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唐代女詩人詩歌中的士大夫意識(大學畢業論文)

摘 要

唐代的詩歌創作是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巔峰時期，詩歌的創作有著非常廣泛的群體，涌現了一批優秀的女詩人，其中薛濤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薛濤詩風雄健、沉雄凝重，少有脂粉氣，其詩男性化色彩濃郁，在詩中表現了士大夫的意識。而女詩人在詩歌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不僅僅只有薛濤一人，唐代的其他女詩人的詩中也表現有士大夫意識。女詩人的詩中表現士大夫意識是女性認同士大夫的評價體系和追求士大夫的審美品位的具體體現。女詩人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并非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普遍的文學現象。

關鍵字：女詩人；薛濤；男性化；士大夫意識

論唐代女詩人詩歌中的士大夫意識

—以薛濤詩歌中的士大夫意識為例

唐代是中國詩歌全盛的時期，將詩歌的發展推向了頂峰。與整個唐代的詩歌成就相比，女詩人的分量是非常小的，但女詩的人創作卻是唐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女詩人由于受特定的環境和詩歌規律的影響，其創作受到士大夫的影響，并在她們的詩歌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唐代女詩人的詩歌中普遍的表現出士大夫意識。其中在唐代女詩人中，薛濤的詩歌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是最為明顯的。明代文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評價薛濤時曾云：“（濤）工絕句,無雌聲，自壽者相”[1]。所謂“無雌聲”是指薛濤詩歌中表現出男子氣、大丈夫氣，在其細膩、柔媚、溫婉之余，還彰顯出一種博然宏大的陽剛之氣。張為在《詩人主客圖》中，把薛濤作為清奇雅正之升堂者之一，與方干、馬戴、任藩、賈島、項斯等六位男性詩人并列。[2]北宋佚名者《宣和書譜》中稱薛濤“作字無女子氣，筆力俊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3]。由此可見，歷代皆認同薛濤詩作的男性化特征。唐代是一個人人能言詩的社會，上至帝王將相，下達老嫗婦幼皆能詩，產生了眾多女詩人。在唐代的女詩人中，要數薛濤的詩歌成就最高，被后世譽為唐朝第一女詩人。薛濤，字洪度，是中唐時的成都樂妓。性辨慧，調翰墨，《全唐詩》小傳稱她“辨慧工詩，有林下風致。”又說她曾出入節度使幕府，“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4] 薛濤早年以宦家女身份流入樂籍，她以聰慧的詩才走入男性的文化圈。她出入節度使府，曾與許多文人名士相互酬唱。據張篷舟先生所撰的《薛濤詩箋》，薛濤今存詩89首，其中與人酬唱的詩占多數。費著《箋紙譜》載：“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余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5]其中元稹與薛濤交往最深，元稹曾以詩贈濤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云高。”薛濤與詩人王建之間也有酬唱，王建在《寄蜀中薛濤校書》詩：“萬里橋邊女校書，楷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6]可見，薛濤與文人名士往來頻繁，受到了文人名士的贊賞和肯定，薛濤積極融入到士大夫的文化圈，與士大夫們進行思想的交流。特定的生活環境，西蜀的風物人情、節度使府的生活面貌，與文人名士交往的特別經歷等，形成了薛濤詩歌的獨特藝術魅力，在她的詩中表現了她的清高、堅貞、關心國事，詩中少有脂粉氣，卻有著濃郁的男性化色彩。

一、薛濤詩歌中士大夫意識的表現

（一）詩風雄健豪放

薛濤以一名樂妓的身份與文人名士交往，她為了最大限度的減少文人名士對其的輕薄鄙視，薛濤以其敏捷詩才，用不卑不亢的言行塑造出一個“并非賣弄”風情的女子。她極力的洗滌其詩中的脂粉氣，努力融入士大夫的文化圈，并假借男性的口吻與他們交往，在薛濤的詩中可以找到作為女子少有的豪邁氣概。如薛濤酬和所作《續嘉陵驛詩獻武相國》詩：“蜀門西更上青天，強為公歌《蜀國弦》，卓氏長卿稱士女，錦江玉壘獻山川。”這首詩是薛濤和武元衡《題嘉陵驛》所作，承認若想治理當時的西蜀的確很難，但詩人堅定相信武相國能將蜀地治理好，并在最后一句中將蜀人熱切盼望一個全新蜀地出現和蜀地壯麗的景象融匯在同一圖畫中，充滿了對蜀地新景象的展望，將一幅宏大壯麗的圖畫展現在讀者面前，詩人用雄偉宏大的視角去展望新的蜀地，這宏大氣勢不遜色于士大夫。薛濤另有《上川主武元衡相國》二首：“落日重城夕霧收，玳筵雕俎薦諸侯。因令朗月當庭燎，不使珠簾下玉鉤”（其一）；“東閣移尊綺席陳，貂簪龍節更宜春。軍城畫角三聲歇，云幕初垂紅燭新”（其二）。二首詩都寫得莊嚴宏麗，氣勢昂揚，非一般女子所能為。薛濤《上王尚書》詩云：“碧玉雙幢白玉郎，初辭天帝下扶桑。手持云篆題新榜，十萬人家春日長。”鐘惺《名媛詩歸》評價這首詩：“逸而動，絕不帶媚氣。”[7]

（二）清高志節

薛濤是個堅毅的女子，在其生活中表現出“蒼蒼勁節奇”，這是其融入士大夫文化圈，對士大夫所追求的高潔品格的認同。如《酬人雨后玩竹》詩云：“南天春雨時，那鑒雪霜姿。眾類亦云茂，虛心寧自持。多留晉賢醉，早伴舜妃悲。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在詩中詩人以竹之堅勁、高雅，喻人的高尚情操。首聯寫出了竹絕不隨環境的惡化而改變自己的高尚品格。頷聯說竹虛心自持的品質。頸聯以“竹林七賢”、“二妃泣竹”的故事賦予竹以高潔忠貞的品格。末聯以老竹不改勁節自況，抒寫自己所追求的清拔、高雅的品質，寄興非凡，流露出一般女子不能及的倔強與清拔。而另一首薛濤陪王播等人賞菊所賦的詩《浣花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賦早菊》云：“自有兼材用，那同眾草芳。獻酬樽俎外，寧有懼豺狼。”則以秋菊自喻，塑造了菊花高潔、孤獨的形象，表現了不同流俗的清高品質，而且表明自己身為官伎卻能在應付官場侍酒賦詩之外，潔身自好、不畏強暴的高傲氣度。這兩首詩詩中所塑造的竹子虛懷若竹，勁節不改；菊花群芳謝去，遺世獨立，孤高清拔，儼然名士風范。而在《酬雍秀才貽巴峽圖》中“感君識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是以晉孫楚枕流漱石的典故，表明自己對隱士高潔情志的追慕。《酬楊供奉法師見招》云：“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窗高臥與云平。不嫌袁室無煙火,惟笑商山有姓名。”是對商山四皓的遠離塵世的生活的向往，并自比東漢袁安寧愿餓僵也不愿麻煩他人，表 明了自己的高遠情志。

