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現象浙江模式浙江經驗

浙江現象 浙江模式 浙江經驗

陳一新

2009年第4期 ——他山之石

浙江省是我國改革開放先行區。浙江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歷史，是一部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的發展史，是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踐史。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點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奇跡。認真研究“浙江現象”、深入探討“浙江模式”、全面總結“浙江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浙江現象”值得認真研究

所謂“浙江現象”，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在缺陸域自然資源、缺國家資金投入、缺特殊優惠政策的情況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堅持自主自強自立，善于“無中生有”，敢于“小題大做”，勇于創業創新，取得了輝煌的發展成就，并實現了由資源小省向經濟大省轉變并向經濟強省邁進，人民生活實現了由基本溫飽向總體小康轉變并向全面小康邁進。“浙江現象”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民富、省強。

民富，主要表現為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長快、差距小，生活條件極大改善，生活品質顯著提高。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８．２％，由３３２元增加到２０５７４元，由全國第９位上升到第３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８．５％，由１６５元增加到８２６５元，由第８位上升到第３位。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別連續７年和２３年保持全國省區第１位。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分別為０．３３、０．３５，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逐年降低，分別從１９７８年的５５．６％和５９．１％，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４．７％和３６．４％。１９８５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決溫飽問題，１９９９年全省實現了總體小康目標。

省強，主要表現為經濟綜合實力、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能力顯著增強。

從經濟綜合實力看，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生產總值由全國第１２位上升到第４位，人均生產總值由第１６位上升到第４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第１２位上升到第４位；外貿進出口總額由第１５位上升到第４位，其中出口總額由第１４位上升到第４位；財政收入由第１４位上升到第５位。

從區域創新能力看，目前浙江的科技綜合實力居全國第７位，區域創新能力居第５位，知識獲取能力居第３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居第４位，專利申請量居第３位，專利授權量居第２位。

從協調發展能力看，浙江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水平均處于全國前列。城鄉居民收入比長期保持在２．５∶１左右，其差別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五”時期，浙江在全國率先實現貧困鄉鎮全部脫貧目標，２５個欠發達縣市經濟發展速度超過全省平均水平。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城市化率從１４．５％上升到５７．２％，由低于全國３個百分點到高出全國１２個百分點。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評估公布，浙江社會發展綜合水平已居全國第３位。

通過３０年的改革開放，浙江成功地走過了發達國家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浙江現象”。

“浙江模式”值得深入探討

所謂“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資、發展民營、注重民富、實現民享的民本型、內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浙江模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小商品、大市場”，“小企業、大協作”，“小區塊、大產業”，“小資源、大制造”，“小資本、大經營”。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民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全民創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民營企業成為最活躍的市場主體，民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體系是浙江模式的重要內涵。浙江工業化發端于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大多數產業根植于本地，從原始資本積累開始，從家庭工業起步，從小商品生產入手，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自我積累、自行生長的歷程，呈現出明顯的內生工業化性質。民本型、內源型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彰顯了浙江的經濟特色，造就了浙江的經濟活力。

“小商品、大市場”。浙江許多企業生產的大都是小商品，這與浙江工業化的國內背景、要素稟賦、發展路徑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日用輕工產品嚴重短缺，買方市場特征明顯，市場需求十分旺盛。浙江走的是農村工業化道路，農民白手起家創辦家庭工業、私營企業，既缺資金又缺技術，發展日用小商品生產，其技術、資本、設備的進入門檻較低，符合他們的創業需求。區域產業發展存在路徑依賴，在推進產業升級過程中，由于小商品性價比優勢明顯、市場競爭力強、覆蓋面廣，許多產品占國內甚至國際市場的１／３以上，使浙江輕工業發展優勢繼續保持，以小商品為主的特征沒有改變。因小企業缺乏構建自有營銷網絡的實力，小商品銷售需要公共營銷平臺的服務，數量眾多的專業市場應運而生，浙江逐步發展成為聞名全國的“市場大省”。至２００７年底，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場４０９６個，市場成交總額９３２５億元，市場成交總額、單個市場成交額連續１７年居全國第一。

“小企業、大協作”。浙江農村工業化蔚為壯觀的景象就是小企業高速繁衍。專業市場、民間資金、股份合作制共同構成小企業生長的肥沃土壤，小企業近乎“鋪地板”式地快速發展，是浙江經濟趕超發展在企業層面的生動體現。小企業通常勢單力薄，市場競爭力較弱，但浙江小企業以最終產品為龍頭、以市場為基礎、以協作為紐帶，依托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了細密的分工協作生產體系，“大協作”的機制優勢彌補了企業“小而散”的劣勢，既保持機制靈活優勢，又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從而具有“無形大工廠”的發展特色。這種經濟組織方式大大降低了生產的技術難度、企業的管理費用和產品的制造成本，增強了浙江經濟的市場競爭力。

“小區塊、大產業”。與小企業裂變復制的生長方式相對應，浙江許多地方同類產品生產企業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出現了“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產業布局，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塊狀經濟”現象。這種“塊狀經濟”既具有企業相互競爭的活力，又具有產業集群發展的效應，在參與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中，產業層次不斷提升，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區域品牌逐步打響，在小區域內形成了具有很強競爭力的大產業，成為全國乃至全球同類產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隨著產業的發展提升，這種“小區塊、大產業”的塊狀經濟，逐步向特色工業園區發展，共同構筑區域技術創新平臺，產業融合不斷深化，網絡化生產體系不斷健全，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

