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黨以來經歷的歷史階段

自21年建黨以來經歷的歷史階段：

1、建黨初期（1921-1924）

2、第一次國內革命（國共合作，北伐，1924-1927）

3、第二次國內革命（土地革命，1927-1937，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4、全民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

5、1945-1946年國共和談

6、第三次國內革命（解放戰爭，1946-1949）

7、建國初期（1949-1966）

8、文化大革命（1966-1976）

9、過渡時期（1976-1978）

10、改革開放（1978-至今）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

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

北伐戰爭

南昌起義1927年8月1日

秋收起義（1927年9月9日）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遵義會議：（1935年在遵義召開）

紅軍的長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

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

七七事變1937年7月7日

、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

南京大屠殺1937年12月

平型關大捷

臺兒莊戰役

百團大戰

中共七大1945年4月

抗日戰爭的勝利1945年8月15日

重慶談判1945年8月－10月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三大戰役1948年9月-1949年1月

、渡江戰役1949年4月23日

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9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

1978年：

展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識到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中國歷史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文革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文藝創作迎來又一個春天；改革開放后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9年：

中美正式建交，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二十多年的對抗結束了，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1980年：

為劉少奇恢復名譽，黨的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1982年：

頒布第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十二大召開，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

中英兩國政府就中國收回香港問題簽署聯合聲明；射擊運動員許海峰為中國贏得奧運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1985年：

城市改革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1986年：

提出和制定“863計劃”，形成《863計劃綱要》，選擇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激光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7個領域作為我國發展高技術的重點。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1987年：

中共十三大召開，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作出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就中國收回澳門問題簽署聯合聲明；臺灣當局被迫調整“三不”政策，海峽兩岸同胞近38年的隔絕狀態終于被打破，兩岸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1993年：

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會談，將“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寫入協議，并就開展兩岸經濟、科技、文化交流達成共識，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這被稱為“汪辜會談”。90年代：

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水平有了明顯提高；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教育部啟動了將北大、清華等大學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的工作；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就業制度發生一系列變化，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1995年：

江 澤民提出發展海峽兩岸關系促進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1996年：

將海洋高技術列為863計劃的第8個領域。1997年：

中共十五大召開，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7.1，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舉行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1999年：

我國第一艘無 人飛 船“神 州一號”發射成功；

12.20中葡兩國政府在澳門舉行澳門政權交接儀式，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20世紀末：

我國在整體上進入了小康社會；人類進入信息化的時代，以因特網為主要特征的數字化正在改變著世界。

2000年：

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2001年：

北京申奧成功；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上海召開，是中國迄今舉行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多邊外交活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上網用戶已達5億；

我國上網人數達2000多萬人；江 澤民將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頒發給袁隆平。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增加自主擇業的安置方式。2002年：

中共十六大召開，形成以胡 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黨中央領導集體。2003年：

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神州五號成功升上太空，首位宇航員是楊利偉。2006年：

青藏鐵路全線通車 2007年：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十周年。2008年：

中國北京舉辦奧運會。2009年： 建國60周年

送一篇人家的文章，感受一下：

歲月的長河淌過浸透血淚和屈辱的近代史，終于匯入了21世紀的歷史洪流。看著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眼前一片欣欣向榮，我想起了母親，想起了養育了我們89年的母親。我期待著，期待著7月1日的到來，衷心為母親獻上一曲黨強國泰民富的頌歌。

1921年的7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仿佛一道紅色的朝霞劃破夜空，在東方閃爍，中國革命史從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從她誕生的那一天起，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就象一粒火種，點燃了這片沉睡的土地；就象一道閃電，劃出了人類理想的軌跡；就象一面旗幟，飄飄揚揚迎著風風雨雨。作為一名年青的共產黨員，我眼前經常映出一面鐮刀、斧頭交相輝映鮮艷奪目的中國共產黨黨旗，正是這面旗幟，指引著中國革命和建設走過了89年的風雨歷程！在那無數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黨旗上，我看見翻卷著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濤，滾動著的是反饑餓、反內戰、反壓迫的狂瀾，流淌著的是為保衛祖國而澎湃的血浪，蕩漾著的是對人民群眾愛的漣漪……看著看著，我仿佛沖破了時空，帶著一雙矯健的翅膀和明銳的眼睛，邀游在歷史的長河里…… 面對莊嚴的黨旗，我們仿佛看見——毛澤東揮手之間，一次次撥正革命的航向，引導著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從嘉興南湖的煙雨迷朦到“八一”南昌起義的第一聲槍響，從秋收起義上井崗到建立革命圣地延安，從遵義會議的力挽狂瀾到西柏坡的運籌帷幄，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劈開混沌，撥云見日，終于推倒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國人民終于“當家作主”了。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面對莊嚴的黨旗，我們仿佛看見——鄧小平揮手之間，從天安門城樓的彩旗飄揚到改革開放的波瀾壯闊，在中國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繪就了改革開放的宏偉藍圖。正是堅強的黨，順應時代的潮流，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取得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崛起的速度讓整個世界為之震撼。中國共產黨在人類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奇跡，就是用30年的時間把貧困人口從兩億減少到了2000萬，中國人民意氣風發，豪情萬丈，講述著“春天的故事”，敲響了新時代的鑼鼓，正昂首邁進新時代！

