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相聲史讀后感

中國相聲史讀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鍾之著《中國相聲史》剛剛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書后寫成這篇雜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國相聲史》（以下簡稱“三人本”）。萬事開頭難，那本20年前問世的“相聲史”功不可沒。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資料所限，書中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又因為此書的三編是三人分工撰寫，體例也不統一。

“倪本”中前有《引論》，后有《結語》，正文設有《古代篇》《近代篇》《現代篇》《當代篇》及《域外篇》，全書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節。體例統一，論述的更全更細更廣。此書從縱向看，貫通古今，從橫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僅通過全書五篇的部分章節，略加評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從《先秦及秦時的優人滑稽》一直說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兩漢南北朝的優人滑稽及影響》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補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歷代笑話的積累》與“三人本”的上編第二章《歷代笑話》的內容相同，可“倪本”列舉的古代笑話更多，且有兩篇正是單口相聲《糊涂縣官》和相聲《賊說話》的出處。第八章《笑話與口技的結合—— 明清隔壁戲》，則是“三人本”中沒有論述的內容。這一章關于隔壁戲的記述，正是相聲由“暗春”到“明春”演變的重要階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當時中國的相聲是否已經產生，尚無更多文獻可證。但是道光年間的子弟書《風流詞客》中，描寫了相聲藝人馬麻子的藝術生涯，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節《近代相聲的創始者》中，作者記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聲名家張三祿和京劇藝人出身的相聲名家朱紹文及其弟子。因為張三祿沒有弟子，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豐年間就在北京獻藝，是他將全堂八角鼓中的“說學逗唱”四功，作為相聲的四門功課，流傳下來。作者沒有照抄他書，把張三祿硬列為相聲第一代藝人。對于朱紹文及其傳人，因為有藝人師承譜可證，因此書中的記述也很詳細。

在《“肅親王禁相聲”及其影響》一節中，作者通過藝人的口述資料和有關文章，作了進一步分析。認為清代光緒年間，難登大雅之堂的相聲藝人處境艱難。北京相聲遭禁演后，客觀上也促使了北京相聲藝人到外地獻藝求生。從而使相聲藝術走向各地，擴大了這個北京曲種的影響，這種分析是實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節《相聲向外地傳播》中，作者根據有關文獻，論述了相聲在天津、沈陽的實況。對于相聲在河南、山東、江蘇、湖北、上海等地的傳播，雖然僅是一筆代過，但是也足以說明清末民初相聲藝術的傳播很廣。第二節《“相聲八德”及其同輩藝人》，第三節《“清門相聲”的流傳》，第四節《兩代“云里飛”演唱的滑稽京劇》中，記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聲藝人。這里，我僅說說“清門相聲”和“滑稽京劇”。

“清門相聲”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聲，與其相對的則是藝人系統傳承的“渾門相聲”。“清門相聲”自從阿彥濤收徒起，“清門”與“渾門”兩派相聲便開始融合。民國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錢糧停發，迫使一些票友下海從藝。作者根據現有史料，為民國后的“清門相聲”著名演員華子元、譚伯如、陳子貞、廣闊泉、高玉峰、謝芮芝六人都作了小傳，列舉了他們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還留下了唱片，是我們研究民國時期相聲的珍貴資料。

在上述這些“清門相聲”中，有人曾是京劇票友，熟悉戲曲，因此才能編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戲迷生活的《戲迷鬧學》《戲迷賣切糕》等相聲。又因為“清門相聲”演員多比“渾門相聲”演員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編演出《夸住宅》《開粥廠》《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門相聲”對于提高作品的文學性是起過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劇，又名滑稽二黃。作者引用了北京相聲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憶錄》，有詳細記述。侯寶林、白全福等相聲名家都是先學唱滑稽京劇、后改行說相聲而名揚全國的。我想，侯寶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這與他當年唱過滑稽京劇下過功夫是分不開的。

