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杜甫與泰山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河南省鞏縣人。

杜甫的一生是十分坎坷的。從三十五歲開始，他到長安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在參加進士考試時，時相李林甫以“野無遺賢”為幌子，一個也不錄取。他在長安城中，追隨達官貴人，希望進入仁途。整整十年，毫無希望。最后，改變辦法，直接向唐玄宗進獻（三大禮賦），才引起注意。幾經(jīng)周折，終于得了個 “左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管理軍械）”的小官。這時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夜了。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先被安祿山俘獲，后只身逃出，才被肅宗李亨任命為左拾遺。由于營救房琯而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他永遠地離開了朝廷。公元七五九年，關中大旱，他隨災民流亡。隨后，杜甫和家人一起，經(jīng)由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進入四川，在成都暫時安居下來。由于得到嚴武、高適等人的資助，在四川前后生活了共九個年頭。

大歷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杜甫離開四川，先后在湖北的江陵，公安和湖南的岳陽、長沙、衡陽流浪。公元七七0年，這位天才的詩人，終因貧病交加，死在汀江的一條破船上。

杜甫的詩慣以生動逼真的細節(jié)、精雕細刻的語言、鏗鏘流暢的音律、一唱三嘆的韻味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反映時代的呼聲、人民的苦難和他自己的種種感慨，使他自己成為唐代詩壇的偉大詩人，在中國詩歌史上放射著不滅的光輝。

杜甫和泰山關系密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杜甫的父親杜閑在山東兗州任司馬，到山東，是省親的必楠。其次，唐人詩人率皆重視旅游，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他們共同遵循的準則。杜甫青年時期先游吳越，次游齊趙，可以認為是增加閱歷、開擴眼界的必不可少的行動。其三，友情所系。天寶三年秋，杜甫和李白、高適在河南洛陽相識，隨后，結到河南東部和山東游歷，并與李、高二人同宴于北海太守李邕家。此外，杜甫的另一好友蘇源明亦在泰山讀書（相傳蘇源明讀書處在泰山山頂）。其四，山東文化的吸引。山東是孔孟的故鄉(xiāng)，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搖藍，源遠流長的文化，給杜甫以強烈的吸引。我們知道，杜甫曾多次游山東。其中，開元二十七年，杜甫在山東時，正是唐王朝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變孔子配享周公的位置，使孔子南向坐，與周公并列，大大提高孔地拉的時候，不會是偶然的巧合。據(jù)我們簡略統(tǒng)計，從開元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從天寶三年至四年，杜甫前后共有七年的時間在山東一帶游歷，山東風物對他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杜甫關于泰山的詩，首先和他到兗州看望父親有關。他的《登兗州城樓》詩寫道：

我到兗州來接受父親教訓的時候，才第一次登上兗州城上的南樓。

遠望天上的浮云連接著泰山和東海，一望無際的平川連接著青州和徐州。

孤單矮小的周嶧山上秦人的碑刻還在，荒涼的城中魯人的靈光殿依舊存留。

齊魯在寺上演出過多少歷史的活劇，我憑眺歷史的遺跡有無限感慨和憂愁。

這首詩的第一句原詩是：“東郡趨庭日”。東郡，指兗州，趨庭，是用典。據(jù)《論語·季氏》記載。有一次，孔子一人站在庭院中，他的兒子孔鯉疾走而過。孔子問孔鯉：“你學習?詩?了嗎？”孔鯉回答說：“沒有。”孔子教訓兒子說：“不學?詩?，是無法把話說好的。”孔鯉就遵教學“詩”。又一日，孔子一人站在庭院里，孔鯉又疾走而過。孔子問孔鯉說：、你學習?禮?了嗎？”孔鯉回答說：“沒有。”孔子又教訓兒子說：“不學習?禮?，你怎么會處世呢？”孔鯉就遵教學習?禮?。因此，后來，“趨庭”一詞就成為父教訓兒子，兒子接受教訓的代名詞。由此可見，杜甫這首詩的寫作時間當是青年時代來山東省親時的作品。其次，在這首詩里，杜甫對山東有良好的印象。山東悠久的歷史，古老的文化以及壯偉的風物在他的心靈中增添了感慨的情思。

在山東的游歷，使杜甫對山東風士人情的認識逐漸深入，對山東的感情也逐漸加深，他在詩中稱贊“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方位的歷下人物；描繪“泰山雄地理，巨壑眇云莊”的泰山形勝。特別是號稱五岳之首的泰山，時進在他的詩中出現(xiàn)。《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詩說：

巍峨的泰山上濃云四起，潑墨烏云在滿天空翻騰。

轟轟的雷聲使人心膽顫，濠沱大雨嚇得魚下沉。

座中陳列的是賢人白酒，門外傳來的是長者車聲。

相邀時恰值雨后的泥濘，騎馬到您的階下來相迎。

前人以為，許主簿是任城（今山東省濟寧市）的主簿（掌管文書印鑑），杜甫和他屢有交往。這首詩寫泰山云雨雷鳴，十分有氣勢。我們知道，高山易聚云興雨，所以《公羊傳》上有“泰山的云彩，遇石崖而興起，在極短暫的時間里連合成大片云團，不一會兒就可臺布雨于天下”的記載。泰山云雨，清人葉燮在他的《原詩》中，借以形容寫詩作文，別具風味。茲轉譯如下，以博一粲：

