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的父輩在長征中》讀后感

《我的父輩在長征中》讀后感

《我的父輩在長征中》由老紅軍之子王太和策劃、收集資料、組稿，歷經一年的時間完成。全書圍繞紅軍長征指戰員參與的戰斗、戰役形成長征故事，以獨特的后輩回憶視角，運用客觀、生動和樸實的語言，記錄了紅軍指戰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長征的感人故事，承載著可歌可泣的長征精神。

書中可以看到楊得志率部勇闖大渡河，謝覺哉老人僅僅喝了一碗辣椒水而笑談雪山草地，賀炳炎長征路上斷臂血灑沙場，王宏坤率部與敵激戰渡過嘉陵江等讓讀者熱血沸騰的故事。生動描繪了紅軍戰士都是民族的英雄、民族的靈魂、民族的精神。

讀者還可以讀到一個又一個生動故事：紅軍將士無論面對難以自拔的沼澤，還是茫茫無際的草地；無論面對皚皚白雪，還是飛機大炮；無論面對酷暑嚴寒，還是饑餓干渴……都抱著祖國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與窮兇極惡的敵人展開殊死搏斗，將生的希望讓給別人，死的威脅留給自己。

《我的父輩在長征中》能使廣大讀者了解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輝煌歷史、光榮傳統和紅軍指戰員在長征途中表現出來的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表現出來的不怕犧牲、敢于勝利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從而體會到中國革命勝利的來之不易，使讀者更積極地投身到強軍興軍的偉大事業中，更堅定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長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過生離死別的悲壯故事，讓老紅軍們刻骨銘心的，是一段段血與火、生與死的真實經歷，是從生死考驗中錘煉出的頑強意志，是激勵著廣大紅軍指戰員艱苦征戰的強大動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全面展示。

長征精神是中國的，都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焦點對準了紅軍的精神，那種英勇頑強、一往無前的精神。正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長征精神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其可貴就在于，它能夠在漫長的時間積淀中轉化為對現實的啟示，體現了黨之魂、軍之魂和民族之魂。

長征精神之所以歷久彌新，就在于它不是靜止的。它承接著井岡山精神，又不斷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更為它注入了新的時代血液，增加了新的豐富內涵。

偉大的長征精神，概括起來就是胸懷目標、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創新膽略，顧全大局、緊密團結的革命風格，心系群眾、患難與共的高尚情懷。

今天，當年的戰爭硝煙已經散去，但和平發展的天空并非晴空萬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新的長征與當年紅軍長征一樣將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將面臨著嚴峻的困難和考驗。正因如此，新世紀新階段更需要我們高擎起長征精神的火炬，讓曾經推動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光榮傳統在新的長征中煥發出時代光芒，照耀著我們像當年的長征紅軍那樣去不斷開創出新的局面。

我們要學習長征精神，應用到工作中，為人民服務，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第二篇：<我與父輩>讀后感

一個人的成長，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質的吃穿和花費，不是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愛和慈悲，而是物質和精神混合在一起的那種細雨無聲的溫情與滋潤，<我與父輩>讀后感。正如需要成長的草和樹一樣，缺光少雨當然不可以，可暴雨暴日的輪流與交替，似乎不缺水，不缺光，但最終迎來的卻是不成材的瘋生和瘋長。而只有那種細雨無聲的滋潤和給養，只有那種光線充足卻非暴曬暴燙的陽光和灼目的明亮，才可以讓草成草，樹成樹，讓人的心靈成為未來充滿善與溫情的一顆心。

《我與父輩》是一本真誠的書。

閻連科寫《我的父輩》，據說寫作過程對他而言不僅痛苦，也是一次深刻懺悔。他幾乎每寫一章都會落淚。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可以放心地與作者進行心靈的溝通與對話，才能讓我們跟著他的筆觸去感動和感恩。“二姐說：‘連科，念高中，姐不去了。還是你去吧。’”，讀到這里，是一種既酸又暖的感動。“父親和大伯商量事，多半不在屋子里，而是弟兄兩個坐在院子的屋檐下。至親無語，摯情少言。”這樣的細節描寫，讓我讀了感同身受。而這樣的細節描寫在書中數不勝數。