現代篇

《現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節記選了《“馮家門”相聲在東北的流傳》《“馬派相聲”的形成》《張杰堯從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張壽臣》。這些著名相聲演員，都是民國時期各地的代表藝人。在第十二章第二節《“女相聲”演員的興起》，提到了來小如、德淑珍、苗喜珍、馮洪飛等鮮為人知的早期女藝人。在《相聲著作的出版》中，記述了張笑俠的《相聲集》（第一輯），此書中的《相聲總論》一文，是一篇研究相聲藝術的重要文章。連闊如的《江湖叢談》是曲藝民俗專著，書中有許多評書和相聲史料。張履謙的《民眾娛樂調查》書中有《相聲》一章，記述了河南省開封市的相聲藝術及主要藝人。這些民國年間的圖書，都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著重記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作家老舍與藝人歐少久合作的“抗戰相聲”和在華北淪陷區天津市常寶堃與常氏相聲。在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的曲藝活動中，陜北說書藝人韓起祥和西河大鼓藝人王尊三都有公認的佳作傳世，而相聲卻很少，在當時影響也不大，這也反映了解放區曲壇的實情。

在第十四章第五節《“俗文學”研究中的相聲》，談到了1938年出版的鄭振鐸著《中國俗文學史》一書。此書把俗文學分為五類，其中的講唱文學，相當于今天的曲藝。鄭所記述的歷代講唱文學，包括唐代的變文、宋代的鼓子詞與諸宮調，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寶卷，清代的彈詞、鼓詞與子弟書等等，卻沒有提到相聲。這是因為相聲曲目多是藝人口傳心授，沒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聲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楊蔭深著《中國俗文學概論》中，設有相聲專章，并有《相聲起源》《相聲與雙簧》等節。此外，只有散見于報刊上涉及相聲的短文，數量也不多。不過，當時的俗文學家們，開始重視講唱文學，并有人注意到相聲，這也算相聲研究中一個可喜的開頭。

當代篇

在《當代篇》中，記述了新中國成立后，相聲藝術曲折發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別寫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時期”、“新世紀”四個階段的相聲狀況。

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聲藝術幾上幾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過來的。建國之初，從舊社會過來的曲藝老藝人都歡欣鼓舞，其中鼓曲藝人編演了許多歌頌新中國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書；評書藝人也根據《新兒女英雄傳》《呂梁英雄傳》等著名長篇小說改編過一些新評書，還有的藝人根據“二五長征”等黨史上的真事，創作過短篇評書。可是，相聲藝人卻遇到了難題，不知道相聲這種藝術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時代，如何才能為人民服務。1950年，“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幫助下，把傳統相聲《菜單子》改成《維生素》，把《文章會》改成《假博士》，都是試探性的改編作品。演出后，觀眾認可，也使藝人對改進相聲有了信心。天津藝人常寶堃創作的《新燈謎》更是歌頌新社會的佳作。建國初期，業余作者創作的《夜行記》《打百分》等一批新相聲，經過專業演員演出后，深受觀眾歡迎。其中作家何遲創作、馬三立首演的相聲《買猴兒》影響最大，各地藝人爭相演出，各地報刊紛紛轉載，作品塑造了“馬大哈”這個藝術典型。可是這篇相聲也引起了一場爭論。當時影響最大的文藝理論刊物《文藝報》也對相聲《買猴兒》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有人叫好，有人反對，這在相聲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卻把何遲打成了“右派分子”，就連首演者馬三立也在劫難逃，被迫離開舞臺多年。本來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傳達后，強調了“雙百”方針，文藝界很活躍，新相聲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們都不敢寫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相聲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屆全國曲藝會演中，相聲節目只有《社會主義好》《天上與人間》《水兵破迷信》《別泄氣》等歌頌相聲。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頌“大躍進”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風的。雖然在1958年年末，黨中央就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浮夸風”“共產風”的錯誤，可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又大搞“反右傾”，再次強調“階級斗爭”，相聲創作又進入了低谷。在建國十周年時，只有相聲《昨天》是通過一個人的奇特經歷，描寫了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不愧為相聲佳作。

直到1962年在廣州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開始“反左”，文藝界反響很大，不僅小說、戲劇出現了一批佳作，相聲也產生了馬季編演的《登山英雄贊》《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節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后，文藝界，尤其相聲界，又一次遇到了難關。作者對于這段歷史作了如實記述。