面對莊嚴的黨旗，我們仿佛看見——胡錦濤總書記揮手之間，黨帶領13億中國人民，唱響了科學發展的理念，繪就了偉大祖國未來發展的新版圖。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從戰勝sars到勝利完成5?12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災，從神七“九天攬月”到2008年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偉大、正確、堅強的中國共產黨，一步步引領中國經濟社會建設不斷走向新的勝利和輝煌。如今，國人更加豪邁，全國上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高舉“科學發展觀”的偉大旗幟，更加堅信和憧憬著中國人的世紀！“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回想中國近代史，哪次不是因為落后才被動挨打，哪次不是因為落后才賠款割地。現在祖國日益強大了，中國經過幾十年來的艱苦建設，已經取得了“乘長風，破萬里浪”的迅猛發展。但現實無情地告訴我們，至今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百年榮辱告訴我們，只有黨強才能國強，只有國強人民才能揚眉吐氣。讓我們籍改革開放輝煌之成就，借十七大之勝利之東風，緊緊抓住盛世良機，礪精圖治，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轉變作風，科學發展，為黨的更加強大，鞠躬盡瘁！最后讓我套用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中的一段話作為我今天演講的結束語：“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共產黨。黨智則國智，黨富則國富，黨強則國強，黨獨立則國獨立，黨自由則國自由，黨進步則國進步，黨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黨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第二篇：中國法治已經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階段

中國法治已經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階段？

答：

（一）準備（1978——1993年）

我國法治建設開始準備的時間，也許可以定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也許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或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應當確定在1978年3月我國1978年憲法的公布。因為法治準備的開始應當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動的根本性法律的產生作為標志。1978年憲法明確了我國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強調了必須發楊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1978年憲法的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但是它為社會主義法治作出了經濟、政治、法制三方面的準備。

隨后，到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社會主義法治的準備得到了黨的政策的升華。這次會議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果斷地停止了“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的方針。中共黨史譽之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偉大起點”。這交會議使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被進一步確立。

1982年憲法及其1988年憲法修正案就是這一準備階段法治發展狀況的標志。從經濟制度的角度看，它為市場經濟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設進行著準備。這部憲法它從根本大法的角度確立了這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與此相適應，它還具體確認了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在這國經濟體制在的一位和作用。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為市場經濟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設進行著準備。這部憲法擴大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與組織，加強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賦予了省級人大及其常設機構的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規定了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從1978年 3月開始準備，到1993年開始起步，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準備階段歷時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起步點在哪里，也許可以將其確定在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也許可以將其確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產生。將其確定在1993年 3月的憲法修正案公布為宜。因為沒有這一修正案，中國社會還不能說就開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場經濟下的法治建設。這一修正案將憲法原有第15條關于計劃經濟的規定，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國家作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啟動了中國市場經濟及其發展中的法治建設。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從黨的政策上進一步深化了上述憲法修正案。它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法制建設。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做到改革開放與法制建設的統一，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法制建設的目標是：遵循憲法規定的原則，加快經濟立法，進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關國家機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紀末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執法機制，提高司法和行政執法水平；建立健全執法監督機制和法律服務機構，深入開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在法治建設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明確指出，到下世紀初要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社會理想。黨的國家領導人認識到并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方針（見《人民日報》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標意義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將于何時形成，這是中國法學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都十分關心的重要問題之一。要確定其形成的時間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絕對準確的時間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法治發展的進程要受多種因素的制約。一個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發展受阻或擱淺。2010年這一時間，是以我國目前的法治狀況、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場經濟發展預期進程，以及我們黨和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來確定的。實際上只能說是一個計劃中的時間表，其實際狀況如何，還有待歷史發展予以說明。