天和地表現(xiàn)出來的文章，就是風、云、雨、雷。大自然中的風、云、雨、雷變紀莫測，無邊無際，是天地的神巧，也是極好的文章。試以一例為論：

泰山上的云彩，剛地極少極少，但不一會兒就遍布天下。我曾約有半年的時間住在泰山之下，熟悉泰山云彩變紀的情狀；有時云興起時只是極少極少，轉眼之間，便充塞天地；有時候呼個山峰同時云出，氣勢甚大，但升至峰頂即自行消散；有時候濃云密布，連陰數(shù)月不散；有時候一頓飯的功夫，便云散天睛；有時云如黑漆；有時候云如白雪；有時候云大如鵬鳥（這當然是《莊子·消遙游》中的水擊三千里，翹如天邊之云的大鵬）的翅膀；有時候云絲散亂，狀如人頭上的亂發(fā)；有的龐然大塊飄浮天際，別無相繼；有的纖細連綿絡繹不絕；忽而黑云大作，當?shù)厝艘哉疾奉A測說，將要下雨，然而終于不雨；忽而睛云展現(xiàn)，當?shù)厝擞忠哉疾奉A測說，將要天睛，忽而終于下雨。云的形狀動態(tài)，千變?nèi)f化，沒有一次是相同的。至于云的色彩、云的性情，也沒有一次是相同的。泰山興起的云有的歸山，有的競一去不返，有的全部歸山，有的一半散去，一半歸山，也沒有是次是相同的。這就是天地自然的文章，也是極妙極工的文章。

假如以作文的法則去約束天地自然的文章，那就等于說，泰山將要出云的時候，一定要把各種云召集在一起商量，說：我將要出云使云成為天地自然的文章；因此云出要有規(guī)則，先出某一云，再出某一云，用某云為起始，以某云為伏線，以某云作為全篇的照應，以某云為波瀾轉折，以某云為插入，以某云為虛筆，以某云推開一層，以某云為收勒一筆，以某云為結尾。按照這個規(guī)定“放出”，再按照這個規(guī)定“回歸”。一一不能所錯失，這樣，天地自然之文章就完成了。這豈不是說，天地自然之文是依靠泰山，泰山之文是依靠云彩，而云彩的出入就一定沒完沒了。蘇軾曾經(jīng)說過“我的文章好象水質豐富的泉水一樣，隨地形而流的。”

此話可以和上述比喻互相說明。

葉燮的文學觀點之一便是：文無定法，要在自然。但是，他以在泰山居住半年的時間，細心觀察泰山云氣變化，描述準確，形象生動，由云氣變紀而形容文章之道，出神入化，頗得詩家之真謗。游泰山者，不可不留意于泰山之云，亦不可不由云而聯(lián)想社會人生諸事，游而有得，目遇自然之景而神思飄逸，浮想連翩，是為真游者；足涉山川而神游哲理，飄飄欲仙，其樂何如哉！

當然，杜甫的泰山詩最著名的還是那首膾炙人口的《望岳》：

聲震遐邇的泰山是什么形象呢？

踏上齊魯大地就飲餐她的秀色。

她是天地自然鐘愛的神奇尤物，她高大巍峨把陰陽昏曉來分割。

浩蕩的白云在她胸前奔騰翻卷，自由小鳥從四方向她皈依拜謁。

我一定振奮精神登上高高絕頂，看眾山涉小才使人有無限快樂！

這首詩幾科是盡人皆知。但是，因這第七句的“會當凌絕頂”中的“會”字，使銓釋家們發(fā)生了一點小小的爭議，或以為“會”字是“未然”之詞，因而推斷杜甫并未登上泰山；或以為“會”字是“必然”之詞；因而推斷杜甫一定登上了泰山。杜甫到底登上泰山?jīng)]有呢？研究泰山和關心泰山的人都十分重視這個問題。研究杜甫的學者指出：杜甫確實登上了泰山。他晚年寫的《又上后園山腳》中說：

早年我曾漫游山東，欣賞嬉戲泰山之南。

深秋中我站在日觀峰，抬頭眺望遙遠的八方。

日觀峰，即今之泰山山頂東側的山峰。因為看日出最為壯觀，故名。杜甫自己說他于“窮秋立日觀”，可見登上確鑿無疑。此外，尚可補充一條：杜甫的好友蘇源明在泰山讀書，確要的地點，據(jù)有關記載，是在泰山頂上天街附近。為了訪友，杜甫登山也是十分近情的。

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的《望岳》和其他有關泰山詩相比較，有特殊的地位。我們知道，泰山神仙鬼魂之說，古已有之。因而，杜甫以前的詩人，包括和杜甫同時代的偉大詩人李白在內(nèi)，在他們寫的泰山詩中，都帶著濃厚的游仙成分。至于西晉陸機和東晉謝靈運的《泰山吟》這首我府詩是寫人死以后靈魂歸泰山的，和《薤露》、《蒿里》等樂府古詩一樣，同屬于人死時唱的哀悼死者的挽歌。謝靈運的《泰山吟》在字面上雖不涉神仙、天帝，亦不脫前有成說的窠臼。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中，收謝道韞一首《登山》，說泰山景色壯麗，是天地自然的杰作，不是人工的所可比擬，因而希望能住在泰山上以盡天年。事不涉鬼神、封禪，但謝道韞是東晉名將謝奕之女、王凝之之妻，長住江南，她是否真的登上泰山，事出可疑。且她的丈夫王凝之死于孫恩之亂以后，她寡居浙江紹興，詩中的“逝將宅斯宇，可臺盡天年”，或許是古代婦女在丈夫死后自稱“未亡人”的委婉說法。我懷疑詩中說我將去到泰山建一所房子，以了此一生的說法，依然是人死魂靈歸泰山的特殊表達方式。

簡要地回顧關于泰山詩作的概況，我們就能判斷杜甫泰山詩的真正價值了。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杜甫的《望岳》詩是把泰山從鬼魂、神仙、封禪的迷霧中解放出來的一個標志，是泰山風景詩的開創(chuàng)性的作品。只有他才第一次洗盡了歷史的沉淀，還泰山自然美的本色。泰山，她雄偉壯麗，高大幽深，確確實實是大自然的寵兒，天地間的偉構!

