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小說史略讀后感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

上海古籍出版

《中國小說史略》作者魯迅，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中國小說史略》為魯迅先生編撰的中國第一部小說史專著。全書共有二十八篇，敘述中國古代小說發生、發展、演變過程，始于神話與傳說，迄于清末譴責小說。它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進程中具有開啟先河之功的重要著作，是一部分體文學通史。本書在資料上搜羅豐富，采輯審慎，分析了歷代小說的思想、藝術，言簡意賅，是二十世紀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著作。據相關資料，《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篇，是魯迅先生1924年7月在西安講學時的講稿，可以看作《中國小說史略》的提要。

在此書序言中作者提到中國的小說自來無史。有的，那么一定也是先在外國人所作的中國文學史中看到的，然后才在中國人所作書中看到，外國人所作的中國文學史最早有1901年英國出版的翟理斯的，1902年萊比錫出版的德國葛魯貝的，而中國人最早卻是1904年出版的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同一年還有黃摩西撰同名的書，明顯都在外國人之后。然而數量都不及全書的十分之一，因此小說史仍然不詳細。我想，這也許便是魯迅先生作這本書的最大原因吧！

而魯迅先生的這本《中國小說史略》成書過程極其艱辛，其書在文學史上具有開拓性的地位，對從事小說史的中外研究者而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文學史梳理方式對后代文學研究和寫作產生深遠的影響，而書中對俗文學各種文體的關注更是“五四”運動興起之后的重要研究方向，充分體現了現代學術發展的視角和特色所在。

從目錄看來，整本書是以時間順序展開的。從史家對于小說的著錄及論述，到神話與傳說，到六朝、唐、宋元明清，最后便是清末的譴責小說。

第二篇講的是神話與傳說，其中提到“街談巷語”來自于民間，本來就不是某個人單獨創造出來的，探究它的根本，還是在于神話與傳說。接著又說到神話不特別是宗教的萌芽，但確實是文章的淵源。盤古開天辟地、女媧補天、共工怒觸不周山、筒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媼得蛟龍而孕季、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全部都是我們從小聽到大的神話與傳說在第二篇中一一被提到。文中一帶而過的魯迅先生在注解中都有詳細解釋，而講得稍稍精細點的更是令我入了迷，欲罷不能。唯一覺得可惜的地方便是中國的神話僅存零星，文中有提到兩個原因:一是華土之民重實際而黜玄想，不能搜集古傳以成大作；二是孔子提倡實用為教，不信鬼神，后神話便沒有發揚光大，實為可惜。而我覺得，雖然神話與傳說不一定都是真的，但他們給后世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神話與傳說作為代代相傳的故事，正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種傳承，證明了中華傳統文化歷經數千年生生不息充滿生機。

一提到明之神魔小說，大家首先想起的一定是《西游記》、《封神演義》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根據魯迅先生所述內容我們大致可以認為神魔小說的作品風格是想象力豐富，多言怪力亂神，更深的是影射世情之意，而恰恰“神魔小說”這一概念就是魯迅先生首次提出的。明代后期荒誕離奇的神魔小說十分離奇，因為歷來三教之爭都未解決，所以其思想內容也相當混雜，既有世俗欲念乃至某種反傳統精神在幻想形態中的表現，也包含著許多夸飾宗教、宣揚因果報應的成分。所以我覺得每個時代出現的新的小說題材及內容都是應運而生的，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在這樣的社會性質中，它們出現得理所當然，這時你再去體味這些小說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我還深深記得明清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和曾樸的《孽海花》。這四本書在內容上的共同點就是都暴露和諷刺了清代官場的腐敗，到處貪財受賄，營私舞弊；商場里官商勾結，爾虞我詐；洋場上嫖賭拐騙，醉生夢死等，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種種丑惡現象。而正是因為這種丑惡現象，具有改良思想的小說家才紛紛通過小說來抨擊政府和時弊，提出挽救國家的主張，而“譴責小說”這個名稱也由此而來。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也提到了這四本書，并且每講到一本書都會引用這本書中的一個例子，像《官場現形記》中，賈大少爺連問三個官員關于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他們都表達了多碰頭少說話之意，直到最后一位小軍機才把儀注說清。說也有趣兒，第一位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便連連回答“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而第二位黃大軍機也只說華中堂閱歷深，老成人之見是一點兒不錯的。到第三位徐大軍機更有趣兒，他兩耳重聽，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所以，官場上盡是這些官員，又如何能夠政治清明，廉潔清正？魯迅先生在文中引用的簡單例子卻是整本書內涵的縮影，高，實在是高！

我覺得《中國小說史略》首先內涵豐富、校正嚴謹。魯迅先生從各處搜集資料匯編成《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等書，它們為《中國小說史略》提供了扎實可靠的材料。而在搜集過程中，作者逐篇分辨真偽、考證源流，足以見作者用心程度之深。其次，這本書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它描畫出了一條脈絡清晰的數千年中國小說進行的線索。由于作者能夠將各種類型的小說及其發展放在當時社會各種條件下進行考察，所以具有較高的科學性。最后，它分析分析精辟、評斷允當，尤其是對人物形象的剖析讓人尤為深刻。另外，辨別區分諷刺小說與譴責小說的異同，自魯迅首創，至今仍沿襲其名。

魯迅先生的這本《中國小說史略》正文內容并不是很多，有些篇章后面的注釋都比正文要多，但這些注解又不讓人覺得喧賓奪主，因為它們很多都是對正文中精簡語言的具體擴展。所以說正文和注解完全是相輔相成的，是兩者的結合才促成了整本中國史的成功。這本學術著作雖然是用文言文寫的，但閱讀起來卻并不困難。從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從一開始的有些不耐煩到后來逐漸沉迷于其中無法自拔，不得不佩服魯迅先生寫作的謀篇布局與豐富內涵。

這本著作其實大大地拓寬了我的眼界，本就愛看小說的我在看完這本著作后，對這一類書是充滿了興趣，我想我還會多讀一些這類書的。魯迅先生的寫作功底深深地令我折服，他對這本書付出的精力和精神都讓我贊嘆不已，也值得我們當今的大學生去學習！

第二篇：《云夢史略》讀后感

我是江西人，云夢是我第二故鄉，《云夢史略》讀后感。我熱愛、關心、宣傳云夢，必須了解和學習云夢歷史。最近，我喜讀《云夢史略》和《云夢旅游》，兩書同一主編，2009年9月9日同一出版社同一天出版。我對主編不了解也不認識，編者們寫作的速度是相當快的，他們使用的是快功，也許是寫作的文學功底和天賦太強大了，這就叫做快功成快書：在《云夢簡史》的基礎上充實增加成《云夢史略》，再寫《云夢旅游》就容易多了。后者暫且不說，先說前者，談一下《云夢史略》的讀后感。

快功成快書在現代很風行，有真本事的人的確會創作，包括得文學獎的湖北就有好幾個名人。《云夢史略》書中沒有列出主要的參考資料，云夢的舊志和新志，各輯《云夢縣文史資料》等我也看過不少，他們都搜查了或引用了。出快書的人與個人的做事風格，也就是價值觀有關，得文學獎的也許沒有考慮名利；編書者也許考慮到名利，這種人是沉靜不了心，坐不住冷板凳，生怕“天氣變化”對自己不利。兩書的主編好像帶著使命和任務，想快一點出成果。但限于眼界、學識、時間、資料,盡管也作了一些考證和辨別，仍有不足之處，甚至有疏漏和錯誤，讀后感《《云夢史略》讀后感》。詳情不作評論，吳祿貞和許兆椿的畫像、內容沒有必要重復，前面的可以寫明見后面兩人的專述。黃香的畫像不符，屬張冠李載。

寫史書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也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程。當代時風已變，創作歷史朝代和人物的編劇、制作、出品，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改編，甚至有幾個版本。所以然《云夢史略》不但引用了人家的作品，而且還可以改編成自己的東西，這就是現代社會歷史創作模式--真實性加文學性。由此可見，編著與原創不同，編著主要是把原來有的史料進行編輯和加工；原創是原先沒有的，史無前例的作品。史略與史考也不同，史略是大概地綜合性的速成品；史考是科學真實地長期認真的反復考證的結晶。一字之差顯本色，各有各的本色，但寫史就怕有誤。

眾所周知，古典詩詞中常有“.醉如泥”，中文常識問“爛醉如泥”的“泥”指什么?你不能憑想象是泥巴，即土、沙、水的結合物。實際上，古代各種推論分辨得出結論，它是一種無骨的蟲子，是一種軟體、腔腸類動物。往往看到的事物，并不是我們想當然的理解，只要用心觀察才會發現事情的真相出乎意料。生活如此，史書寫作亦如此。就是上述“泥”的誤解延誤至今也有千年之久。為了教育下一代，教好云夢的青少年，云夢縣各中小學，如要向他們講歷史，應以史證方面的書為教材，帶有文學性的史書不要向青少年介紹。否則，有些云夢歷史的誤解將會延誤子孫萬代。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化學史略》-讀后感