“小資源、大制造”。浙江是一個資源小省。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針對自身發展的先天不足，積極創造和利用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善于借助市場的力量，充分利用省外國外資源，獲取加快工業發展的生產要素，形成了生產原料與產品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格局。浙江人在缺乏本地資源的條件下，善于做“無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優”的文章。如余姚不產塑料，卻享有“塑料王國”的美譽；嘉善沒有森林，卻成了全國最大的膠合板生產基地。就是依托這種“零資源經濟”，浙江大力推進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走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小資本、大經營”。浙江經濟最活躍的主體是量大面廣的個體私營企業，企業規模小，單個資本量不大。２００７年，全省有４５萬家私營企業和１８１萬個體工商戶，戶均注冊資本僅為４０萬元左右。這些小資本的個私企業，敏于“以小見大”，善于“以小做大”，敢于“以小搏大”，實現了小資本、大經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不僅形成了雄厚的整體經濟實力，而且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社會事業、城市和基礎設施等領域拓展，并且大膽跳出“家門、省門、國門”，努力“走出去”發展，形成了獨特的“浙江人經濟”現象。２００７年，浙江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全省生產總值的７２．５％，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增加值占５４．５％。浙江個私經濟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出口創匯額等４項指標，已連續１０年居全國第一。

“浙江經驗”值得全面總結

所謂“浙江經驗”，就是浙江人民善于創業、勇于創新生動實踐的概括，是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堅持富民優先、富民強省成功做法的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浙江大地生根、開花、結果的體現。“浙江經驗”最具特色的內涵是：探索了符合浙江發展實際的根本動力、根本途徑、根本方法和根本追求。具體來看，最具有浙江特色的經驗主要有：

率先改革、敢為人先，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以敢為人先的精神，大膽探索，勇于實踐，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社會管理創新和黨建工作創新，在經濟社會多個領域率先改革，創造了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為區域趕超發展贏得了先機。

尊重群眾、激發創造，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途徑。浙江人民具有脫貧致富的創業熱情、勇于探索的創新激情，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壯舉。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始終把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作為推進發展的重要法寶，充分尊重、保護、支持群眾和基層的首創精神，充分調動和激發全社會的積極因素，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力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統籌兼顧、協調發展，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方法。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一直重視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注重統籌城鄉發展，積極實施城市化戰略，聯動推進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堅持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不斷縮小城鄉差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注重統籌區域發展，積極推進強縣（市）擴權，加大支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力度，促進了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協調發展。

以人為本、富民優先，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追求。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堅持以人為本、富民優先的發展理念，始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發展的首位，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時，把關注民生、重視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擺在各項工作的優先位置，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的長效機制，推動公共資源向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發展領域傾斜，努力使全省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副秘書長、政研室主任）

第二篇：浙江現象浙江經驗浙江精神

浙江是我國改革開放先行區。浙江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是一部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的發展史，是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踐史。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民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歷屆省委省政府的帶領下，不斷解放思想，大膽改革探索，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點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奇跡。認真研究“浙江現象”、深入探討“浙江模式”、全面總結“浙江經驗”、大力弘揚“浙江精神”，對于我們隆重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浙江科學發展，再創浙江發展新輝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浙江現象”值得認真研究

“浙江現象”，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在缺陸域自然資源、國家資金投入、特殊優惠政策的條件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堅持自主自強自立，善于“無中生有”，敢于“小題大做”，勇于創業創新，取得了輝煌的發展成就，實現了由資源小省向經濟大省轉變并向經濟強省邁進，人民生活實現了由基本溫飽向總體小康轉變并向全面小康邁進。“浙江現象”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民富、省強。

——民富，主要表現為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長快、差距小，生活條件極大改善，生活品質顯著提高。

1978年到2007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2%，由全國第9位上升到第3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5%，由第8位上升到第3位。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別連續7年和23年保持全國省區第1位。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分別為0.33、0.35，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從1978年的55.6%和59.1%，下降到2007年的34.7%和36.4%。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決溫飽問題，1999年全省實現了總體小康目標，2007年全省全面小康實現度接近90%。

——省強，主要表現為經濟綜合實力、區域創新能力、協調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

從經濟綜合實力看，1978年到2007年，全省生產總值由全國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生產總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4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貿進出口總額由第15位上升到第4位，財政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

從區域創新能力看，科技綜合實力居全國第7位，知識獲取能力居第3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居第4位，專利申請量居第3位，專利授權量居第2位；全省擁有中國馳名商標居全國第1位，擁有中國名牌產品和國家免檢產品均列全國第2位。

從協調發展能力看，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水平居全國領先水平。城鄉居民收入比長期保持在2.5∶1左右，差別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五”時期，浙江在全國率先實現貧困鄉鎮全部脫貧目標。根據國家發改委和統計局評估公布，浙江社會發展綜合水平已居全國第3位。

從可持續發展能力看，全省單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2007年，萬元生產總值能耗下降到0.83噸標準煤，居全國第3位。據國家有關部門評估公布，浙江為全國6個生態環境狀況評價優良的省份之一，浙江可持續發展能力列全國省區第1位。

“浙江模式”值得深入探討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浙江模式”的研究日漸深入。“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資、發展民營、注重民富、實現民享的民本型、內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浙江人民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全民創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民營企業成為最活躍的市場主體，民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體系是浙江模式的重要內涵。浙江工業化發端于農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大多數產業根植于本地，從原始資本積累開始，從家庭工業起步，從小商品生產入手，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自我積累、自行生長的歷程，呈現出明顯的內生工業化性質。民本型、內源型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彰顯了浙江的經濟特色，造就了浙江的經濟活力。浙江模式最基本特征是：

——“小商品、大市場”。浙江許多企業生產的大都是小商品，形成以日用輕工品為主的產品結構。發展日用小商品生產，技術、資本、設備的門檻較低，符合群眾的創業需求。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是浙江建設了數量眾多的專業市場，作為小商品的主要銷售渠道，逐步發展成為聞名全國的“市場大省”。目前全省已建立起以消費品市場為基礎、專業批發市場為骨干、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市場為支撐的市場體系，有力地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區域經濟發展。