社會主義法治形成以后，還有一個長期的發展完善過程。這個過程與社會主義社會并存，并在社會主義社會在不斷重復“從相對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過程，直至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全面建立。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社會主義法治也就輝煌而終。

問：我國要建立法治國家，請問法治國家有何特征？

答：

一、法律至上：我國法治國家的理性原則

法律至上是法學界熟知的原則和口號，但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對它的誤解、岐見長期困擾著我們。使我們難以名正言順地提出和倡導法律至上的原則。現實中，也還有種種影響我們實行法律至上的原則。

法律至上是人類法治發展進程中提出的重要口號和基本原則之一。其意在強調法律在整個社會規范體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會規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與法律相沖突。

有的人認為，法律至上就是對權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頌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實，法律至上并不是對權力的簡單否定。從法律對權力的依賴關系上講，法律是權力的產物，沒有權力，絕無法律的產生和存在可言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都說明，沒有權力，就沒有法律的產生包括制定或認可，也沒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貫徹實施。權力始終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據。在法律產生和存在的意義上，沒有法律至上的問題。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超越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和人類進步的實際狀況，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駕于一切權力之上。然而撇開這一意義，法律與法律社會的各種權力之間的關系就不再簡單的是一個權力高于法律的問題。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權力的獲得和行使都應當具有法律上的依據。法律相對于權力應當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實施也都概莫能外。因為，除一些通過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權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規定，即使是革命政權最初的立法，雖然不必遵守舊時代既有的法律規定，但是也還得遵守法的規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隨心所欲。

有的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強調法律至上就會否定黨的領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法律至上不是對黨的領導的否定。首先我們必須清楚，我國的執政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一直并將繼續處于領導的地位。我國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黨的領導下通過立法機關和立法程序進行的。我們的執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執法機關進行的。執法機關中，有著我們完善的黨的組織和大量的黨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們對于黨領導下制定的法律的無限忠誠作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們黨是大公無私的黨，它以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而社會主義法正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堅持法律至上實際上也是堅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從世界各國的法治實踐來看，一國法治的成敗，關鍵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狀況以及是否能將該法律制度有效地貫徹實施。前者往往與一國的正常制度緊密聯系，而后者關鍵在于有無一套良好的法律實施機制，確保該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會動搖黨的領導。尤其是在黨風不正、社會風氣異常的情況下，強調法律至上，無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改善。

有的人認為，法律至上會導致對道德作用的否定。這是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誤解。首先，法律與道德是兩個相互聯系而又相互獨立的社會規范體系。它們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領域發揮著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萬能。只能由道德調整的問題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準則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導道德的發展，法律至上不僅不會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發展，所以切不可將法律至上與道德作用對立起來，以為法律至上會否定道德的意義。

有的人認為，法律至上會導致對經濟決定作有的忽視或否定。法律至上與經濟決定法律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首先法律是社會規范，經濟并不是社會規范。其次，經濟決定法律是從法律的本源上講的。在終極的意義上法律始終是被經濟所決定并為經濟服務的。但是離開這一意義，法律對具體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來說，顯然就不再是從屬的。一切具體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規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則就可能導致違法甚至犯罪行為的發生。法律至上是在經濟決定法律的基礎上對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與經濟決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國實行法律至上，問題遠遠不僅限于認識方面。實際的障礙甚至更難克服。事實上，與法律至上沖突的，還有社會生活中的權力至上，金錢至上，等等。

總之，在我國目前，法律至上問題上還有種種嚴重誤解和現實障礙，消除這些誤解和障礙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也就是消除這些誤解和克服這些障礙的過程。未來的法治國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國家。

二、立法民主：我國法治國家的首要環節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內容。在法治國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歷史發展已經清楚地說明，現代的法治國家要求立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為首要條件的。立法的民主為法治國家奠定制度基礎，它是法治狀態的制度框架或理論格局。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說法治國家的立法是立法者們對一國法治狀況的預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國家權威性的法治藍圖。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無非是各盡其能地將其現實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實現了，這樣的國家才可能是法治國家。民主的立法無法實現，法治國家就成為泡影；如果沒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國家就毫無希望與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內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與否，直接關系著立法的民主與否。一個為專制、集權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絕無民主可言的。無論這個法律的名稱、形式多么民主，其結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內容在有時也會表現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賦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處確認民主，在彼處否定民主。在總則中賦予民主，在分則中剝奪民主；在字面上確認民主，在行動中否定民主。僅有的些許“民主”實際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為現實。立法內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內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還是就其內容而言的。立法內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導之下的。沒有內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會成為空談。同時立法內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來保障的，沒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沒有立法內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無多大的意義。其實不然，因為就權力的傾向來看，任何權力要完全、自覺地以民主為依歸，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實際上是立法民主的條件和保障。