（三）關心國事，憂患時局 中國古代士大夫信奉“修齊治平”，把“治國”、“兼濟天下”當作實現人生意義的目標，薛濤積極融入其中，思考天下事，憂患時局，得到了士大夫的褒揚。薛濤經常出入節度使幕府，與文人名士相交往，這讓她有機會接觸政事，知道一些家國大事，了解身邊的社會現實。使她能和男性一樣關注現實，關心國家大事，而且她對著政治有著獨特的眼光。如薛濤《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其一）；“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其二）。這兩首詩是薛濤被罰赴松州途中所寫的，有“重光萬里應相照，目斷云霄信不傳”大開大合的雄健筆法。松州地處邊疆，生活艱苦，詩人關心駐守邊疆士兵的疾苦，以吐蕃侵犯蜀地諷喻韋令公的專橫無理。楊慎《升庵詩話》評論此詩：“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處，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8]與李白詩相提并論，元、白之流甚至應該感到慚愧，可見楊慎對薛濤的這首詩的評價之高。可以說這兩首詩是薛濤在邊城所見所聞的縮寫，反應了當時士兵在邊疆戍守生活的困苦。鐘惺在《名媛詩歸》評論此詩是：“二詩如邊城畫角，別是一番哀怨。”[9]薛濤另有《籌邊樓》詩：“平臨云鳥八窗求，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這首詩是詩人晚年登籌邊樓有感而作，第一詩句描寫詩人登上籌邊樓所見天曠氣清、四望無際的情景，一個“壯”體現了籌邊樓的雄偉壯觀，后兩句詩譴責將軍們目光短淺，貪婪掠奪，招來外敵。此詩的前兩句烘托出籌邊樓氣勢磅礴，給敵人震懾，后兩句更為妙絕，直陳現實，告誡將士切莫忘記歷史教訓，以國事為重。全詩將對李德裕的贊頌和邊疆將士的勸誡融為一體，意義深刻，因而鐘惺有評價：“教戒諸將，何等心眼，洪度豈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10]清代的紀昀亦有評價：“其托意深遠，有‘魯嫠不恤緯，漆室女坐嘯’之思，非尋常裙屐所及，宜其名重一時。”[11]這是何等的見識，和古代深藏于閨閣的一般女子比照，有十萬八千里的差別。這是一種男子漢的氣度、風骨，颯颯作響，讓時人為之贊嘆。薛濤晚年隱居在浣花溪，但她并沒有與現實社會隔絕開來，依然關心時事，憂患時局，這首《籌邊樓》便是她關懷時事政治心情的真實寫照。綜上所述，薛濤詩歌中具有非常鮮明的士大夫意識，特別是她的酬唱之作中男性化傾向更為明顯。薛濤的詩氣勢雄渾、峻潔，詩風越發深沉凝重、雄健。詩人極力洗削詩作中的脂粉氣，使她的詩作越來越男性化，在詩中有許多體現士大夫意識的詩。薛濤詩中所表現是一個品格清高的女子，有著士大夫的高潔品質，從來不會因為自己身份低微而感到羞恥，也不會獻媚于達官貴人。薛濤始終保持著清拔、高雅的品格，清高的志節絲毫不遜色于士大夫。在中國古代，女子與國家大事基本是扯不上關系的。而薛濤卻關心國事，憂患時局，而且關注政治的程度絕 對不會少于士大夫。其實薛濤本身就是西蜀政治歷史的參與者與見證人，她與十一位蜀地的節度使相處共事過，見證了蜀地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正如歷來評論家所說的，這樣的一個薛濤豈是一個女子也，她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士大夫的形象。

二、薛濤詩中士大夫意識的成因

薛濤的詩中表現了士大夫的意識，從總體上來說，薛濤的詩風偏向于男性化的，她擺脫女子陰柔，使其詩風顯雄渾、峻潔。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事物總是也其他事物相聯系的，薛濤詩中士大夫意識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形成的。要分析其成因，必須從薛濤的生活道路、人生經歷等方面去考慮，同時也要考慮到唐代人們對于詩歌的普遍認識，故本人將其原因歸結為性格、環境、對詩的認識。

（一）薛濤清高、剛烈的性格 薛濤是一個高潔、剛烈的女子，她不畏強權，不因自己身份的鄙微而獻媚于士大夫，而是竭力洗削脂粉氣，積極追求士大夫所推崇的審美品位。如在薛濤《贈蘇十三中丞》：“洛陽陌上埋輪氣，欲逐秋空擊隼飛。今日芝泥檢徵詔，別須臺外振霜威。”詩中用《后漢書》張綱年少官微，敢于彈劾權貴的典故，表現出詩人非凡的見識、不畏強權的勇氣。鐘惺在《名媛詩歸》中稱贊這首詩“氣質森挺”。[12]又如《賊平后上高相公》：“驚看天地白荒荒，瞥見青山舊夕陽。始信大威能照映，由來日月借生光。”將賊平后蜀地壯麗的景色刻畫的精妙絕倫，氣勢雄健，絲毫不見脂粉氣。鐘惺在《名媛詩歸》中曰：“開口自然挺正，而有光融拓落之氣，覺文人反多牽摔。”據宋代王讜《唐語林》記載：“嘗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薛濤清潔、剛烈的一面，她也是一個不畏強權的女子。薛濤追求士大夫的審美品位，又具有士大夫清潔、剛烈的性格，所以其詩作也會呈現出男性化的特點，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

（二）與文人名士相交往

薛濤早年以宦家女身份流入樂籍，她以聰敏的詩才走入男性的文化圈。她經常出入節度使府，與許多達官貴人相交往，又與許多文人名士互相酬唱。作為樂妓的她既為不幸又是幸運的，她獲得了尋常女子沒有的活動自由，得到了一般女子不可能有的文化氛圍和特殊體驗。中唐時期的風物人情、節度使府的生活面貌，與文人名士交往的獨特經歷等都是薛濤詩中士大夫意識表現的重要原因。淪落為樂伎的她不將詩才當作取媚求憐的資本，而是著力洗削俗媚之氣。孫棨在《北里志·序》曾說“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辨，必謂人過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漸德矣”。可見，論“才辨”或許薛濤不是唐代妓女中最好的，但為什么她們的詩卻很少 留下來呢，北里諸妓的詩以“艷詩”求賞，以“媚才”取憐，她們的色藝只為士大夫的賞玩。而薛濤卻能以“人的尊嚴”駕馭“才辨”，洗滌脂粉俗媚之氣，從樂伎中走出來。薛濤與許多文人名士相酬唱，思想上受到了士大夫思想的深刻影響。積極融入到士大夫的文化圈中，學士大夫過隱居生活，精神生活進一步男性化了。經常出入節度使府，政治不可避免的影響了她，薛濤關心時事，憂患時局。“營妓”的生活經歷和被罰赴邊城的遭遇，使她深切的體會到男性中心文化主宰著每個人的命運，要實現自我人格的獨立，必須符合男性中心文化的評價標準。所以薛濤的詩作趨向男性化，詩中表現著了士大夫的意識。

（三）唐代人對于詩歌的普遍認識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無論從詩歌的數量、詩人都是以往歷來朝代不能相比的，其詩歌的藝術成就達到了中國詩歌發展巔峰。唐代參與詩歌創作的人非常多，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皆能詩。唐代人繼承了前人關于詩的認識，同時又結合唐朝的特點，對詩有了新的認識。唐代人繼承了前人“詩言志”和“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認識。詩歌是詩人思想感情、內心世界的外在呈現，詩歌體現了詩人的思想情感。孔子對詩的認識深深的影響了歷代的國人，言詩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確，近為侍奉父母，遠為侍奉君王。在男子當政的時代，人們對于詩歌的認識自然會呈現男性化，詩歌就是男性侍奉君王、父母的一種工具，詩歌因此烙上了男性化的特點。唐代完備了科舉制度，以詩取士，詩才成為進入仕途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古代，入仕是士大夫的人生目標，追求齊家治國平天下。能言詩成為了士大夫必不可少的素質，詩歌的創作與發展無不與士大夫相關，詩也成為了士大夫的交流語言。婦人言詩多為與士大夫交流，所以她們的詩歌必須符合士大夫的審美要求，她們創作的詩歌總會受到士大夫的影響，在她們的詩歌中流露出士大夫意識。

三、唐代其他女詩人詩歌中士大夫意識的表現

薛濤是唐代眾多女詩人中的其中之一，她的詩風雄渾、沉雄凝重，氣勢雄健，洗削女子身上的脂粉氣，其詩歌中不帶媚俗之氣。詩風趨向男性化，而在其詩歌中體現了許多士大夫的意識，贊同男性清高志節，關心國事，憂患時局，追求士大夫的審美品位。而在唐代的女詩人中，詩歌中表現士大夫意識的不僅僅有薛濤一人，還有諸多女詩人在其詩歌中表現了士大夫的意識。如有“女中詩豪”之稱的李冶，她的詩風流雅暢、意象高遠、語言自然，善于遣境而且不拘格律，詩風雄發、豪放。另有魚玄機，她與薛濤、李冶合稱為唐代三大女詩人，其詩文藻有余，可格調卻不高，集中放佚語比較多，雕琢的痕跡也較明顯，與薛濤、李冶相比略顯遜色，詩風艷冶。就算如此，魚玄機的詩中同樣有士大夫意識的表現。

