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

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

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2007-12-15 22:56:57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2)司法制度是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司法裁判則是司法活動的終局結果，法律的公正性由此而體現，人類活動最關注的首要價值就是社會制度的公正性。通過司法活動的機制表現出來的實體公正性至少應具有公平、正義、秩序、效率等方面功能，現行我國司法制度雖已達到一定的規模和程度，但與社會的發展、演進、觀念的更新尚有差距，況且要實現向人類為之奮斗的公平正義目標推進需要有一種外部程式化的保障，即訴訟程序的公正體系，在此，通過完善司法程序的機構設施、公正高效地付與操作

和運行，架起一個社會公眾通向公正之境的平臺，以實現法律的應有的為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功能。

一、司法公正理念的確立公平與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自古為人類所追尋與挖掘，并產生過一代代的杰出代表，從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共和論”到當代正義大師英國倫理學家羅爾斯的“自由與平等論”；從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天下為公”到近代改革先驅康有為的“大同論”，多少哲人賢士為窮其精義而身踐力行，但歷史從未對此作出過一種肯定的回答。人性中的自由本能及社會不公的現狀無疑決定了人類對正義理念將生生不息、無窮盡地追問下去。“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在人類沒有出現階級及法律現象以前，人們處事斷疑解惑依靠的是良心構筑起的一架天平，當時的社會矛盾、彼此關系相對較單純，解決問題的法則也較為簡單，人們相信通過公認的法則能夠達到絕對的公平正義，比如分割一塊蛋糕，為了能絕對公平合理地劃分，讓具有權威性的主事者執刀均分，其他人都被允許在他之前拿，他本人最后拿其中一份，他必定平等地劃分這蛋糕，因為這樣他才能確保自己得到可能有的最大的一份。這就是一種確保公平實現的秩序，這樣的秩序，排除了人們的主觀猜測性與操探性，其中的技術因素人們是可以忽略的。當時的社會因遵守這種和諧有效的秩序而達到了理想的公平正義境地，這段歷史就是一直為后人所追慕的“曠世清宇”。自從社會被分裂為獨占生產手段與喪失生首長手段的階級后，隨著私有化及人類文明的層層推進，文化的激越發達，法律制度也隨之發展起來，它始終貫穿著公平正義這根主線條進行穿行，因為“正義所關注的是法律規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內容，它們對人類的影響及它們在增進人類幸福與文明建設方面的價值”。（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標應當更具妥當性與實踐性。所以

羅爾斯曾這樣指出，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或有條理，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人類都擁有一種基于公平與正義的不可侵犯性，正義的價值應當是其他利益不可逾越的，甚至于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與利益的權衡，這就是司法公正獨具魅力的神圣性所在。司法公正的內容應當通過社會制度的設置而體現，社會制度決定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人類生活所包涵的經濟交往、市場競爭、財產的所有形式及夫妻關系、家庭成員相互關系等等都是由社會制度所安排，社會體系通過機構功能之一司法制度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從中定紛止爭，體現調節種種交往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前景或人們可能通過這一途徑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果。司法制度的公平正義對社會結構的穩定與支撐影響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終，當正義的觀念和公平的原則被運用到法律制度中時，它

就成為法律規則。法律規則應當是人類交往活動準則的最高性標準，具有權威的指導意義，是實現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上升為法律規則的人們的行為準則的核心問題還是基本權利與義務的分配、社會和經濟的利益沖突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合法期望的調節。應當講法律的公正性亦有其相對性一面，它也不能完全克服的一些有失公平的現象，如人的自然才能（天賦）的分配和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即出生、身份、機遇等社會性問題存在著不公對等，司法制度同時要為維護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安全性提供必要的、共享的基本權利，立法者和執法者運用他們的特定權利改善較不利者的狀況，其實質也改善了所有公民的狀況，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然而，我們也應當確認在法治的國家中，法律所確認的公平正義是既存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關系對比的合理性，而非所有社會關系的對比表現，這種社會制度基礎衍生出的不平均狀態，必然要轉到人類社會體

制的安排之中，這是司法功能所無法達到和制約的。因此，探求司法公正性不能脫離社會制度來孤立地談，在人們的認識中有時會陷入要求實現這種絕對平均價值觀的不現實境地，這是現階段認識上的誤區。在階級劃分突出的地域，社會制度使人們的出發點存在不平等，它不僅涉及面廣，而且影響到人們有生活中的最初機會，然而人們大概并不能通過訴諸司法來為這類不平等辯護。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應當相信當今的社會存在著司法制度保護下的公正事實是占主流地位的，如法律有效地保證著市場的競爭，保證著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并通過稅收及其他片收手段保證財產和財富的普遍分配，全民教育保證

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

第二篇：以程序公正構筑司法公正的平臺

司法制度是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司法裁判則是司法活動的終局結果，法律的公正性由此而體現，人類活動最關注的首要價值就是社會制度的公正性。通過司法活動的機制表現出來的實體公正性至少應具有公平、正義、秩序、效率等方面功能，現行我國司法制度雖已達到一定的規模和程度，但與社會的發展、演進、觀念的更新尚有差距，況且要實現向人類為之奮斗的公平正義目標推進需要有一種外部程式化的保障，即訴訟程序的公正體系，在此，通過完善司法程序的機構設施、公正高效地付與操作和運行，架起一個社會公眾通向公正之境的平臺，以實現法律的應有的為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功能。

一、司法公正理念的確立公平與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自古為人類所追尋與挖掘，并產生過一代代的杰出代表，從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共和論”到當代正義大師英國倫理學家羅爾斯的“自由與平等論”；從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天下為公”到近代改革先驅康有為的“大同論”，多少哲人賢士為窮其精義而身踐力行，但歷史從未對此作出過一種肯定的回答。人性中的自由本能及社會不公的現狀無疑決定了人類對正義理念將生生不息、無窮盡地追問下去。“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在人類沒有出現階級及法律現象以前，人們處事斷疑解惑依靠的是良心構筑起的一架天平，當時的社會矛盾、彼此關系相對較單純，解決問題的法則也較為簡單，人們相信通過公認的法則能夠達到絕對的公平正義，比如分割一塊蛋糕，為了能絕對公平合理地劃分，讓具有權威性的主事者執刀均分，其他人都被允許在他之前拿，他本人最后拿其中一份，他必定平等地劃分這蛋糕，因為這樣他才能確保自己得到可能有的最大的一份。這就是一種確保公平實現的秩序，這樣的秩序，排除了人們的主觀猜測性與操探性，其中的技術因素人們是可以忽略的。當時的社會因遵守這種和諧有效的秩序而達到了理想的公平正義境地，這段歷史就是一直為后人所追慕的“曠世清宇”。自從社會被～為獨占生產手段與喪失生首長手段的階級后，隨著私有化及人類文明的層層推進，文化的激越發達，法律制度也隨之發展起來，它始終貫穿著公平正義這根主線條進行穿行，因為“正義所關注的是法律規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內容，它們對人類的影響及它們在增進人類幸福與文明建設方面的價值”。（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標應當更具妥當性與實踐性。所以羅爾斯曾這樣指出，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或有條理，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人類都擁有一種基于公平與正義的不可侵犯性，正義的價值應當是其他利益不可逾越的，甚至于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與利益的權衡，這就是司法公正獨具魅力的神圣性所在。司法公正的內容應當通過社會制度的設置而體現，社會制度決定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人類生活所包涵的經濟交往、市場競爭、財產的所有形式及夫妻關系、家庭成員相互關系等等都是由社會制度所安排，社會體系通過機構功能之一司法制度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從中定紛止爭，體現調節種種交往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前景或人們可能通過這一途徑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果。司法制度的公平正義對社會結構的穩定與支撐影響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終，當正義的觀念和公平的原則被運用到法律制度中時，它就成為法律規則。法律規則應當是人類交往活動準則的最高性標準，具有權威的指導意義，是實現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上升為法律規則的人們的行為準則的核心問題還是基本權利與義務的分配、社會和經濟的利益沖突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合法期望的調節。應當～律的公正性亦有其相對性一面，它也不能完全克服的一些有失公平的現象，如人的自然才能（天賦）的分配和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即出生、身份、機遇等社會性問題存在著不公對等，司法制度同時要為維護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安全性提供必要的、共享的基本權利，立法者和執法者運用他們的特定權利改善較不利者的狀況，其實質也改善了所有公民的狀況，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然而，我們也應當確認在法治的國家中，法律所確認的公平正義是既存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關系對比的合理性，而非所有社會關系的對比表現，這種社會制度基礎衍生出的不平均狀態，必然要轉到人類社會體制的安排之中，這是司法功能所無法達到和制約的。因此，探求司法公正性不能脫離社會制度來孤立地談，在人們的認識中有時會陷入要求實現這種絕對平均價值觀的不現實境地，這是現階段認識上的誤區。在階級劃分突出的地域，社會制度使人們的出發點存在不平等，它不僅涉及面廣，而且影響到人們有生活中的最初機會，然而人們大概并不能通過訴諸司法來為這類不平等辯護。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應當相信當今的社會存在著司法制度保護下的公正事實是占主流地位的，如法律有效地保證著市場的競爭，保證著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并通過稅收及其他片收手段保證財產和財富的普遍分配，全民教育保證著機會的平等，政府通過確定適當水平的社會最低值來調整利益懸殊的局面。不可否認，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與否，本質上依賴于如何分配基本權利義務，依賴于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事實上，社會和經濟立法的積累效果就是對社會基本結構的詳細說明。社會和體系塑造了它的公民要形成的需求和志愿，它在某種和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現在的類型以及他們想成為的類型。不同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和馬克思都強調了這些問題。既然經濟制度具有這種效果，而且必須具有這種效果，因此，對建立什么樣的制度的選擇及設計就成為一種可能，而且這個選擇的作出不僅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礎上。當制度確實存在著公平價值時，它必定對公民生活的道德性質有一種深刻的影響，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不假思索地默認隱含在現存狀況中的道德和政治觀念，或讓各種相互競爭的社會經濟力量偶然表現它們自己的方式來解決經濟制度的選擇，從經濟學角度進行觀察，法律作為一種共選擇的“公