第二篇：杜甫與唐詩

杜甫與唐詩

杜甫與李白一向被視為唐詩世界中兩座并峙的高峰，同時，他們也構成了唐詩的分野。盡管李、杜的年齡只相差十一歲，他們也都經(jīng)歷過唐王朝的全盛時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亂，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卻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詩歌的主導風格，形成于大唐帝國最為輝煌的年代，以抒發(fā)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的渴望與追求，成為其顯著特征。

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而滋長于其后數(shù)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因此，流響于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diào)，到了杜甫這里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負著對于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nèi)心的悲哀。這種深入社會、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chuàng)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不僅標志了唐詩內(nèi)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詩歌的發(fā)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盛唐詩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仍然有所體現(xiàn)。激情雖然在他的詩中受到抑制，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偉壯大之美，也仍然是詩人的愛好。他的那些關于時事政治的詩篇，大抵是真誠情感的流露和結晶，而并非以預定的社會功利目的為首要的出發(fā)點。從這些方面來說，杜甫與盛唐文化終究有很深的關聯(lián)。

一、杜甫的生平和個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于一個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進雕賦表》）。其母系為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親杜閑只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tǒng)的儒家文化教養(yǎng)，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jù)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yè)和不朽的詩名，共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jù)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游翰墨場”（《壯游》），與文士們交游酬唱。二十歲以后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游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后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一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游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游》）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于洛陽，又在梁、宋一帶為豪俠之游。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yè)”——世代相襲的職業(yè)，他的各種文化教養(yǎng)都是與這一點相聯(lián)系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一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采取阻礙的態(tài)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后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一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jié)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tǒng)一。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xiàn)實中的弊病，當一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tài)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zhàn)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志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后，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xù)對災難性的開邊戰(zhàn)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huán)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tǒng)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軍占據(jù)下的長安。后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jīng)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后于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于戰(zhàn)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yǎng)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fā)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yǎng)，達到了顛峰狀態(tài)。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jié)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zhèn)蜀時，并表薦杜甫擔任了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一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并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nèi)亂方面，則出現(xiàn)普遍的軍閥割據(jù)或半割據(jù)狀態(tài)，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qū)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一個重點，也是容易發(fā)生軍閥割據(jù)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zhèn)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fā)生一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一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一場暴烈的動蕩轉化為持續(xù)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后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fā)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一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zhàn)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于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歷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一生，在這里得到一個凄涼的結束。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yōu)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chuàng)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tǒng)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jié)、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于浪漫氣質的一面。他的《壯游》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yè)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見他是多么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游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后來經(jīng)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斂了許多，傳統(tǒng)的儒家人生觀對于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jù)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一個詩人。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卻成為一名失業(yè)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于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zhí)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zhí)著態(tài)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xiàn)實。他的這種執(zhí)著態(tài)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處，對于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xiàn)實的熱情和勇氣。

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時間并不長，但當李白遭遇危險時，他卻魂牽夢繞，再三寫下《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詩篇。他在夔州離開自己住過的一所房屋時，也不能忘記以前常來自己院中打棗為食的鄰家老婦人，特意寫了《又呈吳郎》詩，囑托新主人對她應多加體諒。當然，更多的詩篇抒發(fā)了他對戰(zhàn)亂中的國家和貧苦大眾的強烈的憂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jié)制。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復錘煉的語言來抒發(fā)情感。

二、亂離時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shù)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來的作品有明顯區(qū)別。如《房兵曹胡馬》以“所向無空闊”、“萬里可橫行”寫馬，《畫鷹》以“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寫鷹，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詩起首“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氣勢宏大；結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覺到詩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狀態(tài)。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xiàn)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

《兵車行》的創(chuàng)作標志著杜甫詩歌的轉變。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詩歌創(chuàng)作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tǒng)治集團中的腐朽現(xiàn)象給予嚴厲的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兵車行》的開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接著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繼續(xù)寫到戰(zhàn)爭導致國內(nèi)生產(chǎn)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最后借想象為那些無辜的死者發(fā)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xiàn)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而在稍后寫成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杜詩的批判精神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詩中既寫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同時又對正在驪山行宮中肆意揮霍享樂的玄宗君臣提出責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這里，杜甫的筆已經(jīng)觸及統(tǒng)治者與人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根本性對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xiàn)為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yè)，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然而事實上這僅是一種空想。他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嚴肅地面對現(xiàn)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杜詩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詩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從華州去洛陽時。此前不久，唐軍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遭到大敗，形勢危急，唐軍為了守住洛陽、潼關一線，在民間拼命抓丁，連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敘事詩的形式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悲慘情形。

從這些典型的憂國憂民之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憂國”和“憂民”并不是很容易統(tǒng)一起來的事情。因為杜甫所憂念的“國”同李氏王朝的“皇綱”之存亡密不可分，這“國”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內(nèi)的統(tǒng)治階級的國，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依其地位高下從這個“國”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貧困的勞動人民，即使他們的利益同這個王朝的存亡有一定關聯(lián)，他們也主要是犧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亂就其根本的性質來說，是一場企圖改朝換代的軍事叛亂。雖然安史集團的頭領以漢化的胡族人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說，普通民眾是被爭奪最高權力的兩大集團推進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淚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讀到這里，我們感受到詩人對受難的人民的極其真實深切的悲憫之情。當他說出“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樣悲憤的話時，他指出了一個慘痛的事實：民眾在這個世界上走到了絕路。沿著這個方向追問下去，會出現(xiàn)嚴重的問題：犧牲到最后的人民有無義務繼續(xù)為大唐王朝作出犧牲？而詩人就在這危險關頭收剎了他的筆，轉到另外的方向：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yǎng)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謂官軍中勞役輕、官長愛惜士兵，并且似乎沒有什么危險，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這樣幻想，并以此安慰從軍少年和他們的家人。而歸根結蒂，他還是要求人民繼續(xù)為唐王朝作出犧牲。還有《新婚別》，寫一位結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從軍，詩中既寫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又以較多的筆墨描繪了這位女子“深明大義”的形象。她要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我們不能說杜甫筆下的新娘不是真實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親人走向“死地”的婦女。而之所以選擇這一位新娘作為主人公，乃是從國家利益考慮。包括《垂老別》中那位“子孫征亡盡”而自己又被征去當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說凄慘至極，詩人對他也確實充滿同情，但在篇末，他還是讓老人說出“何鄉(xiāng)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樣偏向豪壯的調(diào)子。