《“文革”中的相聲》反映了“十年**”時期相聲的真實情況。文革十年在曲藝界經過了“受高壓、強掙扎、被利用”的三個階段。文革初期，許多相聲名家，被打成“反動藝術權威”，受到批斗。全國各地的曲藝團隊一度解體，相聲在文藝舞臺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臺后，部分曲藝團隊恢復，有的相聲名家也歸隊，重新登臺。1972年馬季的《友誼頌》等新相聲在電臺播出后，受到廣大聽眾歡迎。“倪本”中還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聲《挖寶》，作者沒有細說，我補充幾句。這篇寫豬身上有百寶的相聲，不僅運用了傳統相聲“子母哏”和“貫口”等藝術手法，而且沖破了當時“四人幫”大力推行“革命樣板戲”“三突出”的創作模式，是當時難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文藝大解放。相聲舞臺上出現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幫的節目。如1977年出現了《舞臺風雷》《特殊生活》等相聲，讓觀眾們非常開心。特別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1979年建國三十周年的曲藝調演中，出現了楊振華、金炳昶表演的相聲《假大空》，大受好評，“假大空”被人稱作是繼“馬大哈”之后又一個反面人物藝術典型。此外，還有姜昆、李文華表演的反思相聲《如此照相》，影響很大。為了繁榮相聲創作，1984年舉辦的全國相聲評比中，又有一批新相聲獲獎，后來的兩屆中國相聲節，都產生過許多優秀作品。自從1982年在中央電視臺首屆春晚出現了陳佩斯、朱時茂的喜劇小品《吃面條》后，年年春晚的語言類節目都必有小品與相聲的競爭。在有些小品中，運用了相聲的表現手法，有些相聲演員也改演小品，一直堅持演相聲者，不僅有馬季、姜昆等相聲名家，還有來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紀以來，相聲回歸劇場的呼聲越來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劇場相聲很火爆，但是小劇場相聲也出現了新問題，如在經濟大潮中把新中國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葷口相聲又搬回舞臺，還把上流傳的葷笑話改編成相聲，因此，受到文藝界和觀眾的批評。

更為難得的是本書不僅論述了祖國大陸的相聲，而且還論述了寶島臺灣的相聲和海峽兩岸的藝術交流，也記述了一些少數民族相聲及與相聲相似的曲種，如藏族中的藏語相聲，蒙古族的笑嗑亞熱，朝鮮族的漫談、才談等等。

在《當代篇》中，對于相聲藝術的研究成果也有評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寶林等編寫的幾本相聲知識讀物，進入新時期后，在相聲研究方面，史論傳等無所不有。如侯寶林、薛寶琨、汪景壽、李萬鵬的《相聲溯源》，薛寶琨的《中國的相聲》，汪景壽、藤田香的《相聲藝術論》，王決、殷文碩的《相聲行內軼聞》，金名的《相聲史雜談》等都給相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與第二十章，記述了中國相聲在海外的影響，并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關注。新時期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國文學》上發表過《論侯寶林》，還訪問過天津的相聲藝人；朝鮮血統的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崔淑英也來華訪問過侯寶林；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教授尼古拉·萊仙客多年來研究中國相聲，并把其研究成果寫成文章編入教材。1981年他與我國沈陽相聲作家白紀元，著名相聲演員名家楊振華互相通信，探討相聲問題，加強了兩國的相聲學術交流。

此外，本書對于與中國相聲類似的外國藝術，也有簡述，如朝鮮半島（朝鮮、韓國）流傳的“漫談”與“才談”，日本的“落語”與“漫才”等等。

通過本書《后記》中作者的自述，我對這位曲壇老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與相聲真有緣，天地人三才都占全”。從天時上看，他不僅親眼見過相聲藝術的整舊創新，而且還趕上新時期相聲復興，見到了曲壇百花爭艷，笑林綠樹成蔭。

新中國成立后，相聲藝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聲藝術家當選為各級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還有些相聲名家當選為中國曲協和省市曲協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國曲藝牡丹獎評獎中，獲得終身成就獎者共有27人，其中相聲藝術家就有6人。

在全國數百個曲種中，相聲是流傳最廣的曲種之一。據我所查，《中國曲藝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種表”包括相聲，開列相聲條目者多達18卷，只有3卷的“曲藝志”中沒有相聲，但不等于本地沒有相聲，只是相聲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種。可見，相聲藝術流傳之廣，影響之大。

