲音效果上當然遠遜于古典詩詞和民歌”26。他們道出了白話語言給新詩在“聲音的加工”上帶來的困難。

應該說，上述所提及的詩人和批評家們對于新詩存在的不足之處都是有一定的清醒認識的，甚至有不少人是看到了新詩所面臨的困境與寫新詩所采用的白話之間關系。但認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并不一定就意味著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途徑。解決新詩存在的問題，需要時間和條件。所謂時間者，是指郭沫若曾經說過的：“新詩的歷史只有三十多年，而舊詩的歷史卻有三千多年。把三十多年的成績和三千多年的成績對比，應該說是最大的不公平。”27這不應視作是在為新詩發展中留下的諸多遺憾找尋某種獲得寬解和寬慰的理由，因為任何事物的發展均須有它必經的過程。同時，白話新詩的發展也還有另一種意義上的時間過程：新詩最初是作為“五四”初期的那場語言革命的一種實踐出現的，它首要的任務似乎還不在自身藝術品性的完備，而在于助新的語言方式的確立，因此詩歌體式的解放、詩歌語言與白話口語的一致性等是當時最主要的要求。在白話文的提倡者中，多數人都從事過白話詩的嘗試，他們的目的是很明確的，即如魯迅所謂之“敲邊鼓”者，而非做一個詩人，他們是為了向文言文挑戰，示威，用以證明文言文之所長 者白話文未必做不到。總之，白話新詩的產生首先就是扮演了語言革命實踐者和語言革命成果的鞏固者的角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應高度評價它的歷史 2223魯迅：《書信·341101致竇隱夫》。

李廣田：《論新詩的內容和形式》，《詩的藝術》，開明書店1943年版 24 何其芳：《談新詩》，《何其芳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25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詩刊》1931年1月創刊號。26卞之琳：《今日新詩面臨的藝術問題》，《詩探索》1981年第3期。27 《郭沫若談詩歌問題》，1956年12月15日《光明日報》。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白話語言已經得到普遍的確認，新的語言方式已經真正確立之后，新詩作為文學之一種，其自身的文體完善的要求亦應提到相應的重要位置上來。當然，這也有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在這種轉換到來之前，理應視為新詩“歷史發展的必要的曲折”，而且這種“曲折”也僅僅是從文體完善的角色來說的。

除了“時間”問題上也還有一個“條件”的問題。所謂條件者，是就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而言的。關于客觀條件問題，我們在下面要專門論及。而主觀條件，我們在這里主要是指，新詩完成了在白話文運動中應承擔的任務之后，寫詩者必須在主觀上相應地確立文體意識，重視詩歌語言的創制。必須認識到如茅盾所說的：“詩的語言”必須在一般語言的基礎上“加工提煉使其更精萃，更富于形象性，更富于節奏美。……為了適應詩的特殊性，詩的語言可以比散文（小說、戲劇等）作品的文學語言更多些加工，或者說，可以和口語的基本要素有較大的距28離。”也就是說，新詩在完成了助白話語言方式確立的任務之后，應該不再將“與口語保持一致”看作對自身的要求，從而使新詩的語言盡快完成對白話口語的升華。的確，用白話寫詩“對于詩人來說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考驗”，沒有文體意識的自覺，沒有對詩歌語言創制的明確認識，是很難“順利通過這一關”的。在中國新詩史上，有不少詩人在這方面做過努力，他們的作品在藝術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而這正是與他們對新詩歌語言創制的自覺意識分不開的。例如臧克家，運用白話寫詩卻不疏于松懈、散漫、嚕蘇，很注意詩歌用語上的“煉字”，聞一多就曾以孟郊的“苦吟”來比喻臧克家詩歌語言推敲上的功力，由這種“煉字”，增強了詩歌語言的內蘊和詩歌形式嚴整性。再如艾青，他自覺追求詩歌語言“形象的加工”和“聲音的加工”，他的詩歌特別注重意象和語境創造，因此，艾青的詩雖仍是自由體的，但卻在詩的內蘊和詩的內在節奏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又如田間對獨特的詩歌節奏的追求，李季對醇化了的民歌語言的采用等等。在他們的探索中，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總結。但也無須諱言，多數的詩人是沒有能夠順利通過白話語言作詩的這一關的。這當然與其主觀條件有關，但又不完全是主觀方面的原因。這就涉及到客觀條件的問題。