眾物品”，由全體公民共同消費，當社會關系的參加者能自律性地守法活動時，司法的強制力隱而不發，它只作為一種潛在的力量對人們的意志產生影響，以引導人們自覺地接受法律的調整，法律在某種程度上以符合社會中多數人的價值觀念與社會理論為前提，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司法強制功能只是最后一道防線，又是法律上的一種例外。應當明白，法律制度的推行必須得到社會上的公認才有生命力，“法律是客觀的權利，權利是主觀的法律”。法律的實施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法律的實現的基礎在于人們的主動接受，自覺遵守，而不是被迫服從。如果法律的設置違背人類理性的初衷，不是實現正義的價值，而為功利或利益所操控，圖具形上的理由，必將導致法律功能的異化，走向了其對立面。

二、公正司法對主體的要求“一種制度的功能如何，須取決于操作者的素質（美：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三聯書店94年版，第6頁）適用法律的機關肩負著維護國家法制、保護人民利益、懲辦犯罪的神圣職責，代表著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隨著市場經濟迅猛發展，體制轉換中產生的各種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這就對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實現依法治國的目標，需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司法機關是解決問題、糾紛的最后關口，是最后一條救濟途徑，在執法的各個環節中，公正是司法工作的靈魂、生命和永恒的主題，是保障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和安全網，也是建設一個法治國家的立足之本。法律和制度可能在被平等地實施著的同時還包含著非正義的情況。因為如果假定制度確實是正義的，那么保證公正執法的另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執法者應當公正不阿，在他們處理的特殊案件中不受個人、金錢或別的無關因素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法官或別的有權力者在判斷各種要求時不能堅持適當的操作規范或正確地解釋他們，或者因自己的性格愛好和傾向性看法參入個人的成見于其中，這種行為恰巧又是與法律規定不相沖突的，這樣做出的不公正的判決將造成無法救濟的結果，顯然這是不符合正義秉性要求的。如果當法律和制度存在正義缺陷的情況下，保持前后一致地適用法律的習慣要比反復無常的執法者好一些。這樣，那些受之于他們的人至少知道他們要求的是什么，因而可以嘗試著保護自己，相反，如果那些已經受害的人們在某些規范可能給予他們某種保障的特殊情況下，還要受到任意專橫的對待，那就是一種甚至更大的不公正了。英國哲學家培根提出“一次不公正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英：培根：《培根論說文集》，商務印書館83年版，第193頁）。法律制度如果被不公正地執行的另一種情形是，我們如今的社會畢竟還存在著許多的不公現象，有些從不公正的安排并從中得到好處的人們，對在特殊情形中妨礙到他們私人利益的法律規范是會毫無顧忌地加以突破并加以侵害法律的尊嚴，因為法律本身難于避免的含糊性及其給不同解釋留下的廣泛余地，會使審判者做出決策時鼓勵一種任意性，只有對正義的高度忠誠的執法官才有可能減少這種任意性。“獄犴不平，有傷于法”（西晉尚書劉頌：《晉書·刑法志》——劉頌上晉惠帝書摘）。我國封建時代的早期，對執法者就有法制要求，指出執法者徇情背法必然導致“奸偽售情，典廢政亂”，自古就認識到法律的執行與公正能否實現有著這樣的緊密關系。我國的法律類型是成文法，這一結構本身就存在著缺陷，首先法律文本的表意的有限性決定了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框架性特征，法官在適用法律中對其的解釋必然成為現代司法活動的基本表征，法律解釋源于對法律條文的理解與主觀運用，它是一種原則與靈活二種方式綜合而得出一種認識，易參雜局限性與個人的成見在其中。其次，人類的法律實踐說明，法律與社會現實的平等與契合只是偶然的，而二者的脫節卻是必然的。立法有時會落后于變化的形勢，因為社會的基礎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及他們間相互的關系，這是最活躍的因素，而法律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積累總結經驗得出的文化成果，是屬于上層建筑。從一般規律看，應當是先有基礎后有建筑。但是，人類的主觀認識有積極能動的方面，有時，立法上也會引用、借鑒先進國家的法律制度，隨著法律舶來品的輸入，注釋法學、概念法學等學說的引用，使之為我所有，導致法學思想與學說有所超前，相比當朝社會前進的步調顯得有過之，因現時的經濟、文化等發展尚未能達到這一階段，還沒有法律規范所適用的現象出現和形成，這一點在近年隨著我國實行的司法改革步履的加快尤有表現。例如商法中的《信托法》、民法中的典當制度等規定，雖已在我國行文成法，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尚不能涉入這一步，我國市場經濟尚且落后，起步較晚，發展不平衡，經濟活動規則也不健全，市場信用體系還沒有形成，物權制度也有未理清的問題，因此難以如此實施這一法律，對中國發展不會有推動作用的。即使有些發達的地區率先推行也是屬試點階段。法學理論的研究及立法應當關注社會現實而不能與之脫節，不立足于從本國的基礎中研究國情而引伸出的法律，對中國的發展不會有推動作用的。在這種整合司法體制的特定時期，執法官更應當有著深厚的法學理論功底，精讀博覽中外法學論著，諳熟中國社會改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問題與矛盾表現，在辦案過程中，對新情況、新問題的把握與法律適用有一個合理的慎思，同時還要有一種強烈的愿望，要伸張正義，按法律的要求公平斷案，擁有職業特質所需要的司法美德，執法公正，善于公平評價證據性質，不因私人因素而抱偏見或更改意見。而不稱職的做法就是處理案子走司法的形式，不能深入矛盾的本質方面，“照帳謄錄”法律條款，形式的正義不是真正的正義，只有與實質的正義相融合才是司法追求的真正普遍欲望的目標。執法官應當懂得，執法過程不只是解決個案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宣揚與支撐正義的過程，統一人們道德判斷標準的認識的過程，通過司法審判力量的波及面，使案外其他公民從中產生相應的正義感共識，及為了實現正義而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自覺遵行，樹立國民的平等、意思自治、誠實信用的民主法治觀，從穩定因素的要求和遏制與正義原則相沖突的欲望的標準而言對執法者提出高度的約束性。平衡地反思一下，如果執法官沒有秉公執法，走向正義目標的反面，使人們難以形成對法律的信任與依賴感情，對法律由困惑到失望，影響司法的權威性，除了個案的當事人受到侵害外，將犧牲社會總體道德的代價，扼殺了“正義觀和公共善”，社會的正氣也就失去了保障和根基。