如何實現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機關組成人員——人民代表應當是民主產生的。為此我們應當不斷盡可能地擴大直選的范圍，使人民代表的選舉更多地體現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圍上自主地選擇國家和社會管理者。其次，立法機關的成員應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他們不應是簡單的英雄模范，他們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識和參政能力。否則，即使他們是英雄模范，可以給予他們很高的榮譽和獎賞，但也不能由其擔任人民代表，因為他們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難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應當是民主的。這里的民主應是“多數人決定”的意思。其過程應能讓其成員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確保民主的結果是通過民主的過程作出的，必要時，可以擴大范圍在立法機關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機關之外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征求意見。最后，立法的內容應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內容，前面三個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為立法內容的民主服務的。為了確保立法民主，我們還要設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錯誤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國家的立法實踐。民主的進步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立法民主的發展如同整個民主一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來的法治發展就是要不斷擴大立法民主，發展立法民主，為法治國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礎，并作為法治國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長期堅持。

三、法治完備：我國法治國家的形式要件

法律制度的完備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條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國，法制完備對于法治國家的建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是因為，中國是一個長期實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為主的國家，有著重視法律制度的歷史傳統，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注意到中國的這一歷史傳統，把法律制度建設擺到應有的位置。其次是因為，中國是一個長期實行中央集權的國家，有著從上與崇上的文化傳統。而法律制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尤其是從近代以來，逐步成為了“上”意（并不一定違反民意，有時也與民意一致）的表現，因此從上與崇上的心態，對于強調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義。著重法制建設，在整個法治國家的建設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為，法律制度具有確定性、明確性的特點，便于人們掌握與運用，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防止法治國家建設中因誤解而發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國家建設的有效進行。最后是因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設的首要環節，沒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談及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設的最基本方面與重要內容。

法制完備表現為法律制度的類別齊全、規范系統而無一遺漏。凡是法律制度所應調整的，均應有相應的法律制度調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調整的，均應有恰當的法律制度調整，不同領域的法律制度應當相互銜接，并有機協調；法律制度在執行、遵守、監督中的任何問題均能在法律制度中獲得解決的途徑；法制有一個調節機制，能作出適應客觀需要的相應反映，能進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備本身就是一個過程，我國法律制度建設一直欠帳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設尚未完成，體制改革、對外開庭和市場經濟中的許多法律問題又大量產生。通過一定的立法積累，解決了許多問題。但往往是舊的問題尚未能徹底解決新的問題又已產生。因此，法制不完備的問題還很嚴重，很多問題還于法無據。無法可依還是法制建設的一大問題。建設法治國家，法制完備應當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國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歷來都以公正作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國家建設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質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決一定社會矛盾及其相應的法律沖突。它是國家這一公共權力因沖突著的各方無法自主地解決糾紛，而為其設定的由國家專門機關予以裁決的糾紛解決機制。沖突著的雙方都存在著利益的差異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單方面的意愿裁決，都可能導致裁決的不公正。如果裁決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糾紛，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實現，也就違反了司法應有的本質。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贏得群眾的最基本保證。司法權力是國家權力的構成部分，它的直接來源是國家權力的分配與賦予；它的最終來源則是民眾權力的讓渡。司法權力最終來自人民，一是從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意義上講的，二是從司法機關官員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意義上講的，司法機關的設立在歷史緣起上，是人民愿意將其所涉及的糾紛交其裁決的共同意愿，當然包含著大多數民眾對其的信賴。司法機關的繼續存在，也離不開人民的繼續信賴和支持。司法機關能夠始終贏得群眾，獲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個是否有著司法公正的問題。可以說司法公正是司法機關贏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給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決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簡省訴訟程序，許多案件都可以通過一審終結，較快地解決糾紛，否則就必然會導致二審甚至再審程序發生，既不利于司法機關司法工作的順利進行，更不利于人民群眾日益加快頻率的社會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個隨著時代不斷發展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在不同時代或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所差異，因此對司法公正的認識也應有一個隨歷史發展而進步的問題。現代中國正處于偉大的變革年代，除舊布新成為時代的進行曲，只有隨著時代進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公正，是很難把握的。因為公正有一個令人頭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應當是多數人的共同認識，否則，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個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認識，難以得到公認。但公正也不是不可著摸。實際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檢驗。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規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眾的公正要求。