總之，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回避眼見的事實①；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xiàn)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我們沒有理由苛責杜甫，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xiàn)實，關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圣”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shù)萬，封建史家和正統(tǒng)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贊揚，這和杜詩的態(tài)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勢越發(fā)不可收拾，自身的處境也日見窘迫，他對軍閥、官僚的橫暴、腐敗，態(tài)度變得更為尖銳嚴峻。雖然像《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jīng)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寫蜀中軍閥的叛亂和相互殺戮：“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被殺者似乎仍在號哭，而他們的妻妾和馬，都面帶愁容供殺戮者取樂，這是一幅何等慘酷的圖景！又如《三絕句》中寫道官軍的殘暴：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是，他對現(xiàn)實有什么辦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賢明：“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嘆：“安得務農(nóng)息戰(zhàn)斗，普天無吏橫索錢！”

（《晝夢》）這些無奈的、固執(zhí)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于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掙扎于漂泊的旅途，歷經(jīng)饑寒困危，備嘗憂患。對于生活在**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fā)了詩人對被戰(zhàn)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當他逃至鳳翔后，有了機會去鄜州探家時，又寫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錄第一首：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詩中呈現(xiàn)一幅戲劇性的異常感人的場面。在那一場突發(fā)的大戰(zhàn)亂中，家破人亡是尋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了。杜甫以準確生動的語言，把他們一家人重新相見時，彼此如在夢中、亦驚亦悲亦喜的復雜心情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可謂感人至深。千百年來，它不知引發(fā)了多少人內(nèi)心的共鳴！

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lián)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如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饑餓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畢竟還享有某些特權，那些地位低下的“失業(yè)徒”、“遠戍卒”，又將如何掙扎下去呢？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風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凍，發(fā)出“安得廣廈萬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祈愿。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后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應該指出：

詩歌并不會僅僅因為記載了某些史實就成為好詩。杜甫其實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歷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紀述自身經(jīng)歷而折射出歷史面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歷史相隨而飽經(jīng)憂患的結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后代有些詩人雖然也關注社會政治問題，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們的詩作難以像杜詩一樣引起我們的感動。

當然，杜甫的詩歌不盡是同當日的政治、社會問題相關聯(lián)的，也下完全是憂憤之作。他的作品題材其實很廣泛，尤其描繪山水風光自然景物的詩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過很多地方，吟詠美好的山川風光，為他多難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像西南一帶的景色，很多是因為有了杜甫的詩才開始為世人所知。有時，杜甫也會忘懷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種種細微的變化中，寫出諸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云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遣意》）那樣一類情味悠閑的詩句。畢竟，生活是多彩的，作為詩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失去對優(yōu)美事物的興趣。

三、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詩人。比較而言，李白的詩天然涌發(fā)、飄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詩則千錘百煉、苦心經(jīng)營，可以為人典則。就這一點來說，杜詩對后人的影響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詩歌類型眾多、風格也富于變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詩歌應用范圍極廣。他不僅用詩歌來敘事抒情，還用來寫人物傳記和自傳、書信、游記、政論、詩文評，幾乎無所不能。不過這也帶來部分詩歌偏向于理性化的問題。

二是杜甫對前代詩歌的態(tài)度比較寬容，主張“轉益多師”而不輕易否定。比如對南朝詩，杜甫雖亦有所批評，但卻不曾像李白那樣大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之一）。他對庾信、何遜、陰鏗等眾多六朝作家，都能誠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長處，從而豐富了自身的創(chuàng)作。這一點元稹在為杜甫寫的墓志銘中曾強調(diào)地指出。

杜甫善于運用各種詩歌體式。他的五、七言律詩和五、七言古體詩，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絕句雖不如李白、王昌齡那樣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絕，數(shù)量較少，成就亦稍為遜色。在杜甫的詩歌中，有幾種類型特別具有獨創(chuàng)性，也最能夠代表他對中國詩史的貢獻，我們分別加以介紹。

一類是用五言古體形式寫成的自敘性的詩篇，《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這類詩大都篇幅較長，往往是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于一體，能夠表達相當復雜的內(nèi)容。如《北征》詩長達七百字，敘述作者自鳳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經(jīng)歷和所見所思，沿途的景物、戰(zhàn)亂的瘡痕、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對個人遭遇的感慨、與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內(nèi)容交織在一起，情緒起伏變化，充分表現(xiàn)了杜甫當時復雜的心理。這類詩是從辭賦體變化而來的，帶有明顯的散文成份。宋代詩歌有“以文為詩”的傾向，顯然受到杜甫這一類作品的影響。但在杜甫詩中由于感情濃郁厚重，仍有足夠的力量支撐如此長篇，而不致失去詩的特性。