四

客觀上的困難就是指客觀條件的不成熟。這種客觀條件是多方面的，前面所述的時機問題、新詩產生之初所面臨的主要歷史任務的問題，以及詩歌藝術探討所必要的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環境等等都屬客觀條件之列。而作為客觀條件，同樣不可忽略的還有：到底能為詩歌語言的創造提供多少可資借鑒的東西。

中國古典詩詞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形成了一系列適應于文言語言系統的詩歌形式規范，積累了無數約定俗成而又含蘊豐富的詩的語匯。這使即使詩歌天才不太高的詩人也能據此寫出像樣的詩來。這是白話詩所難以相比的。用白話寫詩，不僅不能像用文言寫古典詩詞那樣，可以有現成的格律加以利用、有現成的典故可以征引，而且甚至對寫詩時所用的白話的語言特性也缺少較深透的了解。因為白話語言方式施行的時間太短，人們還來不及對白話語言的聲音特性和語境特性 28茅盾：《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報》。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誠如朱自清所說的“白話的傳統太貧乏”29。由于白話傳統的貧乏，帶來了新詩找尋借鑒的困難：“新詩的模型、聲調、修辭、造句，都得重新草創，它的困難是比別種作品大得多。”30

新詩找尋借鑒的困難還不僅來自于白話傳統的貧乏，而且還來自于外國詩翻譯的困難。新文學是受外國文學影響而產生、發展起來的。小說、散文、戲劇的翻譯相對容易，而詩歌在本質上是不可翻譯的。魯迅曾反復指出，“翻譯外國的詩歌也是一件要事，可惜這事很不容易”31；“可惜翻譯最不易，……即使以俄文改寫俄文，尚且決不可能，更何況用了別一國的文字”32。茅盾也曾指出過，“任何民族的文學作品翻譯為其他語文的時候，或多或少總不免要喪失它的民族風格。比較接近的兩種語言在互譯時或者還能多保存一些，但譯詩還是比譯散文為難”33。這種翻譯的不易，就使得新詩與其它新文學體裁相比，可資借鑒的方面更為缺少。的確，這也是不容忽視的方面：中國白話詩的傳統太貧乏，小說、戲劇尚有一些白話傳統，可是白話詩歌就幾乎是白手起家了；而外國詩的難以翻譯，又使新詩不能像小說、散文、戲劇那樣盡情地汲取異域的養分來發達自身。這也許是新詩形式較之小說、散文、戲劇更難確立的又一原因。

事實上，詩歌的借鑒方面，不僅因翻譯的困難而有諸多不便，而且詩歌在實質上也有對外來語種詩歌的不可仿效性。“因為中文和外國文的構造不同”，因而在“音節”、“格調”等語言形式上根本不能“模仿”，“用中文寫Sonnet永遠寫不像”。這是新月社理論家梁實秋在新月社后期的認識。他認為，中國的新詩模仿外國詩的結果便是產生了一些“中文寫的外國詩”，而中、外文構造的差異，使中國詩在藝術形式上模仿外國詩實際上很難取得成功。他主張，雖不必否認“外國文學的影響……是新文學運動的最大的成因”，但在新詩方面，“在模仿外國詩

34的藝術的時候，我們還要創造新的合于中文的詩的格調”。不知道梁實秋的這些認識是否包含了他對新月派“格律詩”主張的反思。不滿于自由體白話詩的過于散文化、過于直白淺露，提出建立新詩格律的要求，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新月詩派是最早提倡新詩格律的，此后仍不斷有提倡者出現，這可以視為文體意識自覺的表現。但新月詩派“所主張的格律詩的形式為什么沒有能夠為更多的寫詩的人所普遍采用”？何其芳認為，這除了內容上的原因外，還有形式本身的原因，即他們的“格律詩的主張照顧中國的語言的特點不夠，有些模仿外國的格律詩”35。很清楚，由于詩歌文體對于語言使用的特殊要求，使中國新詩在形式上甚至不可能象小說等文體那樣走一條“先去模仿別人，隨后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36的向外國文學借鑒的道路。詩歌文體的特殊性，也多少隱伏了對新詩形式發展的不利因素。新詩的成就與中國現代小說等其它文體相比，其不能盡如人意之處相對明顯，這種客觀條件的不利也是原因之一。由此，我們也似乎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歷次有關詩歌形式問題的討論中，向古典詩詞和民歌學習的議題總是反復被人提起，過可以視作為解決新詩找尋借鑒的難題所作的一種努 2930朱自清：《新詩的進步》，《文學》1937年1月8卷1號。