三、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得以實現的保障一個好的正直的法律要得以實現，還應當通過一個適當的方法來運用和貫徹，法治化要求一種設計合理的、以便用與法律體系的其它目的相容的方式為弄清違法行為是否發生、并在什么環境下發生的～的程序。例如法官必須是獨立的，公正的，且不能處理與他本人或親友有利害沖突關系的案子，審判過程也必須是公開的、公平的，不能因當事人的吵鬧而帶有偏見，斷案高效，不能拖延不決等。自然正義的準則要保障法律秩序被公正地、有規則地維持，設計一種保證達到預期結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審判程序是為精求和確定法律規則適用而設定的，通過理論的考察，哪些程序和證據規則預期能最好地達到與法的其它目的相一致的目的。但實踐中會有這樣的情形，一個無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個有罪的人卻可能逍遙法外。在這類案件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誤判，盡管法律規則被仔細地遵循，過程被公正恰當地引導，執法官公正無私，還是有可能達到錯誤的結果，這是一種法律的困惑，這種不正義并非來自人的過錯，而是因為某些情況的偶然結合挫敗了法律規范的目的。這就是不完善的程序公正，雖然有一種良好的法律規則卻沒有保證實施它的程序。要實現司法公正，必須真正具備實體的公正與程序公正相結合的要求，才是司法公正的真義。有鑒于此，在實踐中要克服將程序與實體相對立起來的觀點。從長期司法經驗看，我國一直存在“重實體輕程序” 的觀念，這是受著大陸法系傳統思路的影響。大陸法系國家之所以如此偏重實體的公正，是因為在認識論上主要是受以哲學家、思想家笛卡爾為鼻祖和代表的、以科學主義為特征的理性主義哲學觀點的影響。理性主義者一開始關注的就是對知識的普遍性和精確性的絕對性追求，否認真理是一個過程，認為人們可以一下容盡絕對真理。（李洪林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福建人民出版社85年版，第217頁）正是在這種人類認識能力絕對至上的信念支配下，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認為，只要充分調動起司法機關的主動性潛能，案件的事實～是完全可以人為地回復的。大陸法系國家庭審中的糾問式職權主義的審判方式來自于中世紀宗教裁判法庭糾問式訴訟的基礎，注重“結果公正”。注重裁判結果的公正易忽視對程序過程公正的關注和追求，這是大陸法系國家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而英美國家之所以對“過程公正觀”情有獨鐘，是與其懷疑主義的認識論有著傳統血緣上聯系。經驗主義哲學是英美國的主導哲學思想，就認識論而言，其表現為對人類的認識能力持謹慎和懷疑態度，如英國哲學家洛克就認為，人不具有把握事物實本質的能力，而只能把握事物的名義本質。“人們對司法結果的公正性不能抱有太高期望”。此外，英美國家素有“程序先于權利”的民族倫理傳統，其所強調的是對行為公正與不的價值判斷，不是看該行為的好或壞結果。英國法學家彼得·斯坦說“實體規則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人們所關心只是這些規則的實施應當根據形式公平的原則進行。”由此可見，英美法系社會“過程公正”理念在人們意識中的強大影響。所以正是英美國家人民的強烈程序公正意識造就“程序公正”型司法制度。客觀地講，無論“實體公正”或“程序公正”各有利弊。前者有可能出現在查明～的旗號下捍屈司法過程的不出現，后者在司法程序過程本身的正當性上傾注的心力較多，但易走上套式化路子，偏失重心問題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歷來十分關注法律的實現問題。他們從不同角度論述過法律實現不力，即功能障礙的原因。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曾運用形式和內容的辯證法來闡述法律體系內部程序法和實體法的關系。他把程序法與實體法比作植物的外形、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個是生命的形式，一個是生命的內容。根據這一關系，馬克思強調了程序法和實法之間的內在統一性。他認為實體法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訴訟形式。“例如中國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紀刑律的內容連在一起的訴訟形式一定是拷問，一一以此類類推，自由的公開審判程序，是那種本質上公開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屬性。”（《馬恩全集》第1卷，第178頁）。他得出結論：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是法律內容的生命的表現，所以程序法和實體法應該具有同樣精神，其指導思想必須一致。司法公正依賴于實體與程序二方面的契合實施，不可偏重一面。

四、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的價值體現實體法與程序法是構成司法制度一體化的兩個方面，要樹立司法權威，不僅要建立公平正直的司法體制，還要遵循訴訟程序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的法理要求，以客觀形式制約主觀意識，規范執法者的思維貫性，讓執法者逐步滋養出一種公正端直的理念。從具體的司法活動程式上講，應當建構協調高效的訴訟程序框架，使控、辯、審三方或原告、被告、審判者形成相互制約的等腰三角形格局，以此框架構筑一個平臺，讓執法權能夠在其平臺上獨立正當地行施運作，在三方等距離的關系中保持一種制約與監督的平衡態勢，確保司法權的公正性。執法權是國家救濟受侵害者而設置的公權力，其行使應該以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為基礎并受之制約。具體而言，審判權行使過程要受當事人的選擇權、處分權、回避權、辯論權、質證權的限制和約束。要強化糾錯制度來保障當事人對執法者偏聽偏信不當行為采取適當的制約，如通過辯論權、申請權的提起，促進當事人對審判權的監督。有必要在我國司法隊伍中加強程序理念的植入，樹立沒有程序就沒有權利的觀念，使審判權的行使有效納入程序化的軌道運行，只有公正適當的程序才能推動司法權威的確立。

將審判程序中注重事后監督制度（再審制度）轉變為對審理過程監控，將制約機制貫穿到案件辦理過程，這是克服傳統體制下審判監督制度缺陷的一個嘗試，加強現實審判過程監督，是確保程序公正，執法公正，提高審判效率的集中表現，可以減少事后再行訴訟，加重訴訟成本，減輕當事人的訟累，使司法公正的目標落到實處。構筑司法程序的公正制度可以從技術上保證司法主體在職務限定的方向上活動，強化職務意識，限制個體意識對司法行為的任意性。因長期重實體的歷史影響，我國對訴訟程序從立法到司法上不夠重視，從而產生“上請下判”、“超前介入”等現象，而在監督和糾錯的工作方面，也存在重解決結果的不公正問題，忽略對程序不公的審查和操作過程不公的監督，因此，有必要變單純對司法實體行為的監督為對司法程序和實體的雙生監督，創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的公正環境。

第三篇：4以司法公正引領社會公正[最終版]

以司法公正引領社會公正

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破除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弊端

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為保證這一要求落到實處,《決定》指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

這一表述彰顯了法治高于人治的基本立場。現實中影響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現象還廣泛存在,造成各種執法不公的弊端。當前中國法院、檢察院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最大障礙,是法律的行政化和地方化問題。在目前的行政體制中,地方法院、檢察院在人事、財政、職權各方面都不獨立的情況下,地方黨政機關就易于對司法審判和檢察監督形成各式各樣的干預情形。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和權位思想,將使國家的法治統一遭受嚴重破壞,沖擊和削弱司法公信力。因此,需要構建更加切實具體的制度,保障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為了改變目前司法機關人財物受制于相應行政區劃政府的現狀,中央統一管理抑或省級統一管理都是可供選擇、可以預期的改革目標。

法治實踐中存在各種各樣的領導意志與政治權力,但它們都應當有各自的界限。黨的領導權表現為黨的意志能夠體現為法律,但這是原則上對法治的指導,而不能轉化為對具體司法行為的直接干預。同樣,政府的行政權力也不能直接干預司法。申明領導干部不得干預司法活動只是一個口號,它應當具體指明權力干預司法活動應當承擔的責任。在這一應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制度體系中,一方面應當申明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禁止性規定,即“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另一方面,應對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行為施加法律制裁,即“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鑒于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是制約獨立公正行使司法權審判權的最普遍現象,因此嚴格執行這一責任追究制度是保證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重中之重。扭轉“民告官不見官”現象

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在行政訴訟案件中尤為重要,卻也稍顯薄弱,所以首先應當完善行政訴訟法。