一類是以《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體、又有五言古體的敘事詩。這一類詩實際是古代樂府民歌的流變，但杜甫打破慣例，不用樂府古題而“即事名篇”（根據(jù)所敘事實命名），這樣就更能夠反映現(xiàn)實，更富于生活氣息。這一創(chuàng)造，直接導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從敘事藝術來看，這些詩善于描繪人物形象，尤其是運用對話來表現(xiàn)人物個性，在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類是七律。杜甫在這方面的成就，對中國詩歌藝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宮廷應制唱和，這類詩內(nèi)容貧乏，其語言亦平緩無力，而在這以外，佳作也為數(shù)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聲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發(fā)展了這一詩歌形式所蘊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樣，是固定的詩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當大的容量；在語言節(jié)奏方面，雖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經(jīng)過杜甫的精心調(diào)節(jié)，卻可以產(chǎn)生多種多樣的變化。于是，七律成為一種既工麗嚴整，又開合動蕩，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xiàn)力的詩型。試看他的名作《秋興八首》之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詩寫巫峽的秋聲秋色，美麗而蕭瑟，壯闊而陰郁，以此襯托出孤獨的詩人形象。整首詩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給人以豐富的感受。而有時候，杜甫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體詩的句式、音調(diào)錘進律詩，人們稱之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云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游。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在這首詩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語法完整，不避虛詞、代詞，都是古體詩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詩的句子比較緊縮）。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節(jié)奏，在第五字“者”處形成很強的停頓，然后引出悲愴而有力的末句。從聲律來說，這首詩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詩規(guī)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對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聲對三平聲，起伏感很強，具有古風的特征。這樣，作者打破了律詩固有的平衡、和諧，于拗折中求得獨特的韻味，借以表達自己不平靜的心情。這種借聲調(diào)和句法的拗折來抒發(fā)某種特殊情緒的手段，后來在宋詩人黃庭堅那里被廣泛運用。

杜甫對于詩歌的語言非常重視，他毫不隱諱地宣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確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說，杜甫把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表現(xiàn)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杜詩語言的功力，表現(xiàn)為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句式、詞匯并不特別，但由于寫得準確有力，而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讀起來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畫出妻子見丈夫仍在人世、剎那間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為驚心動魄的一筆。又如《江亭王閬州筵餞錢遂州》中“老畏歌聲斷，愁隨舞曲長”，也不是很特別的句子，卻很充分地寫出了詩人觀賞歌舞時潦倒愁悶的心情。另一種情況就是用不尋常的語言和修辭手法，造成新鮮的、能夠激活讀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寫景詩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開頭，然后用一個動詞引入實物，像“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放船》），“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云”（《晴》），“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等。這樣寫來，既醒目又能表現(xiàn)出情感的流動。古人煉字，有“詩眼”之說，即一句詩中有一個字特別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這方面的長處尤其為人欽服，贊為一字之下，后人無法更易。像“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二十判官》）的“亂”和“懸”，“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旅夜書懷》）的“垂”與“涌”，“萬姓瘡痍合，群山嗜欲肥”（《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的“合”與“肥”等，不勝枚舉。至若《秋興》中“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動詞“開”和“系”都關聯(lián)兩項事物，更是精巧絕倫。

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多種多樣，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為歷來評論者所公認的，是“沉郁頓挫”（《進雕賦表》）。所謂“沉郁”，主要表現(xiàn)為意境開闊壯大、感情深沉蒼涼；所謂“頓挫”，主要表現(xiàn)為語言和韻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這種特點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詩歌所要表達的人生情感非常強烈，而同時這種情感又受到理性的節(jié)制。他的思慮常常很復雜、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當和適度的表達方法。這樣，使得詩中的情感之流成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動。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啟后的詩人，清代葉燮《原詩》中說：“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秾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于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杰，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shù)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這樣說，不無夸張之處，但杜甫善于總結前人經(jīng)驗和善于創(chuàng)造，而開啟了后代眾多詩家、詩派，卻是無疑的事實。

和杜甫同時、作品也注重反映社會情況的詩人是元結。但他的文學成就遠不能與杜甫相比，他對詩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頗。在這里我們對他作一簡單的介紹。

元結（719—772）字次山，洛陽（今屬河南）人，天寶十二載（753）進士，曾任山南東道節(jié)度參謀、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結在他所編的《篋中集》前寫了一篇序，尖銳批評了當時詩人在內(nèi)容上“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聲病，喜尚形似”，要求詩歌歸于“雅正”；過了五年，在《劉侍御月夜宴會詩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

那么，他所謂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要能“救時勸俗”（《文編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樂府序》），“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guī)諷之流”（《二風詩論》）。換句話說，就是首先要把詩歌當成政治奏疏、勸世文、國策文論來寫而不是當作藝術作品來寫。雖然這種文學觀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學的實用功能強調(diào)到極端，不僅輕視了文學的獨立價值，而且會造成忽略詩歌語言、形象、韻律等藝術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選《篋中集》的二十四首詩歌中就有這種傾向，在元結本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也有這種傾向。

《舂陵行》、《賊退示官吏》是元結的兩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寫道州經(jīng)過兵亂后衰敗破敝的景象，記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并表示自己寧可接受上司處責，也不忍心再在這些處境艱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錢糧；《賊退示官吏》則勸告道州官吏，“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不要再在這些百姓身上橫征暴斂，并以詰難的口吻寫道：“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在這兩首詩里，顯示了元結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稱贊他“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并感嘆說：“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shù)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這兩首詩在內(nèi)，元結詩歌在藝術上是粗糙的。因為在他看來，詩的社會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達了合適的內(nèi)容，詩就達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詩語言顯得草率，似乎沒怎么仔細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與黨侍御》的“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為”，以及《瀼溪鄰里》、《喻瀼溪鄉(xiāng)舊游》等，都缺乏節(jié)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質木無文，像押韻的散文而不像詩。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還饒有情趣、俗而不鄙。舉其二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元結這種極力強調(diào)詩歌在政治上的實用功能的理論在當時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確實代表了一種動向。后來白居易等人的詩歌理論，就是沿著這一方向的。