陳西瀅：《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西瀅閑話》，新月書店1928年6月版。

31魯迅：《書信·190416至傅斯年》。32魯迅：《集外集拾遣·<十二個>后記》。

33茅盾：《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報》。34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詩刊》1931年1月創刊號。35何其芳：《關于現代格律詩》，《關于寫詩和讀詩》，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36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力。但這種學習最忌簡單化。就拿古典詩詞的形式來說，它是在幾千年的發展中逐漸形成并相對固定下來的完全適應于文言語言系統的東西，新詩向古典詩詞學習并非對其形式的襲用，而應是通過研究和發現古典詩詞形式與文言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的規律，供研究和發現新詩形式與白話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作參考，從而促使適應于白話語言系統的新詩形式逐步完善起來。然而，我們過去對這一點卻重視不夠，以至于在這方面出現簡單化乃至極端化的傾向，如片面否定白話詩的發展方向、片面強調“以古典詩詞和民歌為基礎”發展新詩歌等等觀點就是簡單化和極端化的表現。

認識到新詩找尋借鑒的困難、認識到對新詩發展不利的諸多客觀條件，我們就不會過多地苛責白話新詩，也不會過多地苛責從事白話新詩創作的詩人們。相反，我們要像郭沫若所說的那樣，“對五四以來的新詩在精神上要肯定它”，并且堅信“五四以來的新詩還是它的生命的，自由詩的路子還是一個可以走的路子”37。關鍵是在于我們可以盡量創造一些有利于新詩發展的條件。最起碼，我們可以通過深入研究白話的聲音特性和語境特性，以便找到適應于白話語言系統的詩歌形式的規律。事實上，這樣的工作早在五十年代末的有關詩歌形式的討論中已經有人在做了，當時王力、朱光潛、羅念生、唐弢、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對此進行過有價值的研究，可惜的是這種研究沒能繼續下去，系統化起來，更沒有能將一些有意義的探索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加以體現。

綜上所述，特定歷史時期的整體性文化任務，特定的時代條件，為中國的新詩規定了一條必須經歷“必要的曲折”的發展道路，新詩形式探索所陷入的困境，包含著某種歷史必然性。對于新詩形式的困境，在中國現代作家、詩人們那里并不乏清醒的認識，他們之中有不少人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但努力的收效卻不大，盡管也有一些詩人在某些方面的探索取得了成功，卻并未在整體上改變新詩的處境。還有不少作家和詩人干脆在理性上認同了這種新詩的命運。對于那些探索失敗者，我們應認真總結其教訓；對于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成果的探索，我們應挖掘其成功的經驗，研究其原因；而對于在理性上認同新詩困境者也應分析而后評價之。在認同困境者中，固然有一些人缺乏探索精神，缺乏藝術追求的自覺性，但也有相當多的人是出自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一方面他們知道藝術首先是藝術，必須追求藝術自身的完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漠視本世紀以來所面臨的基本歷史任務和整體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他們始終不肯走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道路。在新詩自身的藝術要求與特定時代的文化的整體性進步相沖突時，多數人是順應時代的整體文化發展的要求作出抉擇的，即不惜放棄對新詩藝術形式完善的追求來成全歷史的文化使命。可以說，正是這種理性的犧牲精神，玉成了中國的整體文化的進步。誠然，這也給具體的詩歌領域帶來某種遺憾，但既然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文化發展的特殊要求為新詩安排了這樣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那么，我們就既不必過多地為新詩形式上的缺憾而慨嘆，也不必責怪那些在二難選擇中為順應時代要求而忽略詩歌自身藝術特性的詩人們。相反，我們應該肯定這些詩人們的明智的選擇，應該高度評價新詩以犧牲自身藝術形式的完善助白話語言方式的確立這一歷史的貢獻。

隨著時間的推移，是新詩走出“歷史發展的必要的曲折”的時候了。新詩發 37郭沫若：《就當前詩歌中的主要問題答<詩刊>社問》，《詩刊》1959年1月號。展已經有了七十多年的歷史，新詩初起時所必須承擔的語言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況且現在又是一個相對平和的建設的時代，我們有理由要求新詩加強藝術方面的追求，有理由期待著新詩在形式上的進一步完善。

第四篇：從哲學角度談當代大學生的歷史使命

從哲學角度談當代大學生的歷史使命

可能有些人是為了畢業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是為了賺大錢，有些人可能是為了取悅自己的父母、親戚朋友。當然也肯定有不少學生對學問有非常大的興趣，或者說有著更大的抱負，他意識到當今人類社會的不完美性，意識到國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機，他想對此擔負起責任，所以他到大學學習。當然，這些答案都無可厚非，但關鍵要看哪些占了主導地位。