——“小企業、大協作”。專業市場、民間資金、股份合作制共同構成小企業生長的肥沃土壤。小企業通常勢單力薄，但浙江小企業以最終產品為龍頭、以市場為基礎、以協作為紐帶，依托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了細密的分工協作生產體系，“大協作”的機制優勢彌補了企業“小而散”的劣勢，既保持機制靈活優勢，又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從而具有“無形大工廠”的發展特色。這種經濟組織方式大大降低了生產技術難度、企業管理費用和產品制造成本，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小區塊、大產業”。與小企業裂變復制的生長方式相對應，浙江許多地方同類產品生產企業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出現了“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產業布局和“塊狀經濟”現象。這種“塊狀經濟”既具有企業相互競爭的活力，又具有產業集群發展的效應，在參與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中，產業層次不斷提升，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區域品牌逐步打響，在小區域內形成了具有很強競爭力的大產業，成為全國乃至全球同類產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

——“小資源、大制造”。浙江人針對自身資源不足的問題，積極創造和利用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借助市場力量，善于“無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優”，形成了生產原料與產品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格局。依托這種“零資源經濟”，走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工業化道路，以制造業為重點的現代工業體系逐步建立，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省，并向創造大省邁進。

——“小資本、大經營”。浙江經濟最活躍的主體是量大面廣的個體私營企業，企業規模小，單個資本量不大，2007年戶均注冊資本僅為40萬元左右。他們敏于“以小見大”，善于“以小做大”，敢于“以小搏大”，實現了小資本、大經營。他們在競爭中發展壯大，不僅形成了較強的經濟實力，而且大膽跳出“家門、省門、國門”，努力“走出去”發展，形成了獨特的“浙江人經濟”現象。浙江個私經濟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出口創匯額等4項指標，已連續10年居全國第一。

——“小城市、大經濟”。家庭工業、鄉鎮企業和專業市場迅速發展壯大，成為推進浙江城市化的主要力量，涌現了一批經濟實力雄厚的小城市和中心鎮。不失時機地實施城市化戰略，聯動推進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逐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鎮協調發展、與產業布局相協調的城市化格局。高度重視縣域經濟發展，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推出“強縣擴權”政策，努力激發縣域經濟發展活力，促進縣域經濟不斷做強做大。

“浙江經驗”值得全面總結

“浙江經驗”，就是浙江人民善于創業、勇于創新生動實踐的概括，是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堅持富民優先、富民強省成功做法的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浙江大地生根、開花、結果的體現。“浙江經驗”最具特色的內涵是：探索了符合浙江發展實際的根本動力、根本途徑、根本方法、根本追求和根本保證。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發展之所以取得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有許多寶貴經驗值得總結。最根本的經驗就是，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干部群眾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的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最具有浙江特色的經驗主要有：

——率先改革、敢為人先，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動力。浙江以敢為人先的精神，大膽探索，勇于實踐，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社會管理創新和黨建工作創新，在經濟社會多個領域率先改革，創造了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為區域趕超發展贏得了先機。率先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率先推進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構筑了內外聯動、互利共贏的開放格局；率先推進城鄉一體化，形成了城鄉區域統籌協調發展的機制；率先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區域創新體系。

——尊重群眾、激發創造，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途徑。浙江人民具有脫貧致富的創業熱情、勇于探索的創新激情，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壯舉。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始終把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作為推進發展的重要法寶，充分尊重、保護、支持群眾和基層的首創精神，充分調動和激發全社會的積極因素，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力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統籌兼顧、協調發展，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方法。浙江一直重視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注重統籌城鄉發展，積極實施城市化戰略，堅持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不斷縮小城鄉差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注重統籌區域發展，積極推進強縣（市）擴權，促進了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協調發展；注重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大力實施科教興省戰略，加快文化大省建設，著力打造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以人為本、富民優先，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追求。堅持以人為本、富民優先的發展理念，始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發展的首位，努力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時，把關注民生、重視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擺在各項工作的優先位置，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推動公共資源向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發展領域傾斜，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

——黨政有為、科學施政，是推動浙江發展的根本保證。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始終保持“堅定、清醒、有作為”，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堅定不移地走“創業富民、創新強省”之路，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努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作用，既放手讓人民群眾干事業，又積極引領人民群眾創大業，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要求全面落到實處。

“浙江精神”值得大力弘揚

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是文化，“浙江精神”就是浙江人民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秉承深厚的傳統文化，堅持與時俱進的要求，形成的具有時代特征、區域特色的人文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動體現，是推動浙江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走遍千山萬水、講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盡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到“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浙江精神的發展，再到“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浙江精神的提升，其最本質的核心就是創業創新。

——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浙江人民把強烈的脫貧致富愿望變為高漲的創業致富熱情，無論在前進道路上遇到什么樣的艱難險阻，艱苦創業、奮發圖強、追求卓越的信念從不動搖。即使在“左”傾思潮盛行的年代，浙江人仍然想方設法發展家庭副業，“資本主義尾巴”割了又長；即使別人瞧不起的艱苦行當，浙江人不畏艱辛，甘于從中干起，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即使在完全陌生的領域，浙江人也敢于摸爬滾打，一大批默默無聞的修鞋匠、泥瓦匠、理發匠、供銷員、采購員，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史上的開路先鋒，創業精神已成為富民強省的強大精神動力。

——敢為人先、開放圖強、求真務實的創新精神。浙江人敢想敢闖、敢試敢創，敢為人先、敢冒風險，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第一批個體工商戶、第一批私營企業、第一批專業市場、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等等。浙江人的創新觀念也體現在黨委、政府的工作之中，在推進鄉鎮企業轉制、推進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實現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推行城鄉統籌就業、建