第三篇：《李白與杜甫》讀后感[范文模版]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讀完這本書，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觸。李白和杜甫是我們都知道的詩人，郭沫若也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詩人們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收集的《李白與杜甫》讀后感，歡迎閱讀。《李白與杜甫》讀后感一

該書上篇講李白，下篇講杜甫。郭沫若以其卓越的考據(jù)功底和敏銳的詩人感受，生動還原出一代“詩仙”“詩圣”的真實生活。書中諸多觀點極富創(chuàng)見，隨手援引資料更是妙趣橫生。

初版于1971年10月的文史巨匠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曾讓二十多年前的筆者佩服得簡直是五體投地：詩仙李白與詩圣杜甫現(xiàn)存的2400多首詩作，在郭老那里就如常人腦中的乘法口訣一樣爛熟于心，為了佐證自己的某一觀點，他可以信手拈來，而且是旁征博引，動輒十幾條乃至數(shù)十條，這讓我驚詫于郭老深厚的考據(jù)功底和超人的記憶力！須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網(wǎng)絡與搜索引擎尚未問世，而郭老卻已近耄耋之年。此其一。其二，巨著熔文史于一爐，郭老以詩人的筆觸，史家的慧眼，將李杜的身世婚姻、生活狀況、政治活動、宗教信仰和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二人的交游，兼及他們與賀知章、嚴武、岑參、蘇渙等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以及唐玄宗李隆基、永王李瞞、節(jié)度使哥舒翰等要人的交往等等，條分縷析，娓娓道來，新見迭出，別開生面。一幅幅李唐王朝由鼎盛輝煌轉至衰敗凋零的歷史畫卷徐徐展現(xiàn)在了讀者眼前，既波瀾壯闊，又流光溢彩。

大文豪蘇東坡曾有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李白與杜甫》這樣的信息量豐沛、學術底蘊深厚而又“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的力作，真是讓我等文史愛好者大快朵頤。讀《李白與杜甫》，其快感猶如讀小說《紅樓夢》《三國演義》，隨便翻開其中的一頁，讀者都可以“眼前直下三千字”，隨著郭老滔滔大河般汪洋恣肆的探析與闡發(fā)，與作者共振：或者百感交集，或者唏噓不已，或者茅塞頓開，或者慷慨激昂。

“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當為‘它布’（圖騰），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這是郭老的夫子自道。茅盾則說：“郭老《李白與杜甫》自必勝于《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論李杜思想甚多創(chuàng)見。”竊以為，將兩位大師的這兩段話結合起來看待和評價《李白與杜甫》，庶幾接近客觀。

入選《中國圖書商報》“60年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首批書目的《李白與杜甫》已經(jīng)于2010年5月再版。經(jīng)典，不但是百讀不厭的，而且必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讀完這本書，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觸。李白和杜甫是我們都知道的詩人，郭沫若也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詩人們是什么樣的呢？

中國每一朝代幾乎都有一種代表性的文體，漢賦、魏晉小品、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唐朝詩歌最勝，李杜又是唐朝詩人中無法超越的雙峰，為人贊譽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被捧為詩圣，史上研究分析李白杜甫詩文的文章專著是數(shù)不勝數(shù)。

手中這本《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1971年就寫成的作品，除了一些短詩詞，此書可稱為是他的封筆之作，而且此書是在郭沫若的兩個兒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繼自殺后著成的。人在痛苦時會作情感轉移，或寄請于工作，或寄情山水，或寄情與文字，或寄情煙花柳巷，或寄情故紙堆，或寄情政治對于文人來說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寄請于文字古籍學術，當年魯迅就曾抄古碑排解苦悶彷徨，沈從文解放后研究古代服飾放棄文學創(chuàng)作遠離政治。

這本《李白與杜甫》卻有別于郭沫若的那些聽命文學、口號文學、政治論文，仿佛回復了他早期的部分張揚與反叛的個性，隱含著痛苦的傾訴與反思。

有一種痛苦叫喪子之痛，有一種解脫叫寄情古籍。我想這本書也許就是郭沫若寄情于李白杜甫的詩歌和古文獻來轉移喪子之痛的產(chǎn)物。這本書既是詩論又是史論還是詩人傳記，再夾雜一些個人感情寓意在里面，所以此書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廣受爭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篇：杜甫

杜甫

一腔熱血，十年奔波，只求忠君國。不料君蒙蔽，不識其才俊。曲折，曲折。險遭不幸，官場路難行！；

謫遷之意孤獨，憂國憐民感慨。怎受得風聲？處處傷情。潼關吏甚安史兵，終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

妻子別離，月是故鄉(xiāng)明；杜鵑啼血，感時花濺淚。無奈下，徒登高。有霜爬上眉梢。

愛訣別

——讀林覺民《與妻書》

此刻，在我句讀完最后一個標點，手中的筆滑落的瞬間，我突然難以抑制地趴在桌前放生大哭。我盡乎絕望地相信，也許有生之年，我不會再讀到像這樣一封催人淚下的情書了，再也不會了。這封在血與火、愛與恨、生與死之間洗煉成的《與妻書》，像一首卓絕的詩，烙著愛的訣別，注定了只能在那樣一個風云涌動的動蕩年代高傲地絕版！

一方錦帕，四四方方地承載著棱角分明的情與愛的告別，在那個星月無光的不眠之夜，林覺民赴死般的情懷那樣決絕，明知不可為而偏欲為，為了以身相殉的革命，為了理想盡頭的共和，他只能選擇拋棄小家與妻子陳意映。滴不盡的血淚，化不開的濃墨，手中墨汁欲滴的筆不知如何在錦帕上運筆，告訴意映他選擇拋棄她了嗎？告訴意映他要死了嗎？不知道啊，他們經(jīng)歷了那么多場分別，卻都不是為這最后一次生與死的分離做的彩排啊！

他于如漆的暗夜里回味內(nèi)心最明媚的記憶：“初婚三四月，適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并肩攜手??”忘了離別，忘了生死，只記得他與她的低語淺笑，溫暖如春。啊，愛這么短，遺忘卻這么長，“汝不能舍吾，其時時于夢中得我乎！”此后，他會成為意映夜夜的驚夢，日日的折磨，林覺民不知道未來載沉載浮凌遲一般的歲月，他的意映該如何獨自熬過那些似乎永不止休的日日夜夜??