符合法律規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數人或者個別人所認為的“正”絕非“公正”之配音。立法應能體現社會民眾的意愿，反映絕大多數人的意志，甚至應能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多數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數人的公正觀念和公正要求。在這個前提成立的情況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強調的就是“司法合法”。在這里“合法”即合于多數人在法律上所表現和要求的公正。這種“正”具有“公”的規定性，“公”應當是司法“正”的客觀尺度。當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這里或稱“公意”）的體現，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為目標又另當別論了。

符合民眾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內容。這里“正”不僅是法律意義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會普遍性。即司法要能獲得公眾的認可，使大眾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這種力量，其社會影響是很難如愿以償的。當然這里的“眾”有一個“量”的問題；眾人之“正”有一個正確與否的問題。什么是社會的普遍公正觀念，是很難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觀存在的，而且一旦違反了它，違反者就會遭致社會的反對或否定。司法也同樣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論其在法律上的狀況如何，如果它遭到人們觀念上的反對或否定，那么它在實施上就難以如愿以償。這種違反社會公正觀念的司法不論其在理論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確都會受到社會的抵觸和反對。極端時，人們甚至會故意地挑釁法律，以示自己對自己所認定的公正的一種忠誠和維護。合法公正與合民公正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時候。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確定的公正有問題，或許是這種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時就不公正，或許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經變得不公正了。二是社會民眾的公正認識出了問題。把不公正當作了公正，把公正當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就應修正法律。這種修正包括著對法律進行修改，以便以后的類似情況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著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設定特別的個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決的發生。在第二種情況發生時，我們首先得看民眾的數量，這種民眾如果占絕大多數，那么，就說明我們的法律還未能反映民眾的現時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問題。就應檢省立法，并通過民主和法治的途徑修正法律；如果這種民眾并不占絕大多數，那么法律并不會遷就少數人的歧見，但是，這也就有一個教育少數人的問題。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國家的重大社會問題。我國歷史和現實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現得更加嚴重。這是法治國家決不能允許的。法治國家建設必須確保司法公正。

五、制約權力：我國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

權力的根據并不在權力本身。權力的根據在于民眾對權力的賦予以及民眾對權國行使的認可。所謂選舉、推舉，不過是權國獲得的過程而已。站在民眾的角度，權力是一種賦予，站在權力獲得者的角度，權國就是一種獲得。賦予與獲得是權力產生過程的兩個方面。由于權力賦予與獲得的過程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參與，甚至絕大多數人都無法直接參與，因此，怎么保證權力的賦予與獲得是正當的，就成為了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于是就有一個對權力賦予與獲得過程的監督問題。如果權力賦予與權力獲得的過程沒有嚴格的程序保證，就無法保障這一過程是正當的，就無法保障權力賦予者和獲得者在這一過程中的行為并未違反公眾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眾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監督權力賦予、獲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權力能夠在人民的依法監督之下依法賦予、獲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法治。權力一旦擺脫法律的羈絆，權力的賦予與獲得就會演變為非法。

任何國家權力無不是以民眾的權力讓渡與公共認可作為前提的。如果能夠如此，我們即說該權力的獲得與行使是正當的，否則該權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問題，該權力的任何行使都無法具有合理性。制約權力，在邏輯上主要的應當是制約權力的行使。然而僅僅依靠對權力的行使進行制約也就很難達到制約權力的目的，于是制約權力的獲得也就進一步為人們所重視。制約權力也就不僅是指對權力行使的制約，而且包括對權力獲得的制約。

權力獲得與權力行使，總是少數人的事情。權力的獲得是在少數人中進行的，權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個人來完成。它必須由公眾依靠一定的程序認可的人代為進行，那么這些由公眾認可而行使管理社會權力的人，其行為是否是以公眾利益為目的的，如何保證他們記過為公眾的利益而工作，這就使對權力獲得者的監督或制約顯得心不可少。權力往往都是由擁有權力的個人行使的。獨立存在的每一個個體都是有自己獨立思維和相對利益的，權力擁有者在總體上都有一種背離集體或公眾的傾向。對他們的制約就成為了必要的。在制約機制中，最有效的制約手段當然中法律制度。這是由兩個主要因素決定的。一是任何權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為根據的，并以法律制度作為權力行使的蕩式與軌跡；二是在制約權力的規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做保證，并具有公認公知的特點。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學地制約權力，是一個社會管理狀況的評價標準之一，也是一個社會制度優越程度的標志。在人類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社會主義社會理應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其對權力賦予和權力行使的制約理應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典范。在我國這個具有長期專制和集權歷史與慣性的國度，強調對權力的制約強調權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制約權力在世界各國的法治化歷程中的意義，已經為歷史發展所證明，在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征程中，仍是我們所不可忽略，而必須予以特別關注并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權力高于一切，權力無所不能，權力難以制約。在我國權力制約上最為嚴重的問題包括：權力過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權，權力監督有法律規定而極度不完善，權力監督有一定途徑但受體制局限，權力監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實進行。未來的法治國家應當是對權力實行良鄧法律監督的國家。