（一）李冶詩中士大夫意識的表現

李冶，字季蘭，中唐初曾為烏程地方女道士，晚歲被召入宮。李冶被譽女中詩豪，詩歌成就高，工格律詩尤佳。與眾多文人名士相交往，其詩風雄健、豪放，少有脂粉氣。如李冶《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身歌》：“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泉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寥夐，直是當時夢里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幽閨里。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弦中起。初疑憤怒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令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復一彈，愿作流泉鎮相續。”詩句開頭詩人以巫山神女自況，以美妙的音樂來結尾，大開大合，氣勢澎湃。將音樂之美描寫的淋漓盡致，狀曲聲如畫般的展現在讀者面前，可以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樂美相媲美。黃周星在《唐詩快》中評論此詩：“此詩似幽而實壯，頗無脂粉習氣。”[13]李冶詩歌成就很高，歷來被認為是大歷時期重要的詩人，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說“將其置之大歷十子之中，不復可辨”，可見李冶在的重要地位。李冶性格豪放，不拘束于封建禮教，以擬男心態與士大夫相交往，從外貌到精神氣質都與男性相類似，使其詩趨向于男性化，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價李冶云：“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蘭則不然也，形氣既雄，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不以遲暮，亦一俊摳。”[14]“形氣既雄”既指李冶外貌精神方面的男性化，同時還包括李冶詩歌創作中的男性化。李冶模擬男性的生活和創作，使她的詩顯得雄健、豪放，其詩也體現著士大夫雄健之態。

（二）魚玄機詩中士大夫意識的表現

李冶詩雄發、豪放，頗無脂粉氣，她的詩是其擬男心態下的創作成果。與“女中詩豪”李冶相比，魚玄機的詩顯得艷冶無比。盡管魚玄機的詩風艷冶，但是其詩中同樣有表現士大夫意識的詩作。魚玄機，字蕙蘭，長安人，咸通中出家于長安咸宜觀為女道士。在其今存詩中來看，多為表達情愛相思的主題，但也有表現士大夫意識的詩作。如她的《游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云：“云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這首詩是詩人游覽崇真觀時看見朝廷科舉放榜有感而作。中國古代的士大夫追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進入仕途也成為了他們所追求的重要目標，“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根深蒂固的植入到士大夫的思想中。科舉是朝廷選撥人才最為重要的途徑，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是士大夫學文言詩的一個重要動力。在這首詩中，詩人志意激切，感嘆自己是女兒身，否則一定能金榜題名。鐘惺在《名媛詩歸》曰：“風流艷冶，偏與文士相宜，故其語亦矜重自喜。”[15]詩人嘆息羅衣掩其詩才，表達了士大夫希望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這一思想意識。

（三）詩中表現士大夫意識的其他女詩人

不管是詩風豪放的李冶，還是詩風艷冶的魚玄機，在她們都有表現士大夫意識的詩作。當然，在詩中表現士大夫意識的女詩人不止上述的三人，還有武則天、上官婉兒等。武則天在以《唐明堂樂章》、《唐大饗拜洛樂章》這兩首詩歌的創作中體現出男性化的特征，在《臘日宣詔幸上苑》這首詩中，更加充分的體現男性化雄偉、宏大特征，充滿了帝王之威。武則天經歷由一個妃子到皇上的轉變，其心理也由擬男心理到完全男性化心理的轉變，其詩歌創作更多展現著帝王之威，表現了士大夫的君臣意識。上官婉兒是一名具有男性化心理的宮廷內官，她的詩作也體現出了男性化的特點，以《彩書怨》為例：“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余。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該詩從審美視角和審美意象的選擇上都充滿男性作家的豪放氣度，絲毫看不出女性特質，其詩作趨向男性化，在上官婉兒的應制酬唱詩中表現了士大夫侍奉君王的意識。在唐代的眾多女詩人中，在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不僅僅有上述幾位，還有很多女詩人在其詩中表現出了士大夫的意識。女詩人的詩作男性化趨向明顯，女詩人的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并不是個別，而是普遍存在的。

四、總結

唐代女詩人的詩歌中表現士大夫意識，這是女詩人對士大夫思想的認同和對士大夫審美品位的追求的體現。在封建社會中，女性一直是作為弱勢群體出現在生活之中，相對于男性而言其文學地位是非常低的。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文化活動的主體一直是男性，男性的文學創作才是社會活動的主流，而女性是文學創作更多的表現了學習、模仿男性的文學創作，女性的文學創作多為依附于男性的文化活動上的。在男性文化圈，女性總是作為弱小者出現，女性只有努力融入男性主流文化的評價體系才能得到男性的認同和尊重。這在女詩人的酬唱詩中是表現最為明顯的，在與男性的交往中，女性為了得到男性認同，其詩作須符合士大夫的評價標準，所以她們的詩作會趨向男性化，在詩中表現一些士大夫意識。薛濤的酬唱詩中這一現象是表現最為明顯。面對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不利地位，女詩人渴望得到士大夫的認同與尊重。她們終其一生都在進行“合規范”的韌性抗爭，抗爭女性被拒絕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既定模式，抗爭的方式便是以不讓須眉的才華創作男性色彩濃郁、符合士大夫評價體系的詩歌，以堪與士大夫抗衡的人格、詩格贏得了士大夫群體的尊重。女性的詩作渴望得到男性的肯定與贊賞，女性以男性世界的審美標準去創作，所以其詩中會帶有濃郁的男性化色彩，表現士大夫意識。女性努力融入士大夫評價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著所謂“超性別寫作”或“無性別寫作”，其詩歌則呈現出男性化風格，表現著士大夫的意識。女詩人在作詩竭力洗削身上的脂粉氣，淡化或隱藏自己的女性化特征，模仿士大夫的文學創作，在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并希望以“詩人的身份”與士大夫進行較為公平的交往相處。受此影響，唐代女詩人的詩歌中總是或多或少表現出了士大夫意識。而這一現象并非僅限于某個女 詩人的詩作中，女詩人的詩作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女詩人的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是一種正常的文學現象，是女性認同和追求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學的具體體現。唐代女詩人的詩中表現出士大夫意識是一種普遍的文學現象，那么其他朝代女詩人的詩中是不是也有表現士大夫意識，關于這個問題有待我們進步去探究。

注釋：

[1]胡震亨.唐音癸簽[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2] ]張為.詩人主客圖,丁福保輯,歷代詩話(全三冊,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3,(1).[3] 宣和書譜，張篷舟.薛濤詩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27.[4] 全唐詩（第二十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0：9035.[5]費著.箋紙譜,張篷舟.薛濤詩箋·薛濤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08.[6] 全唐詩（第九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0：3434.[7] 鐘惺.名媛詩歸,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4.[8]楊慎.升庵詩話,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全三冊,中冊)[M],北京：中華書局,1883 ：913.[9]鐘惺.名媛詩歸,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1.[10]鐘惺.名媛詩歸,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3.[11](轉)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583.[12]鐘惺.名媛詩歸,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7.[13]黃周星.唐詩快，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14]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M].陜西：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06.[15] 鐘惺.名媛詩歸,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2.參考文獻：

[1]張篷舟.薛濤詩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2]李冶,薛濤,魚玄機.唐女詩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C].北京：中華書局，1983.[4]鐘惺.名媛詩歸[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39冊.齊魯書社,1997.[5]全唐詩（第二十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0.[6]蘇雪林.唐詩概論[M].上海：上海書店，1992.[7]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8]黃蕓珠.略論薛濤詩風“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現[J].中國文學研究，2003（2）.[9]王永波，黃蕓珠.論薛濤詩歌男性化審美形態的表現[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3（7）.[10]許秋群.淺析薛濤詩的二重性[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11]宮為菊.女性情懷輝映男子氣概—試論薛濤詩歌中的雙重情感[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5）.10