《中國近現代化學史略》讀后感

郭保章(1926~),安徽阜南人,首都師范大學化學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化學通報》和《化學教育》編委。郭保章先生經努力教學耕耘，奮力撰寫，終于鑄就了這本難能可貴的化學史專著《中國近現代化學史略》。中國近現代的化學發展之快、范圍之廣、涉及問題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要把如此浩繁復雜而絢麗多彩的中國化學編寫成一本適合教學和研究的史書，真是談何容易。

化學與我們的生活以及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化學科學的發展，增進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所以說化學是人類進步的關鍵學科之一，且不說別的，化學在社會上就是一種基礎，比如石油、化肥、發電等等的很多，這是必不可少的，關系我們生活。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化學則是人類用以認識和改造物質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它是一門歷史悠久而富有活力的學科，它的成就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中國現代化學史略》敘述了現代化學如何從西方傳入我國，并在我國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的歷史，反映了我國化學家所創造的不平凡業績，以及現代化學各分支學科和中國化學會等的發展概況。

看這本書的同時，我也能深深地體會出中國古代化學的光輝，中國，一個古老的國度，擁有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China一詞的由來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陶瓷，一個中國的象征，古代的陶瓷精美仍然是現代人陶醉其中，有著名的唐三彩，有享譽全球的宋代五窯，明青花瓷依舊吸引世人的目光。煉丹術和煉金術被認為是近代化學的起源，中國古代擁有最顯著的煉丹技術。作為封建社會通知階級的皇帝、貴族和地主等權貴，他們不僅渴望獲得更多的財富，更希望掌握長生不老的秘密以永遠享用得到的財富和權力。這種情況下。煉金士和煉丹家正式走上了歷史五代。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有著燦爛的古代科學文化，保存著極其豐富的歷史典籍。造紙、火藥、瓷器等偉大發明創造，舉世稱頌。中國雖然早已有了高度發達的經驗化學，但近代化學知識卻是從歐洲傳來的。通過學習，明白中西方之間的差距，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是化學最早起源地之一，然而卻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本人發表自己的見解，通過中西方對比，不難發現原因。首先在大的社會背景，中國是典型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為主體，作為主體的國民難有可支配的資金去從事研究。第二點，出現在人文方面，中國的封建思想禁錮了人民的思想，而西方的科學崇尚自由，西方的文藝復興極大地促進了思想的解放。第三點，精神上出了問題，對比西方，中國古代缺乏專業從事化學事業的先驅，人們研究化學往往追求長生不老。第四點，教育問題。這一點很有戲劇性，古代因缺乏理論而阻礙了科學發展，古代的教育嚴重傾斜人文科學，自然科學近乎空白，現代的應試教育讓實踐動手變成國人難以跨越的溝壑。

再重點說一下思想方面吧，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講究的是“天人合一”，追求人要與自然和諧共生，最終達到與自然地完美結合。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施行愚民政策，利用儒家思想舒服人民的思維，讀書人念四書五經只為了升官發財。儒家的思想缺乏思辨，講究的是感性認識，很少用演繹的邏輯思考問題。西方人所謂科學的那些東西，在中國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是讀書人所不齒的。我們承認儒家思想的偉大之處，但它也確實影響了中國人的創造性思維。在儒家還未占正統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當時的墨家、陰陽家、農家等等，對各種自然現象有著自己的理論解釋，如果可以假設，像墨家、陰陽家、農家這樣的學派，是很有可能發展為近代科學的。只是自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之后，中國人變得只講究修生養性，不再重視自然科學的發展。中國古代的化學只是主要來自于煉丹術，近代化學的發展則得益于工業革命，歐洲的化學起源大體與中國類似，也是靠煉金術發展起來的，然而近代工業革命的發展使得大量的化學知識在生活中得益時間和應用，這就使得化學這門學科得到了眾人的關注和認可。然而此時的中國正閉關鎖國，化學跟數學一樣都是屬于旁門歪道，不入正統之流，自然要落后于歐洲。在明朝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還是世界領先的。自明朝倭亂之后，施行海禁，鄭和下西洋成為古代中國最后一次與世界的科學只是交流活動，從此中國施行了“閉關鎖國”政策。乾隆皇帝曾在寫給英國女王的信中稱：“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閉關鎖國”使中國長期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嚴重阻礙國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組織了中西方之間的交流，妨礙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輸入，使中國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不利于中華民族同世界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的落后，遭受列強的欺辱。

歐洲化學傳入中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從明朝末年到鴉片戰爭，為第一階段，傳入的是歐洲的舊化學；鴉片戰爭以后為第二階段，傳入的是新化學，即科學的化學。傳播的途徑主要有翻譯和教育兩個方面。在翻譯方面，最早且成績卓著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突出的人物是中國化學啟蒙者徐壽。中國在 19 世紀后期出版的化學書籍，絕大多數出自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其中徐壽實際上是西方化學知識傳入中國初期階段的一位十分重要的啟蒙人物。關于徐壽，《清史稿·藝術傳》和《上海縣續志》都有記載，近人袁翰青、楊根也有過很詳細的介紹。一直以來都比較喜歡與感激那些為了中國，為了科學，為了人類事業不斷付出的科學家們，有了他們才使我們不被外國人欺負，才能使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斷發展，才能有了如今這和平幸福的安定日子。特別是近代中國那段艱苦的日子，那些血與淚的時光。的確，現在的我們不曾經歷那些苦難，那些差的條件，但是我們又怎能忘記？不能忘記！

“俯首為牛莫笑，昂首躍馬皆驚。為了國家天下事，怎管生前身后名？憑它白發生！”化學史不光要學化學的發展過程，更要學的是那一種精神！那些不為生前身后名，而為了國家，為了天下，為了科學而科學的精神！

第四篇：《中國民俗學史略》教案

《中國民俗學史略》教案

出自鐘敬文《民俗學概論》第十四章

重難點：理清中國民俗學的歷史脈絡，明晰民俗學在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時期不同的思想觀念、主要派別和代表作品。

全面、精準地理解中國民俗學的大致發展歷史，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民俗學作為一門新興人文學科，在當代中國社會以及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第一節 古代關于民俗的記錄與觀點

一、先秦文獻中的民俗記錄與見解

（一）孔子的民俗觀 歷史介入民俗：“志古之道，居今之俗” 教化民眾：“民教俗補”

（二）荀子的民俗觀

民俗的道德標準 民俗的社會標記

贊同孔子的詩樂教化思想 關注民間文學

（三）老莊的民俗觀

“無知無欲”、保存自然人性 “天籟說”的源頭

二、漢魏民俗編著的出現與評注

代表——司馬遷、王充、郭璞、宗懔

（一）司馬遷的民俗觀

觀點——歷史不等同于民俗 做法——收集民間傳說 代表作品——《世家》、《貨殖列傳》、《游俠列傳》、《西南夷列傳》 基本方法——以史別俗、采俗補史

（二）王充的民俗觀

《論衡》——評論民俗知識的性質，肯定漢代文化的進步

（三）郭璞的民俗觀

《山海經注》

（四）宗懔的民俗觀

《荊楚歲時記》，農事習俗

三、唐宋農政民俗思想的興盛與都市民俗記錄的開端

（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政民俗思想的興盛、官修民間文藝圖書的出現、帝都民俗中心的發現。

（二）農政民俗思想的社會地位及學術影響

唐代——“勤農”、“政績” 宋代——農學觀與儒學密切聯系

（三）官方類書與文人著作對民間文藝史料的輯存與談論

著名的官方類書：《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 文人著作：《酉陽雜爼》、《夷堅志》、《教坊記》、《碧雞漫志》

（四）都市文化范圍的確立和都市民俗記錄

范圍：帝都民俗 著作：《兩京新記》、《東京夢華錄》 稱謂：“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

四、元明清民俗文藝的發展與補正民俗文獻的工作

（一）背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文化的融合、正統文化與中下層文化的融合

（二）方志筆記的民俗眼光及成果

《河南通志》“夙儒明賢”、承下化下的鄉紳眼光

（三）明清學者的通俗文藝觀

《粵風》

（四）語言民俗的形成及其資料的歸納

顧雪亭《土風錄》、錢大昕《恒言錄》、郝懿《證俗文》

第二節近代啟蒙民俗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一、近代啟蒙民俗思想的產生與歷史意義

（一）啟蒙民俗思潮的特點

（二）產生 1.革命派：“民俗武器論”