在行政訴訟案件中,出庭應訴制度可以搭建官民平等對話與理性溝通的平臺,對于法院通過協調促進雙方和解、原告尋求行政糾紛的實質性解決,被告改善自身形象、破解信訪困局,都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尤其是行政機關首長作為被告出庭應訴,能夠扭轉“民告官不見官”、“法官審案不見官”的現象,從根本上樹立司法的權威,維護社會的和諧。同時,從受理、出庭、執行各個環節健全行政案件的制度,還有利于推進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進而,由于行政權力相對公民權利、司法權力仍具有天然優勢,還有必要從刑法的角度對妨礙司法權的行為進行懲罰,樹立行政案件中司法裁判的最高權威。所以應當“完善懲戒妨礙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拒不執行生效裁判和決定、藐視法庭權威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規定。”

對司法人員要有“保護機制”

保障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在法律上既需要對違法違紀領導干部的追究制度,也需要對履行法定職責的司法人員的“保護機制”。“保護機制”包括人身安全不受侵害、執法權不受侵害。當前對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的干預主要表現為行政處分手段的濫用。因此,“保護機制”應當從這一方面著手建構。“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檢察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只有通過建立并嚴格執行責任追究機制、行政機關出庭應訴機制、履行職責保護機制等具有針對性的法律制度,才能讓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再成為口號。

執行權不再依附于審判權

當前我國“審執合一”的司法環境下,執行權不是一項獨立權力,經常出現“重審輕執”、“審而不執”的尷尬局面,當事人雖然獲得勝訴,卻有可能得不到實體權益上的保護,司法公正難以實現。“執行難”有多方面的成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執行體制本身,即執行權的依附性。從權力屬性而言,執行權和審判權的性質是不同的,在制度建設方面必須將執行權與審判權徹底分離,在法院系統外設立一個平行的執行機構。而且,獨立機構行使執行權還可以改變不同類型訴訟案件執行分散的局面,有利于國家執行權的統一行使,實現國家執行權資源的優化配置。

“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統一刑罰執行體制。”刑罰執行是刑事訴訟活動的重要環節之一,與偵查、起訴、審判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刑訴體系,是實現刑罰目的的重要保障。依照我國法律的規定,刑罰的執行分別由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公安機關負責。統一刑罰執行體制的要求,表明未來的刑罰執行制度應當考慮不同刑罰執行機構主體職責的有效整合。巡回法庭意在打破地方保護

巡回法庭的功能是上級法院的法官到地方審理重大疑難案件或存在問題的案件。地方法院的審判,尤其是基層法院存在著審判業務專業能力、審判經驗不足的問題,最高法院設立巡回法庭可以對地方審判進行有效指導,并對地方的疑難案件直接審判,促進地方重大疑難案件審理的公正性和專業性,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一些行政案件的地方保護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設立巡回法庭可以帶來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起到便利訴訟的功能,可以促進地方重大疑難案件審理的公正性和專業性,統一法律的適用；另一方面起到強化司法權威的功能,可以強化司法權的中央事權屬性,減少一些案件的地方保護、控制、干預等問題。同時“,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跨地區案件。”目前地方法院的設置,是以行政區劃為依據實施的,這是法院、檢察院隸屬、受制地方黨政的根本原因。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和檢察院,建立超越于行政區劃的司法轄區,是深化司法改革的方向,實際上就是法院和檢察院脫離地方黨政,按照司法規律進行重組。一方面能使各類案件的審判變得更加獨立,從而極大地促進司法公正,另一方面還能現實地解決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司法業務量不一的情形,從而優化司法資源配置。

“完善行政訴訟體制機制,合理調整行政訴訟案件管轄制度,切實解決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突出問題。”調整行政訴訟案件管轄制度,主要是從兩大原則出發,一是基于方便當事人訴訟,行政訴訟的管轄確定要方便原告、被告等當事人進行訴訟；二是有助于地方法院公正行使審判權,擺脫地方行政機關的干預。目前行政訴訟法關于地域管轄中的“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標準的規定,在現實中未必符合方便當事人、促進公正行使審判權的理念。因此,賦予原告訴訟管轄的選擇權、調整部分行政案件審級規定,是扭轉行政訴訟弊病的有效措施。

立案登記制讓群眾“告狀有門”

當前法院案件受理采用立案審查制。立案審查制,是指法院在受理案件的過程中依據法律規定對當事人的起訴是否符合受理條件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受理的制度。

立案審查制度包括條件審查、形式審查、特殊情形審查等方面,要求對主體資格、訴訟理由、受理范圍、管轄范圍、訴狀規范進行審查,實際上造成起訴條件過高、實體審理前置、立案審查權濫用等弊端,不利于當事人行使訴權。其實,訴權作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一種權利,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害或阻礙其行使。采用立案登記制,意味著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只要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訴狀,法院無需進行實質審查,應當立案登記。確立立案登記制度旨在保護當事人的訴權,讓群眾“告狀有門”。由此,立案登記制可以擴大受案范圍,提高司法效率,最終增強對公民的司法救助力度,抑制行政權力的過度膨脹,促進和諧社會與法治建設。當然,立案登記制擴大受案范圍的同時必將造成案件數量的明顯上升,客觀上會提高訴訟成本、加大司法壓力。所以,“要加大對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無理纏訴行為的懲治力度。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謂“認罪認罰”,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其犯罪行為被司法機關或有關組織發覺后,在被傳喚、訊問時,或在被采取強制措施,在法庭審理中如實交待其所犯罪行的行為,以及在法院定罪量刑之后,服從法院判決的情形。所謂“從寬”,從量刑上講包括從輕、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也包括宣告緩刑。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體現了刑事法設計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減少司法成本,省刑恤刑,緩解矛盾。誰決定誰負責、誰辦案誰負責

司法機關內部層級權限的問題,在實踐中呈現為涉及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制度弱化的問題。

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應該立足于案件質量評查制度,保證審判組織成員獨立行使表決權,平等參與案件審理、評議、裁判。同時,明確審判組織各成員的權限,明確在案件質量出現問題時被追究的詳細標準,并與法官的選任與晉升掛鉤,從而促使審判組織功能的完善和司法權威的強化。“司法機關內部人員不得違反規定干預其他人員正在辦理的案件,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推進辦案責任制改革,依法科學劃分辦案權限,建立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落實誰決定誰負責、誰辦案誰負責的政策,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礎。這些針對內部干預行為的禁止性規定以及對辦案責任制的落實,可以更為具體地明確司法人員的職權與義務,有助于保障法官獨立辦案、公正司法。

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是從司法人員的角度設計的從根本上減少冤假錯案的重要制度。一旦出現案件質量問題,尤其是出現冤假錯案,原辦案的司法人員不管其退休、調離抑或升職,都將依據實際職責承擔必要的行政或法律責任。還要求積極推進案件管理機制改革,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準,加強辦案期限預警、辦案程序監控、法律文書使用監管、涉案財物監管以及執法辦案風險評估預警等工作；實施案件質量分析評查通報,建立和完善符合司法規律的考評體系,防止片面追求立案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等,這可以“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讓每一起案件經得住法律和歷史檢驗 ,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人民陪審不能“陪而不審”