新時期以來，相聲選集與相聲論著大量問世，再加上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許多各地內部出版的各種曲藝資料及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與文章，乃至相聲名家音頻資料，這些都為作者寫這部書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從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聲寶地天津，從小就常聽京津兩地名家相聲，喜歡相聲，熱愛相聲。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是文藝骨干，上臺演過相聲與話劇。雖然從天津城市建設學校畢業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發表過關于相聲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場爭鳴，讓相聲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調到專業曲藝團工作后，寫過許多曲藝論文。“文革”時，曲藝團解散，他調到天津市和平區文化館做文藝輔導工作，還給業余文藝工作者講過相聲課。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創辦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他成為“中國曲藝史”和“曲藝概論”兩門課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寫的《中國曲藝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響。1996年他退休后還主編過《曲藝講壇》，后來又出版過《民俗曲藝與曲藝民俗》等書。因此他接受了這部《中國相聲史》的任務后，僅用一年的時間就完稿。

從人和上看，倪鍾之為人隨和，人緣很好，文藝界的良師益友對他的幫助很大，曲藝界的晚輩都尊稱他為倪老師，這也是他在曲壇不斷取得豐碩成果的原因之一。當然，僅有天時地利人和還不行，這與他的敬業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博覽群書，從當代文獻到近現代文學、戲劇，活到老，學到老，老有所為。

在《后記》中，他說：“盡管我給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見，而自己這部著作究竟如何？則又是一個問題。還請專家和讀者品評吧！”

這本書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寫作態度是嚴肅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結論的問題，他都憑個人理解猜測用“可能是——”來表述。對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說法，也都是二說并存的，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這部長達50萬字的長篇專著，實在難得。但是由于占有資料的寡眾，難免有些地方粗細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帶、光盤、絡資源方面所談較少。

第二篇：中國社會學史讀后感

中國社會學史讀后感

如果從孔德1938年出版的《實證哲學教程》提出“社會學”（sociology）一詞算起，社會學已有170多年的歷史，中國社會學如果從1903年嚴復翻譯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群學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當然無論中外，社會思想古已有之，但這里是作為學科的社會學而言的。中國的百年社會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這就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界，分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國早期社會學和后一段50年的中國當代社會學。

中國社會學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傳統，另一個是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這兩大傳統的社會學，在早期的50年表現為以孫本文集大成者的經院學派（綜合學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主要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以費孝通、吳文藻為代表的社區學派，以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從本質上說，中國社會學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產物。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種被動的轉型。這一轉型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鴉片戰爭翻開了多難與動蕩的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后來的甲午戰爭的敗北，以及戰敗后的西方列強在中國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賠款的狂潮，是中國人民保守喪權辱國之苦，使中國社會日益陷入惡性循環和畸形發展之中。傳統的中學已無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國，西方社會學的傳入適應了中國仁人志士為挽救近代中國社會日益惡化的運行狀態的需要。對19世紀末的維新派和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在為救亡圖存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首先將社會學這門學科傳到中國，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會學正好適應了維新派人士進行社會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為改派知識分子引進和介紹的首選目標。而在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倡西學，向西方學習的同時，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入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學思想主要來源于西方社會學，并非很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首先非常注重社會調查，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講究賢人政治的中國社會中，這觸及了整個思想觀念上如何著手認識、解決中國的問題。陶孟和、李景漢曾經大大致力于實地社會調查。楊開道力主“以農立國”，并在清河設立了一個社會學“實驗室”，著有調查報告《清河——一個社會學的分析》。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代表了中國當時社會調查的最高水平。晏陽初主張“民族再造”，中國人有愚、窮、弱、私四大缺點，需要有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別救治，通過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實施。梁簌溟主張從社會組織構造上重建文化體系。陳達深入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開中國現代人口普查之端。吳景超提出了一套工業化與社會建設理論，并進而探索出了一條融合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新路。以“社區研究”為方法、以“功能主義”為理論基礎，形成了鮮明的“燕京學派”，在吳文藻的主持下，嘗試建立比較社會學。吳文藻“請進來”“走出去”的做法，體現了他宏大的學術抱負，他對派哪個學生，去哪個國家，哪個學校，拜誰為師，吸收哪一派的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做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這實在是讓人敬佩！費孝通《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皇權與紳權》《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觀點和主張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復興鄉土工業，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土地問題，還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業化所需資本，解決人多地少，重建鄉村，重建中國。孫本文將文化看成是 社會形成的基礎，編著《社會學原理》，號稱迄今為止最翔實精細的社會學概論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釋文化現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論。

他們作為中國的第一代社會學學者,他們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國的文化體系和社會問題,試圖在大動蕩的時代中尋找一條富國強民之路,為了堅定理想和信念,他們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精神可歌可泣，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完成社會學的本土化，他們為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界贏得了地位，使中國成為除北美和西歐以外的世界上社會學最繁榮興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學學派。