第二篇：畢業論文大綱-論秘書的公關意識

第一章緒論

1、選題背景及意義

2、文獻綜述

3、研究思路及方法

4、文章框架及本文創新點

第二章：概述

1公共關系的概念與內涵

2公關意識的內容與重要性

3秘書職業綜合概述

第三章：現代政府工作要求下秘書人員的必備公關意識

1政府秘書人員的現狀分析

2現代政府工作要求下秘書人員的必備公關意識

第四章：新時期政府秘書工作人員公關意識的培養策略

第五章：結語

畢業論文大綱

第三篇：畢業論文--論陶淵明詩歌的藝術風格和現實性

內容摘要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我國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沖淡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他的文學創作，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藝術魅力，與其說在于它是 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于其中寄托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形式高度純化了，美化了，變成痛苦現實世界的一座精神避難所，或擺脫生存尷尬的一種精神獨處方式。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退居田園，陶淵明自耕自食，勞動固然艱辛，生活固然艱苦，但擁有獨立的精神人格，面對大自然的真實、靜穆，詩人或躬耕，或讀書，或飲酒，或采菊，無不表現出陶然自樂的生活情趣；更可以盡情書寫自己的生活感受，追求對人生的哲理思考，歌詠理想。因此，陶淵明的田園詩讀來渾厚、韻味無窮，其中是投注了詩人的個性與精神追求。其詩不同于東晉玄言詩，也不同于東晉以后的山水詩。因為陶淵明把田園詩的本質建立在精神的坐標上，它的魅力在于體現了人的生命的美，人與宇宙自然和諧的美。這不僅在思想內容方面得以表現，在田園詩的藝術特色方面同樣得到了體現。下面就著重從田園詩藝術特色和現實性兩方面來探尋陶淵明獨特的個性美。

關鍵詞

陶淵明 田園詩 藝術

田園詩情渾厚，藝術韻味無窮 ——淺談陶淵明田園詩歌的藝術特色

內容摘要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我國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沖淡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他的文學創作，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藝術魅力，與其說在于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于其中寄托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形式高度純化了，美化了，變成痛苦現實世界的一座精神避難所，或擺脫生存尷尬的一種精神獨處方式。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退居田園，陶淵明自耕自食，勞動固然艱辛，生活固然艱苦，但擁有獨立的精神人格，面對大自然的真實、靜穆，詩人或躬耕，或讀書，或飲酒，或采菊，無不表現出陶然自樂的生活情趣；更可以盡情書寫自己的生活感受，追求對人生的哲理思考，歌詠理想。因此，陶淵明的田園詩讀來渾厚、韻味無窮，其中是投注了詩人的個性與精神追求。其詩不同于東晉玄言詩，也不同于東晉以后的山水詩。因為陶淵明把田園詩的本質建立在精神的坐標上，它的魅力在于體現了人的生命的美，人與宇宙自然和諧的美。這不僅在思想內容方面得以表現，在田園詩的藝術特色方面同樣得到了體現。

關鍵詞

陶淵明 田園詩 詩情 韻味 藝術

一、陶淵明的生活背景

陶淵明（公元356--427）又名陶潛、字元亮，是東晉末年的田園詩人。據史書記載，東至縣東流鎮東晉時期屬潯陽柴桑（今屬九江彭澤縣），陶淵明在彭澤做縣令，經常到東流種菊。留下千古佳話，后人敬羨先生，建祠以祀。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開始時前一種愿望占據了主導地位。但那是一個**的年代：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削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讓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最終“愛丘山”的夙愿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開始身在仕途，心在田園了。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思想與當時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二、回歸自然、質樸平淡的藝術特色

自然平淡是陶淵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詩歌的總體藝術特色，陶淵明多用內心獨白式的語言和白描的手法，真誠地記錄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詩句沒有魅奇的語言，詩文沒有曲折的結構，更沒有雄辯不可一世的氣勢，卻如春雨“潤物細無聲”，字字句句，潤進讀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當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筆不刻一畫地寫出時，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來樣子。在他之前很多詩人都非常關心國家大事，詩歌字句中也是表達了重大題材。唯獨陶淵明看重選取大家常見的“俗物”，細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寫普通人的生活。他還重點寫心境，對人生對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詩文中常常出現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飛鳥等都已太平常，他們既是客觀物象，又是詩人主觀情感的載體。

《飲酒》其五：“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既是回答別人的發問，也是自己處事經驗的總結。這是因為他斷絕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擾，心情自然平靜。詩的后半部，通過采菊時所見景物，表達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諦的快慰心情。舉手投足，心與山悠然相會，那種日歸的景物圖與心情和諧統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語言平實無華，然而平淡之中可見綺麗。又如《擬古》其三詩中描述：春天來了，燕子雙雙回到自己的草廬。一年來自己的門庭日見荒蕪，但是仍然堅持著貧窮的隱居生活。燕子卻不嫌棄它們的舊巢以及自己這個貧士。在這首詩中寄予作者對歸隱生活做出的堅定選擇。陶淵明的詩歌雖然平淡，卻不淺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詩歌語言雖然只是極普通的“田家語”，卻是經過高度藝術提煉的。而在這十分精粹的語言中又都含有豐富的形象，這些形象無論是自然風光，或是社會生活，都有著深厚的現實生活基礎。如“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蔭”，這是寫詩人的生活環境。“貯”字雖只是一個平常的字眼，但用到這里卻很形象很

新鮮，中夏清幽涼爽的林蔭好像是可以貯存、可以掬取的一甕清泉。“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一個普通的“翼”字，同樣使我們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風溫存撫愛著欣欣向榮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這是詩人在避離世俗的喧鬧，精神相對自由獨立時，對生活、人生充滿詩意的哲理的向往，在美好、永恒的自然中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人生的真諦。由于這些，使陶淵明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恬淡平和，曠潔悠遠的風貌。因而我們探尋田園詩所蘊含的魅力時，不能忽視詩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個性。以下我們就從三個方面來探討，領略字里行間詩人不乏個性的美，生命的美，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美。

首先陶淵明的田園詩用語質樸無華，蕭散沖淡，但也不乏色彩絢麗。陶詩語言的樸素早有定論。但他的樸素并不是隨口而道，毫無加工，而是高度精煉，洗凈了一切蕪雜粘滯的成分，才呈現出明凈的單純。他對自然的美，無疑有十分敏銳的感受，因而能夠用準確而樸實的語言將其再造為詩的形象。“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等詩句看似質樸簡練，“殆無長語”，但是仔細玩味，不僅韻味綿長，而且形象鮮明生動，給人以強烈的立體感。陶詩的樸素還表現為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的底蘊，絕不炫耀外在的美飾、語言、意境。主題達到高度的統一，用語淺而含義深，多為自身的人生情趣。短短的抒情之作，絕少冗長的描寫，更少空泛的議論，但使人感到“言有盡而意無窮”。陶淵明的篇章也有富麗華美的一面，正因為如此，鐘蠑說“世嘆其質直，至如： 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華。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蕭統也說：“淵明文章不群，辭采精抜，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文選 序》）這說明在陶詩渾然一體的樸素風格中，還蘊含著豐富多彩。其次，陶淵明的田園詩是情、景、理的統一，既有意境，又饒有情趣、理趣。詩人常常將自己的感情，人生理想融化在景物中，在形似與神似高度統一的前提下，以寫意為主，往往達到人格化的境界，含有深厚的理趣。正如蘇軾所說：“初視如散緩，熟視之有奇趣。”（《冷齋夜話》），將情、景、理融為一體，不僅以景悅人，以情感人，而且以理警人，給讀者豐富而深刻的審美感受。如《歸園田居五首》第一首。“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詩人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污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觀念，而結尾句中的“自然”既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平凡的事物一旦攝入詩人筆下，便融入了作家濃郁的主觀色彩，使之成為“人化的自然”。（馬克思語）在這里，詩人那種不愿同流合污的志趣與情操給自然界平添了生氣。個性美與自然美完美結合。另外同是寫景，但詩人往往突破景物外在形象的局限，不著意外形的摹擬，而是以神寫形，著重反映詩人的氣質和神韻。詩中所選景物只是詩人借以抒情的一種手段。陶淵明描寫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敘事也不追求情節的曲折，而是透過人人可見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達高于世人之情，寫出人所未必能夠悟出之理。陶詩重在寫心，寫那種與景物融而為一的、對人生了悟明徹的心境。他無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與不似，只是寫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詩發乎事，源乎景，緣乎情，而以理為統攝。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伴隨他鋤草歸來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煙，不嫌他門庭荒蕪重返舊巢的春燕，在中夏貯滿了清陰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壺中的濁酒，以及在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青松、秋菊、孤云、飛鳥，都已不是尋常的事物，它們既是客觀的又是體現了詩人主觀感情與個性的，既是抽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前四句講了“心”與“地”也就是主觀精神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系，只要 “心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會受塵俗喧囂的干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偶一舉首，心與山悠然相會，自身仿佛與南山融為一體了。那日夕的山氣、歸還的飛鳥，在自己心里構成一片美妙的風景，其中蘊藏著人生的真諦。這種心與境的瞬間感應，以及通向無限的愉悅，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學千金譜》所說：“籬有菊則采之，采過而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生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擬挽歌辭》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渾融的佳作：“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嶣峣。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不僅這樣，陶詩的意境充滿了情趣。清溫汝能說：“陶詩都有真趣。”（《陶詩匯評》）真趣標志著陶詩意境的重要美學特征。陶詩中的“真趣”產生于詩人心中的“真意”。莊子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如前面提到的《歸園田居》其一，就是表現“真趣”的代表作之一。側重表現田園生活的意趣，寄托自己的性情，這一點和唐代王維的重在表現刻畫山水景觀外在特征的表現手法是迥然有別的。再次，陶淵明的田園詩是自然平淡與醇美渾厚的統一。是既平淡自然，又醇厚有味。他的這一藝術特點和他的生活經歷、個性、心境是分不開的。平淡的田園風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使他養成了恬靜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閑靜少言，不慕榮利”雖然“結廬在人境”而“心遠地自偏”。隨后，詩人通過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將這些平淡的內容和自己的感受抒寫出來，詩人真正感到是從“胸中自然流出，毫無雕琢痕