立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政策性農村住房保險等方面都走在前列。浙江人正是憑借著這樣一種創新觀念，不斷實現自我超越，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浙江現象”、“浙江模式”、“浙江經驗”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改革開放30年來的偉大創舉，是浙江人民創業創新、科學發展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深入研究“浙江現象”，不斷完善提升“浙江模式”，不斷總結發展“浙江經驗”，不斷弘揚豐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新使命，需要繼續為之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新的貢獻。

（作者陳一新系省委副秘書長、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三篇：解讀“浙江現象”

資源小省 經濟大省----解讀“浙江現象”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浙江人民走出了一條體現中國特色、契合時代特征、彰顯浙江特點的創業富民、創新強省之路，實現了由資源小省向經濟大省的跨越，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最具實力和活力的省區之一

1、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而強，不斷成長。今日的浙江民營企業，步步邁向集團化、現代企業的新創業期。他們創新管理模式，加大技改力度和多元化發展，不斷促進結構的優化升級，逐步由粗放型走向集約型、由內源式向開放型發展。民營經濟是浙江省的活力所在、優勢所在。

2、浙江各地涌現了很多生產鈕扣、鞋類等的專業村活鎮，專業分工非常細化。浙江的中小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就走向了群落，形成“小企業大協作”、“小資本大集聚”的效應。在同一產業群中，生產者之間從相互模仿開始，生產技能、市場信息等得到快速傳遞，最終使產業群越滾越大。

3、浙江是“百工之鄉”。長期以來求生存求發展的實踐使浙江人形成了依靠聰明才智和專業技能外出謀生的傳統，孕育了浙江人的商業頭腦和務實品性。而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蕩，塑造了浙江人的創新意識和開放心態。在全國率先沖破僵化觀念的束縛，產生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觀念。這種“文化基因”，極大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的蓬勃發展。

4、近年來，江省根據資源短缺的特點，提出了“區域塊狀經濟”發展戰略，精心謀劃“杭、甬、溫”三大核心區，從而形成“小企業、大群體；小商品、大市場；小產品、大產業”的發展格局，并著力推進區域生產力結構的整合，有效地促進了區域產業從多樣化轉為特色化。這種區域塊狀經濟是以主導產品，骨干企業、大型市場為龍頭，以眾多的家庭工業、中小企業配套協作為基礎，以特色工業園區位載體，走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的路子，形成了產業規模和經濟特色。

5、靈活的機制，成千上萬的個私企業在塊狀經濟中通過分工協作，超常規地降低生產成本，然后通過發達的專業市場超常規地降低買賣成本，浙江產品因此形成極強的市場競爭力。

6、外向型經濟十分活躍，成為全省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企業“走出去”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層次。

7、浙江省是國內化纖和塑料工業最為發達、成長最為迅速的地區，合成材料新品種層出不窮，而且市場對各類基礎原材料及助劑的需求潛力巨大。

8、糧食安全，大力發展生態高效農業，農業結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調整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例。60年來，浙江從新中國成立前一個落后的農業省，已成為現代農業發展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并正向高效生態農業強省邁進。

第四篇：名詞解釋:“浙江模式”

浙江是我國東部沿海省份，國土面積10.6萬平方公里，人口4600萬，在經濟發展的自然資源條件方面并不具明顯的優勢，是“資源小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在改革前長期居于國內中游水平。改革開放以后，浙江省憑借其率先改革帶來的體制創新優勢，區域經濟發展十分迅速，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24億元猛增至2004年的11240億元，連

續8年位居國內各省、市、自治區的第四位。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的經濟繼“軟著陸”后也開始遭遇通貨緊縮，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卻仍然保持著高速增長的勢頭，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浙江模式”由此聲名鵲起。

一、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眾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和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將經濟體制改革和區域經濟發展有機地融為一體，利用制度創新所形成的改革先發優勢，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浙江模式”不僅僅是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是以區域局部突破為特征的經濟制度創新模式。

區域經濟發展本質上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動態過程，一方面它表現為資源在不同的產業部門之間的流動和優化配置——資源從以農業為主的初級產業部門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即工業化過程；另一方面，它表現為資源在不同的地區空間的流動和優化配置——資源從廣大分散的農村地區向城鎮及中心城市等具有區位優勢的空間聚集，即城市化過程。

區域的經濟制度創新本質上是社會經濟活動中資源配置主體和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遷過程，一方面它表現為資源配置的微觀經濟主體的變化——民營經濟部門的企業取代國有經濟部門的企業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即民營化過程；另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經濟活動中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市場取代計劃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即市場化過程。

從民營化、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四個方面的互動關系來看，“浙江模式”也可以概括為是一種內生的由民營化和市場化推動工業化、城市化的區域經濟制度變遷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

浙江的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一個比較顯著的特征是，民營企業的起步和市場的發育較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領先一步，且民營企業的成長和市場的擴張極為迅速，新的經濟活動主體和新的經濟運行方式相輔相成，互為促進。一旦當國家整體的改革目標——市場經濟——確立后，在經濟體制轉軌進程加速的過程中，原先在計劃經濟體制外已成長到相當規模的民營經濟部門，在短時期內迅速地“反客為主”，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主要推動力量。

由于區域經濟內部的發展不平衡，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并非存在著統一的模式，不同的區域內部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存在著比較顯著的地域性差異。浙東北地區在改革開放前具有較強的農村集體經濟力量和較好的社會隊工業基礎，在相當的時期內，浙東北地區的農村工業化進程是由鄉鎮集體企業為主體推動的，非常接近“蘇南模式”。相比較之下，浙東南地區的農村工業化進程是在改革開放后才開始啟動的，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在農村家庭經濟基礎上起步的，逐步地發展起了農村家庭工業，然后是私營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形成了具有區域自身特色的“溫州模式”。