《我與父輩》是一本真心的書。

不得不承認，眼下是一個比較物質的年代，一方面，經濟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但人們的幸福指數并沒有隨著GDp平行上升，文學的價值在于暗示和提醒，白巖松說，不幸和災難都在提醒我們幸福的所在。與過去相比，與父輩們年輕的時代相比，我們已經足夠的幸運了，我們沒有經歷過吃不飽飯、上不起學，沒有經歷過戰爭，沒有經歷過家里的自留地里種起來的菜連自己都不夠吃，沒有經歷過辛苦勞作一年年終結算下來還會“超支”的窘境，可我們的父輩們都經歷了。在過去的年代里，我們的父輩們，“他留戀人生，是因為他受盡了苦難；因為他受盡了苦難，他才加倍地體味到了生的意義和生中的細微的歡樂”，“而那一年的春節，父親吸掉的煙葉，卻比任何一個春節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煙都在春節吸掉一樣”。在父輩們的生命里，曾經，生存如此艱難，讀后感《<我與父輩>讀后感》。盡管這樣，他們的內心卻沒有迷惘，就像四叔說的，“要好好過日子”。

驀然回首時，作者感嘆道：“終于就在某一瞬間里，明白了父輩們在他們的一生里，所有的辛苦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溫暖，原來都是為了活著和活著中的柴米與油鹽、生老與病死；是為了柴米油鹽中的甘甘苦苦與生老病死中的掙扎與苦痛。”而與父輩們相比，我們又有多少理由去埋怨自己所處的環境和背負的壓力呢？生活總是一步步地走向寬裕，一口氣總吃不成一個胖子的。而這時候，偶爾的怠慢和空虛，只能是我自己的事，責任全在自己。

關于人生和命運的詮釋和比較：

人生是基礎，命運是多與基礎無關或相關的升華或跌落；人生是積累，命運是多與積累有關、無關的延展或突變；人生是可測的深刻，而命運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許多悲劇，可也常常有喜劇，而命運則常常是悲劇，似乎永遠是悲劇；人生是喜悅，而命運則是眼淚；若人生是眼淚，那么，命運則一定是悲而無聲的哭泣；若人生是哭泣，那么，命運一定是沒有眼淚的仰天長嘯；若人生是仰天長嘯，那么，命運一定是長嘯前突然來到的死亡。一句話，命運就是人生不可預測的悲喜劇的前奏或是尾聲，是人生中頓足的懺悔和無奈.日子VS生活(寫四叔的那一段)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農村人把“生活”叫“日子”

對日子而言，生活是一種向往和未來。日子是一種被踱在寬廣山野而又冥頑不化的荒石。

生活要小心翼翼的精心呵護，而日子卻是大手大腳，隨心所欲。若干年以前，對姑姑那種城里人的生活很向往，確并沒有想到這種叫做生活的日子是需要精心呵護，因為生活很脆弱。日子一切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天一天經歷著，而生活的幸福和神秘，卻像一本我已經知道它在哪兒卻無法拿在手里打開來的書。就像富士康的十三跳們，他們都來自于農村，都在一天一天過著屬于自己的日子眼爭爭地看著生活在向他們炫耀。知道生活在哪兒卻怎么也抓不著，荒石受到了挑戰，于是，日子也就不知深淺地向著生活挺進，可改變竟然是這么難，一個角色的轉換如一個企業轉型般復雜、多難！就這樣，這些日子們倦在生活的圈子里過著屬于自己的日子。苦悶、焦慮、壓抑長期糾結著脆弱的心靈，最終造就了富士康前仆后繼的十三跳，也是他們短暫的人生中最完美的最后一跳，這就叫做命運！

所以，是日子的就好好過日子，該生活的就精心生活。

文中有這樣一段：

父親生前想要看一場《少林寺》的電影，而他，當時身邊有十七快錢，但卻沒有舍得花十塊錢讓父親看那場電影。對于現在來說，十塊錢，根本不算什么，花十塊錢對誰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在那個時代，十塊錢就和現在的一百元差不多，甚至更多.那時，只要十塊錢，就能讓他父親親眼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樂道，飛檐走壁的那種神話和傳說，他沒有那么做，不是他小氣，也或者是他從小就沒養成那種對父親的體貼與孝愛？但是，就只因為十塊錢，主人公留下了他一生的遺憾……