目前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最重要制度是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一項基本訴訟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是指國家審判機關吸收普通公民參與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審判的制度。然而,當前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實際運作中存在參審案件范圍小、數量少,陪而不審、合而不議的狀況,嚴重制約人民陪審員制度對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保障,亟需針對這一制度現狀的改革措施。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人民陪審制度的完善改革應從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應該保障公民的陪審權利。理論上,人民陪審與公民選舉具有同質性,因而人民陪審員的資格應參照選民的一般規定來加以設置。然而,目前人民陪審員的要求顯然高于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主體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降低人民陪審員的準入門檻,讓公民陪審權利得以廣泛落實。其次,應擴大參審范圍。目前我國法律將人民陪審員的參審范圍只限定在一審兩類情形的案件,即社會影響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的。應當通過訴訟法的修改,盡量擴大人民陪審員的參審范圍,不限于一審案件、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從制度機理上依循人民陪審員群體的司法監督功能,結合其特定的知識結構特征,使之廣泛參與到更多訴訟案件中,更加凸顯人民陪審制維系司法民主公正的功能。再次,在人民陪審員的遴選方式上,特別強調完善隨機抽選方式。現代民主原則及其制度的演進,需要抽簽抽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回歸。故而,制定細化的隨機抽取規則,而非過多考慮人民陪審員的社會地位與身份職業,讓符合條件的不特定的社會公民隨機參與到司法案件中,才能使人民陪審員制度真正回歸司法民主的宗旨。這樣可以有效避免人情、關系和權力對司法的干預,保證司法的公平；最后,提高人民陪審制度的公信度。這在終極意義上符合人民陪審制作為提高司法公信度的制度宗旨。當前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參審模式,不同于西方陪審團制度。在案件審理中,人民陪審員既負責事實審,也參與案件的法律審。明確人民陪審員只參與事實審,將使得人民陪審員在司法中的地位與職能更加明晰,使之符合司法審判活動的基本規律。案件事實認定只需要人民陪審員具有一般人的理性,而法律適用問題則需要專業的法律知識。限于事實審意味著人民陪審員只專注于事實認定,審查判斷證據與案情。案件的事實認定很多時候需要依據生活常識來判斷,人民陪審員大多來自與案件相關的各個行業,對案件的相關背景比較熟悉,對案件的審判工作有很好的補充功能。法律審則要求人民陪審員根據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案件作出審理意見。可是,人民陪審員非專業法律人士,一般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未必能對法律條文形成準確的理解,所以在案件審判中有時很難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建議。所以,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是根據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作出的針對性舉措。從“偵查為中心”到“審判為中心”

《決定》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

實踐中,公檢法互相配合的辦案模式常呈現出“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結構特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刑事案件辦案模式的重大轉變。“以偵查為中心”意味著刑事訴訟的核心位于公安機關偵查環節,檢察院起訴、法院審判時常受制于偵查環節而成為“走過場”,這不符合刑事司法審判的機理。而“以審判為中心”,就是刑事訴訟各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將審判階段作為整個刑事訴訟的中心,偵查、起訴等審判前程序則被視為審判程序開啟的準備階段。只有在審判階段,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維護,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才能得到最終的、權威的確定。實際上構建以法院為中心的訴訟格局,意味著一切案件的舉證、質證、辯論等問題的處理核心環節均在法院庭審,這將進一步助推司法公正。進而,“以事實為根據”首先要求查明案件事實,這需要有完備的證據制度與取證手段為保障。“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證據裁判負責,是指對于案件爭議事項的認定,應當依據證據。這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須以達到一定要求的證據為依據,沒有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全面觀測證據裁判規則,突出證據在庭審中的關鍵意義,是公正司法的題中之義。堅持人權司法三大原則

強化訴訟當事人的權利,是人權司法的基礎。針對現實中存在的侵犯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應當訴諸對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原則與規則的重申與強化。“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這是人權司法最為重要的三大原則。

第一,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是人道主義司法的根基。其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于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定罪量刑要求法定化、實定化、明確化。

第二,“疑罪從無”原則是法治國家應當樹立的體現人權司法的刑事原則。本于中國傳統人道主義的“慎刑”、“恤刑”觀念,也應當始終堅持這一原則。所謂“疑罪”,是指司法機關對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輕重難以確證的情況,這原本就是司法實踐難以避免的常見現象。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遵循“疑罪從無”的原則,這是現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體現,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內容之一。這一原則要求,如果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情況下,則推定被告人無罪。

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人權司法的程序法保障。它通常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不得在刑事審判中被采納的規則。這一規則一方面構成對非法取證行為的否定與制裁,從而向偵查人員發出明確信號,非法取證不僅可能要負法律責任,而且取得的證據也沒有法律效力,從而有效遏制違法取證,彰顯程序公正價值；另一方面,有助于過濾司法審判中存在瑕疵的事實依據,更準確地認定案件事實,實現刑事訴訟的實體公正價值。

中國刑法、刑事訴訟法中的法律條文均有明確規定禁止刑訊逼供。但在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等違法偵訊行為卻依然普遍存在,且由此催生了很多冤假錯案。因此,應當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從根源上保障人權司法。對于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行為,一旦發現,應當予以嚴肅懲處；對于冤假錯案,一旦發現,應當予以及時糾正。破解“信訪不信法”癥結

以往一些涉訴涉法信訪事項終而不結、無限申訴,反復啟動法律處理程序。落實終審與訴訟終結制度,既可減輕當事人的負擔,也可減少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的浪費。

“訴”與“訪”都可能為公民訴求提供渠道,因而目前存在訴訟與信訪交織、法內處理與法外解決并存的現狀,導致有些群眾“信訪不信法”。這對司法公信力的損害不言而喻。因此,有必要強調“實行訴訪分離”,這是實現涉訴信訪法治化的重要內容,是解決涉訴信訪問題的根本之策。“訴訪分離”要求信訪部門對到本部門上訪的涉訴信訪群眾,應當引導其到政法機關反映問題；對按規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涉法涉訴信訪事項,收到的群眾涉法涉訴信件,應當轉同級政法機關依法處理。特別是應當把涉訴信訪從普通信訪中分離出來,符合條件的導入司法程序,做到依法保障合法權益、依法維護公正結論、依法糾正錯誤裁決,保護合法信訪、制止違法鬧訪。對各種司法腐敗“零容忍”

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的主要職責是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法律監督權,確保憲法和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黨和人民意志的法律體現,是維護國家穩定、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客觀需要。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是法律監督的基本方面,體現了法律監督的專門性,一方面,法律監督權作為國家權力的一部分,是檢察機關的專門職權。檢察機關如果放棄對嚴重違反法律的行為進行監督,就是失職。因而不同于其他一切社會活動主體都能進行的一般性監督。另一方面,檢察機關進行法律監督的手段是由法律特別規定的。如對職務犯罪立案偵查、對刑事犯罪提起公訴,以及對訴訟過程中違反法律的情況進行監督等,都是只有檢察機關才有權使用的監督手段。在此之外,還必須“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重點監督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的立案、羈押、扣押凍結財物、起訴等環節的執法活動。”

健全的輿論環境是新聞媒體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監督職能的前提,為了使審判獨立與新聞監督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應該健全新聞輿論監督司法的制度環境。輿論反映的是公眾觀念與社會意識,司法機關只有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才能真正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歸旨于司法為民的根本價值。但是,媒體工作的價值標準取向與司法活動并不一致。媒體報道在促進司法公開、監督司法公正的同時,也可能在客觀上干擾司法,特別是一些公眾關注的司法案件。輿論本身的傳播效應,使得某些司法案件在經歷輿論意見、“媒體審判”之后,很難在正常司法過程中依法審理裁判。因此,在承認媒體報道案件彰顯司法公開公正價值的同時,應當制定規范媒體行為的制度。

重申司法人員職業道德,對于杜絕司法不公現象、保證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司法掮客”的普遍存在,造成司法流于“利益輸送”現象,司法活動將淪為某些公職人員謀求私利的平臺。所謂“司法掮客”,是指那些企圖將黑手伸向政法機關、為他人辦事、從中撈取錢財或謀取其他利益的特定人群。“司法掮客”的存在嚴重阻礙司法公正價值的實現,加大對“司法掮客”查處力度,消除“司法掮客”的監管盲區刻不容緩。

要堅決破除各種潛規則,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衙門作風、霸道作風,堅決反對和懲治粗暴執法、野蠻執法行為。對司法領域的腐敗零容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司法潛規則、法外開恩、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都是司法腐敗的典型現象。特權思想、衙門作風、霸道作風則構成暴力執法的觀念元素。不管是司法腐敗還是暴力執法,都對當前中國司法改革造成嚴峻挑戰。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應當尋求切實有效杜絕司法腐敗與暴力執法現象的法制方案。

第四篇：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

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

摘要：公平正義是一個善良的人類社會共同的美好愿望。無論是男女老幼，是貧困還是富有，每一個國度、每一個階層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夠在實質上得到公正的對待。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社會，司法的公正性無疑處在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但受法律的標尺性和先定性的影響，以及受訴訟時效和有效證據的限制，使得司法公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實質意義上的公正，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員，我們在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和法律修養的同時，也應當理性的去面對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這種沖突。