代表：黃遵憲

觀點：民族民俗是思想啟蒙利器 2.改良派：“民俗工具論” 代表：康有為、梁啟超

觀點：民俗作為工具可以“開民智” 3.歷史意義

推動革命發展和社會進步；加速中國傳播媒體轉變

二、近代知識分子對民俗文藝的應用

接近革命的武器——仿作民謠俗歌 1.革命童謠與彈詞

童謠：張炳麟《逐滿歌》 彈詞：秋瑾《精衛石》、陳天華《猛回頭》 2.文人竹枝詞

夔州地方民歌《竹枝詞》 梁啟超《臺灣竹枝詞》 3.全國風俗志

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

第三節 現代民俗學史

科學意義上的中國民俗學產生于“五四”時期

一、北大時期（1918-1926）

地點：北京大學會社歌謠征集處（歌謠研究會）刊物：《歌謠》周刊

民間文學評論和研究：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二、中大時期（1926-1930）

地點：中山大學

會社：中山大學民俗學會 刊物：《民間文藝》周刊（《民俗》）

民俗學研究：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鐘敬文《民間文藝叢話》 標志：中國現代民俗學科確立

三、杭州時期（1930-1937）

地點：杭州

會社：中國民俗學會 刊物：《民俗月刊》

四、戰爭時期的大后方民俗學與延安的民間文藝新傳統

國統區：彝族民間敘事詩《阿細的先基》 共產黨統治區：《民間故事》、《陜北民歌選》、《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

第五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文字版)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對于“抄襲”說的學術史考辨

鮑國華

1923年10月，魯迅為北京大學新潮社初版《中國小說史略》撰寫序言，開篇即稱：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后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于小說仍不詳。?”

視自家著作為第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較為成熟的小說專史，魯迅這一論斷，充滿了學術自信，并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認可。②魯迅序言中所謂“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包括（俄）瓦西里耶夫《中國文學簡史綱要》（1880）、（曰）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1897）、（英）翟理斯《中國文學史》(1897）、（日）笹川種郎（臨風）《支那文學史》（1898）、（德）顧魯柏《中國文學史》（1902）等。這些撰著于世紀之交的文學史著作，大多設置專門章節討論小說。然而，專論小說的篇幅卻極有限。最初幾種由中國人撰寫的文學史亦如是。其中“第一部”——林傳甲著《中國文學史》?，鮮見對小說的正面評價；稍后出現的黃人（摩西）著《中國文學史》?，雖然在著作規模和理論深度上均對林著有所超越，但仍以詩文為論述中心，涉及小說的篇幅確實“不及全書之什一”。盡管在《史略》之前出現的冠以“小說史”名稱的著作，尚有王鐘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和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二種?，但前者是一篇論文，僅以數百字概括中國小說幾千年的發展變革，而將主要篇幅用于分析古人作小說的原因，體現出鮮明的宣傳色彩，意不在于學術，尚不具備小說專史的性質和規模；后者則在“小說”概念之下兼及戲曲，并且在資料的準確性和論斷的科學性上均嫌不足。可見，誠如魯迅所言，在《中國小說史略》問世之前，成熟完整的中國小說專史尚未出現。魯迅對于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杰出貢獻及其在現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得以確立。

前述幾部由外國學者撰著的中國文學史，盡管各有其成就，但均未能及時譯為中文，因此在當時中國聲名不著。倒是稍后問世的鹽谷溫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大有后來居上之勢。⑦鹽谷氏的著作之所以聲名遠播，除本身的學術價值較髙，并且多次譯為中文、為國內讀者所熟知外⑧，也和該書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間的一場涉及“抄襲”的學術公案密切相關。兩部著作之關聯，至今仍引起紛紜眾說。本文力圖“回到歷史現場”——對于八十年前的這樁學術公案進行詳細梳理與論析，并通過比較兩部著作的學術思路與方法，廓清二者之關系，以此接近并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從而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使對“抄襲”之論的批駁，超越為魯迅本人的辯誣，而從學理層面探討同時代學人對《中國小說史略》的歷史評價，進而展現“中國小說史學”建立之初，研究者不同的學術思路與文化選擇。

一、從一樁學術公案說起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最初作為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院校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的講義，從1920年12月起陸續油印編發，共17篇；后經作者增補修訂，由北大印刷所鉛印，內容擴充至26篇。1923年12月，該書上卷由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下卷出版于次年6月。《中國小說史略》至此得以正式刊行。⑨作為中國小說史研究劃時代的著作，該書問世之初，并未引起評論家和研究者的重視。魯迅在當時主要以小說家聞名，其小說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免為小說家的盛名所掩。涉及該書的第一次論爭也并未發生在學術研究范圍內，而是陳源（西瀅）在《閑話》及與友人的通信中，指責《中國小說史略》抄襲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小說部分。

1925年11月21日，陳源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閑話》，稱：

“現在著述界盛行“⑩竊”或“抄襲”之風，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一般人自己不用腦筋去思索研究，卻利用別人思索或研究的結果來換名易利，到處都可以看到。??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么？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至于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為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

“‘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里，我以為只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卻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文學史沒有平權的。文學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至于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竊？”

1925年10月1日起，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報頭使用凌叔華所作畫像一幅。10月8日，《京報副刊》發表署名重余（陳學昭）的《似曾相識的<儂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該畫像剽竊英國畫家比亞茲萊。1925年11月7日，《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發表凌叔華的小說《花之寺》。11月14日《京報副刊》又刊登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則，暗指《花之寺》抄襲契訶夫小說《在消夏別墅》。陳源這篇《閑話》以“劉竊”為主題，概源于此，實有為凌叔華開脫之意。陳源與魯迅因同年的“女師大事件”而交惡，因此懷疑上述兩篇文章皆出于魯迅之手，于是旁敲側擊，暗指魯迅抄襲。雖然“整大本的剽竊”一說的矛頭所向，文中沒有明言，但“思想界的權威”一語，實指魯迅而言。?然而既然陳源未曾指名，魯迅“也就只回敬他一通罵街，在一篇文章的附記里略作回應：

“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氣’，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據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于《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氣’有幾多。?”

次年一月，陳源在發表于《晨報副刊》上的通信里，重提“剽竊”之事，并將矛頭明確指向魯迅及其《中國小說史略》：

“他常常控告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郭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候?，’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組題為《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的私人通信，內容主要是陳源和周作人就“女師大事件”的余波展開的若干問答，以及試圖在陳周之間進行調解的張鳳舉的來信。不過，陳源在批評周作人之余，筆鋒一轉，將矛頭指向魯迅，圍繞“剽竊”大做文章。因“女師大事件”交惡于前，懷疑魯迅著文指責凌叔華“抄襲”在后，陳源此舉也就不難理解。針對上述攻擊和指責，魯迅隨即發表《不是信》一文予以駁斥：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里；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余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

在上述回應之后，這場紛爭暫時偃旗息鼓。然而魯迅對“票竊”之說一直耿耿于懷。直到十年后《中國小說史略》由增田涉譯為日文出版，魯迅稱：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的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

從這段充滿了洗刷屈辱的快意之情的文字中，不難看出所謂“剽竊”事件給魯迅帶來的巨大的心靈壓抑與傷害。其實，陳源又何嘗不是在遭遇“女師大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沖突所造成壓抑與傷害中，慌不擇言，以致聽信他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系‘剽竊’而來”的傳言，不經查證不假思索，即以之作為攻擊魯迅的“有力”證據。假使陳源認真閱讀魯迅和鹽谷溫的著作，再加以比較，恐怕不會犯此“常識錯誤”。?此后，魯迅和陳源都不再提及這場論爭。倒是在魯迅去世的當年，胡適在復蘇雪林信中重提此事，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它的長處。如他的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亻良】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之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在肯定魯迅的學術貢獻、駁斥“抄襲”說的同時，胡適指出陳源（即信中所謂“通伯先生”）之所以得出魯迅“抄襲”鹽谷溫的錯誤論斷，源于張鳳舉的“小人播亂”。張鳳舉其人及其在這次論爭中所作所為，已有學者著文考證。?應指出的是，盡管是私人通信，但胡適確信以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其書信日記等私人文字勢必將公諸于世，與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一樣，被后人視為重要史料。因此，胡適將書信日記也作為著作來經營，下筆審慎，結構精心。可見，在與蘇雪林的通信中，胡適將“抄襲”說的始作俑者歸于旁人，實有為陳源開脫之意，同時將罪責坐實在“小人張鳳舉”身上，以正視聽。不過，使陳源“誤信其言”的很可能不只張鳳舉一人。時在北大任職的顧頡剛亦認為魯迅有抄襲之嫌，并以此告知陳源，才引發陳源著文指責魯迅“抄襲”。盡管幾位當事人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對此均諱莫如深，但1949年，時任云南大學教授的劉文典卻在一次演講中加以披露。劉文典的演講稿沒有發表，今已不存。但在劉氏演講的第二天，即1949年7月12日，昆明《大觀晚報》發表《劉文典談魯迅》一文，記錄了劉氏演講的要點，其中涉及顧頡剛與“抄襲”說云: “顧頡剛曾罵魯迅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人某的著作，劉為魯辯護，認為魯取材于此書則有之，抄襲則未免系存心攻擊。?”