“安葬父親的時候，我的大伯在墳上規劃墳地位置時，把他們叔伯弟兄四個的安息之地劃出了四個方框以后，最后指著我父親墳下的一片地說，將來，發科(閻連科哥哥)和連科就埋在這兒吧。”作家平淡地寫出來的句子，讓人讀起來卻有驚心動魄之感，幾個生命的歸宿就這么被宣布了。但是作家當真地思考這句話的時候，他似乎不能不想到這樣的問題:“我將來以怎樣的方式去見父親？將來在地下，我與父親將繼續如何地相處？”這些問題是作家決意寫這本書的出發點，因為，必須先清理生前“我與父輩”的關系，才能討論死后的“我與父輩”。

第三篇：我與父輩讀后感

我與父輩讀后感

讀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這時候，最關鍵的讀后感怎么能落下！但是讀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我與父輩讀后感，歡迎大家分享。

《我與父輩》是閻連科錐心泣血之作，作者的父輩均已歸于黃土，嘔心瀝血的文字是回首父輩一生沉淀下來的思維之光，親情之暖....在我看來，天底下再催人淚下的祭文都是生者對死者的懺悔書，是生者寬慰自己的寫給內心的信，十萬字、百萬字都抵不過父輩健在的時候的一通電話、一頓晚餐。寫這本書時，作者說創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哎，死后祭文，于死者，實在是說不出有多少實實在在可受用的地方。父輩，成了追憶，死亡要帶走的東西，誰也無法挽留，一紙追思寫滿思念成疾后千千萬萬的悔恨。

《我與父輩》記述了我的父親、大伯、四叔的一生，講述了北方窮苦農民“受活”的一生。其中關于親情、關于死亡、關于命運、關于生活的思考使我屢被觸動。“好好過日子”成了最大的命題橫鋪在面前，父輩的心酸、恥辱、無奈和悲愴都隨著一堵完整的墻的破損殘缺到訇然倒塌而逝去了，留下的是在我們身上延長的血脈與對“好日子”的向往，對下一輩的無限期許與最后一推時的殷殷篤盼。

“好好過日子”，樸素的話近乎真理，生活從來都是不容易的，又有誰可以平安順遂一生呢？所以，不要妄圖去玩生活。好好過日子，熬日子，挨日子，走到生命盡頭，就可以平靜地等待死亡來把我們召喚去，赤裸裸結束這一遭也許就是走的最好的人生路。

作者筆下的父輩的一生，無疑是厚重而充滿悲劇意味的，但是父親、大伯、四叔的形象難道不是同時代千千萬萬中國這片黃土地上的父輩的縮影嗎？他們的悲愴是中國農民式的悲愴，他們的凄涼是所有父輩的凄涼。他們對于生活的思考，對生老病死的洞悉，對家庭的原始鍥約精神，對子女的.嚴厲與寬容......是所有父輩們一生的共同寫照，當然，也包括我的父輩，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已過花甲之年，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了，歲月正以摧枯拉朽之勢侵蝕他的精力與體力，于他，死亡或許并不是一個遙遠的詞匯了。

死就像一個巨大的空間，在你落入人世的那一刻，就嚴絲合縫的包裹著你，所有掙扎、惶恐、委屈、逃離似乎都是無力的。人，一旦清醒意識到這些，就會害怕，我雖然不是直面死亡的當事人，但是，死亡的力量就在于可以攝住意識到它的存在的任何人，使之心發冷、發怵、發毛。有錢難買“回頭看”，“親不待”的大苦何時能不再折磨眾生？

我遇佛必拜，必求父母健康，若能祈求到多一天的安穩日子，便是福祉，但是知道神的庇護也是虛渺，因為，誰也無法抵御自然的法則，死亡來了，誰也無處藏匿。

不知道父親（當然還有兩鬢斑白的母親）有沒有設想過大限之日，我想，凡是漸入暮年的人多多少少都會去設想吧，這該是一種怎樣惶恐不安的心情呀！母親向來膽小，死了的動物都不忍卒視，不敢想象母親終日一個人時，偶然想到這兩個字時，頭腦里曾掀起過怎樣的風暴，內心經歷了多少煎熬。無奈，從求學到工作，鮮少有時間好好陪伴他們。

釋卷良久，雖然知道我的父輩和作者的父輩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難免情緒被文字感染到，久久難過、自責、思念。