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后，發展非公有經濟的意識形態障礙基本消除，浙東北地區和浙東南地區的制度創新和“紅帽子”企業的“正名”，個體私營經濟得以迅速擴張，民營企業規模進一步升級，專業市場和民營企業成了推動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由此開始逐漸形成了具有較大共性的浙江區域制度變遷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從制度變遷角度來看，“浙江模式”是一種“準需求誘致”的制度變遷模式；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浙江模式”是一種新古典的工業化發展模式。

二、“浙江模式”的啟動條件

從民間的視角來考察，“浙江模式”的啟動與區域內的自然稟賦密切相關，歷史比較制度分析（hcia）是解釋“浙江模式”的啟動的一個比較適用的理論框架。

區域的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是由區域內經濟主體的行為決定的，而所有經濟主體選擇行為都會受到一組特定的約束條件的制約。因而，區域的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啟動，一定與該區域內當時的一組初始選擇條件的約束有關，在這一組初始約束條件中，區域的自然稟賦與歷史稟賦是兩個最重要的選擇約束條件。

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發韌于農村地區，民營經濟部門的企業大多數是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在考察區域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初始約束條件時，重點是區域中農村地區的自然稟賦與歷史稟賦。

農村地區的自然稟賦中最重要的因素應當是農村的人口與農村的土地，農村的人口關乎到農村勞動力的數量，農村的土地關乎到可利用的耕地面積。1978年以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展開后，浙江省大部分農村地區都較早地實施了農戶聯產承包

責任制，尤其是溫州和臺州等不發達地區又相對地先行一步。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從某種意義上近似于歐洲經濟史上從勞役地租向實物地租的轉變，農民的生產活動不再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所屬的生產大隊及生產小隊的統一調配，農民自己開始擁有了一定程度的生產經營自主權，這就為農民從單純的農業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是，農民是

否真正地能作出從農業生產活動轉移到非農生產活動的選擇，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就是區域中的人均耕地面積。浙江省的自然地理條件被概括為“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積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這一自然稟賦條件就決定了在實行農戶聯產包責任制度后，一方面農民的農業生產勞動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了，農業迅速增產；另一方面在農業生產技術短期內無法有較大改進的條件下，土地的邊際產出及相應的農民的邊際收益遞減也開始明顯地反映出來了。作為追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的農民，在面臨著由于區域自然稟賦所產生的土地邊際收益遞減的約束條件下，自然就開始逐步地從單純的農業生產部門轉移出來，從事農產品的加工及制造業和服務業等非農生產活動。

農民開始轉向從事非農生產活動后，這種非農生產活動在一個區域能大規模迅速擴展開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區域的歷史稟賦，具體地說，這種歷史稟賦就是該區域居（農）民從事手工業制造和商業貿易活動的歷史傳統及相應的區域商業文化傳統。農民的非農生產活動，與單純的農業生產勞動相比較，前者與市場交換的關系遠比后者要密切得多。由于非農生產活動的經濟收益大于單純的農業生產活動的收益。加上在改革開放初期嚴重的短缺經濟條件下，簡單的制造業消費品生產和商貿流通就能帶來較高的收益，這種現實的經濟利益能夠極為有效地激活區域的經商傳統。畢竟這些區域中的經商傳統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僅中斷了20余年，況且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也沒有完全中斷，事實上斷斷續續地仍舊存在，許多有手藝、懂制造、善經商的人力資源仍在區域中保留下來（例如永嘉縣的彈棉花，義烏縣的“雞毛換糖”和永康縣的補鍋碗等）；此外，作為區域經商傳統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金融，同樣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這些歷史稟賦因素一旦條件成熟，人們的區域商業文化傳統意識就被激活了，大規模的非農生產活動就在區域中迅速擴張，農村工業化的進程由此啟動，區域的制度變遷由此發生。因此，從比較歷史制度分析的理論視角觀察，浙江區域經濟中特定的自然稟賦和歷史稟賦，是啟動浙江區域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浙江模式”的演變進程

同樣地，從民間的視角來考察，“浙江模式”的演變進程與浙江區域內專業市場的發展和專業化產業區的發展及兩者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專業市場與專業化產業區的關系本質上是市場與企業的關系，這兩者之間的互動最終是由不同改革發展階段的政策條件及由此形成的“交易費用”的變化決定的。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用“交易費用”概念來研究企業的性質及企業與市場的邊界時，一般并不以社會經濟制度的大規模變遷為背景，側重用比較靜態的方法來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但是，從動態的視角來觀察，在存在大規模的社會制度變遷的條件下，同樣也可以運用交易費用理論來解釋企業與市場的互動關系。浙江區域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一點。

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和臺州等區域中，最早出現的非農生產經營活動主要是商業活動（例如“百萬銷售大軍”現象），由此產生了浙江經濟中享有盛名的專業市場現象（例如永嘉的橋頭紐扣市場和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專業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最初的專業市場發展階段，專業市場主要是一種特殊的交易場所，僅僅充當了區域經濟發展中商品流通主要載體的功能。在專業市場的擴張和發展過程中，由于商貿活動促進了制造業的發展，區域內各種家庭工業和各種規模較小的制造業企業開始發展起來了，專業市場一方面開始發揮其作為一種“共享式”的銷售網絡的作用，成了家庭工業和中小企業共同依賴的市場；另一方面開始發揮著“中間品市場”的作用，協調著區域中個體私營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大致上在90年代中期之前，在浙江區域經濟發展中，可以看到的是高度發展的專業市場和遍地開花的家庭工業及中小企業。

專業市場的高度發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階段有關。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的經濟政策最先是有利于鼓勵流通領域的體制外因素的成長，而在生產領域中體制外因素的成長所受到的政策限制相對比較多。所以，對于個體私營經濟而言，利用專業市場的發展來從事商貿流通經營活動，從制度角度來看的交易費用比較低。同樣地，在90年代中期之前，個體私營經濟在制造業領域的企業，無論是在工業用地、工業設備、工業原材料的購買和勞動力雇傭方面，存在頗多的限制，使得民營企業在擴大生產規模過程中，從制度角度來看的交易費用相對較高。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經濟體制和政策環境中，從制度角度來看的交易費用起到了鼓勵民營企業利用專業市場這種“中間品市場”來實行專業化分工和協調生產的作用。