劉文典對所謂“抄襲”說持否定意見，但并未在演講中指明“顧頡剛曾罵魯迅”“抄襲”的消息來源。劉文典之后，所謂“抄襲”說絕少為人提起。直到近半個世紀后，顧頡剛之女顧潮在回憶父親的著作中重提此事：“在‘女師大**’中，魯迅、周作人堅決支持學生的運動，而校長楊蔭榆的同鄉陳源為壓制學生運動的楊氏辯護，兩方發生了激烈的論戰，魯迅與陳源由此結了深怨。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并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為了這一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了怨。?”

顧潮的上述論斷源出當時尚未公開的《顧頡剛日記》。2007年，日記經整理正式出版，使顧頡剛持“抄襲”說的真相得以公諸于世。

在1927年2月11日的日記中，顧頡剛按語云： “魯迅對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陳通伯，《中國小說史略》剿襲鹽谷溫《支那文學講話》。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別人指出其剿襲為不應該，其卑怯驕妄可想。此等人竟會成群眾偶像，誠青年之不幸。他雖恨我，但沒法罵我，只能造我種種謠言而已。予自問胸懷坦白，又勤于業務，受茲橫逆，亦不必較也。?”

假使如顧氏所言，陳源著文宣揚“抄襲”說實源出顧頡剛，而不是（或不僅僅是）胡適所指認的張鳳舉，那么，在前引致蘇雪林信中，胡適力圖為之開脫的就不只陳源一人了。而且，顧頡剛一直將首倡“抄襲”說并告知陳源作為與魯迅結怨的緣由，言之鑿鑿。?然而目前尚無確證表明兩人之結怨源出于此。?”

以上之所以率先討論這樁學術公案，意在“回到歷史現場”——接近并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不難發現，盡管“抄襲”說不符合事實，但在當時持此說者卻不乏其人。然而無論是陳源、張鳳舉，還是顧頡剛，各自的出發點卻未必相同，似不可概而論之，其中尤以顧頡剛的態度格外值得關注。從上文摘錄的顧氏日記看，顧頡剛持“抄襲”，既不像陳源那樣出于私怨，為爭一時之意氣而完全不顧事實（在顧氏看來，顯然是宣揚“抄襲”說為因，和魯迅結怨為果）?，亦非懷有“小人”張鳳舉式的“播亂之心”（顧氏當時與魯迅同為“語絲社”成員，雖彼此過從不密，但尚未結怨，劉文典所謂“薦心攻擊”之說不確）。而且，以顧頡剛為人為文之嚴謹，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或歪曲事實、搬弄是非的可能性亦極小。因此，顧氏之認定“抄襲”，很可能是出于自家的學術判斷，源于對魯迅小說史研究的學術思路和方法缺乏充分的了解與認同所造成的“誤讀”。?因此，顧頡剛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態度，在表面的人事糾葛的背后，尚有從學術史的高度做進一步探討的余地。考察顧頡剛的態度，也有助于使對“抄襲”說的批駁，超越單純的為魯迅本人的辯誣，獲得進行更深層的學理探討的可能。

二、顧頡剛的態度

前文已述，顧頡剛認為《中國小說史略》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內容上有相沿襲處，據此判定魯迅“抄襲”，但只在友朋間的閑談中述及。陳源卻“聽者有心”，不僅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加以披露，而且踵事增華，放大為“整大本的剽竊”，終于導致事態的惡化。這恐怕也是顧頡剛所始料未及的。盡管顧氏持“抄襲”說，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評價不高，但其立場卻不曾公開表露。直到十幾年后，顧頡剛應邀撰寫《當代中國史學》一書，才得以公開自家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判斷。該書出版于1942年，其中設專章考察俗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與戲曲史）和美術史研究，在專論小說史的一節中，分別就胡適、魯迅、鄭振鐸等人的學術成就做出評價：

“胡適先生對于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貢獻最大，在亞東圖書館所標點的著名舊小說的前面均冠以胡先生的考證，莫不有驚人的發現和見解。??所論既博且精，莫不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對于中國小說史作精密的研究，此為開山工作。

“周樹人先生對于中國小說史最初亦有貢獻，有《中國小說史略》。此書出版已二十余年，其中所論雖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現在尚無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說史讀本出現。

“鄭振鐸先生對于中國小說史的成就也極大，當為胡適先生以后的第一人。?”

顧頡剛對于胡適和鄭振鐸的小說史研究較多贊美之詞，而對于魯迅的態度則有所保留，用語頗為審慎，“小說史讀本”一語，足見顧氏對《中國小說史略》的基本判斷，前后論斷恰堪對照。作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魯迅和胡適在治學方面均做到了穿越“古今”、取法“中西”，二人又都對小說史研究具有濃厚的興趣，分別以《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奠定了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格局和自家的學術地位，成為小說史學的開拓者。同時，知識結構、學術理念、文化理想和審美趣味的不同，又使二人的研究顯示出鮮明的個性:分別以獨具會心的藝術判斷和嚴密精準的考證見長；基于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威望，使中國小說史學在建立之初即呈現出雙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可以說，魯迅與胡適治學路徑不同，成就卻難分軒輊。而鄭振鐸盡管也在小說史研究上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其學術視野及理論開創性較之魯、胡二人均略有不及。由此看來，顧頡剛的上述論斷，似乎有失公允。而聯系到魯顧二人的在廈門和廣州的結怨，顧氏對《中國小說史略》評價不高，很容易給人以夾雜了私人恩怨的印象。然而，《當代中國史學》是一部嚴肅的學術史著作，作者不因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情感好惡而影響到對于研究對象的判斷。不因人而廢文的態度，使顧頡剛對于政治上“左傾”的郭沫若和時已與其交惡的傅斯年均作出極高的評價，奉前者為“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對后者之《性命古訓辨證》亦頗有好評?。因此，造成在學術判斷上的“楊胡抑魯”，與顧頡剛本人對于小說史學的學術定位密切相關。

顧氏治學，受胡適影響極深，奠定其學界地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也得益于胡適著述的啟發。此后雖以《古史辨》別開生面，自成一家，但對胡適的授業之功依舊念念在心。作為現代中國學術之新范式的創建者，胡適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義。@小說史學之于胡適，首先是其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考證”視野下的小說，首先也是作為史料，而不是以具有審美特質的文學文類的身份進入其學術視野。談藝既非胡適所長，亦非其所愿。雖然上述思路在胡適的“章回小說考證”中只是初露端倪，但經其追隨者的進一步倡導與發揮，逐漸蔚為大觀，成為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范式，也使小說史學在建立之初即呈現出史學化的趨向。顧頡剛在胡適的這—學術設計中立論，將小說史納入“史學史”的范疇之中加以討論，以歷史研究的學術規范和評判尺度考量小說史寫作的理論創見與文化職能。《當代中國史學》之小說史專節在逐一點評各家的學術貢獻之后，道出了自家對于小說史研究的學術期待：

“因為舊小說不但是文學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著最可靠的社會史料，利用小說來考證中國社會史，不久的將來，必有人從事于此。?”