電話還是打不通，心里頭更加冷冷清清、凄凄惶惶。

慶幸父母還活著，希望一切都還來得及。

第四篇：《我與父輩》讀后感

父母是孩子永遠的老師

——《我與父輩》讀后感

張冬燁

不知道有多久沒有讀過紙質的圖書了，長時間快節奏的工作與生活，讓我在精神食糧的獲取上也開始依賴“快餐”:網絡圖書、QQ空間、微信朋友圈……近日，孩子的語文老師布置了一項作業：家長與孩子共讀閻連科的《我與父輩》，并寫出讀后感。當兒子拿回這個通知時，我甚感困惑。

其實我和作者是同鄉，作者描寫的嵩縣這個地方，離我并不遙遠。我的家鄉在洛陽，是離作者家鄉最近的大城市，也是書中描繪“父親和周圍的農民們去一趟就像生命中的遠足一樣”的地方。兒子也去洛陽玩過幾次，但在讀這本書之前，他無法想像，距離這個繁華都市百里開外，曾有過那樣貧困的生活。我問兒子，假如我們家也在田湖，過著那樣的生活會怎樣？他竟有些興奮地回答：“那好啊！我天天生活在大山里，你跟爸爸忙于生計，就沒時間管我了。我可以肆無忌憚地玩游戲了。”我有些愕然，也覺得好笑：“難道沒人管你，你就可以無所顧忌地玩游戲嗎？就是有手機，也不一定有信號啊。”這回輪到兒子愣住了，做出了沉思狀。

對本書的作者閻連科，我也并不陌生。九年前，他還是原第二炮兵部隊的作家，我是中央電視臺軍事節目的記者。有一天我去采訪閻連科，當時，他因為腰椎間盤突出和嚴重的頸椎強直正在接受治療，已經無法端坐了，只能半倚著斜靠在床上跟我們交談。采訪的很多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而他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能坐著寫東西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現在這樣子每天只能寫兩千字。”

當年閻連科在國內已是知名作家，卻仍筆耕不輟，并為每天只能寫兩千字而惋惜，真的令我震撼。但是，我對他的這席話并沒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如同這次我不理解語文老師的做法一樣。

然而，當這本書捧在手里時，我便深深被吸引了。作者文風質樸，把對父輩的懷念、對故鄉的情感娓娓道來，仿佛一氣呵成，卻又發人深思。它一下子把我帶入到20世紀那個到處是貧窮的年代，也讓我認識了生活在窮鄉僻壤里的父親、大伯和四叔，了解了他們平淡而艱辛的一生。文章中多次講到了父輩對子女那深深的愛和情感寄托：“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那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責，就是要給兒子準備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就是父親的事業，是父親活著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覺得必須盡力活在人世的一種實在。”

這是作者對中國式父輩的精辟歸納與總結。不僅千千萬萬的農民如此，城市里又何嘗不是呢？因為有等待子女上大學、工作、娶妻生子這些希冀和夢想支撐著，父母窮盡了一生，為子女付出了一切。

然而，又有多少孩子能理解父母的這份情感與堅守呢？

看到兒子也開始讀這本書，而且說老師要求與家長溝通，于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我榨了兩杯新鮮果汁，拉兒子盤坐在舒適的沙發上，跟他聊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聊起《我與父輩》，聊起我們當年的日子。盡管我家住在令閻連科全村人都艷羨的大城市，但家境并不富裕，那時家里唯一的電器只有燈泡。記得當時我一直夢想家里能有臺電視機，而媽媽正計劃買洗衣機。看著她滿面愁容地算來數去，剛上小學五年級的我哀求說：“買電視吧，我來當咱家的洗衣機！”媽媽先是一愣，繼而濕潤了眼眶。第二天放學，當我和妹妹看到家中添置的黑白電視機時，不禁歡呼雀躍。后來，媽媽并沒舍得讓我當洗衣機，她依然常常為我們洗衣服到深夜。而電視機帶來的收獲和樂趣，讓我和妹妹至今難以忘懷。

孩子的父親家在農村，上初中時，因為交不起五塊錢的學費輟學了。開學的前幾天，他每天趴在窗臺上，默默地看著同學們背著書包走進學校。后來，是老師拿出當月工資給他交上學費，他才有機會重返校園，聆聽那久違的上課鈴聲。為了不辜負老師的期望，他發奮讀書，終于考上了軍校，成長為共和國的一名軍官。