談到當代大學生的歷史使命，我們不能不認真地回顧一下歷史，看看歷史上的一代代先人如何自覺地肩負起民族的重任。歷史清晰地記載著：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幾十位青年學生作為廣大民眾中覺醒的第一批人，是他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使歷史的車輪驟然駛進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初，一大批年輕人在黨的召喚下到蘇聯學習，用所學知識投入百廢待興的祖國建設。

年輕人往往都站在歷史發展的風口浪尖，他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動力。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作為確定的人、現實的人，你就有規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務。至于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都是無所謂的。這個任務是由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系而產生的。”從老一輩革命家和建設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系”正是歷史的需要，國家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

第五篇：從“59歲現象”談行政腐敗

從“59歲現象”談行政腐敗

行政管理專業 胡帥 092916

摘要： “59歲現象”是最近出現頻繁的一個詞。本文從“59歲現象”為入口去分析行政腐敗問題。遏制“59歲現象”既要 懲治于既然，更要防患于未然，在精神上要貫徹 “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 ”的原則，同時在制度上也要不斷完善關于查處、預防與懲治腐敗的相關法律規章，不斷地加強權力監督、內部監督和群眾監督。關鍵詞：59歲現象;原因;制度

Abstract: “59 phenomenon” is a word of recently appeared frequently.This article talks aims to analyze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from the “59 phenomenon”.“59 phenomenon” both must punish in since, more to prevent.In the spirit to implement the “to improve the system for punishing and preventing corrup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principl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ystem will constantly improve about prevention and punish corruption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stantly strengthen power supervision and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the populace to supervise.Key words: 59 phenomenon;reason;system

引言

“59歲現象”是最近出現頻繁的一個詞。本文從“59歲現象”為入口去分析行政腐敗問題。從何為“59歲現象”、及其出現的原因及行政腐敗的治理這三個方面去闡述“59歲現象”與行政腐敗之間的聯系。遏制“59歲現象”既要 懲治于既然，更要防患于未然，在精神上要貫徹 “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 ”的原則，同時在制度上也要不斷完善關于查處、預防與懲治腐敗的相關法律規章，不斷地加強權力監督、內部監督和群眾監督。

1．59歲現象

最近，武漢大學 59歲的常務副校長及 61 歲的常務副書記因貪污受賄高達數百萬元而被捕，正在接受調查 59 歲現象，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討論 59歲現象，又稱最后撈一把現象，是指那些臨近退休的老干部們，覺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趁著手中還有點權，大肆貪污受賄或大力地提拔自己的兒女，親信擔任要職的現象,這些老領導、老干部為國家和社會勤奮工作了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但在即將退下來時，因腐敗問題而身敗名裂，甚至走上了斷頭臺,不得不引發人們的深思。[1]

2．59歲現象出現的原因

本文主要是從干部們自身的內因及制度這個外因上去分析 “59歲現象”產生的原因。內因包括這四個方面：

2.1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很多官員就是因為抱著這種心態，在臨退休時大肆貪污，覺得以后就沒機會了，該撈就撈，有些一生成就輝煌的人也是這樣,例如，原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就曾說：我也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 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300 多萬美元 褚時健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從 1979年起把一個不知名的玉溪卷煙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同時，褚時健也成為了中國煙草大王，并在 1994 年被評為了 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巔峰 本可以榮身而退，成就一生英明，可是他卻因貪污174萬美元在 71歲時被判無期徒刑 為了達到心理上的平衡，一個成績卓越的企業家就這樣喪失了他的政治和職業前景，實在令人惋惜。

2.2隨波逐流

當前，禮尚往來 異化，收 受禮在我們身邊不僅蔚然成風，而且儼然成為一種常理和常態在受禮之人眼中，禮是辦事，通門路的敲門磚是必然；在一些公職人員看來，禮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權錢交易,權利自肥的必須。在我國，一些官員認為逢年過節上下級送點錢很正常，原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副局長被捕后曾說：過年過節下屬給上級送錢很正常，都成一種風氣了，我也只不過是隨波逐流罷了。原重慶市墊江縣交通局局長被捕后也曾說：有那么多人都在收錢，我收的話應該不會被發現，也沒有人來追究，如果不收就會吃虧。