六、保障權利：我國法治國家的法律價值

權利是法律的重要價值準則。如何對待權利，是不同類別法律的重要區別。在民主和法治的國家，權利總是被法律所強調和保護；在專制與集權的國家，權利總是被踐踏和拋棄。

權利的制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義務；二是權力。保障權利，也應當從這兩個方面入手。

從義務角度看，保障權利要求首重權利，以權利的實現帶動義務的履行。權利與義務是構成法律規范的兩大要素。在權利與義務之間，作何種價值選擇，是任何法律時代都存在的法律價值判斷問題。在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上有著一種錯誤的認識，似乎二者之間只有一種關系，學者們的認識也只有一種才是正確的。即只有權利義務一致的理論和口號才是唯一正確的。實際上這是十分偏狹的。從不同的側面認識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系，其結論自然就有所不同。在價值意義上，我們所應提倡的是權利先導。因為權利與義務在總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論上似乎強調義務或者權利，都是一樣的，都能達到二者實現的目的。然而，強調義務和強調權利的實際后果是不同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關心自我的本能。權利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具有比義務更大的號召力。因此從保障權利出發帶動義務的履行，比從義務出發保障權利更加有效。首重權利的意義遠非僅限于此，它還有利于社會權利的擴大和良性發展。相對于權利的義務，一是指為滿足權利所需要的義務，它是由與權利人相對的義務人承擔的；二是指權利人得正當行使自己的權利，即權利人正當行使自己權利的義務，它是由權利人承擔的。第二類義務，即權利人正當行使權利的義務，實際上也是義務人的權利或者權利人的義務。但這兩種義務都是為權利而存在的，離開權利地強調義務，就可能顯得十分狹隘。從權力角度看，保障權利要求制約權力。這里的權力，是指國家權力；這里的權利主要是指民眾個人或群體的權利。權力與權利有著重大的區別。首先，在終極度意義上，權利是權力的基礎，權力不是權利的基礎。其次，權利要由權力予以保護，權利本身往往難以自保，而權力本身卻有充分的自我保護能力。第三，權利本身不具有國家強制性，對其保護要依賴權力，而權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國家強制性。權力與權利的區別就決定了權力易于膨脹，而權利難以自保。權利與權力之間，權利易于受到權力的侵犯。為了保障權利，法律就必須制約權力。權利與權力之間的關系狀況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權力的制約，嚴格規范權力的范圍和行使，防止權力對權利的侵犯，實際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國家，民主總是法治的內核和精神。離開民主就沒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對權力進行制約，為權利提供保障。

在我國以前和現實中，權利很難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權利除了受到權力和義務的侵犯之外，還受制度不健全、金錢作用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影響。我國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敗現象，是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約因素。而司法腐敗的各種現象幾乎都與制度欠缺、金錢作用和人際關系密切關聯。未來的法治國家應當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確保司法工作者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這樣，權利才可以得到足夠的法律保障。什么是法治國家？

答：法治國家是一個復雜的概念，是與專制國家相對立的，它既是指一種治國的思想體系，又是指一套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還是指依法治國所形成的一國理想的社會狀態。通常又分為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國家和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國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國，要求國家機關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依據憲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國，不僅要求國家機關依法活動，還要求憲法和法律必須是民主、自由、平等、正義、人權、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結合。

為實現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國家創造條件，我們首先必須培養公民的現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幾個觀念：

第一、善法惡法觀念：以正義為標準，我們可以這樣認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義實現為追求，該法便是善法，舍棄了正義的標準，便是惡法。惡法不為法，人人有權予以抵抗。當一個社會中的人們普遍掌握了判別法律正義與否的標準并且具有抵抗惡法的意識，該社會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惡從善的內在活力，滿足了實質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法律至上觀念：該觀念要求消除特權，立法者和統治者守法，法律是全體民眾的主人，不論其權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眾心目中的認同的最高權威不是法律，而是權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東西，那么這個國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國家。在凡有權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隨執掌權力者的意志被隨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沒有理性而且多變，連形式法治都不能實現。