19世紀末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出現在中國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思想界對馬克思已經不陌生。但是應該看到，這段時間對馬克思的介紹和討論還是比較零碎的。隨著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兩種不同但又統一的形態。一種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態，以揭露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致命的弊端為主要任務，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另一種是維護建設的形態，以維護改善社會主義為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然而社會學并未如社會學者期待的那樣發揮作用，把原本是一門維護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學認為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偽科學”，并在1952的院系調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開始重建。1949以后中國的社會經濟曾有過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在此情況下，倘若社會學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新政府重視并采納社會學者們積數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會建設方案，逐步建立起穩定而有效的現代管理體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能少走一些彎路，一個沒有社會學參與的社會建設，無疑走了很多彎路或者錯路。中國社會學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時，他已遠遠落后于西方社會學，這需要接下來幾代社會學者的努力，才能與西方縮小差距，跟上時代的步伐。曾經與社會學休戚與共的第一代社會學家，則在這場厄運中飽受批判與摧殘，他們對新時代的熱情、對國家建設的參與感受到重擊，最終帶著遺憾走向了凋零。

當下的中國正是經濟轉軌同社會轉型的關鍵敏感階段。盡管我們的社會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矛盾，一定時期的矛盾積累必然需要一個發泄口，社會學的價值就在于他能較為合理的用較小的代價將這些矛盾弱化。從而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這些矛盾問題并不妨礙我熱愛我的祖國，他只能激發我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去運用我們所學的社會學知識來實現社會的良性與協調發展。

社會學是一門處于上升階段的學科，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體，充斥著各種日新月異的問題，社會學就是一個合格或者趨向于合格的修補匠，解決或趨向于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社會學，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國際化。中國社會學已走過了一百多年風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們如果立足現實，弘揚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必將大放異彩,中國社會學最終能如先驅者所期望的那樣，為中國的繁榮富強作出貢獻，并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有所建樹。

第三篇：中國園林史讀后感

《建造革命1980年以來的中國建筑》讀后感城規08班黃星溢08033410

3“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客觀、全面、獨立地書寫歷史是我們比較期待的．但現實的復雜和個人的有限性往往使許多記錄歷史的書籍迅速湮沒在浩瀚的圖書中。太史公司馬遷之所以為人所稱道，不僅僅在于他創建的體系之完整和眼光之獨到，也在于他敢于記錄當代歷史，臧否當代人物。20世紀末，現代建筑運動的接力棒傳給了我們，中國正在發生迅猛的建筑革命，中國特殊的國情造就了許多中國特有的現象，因此出現了1980年以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并且這其中也蘊含了大量的學術問題。《建造革命1980年以來的中國建筑》一書系統的介紹了20世紀末以來中國建筑的發展，并先在西方學界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但我認為《建造革命1980年以來的中國建筑》一書對當代中國建筑的記錄并不全面，當下的許多現象廈活躍的設計機構及設計人物都沒有涉及。而且比較遺憾的是，它沒有章節寫到建筑的支撐體幕。在中國，實踐和體制的確是左右建筑學發展的主要園寨，但在我看來，在市場經濟體系中，支撐系統對建筑學的發展作用同樣不可小覷。但這些都不妨礙該書成為研究中國當代建筑的里程碑式的巨作。美國著名的雜志(建筑實錄)稱該書 從中國角度追溯了中國大陸建筑的發展，關注本土和民間的設計，記錄了中國建筑實踐如何被國內外的事件所影響”。B本著名的設計師隈研吾認為 “對中國當代建筑罕見和綜合的歷史分析，作者25年來經歷和目擊了中國建筑的革命性開發，對涌現的中國建筑景觀呈現出詳細和深刻的論述。

該書結構非常清晰，作者開篇即討論了中國當代建筑評價標準和西方文化和中國建筑的融合等宏大性的問題，在隨后的章節中，作者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幾個城市的特點并重點分析了中國住宅的演變。宏大的討論之后，作者將眼光轉向了實踐層面，不僅僅分析了中國當代代表性建筑師的理念及其作品，而且還對實驗派建筑師的實踐進行了深^的分析。作者在充分肯定實驗派建筑師的創作的同時，也警醒我們中國的實驗派建筑師受到了大多的溢美之詞，批評的缺席將制約他們的發展。最后。作者非常客觀地分析了中國當代建筑發展的機會及面臨的挑戰如果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中國當代建筑將非常荒蕪，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建筑師能夠跳出單一的”西方化”和“中國化”的偏見，在當代中國和世界格局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第四篇：中國園林史讀后感