可見，顧頡剛在“史學”前提下討論小說史寫作，先驗地帶有”重史輕文’的傾向，視小說為可信之史料，主張利用小說考證社會史，從而將藝術判斷排除在小說史研究的視野之外。依照這一評判標準，《中國小說史略》一類以審美感受見長的小說史論著，較多描述與概括，而缺乏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深入考察，給人以空疏之感，雖“首尾完整”，但深度不足，視之為“讀本”尚可，史學創見則有限，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類概述文類特征的著作大同小異，難免有相互沿襲之處。這正是顧頡剛認定魯迅“抄襲”的依據所在。《中國小說史略》學術價值因此得不到顧氏的充分認可。與顧頡剛可堪對照的是，胡適一直對魯迅的小說史研究抱有極大的好感，不僅在前引復蘇雪林信中為魯迅辯誣，在為自家著述所作的序言中，亦對《中國小說史略》的開創意義和魯迅的學術創見頗為肯定，評為“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為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表面上看，這一評價不可謂不高。然而，胡適著力關注的仍是魯迅在小說史料方面的貢獻。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大加贊賞，不過是因為該書體例完整，能夠為其小說考證提供可依循的歷史線索而已。對于魯迅在小說審美批評方面的建樹，則較為隔膜。@有趣的是，出于相近的小說史研究理念和學術定位，胡適與顧頡剛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評判，均以“考證”為主要標尺，而依據相同的標尺，竟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一方指斥魯迅缺乏個人創見，有抄襲之嫌；另一方則認為魯迅在考證方面的勝于鹽谷溫，據此為其洗刷辯白。可見，“考證”無法作為衡量魯迅小說史研究之成敗得失的有效標準。不過，“考證”的標準卻反證出《中國小說史略》的理論特色。盡管魯迅在小說史料的稽考上頗為用力，這方面的成績也得到時人的大力揄揚?，但《中國小說史略》并不以此見長，維系該書學術生命的不是對史料的占有，而是基于自家的學術眼光，對史料作出重新的“發現”。魯迅之于考證，非不能也，實不甚為也，其長處在于通過尋常作品和尋常史料，產生不同尋常的學術創見。特別是憑借自家對于小說藝術的超凡領悟力，對作品的審美價值作出精準的判斷，往往寥寥數語，或成不刊之論，這是其小說史研究最為人所稱道處，卻也是胡適等學者不愿為或不擅為的。與胡適等賦予小說史研究以明確的史學歸屬和方法論依據不同，魯迅治小說史，有專家之長，卻素無專家之志。魯迅將小說史研究視為其整體的文學事業的一部分，著力于發掘作品的審美質素。小說家的身份，賦予其相對完整的知識結構和感性資源，促成了他審視小說的獨特眼光，更鑄就了魯迅作為小說史家的“詩性”自覺。因此，單純以史學標準衡量《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成就，難免鑿空之弊。

顧頡剛對于《中國小說史略》評價不高，還源于自家對魯迅的文化身份及其著述的學術職能的認定。魯迅和顧頡剛應聘廈門大學教職后，最初尚能相安無事，且彼此間偶有往來（這在二人的日記中均有所記載），但始終不以朋友相待，交情淡薄，頗有些“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味。隨著嫌怨的加深，分歧也漸趨明朗。魯迅以顧頡剛為陳源之同道，顧頡剛則稱魯迅為“不工作派”彼此難容。事實上，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除擔任本科生教學，編寫《漢文學史綱要》，提交《<漱康集>考》、《古小說鉤沉》，承擔《中國圖書志小說》的研究外，還指導研究生并審査論文。?可見，魯迅并非真正的“不工作”。之所以被譏為“名士派”?，皆因顧頡剛對魯迅的上述工作、尤其是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缺乏認同所致。在顧頡剛看來，自家與魯迅有從事研究與教學之分，在身份上亦有學者與文人之別，而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與研究相去甚遠，文人的文化貢獻亦不能望學者之項背。?顧氏強調自家“性長于研究”，“不說空話”，而魯迅“性長于創作”，是“以空話提倡科學者”，與己相較，“自然見絀’@，于此可見一斑。出于學者的優越感，顧頡剛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信中，對研究與教學的價值一判高下：

“在此免不了中山大學的教書，一教書我的時間便完了。我是一個神經衰弱的人，越衰弱便越興奮，所以別人沒有成問題的，我會看他成問題。這在研究上是很好的，但在教書上便不能。教書是教一種常識，對于一項學科，一定要有一個系統，一定要各方面都敘述到。若照教書匠的辦法，拿一本教科書，或者分了章節作淺短的說明，我真不愿。若要把各種材料都搜來，都能夠融化成自己的血肉，使得處處有自己的見解，在這般忙亂的生活中我又不能。所以教了兩年書，心中苦痛得很。?”

這一重研究而輕教學的立場，使顧頡剛對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這類從課堂講義脫化而成的學術著作缺乏起碼的認同與敬意。在顧氏看來，這類著作不過是常識之匯集，雖有穩健博洽之長，卻不利于研究者個人創見的充分發揮，學術含量不高，亦難免空疏之弊，且相互間在體例及論述上均大體相沿，視之為粗陳梗概的教科書“讀本”尚可，而難以企及嚴謹的學術著作的理論深度。同樣，顧頡剛以學人為自家定位，而視魯迅為文人，以此區別兩人的文化身份，知彼罪彼，所依據的也都是對于文人的評判標準。學人的自我期許和身份認定，使顧頡剛對于胡適一脈的學院派的小說史研究更為認同，將其學術貢獻置于魯迅之上，而將《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相類同，否定其原創性。顧氏不把魯迅視為學術同道，對其研究成果評價不高也是勢所必然。

然而在魯迅看來，教學與研究卻沒有這樣明顯的高下之分。文學史（小說史）這一著述體式在中國的確立，實有賴于晚清以降對西方學制的引進，對近代日本及歐美文學教育思路的移植。?這使中國人撰寫的文學史一經出現，即先天地具備教材性質，承擔教學職能。晚清至五四的學人選擇文學史這一著述體式，大都與其在學院任教的經歷有關。隨著對文學史概念理解的深入，以及具有新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加盟，文學史開始由教材式的書寫形態向專著化發展，學術價值獲得了明顯的提升。在講義基礎上形成的文學史著作，不乏在觀點和體例上卓有創見者，不僅顯示出作者的學術個性，而且實現了對文學史這一著述體式的學術潛質的創造性發揮。《中國小說史略》最初也是作為大學講義。魯迅以小說史體式承載其學術見解，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學授課的需要。?然而考慮到魯迅在離開大學講壇后仍反復對《中國小說史略》做出修改，足可見其將該書作為學術著作經營的用心。衡量一部文學史著作學術價值的高下，除學術水平的因素外，還有賴于作者對自家著作的學術定位。魯迅非常重視文學史的學術職能，希望通過文學史寫作，不僅滿足教學需要，更要在學術上有所創獲，希望奉獻流傳后世的學術經典，而非只供教學的普通講義。?魯迅最初應授課之需編寫講義，但出于杰出的理論才能和對自家著作的學術期待，在此過程中顯示出經營個人著作的明確意識。魯迅對文學史的學術定位，使之超越了單一的教學職能：一部《中國小說史略》，用于講壇則是講義，供同行閱讀則為專著，在講義和專著之間自由出入，從而有效地彌合了教學與研究之間的學術落差。而顧頡剛視《中國小說史略》為講義，對其學術價值無法作出有效的闡釋，僅憑表面的論述框架及觀點的近似，而認定該書是對鹽谷氏之著作的沿襲，忽視了兩者在“小說史意識”上的重大分別，其“抄襲”之論，看似鑿鑿，實出于誤斷。

綜上可知，無論是顧頡剛認定魯迅“抄襲”，還是在《當代中國史學》“揚胡抑魯”，抑或否認魯迅的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均不是出于個人恩怨與好惡，而是自家的理論立場、學科背景和身份定位使然。以史學視野統攝小說和小說史，忽視了小說作為文學文體自身的獨立性，尤其是在評判魯迅這樣以藝術感受力見長的研究者時，作為史家的“傲慢與偏見”也就在所難免。“史學視野下的小說史研究”的理論洞見與盲點亦因此得以同時呈現。

三、“概論”與“史”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漢學家編撰了多部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多采用“文學史”（如古城貞吉、笹川種郎）或“文學概論”體式（如兒島獻吉郎、鹽谷溫），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鹽谷溫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雖然問世較晚，但由于對小說與戲曲的開創性研究，尤為中國學者所矚目。該書分上下兩篇，共六章，并綴附錄兩篇。