第三、權利文化觀念：天賦人權是近代啟蒙思想產生以來人們追求人格獨立、身份平等和行動自由的必然結果和普遍共識，而權利文化觀念則是其中應有之義。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權主宰國家，國家以保證公民主人地位為義務，其次還表明國家權力來源于公民通過憲法和法律同意讓渡的部分權利，為公民更好地行使權利服務，如果權力行使背離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權通過法律改造之。

為實現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國家創造條件，我們還必須在制定具體的憲法和法律等國家基本制度時堅持如下的現代法治原則： 第一、分權制衡原則：任何權力如果不受到控制就會走向專制和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而控制權力的最好方法不外乎權力分立和以權制權。只有在法律上確定這樣的制度和原則，才能實現權力之間的相互牽制，而不是權力破壞法律。

第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原則：不論哪種權力主體，只要其啟動了權力，就應當為其預設責任，以防止其濫用權力或不履行義務。

第三、司法獨立和中立原則：司法權是一種判斷權，司法的判斷性要求它排除干擾與利誘，保持公正與純潔，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規則辦事，即保持獨立和中立。另外，由于司法權是國家權力中的終極性權力，它對爭執的判斷和處理是最后和最權威的，這必然要求它代表著社會公正，如果不能保持獨立和中立，司法公正就會受到懷疑，社會公正也就蕩然無存，而沒有了社會公正法治國家也就不復存在。

第三篇：會計歷史階段

歷史階段

（一）古代會計階段

古代會計，從時間上說，就是從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至封建社會末期的這段漫長的時期。從會計所運用的主要技術方法方面看，主要涉及原始計量記錄法，單式賬簿法和初創時期的復式記賬法等。這個期間的會計所進行的計量，記錄，分析等工作一開始是同其他計算工作混合在一起，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后，才逐步形成一套具有自己特征的方法體系，成為一種獨立的管理工作。

（二）近代會計階段

近代會計的時間跨度標志一般認為應從1494年意大利數學家，會計學家盧卡*帕喬利所著《算術，幾何，比及比例概要》一書公開出版開始，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此間在會計的方法技術與內容上有兩點重大發展，其一是復式記賬法的不斷完善和推廣，其二是成本會計的產生和迅速發展，繼而成為會計學中管理會計分支的重要基礎。

（三）現代會計階段

現代會計的時間跨度是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目前。此間會計方法技術和內容的發展有兩個重要標志，一是會計核算手段方面質的飛躍，即現代電子技術與會計融合導致的“會計電算化”，二是會計伴隨著生產和管理科學的發展而分化為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個分支。1946年在美國誕生了第一臺電子計算機，1953年便在會計中得到初步應用，其后迅速發展，至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就已經出現了電子計算機軟件方面數據庫的應用，并建立了電子計算機的全面管理系統。從系統的財務會計中分離出來的“管理會計”這一術語在1952年的世界會計學會上獲得正式通過。

（四）現代會計資產

會計資產是指由過去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為企業擁有或者控制, 并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在資產流動性中(即按其轉變為現金的速度和能力)分為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資產(長期資產)。流動資產是一般可以在一年內變現在或耗用的資產，主要包括：現金.銀行存款.短期投資。

第四篇：中國企業的市場營銷經歷了三個各具特點的歷史階段

中國企業的市場營銷經歷了三個各具特點的歷史階段

自從70年代末，現代營銷理論傳入中國以來，中國企業的市場營銷經歷了三個各具特點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是導入與傳播階段，其主要的標志性事件有兩個：

一是由設在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的企業管理培訓中心，開設了市場營銷師資培訓課程，大約在3年多的時間內，由美國的營銷學教授介紹了系統的現代營銷理論，培訓了上百名中國商校營銷學教師，這些老師以后都陸續成為全國各高等院校第一批的營銷學教師，對現代營銷理論導入中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高等學院發起的全國范圍的營銷學演講。在80年代初，眾多的歸國學者、港澳臺教授和國內老一輩營銷學家，向各類企業進行了上千次的演講，廣泛地宣傳普及現代營銷理論，有力地促進了現代營銷理論在中國的傳播。這個階段從7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歷時近五年，可以稱為現代營銷的導入階段。

第二階段是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10年左右時間，是現代營銷在中國廣泛應用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有三個：

一是各高校普遍設立了營銷學專業，有本科專業、碩士專業和博士專業。

二是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市場營銷的社會團體、并在此基礎上開展了．各種形式的企業服務，如市場調研、營銷策劃、公關設計等，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現代營銷理論的廣泛傳播，而且還有力地促進了現代營銷在中國的應用。