關鍵詞：司法公正；實質公正；公平正義。

正文：

一、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含義。

1、司法公正概念和重要性。

（1）、司法公正概念：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活動即國家公權力中的司法權在運作過程中所達到的一個應然的狀態，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盡可能地符合客觀事實，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護社會、國家和公民的合法權益。是一個社會文明、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它不但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其基本內涵是要在司法活動的整個過程中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通俗地講，司法公正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2）、司法公正的重要性：物質利益的獲得可以有先后多寡之分，司法公正的實現應該無尊卑貴賤之別【注1】。公平正義在立法領域和司法領域、尤其是在司法領域會顯得更為重要，因為這一領域是人們尋求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無論是原告、被告、還是第三人，對于任何一個善良的訴訟當事人而言，他們都渴望得到法律的公正對待，希望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裁判結果，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律本身就象征著公平正義，每一個法官都代表著莊嚴、神圣和權威，在這些訴訟當事人的心目中，“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一條恒久不變的真理。但是，當他們在這個途徑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他們會對司法者甚至是立法者充斥著仇恨，他們會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失去信任，當他們發泄這種仇恨和不信任時，勢必會危及到社會的和諧和安定團結，后果將會很嚴重。

2、實質公正概念和重要性。

（1）、實質公正的概念：實質公正指整個的人類活動必須符合公眾都認可的道德規范，每一個社會個體的正義要求都能得到滿足，不僅在物質上得到平等的待遇，在精神上也要受到公正的對待。就訴訟而言，指對控訴和爭議事實的認定和裁判要符合公平正義，而不能僅滿足于實體和程序上對公正的要求。（2）、實質公正的重要性：實質上的公平正義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精神，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忽視實質公正，必然會損害勞動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胡錦濤同志曾強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必須把社會公平即實質公正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他講的公平不單是指經濟方面的公平，而是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包括國家在進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只有遵循實質上公平正義的原則，才能取得社會各個階層的共識和認同，使出臺的措施獲得最廣泛的社會支持，從而得以順利實施；在調節各種不同利益關系的過程中，只有遵循實質公正的原則，才能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能受益，才會取得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廣泛支持和接納，有效地整合社會各種資源和力量，實現全社會的 1

團結與合作。在較大程度上極力維護和實現實質公正，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關系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堅持實質公正，才能使社會主義的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得到充分有力的保障。

二、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聯系和區別。

1、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聯系。

司法公正和實質公正都源于人類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兩者互為聯系，相

互影響、共同促進。司法公正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基礎，實質公正則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最理想狀態。司法公正既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保障，也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審判過程堅持實質的正當平等的原則，也要求法院的審判結果體現實質的公平正義的精神。司法公正對于實現實質公正在某種程度上起著重要作用，只有不斷地加強和完善司法公正，才能使人們追求的理想的“實質公正”這一目標的實現的可能性不斷地增加，當司法的整個過程能夠完全符合社會公德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能夠完全滿足社會整體和社會個體的需求時，司法公正便可以完全等同于實質公正了。

2、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區別。

實質公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的理想狀態，與之相比司法公正在當前階段

更為現實和重要，但司法公正所追求的這個“公正”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公正，這個“公正”不能完全等同于實質意義上的公正。通過以下案例及解析，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區別。

（1）、辛普森“殺妻案”。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人們在洛杉磯西部一豪華住宅區里的一所住宅

門前發現一男一女兩具尸體，女死者后來證實是妮克·布朗·辛普森（著名的黑人美式足球（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而她身后是餐館的侍生郎·高曼。兩人被利器割斷喉嚨而死。警方的偵查檢驗結果將所有疑點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兇殺現場兩處發現辛普森的血跡；現場提取的毛發與辛普森的頭發相同；警方在現場和辛普森住宅發現的血手套是同一付，兩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的血跡；在辛普森住宅門前小道、二樓臥室的襪子和白色野馬車中都發現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跡。這樣，檢方證據堪稱“血證如山”，辛普森涉嫌殺人似乎已是無法抵賴的事實。但辛普森為逃避法律的制裁，耗費了巨額財力聘請了十幾個美國一流的律師組成一個律師團為其進行無罪辯護。1995年10月3日，美國西部時間上午10時許，辛普森“殺妻案”的陪審團作出最終裁決：辛普森無罪。這個結果對美國民眾而言無疑是一枚重磅炸彈，引起了一片嘩然，人們怨聲載道，質疑美國的司法制度，抗議政府嚴懲真兇辛普森。本案的主審法官伊藤在宣讀了這個裁判結果后、面對公眾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相信、全美國人民都看到了辛普森的罪行，但遺憾的是法律沒有看到。”判決出來以后,主訴檢察官克拉克對有線新聞網CNN 記者說：“盡管自由主義者不想承認這一點，但一個以黑人為主的陪審團不可能在此類案件中作出公正判決。”此話引起了媒體軒然大波，隨后，克拉克辭去了檢察官的職務，也許是因為在她的心目中已確信辛普森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她實在不能接受“無罪判決”這一事實。應該說，本案在立案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到最終的審判階段，整個過程都是依法進行的，都是比較公正的.在審判階段，陪審團成員中有一名長期遭受丈夫毆打虐待的婦女陪審員。眾所周知，被告辛普森本人就有毆打虐待女人這一方面的暴力傾向，為了防止該名婦女陪審員對被告作出先入為主的不公正結論，故而最終將其排除在陪審團成員之外，這一個細節恰好體現出了司法的公正性。該案已過去了許多年，但真正的兇

手仍然沒有捉拿歸案，這是為什么呢？是美國的偵查手段不夠先進嗎？肯定不是。眾所周知，美國的刑偵裝備和技術手段可以說在世界上是一流的。那么，是美國的司法制度不夠健全嗎？也不是，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案采用的定罪標準是“超越合理懷疑”。這個定罪標準可以說在國際上是較科學的。其實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本案的主審法官伊藤曾經說過的那句話：“全美國人民都看到了辛普森的罪行，但法律沒有看到。”本案中，真正的兇手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但通過本案的偵查、起訴、審判以及案中的一些細節問題我們可以看出，本案完全能夠體現出司法的公正性。然而，通過本案主訴檢察官的事后辭職，主審法官的過激言論，以及美國民眾的怨聲載道，我們卻可以看出，該案并沒有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正。

（2）、大理殺弟案。

2012年5月的一個傍晚，云南大理的一個偏遠山村的一戶農家發生了一起血

案。該農家共有兄弟3人，老二張明將自己的三兄弟張剛打死在自家院落內，經警方調查了解得知，被害人張剛平日里吃喝嫖賭、無惡不作，還染上了吸毒的惡習。并且，該人在未成年時曾將自己的大哥親手殺害，但因當時年齡太小，并沒有受到刑事處罰。被害人平時花錢就伸手向自己的老母親和哥嫂索要，不給就大打出手、動輒掏出匕首進行要挾。逼的年過六旬的老母親遠嫁他鄉，嫂子和侄子也不敢在家居住，案發時，被害人又一次向二哥張明索要錢財供其吸毒，張明不給，被害人張剛隨即掏出匕首向張明刺去，張明處于防衛，從院內摩托車上隨手抽來一根木棒與其對打，在將其打倒在地后，為除后患，又對被害人頭部猛擊數棒，致被害人張剛顱腦損傷，當場斃命。本案在審判階段，檢查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而被告張明和其辯護律師均認為是防衛過當，并當庭出示了請求免除對張明進行處罰的由全體村民聯名簽字的請愿書。審判機關最終采納了公訴人的意見，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了張明有期徒刑。本案若拋開法律不談，依一個善良人的思維來對其進行判定，得出的結論將會是：張明的殺人行為不但屬于正當防衛，而且是一種被逼無奈的義舉，是在為民除害，不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應當受到社會的褒揚，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得到真正的保護，才能真正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但法律規定并非如此，任何人都沒有任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即便對方是個流氓、殺人犯，也應當先由司法機關對其進行審判、定罪，再由執行機關對其施以相應的刑罰。這個過程體現了程序上的司法公正。本案中，被告在將被害人打倒在地后，被害人已喪失還手之力，不再具有攻擊性，直到此時，被告實際上仍處于正當防衛階段，但被告為處后患，又對被害人要害部位進一步進行連續重擊，顯然已經具有了殺人的主觀故意。所以，本案的判決也體現了實體上的司法公正。