篇章目次如下： 上篇

第一章 音韻 第二章 文體 第三章 詩式

第四章 樂府及填詞 下篇

第五章 戲曲 第六章 小說

附錄 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 由以上篇章設置不難看出，該書除第一章從分析漢語之特性入手，為后文探討韻文及詩歌提供理論依據外，其余五章均各自以文類為中心展開論述，各章之間呈現出平行的結構方式。鹽谷氏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體系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的小說、戲曲獨立成篇，使之與詩文相并列，意在突出小說與戲曲的地位。而且，統計表明:下篇兩章占據該書正文（除附錄外）的66%，其中小說獨占35%，如果加上同樣涉及小說的附錄，討論小說的總篇幅則占據全書的近50%。在綜論各文類的著作中，研究者對于某一文類的價值判斷，既體現在若干具體論斷之中，亦通過其著作留給該文類的論述空間得以彰顯。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鹽谷溫有意將小說、戲曲與詩文相并列，并著力擴充其篇幅，用意即在于此。作者在該書《原序》中稱：“及元明以降，戲曲小說勃興，對于國民文學產生了不朽的杰作”@。這在今天已成為學界之共識，但在當時則實屬新見。⑨鹽谷氏之前，日本學術界關注小說者不乏其人，然而在自家綜論各文類的著作中，或仍以小說為詩文之附屬，或仍將主要篇幅用于分析詩文，留給小說的論述空間頗為有限。以全書近半數篇幅討論小說，《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尚屬首創。鹽谷溫對于戲曲小說，尤其是后者的重視，恰與彼時中國學術界的研究風氣相契合。自晚清以降，對于小說文類的關注日漸成為文人學者之共識，這由中國文化與文學自身發展的現實困境所決定，而關注小說的眼光、思路及方法卻主要受到來自日本的影響。不僅晚清梁啟超倡導之“小說界革命”，其基本理念及術語多借自明治新政；“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胡適以一系列“章回小說考證”，奠定中國小說史學之根基，亦得到日本漢學家的大力協助，尤其在資料搜集上受益良多?。兩代學人借助來自東瀛的“他山之石”，逐步建立起中國小說史學的學術規模和理論體系。可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受到中國學者的推崇，概源于鹽谷氏對于小說的側重。在該書三種中文節譯本中，有兩種節譯其小說一章。特別是最早出現的郭希汾節譯本，直接冠名為《中國小說史略》。由于該譯本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正式出版之前面世，且書名相同（郭譯本未注明“節譯”及鹽谷原書名），也為指責魯迅“抄襲”者提供了依據和口實。郭希汾截取鹽谷氏著作中概論小說之章節，作為小說史加以譯介，且冠以“小說史略”的名稱，基于自家對小說史這一研究思路和著述體式的理解，卻誤解了原著的寫作策略。鹽谷溫在該書《原序》中云：

“中國文學史是縱地講述文學底發達變遷，中國文學概論是橫地說明文學底性質種類的。?”

鹽谷氏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命名為“概論”，而非“史”，各章以文類為中心，與文學史有橫向與縱向之別。該書全譯本的譯者孫【亻良】工對此亦有認識，在譯者自序中稱：

“又關于中國文學底研究的著述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恰與內田先生（引者按：即該書新序作者內田泉之助）所說日本數年前的情形同病，縱的文學史一類的書近年來雖出版了好幾部，但求如鹽谷先生這種有系統的橫的說明中國文學底性質和種類的著作實未曾見。?”

魯迅本人對于“文學概論”和“文學史”，也做出過明確區分。在致曹靖華信中，曾向曹氏推薦若干種中國文學研究著作：

“中國文學概論還是日本鹽谷溫作的《中國文學講話》清楚些，中國有譯本。至于史，則我以為可看

（一）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二）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共三本），（四）王國維：《宋元詞曲史》，（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將鹽谷氏與自家著作分別歸類。可見，“概論”與“史”的研究思路和著述體式本不相同，郭希汾以鹽谷氏之“概論”為“史”，將二者相混淆，實源于中國小說史學建立之初，中國學者對這一學科理解的紛紜與混亂。即便依郭氏所見，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小說專章視為小說史，其“小說史”意識與魯迅相比亦大相徑庭。

鹽谷氏著作第六章《小說》之細目如下： 第一節 神話傳說 第二節 兩漢六朝小說 一 漢代小說 二 六朝小說

第三節 唐代小說 一 別傳 二 劍俠 三 艷情 四 神怪

第四節 諢詞小說 一 諢詞小說底起原

二 四大奇書

三 紅樓夢? 表面上看，這一章節設計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并無明顯分別。魯迅著作凡二十八篇，各篇依朝代為序，在朝代之下設計類型，連綴以為史。如此看來，無論是指責魯迅“抄襲”，還是認定其以鹽谷氏之著作為“藍本”，均證據確鑿，不容申辯。然而，在章節設計相近的背后，小說史意識的差異才是比較兩部著作的關鍵。鹽谷溫的著作，依朝代分期，力圖依次展現每一時期中國小說的格局和面貌，但真正得到展現的是朝代的遞進，對于小說的論述，各時期之間仍采取并列方式。盡管各部分在分析具體文本時精彩之見迭出，但對于小說文類自身的演變卻關注不夠。可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小說部分是依照朝代順序論列小說，“小說史”的意味其實并不突出。這并不是鹽谷溫的眼光或學養不足造成的，而源于該書著述體式的制約。“概論”的基本思路是橫向地呈現各文類之特征，也就無須對其發展遞變做縱向的考察。在中國小說史學建立之初，以朝代為線索撰史者不乏其例，這些研究者與鹽谷溫的區別在于，后者對自家著作之“概論”特征頗為自覺，明確將其與“小說史”相區隔，前者則徑以為“史”，忽視了兩者在學術思路與著述體式上的差異。魯迅本人對于這類依朝代分期之小說史，也頗有異議。1931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訂正本《中國小說史略》，魯迅為之補撰《題記》云:“即中國嘗有論者，謂當有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亦殆非浮泛之論也。”⑩其中并未明示“論者”一詞之所指。據《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之譯者增田涉回憶，《題記》付印時魯迅曾作出修改：

“我還記得一件事，在他的《小說史略》訂正版的《題記》里，有這樣的話：‘??即中國嘗有論者，謂當有以朝代分之小說史，亦殆非膚淺之論也。’這題記的底稿是給了我的，現在還在手邊，原文稍有不同，在‘中國嘗有論者‘的地方，明顯地寫作‘鄭振鐸教授’。可是，付印的時候，鄭振鐸教授知道點了他的名字，要求不要點出，因此，校正的時候，改作‘嘗有論者’了。乍一看來，好像他對鄭振鐸的說法有同感，我問他為什么鄭不愿意提出他的名字呢？他給我說明了：‘始非膚泛之（淺薄之）論’，實際上正是‘淺薄之論’，所以鄭本人討厭。?”

可見，魯迅對于“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評價不高，在自家之《中國小說史略》中，朝代只是作為小說變遷的歷史背景。魯迅的小說史意識表現為：以小說發展的歷史時期為背景，以小說類型的遞變為線索，用類型概括一個時期小說發展的格局與面貌。上述思路有助于展現小說文類自身的發展變遷，從而保證了小說史作為文學研究與著述體式的自律性與自為性。?在魯迅看來，依朝代這一歷史存在為小說史分期，無疑是以外在因素作為文學研究的標準，忽視了小說的文學性；而徑取朝代為線索，在做法上也略顯取巧。這是魯迅與鄭振鐸及鹽谷溫等人在“小說史意識”上的重大區別。綜上可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都以朝代為經，確實給人以雷同乃至因襲之感，但這只是表面上的論述體例的相近，背后的學術思路卻大為不同。誠如魯迅在《不是信》中所言：自家著作中的朝代更迭只是“以中國史實為‘藍本’”，作為背景存在，而不是小說史的線索。以所謂“籃本”為依據，指斥魯迅“抄襲”鹽谷溫，是對其“小說史意識”缺乏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了解所致。

前引魯迅《不是信》中對于“抄襲”說的答辯，其中也坦承《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中的第二篇，即《神話與傳說》是根據鹽谷氏著作之大意而成。這也成為“抄襲”說的主要依據。魯迅論及神話傳說時，對于鹽谷溫確有不少借鑒之處，但是否能夠就此認定“抄襲”，尚須辨析。現代漢語中所謂神話及神話學的概念，均譯自日本，時在20世紀初。@彼時魯迅正在日本留學，最初接觸神話及神話學，也是通過日文材料。在作于日本的《破惡聲論》（未完稿）中，魯迅闡述了神話的文化價值，將其視為文學與思想的起源。1920年受聘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并撰寫講義時，以神話為小說之起源，這一思路就與其在留日期間接觸神話學不無關聯。魯迅的神話學知識主要習自日本，加之當時中國的神話學尚處于初創階段，缺乏可供參考的本國學術成果，借鑒日本學人的研究，也有其不得已處。在最初的油印本講義《中國小說史大略》中，《神話與傳說》一篇的主要觀點均來自鹽谷溫的著作，但油印本純作講義，沒有作為個人著作公開出版，吸收前沿成果用于教學，無涉“抄襲”。1923年北京大學新潮社刊行《中國小說史略》初版本上卷時，有關神話一篇的內容則大為改觀，不僅材料較之油印本增補甚多，次序和觀點也有相當大的調整和修正。仍保留鹽谷溫對于中國神話散失之原因的兩點解釋，但以“論者謂有二故”領述之，不敢掠為己見（最初的油印本講義也作如是處理），并補充自家的一則論斷于后，且輔以多則史料證之。可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影響屬實，但決非一味沿襲，全無自家之創見。鹽谷氏對于魯迅最大的啟發，是一部中國小說史從神話講起、視神話為小說之起源這一學術思路。所謂“抄襲”說，未免過甚其辭。而且，魯迅從1909年起即開始搜集唐前小說佚文，最終匯成《古小說鉤沉》稿本十冊，成為后來撰寫小說史的重要資料。魯迅的小說史輯佚工作，早于鹽谷氏著作之刊行，《不是信》中自陳“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并非虛言。