以前，跟兒子說這些時，他總是一臉不屑，然而今天，他不僅認真地聽了下去，還跟我探討：閻連科從小就喜歡看書，是不是從那時起，就樹立了自己當作家的夢想呢？

兒子的話也引起了我的思考。這些時日，我正因為跟青春期的兒子無法溝通而煩惱著，手邊還放了一本剛剛網購的《如何說，孩子才肯學》。我常常訓斥兒子：為什么現在家庭條件這么優越，各種學習工具應有盡有，你卻更愿意把大把的時間留給游戲。不知道成為作家的閻連科是否有過青春期的叛逆，但我知道他的父親，是斷然沒有聽說過“判逆”這個詞匯的。他的一生，都在用無聲的話語和行動，教會孩子怎么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父親的勤勞和忍耐，給他的子女們樹立著人生的榜樣；母親的節儉、賢能和終日不停歇的忙碌，讓我們兄弟姐妹過早地感受到了一種人生的艱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財富，也是我寫作時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庫房。”

我把這段話摘抄了下來。因為它讓我讀懂了作為父母，身教更勝于言傳。只有在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中，給子女做好榜樣，才能成為孩子的良師益友，指引他人生前進的方向。正如在閻連科身上，傳承了父輩的品質：感恩、進取，為夢想奮斗不息。我想，這或許就是他取書名為《我與父輩》而不是《我的父輩》的緣由吧？

此時，我才懂得了幾年前采訪閻連科時他為一天只能寫兩千字而苦惱的那番話，也才理解了老師布置這次特殊作業的良苦用心。

感謝老師，讓我在匆匆地過日子中，又找回了讀書的樂趣：隨主人公穿越中原大地，為他們的命運跌宕起伏而喜怒哀樂；

感謝老師，讓我改變了以往強勢的說教式教育，學會了用一種新的方式跟兒子溝通與交流；

感謝老師，讓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精神的傳承。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兒子會不會也拉著他兒子盤坐在沙發上，因為孩子貪玩不愛學習的事情跟他說起這本書。但我會保存好《我與父輩》，繼續給孫子講述里面的故事，不管愛聽不愛聽，我都會告訴他：苦難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財富，父母是孩子永遠的老師。

無跡方知流光短，有夢不覺人生寒。父輩的夢想在我們，我們的夢想在未來。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精神的傳承，周而復始，我們才一代勝過一代，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才會一步步變為現實。

這便是我讀了《我與父輩》之后最大的感受。

第五篇：我的父輩范文

“我的父輩·英烈篇”——趙博生

2011-06-03 14:51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趙振霞

新民網編輯：王玲

趙博生

26路軍駐寧都時總指揮部舊址

趙振霞（中）與董振堂之子董用威（右）和夫人，在華北軍區烈

士陵園趙博生雕像前

1931年，父親以26路軍參謀長的身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不再是個孤身奮斗的“志士”了

趙振霞

【新民晚報·推薦】父親犧牲時年僅36歲，而我自出生后就沒有見過他。然而，不少老紅軍和江西寧都老鄉至今還記得他，稱贊他的英勇無畏。雖然他離開我已經78年了，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一刻也沒有停息。

父親犧牲我才2歲

我出生在1931年2月22日，是趙博生的獨女。1933年1月8日，時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的父親，在江西寧都黃獅渡戰役中英勇犧牲了，此時的我，還不足2歲。更悲慘的是，自我生下來后，就沒有見過親生父親！

父親犧牲的消息是怎樣傳到老家的，我已經一無所知了，而我對幼年時期還留有些許印象的，只剩下兩件事：一是夜里，母親蔡云霞總在黑暗中不停地哭泣，二是家里經常燒紙，后來才知道這是在父親的忌日或清明節，家人在祭奠我父親。沒過幾年，母親也在憂傷和貧困中去世了，我由爺爺、奶奶帶大。

父親原名趙思溥，1897年9月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20歲成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第6期畢業生，隨后在北洋軍閥的皖系、直系、奉系軍隊中任職。1924年他轉入馮玉祥的西北軍，歷任團副、參謀處長、旅長等職。正是在這里，父親遇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劉伯堅同志。

1926年，共產黨員劉伯堅在西北軍擔任總政治部副部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大部分中共黨員被迫離開這支部隊，但少數共產黨員仍留下來秘密開展工作。劉伯堅創作了《革命精神歌》在部隊中教唱：