管不了這么多了，垂死的中國需要鮮血來祭拜供養(yǎng)，壓制的民心需要用炮火來引發(fā)，“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愿離而離者，不可數(shù)計，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為了天下更多的妻子不再像意映一樣流淚，為了更多的丈夫不再如自己一般掙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用血與火、靈與肉、肝與膽來奠基他輩之人為之共同追求的名為共和的夢想！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意映，只能成為林覺民心中永生那以彌補的虧欠??

一燈如豆，太暗了，太暗了，世界留給林覺民的只是這樣一點微弱的稀光啊，照不亮前方，照不亮愛情，他有多愛她呢？如果情愛可以丈量，我相信一定會是萬丈無限。林覺民書“吾至愛汝，吾自遇汝以來，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小愛點亮大愛，他愛著意映，也愛著中國，正是他對意映愛的信念，支持著他為了天下人的幸福而視死如歸啊！

感天動地的愛必將以翻天覆地的時代作為背景來陪襯，轟轟的炮火在歷史中回蕩，如雨的子彈與人得血肉沉悶地撞擊，在昏天黑地中開出一朵朵明艷的血花。黃花崗，歷史不會忘記的地方，林覺民的墳墓，陳意映的噩夢。“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別了，意映，別了，至愛的人，為了我的愛，為了你腹中的小覺民，好好活下去，“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

嗚呼哀哉！我相信生命不可以天長地久，然而愛情，卻可以！

與生命相比，一切都太過卑微

或許從年少的勵志格言里，我們就來是聽到關于生命的種種，比如“生命是最寶貴的，因為他只有一次”；“我們要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的確，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莫過于生命。

和生命相比，一切都太過卑微，正像一個形象的比喻所說的：要是人生是一連串的數(shù)字的話，那么身體健康就是前面的“1”，金錢，事業(yè)，愛情，就是后面的“0”。顯然人生要是沒有前面的“1”，后面有再多的“0”，也是沒有意義的。而這里所說的健康，自然是延伸意義上的生命。

看到了生命如此寶貴，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好它。更何況健康的身體是我們從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如果身體垮了，其他一切都是徒勞的。

雖說我們要為了事業(yè)而奮斗，要為了家人而拼搏，但我們絕不能忽略自己，任何時候都要善待自己，愛惜自己。讓自己擁有完整的，健康的，愉悅的生命過程。

我們每個人都一樣，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比我們的生命更珍貴！和生命相比，任何痛苦和煩惱都顯得無比渺小。我們不一定等到生死關頭才感悟生命的可貴，而應該從現(xiàn)在開始，讓自己擁有健康的身體和愉悅的生命。只有擁有革命的本錢，我們才能打贏一場又一場的人生之戰(zhàn)。

不難想象，我們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誰都難免會有痛苦和煩惱。那么，要想應付各種挑戰(zhàn)，沒有良好的心理調(diào)節(jié)和心理平衡能力將會很難應付。

古人說：“憂則傷身。樂則長壽”。只有具備良好的情緒，我們才能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容易保持年輕。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讀后感】

我說我有病，真切的承認了，無論古時還是如今，其實我們早已生活在這個病態(tài)的世界里，無藥可救，即使你再難受，我們也很難做到感同身受，我們都有著各自的病，那些深藏在身體里的負能量，在血管里膨脹著，流動著，看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各種滋味深長。

無論是怎樣的愛情，是人鬼情未了的生死兩茫茫，還是夢牽自家花園的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總覺得，在愛情里，沒有誰對誰錯，還是誰錯的多，而是在這一去不復返的時光里，你遇見了誰，就會帶給你怎樣的情感，你若不離，我必生死相依，你若離開，后會無期，時間會把一切平淡。我想這就應該是對待感情的態(tài)度吧，誰也不怨誰，只有誰愛的更多。

其實杜十娘不必一死，既然已是自由之身，又何必為了一個牲畜之人而投江呢，十娘應該拿著自己的百寶箱，過好自己的生活，那些錢，足以余生不愁生計，也可用那些錢救出更多的風塵女子，讓她們不再走上自己的路，好好的生活下去，這才配得上女俠的稱贊，有一死的勇氣，卻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此時的十娘是不是也懦弱了些，一死可以，但要為值得自己去犧牲的人，可是李甲，從始至終，就是一個骯臟內(nèi)心的人，何談愛情呢，覺得這不是愛情，只是一段孽緣而已，不要也罷。

若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許，是不是這樣的詞句來得有些諷刺涼薄，其實愛一個人是有理由的，如果當有一個人說，愛你是沒有理由，那是因為，他/她鐘的不是你的情，而是你的臉，你的錢，罷了，你也不必問他、她，你愛不愛我，因為若真愛，它早已深藏在你的生活里。你若不離，我必生死相依，你若離開，后會無期。