以上通過對兩部著作之學術思路的辨析，試圖為批駁“抄襲”說提供若干“內證”。”抄襲’說之不可信，除“內證”外，還有過硬的“外證”可為憑據，即魯迅與鹽谷溫的學術交往。鹽谷溫對于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除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充分肯定小說的價值與地位外，在作品和資料發掘上的成績也甚為可觀。在中國本土久已失傳的元刊全相評話及明話本集“三言”就是由鹽谷氏率先發現，并傳回國內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訂正本）題記中對此大加褒獎：“盟谷節山教授之發見元刊全相評話殘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說史上，實為大事”@。在自家的小說史著述中，魯迅多次引用鹽谷氏的研究成果。鹽谷溫對于魯迅的學術成就也頗為推重，每當發現小說和戲曲的新材料，即寄贈魯迅。二人互通書信，互贈書籍。這在《魯迅日記》中多有記載，茲不一一舉證。魯迅親筆題字送給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略》保存至今。?1928年2月23日，兩人在上海會面，鹽谷溫贈魯迅《三國志平話》、雜劇《西游記》，并轉交辛島驍?所贈舊刻小說、詞曲影片七十四頁，魯迅回贈以《唐宋傳奇集》。?從魯迅與鹽谷溫的學術交往不難看出，兩人在小說史研究上始終互相支持，互相推重。如果真有所謂“抄襲”，魯迅恐怕不會如此坦然地面對鹽谷，鹽谷氏不斷向魯迅寄贈書籍資料，亦難免不辨是非之譏，無異于“開門揖盜”了。

余論：“寂寞的運命” 1935年6月，《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出版，魯迅為之作序云：“這一本書，不消說，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的書。在自家著作問世后的十余年間，魯迅的小說史研究曾得到各種各樣的贊揚與詬病，但大抵是褒多于貶，魯迅之于中國小說史學的開創地位和學術貢獻，得到了公認。然而在魯迅看來，《中國小說史略》的命運是寂寞的，在紛繁的贊揚與責難聲中，自家的學術理念并未獲得準確的理解和有效的闡釋。“寂寞”一語，充滿了“灘得知己”的悲涼之感。縱觀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小說史研究，盡管魯迅與胡適的學術成就難分高下，但以后者為代表”實證派”研究實居于主流地位。胡適等人對于古典小說的考證，將小說這一邊緣性文類納入學術研究的視野，以治經史的態度和方法從事小說研究，從根本上提升了其文化地位，并因此創建了學術研究的新范式，為后學開無數法門。胡適的小說史研究，在奠定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格局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座不易超越的理論高峰，更因后世學人的推重與承繼，自成一派。然而，學術高峰在彰顯其優長的同時，往往也暴露出內在的困境與矛盾。在“整理國故”的前提下，胡適之于小說，著力關注“牡會史料”價值，而相對忽視其作為文學文類的審美特質。“胡適關注的始終是‘文本’產生的歷史，而不是‘文本’自身”。@即便偶有所及，由于“歷史癖”與“考據癖”，也使其論斷往往“別具幽懷”。胡適評判小說的藝術價值時，對于寫實筆法最為關注，也最為欣賞，在文學閱讀趣味背后透射出史家的心態和視野。胡適等人對于審美批評的相對忽視，逐漸強化了小說史研究的史學歸屬，并最終導致文學研究自身的“失語”。?這恰恰是魯迅和胡適在小說史研究上的主要分歧所在。在與臺靜農的通信中，魯迅對胡適一派的研究作出如下評判： “鄭君（引者按：指鄭振鐸）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珍賞，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于學林之外，《中國小說史略》而非斷代，即嘗見貶于人。但此書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囑書店寄上一冊，至希察收。雖曰改定，而所改實不多，蓋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時時介紹于中國，但尚無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鄭君所作《中國文學史》，頃已在上海豫約出版，我曾于《小說月報》上見其關于小說者數章，誠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

可見，魯迅難以認同胡適、鄭振鐸等人“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的治學方法，而特別關注研究者的“史識”，力圖通過對“史識”的強調，使小說史研究從史學籠罩下掙脫出來，恢復小說作為文學文類的獨立性。“史識”是魯迅判斷文學史著作成就高下的首要標準。基于這一標準，魯迅對同時代學人的文學史著作評價極嚴。?與通信之中顯示出的治學理念相比，魯迅發言時的立場和心態也格外值得關注。該信寫于1932年，魯迅時已遠離學院，寓于上海從事自由撰述，“孑然于學林之外”恰恰是魯迅當時處境的真實反映。身處學界邊緣，以局外人的姿態立論，既造成與學院中人難以彌合的疏離感，又因此獲得隔岸觀火的絕佳位置，得以洞徹學院派研究的種種缺失。?而反觀自家小說史研究的命運——《中國小說史略》或以“長于考證”而得贊揚，或因“不善考證”而被疑“粆襲”，在種種贊賞與非議中，其“史識”卻始終未獲關注。在魯迅看來，同時代學者的文學史與小說史研究，于史料上勤于用力者不乏其人，而能夠在史料中凸顯“史識”者卻寥若晨星。在學術研究上缺乏真正的同道，使魯迅萌生“寂寞”之感。而遠離學院又使他“不復專于一業，一事無成”，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最終未能完成，“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也隨之失去了言說的契機，則更增添了魯迅的“寂寞”。

注釋：

①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12月初版，《序言》第I頁。

②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指出“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前出現的小說史著作尚無嚴謹的體例與科學的指導思想，顯得較為稚嫩”，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頁。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亦認為《中國小說史略》“發前人未發之覆，于‘自來無史’的空白中進行首創”，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頁。

③參看郭延禮《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洋<國文學史>的撰寫》，載2001年9月19日《中華讀書報》。

④初為光緒三十年（1904）京師大學堂優級師范館中國文學史課程講義，宣統二年（1910）武林謀新室出版，是中國人獨立撰寫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

⑤系作者任教于東吳大學時所編之教材，國學扶輪社印行，約1905年前后出版。⑥王鐘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1907年發表于《月月小說》第一年第十一號，署名“天僇生”。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上海泰東圖書局1920年6月初版。

⑦該書據鹽谷溫1917年夏在東京大學的演講稿改寫而成，于1918年12月完稿，1919年5月由大日本雄辯會出版。《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雖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但對中國的影響卻超越了此前及同時代的文學史著作。

⑧郭希汾節譯該書小說部分，題名《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中國書局1921年5月初版。后有陳彬龢節譯本，題名《中國文學概論》，北平樸社1926年3月初版；君左節譯本，題名《中國小說概論》，載《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6月版；孫【亻良】工全譯本，題名《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6月初版。

⑨《中國小說史略》的成書過程及其版本流變，參看榮太之《<中國小說史略>版本淺談》，載《山東師院學報》(社科版）1979年第3期；呂福堂《<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演變》，見唐強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楊燕麗《<中國小說史略〉的生成與流變》，載《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9期；（日）中島長文《“悲”——〈中國小説史略>》，見中島長文譯注《中國小説史略》附錄，東京平凡社1997年版。

⑩當作“剽”，原文如此，下同。?當作“剽”，原文如此。?陳源《閑話》，載1925年II月21日《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署名“西瀅”。?1925年8月初，北京《民報》在《京報》、《晨報》刊登廣告，宣稱“本報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張，專登學術思想及文藝等，并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諸先生隨時為副刊專著”。

_《華蓋集續編 不是信》，《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29-230頁。該文最初發表于1926年2月8曰《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署名“魯迅”。

?魯迅《學界的三魂》附記，載1926年2月1日《語絲》周刊第六十四期。?當作“侯”，原文如此。

?陳源《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之九《西瀅致志摩》，載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署名“西瀅”。

?《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魯迅全集》第6卷，第450-451頁。

?陳源所謂“抄襲”說來自傳言，魯迅對此亦有所覺察，在《不是信》中說：“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華蓋集續編 不是信》）不過從語氣上看，魯迅的上述看法也是出于推測，對于傳言的始作俑者既不知其名，也無意追究。

?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胡適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頁。

?參看朱正《小人張風舉》，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期。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4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39頁。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頁。從顧潮的這段回憶看，當時“持襲”說者，亦不止顧頡剛一人。

?《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頁。

@在1927年3月I日的日記中，顧頡剛總結受魯迅 “排擠”的原因數端，其中“揭出《小說史略》之剿襲鹽谷氏書”位列榜首。見《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第22頁。