讀《園冶》有感

風園09-4

《園冶》大概是我接觸這個專業知道的第一本中國專著了吧。從大一開始就一直想看，可是一看全是古文就望而卻步了。在這個學期，既然老師給推薦了此書，那我就勇敢地看下來吧。

老師推薦的是陳植先生的《園冶注釋》，苦于我在圖書館只能找到1988年版的，里面文字是繁體且排版是豎幅，本來古文水平不高的我費力看了幾頁就覺得支撐不住，于是換成看《園冶圖說》，雖然給了注釋我還是有很多看不懂無法很好理解的地方，但堅持著看完此書，還是有一定收獲的。

依照我讀書的習慣，先將書德前言概述等等讀了一遍，發現此書的前言很好的交代了計成生活的時代特點，他的人生經歷，以及書的流傳影響狀況。在計成的年代，正是大明帝國出于斜陽西下之時，而江南自古為富裕豐饒之地，江南私人園林藝術的興盛，一方面是個人經濟生活水平和文化意識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個人行為的進步與國家政權的專制相互沖突的矛盾，出現了大量息政退思，獨善其身的結果。江南園林寄予著造園者的人文思想和生活意識，表達了園主人的哲學、文學、藝術、人生的諸多觀念。由此，我聯想到在物質文化都不是很發達用地緊張的今天，我們見到的私人園林多是有錢的暴發戶所為吧。而爆發戶們多沒有了很高的文化素養與哲學修養，所以現代的私人園林體現的園主人個人思想就不是很有意味的。而現在入仕途的人也少有自己獨善其身退隱的吧?這能不能說明我們國家現在發展的還不錯，至少沒有讓廣大入仕者失望到隱退？

讓我覺得有所感悟的還有計成的人生經歷。作為一個明代的杰出“風景園林師”，他的經歷對我們今天這些欲成為最起碼稱職的風景園林師有所啟發。他《自序》中有“少以繪名，性好搜奇，最喜關仝、荊浩筆意”的說法。推想少年計成有著一種相對富足的生活，良好的教養，對繪畫的愛好，并在周圍獲得了一些最初的贊譽，同時，對許多事物充滿了好奇心等等。想到這里我都覺得慚愧，本來在小學的時候自己是很愛畫畫且得到了老師同學的贊賞，但學業的壓力實在是令人無奈，我不得不把幾乎所有時間投入到了學業上，放棄自己喜歡的東西。且對于事物的好奇心也隨著歲月的流失而耗盡。雖然大學這兩年在學校里學了不少有關美術的專業課，但還是覺得這點美術功底對于做好一名設計師是不夠的。

青年的計成“游燕及楚”，可見他對祖國南北的大好河山有所跋涉，行萬里路的作用顯而易見，這形成了后期造園的豐富心理積淀。可見，走出去，以自然為師是必要的。在園冶的寫作中，作者用了魯班、楊雄、諸葛亮、等等人的典故，例出《尚書》《左傳》等典籍，可見他是一個極具文化水準的造園大師。我們相對于他在文學修養上也是很不夠的，甚至我連古文都看的不太明白，所以以后在這方面也要加強。

他真正開始以造園為業實在中年以后，且造園起因看似偶然，實則為必然。“環潤皆佳山水，潤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間為假山，予偶觀之，為發一笑。或問曰：“何笑？”予曰：“世所聞有真斯有假，胡不假真山形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或曰：“君能之乎？”遂偶成為“壁”，睹觀者俱稱：“儼然佳山也。”在之前的豐富的繪畫藝術熏陶和廣泛的讀書，游歷名山大川的積淀才是他造園一鳴驚人的原因。相對于我們這些學生，很多是在大學里學4年就出去工作，即使是讀了研究生，短短幾年時間是根本沒有底氣來造園的。所以成為一個風景園林師是一個漫長的積淀過程，需要戒驕戒躁，腳踏實地的學習。