三、司法公正和實質公正的沖突原因和解決。

1、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沖突原因。

（1）、法律的標尺性和先定性決定了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沖突。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具有明顯的沖突，而導致這種沖突的根本原因我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那就是法律的標尺性和先定性。法律是一種標尺，是由立法者根據過去已經發生的、現在正在發生的和將來可能發生的相關事例作出一個綜合的最能體現出公平正義的研判，然后依這些研判為尺度，制定出一把把適用于各個司法領域的標尺，司法者再根據相關標尺上的刻度去裁量他們手中的每一個案件。司法者雖有自由裁量的權力，但自由裁量的范圍不能逾越標尺上的刻度，無論是處于憐憫還是激憤，他們都不能將有罪的案件作出無罪的判決，都不能將10年以上的刑罰判成10年以下。法律的先定性主要體現在它是由立法者事先對其進行確定的，現實生活中，各種不同的案件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每發生一個案件，立法者都不可能即刻制定出專門適用這個案件的法律。社會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當現存的法律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時，必然要求立法者制定出新的法律來適應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但社會的發展程度和發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立法者不可能對所有的新生事物和新生領域都能做出完全合理的預先研判。“酒駕”已經入刑，但我們又會面臨新的困惑，那就是吸毒后駕車即“毒駕”在社會上已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其危害性與“酒駕”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從實質公正的層面來講，“毒駕”不但應該入刑，而且應該適用比“酒駕”更為嚴厲的刑罰，這迫切需要新立法的約束，法律的先定性或者說是滯后性已暴漏無遺。

（2）、有效證據的限制。

這一點從上述辛普森殺妻案中就可以看出。控方證據可謂是“血證如山”，但辛普森的辯護律師認為這些“血證”疑點極多，破綻百出。首先，襪子上的血跡非常奇怪。辯方專家指出，這只襪子兩邊的血跡竟然完全相同。根據常識，假如襪子當時被穿在腳上，那么襪子左邊外側的血跡絕不可能先浸透到左邊內側，然后再穿過腳踝浸透到右邊內側。只有當血跡從襪子左邊直接浸透到右邊時，兩邊的血跡才會一模一樣。換言之，血跡很有可能是被人涂抹上去的。美國法律中有一條著名的證據規則：“面條里只能有一只臭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任何人發現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蟲時，他絕不會再去尋找第二只，而是徑直倒掉整碗面條。這與我們國人常說的那句話“一粒老鼠屎、攪壞了一鍋粥”在道理上是共通的。即便洛杉磯警方獲取了大量能證明辛普森有罪的證據，但只要其中有一樣（襪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就都不能被法庭采信，實現實質上的公平正義也就無從談起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經常會遇到，例如，你口頭約定把錢借給對方，而對方卻以種種借口不予歸還時，你為此尋求司法救濟，但因你提供不出有效的對方借款證據而往往使你的還款請求得不到司法機關的支持，欠債還錢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說這對你來講，實質上是及不公平的。

（3）、訴訟時效的限制。

法律上規定時效的目的在于督促當事人及時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仍以借

款為例，當你與對方在借款合同中約定了還款日期，而對方到期不還超過了兩年，那么你便喪失了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此時的法律債務便轉化為一種自然債務即失去法律強制力保護，不得請求強制執行的債務，你可能會選擇私力救濟，但往往會因觸犯法律而得不償失，這對你來講也是及不公平的。

2、司法公正和實質公正沖突的解決。

受社會發展的程度和現實的社會階段限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沒有達到

一個相當高的程度時，實質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在我們這個社會的當前階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能實現的，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沖突將不可避免。這就要求我們的司法機關必須努力營造與現實社會條件相匹配的司法公正，以恢復強勢侵奪和現實問題造成的不公平，彌補政治上無法妥善安排和兼顧的形式上的不公正，從而引導民眾樹立起對實質公正的信心、崇尚公平、追求正義，最終將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距離不斷拉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應該正視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這種沖突。為避免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不必要的損害，我們應當遵守時效，注意保全證據。在不斷增強自己的法律意識、提高自己的法律修養的同時，正確認識法律的標尺性和先定性等特征。我雖不否認徇私枉法這種情形的存在，但每一份裁判文書，畢竟都是司法者居中裁量和判定的結果，只要這個裁判沒有違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相關規定，那么它就能夠體現出司法的公正性，即便它與實質公正有一定的差距，我們也應當理性的去對待。退一步確實能夠海闊天空，息訟止爭不僅是司法者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整個的善良的人類社會所積極尋求的結果。在此，衷心希望我們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在飛速的社會發展中努力學習、積極進取，及時立法、適當司法，力求達到司法公正與實質公正的完美結合。

注釋：

【1】陳衛東 主編 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定教材律師專業（本科）2005年版《律

師執業概論》第116頁，第17—18行。

參考文獻：

中央12社會與法 頻道法律講堂《文史版》第2012.10.29期 辛普森“殺妻案”。

作者：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律師專業本科畢業生平度 單鵬 ***

第五篇：關于程序公正的探討

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動中不僅要求做到實體公正，更要求做到程序的絕對公正，保障當事人充分地行使訴訟權力，實現真正的司法公正。現就程序公正作以下幾點探討。

一、程序公正的意義程序公正又被稱為看得見的正義，它關系到法律尊嚴和法官形象公正。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既保證實體公正最大限度地實現，又具有自身獨立的存在價值。在我國，司法公正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既能運用體現公平原則的實體確認和分配具體的權利義務，又能使這種確認和分配過程與方式體現司法公平的目的，既做到實體公正，又做到程序公正，并確保自己在法庭內外的言行，能夠有助于提高法官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公正的內容決不僅僅只限于實體的公正，還應包括程序的公正。裁判者只有依循法律規定的程序才能向社會公眾昭示其裁判行為不是恣意的產物，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概括地說，我們在實踐中所理解的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項內容，即程序的中立性、程序的公開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及時性。程序的上述內在價值在更深層次上決定著實體法創制的權利義務的實現狀況。因此，正確地理解程序的價值有助于我們完整準確理解司法公正原則。簡言之，司法公正有以下意義：第一、公正是司法的最高價值。這是國家設立法院的根本原因，也是當事人對法院的基本要求。第二、司法公正是實現法治的保證。只有實現司法公正，才能充分維護法律的尊嚴，長久地保持法律秩序，全面保護個人權利和真正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第三、司法公正是審判機關擁有社會公信力的前提條件。因此，要通過公正的司法來實現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要通過正義的裁判喚起社會對法律的尊重，這就是司法公正原則對審判機關的全部內涵所在。由此可見，公正裁判既是法官的法律義務，又是法官的職業道德義務，而且是法官職業道德規范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內容。

二、程序公正的實現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權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二是程序的公正性對實體公正所具有的有效保障作用。無論程序虛無還是程序至上，都不符合中國國情。在訴訟中，程序公正為實體公正服務，不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高度。我們建設程序公正就是要倡導和實現正當程序、尊重人性、審判獨立、法官中立、程序安定、充分聽訟、程序透明、理由公開，來保證當事人獲得或者最大限度地接近實體公正。同時，只有程序公正才能讓當事人和公眾相信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公正的。

（一）程序公正以法官為核心程序公正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司法活動為載體，通過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具體形態表現出來的。無數個案的公正構成了司法公正的綜合體。而法官正是這個公正行動過程中能動的主體。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其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構建現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國司法活動中所出現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缺少公信力等問題，無不與目前法官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獨立地位的缺乏有著重大的關系。故以法官獨立為核心，推動我國法官制度的現代化改革首要問題的解決。

1、法官應注重訴訟過程的公開性。訴訟公開是最佳“防腐劑”。對法官來說，只要做到了公開，可以說公正問題的一半已經解決。公開不只是對公眾的公開，而且要對當事人公開。審理活動應在法庭上進行，在雙方當事人面前進行，當庭做出裁判，并在裁判文書中寫明詳盡的判決理由，這樣可以避免給當事人留下法官“暗箱操作”的印象。只有公開，才能消除公眾、當事人對公正裁判的懷疑，提高司法公信力。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第六條明確規定：“法官應當公開并且客觀地審理案件。”法官應當自覺遵循公開審判的原則，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最大程度地公開。