跡”。這與當時精巧的雕琢和富麗的文采盛行的六朝文風相比迥然不同。六朝文風過于追求形式，缺失內容的渾厚。這里講陶詩的“淡”也不是寡淡，枯淡；是有韻味，有情趣的淡。陶詩極少用夸張藻飾，極少用典，往往用簡潔質樸的農家話，寫農家寒士日常生活。前人詩中很少見的桑、麻、雞、狗豆苗、雜草一入他的詩，便覺詩味濃厚。這種淡可以說是平淡中含華采，簡樸中含風韻。實質上是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講求技巧，卻不露痕跡。如《移居》詩第二首：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這首詩看來似乎平淡無奇，然而卻包含著詩人的匠心。詩人以極普通的農家語平平寫來，好像并不費力氣，但是形象而自然地寫出了一派生動的田園生活。不僅使人感到十分親切，而且讀來余味無窮。前四句寫春秋佳日詩人或登高賦詩，或與鄉親們暢飲，自有其樂趣。中四句寫自己和農民們忙時各自耕作，閑時則互相訪問談笑無厭。最后四句贊美和要珍惜這種美好的生活。反映了詩人要堅持敝序自足，力耕自食的生活態度，不與社會上層追名逐利的齷齪生活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性。這里詩人豐富的主觀感情融于常見的景物和日常小事中，與古樸中見豐腴，別有一番韻味。因而有人說此詩“直是口頭語，乃為絕妙詞。”（蔣薰《陶淵明詩集》卷二）。陶詩雖然平淡，但并不淺薄，每于平淡中含有豐富的意蘊。蘇軾說陶詩“似癯而實腴”？（《與蘇轍書》）可以說是深中肯綮。概言之，這種淡雅而渾厚，清癯而豐腴，質樸而綺麗的矛盾統一，便構成了陶淵明田園詩特有的藝術風格。而究其原因，不可忽視的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統一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淵明田園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他的繁復的禮儀破壞了社會的自然性，矯飾的行為破壞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詩歌外在形式上的過度追求也必然破壞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很少用濃煙的色彩，夸張的語調，或深奧的語匯，他的感情也往往和冷靜的哲理思維結合在一起，呈現為清明淡遠的意境，另一方面也是詩人高超的技巧所致。

長期的田園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隱居生活的樂趣和對大自然、對勞動的一種熱愛一種依戀。他的田園詩有的只通過描寫田園景物的清純、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這種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當成人生應盡的本分。在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走上歸隱道路并不罕見，但把躬耕當成本分是快樂，認為只有不辭辛苦自營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僅不鄙視勞動人民，不蔑視體力勞動，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去實踐，與勞動人民為伍、交友為伴這樣的人，在中國文學史上難找第二個人。

三、自然、真摯、淳樸的現實主義思想內容

了解陶淵明的人都知道，陶淵明的田園詩的創作與其歸隱是休戚相關的，正是他走上“擊壤以自歡”，不與世俗相融的歸隱之路，才有了退居田園，躬耕自資的生活經歷，獲得一種對鄉村、對自然、對勞動的切身體驗和生活感受，“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文學從來就是表達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感受、認識和態度。人們的社會實踐是一切文學創作的源泉。故此，陶淵明這位性情中人把對田園生活、對大自然的種種體驗，把對人生、對生命的種種思慮，化作為詩篇，并從此獲得精神得以獨立，理想得以實現的愉悅。在這些優秀詩篇中，我們領略到了大自然的平和恬淡、我們感受到了勞作的艱辛愉快，我們更體會到了詩人淳樸率真的秉性，淡薄高遠的志趣，可以這么說，沒有陶淵明歸隱的生活，也就沒有這么簡樸、含蓄、魅力無窮的田園詩。

而究其詩人的一生，我們可以了解到詩人并不是生來就想歸隱，想做個與世無爭的人，他的一生或仕或隱，最后終老田園，并不是說他是一個毫無政治抱負的封建文人。恰恰相反，陶淵明一生念念不忘他的政治雄心。但那是一個**的年代：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不僅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同時在社會的上層也造成了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才華無法實現，他的政治抱負也無法付諸實現。另一方面在那種爾虞我詐的權力爭奪中，一切卑污充滿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尚道義的幌子，招搖撞騙，這使秉性真淳、耿直的陶淵明難以忍受，空有兼濟天下的才識，卻不被世俗官場所接納，黑暗腐朽的社會又與他的品格格格不入，故詩人“性本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盡管陶淵明29歲時開始出仕，先后做過江州祭酒，做過桓玄的幕府，做過劉裕和劉敬室的參軍，最后又任彭澤縣令，但他曾不止一次流露出身在仕途，心在田園的意愿，“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尤其是從彭澤令解聘時更是把做官說成是“深愧平生志”。由此說，陶淵明的歸隱是他看透了官場的腐化，世情的虛偽和狡詐；是他剛正不阿，不肯與流俗茍合；也是他自己的理想、品性與當時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回歸田園，陶淵明在隱居中開辟了一個與世俗官場相對立的新天地。所謂的新天地，乃是他的主觀意識與他所居環境相

結合的產物。是他追求的精神自由與大自然的博大相結合的產物。這里有與官場迥異的新生活：樸素、自然、醇厚、適意，這正是陶淵明一生所向往、追求的社會生活，也是他精神得以棲息的好所在。他一面在田園里努力耕耘著，一面又在自己的精神天地里不斷收獲著。在他的田園詩中，他一面真實的描述著田園生活的感受和體驗，一面卻不完全寫實，而是按照某種理念，對現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再說詩人排除了心為物役和外部環境的干擾，不為流俗所染的精神品性得到自由馳騁的慰藉。因而是人的回歸田園，其實也是回歸了自我的精神世界，那是一個任己遐想，無限寬廣的空間，就好像是詩人面對的悠然、深邃的大自然。這時的田園詩自可以找到回歸自然的真淳、純凈。

陶詩純自的吟唱詩歌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描繪恬靜的鄉村風光，歌唱自然淳樸的田園生活，表現了詩人恬淡、曠遠的襟懷。詩人把官職看作束縛自己的羈絆，因而用興奮的心情寫出了田園景物的美好，充滿著對污濁的社會的憎惡和詩人對歸隱生活的熱愛。如《歸園田居》之一“少無適俗韻”，《飲酒》之五“結廬在人境”，《讀山海經》之一“孟夏草木長”這類以寧靜為主要特征的自然景物、田園風光，讓我們看到了四時之景不同，隱者的生活和情趣也自然不同。讀來令人心醉神往。從“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花木繁榮的盛夏之際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天高氣爽的秋日，詩人無不感到心情舒暢。從“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論耕田，讀書，還是采菊，各種生活都能引起詩人的興趣，這種對生活的熱愛來源于純潔的靈魂和豐富的精神生活。