先鋒！先鋒！

熱血沸騰，先烈為平等犧牲，作人類解放救星。

側耳遠聽，宇宙充滿饑餓聲，警醒先鋒，個人自由全犧牲。

我死國生，我死猶榮，身雖死精神長生，成功成仁，實現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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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的中原大戰結束后，馮玉祥的殘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26路軍，父親擔任參謀長。1931年1月，蔣介石命令第26路軍從山東開赴江西，參加對紅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

一年做了兩件大事

1931年，受命調防到江西的父親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當年10月，還戴著國民政府第26路軍參謀長頭銜的父親，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派往江西“剿共”前線到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走的是一條作為一名盼望著國家變好、富強的正直軍人的必由之路。

對紅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后，1931年7月，父親率部參加第三次“圍剿”，進駐寧都，但兩個月后，第三次“圍剿”便告失敗。第26路軍收到駐守寧都的命令，而其他國民黨軍先后撤出，這使第26路軍處于中央根據地軍民的包圍之中，也讓并非蔣介石嫡系的第26路軍內部矛盾趨于尖銳。而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給第26路軍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大多來自北方地區的第26路軍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國，不料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部隊開進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親在辦公桌上發現一封寫有“趙博生親啟”的信件。信是軍中處于秘密活動中的中共特別支部寫給他的，信中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局勢、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全國高漲的革命形勢及第26路軍的處境。一口氣將信讀完，父親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動聲色，直到一個星期后，才叫來了在軍內總指揮部任譯電主任的羅亞平。在這之前，父親曾試探過羅亞平，覺得他應該是軍中秘密的共產黨員。這封信的出現，讓他更確定，它是羅亞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辦公桌上的。

與羅亞平的談話，讓父親終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軍73旅旅部參謀、中共特別支部書記劉振亞上報中央后，1931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父親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現在最大的滿足是自己不再是個孤身奮斗的?志士?了，終于可以實現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親當時說道。

父親入黨后，率部準備起義便提到了議事日程。

促使父親等人領導的“寧都起義”在1931年12月14日爆發，直接原因是蔣介石已準備清除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情況十分危急。

12月初，隱蔽在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及起義計劃被發現，國民黨南昌行營命令立即逮捕共產黨員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等人。12月9日，蔣介石專門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緊要關頭，劉振亞等人立即與父親商定，并與紅軍取得聯系，決定趁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和第27師師長高樹勛不在部隊的時機，果斷起義。

在父親的爭取下，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第74旅1團團長黃中岳支持起義。14日，父親和3位將領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屬隊控制了要害部門，父親宴請全軍團以上軍官，趁機逮捕了所有反對起義的軍官，并把代總指揮、第25師師長李松昆的師部包圍繳械，為起義掃除了障礙。除駐扎在城北的1個團因路遠未能參加外，第26路軍全軍1個軍直、2個師直、6個旅直、11個整團，共1.7萬余人，攜2萬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紅軍。

起義后，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下轄3個軍：董振堂任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何長工為政委；父親任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火青為政委；黃中岳任15軍軍長，左權為政委。在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后，第二天起義部隊就開進了中央蘇區。

距敵百米指揮作戰

1932年12月14日是寧都起義一周年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召開紀念大會，為表彰我父親和董振堂在寧都起義和反“圍剿”作戰中作出的貢獻，中央政府給他們頒發了紅旗勛章。沒想到，父親接過勛章還不到一個月，就血灑疆場，壯烈犧牲了。

1933年初，國民黨軍集中４個師的兵力分兩路向江西資溪、金溪、南城蘇區進犯。孫毅將軍是這樣追憶我父親的最后時光的：

“1933年初，趙博生奉命率領紅五軍團的３個團扼守長員廟一帶山脈，任務是鉗制敵人，配合主力在黃獅渡一線與敵人決戰。接受任務以后，趙博生帶領干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地研究與部署戰斗。”“在堅守陣地的戰斗中，敵人集中火力向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沖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光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擊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在最危急的時刻，趙博生親自帶領由軍官組成的最后突擊隊，向敵人發起猛烈的反沖鋒。趙博生距離敵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右額中彈，當即倒地。”“敵人被打退了，陣地守住了，主力部隊在紅五軍團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殲滅敵人6個團的重大勝利。但是紅五軍團杰出的指揮員趙博生，因彈片深嵌腦部，搶救無效，光榮犧牲了，年僅36歲。”