關于正文部分，我還是依照我的習慣拿著鉛筆畫自己覺得是“真理”的句子，可是到后來發現沒有看了幾頁都被我畫黑了。沒有劃線的句子不是我看不懂就是他引用的典故詩詞。

那我就對其中一些句子觀念說一下自己的理解吧。在《興造論》中，他講得“三分匠七分主”的理論，很有道理。我們今天在做設計的時候最主要是也是要“主”，從宏觀上整體把握，做的合理而得體，否則再好的施工隊對著一個爛規劃圖都是浮云。

在《園說》中，“開林擇剪蓬蒿，景到隨機，在澗共修蘭芷。徑緣三益，業擬千秋。圍墻隱約與蘿間，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樓憑遠，縱目皆然；竹塢尋幽，醉心即是。”“梧桐匝地，槐蔭當庭；插柳沿堤，栽梅繞屋。結茅竹里，浚一派之長源，障錦山屏，列千尋之聳翠。”等等的描寫，給我們展現了一副美好的中國古典園林圖景。各種植物的配置合理和天然又豐富多彩有層次，是對他的名言“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詮釋。在今天，我們在做一些古典園林的時候完全可以依照他的描寫來做，效果一定很不錯，很中國風。

在《山林地》部分，“好鳥要朋，群麋偕侶”的畫面讓我覺得現在的有些所謂“森林公園”很慚愧。在《城市地》中，“芍藥宜欄，薔薇未架，不妨憑石，最厭編屏。”講到了花與石的結合運用，正好前幾天我們實習講到過這個用法，看來在明朝人們就這么運用了。

在《廳堂基》中，“深奧曲折，通前達后，全在斯半間中，生出幻境也。凡立園林，必當如是。”廳堂的深被著重強調。《門樓基》中，更強調了“要依廳堂方向，合宜則立”的必須性。《書房基》擇“偏僻處”，《亭榭基》“花間隱榭，水際安亭”《假山基》“最忌居中，更宜散漫。”等等詳細不羅嗦但實用的說明一針見血。

書中對于門樓、堂、齋、室、房、館、樓、臺、閣、亭、榭、軒、卷、廣、廊等等都做了簡練的定義描述，但我還是古文水平有限吧，感覺還是不太區分的開。里面對各式門窗有配圖，大開眼界。對于各種石材也有描述，雖然自己見過的很少。借景成為單獨一篇，因“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

書最后的《自識》看的人心酸。可想一個年過半百的老者，“自嘆生人之時也，不遇時也！”而自己一輩的經驗和智慧財富，想傳給兒子，卻無奈兒子“但覓梨栗”。我倒覺得他這樣過一生是很有意義的，干自己喜歡的事情并且還能以此謀生，真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人們說風景園林師是天底下最美的職業，像計成這樣，一生都在學習美，欣賞美，體驗美，創造美，而且在今天被我們后人景仰，給我們后人留下了美，真是有意義。此書很好，雖然有很多看不懂和體會不到的地方，買一本放著，能看很多年。

第五篇：《中國文學批評史》讀后感

《中國文學批評史》讀后感

《中國文學批評史》于三月開卷，正值春暖花開之際，久坐于中心花園，書捧詩書，掩卷沉思，靜嗅花香，一大樂事哉！寥寥收獲記于此。

《中國文學批評史》，作者郭紹虞，所讀版本為一九三四年版。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能將一個人的名字與學科緊密聯系起來的，先生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當屬其中之一。《中國文學批評史》，顧名思義，是關于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流變。何為文學批評史？它是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文學批評史，窺一隅而見全貌，我們可以據此來了解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流變，此亦是先生作書之本意。文學批評所由形成的主要關系，一者文學的自覺，二者思想的關系。

縱觀全書，作者以純文學為邏輯中軸展開論述，復古與演進的主體皆是純文學，一言以蔽之，純文學始終被雜文學意識所籠罩壓制，至清朝成復古之完成期。

華夏悠遠的歷史同時也造就了豐厚的文化遺產，而文學可以說是其中重要部分，從詩三百為源頭的古代文學到現代文學，無不流光溢彩。先生所著之書，分上下兩冊，每冊分三個時間段，清晰地揭示文學批評在各個時期的發展流變。

自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學觀念的演進期，文學形式偏于文，文學作品與應用學術文的區別由含混到明晰。自隋唐到北宋，是文學觀念的復古期，兩者區別又從明晰到含混。自南宋至于清，是文學批評的完成期，此期又分為三個階段，以南宋金元為第一期，是批評家正想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期；以明代為第二期，是批評理論各主一端推而至極的偏勝時期；以清代為第三期，是批評理論折衷調和的綜合時期。此大概是文學批評的發展流變。下而詳述之。