《歸園田居》五首是陶淵明田園詩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無適俗韻”尤為世人傳頌。他說自己置身官場好比是“羈鳥”和“池魚”，無時不想念著“舊林”和“故淵”的自由天地。夢想的田園景物終于出現在他面前了：“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他好像是又重新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字里行間洋溢著一片發自內心的歡樂和喜悅之情。這其中田園生活在作者筆下多少有些美化了，因為他體現著詩人的精神追求。在這里詩人把隱居的田園生活與官場生涯對立起來寫。他把仕途叫做“塵網”，深以離開這個“樊籠”為樂，把“自然”視為樂園。在他心目中，恬靜的農村是世界上唯一的凈土，他不能不盡情加以謳歌。正由于他痛恨當時社會的污濁，所以當他看到遠處的農舍和幾縷炊煙，聽到幾聲雞鳴狗吠，都在內心中產生喜悅之情。這種未經做作的自然景致，源于不同流合污的知趣和高尚的情操。

另外，這些描寫自然景物、田園風光的詩篇還蘊含著詩人對人生真諦的深沉思考與探索，最能體現詩人的是個性、氣質、心境、情趣與人生理想，藝術上也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如《飲酒》其五，開頭四句說只要心境曠達，就不會受到世俗的干擾，下面說采菊東籬，不經意中目遇南山，在暮嵐紫靄歸鳥返飛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奧秘，滲透了人生的真諦，盡管詩中明說“欲辨已忘言”，但詩人在本詩中通過一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諦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氣的美好，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了自然的偉大、圓滿和充實，尤其是自足無所求的本質嗎？詩人身在人間而心遠世俗的生活態度和陶醉于自然真意之中的樂趣，正是詩人的人生理想的寄托，表現了他鄙夷上層社會，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清高情操。詩人斷絕世俗交往，拒絕統治者的應召，心情是寧靜的。這是因為詩人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義，找到了人生的真諦。

（二）在躬耕自資中，詩人對農業勞動有了感情，寫出了勞動的感受，表現了詩人對勞動的熱愛與贊美。體現了詩人的一種信念，一種對理想執著追求的精神。《歸園田居》第二首“野外罕人事”寫他斷絕了和官場上層的應酬，摒棄一切世俗雜念，卻和農民們“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極其自然地和農民有了共同語言，共同的關注和共同的思想感情。《歸園田居》第三首“種豆南山下”直接描述出種豆除草的勞動生活。“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晨出夜歸，披星戴月的勞動，一天的農活對詩人來說并不輕松。盡管詩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結果卻是“草盛豆苗稀”。但詩人對此并不計較，而是非常珍惜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充滿了一種先難后獲的踏踏實實的心情。詩人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由于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對現實黑暗政治的不滿；另一方面“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體現著堅持隱逸之路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獲得實現的愉快。就這一點，詩人46歲時寫下的《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得早稻》中更有明示。“山中繞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此辭難。”詩中既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辛，又寫到了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慰，“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詩人從親身勞動中漸漸悟出“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表現出鮮明的依靠勞動而生活的觀點和人生態度。

詩人對勞動的熱愛，對村居生活的熱愛還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春天，“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歸去來兮詞》）在播種的季節里，詩人是充滿希望的。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中詩人以無限歡快的筆調，寫出“鳥弄歡新節，冷風送余善”的喜人春光和“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的勃勃生機。一年的收成雖然難以估量，但是看到者茁壯的禾苗，心里也是喜滋滋的。在《和郭主簿》詩之一中，詩人則以閑

時的心情描繪出清蔭滿庭、凱風徐來的夏日田園風光和詩人讀書彈琴、釀酒自飲及子戲身旁的天倫之樂，最后“此事復真樂，聊用忘華簪”詩人陶醉于這種純真而快樂的生活之中，忘卻了時間的功名富貴。而在秋熟的季節，“饑者歡初飽，束帶侯雞鳴。”在《丙辰歲八月中于下田舍獲》中，通過描寫“楊楫越平湖，凡隨清壑洄。”收獲途中的所見景物，表達了詩人嘗到自己勞動果實的喜悅心情。這些都是詩人長期村居生活的體驗和情感。總之，這類詩是詩人思想感情的一個飛躍，是真正參與了農事耕作的真實感受，在中國詩歌史上彌足珍貴。

（三）反映農村凋敝，農民生活的痛苦及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詩人在《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中寫道“悠悠待秋嫁，寥落將賒遲”，艱苦的勞動沒有換來豐收和溫飽。而在《歸園田居》第四首詩中真實的反映了遭受軍閥戰爭破壞的農村凋殘景象。“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如此殘破的農村景象足見農民生活的痛苦。詩人在54歲時寫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寫自己生活的貧困“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鳥遷。”然而，日趨窘迫的生活并沒有改變詩人要在大自然中實現自我的追求，也沒有改變詩人對人生的詩意的向往。反而讓詩人深切認識到東戶季子時代“余糧宿中田”的好處，并進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會理想，表達了對理想社會的向往。《桃花源詩》應該說是田園詩中頗有成就的一首。詩人在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會理想。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這里的生活是富裕、和樂而安寧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這里人人參加勞動：“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勞動所得也全歸自己所有，沒有封建的剝削：“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詩人指出這是一個“與外人間隔”的“絕境”，是桃花源中人們的先世為逃避嬴秦暴政而開辟起來的一個新世界。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晉”，這實際表明是一個與秦漢魏晉等封建主義社會相對立的理想世界。

四、回歸自然、追求精神自由的個性美

文學的藝術特色很大程度上是與作者的個性分不開的。秉性純真的陶淵明向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的壓迫和殘害；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自然，日常生活的詩化，不僅是陶淵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田園詩的總體藝術特色。他作詩不存祈譽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觸就訴諸筆墨，既無矯情也不矯飾。他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⑴ ⑵以此自終。”又說：“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由此可見他的創作態度。陶詩舒緩而沉穩，給人以藹如之感。他的田園詩多用內省式的話語，坦誠地記錄了他內心細微的波瀾，沒有奪人的氣勢，沒有雄辯的力量，也沒有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一樣慢慢地滲透到讀者的心中。他的田園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黃徹所說：“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 陶淵明田園詩對后世的影響深遠。可以這么說，田園詩是陶淵明的獨創，在他以前還沒有一個詩人寫過這樣多的詩來歌詠農村。在他的田園詩里，詩人不僅敘述了自己勞動生活的感受，歌詠了悠閑自得的生活環境，而且是帶著對官場的憎惡，以及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態度觀察和體驗田園生活的。在詩中常常吧田園和官場對立起來，以田園的美好比襯官場的丑惡，從而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透過詩的形象，詩人隱藏其后的那種蔑視富貴，不愿同流合污的氣節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個性，他那深深植根于現實生活土壤里的詩意，都給后世一些追求進步、理想的作家做出了榜樣，他們在反抗權貴和腐朽政治的斗爭中，常常從陶詩中汲取力量。

陶淵明在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也是他突出的一點影響，那便是他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新的審美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在陶淵明的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第一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對象，由此為后人開辟了一片情味獨特的天地。在他以后，田園詩不斷得到發展，到唐代就已形成了田園山水詩派。唐代的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人，大受其影響，紛紛仿效他。曾有人這樣描述過“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閑遠，儲太視（光羲）有其樸實，韋左司（應物）有其沖和，柳儀曹（宗元）有其俊杰，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說詩啐語》）而至宋代，陶淵明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描寫田園的詩人就多的不可勝數了。

陶淵明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另一重大貢獻，是他開創了新的審美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雖然一般的玄言詩人都注意到從審察自然來體會哲理，并由此產生了山水詩的萌芽，但沒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無奇的鄉村。只是在陶淵明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才第一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對象，由此為后人開辟了一片情味獨特的天地。他把農業勞動視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頌在勞動生活中包含著美的意趣，這同樣是深刻的發現。對陶詩的藝術 特點，前人早有定評，謂之樸素、自然、真淳。但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響的風格，而是詩人有意識的美學追求。從根本上說，這也是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決定的。在他看來，人為的繁復的禮儀破壞了社會的自然性，矯飾的行為破壞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詩歌在外現形式上的過度追求，也必然破壞感