90年代中期之后，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專業市場仍在發揮著“共享式”銷售網絡和“中間品市場”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家對生產領域的體制外因素成長的限制不斷地放松，甚至開始更多地鼓勵制造業領域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例如逐步取消了民營企業工業用地的限制，加強了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持，勞動力跨區域大規模流動的機制也逐步形成，緩解了民營企業的招工用工約束。同時，國有企業的改革也進一步深入推進。在這種條件下，從制度角度來看，民營企業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的交易費用大幅下降，民營企業開始迅速成長，并且部分地開始逐漸地減少了對專業市場的依賴。

在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當一部分企業逐漸減少對專業市場這一“中間品市場”和“共享式”銷售網絡所特有的市場外部性依賴后，企業在生產經營和市場競爭中開始自然形成了新的專業化分工和生產協調的機制，由此產生了浙江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另一明顯的特色，即以專業化產業區為代表的區域內產業的聚集，或者說，制造業領域中的中小企業集群。專業化產業區的形成要求某種同類的制造業企業在一個特定空間中集聚，這一條件的產生與完善與地方政府推行城市化戰略關系極大。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區域經濟發展中各級地方政府的主動作用愈來愈大，地方政府推動城市化進程需要相當的財政支出，推動工業化進程（招商引資等）也需要相當的財力，因此通過建立工業園區的方法用土地來換取資金，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手段。由于企業在依賴專業市場的專業化分工生產階段，已經初步形成了區域內不同地區的專業化生產特色，現在這種專業化生產的發展趨勢進一步通過同類行業企業在工業園區的大規模聚集得到了強化；而專業化產業區由于能夠為企業帶來一種類似馬歇爾所說的行業外部經濟性，又進一步加速了企業的集聚。專業市場的發展和專業化產業區的發展以及兩者間的互動，是剖析“浙江模式”演變進程的一條重要的主線，這條主線反映了不同的改革發展階段中經濟環境和政策所形成的制度方面的交易費用，對民營企業生產經營行為方式選擇的影響。

四、“浙江模式”的戰略選擇

從地方政府的視角來觀察，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是浙江區域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的特征，地方政府的發展戰略選擇，對區域體制變遷和經濟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引導和促進作用（本文所說的“發展戰略”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第×個五年計劃與遠景規劃”中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戰略，而是指政府對區域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的判斷和確定）。當然，毋庸諱言，在浙江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進程中，地方政府發展戰略選擇有時是主動的，有時是被動的；有時是清晰和堅定的，有時也會出現含混和動搖的情形。但是，從整個改革開放的發展階段來看，在浙江區域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在發展戰略的選擇和實施方面在總體上是相當成功的。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通常可以被歸納為六大類型，即：貨幣主義戰略、外向型發展戰略、工業化發展戰略、綠色革命戰略、再分配戰略和社會主義戰略（計劃經濟及國有部門主導的發展戰略）（格里芬，1992）。盡管地方政府從未選擇單一的發展戰略來引導區域的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發展戰略的選擇常常處于變動與交替和交融的過程中，可是，從最本質的方面來判斷，“浙江模式”的發展戰略可以用貨幣主義戰略來解釋。貨幣主義戰略的精髓是充分調動經濟活動中個人的主動性和激發企業家精神來推動經濟的進步。具體地說，貨幣主義戰略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創造出運轉完好的市場，建立起經濟成長所需要的相對價格結構，來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提高產出和收入水平；二是為私人企業部門的成長與運行提供充分的空間，把私營經濟部門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和重要的推動力量（格里芬，1992）。但是，問題在于是何種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做出了有利于順利推進區域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中央政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重大調整，是影響地方政府發展戰略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考慮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濟建設開始成為全黨和各級政府的中心工作，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影響和改變了地方政府的偏好，發展經濟可以被視為是各級的地方政府共同具有的偏好。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一些地區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較早地和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許、鼓勵和支持，地方政府與民營經濟兩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動，而同時在另一些地區卻沒有發生相同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的行為顯然與區域的自然稟賦與歷史稟賦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前所述，在具備特定的自然稟賦和歷史稟賦的區域中，計劃經濟體制外的民間經濟活動從未真正地中斷過，即使在計劃經濟及相應的意識形態高壓下，人們仍在從事著與區域商業傳統相關的民間經濟活動。地方政府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對這些“資本主義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經花費氣力去限制和打擊過這一類民間經濟活動，可事實證明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努力大多是徒勞無益。地方政府清楚，區域商業傳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且，在自然稟賦條件較差的地區，地方政府同樣清楚這一類民間經濟活動是當地老百姓（尤其是農民）維持生態必需的手段，故實際上已多多少少開始逐漸地默許這一類民間經濟活動的存在。一旦條件成熟，這一類民間經濟活動伴隨著農村工業化進程開始成規模地發展起來后，地方政府持有的寬容（部分地也許是無奈）的態度及相應的行為方式，就會形成一種比較有利于民營經濟在區域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寬松環境。

其次，地方政府在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行為，也與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中計劃經濟的遺產有著很大的關系。計劃經濟時期，中央政府及相關的經濟部委在不同區域中推行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戰略時，在各個區域中國家有關部門投資的差異性極大，由此導致了不同區域中地方對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主導工業化戰略的認同相當的不同。具體地說，計劃經濟時期中央政府投資相對較少的區域，地方政府就相應地很少會期望通過“跑步（部）前（錢）進”的方式來爭取上級部門的投資，以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由于地方政府對國家主導工業化戰略的認同程度低，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后實施類似于聯邦財稅制度的“分稅制”條件下，就會比較容易擺脫對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戰略的路徑依賴，傾向于探索非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新道路，從而更有積極性重視、鼓勵和支持區域經濟發展中民營經濟的發展。