三是出版了一大批現代營銷的教材，據不完全統計，在這個階段出版的教材約為80多種，在中國形成了一股普及、推廣現代營銷的激流，盡管這些教材水平參差不一，難免魚目混珠，但總體上還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至少它們在滿足高等院校營銷學教學需要的同時，還適應各類成人教育和干部職工培訓，在推廣應用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階段是90年代中期以來的5年，這是現代營銷理論在中國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現代營銷理論在三方面有了很大發展。首先是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上有了很大發展。這主要表現在，由中國市場學會主辦的《市場營銷導刊》所發表的文章中，涌現了一系列分析和討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企業營銷管理，探討與研究一些取得了市場營銷主動權，成為市場主導者的中國企業成功經驗的專家。這些專家，有的水平很高，不僅受到國內營銷學界的好評，而且受到國外市場學家的矚目。尤其是90年代中期，世界各行業的大企業紛紛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市場呈現世界級競爭后，一些優秀的中國企業如長虹、海爾、小天鵝等公司的杰出表現更是受到各方人士的關注，他們的成功經驗已經不在局限于中國市場，而且也走出了國界，對國際市場營銷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是表現在高層營銷人才的培養上，以工商管理碩士（MBA）為代表的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在這時興起了一個新高潮，其中以市場營銷為研究方向的MBA，尤其受到企業界的歡迎。這些學生大多來自工商企業管理的第一線。具有豐富的管理實踐經驗，在一些著名的高校經過系統的、實務性的訓練后，他們不僅在理論上是先進的，而且在實務技能上是超群的。現在各大公司都吸納了一批MBA畢業生，在發展現代營銷管理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次是在探索營銷新理論上，中國的營銷學界開始和世界接軌，一方面是大量出版了最新版本的美國營銷學的各種原版著作和翻譯了其中具有深刻影響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中國營銷學家也開始研究與探討面向21世紀的營銷新理論，如中國高校市場學研究會出版的《綠色營銷》，又如“派力營銷思想庫”出版的系列營銷專著等。這些營銷學專著超越了教材單純介紹現代營銷理論的做法，開始走向具有個性的營銷學理論研究。由于這些專著對營銷問題提出了尖銳的并帶有前瞻性的學術觀點，因此，十分自然地受到了企業界與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從而也標志著中國的市場營銷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即系統地、創造性研究現代營銷理論，為世界營銷學的發展做出中國營銷學家貢獻的階段。

第五篇：建黨以來的24件大事

建黨以來的24件大事 1.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大會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并提出黨的綱領，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

2.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做出決定，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1924年1月，以黨內合作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1926年5月至1927年4月，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北伐戰爭，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形成了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大革命高潮。

3.南昌起義和人民軍隊的誕生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影響下的北伐軍兩萬多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人民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過決議，規定每年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建軍紀念日。

4.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

1927年10月上旬，毛澤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此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產階級及政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正確道路。

5.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11個省的長征，完成了戰略大轉移。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甘肅會寧等地，結束了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6.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團結，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空前壯大，成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

7.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進行了一次全黨范圍內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的目的是要在全黨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8.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了旨在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內戰。經過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了除臺灣等島嶼外的全部領土，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

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紀元。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的歷史也由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10.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

1952年底，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按照總路線的要求，到1956年底，黨采取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過渡形式，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使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中國由此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1.黨的八大和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大會明確了全黨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發展目標。八大以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12.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1971年，“九一三”事件標志著林彪反革命集團徹底覆滅。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

1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正式開辟的起點，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標志。

14.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在北京召開。大會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奮斗目標和全面開創新局面的綱領，由此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科學命題。十二大以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15.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開。大會系統論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6.鄧小平南方談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發表重要談話，科學地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了新階段。

17.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開，大會作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三項決策：一是提出了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18.“一國兩制”構想和香港、澳門的回歸

“一國兩制”是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祖國統一大業的基本方針，它針對臺灣問題提出，首先成功地運用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

19.黨的十五大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并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載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20.黨的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

2000年春，江澤民集中全黨智慧，首次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一直接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是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項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我們黨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21.2006年7月1日青藏鐵路的建成通車

22．2008年3月14日拉薩事件。3月14日，西藏拉薩不法分子發生打、砸、搶、燒事件，18人死亡，382人受傷，1300間商鋪被毀，經濟損失2.8億元人民幣。隨后，甘肅、四川兩地的藏區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23.“5.12”汶川大地震。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理氏8級大地震，波及多個省市，8萬人喪生，30多萬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8451億元人民幣。24.2011年2 月 16 日——神舟八號發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