?現有探討魯迅與顧頡剛結怨之起因的論著，絕人多數均強調其復雜性，而不以顧氏散布“抄襲”之論作為結怨的直接動因。參看趙冰波《魯迅與顧頡剛交惡之我見》，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汪毅夫《北京大學學人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兼談魯迅在廈門的若干史實》，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徐文海《從<南下的坎坷>看顧頡剛和魯迅的矛盾沖突》，載《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盧毅《魯迅與顧頡剛不睦原因新探》，載《晉陽學刊》2007年第2期。明確“抄襲”事件作為結怨的主要原因的是包紅英、徐文海《魯迅與顧頡剛》，但該文所據仍是劉文典的演講及顧潮的著作，前者無實據可考，后者則出于《顧頡剛日記》的一面之詞，均非確證；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桑兵《廈門大學國學院**——魯迅與現代評論派沖突的余波》—文則指出：“顧頡剛或為傳言者之一。至于魯迅是否知道顧頡剛的態度，則無明確證據，魯迅本人關于此事的言論，始終未提及顧的名字。”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與陳源指斥“粆襲”源自途說不同，顧頡剛本人對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并不陌生。陳彬龢的節譯本《中國文學概論》就是在顧氏的幫助下，由其主持的北平樸社出版。陳氏之妻湯彬華在節譯本序言中記述了該書由翻譯到出版的過程。見（日）鹽谷溫著、陳彬龢譯《中國文學概論》，北平樸社1929年12月再版，《序言》第1頁。《顧頡剛日記》1925年7月23日亦有“審核彬龢《中國文學概論》”的記載，見《顧頡剛曰記》第一卷(1913-192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44頁。

?持相同立場的不止顧頡剛一人。小說史家譚正璧在其《<中國小說發達史〉自序》中亦指出：“周著（引者按:即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雖亦藍本鹽谷溫所作，然取材專精，頗多創建，以著者為國內文壇之權威，故其書最為當代學者所重”。上海光明書局1935年8月初版，《自序》第1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譚正璧雖然對《中國小說史略》頗有好評，但仍強調魯迅以鹽谷氏之著作為“藍本”，且將該書之聞名學界，歸因于魯迅在當時文壇的地位，態度略顯曖昧。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2年版，第118、119頁。

?同上書，第100頁。該書在討論甲骨文、金文、古器物學和專門史的有關章節中亦多次對郭氏進行專門論述，見第61、106、109-111頁。

@同上書，第87頁。顧頡剛與傅斯年于中山大學由合作到交惡，時在1928年頃。顧氏曾在與胡適信中談及此事，在自家日記中亦有所記載。參看《顧頡剛致胡適（1929年8月20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33-534頁；顧頡剛1928年4月30日日記，見《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第159-160頁。

?參看顧頡剛《〈古史辨〉自序》，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自序》第40-41頁。

?胡適在《湖適文存>序例》中稱：“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和方法。故這些文章無論是講實驗主義，是考證小說，是研究一個字的文法，都可以說是方法論的文章。”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例》第1頁。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對此有深入考察，可參看。見（美）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202頁。

?參看陳平原《現代中國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五章《作為新范式的文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239頁。

?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1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06頁。

?1923年，胡適在閱讀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初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后，曾致信魯迅，指出該書“論斷太少”。此信今不存，但由魯迅復信中“論斷太少，誠如所言”一語可知。（《新發現的魯迅書簡一魯迅致胡適》，載《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2期。）魯迅復信中語，恐屬謙辭。《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初版之學術論斷，未必“太少”，只是若干論斷在胡適看來，不屬于“學術”范疇而己。胡適所謂“論斷太少”，可見其對于《中國小說史略》學術價值的基本判斷。

?除前引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中的論斷外，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亦稱《中國小說史略》“實際上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確的‘考證’書”。見阿英《小說四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頁。該文最初發表于1936年11月25曰《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張若英。

?顧頡剛本不屬于“現代評論派”，但與胡適過從甚密，且其《古史辨》曾得陳源褒獎，因此被魯迅視為“陳源之流”，對其全無好感。參看魯迅《兩地書 四八》，《魯迅全集》第11卷，第135頁。?顧頡剛在致胡適信中說：“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常可愛。使廈門大學國學院亦能如此，我便不至如此負謗。現在竭力罵我的幾個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與其說是胡適之派與魯迅派的傾軋（這是見諸報紙的），不如說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傾軋。”《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430頁。

?參看汪毅夫《北京大學學人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一兼談魯迅在廈門的若干史實》，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

?參看魯迅《兩地書 四八》。

@早在赴廈門大學任教之前，顧頡剛對于學者與文人的身份己有明確區分，并以學者自命，不愿與文人為伍。在1923年8月6日的曰記中，即有如下記載：“日來覺得凡是文學家都是最不負責任而喜出主張的人，非我所能友。”見《顧頡剛日記》第一卷（1913-1926），第383-384頁.?顧頡剛1927年3月1日日記，見《顧頡剛曰記》第二卷(1927-1932），第22頁。?《顧頡剛致胡適（1929年8月20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34-535頁。

?參看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一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見《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頁。

@參看陳平原《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見《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頁。

?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史期間，曾致信許廣平，表明對于編寫文學史的認真態度：“我的功課，大約每周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卻。其中兩點是小說史，無須豫備；兩點是專書研究，須豫備；兩點是中國文學史，須編講義。看看這里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魯迅《兩地書 四一》，《魯迅全集》第11卷，第117頁。

?這里依據孫【亻良】工全譯本的目次。（日）鹽谷溫著、孫【亻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6月版，目次第13-18頁。

?上書，《原序》第5頁。

?日本學者內田泉之助為《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作序，對其學術價值評判如下：“鹽谷博士生于漢學世家，夙在大學專攻中國文學，深究其蘊奧。嘗游學西歐及禹域，歸朝之后發表其研究之一端而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一書。在當時的學界敘述文學底發達變遷的文學史出版的雖不少，然說明中國文學底種類與特質的這種的述作還未曾得見，因此舉世推稱，尤其是其論到戲曲小說，多前人未到之境，篳路藍縷，負擔者開拓之功蓋不少。”上書，《內田新序》第7頁。

?參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第八章《“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梁啟超與日本明治小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35頁。

@胡適在考證《水滸傳》時，在資料搜集和版本考訂上多次就教于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其間書信往還，受益良多。參看杜春和、韓榮芳、耿來金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5-823頁。

?（日）鹽谷溫著、孫【亻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原序》第5頁。?上書，《譯者自序》第10頁》 @《331220 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299頁。?（日）鹽谷溫著、孫【亻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目次第18-20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訂正本），北新書局1931年9月版，《題記》第3頁。?（曰）增田涉著、鐘敬文譯《魯迅的印象 三十三 魯迅文章的“言外意”》，見鐘敬文著/ 譯、王得后編《尋找魯迅魯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344頁。

?韋勒克、沃倫批評那種“只是寫下對那些多少按編年順序加以排列的具體文學作品的印象和評價”的文學史不是“史”，”大多數文學史是依據政治變化進行分期的。這樣，文學就認為是完全由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所決定。”“不應該把文學視為僅僅是人類政治、社會或甚至是理智發展史的消極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準來制定。”見（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修訂版）第十九章《文學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315、317-318頁。

?參看陳連山《20世紀中國神話學簡史》、葉舒憲《海外中國神話學與現代中國學術:回顧與展望》，均見陳平原主編《現代學術史上的俗文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集外集拾遺補編 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0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訂正本），《題記》第3頁。?參看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頁。

? 辛島驍是鹽谷溫的弟子，曾于1926年8月17曰拜訪魯迅，帶來益谷溫所贈《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部，1926年鹽谷溫影印元至治建安虞氏刻本；并稀見書目兩種，即日本內閣文庫現存書目《內閣文庫書目》和日本古代的進口書帳《舶載書目》。見魯迅《日記十五》，《魯迅全集》第14卷，第612頁。

?《日記十七》，《魯迅全集》第14卷，第703頁。?《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348頁。?陳平原《現代中國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264頁。?參看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見《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中國的文化與史學》，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87頁。

?《320815 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2卷，第102-103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在前引致曹靖華信中，魯迅在列舉幾種文學研究著作后，評價為：“這些都不過可看材料，見解卻都是不正確的。”《魯迅全集》第12卷，第299頁。

?魯迅與胡適等人在小說史研究上的分歧，于方法之外，也包含對于學術研究之文化擔當的不同理解。魯迅始終不以學者自居，與學院有意保持距離，在與學院派治學門徑不同的背后，文化選擇上的相異更為關鍵。

?《兩地書 一三五》，《魯迅全集》第11卷，第315頁。?魯迅在《兩地書 六六》中說：“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于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魯迅全集》第11卷，第184頁。

文章來源：《魯迅研究月刊 作品與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4-19》 文稿整理人：王法道（云南富源縣委黨校）

整理說明：部分注釋項代碼未詳加整理；緣于個人目的，重在文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