最后，地方政府對意識形態或政治風險的評估及回避政治風險的能力，也是影響地方政府行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稅制”的條件下，地方政府在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會權衡民營經濟及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地方財政收入與民營經濟發展可能誘發的政治風險成本兩者孰大孰小。在兩者的權衡中，地方政府倘若能夠通過各種方式（例如“戴紅帽子”、“股份合作制”、“掛戶經營”等等）將個體私營經濟“包裝”成符合一定意識形態標準的“公有制經濟”或“集體經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有效地降低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所誘發的政治風險，更為大膽地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

簡言之，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行為這一經濟分析框架，不僅適用于微觀經濟主體，同樣也適用于地方政府的行為，只要必需的約束條件成立，地方政府支持本區域民營經濟發展的行為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選擇。事實上，浙江區域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方政府行為就是一個較好的證明。

五、“浙江模式”的發展前景

作為一種至今來看仍屬相當成功的區域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發展前景同樣也必須從改革和發展兩個視角來觀察和判斷。具體地說，“浙江模式”的發展前景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浙江區域改革和發展的雙重階段轉換的進程。

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視角來看，浙江經濟已率先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初級市場經濟的轉換，制度變遷的新歷史任務是推進區域經濟體制從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即改革的階段轉換。為了順利地推進從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換，浙江區域經濟面臨三大艱巨的任務：一是完成從傳統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生產經營方式向現代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生產經營方式的轉換，在更大范圍內建立起現代的企業制度；二是完成從傳統的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方式向現代的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方式的轉換，在更大范圍內用法制為基礎的非人格化交易來取代以地緣、血緣、親緣為紐帶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三是完成政府職能轉變，把區域中發展型的強勢政府轉變為服務型的高效率政府。

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浙江經濟已率先基本上完成了從農業經濟向工業化中期經濟的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經濟發展的新的歷史任務是推進區域經濟發展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的轉變，即發展的階段轉換。為了順利地推進區域經濟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的轉換，浙江區域經濟同樣面臨著三大艱巨的任務：一是完成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建立起經濟與自然及環境協調發展的機制；二是完成從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變，建立起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機制；三是完成從“強縣戰略”向“都市戰略”的空間發展格局的轉變，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來提升工業化水平和統籌城鄉發展。

總而言之，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要在國內率先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完成區域改革和發展的雙重階段轉換，其中的關鍵又在于，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構建出區域內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互動的新機制，從而繼續利用制度創新來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作者系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第五篇：浙江創新融資模式

浙江創新融資模式：股權激活產生上百億流動資金

新華網８月３日電，資金一度告急的紡織企業浙江加佰利公司在得知浙江省《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出臺后，立即以紹興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３６００萬股權作為質押登記，獲得貸款８０００萬元，解了燃眉之急。記者了解到，近期在浙江先后出臺的《公司股權出資登記試行辦法》《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兩項舉措，創新了企業融資的模式，短時間內通過股權激活，產生了上百億流動資金。企業在重拾信心的同時，獲得了融資、重組、轉型、升級的機會。

中小企業面臨“生死考驗”

今年以來，受原材料價格上升、人民幣升值加快等綜合因素影響，浙江經濟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工業增速回落；三大需求實際增幅明顯回落；通貨膨脹，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進一步加劇。有關數據顯示，前４個月浙江省規模以上企業虧損面達２１％。

在利潤空間被擠壓的同時，宏觀調控信貸緊縮更使企業普遍面臨資金緊張，浙江民營企業集中，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和一些困難企業面臨收貸與借貸的雙重壓力，資金鏈隨時面臨斷裂的危險。

來自浙江銀監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浙江小企業資金供求矛盾尤為突出，今年一季度小企業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了５０億元，僅相當于去年全年增量的８．６％。

據浙江省工商局統計，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有１２００多家企業歇業關停，這在浙江連續１０年的歷史上都是沒有的。工商牽線金融和企業共同盤活股權

股權，是公司企業投資者的法律所有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投資者對企業擁有的各項權利。然而在企業成立之后，投資者的出資就成為了不能隨意處分的“死”股權。

去年頒布的《物權法》明確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也可以出資、出質，并且應到工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不少企業向工商部門提出股權出資、出質登記申請的要求，但由于至今未出臺具體辦法，工商部門一直苦于無法操作。

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表示，占浙江省ＧＤＰ總量６０％以上的民營企業，一舉一動都關乎整個浙江經濟發展的走勢。但是浙江的企業還太年輕，還不具備像國際知名大企業那樣的抗壓抗風險的能力，因此“工商部門要做媒人，要幫企業和金融部門牽線搭橋，在大形勢趨緊的情況下，組織自救。企業股權出資、出質就是這個橋梁”。

浙江省工商局分別于２００７年底和２００８年６月先后在全國創新性出臺了《公司股權出資登記試行辦法》和《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

股權出資，是指投資人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權作為出資，投資于其他公司的行為。根據新《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可以貨幣、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以外的其他財產出資。而股權恰恰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確立的非貨幣出資“可評估、可轉讓”的基本要求。浙江是市場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之一，企業改制、資產重組較為頻繁，對股權出資、出質需求迫切。

股權出質，是指債務人或第三人將公司股權出質給債權人，作為債權的擔保，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有權依法以該股權折價或拍賣、變賣該股權的價金優先受償。《物權法》的實施，使“死”股權轉化為“活”資金成為可能，而《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使可能成為可行。