詞絕天下

不知從何時開始，喜歡在寧靜的淡淡午后，捧一卷素札詞箋，靜靜的把自己支付于那清麗的文字，任由其在我的思想里游弋。或長或短的句子恰能直抒胸臆，華麗的辭藻間構架的是馨香綺麗的古韻。

（一）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李清照《武陵春》

最先讀到的便是清照的詞。那“驚起一灘鷗鷺”的歡樂，沉碎在粉紅色的荷蕊里，久經(jīng)不衰。少女的本性在那一刻顯露無疑，天真，單純。涉世未深的她在自家花園里偶遇明誠的那一刻，嬌羞的“和羞走”，還不忘“倚門回首”，看一眼這意氣風發(fā)的男子，最后“卻把青梅嗅”。她的愛情，同這園里的花一同綻放在這碧天白云之下。

新婚燕爾，她是幸福的，然而這樣的幸福卻如朝露般易逝。仿佛只是一個轉瞬，天下狼煙四起，百姓流離失所，到處戰(zhàn)火紛飛。在那個金戈鐵馬的年代，她被迫與心愛的丈夫分開，在各地輾轉。她丟失的，不僅僅是珍貴的書卷，更是她的人生。再也看不到她“沉醉不知歸路”的率性與灑脫，站在蕭索凄清的鳳凰臺上，她憑欄遠眺，似是在望明誠，似是在望人生，卻只是“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幽深的庭院里，陪伴著她的只有寂寞與離愁，黃花落了滿地，蕭瑟的秋風拂過她的身子，那人竟比黃花還瘦！

縱然這位落魄的才女晚景凄涼，但她的詞始終如一的像她的名字——清照一樣，有著“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幽麗。在宋朝的煙云里，她如一朵風姿綽約的青蓮，攜著傾盡天下的詞，從那藕荷深處飄來。

（二）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閑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

——納蘭容若《木蘭花令》

從來沒有一句詞，能像“人生若只如初見”這樣打顫我的心靈；從來沒有這樣一種愛情，能像納蘭容若的人生這般叫人斷腸；從來沒有這樣一個人，能像納蘭容若這般風華絕代。

他，出身名門，相貌英俊，才氣不凡，前途順暢，是多少人欽羨的對象？他卻不注重名利財富，專注于文學，追求靈魂中的真、善、美。“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他如是說。但命運卻待他不公，讓他邂逅了人生最美麗的愛情，卻又將它無情的奪走。心愛的妻子已踏赴黃泉，在多少個夢回的午夜，他獨自垂淚伴月到天明，吟著“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對月訴說著對愛妻的思念。

他帶著一顆玲瓏的赤子之心，游走在這紅塵俗世之中，倚竹賞菊，吹月飲觴，氤氳出一句句爍光閃影的詞句，卻又悲嘆“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在這濁世之中，納蘭容若，胸納幽蘭，神容略若，寫著他絕世無雙的詞，流連在無盡的愛與憂中。

（三）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蘇東坡《江城子》

一個豪邁的血性男兒，他立志報國，發(fā)誓要為這個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無奈仕途不順，一再被貶謫，他也曾為此憂怨過。中秋之夜皎月如玉般傾灑人間，在這合家歡聚的時刻，他卻孤身一人。且有前途渺渺，自然而然的想起了遠在千里之外的親人。這種思念，這種孤單，這種彷徨，唯有對著圓潤清華的月光吐訴，和著濃香烈酒咽到肚里，斷腸。他并沒有一直憂怨下去，他的胸懷是豁達的，他相信，只要有真心，即使相隔千里，也能一起共賞嬋娟。他想的不是名利，而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是百姓，所以即使被貶謫，依然是“傾城隨太守”。

在人生的起伏中，東坡是堅強的，他有如東岳泰山般的堅韌不拔的意志，又有滾滾長江般的豪放，亦有那千轉百回的似水柔腸，更有那絕響于天下的文采！

合上素箋，那些精美的詞句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那些流光溢彩的人生在我眼前一幕幕浮現(xiàn)，那些如泣如咽的憂訴在我的心頭縈繞。一句句詞，就像一道道長虹，劃破我人生的天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

古韻猶如一卷華麗的古卷，詞就是其中精彩的一章；古韻猶又如一片似錦的繁花，詞就是其中絢麗的一朵；古韻亦如那深邃的星空，詞就是其中閃亮的一顆星子。在斑斕的古韻中，詞絕天下！

第五篇：杜甫

杜甫

在我的家鄉(xiāng)河南有許多名人，他們有的是名貫古今的詩人；有的是威風凜凜的大將軍；有的是報效祖國的革命英雄；有的是事業(yè)有成的企業(yè)家；還有的是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家鄉(xiāng)的名人還有很多。今天我就來說說中國的大詩人：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出生，770年去世，漢族，字子美，世稱杜少陵、杜工部、杜拾遺等自號少陵野老，生于河南鞏縣，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乃祖為初唐詩人杜審言，乃父杜閑。我國唐代最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并稱“大李杜”，人稱“詩圣”。一生寫詩一千四百多首。

杜甫的一生頗有些曲折，他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wèi)率府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開始，他流亡顛沛，竟為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七五九），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jié)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杜甫天資聰穎，據(jù)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游翰墨場”（《壯游》），與文士們交游酬唱。二十歲以后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游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后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一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游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杜甫的影響也很大。他的詩則集古之大成，內(nèi)容無所不包，兼有各種風格，詩境空前絕后，不論古人還是來者，都無法超越他了。杜甫的詩被后世的詩人推崇備至，寫詩的人沒有幾個不稱道杜甫的，金圣嘆把杜甫詩列入才子書之一。杜甫被后人稱為“詩圣”，是從他的成就和他在后世詩人心中的地位給起的。

聽了介紹你一定對“詩圣”杜甫有了一定量的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