在文學觀念的演進期，可大致分為三段，周秦、兩漢、魏晉。而前兩期是文學觀念的演進，迨至魏晉，方有專門論文之作，而進入文學自覺期，專重純文學者亦是產生。周秦之時，文學即文章博學之意而不同于今。至兩漢，文學與文章分野。至魏晉，文章分為文、筆；文近于純文學，筆近于雜文學，文學分為儒、學，儒者通其理，學者識其事。

周秦，重點在于諸子之文學觀，文學之稱雖始于孔門，然諸子之文學非純文學。孔門之文學觀，一言尚文，詩重在創，以達意；二言尚用，文重在述，考古昔之遺文。其論詩重無邪，偏于質；又重于道，于是不離用，因而有文道合一之傾向。而儒家之神影響至文學批評分作、評兩方面言之，作，正名主義之修辭；評即體會之方法。儒家之論神，有待與知，故近于科學；道家之論神，無待于知，故近于玄學。后人喜引詩佐證，均由孔門文學觀尚用推而至極之果。孟子主于詩，提出知言養氣說，與神近。荀子主于文，與道近。然荀子論文雖偏于道，然亦把尚文、尚用結合，故言傳統之文學觀確定于荀子。墨家論文極端質而尚用，以三表法，本之、原之、用之而立儀，其尚用為功利的尚用。道家視文學為陳跡、為糟粕，行不言之教，其提出性命說、神道說。

至兩漢，論詩多沿襲周秦舊說，論賦，自揚雄開復古之聲后，皆儒學之立場。揚雄者，受儒道兩家之影響，論文尚質，復古宗經，卻又故作艱深。王充的文學觀偏于革新，受桓譚之影響，論文主于真（記載事實）受班彪之影響，論文主于善（真偽之平，善惡之實）反對泥古相襲，受史家之影響頗多。

郭紹虞（1893—1984），江蘇蘇州人。主要致力于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語言學等方面的研究，為建立中國文學批評史體系做出了貢獻。

至魏晉，出現專門論文之作，文學進入自覺期，曹魏時期，曹丕、曹植創作上沿襲古典文學舊型，同時開六朝淫靡之風氣。此時期，因文學通才備其體之說，文學偏于貴族化，又因文學批評隨喜好而無標準，生文人相輕之陋習。晉初文學首推二陸，而重在陸機之《文賦》。其對于文學批評之貢獻提出文體的辨析，即對各種文學體裁、風格性質加以甄別，提出駢偶的主張，論文偏妍麗，開元嘉文學之風氣，又提出音律說，其音主要指自然之音調，評論重在音節。至于左思，其論賦謂后人之賦失實，因而主張求真，皇甫謐為左思之《三都賦》作序亦認為賦極端尚美而漸離于真。此期，涌現一批總結之結撰者，()如摯虞之《文章流別集》，屬于敘論性質的總結，其選輯的宗本于儒家的見地，即不專尚麗辭。至于東晉，有李充之《翰林論》，相比于摯，論文體之外尚兼評論。故言《文章流別集》為總集之始，《翰林論》為文史之始。二晉亦涌現一批反時代潮流的批評家，如虞、裴、葛等人。

文學批評至于南朝而進入重要時期，所討論的問題空前絕后，如文筆之區分，音律之發明；文學批評的專著產生，批評家亦用多種方法進行批評。鐘嶸之《詩品》是對文學作品的批評，劉勰之《文心雕龍》是對文學評論的批評。此時論文，文質相重，而不是后世之重質輕文。漢魏文學批評重才性而不重門第，東晉、南朝嚴流品而不重申清議。而此時立文之道有三，行文、聲文、情文，三者合而風格體制生。而蕭統之《文選》別文體三十九種，亦是批評史上的一大進步。至于文筆之分，文學之性質始漸亦明顯。至沈約倡四聲八病之音律說，論者亦分二端。北朝之文學批評，不如南朝之發達，北之文學推王褒、庾信，而批評當推顏之推。顏氏之文學觀多偏于折衷，而成為復古思想之萌芽。南朝劉勰以厚道主張，開唐代文壇風氣，北朝顏之推以不廢音律之故樹唐代詩壇先聲。

文學批評的演進期大致如此吧。

學批評之內容宏多，先記第一期于此。

2018.3.31

白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