沉淀“死”股權產生流動“活”資金

浙江省工商局出臺的兩個《辦法》突破了股權出資的障礙，使“虛擬資本”作為出資形式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可大大降低企業上市和重組、改制成本。

浙江煤炭地礦局局長朱紹寅告訴記者，他們企業原本需要一次性拿出５０００萬元貨幣資金，用來出資成立浙江中煤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在《公司股權出資登記試行辦法》實施后，只需以其控股的五家子公司的股權和１５００萬元貨幣出資即可，大大節省了資金成本。

“股權出質登記”可以鎖定企業的股權，使得企業將股權質押給銀行后，無法轉讓，銀行貸款的信心提高，進而提高了企業貸款成功率。

截至７月１５日，自《公司股權出資登記試行辦法》出臺以來，浙江省各級登記機關已辦理股權出資的有１７家，股權出資涉及８５億元。《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出臺至今，已辦結全省股權出質登記的企業近４０家，股權出質數額為２０億股，融資金額１５億元。原本“沉淀”的股權資本被激活后已經產生了上百億的流動資金。

據悉，浙江３７萬多家公司制企業，注冊資本有１１８５６億元。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長鄭南源認為，兩個《辦法》有利于盤活存量資本，大量公司股權“沉淀”的資本可能成為“活動”的資金流，股權將成為助推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解讀《武漢城市圈公司股權出資登記管理試行辦法》

“虛擬資本”出資有了制度保障

《武漢城市圈公司股權出資登記管理試行辦法》共18條，明確了股權出資的定義。即投資人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自然人（不包括港澳臺人士）或在中國大陸依法設立、具備公司投資主體資格的法人和其他組織，股權公司是住所在湖北省內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被投資公司是住所在城市圈內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

股權出資五道檻

新出臺的《武漢城市圈公司股權出資登記管理試行辦法》在股權出資時嚴格限定了5道門檻：投資人用于出資的股權權屬清晰、權能完整，且已足額繳納；用于出資的股權應當由法定的評估機構評估作價；股權和其他非貨幣財產出資額之和不得高于被投資公司注冊資本的70%；以股權出資，股權公司是有限責任公司的，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且其他股東同意放棄優先購買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以股權出資的，應當經被投資公司全體股東一致同意作價。

改制和擬上市企業將受益

“最受益的將是改制和擬上市的企業。企業上市和重組、改制的成本大大下降。”湖北省工商局總經濟師李躍春說，過去，在企業上市時，要將優質資產股權置入新公司，只有通過先用資金設立公司，然后再用這部分資金回購股權的方式。如果突破股權出資的障礙，企業的融資或改制成本大大降低。

他說，目前，公司制企業越來越多，省工商局出臺這一辦法，正是從讓更多企業發展的角度，本著“非禁即許”的原則考慮的。這一法規的出臺，意味著“虛擬資本”作為出資形式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允許股權出資，可以大大降低企業戰略重組的成本，有利于推動企業做大做強。以設立企業集團為例，過去企業必須拿出大量的現金先成立集團母公司，再由母公司收購子公司的股權才能實現控股。如我省過去辦理的湖北省能源集團與長江電力重組，省國資委將其在長江證券的股權投入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和武漢市大型百貨零售業重組，武漢市國資經營公司持有的鄂武商、武漢中百、武漢中商三家上市公司國有股權投入新組建的武商聯股份有限公司。現在子公司的股東只要通過股權出資，就能直接設立母公司并實現控股，從而大大降低了企業的商務成本，緩解了企業現金流緊張的壓力，激發了企業并購重組的內生性動力，為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創造了條件。

中小企業股權變靜為動

日前由浙江省工商局緊急研究出臺的《股權出資登記試行辦法》、《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猶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為眾多中小企業蕩開了解困的漣漪。

這兩個《辦法》規定：目前凡是在浙江省登記注冊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東人數在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都在受益范圍內。股權出資、出質，就是將一貫被視為企業“死資產”的股權“起死回生”，使得股權可以經專業機構估價后直接作為新注冊公司的注冊資本或者獲得股權質押貸款。目前，股權出資、出質僅在上海、重慶等少數城市開展登記，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出臺具體辦法。浙江省此次在全省范圍內將其全面鋪開，其廣度和力度均屬國內少見。記者從浙江省工商局企業處了解到，截至7月底，僅股權出質一項，浙江全省已有55家企業辦理登記，累計登記股權29億股，獲得融資30億元。

浙江省衢州市首家以股權出資形式組建的浙江通順集團，以10位自然人股東名下的5家子公司股權，經專業會計事務所評估后作價3457萬元出資組建，從而實現集團化運作，以此促進資金、銷售、市場信息等資源共享，有望進一步降低成本，成為《股權出資登記試行辦法》、《股權出質登記暫行辦法》兩項創新性舉措的直接受益者。

浙江省工商局企業處負責人闕利民透露，就目前來看，以股權出質方式成功獲得融資的，以企業金融類股權居多。在浙江省工商局首家辦理股權出質登記的紹興縱橫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將其在紹興市商業銀行2500萬股股權出質給了中國民生銀行杭州分行，獲得了3億元銀行貸款。股權出質登記辦法出臺后，讓“死”股權變“活”，一解企業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一些企業獲得貸款后立即購買原材料恢復生產。同時，股權出質也調動了銀行的積極性。由于股權出質登記鎖定了企業股權，使企業將股權質押給銀行后，無法轉讓；再加上企業在工商局進行股權出質登記，無形中工商局就扮演了“擔保人”的角色，這更給銀行吃上定心丸，進而提高企業貸款成功率。

目前，股權出資、出質讓企業靜態資本變為滾動的現金流，使經濟存量轉化為現實經濟能量的效應已經初步顯現。據介紹，浙江省共有公司制企業30多萬家，通過股權出資、出質登記，理論上能激活的資金可超過1萬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