1月8日父親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當即致電紅五軍團吊唁父親。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名為博生縣，將父親安葬在他生前領導起義的地方，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后來，又在紅都瑞金葉坪的廣場建造了博生堡，朱德總司令親筆題寫“博生堡”三個大字。1962年，葉劍英元帥作詩一首，緬懷昔日戰友：“寧都霹靂響天晴，赤旗高擎趙博生，虎穴堅持神圣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寧都老鄉難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鹽山縣東慈莊老家生活，度過了20年艱難的歲月。1952年春天，毛澤東主席托人詢問縣領導：趙博生是否還有后人？得知爺爺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請我爺爺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讓河北省領導負責，讓我到當時的河北省省會保定讀書。于是，一字不識的我來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學校。

我跟著爺爺到過北京中南海，見過周恩來總理。我還用剛學會的一些字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已經上學了。后來聽老師說，毛主席給我回信了，囑咐我繼承烈士的遺志，好好學習。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病。經過手術，我被切除了一側乳房和3根肋骨。后來，我再也沒有踏進校門。

我跟父親離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個表叔前往江西寧都祭拜我的父親，記得當時是受寧都縣領導的邀請，我父親的墓地重新修繕后就要落成了。到達后第一站就是父親的犧牲處，我一到那兒便嚎啕大哭，從未謀面的父女倆終于“見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連父親的面都沒見過，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儀式現場，我見到了不少老紅軍及老鄉，他們都見過我父親，親切地跟我說他當時是多么英勇，寧都好多人都知道他。儀式結束后，我從墓地捧了一把土帶回家，算是讓父親魂歸故里。

父親離開我已經78年了，我對他的思念，一刻也沒有停息。

（王亦君 整理）生平簡介

趙博生（1897-1933）河北省黃驊縣人，中共黨員。1917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冬轉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參加過北伐戰爭。其間受共產黨人劉伯堅等影響，傾向革命。1931年任國民黨軍第26路軍參謀長。

九一八事變后，他堅決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同時，與在第26路軍中的中共特別支部取得聯系。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其入黨。12月14日，他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在寧都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他先后任紅五軍團13軍軍長、軍團參謀長、軍團副總指揮，率部參加贛州、漳州和南雄水口等戰役。1933年初，國民黨軍集中兵力向江西資溪、金溪、南城蘇區進犯，趙博生率紅五軍團3個團據守長員廟一帶山脈，出色地完成了鉗制任務。1月8日，趙博生在江西寧都黃獅渡戰役中壯烈犧牲。

作者簡歷

趙振霞 趙博生烈士之女，1931年2月出生。1952年，經毛主席關心，從河北滄縣東慈莊老家到保定讀書，一年多后因病輟學，1956年與遼沈戰役的退役老兵孟兆榮結婚，育有一子兩女。

趙博生 紅色特種兵的兩個先驅之一

2011-10-07 22:22:07 來源: 作者: 評論:0條

一年做了兩件大事

1931年，受命調防到江西的父親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當年10月，還戴著國民政府第26路軍參謀長頭銜的父親，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派往江西“剿共”前線到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走的是一條作為一名盼望著國家變好、富強的正直軍人的必由之路。

對紅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后，1931年7月，父親率部參加第三次“圍剿”，進駐寧都，但兩個月后，第三次“圍剿”便告失敗。第26路軍收到駐守寧都的命令，而其他國民黨軍先后撤出，這使第26路軍處于中央根據地軍民的包圍之中，也讓并非蔣介石嫡系的第26路軍內部矛盾趨于尖銳。而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給第26路軍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大多來自北方地區的第26路軍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國，不料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部隊開進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親在辦公桌上發現一封寫有“趙博生親啟”的信件。信是軍中處于秘密活動中的中共特別支部寫給他的，信中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局勢、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全國高漲的革命形勢及第26路軍的處境。一口氣將信讀完，父親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動聲色，直到一個星期后，才叫來了在軍內總指揮部任譯電主任的羅亞平。在這之前，父親曾試探過羅亞平，覺得他應該是軍中秘密的共產黨員。這封信的出現，讓他更確定，它是羅亞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辦公桌上的。