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絕少使用濃艷的色彩，夸張的語調，深奧的語匯、生僻的典故。他的詩中也常用對仗句式，但多數是比較古樸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覺上并不明顯。他的詩歌充滿感情，但真正表現得很強烈、顯得激蕩起伏的時候很少，而是和冷靜的哲理思維結合在一起，呈現為清明淡遠的意境。這一種美學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達到的。進一步說，陶詩語言的樸素，又并不是隨口而道，毫無加工，而是高度精煉，洗凈了一切蕪雜粘滯的成分，才呈現出明凈的單純。他對自然的美，無疑有十分敏銳的感受，因而能夠用準確而樸素的語言將其再造為詩的形象。

總之，陶淵明營造的清雅、素潔的詩味暈染不散，而詩人或荷鋤耕田，或飲酒賞菊，或讀書談笑，或潛心求索的形象似在眼前卻又飄然世外。嘆其詩文，品性獨樹一幟，恰如出水芙蓉，超凡脫俗。無怪乎沈德潛層感嘆陶淵明是“六朝的第一流人物”。陶淵明的田園詩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取得了高度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的影響恰如他描繪的靜穆、悠遠的自然，余味無窮。陶淵明對后代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他蔑視富貴，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給后代有進步理想的作家做出了榜樣。他們在反抗權貴和腐朽政治的斗爭中從陶詩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淵明樂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現實斗爭的態度，也給后代詩人以消極的思想。

參考書目：

1、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2、吳云：《陶淵明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3、李華：《陶淵明新論》，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出版

4、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5、李華：《陶淵明詩文欣賞集》，巴蜀書社出版

6、《陶淵明詩文譯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7、傅剛《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第四篇：【畢業論文】論顧城詩歌人生之悲劇

【標題】論顧城詩歌人生之悲劇 顧城??詩歌??人生??悲劇??自然??童話 業】中文 【正文】

【作者】楊正順

【關鍵詞】?

【指導老師】梁平

【

專1993年10月8日，顧城作出了讓世人驚跳的舉動，殺妻自縊。當這噩耗自激流島傳遍海內外文化界時，人們對他以及與他相關現象褒貶不一，昔日的“童話詩人”也許成了兇殘的殺人惡魔，成了文學史上的一個隱痛。無論是偶然也好，還是必然也好，事實畢竟是事實。顧城用斧子給人們劈下了一個嘆號，結束了他的童話幻境，震驚了世界，同時，也給人們劃下了重重的問號。顧城為什么要殺妻？顧城為什么要自縊？顧城為什么在后期選擇了激流島？在這個文化擴張的時代，顧城事件毋庸置疑地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一部分，成為文化媒體的關鍵詞。這一事件的傳遞過程難免有所衍生、變異，從而這過程中就滲入了質變的非客觀的文化語境層次。由顧城事件帶來的文化語境雖不乏對顧城現象作入里的解析，但表層的感性色彩多于深層次的理性思考，難以公允。顧城死了12年有余，我們不能偏頗地從倫理、道德、法律上來審視這一現象，盡可能地少一份沖動和茫然，多一份理智和清醒，不至于無法言說的尷尬。“一切血跡都可能因為時間的推移變得黯淡和冰涼，而詩人留下的詩作卻作一種固化的精神產品繼續延伸著詩人的精神生命”〔1〕。顧城，以詩歌為生命，以生命為詩歌，這也可看作是他詩歌人生的悲劇的必然性。

一?、“自然的我”

???“顧城從誕生、學語、到最后，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夢”〔2〕，兩歲時就發明了一種近乎鳥叫的語言，六七歲時，自己口授，姐姐顧鄉執筆，寫下了“星星在閃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來了”這樣只限于順口溜式的押韻詩，在其父親顧工的單位里還引起了一點小轟動。顧城說自己真正有詩歌感覺是在讀小學時，看見“塔松綠汪汪的，枝葉上掛滿亮閃閃的雨滴”時。十一二歲時，顧城的童稚心靈里有了“自然”這一表象，許多時候沉迷于大自然世界里，甚至法布爾的《昆蟲記》使得他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狂熱的昆蟲愛好者”。在當時文化語境下，是大自然給了他詩的語言。他夢中浮動的是瓢蟲和蛺蝶身上怪誕的圖案，大自然把他引入了無限神奇的世界，這為他往后的童話世界鋪就了堅硬的基石。“我在幻想著，/幻想在破滅著；/幻想總把破滅寬恕，/破滅卻從不把幻想放過”（《我的幻想》）。懷著無奈的心緒，1969年顧城與父親被下放到山東東北農場火道村。顧城本以為無奈中能夠走到昆蟲中去，然而眼前出現的是“暗色的茅頂、土墻和漫無邊際的堿灘”。“一個人只有在達不到目的時才會有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的理想，從而也才能找到自我。在絕望的境地里繼續抱有希望的人，比別人更接近星光燦爛、彩虹高掛的天堂”〔3〕。顧城沒能上學，沒能去研究昆蟲，然而改造成了放豬者和拾柴者，在艱苦的生存環境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對美的信仰卻并沒有削減，這種信仰有了另一種表達，就是寫詩”〔4〕。在下放期間，堿灘上劃下了《生命幻想曲》、《懷念》、《銘言》、《割草謠》、《找尋》、《無名的小花》、《我贊美世界》等等讓人憧憬、向往的童話世界，大自然的氣息撲鼻而來。顧城同情路邊孤寂的小花，把這期間寫的新詩自編成詩集《無名的小花》，由于喜愛古詩、古典文學，還自編了一冊格律體詩《白云夢》。當然，在那凄清的荒灘，顧城與父親只有在豬棚對詩取樂，那時的讀者只有土灶的火焰，許多詩歌隨稻草化為了灰燼。

?在下放長達五年的艱辛歷程中，顧城長期與大自然身心交融，提升了他的審美直覺捕捉能力，透過大自然光和影的奇妙變化，顧城窺見了生命的另一重自由境界；大自然從而同化于他的心理結構，成為他內在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冰柱碎成晶亮亮的一片，雪水映照著深藍色的蒼穹，紫色綠色的小草在路邊微笑，大雁和野鴿的鳴叫聲充徹整個荒原??顧城的靈魂何嘗不為之溶化呢?這一溶化就成了詩。

?文學,是一個神奇的精神領域。顧城立足大自然，憑著幻想和純美之愛，打開了詩歌這扇門。顧城局限于大自然的審美體驗的心理定勢，其詩洋溢著唯靈浪漫主義色彩。他的審美意識源于自然，也就構成了他的原初童話意識。

?文學世界是人為主體與客觀世界（自然、社會、人以及自我）之間錯綜復雜的審美關系結構而構成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在顧城認知、把握文學世界時，自然作為大部分的審美心理結構，支撐著他的詩歌創作內驅力。自然是顧城在審美實踐中人化了的自然，是以主體認知與感知的方式來充分展現主體認識的自然。

顧城一直追求一個純粹、簡單的田園世界。他想要建造一座詩的童話的世界，一個與塵俗世界相對立的“天國”。他生活在疼痛、貧乏而動蕩的年代，少年時期在堿灘度過，苦難的烙印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是無言以對的。顧城是一個富有幻想質的孩子，在寂寥的大自然中與外界社會失去了聯系，在他的審美理想中，自然是富有詩趣和美的。他以稚嫩的心眼，純情般地觸動自然的每一根神經，懷著感恩的心，用樸實、明凈的詩回報自然。他以獨特的審美價值來回于自我與自然之間，是自然教會他寫詩，他也永遠感謝自然。生命與自然應該有一種感應。這也就在顧城潛意識中，尋覓一方沒有污染的凈土來建自己的詩歌牧場，是必然的心理效應。

自然，作為顧城早期詩歌創作的內核，有著不可忽略的場性效應。顧城沉浸在審美創作的境界中，自然與自我相擁，他“像青草一樣呼吸”，他的詩像無名的小花，“隨著季節的風雨，悄悄地開放在寂寞的人間”；在自然的律動中，他的腳步聲如同一支歌，生命也如同白云一樣展開。“時間帶來死亡，也為人帶來生命”，顧城憑著自己的悟性和靈感，運生出一種生命意識、死亡意識。