2、法官應當杜絕單獨接觸當事人。《準則》第八條規定：“法官在審理案件活動中，不得私自會見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這項規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與法官有過單方接觸，另一方則有理由懷疑法官的公正性。因為一方當事人會利用此機會向法官提供一些情況和意見，并可能給法官造成某種印象而另一方沒有機會就此為自己辯解，所以，這是不公正的做法。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官對于單方接觸的具體內容的理解有些偏差。他們認為，禁止單方接觸就是要求法官不得“私自、私下、秘密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只要法官不在私下場合單獨會見當事人，而是與書記員一起會見當事人，便符合了這一要求。實際上，這種考慮只強調了訴訟活動的公開性，而忽視了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性。這種公開地會見，對于另一方當事人而言，仍屬于單方接觸的范圍。

3、法官審理案件應當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職業道德之一。法官如果偏袒一方當事人，勢必造成神圣、公正的法律在雙方當事人心中喪失權威，因為利益受損的一方認為司法腐敗導致司法不公，而獲利一方會認為打贏官司要靠人情、關系和金錢。作為

法官保持中立、公正行使司法權力的保障，回避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為此，各國將回避制度納入訴訟制度之中使“符合條件則回避”成為法官的法定義務。《準則》在強調法官應當遵守法定回避制度的同時，規定了酌情回避準則。如果法官隱瞞回避事由，應當回避而不回避的則職業道德所不容許。因此，法官在履行審判職責的過程中，除應當自覺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認為自己審理某案件可能引起公眾對該案件公正裁判合理懷疑的，應當提出不宜審理的請求：①與案件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具有先前職業聯系的；②與案件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辯護人、證人在親戚、朋友關系的；③對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辯護人有個人偏見的。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法官認為與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的關系“可能影響公正審判”時，酌情回避事由才能成立。因為法官作為自然人生活在社會上，也會有各種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如果任何社會關系都必然導致回避，法官在任職一定年限后恐怕就無法在當地任職了，因為他可能認識所有的替在的當事人。所以，這種是否酌情回避的判斷要由法官自己作出，而其判斷的準確程度也恰恰是職業道德素質高低的體現。

4、法官應當保持訴訟過程的平等性。《準則》第十條規定：“法官在履行職責時，應當平等對待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不得以其言語和行為表現出來任何歧視，并有義務制止和糾正訴訟參與人和其他人員的任何歧視言行。”“法官應當充分注意到由于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產生差別，保障訴訟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訴訟權利和實現實體權利。”這一規定是有深刻背景和文化內涵的。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法官與其他成員一樣，也有個人好惡和主觀偏見。但是，這種普通人可以允許的好惡與偏見在法官履行審判職務時卻沒有立足之地。

（二）建立健全科學的司法體制，確保程序公正妨礙審判權獨立行使最直接的因素是：各種形式的外部監督由于其本身不規范而在事實上形成對審判活動的干擾。當然，可以要求所有的監督者不得濫用監督權，但這是立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法院而言，就是改革法院內部的監督機制，以此來判斷外部監督過濫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改革法院內部監督體制的重點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大內部監督力度。重點是利用內部的優越條件加強案件審理前和審理過程中的監督，力求做到防患未然。二是規范審判監督程序。重點是對法院審監程序啟動主體以及再審的次數作出適當限制，同時規范再審事由、提高再審審級等。由于立法的規定相對籠統，在操作上可以考慮以司法解釋加以規范。

1、建立以維護公正與效率為目標的審判工作機制審判工作的核心在于對審判權行使主體的合理定位。但在審判實踐中，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我國大多數法院的審判組織在大多數案件中并不享有裁判的最終決定權，二是審判委員會在決定案件時審判分離。近幾年來。法院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還權于合議庭（包括獨任審判員）。然而，這一改革的成果并不十分理想，此項改革目標的徹底實現還必須從最高法院做起。關于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定權，因是法律規定的，故取消尚不現實，但可以進行改革：第一，在審判委員會內設刑事和民事、行政專業委員會，在討論決定案件時按案件的性質不同分別由兩個專業委員會全體或部分組成或參與合議庭審理，以解決審委會審判分離的問題；第二，對于無須開庭審理的案件，則可以審委會的專業委員會或全體會議直接討論決定。

2、建立規范、科學、合理的法官體制（1）規范法官崗位的設置，合理配置審判資源。首先，應當根據受理案件的數量綜合考慮其他因素確定法官的編制，適當減少院、庭長的副職配備，增加審判員的崗位設置。其次，規范助理審判員的職責，使其責權明確。第三，除少數特殊崗位之外，不再將非審判崗位的工作人員任命為法官，各級法院的執行人員應單獨序列管理。第四，服務性工作應盡可能社會化。（2）建立科學的法官考評機制，對現有法官隊伍作進一步優化選擇，建立合理的法官職位保障機制，免除法官的后顧之憂。

（三）修正審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修正我國現有的審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通過審判程序的公正來保障實體公正，提高審判效率，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切入點。從審判組織來看，應構建具有權威性和專業性，能夠直接指導和參與庭審的審判委員會制度。限制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強化合議庭職責，除重大疑難案件外，均由合議庭審理、判決；加強和充實審委會，設置專職委員，走專業化道路；嚴格執行回避制度，凡是提交審委會討論的案件要先期向當事人通知審委會委員名單，以保證其行使申請回避的權利。從調查取證制度來看，要建立當事人負舉證責任為前提的法院在一定條件下調查取證的制度。從證據法律制度來看，當事人收集證據和舉證已成為現代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基本內涵和發展趨勢。但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不少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應怎樣舉證缺乏必要的知識。為保證訴訟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法院應積極加強對當事人的舉證指導，并在一定條件下法院主動調查取證，以保證訴訟當事人的請求得到及時公正地實現，提高訴訟效率。&nbs

改。即使是對錯案，也只能建議法院按司法程序進行復查或自行糾正，而不能由權力機關直接予以糾正。衡量監督權行使是否正當的標準應當是權力機關始終處于監督者的地位而不能行使司法權，否則，其監督便逾越了應有的界限。這也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完善司法體制我國司法改革必須適應新的經濟模式并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司法體制，應主要從以下方面入手：

1、進一步解決法院行政化問題。在司法機關建立分權機構，法官應當按司法規律進行管理，從事司法行政業務的人員應當按行政管理體制管理。

2、提高法官任用條件，實行精英司法。司法精英是具有較強的公民意識和正義感，受過專門的法律訓練并具有深厚的法庭經驗、經過精心挑選的少數出類拔萃的人。從我國現在的司法人員素質看，司法人員素質不高，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司法改革的極大障礙。人民法院已經采取措施提高法官素質改革法官來源渠道，廣泛吸收人才。

3、落實合議庭獨立行使職權的法律規定。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憲法確定了法官獨立的分權式的結構，并為其提供了憲法保障。聯合國的一些文件確認了法官獨立作為司法獨立的標準并呼吁各國為法官獨立提供保障。但在我國（除香港和澳門）至今沒有確立法官獨立原則，我國立法機關和司法實踐部門也沒有認同法官獨立原則，法院內部結構沒有形成以法官為獨立單元的結構。但隨著法官法的制定和相關法律的修改，合議庭的獨立性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的確認，結構上的分權和相應的保障機制得到一定的發展。

4、完善我國民眾參與司法機制，強化司法民主。主要是改革現有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具體包括：（1）關于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實行一案一選的制度是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的關鍵一步。基層人大常委會可以在每一屆任期內根據法律預設的人民陪審員的條件公布符合人民陪審員資格的人員名單，由法院采取差額或者等額方式抽簽選出參審的候選人，控辯雙方可以通過行使申請回避權保證非職業法官能夠為控辯雙方所依賴。參審員的條件設置應有利于民眾參與，不宜限制過嚴。（2）賦予人民陪審員以職務豁免權。對于非職業法官，應當同職業法官一樣，給予其相應的職業保障，使其在履行職務中能夠根據良心和社會正義的準則對案件是非作出獨立的判斷，防止其受包括職業法官在內的人施加的不當影響。（3）對民眾參與司法應有剛性規定。民眾參與司法，如果可有可無，則可能會因法院不愿實施這一制度而形同虛設。因此，法律應當對民眾參與司法作出剛性或者既有剛性規定（某些案件必須適用民眾參審的“法定參審制”）又有柔性規定（某類案件經當事人請求適用民眾參審的“請求參審制”），從而使人民陪審員制度能夠得以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