2.3心理落差

在我國最近幾年查處的腐敗案中，尤其是那些臨近退休的高官們，覺得自己為國家辛苦一輩子，退了休就那么點退休金，與自己的貢獻不符，心里失衡，所以就趁尚有權力，使勁地撈一筆 這種現象在我國古代就已有記載 北魏名臣張彝，年輕的時候不僅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而且為人剛正不阿，善于督察，百官對之敬畏，后又編成五卷 歷帝圖，但是卻在晚年被任命為征西大將軍的時候大起豪宅，生活奢侈，對朋友輕視，常常侮辱，結果引起公憤，在 59 歲那年，部下闖進家，小兒子逃跑，大兒子被燒死，自己被打，加之受不了兒子死的打擊也一命嗚呼，張彝的下場多么可悲，就是因為覺得一生清廉，才發展到喪心病狂的程度，做出有悖以往的事，毀了自己。

2.4礙于情面

有些官員認罪時的借口更是可笑，稱因為面子，不得已而為之。原湛江市市委書記被捕后曾說，給我送錢的，都是我的熟人,朋友,都是出于對我和家人的關心 陳同慶認為，朋友的關心如果不收的話就太不近人情了，朋友面子也掛不住陳同慶的朋友不少，而且也都很大方，關心 一下就是幾萬幾十萬的關心，當然他在朋友們的生意上也沒少利用職務之便 “關心 ”他們。[2]

上面講述的干部們的自身原因，但本人覺得欠完善的制度也是造成“59歲現象”的重要原因。隨著行政權力在公共事務方面涉及范圍的逐漸加大，造成了其權力地不斷膨脹。司法機關不能對其進行有效監督，三權分立只是形式上的。司法權從未真正獨立過，如果能以司法權鉗制行政權，行政腐敗將不會如此猖狂。

3．行政腐敗的治理

3.1治理行政腐敗 ,有關反腐敗的法律結構上 ,《刑法 》 規定了 6種基本罪名 ,但比起社會上千奇百怪的腐敗現象 ,只能是滄海一粟 ,更何況對于沒有達到刑法懲治程度的腐敗現象呢 ? 有的腐敗分子貪污受賄幾百萬元 ,證據確鑿 ,但坐幾年牢就完事了 ,更有甚者還不定罪。所以需要制定更加嚴格的反腐法律體系 ,與時俱進。[3]

再者，筆者特別指出應針對即將下任的這些老干部們立法。很多干部們在任時勤勤懇懇，課為什么偏偏快下任時就出現了思想問題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條便是，他們難以接受人走茶涼的事實。筆者認為因為完善制度，盡量減少老干部們上任下任時產生的心理落差，可以實行反聘老干部們執行監察，督察之職，亦可以組織老干部退休協會以豐富他們的退休生活，讓他們覺得雖然退休依然能得到關注與關心。

3.2治理行政腐敗 ,要加強思想教育工作

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還是與行政官員的思想意識及人生觀有密切聯系。我國在公務員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的發展還不夠完善，公務員行為準則僅從思想方面指導公務員要為人民服務，要廉潔奉公，但筆者認為這可能會使公務員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能做到為人民服務，有時一些官員在碰到行政倫理問題時不知道怎么辦，而因此陷入道德困境 對此，反腐倡廉,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重點對象和全黨全社會這一普遍對象,按照因材施教、因類施教的原則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創新,才會真正起到“ 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 ” 的作用。筆者認為，我國可在這些方面做一些嘗試：

3.2.1.建立專門的行政倫理辦公室，完善我國公務員的行為準則體系

建立協調個人 組織與社會的關系為核心的行政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系統，提高我國公務員的行政倫理道德水平

3.2.2.[4]

3.3治理行政腐敗，要加大社會對國家權力的制衡

[5] 最佳策略是處于某種程度的獨立關系之中。否則制度約束很容易失去動力，最后流于形式。建立聽證會制度, 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 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 論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聽證制度體現了政府與公眾之間權力與權利的平等性, 體現了政府的一切行為, 在本質上都應當是一種受制約的 須為公眾認可的行為 這種公開透明的行政程序, 可以強化行政執法的監督機制,在更高程度上確保行政機關作出正確的處罰決定,化解行政爭議, 改善行政機關的社會形象。

其次，然而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全國每年發生的舉報人致殘、致傷案件現在上升到了每年 1200 多件。能否做好對舉報渠道的安全保密 能否切實做到保護知情舉報人，是知情舉報人愿不愿意，敢不敢舉報的一個關鍵所在。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