早在五歲時，顧城就和梁小斌那樣恐懼、驚怕著那“雪白的墻”，“那時候已經知道每個人都可能要死，但是我沒想到我要死，我知道人死了要變成一種灰，白色的，我想到這灰燼離我這么近。我看著白色的墻，心里忽然有種空虛的感覺，好象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我是要死的，第一次看見離我這么近??”〔5〕。在幼小的心靈里，有著驚骨悚然的死亡意識，歷史動蕩的黑暗中，賦予了顧城心靈創痛，深沉、頹廢的情緒以及恐慌的生命意識植入了本該嫩綠、年輕的童年經驗里。法布爾的《昆蟲記》曾打動了顧城，“它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歡迎它，石頭是搖籃”。一些蟲子在巖石中間頑強地求存，有的被陽光曬死，有少數活下來，變成了飛蟲，飛走了。這仿佛是世間的人們在死神的追蹤下本能地掙扎，小小的顧城感受到死亡和命運的邏輯演繹。

顧城在童年經歷中，在草叢中悉聽蟋蟀的歌聲，一個小蟲子的生命就是一支歌曲。可見，顧城在自己的自然情懷下，是何等癡迷而固執，有著堂吉?訶德式的意念。“文革”初期，他就想“躲開人類的紛爭，躲開喧囂的激越的聲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籟的世界。這個天籟世界一直在他的心理機制里演化成濃郁的自然情結。他在自我世界旅行，用孩童的純銀般的聲音贊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詩”。用一首《生命幻想曲》建造了一個沒有被污染的童話天國，奠定了他以后創作的大致方向。在顧城的童話天國，自然表象和自我達到了異質同構的境界。憑著他的天賦，敏銳地捕捉到了“幻想曲”的節奏，也尋到了實現這種可能的審美把握方式――“大自然給了他詩的語言”。《生命幻想曲》成了他早期有代表性的詩作，審美個性淋漓盡致地發揮，以純真而奇幻的心感應著人類在文革時代的沉痛反思，渴望真善美，形成了顧城的審美范式。這種審美范式占據著顧城的主導創作風格，規范著他以后的審美實踐。這個審美范式下的先驗內容注定將會艱難跋涉，并以一種箴戒、召喚、啟悟的抒情情調無限地逼近他的精神世界，甚至現實生活。

顧城在現實生活以及詩歌創作中，偏愛于自然，對自由無羈的異類、純凈無暇的大自然寄予無限的深情和向往。由是他在更多的時間里將自己完全地封閉起來，并在心中精心而又無意識地營造了一個完完全全的童話世界。在虛幻的童話世界，沒有真實，唯有虛幻；沒有兇惡，唯有善良，而顧城則在自己營造的溫房做著漿果一樣的夢，然而生活畢竟是生活，無情的現實生活沖撞著顧城童話似的夢。社會生活的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在不斷地削弱和扭曲人的天性，橫流的物欲使人性之光變得越來越暗淡、微弱，幾乎趨于熄滅。

顧城從小就顯現出了孤僻、自卑、內斂的心理，“堂吉?訶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6〕。他的詩“太陽是我的纖夫/它拉著我/用強光的繩索”，顯示了早期他心中已雕塑出了自我意識的雛形，在自然中他是主角，張揚著主體意識。只有沉浸在夢幻世界里，顧城才能獲得溫暖純凈的撫慰，解放自己倍受現實生存原則壓抑的心靈，使夢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盡情釋放。然而，悲劇的序幕已經在黑暗中不知不覺地拉開了。

二、“文化的我”

1974年夏天，顧城父子被允許回北京。“強大的社會風向我吹來，聽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顧城懷著一種幼稚的責任感，到街道服務所里拼命地干活，當過木工、油工、鉗工、壯工，“他狂熱地勞動著，好象真正成了枚萬能螺絲釘”〔7〕。用顧城自己的話說，“為了生存，為了藝術，我走向城市”〔8〕。回到城市的顧城，憑著往前沖的精神，為所欲為，開始面對大社會，探求真理，在眾多的書籍里吮吸精神營養，試著與外界講和。有一天，他接觸到與他寫的《無名的小花》相似的詩，喚醒了他心靈深處的那塊凈土。

他開始投稿，腳步邁向了現實中的大世界，與當時崛起的朦朧詩接軌，搭上了時代的列車。

朦朧詩崛起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朧詩人們以反叛形象出現于詩壇，既有對荒謬現實和專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對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寫作的反叛。他們以憤怒的呼喊，無情的控訴，沉重的反思，成為“文革”末期的“異端”，成為新時代來臨之前的思想啟蒙者。顧城以其獨特的美學風格，在詩歌中著意于給被專政踐踏、損害、侮辱的蕓蕓眾生提供溫暖的情感撫慰，象一個人性修補者而立身于詩壇。當其他的朦朧詩人都在忙于揭開社會的傷疤，控訴“文革”給生存個體帶來的深重災難，意欲徹底顛覆過去的意識形態話語時，他卻思索著怎樣修補被文革十年踐踏、摧毀貽盡的創作憂愁。他也繼續張揚“自我”，理想色彩上的“自我”。“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他仍然是以一個任性的孩子的口吻來傳達審美理想，執著地以一顆似乎永遠不大的心，醉心于烏托邦的童話抒寫和自然描繪，專注地營構詩性而浪漫的精神世界，在“布滿齒輪的城市”里，繼續講“綠色的故事”。

承傳上部分論及的“自然中的我”，顧城的“童年經驗”對他這個時期審美創作的影響，愈是明顯。在他的“童年經驗”世界中，他沒有朋友，也沒有對手，只是和父親兩個人，在遠離人世的堿灘，自然成了他的伙伴、傾聽者。他曾說，“合上雙眼，世界就與我無關”，但進入城市的喧嘩中，社會、文化則是一種壓抑性的力量，它毀滅和摧殘自我與自然間的二元和諧的關系。城市一時間無法接納他這個來自農村的城市人，當他對不可駕馭的社會話語恐懼到了盡頭時，抗衡也就油然而生。他固執地信奉在他的詩中，城市將消失，最后出現的是一片牧場。即使他的精神世界被現實世界擠得沉重起來，也要“去尋求相近的靈魂，/因為我的年齡”。

顧城生活在混濁的塵世，仍沒有改變他的追求，對自己、對世界、對詩，采取一貫的態度。他承認自己身上有種堂吉?訶德的意念，老向著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進，這種堂吉?訶德精神依然是他城市生活的精神動力。雖然，有朋友為他做了心理測試后警告他要小心發瘋，可顧城的心理結構中，存在偏執、絕對的不良的元素起作用。他也承認自己一直在走各種極端。在悲劇的歷程中，他無法力轉命運，更不會寬恕自己。

疏離和歌吟雖是一種逃逸，但其實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我拯救、重生的有效方式呢？由這種對自然美的強烈眷念而產生的，便是對歸隱的渴望。在詩作中，顧城盡情地唱著自己的“回歸之歌”，希望回到“史前的寂寞”，做著“窮居而野處”，“坐茂樹以終日”的精神隱士，以“心齋”、“坐望”的靜悟方式在“非人間”里實現無憂無慮的精神超脫。他說“我喜歡古詩，刻滿花紋的古建筑，殷商時代的銅器，我喜歡屈原、李白、李賀、李煜，喜歡《莊子》的氣度，《三國》的恢宏無情，《紅樓夢》中恍若隔世的淚水人生”〔9〕。古建筑、古銅器令人肅目的凝重莊嚴，古圣先賢濃重的憂傷氣質，崇高的人文關懷精神，憤世嫉俗的情懷，不受羈絆、放浪形骸的心性，以及中國古典文學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空幻意識，都深深濡染著他，都是他寂寞精神的無聲伴侶，都是他構筑與世隔絕的精神世界的秦磚漢瓦，

第五篇：畢業論文大綱-論秘書的公關意識

畢業論文大綱-論秘書的公關意識

第一章緒論

1、選題背景及意義

2、文獻綜述

3、研究思路及方法

4、文章框架及本文創新點

第二章：概述

1公共關系的概念與內涵

2公關意識的內容與重要性

3秘書職業綜合概述

第三章：現代政府工作要求下秘書人員的必備公關意識1政府秘書人員的現狀分析

2現代政府工作要求下秘書人員的必備公關意識

第四章：新時期政府秘書工作人員公關意識的培養策略

第五章：結語

畢業論文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