與羅亞平的談話，讓父親終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軍73旅旅部參謀、中共特別支部書記劉振亞上報中央后，1931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父親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現在最大的滿足是自己不再是個孤身奮斗的“志士”了，終于可以實現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親當時說道。

父親入黨后，率部準備起義便提到了議事日程。

促使父親等人領導的“寧都起義”在1931年12月14日爆發，直接原因是蔣介石已準備清除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情況十分危急。

12月初，隱蔽在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及起義計劃被發現，國民黨南昌行營命令立即逮捕共產黨員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等人。12月9日，蔣介石專門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緊要關頭，劉振亞等人立即與父親商定，并與紅軍取得聯系，決定趁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和第27師師長高樹勛不在部隊的時機，果斷起義。

在父親的爭取下，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第74旅1團團長黃中岳支持起義。14日，父親和3位將領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屬隊控制了要害部門，父親宴請全軍團以上軍官，趁機逮捕了所有反對起義的軍官，并把代總指揮、第25師師長李松昆的師部包圍繳械，為起義掃除了障礙。除駐扎在城北的1個團因路遠未能參加外，第26路軍全軍1個軍直、2個師直、6個旅直、11個整團，共1.7萬余人，攜2萬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紅軍。

起義后，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下轄3個軍：董振堂任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何長工為政委；父親任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火青為政委；黃中岳任15軍軍長，左權為政委。在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后，第二天起義部隊就開進了中央蘇區。

距敵百米指揮作戰

1932年12月14日是寧都起義一周年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召開紀念大會，為表彰我父親和董振堂在寧都起義和反“圍剿”作戰中作出的貢獻，中央政府給他們頒發了紅旗勛章。沒想到，父親接過勛章還不到一個月，就血灑疆場，壯烈犧牲了。

1933年初，國民黨軍集中4個師的兵力分兩路向江西資溪、金溪、南城蘇區進犯。孫毅將軍是這樣追憶我父親的最后時光的：

“1933年初，趙博生奉命率領紅五軍團的3個團扼守長員廟一帶山脈，任務是鉗制敵人，配合主力在黃獅渡一線與敵人決戰。接受任務以后，趙博生帶領干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地研究與部署戰斗。”“在堅守陣地的戰斗中，敵人集中火力向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沖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光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擊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在最危急的時刻，趙博生親自帶領由軍官組成的最后突擊隊，向敵人發起猛烈的反沖鋒。趙博生距離敵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右額中彈，當即倒地。”“敵人被打退了，陣地守住了，主力部隊在紅五軍團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殲滅敵人6個團的重大勝利。但是紅五軍團杰出的指揮員趙博生，因彈片深嵌腦部，搶救無效，光榮犧牲了，年僅36歲。”

1月8日父親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當即致電紅五軍團吊唁父親。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名為博生縣，將父親安葬在他生前領導起義的地方，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后來，又在紅都瑞金葉坪的廣場建造了博生堡，朱德總司令親筆題寫“博生堡”三個大字。1962年，葉劍英元帥作詩一首，緬懷昔日戰友：“寧都霹靂響天晴，赤旗高擎趙博生，虎穴堅持神圣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寧都老鄉難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鹽山縣東慈莊老家生活，度過了20年艱難的歲月。1952年春天，毛澤東主席托人詢問縣領導：趙博生是否還有后人？得知爺爺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請我爺爺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讓河北省領導負責，讓我到當時的河北省省會保定讀書。于是，一字不識的我來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學校。

我跟著爺爺到過北京中南海，見過周恩來總理。我還用剛學會的一些字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已經上學了。后來聽老師說，毛主席給我回信了，囑咐我繼承烈士的遺志，好好學習。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病。經過手術，我被切除了一側乳房和3根肋骨。后來，我再也沒有踏進校門。

我跟父親離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個表叔前往江西寧都祭拜我的父親，記得當時是受寧都縣領導的邀請，我父親的墓地重新修繕后就要落成了。到達后第一站就是父親的犧牲處，我一到那兒便嚎啕大哭，從未謀面的父女倆終于“見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連父親的面都沒見過，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儀式現場，我見到了不少老紅軍及老鄉，他們都見過我父親，親切地跟我說他當時是多么英勇，寧都好多人都知道他。儀式結束后，我從墓地捧了一把土帶回家，算是讓父親魂歸故里。

父親離開我已經78年了，我對他的思念，一刻也沒有停息。（王亦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