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毒駕”入刑面臨的問題

“毒駕”入刑面臨的問題

——保障生命安全刻不容緩

周芳潔

江蘇的“4〃22”特大交通事故，又讓“毒駕”一詞醒目地進入公眾視野。這起14人死亡的慘劇，緣于旅游客車駕駛員王振偉在事發前曾吸食冰毒，并涉及嚴重疲勞駕駛。一個吸毒的癮君子居然成為旅游客車的司機，這無異于將全車人的生命交付給一個隨時可能毒癮發作神志失常的隱形“殺手”。也因此“毒駕”是否入刑問題，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現有法律法規并未對“毒駕”設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實踐中，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只能依照《禁毒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對吸毒行為本身進行處罰:行政拘留、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及強制戒毒;造成嚴重后果且在事故中負主要責任以上的，一般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等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或根據不同情節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不難看出對于“毒駕“如果不肇事，公安機關在查處時只能按照禁毒法的規定，以治安管理的手段對吸毒行為進行處罰，而對其“吸毒后駕駛”卻沒有相關的處罰依據。也正因缺少打擊力度，最近幾年“毒駕“案件頻發。“毒駕”入刑的呼聲已經很高。然而，“毒駕”入刑并不同于“醉駕”，毒駕入刑比醉駕入刑難，其難主要表現在毒駕行為本身的認定標準和操作方法上及區分上。

一、“毒駕”行為發現難

由于“毒駕”不同“醉駕”，交警讓司機對著儀器吹口氣，立即就能測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的含量。而緝毒人員要想知道司機是否涉嫌“毒駕”，一般采取尿檢、血檢的方法，結果要等到數小時甚至24小時后才能出來，一些 “毒駕”者沒有明顯不同于普通駕駛者的外部表現特征，因此，“毒駕”行為很難被發現。

二、對“毒駕”認定標準難

“酒駕”可以按照駕駛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進行界定，是否屬于酒后還是醉酒。但是吸食、注射多少毒品后駕駛機動車就算“毒駕”?吸毒后多長時間仍會對駕駛機動車存在影響?均需進一步明確界定。相比血液酒精含量達到一定數目的“醉駕”標準，“毒駕”標準更難確定。

三、“毒駕”與“藥駕”行為區分難

在查處過程中應該如何區分是“毒駕”還是“藥駕”，如果是“藥駕”，駕駛人服用的藥品還須區分是合法用藥還是濫用藥物，若是濫用藥物應當如何處理，此類問題也應進一步明確。

在沒有解決“毒駕”入刑的問題上，是否可以從做好民事、行政等各項控制手段來控制“毒駕”行為，刑法畢竟是最后的社會控制手段。如禁止“酒駕”已經在社會各方面合作中取得成效。做到事先檢查、源頭管控，才是治本之道，禁止“毒駕”至少也需要把住以下“關口”：

一、防止吸食、注射毒品、長期服用依賴性精神藥品成癮尚未戒除者“混水摸魚”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嘗試在人員體檢中加入“涉毒”項目的檢查，在駕駛證申領、換證、年檢等環節，還應加大對有吸毒史人員、吸毒成癮人員及被責令社區戒毒和強制隔離戒毒等人員的審核力度，區分不同情形，采取延期審驗、不予申請和審驗及注銷駕照等措施。

二、防止以往未接觸毒品者，在獲得駕駛證之后接觸毒品。

三、防止已經戒斷毒癮且已取得駕駛證的人，再次復吸。

四、加強對吸毒人員駕駛資格的管理，也是預防“毒駕”的有效措施，在查處吸毒違法行為人時，應該同時查吸毒人員是否具有駕駛資格。

“毒駕”行為是潛在的社會危害性極大，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而就目前的立法態勢看“毒駕入刑”或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具體的時間及路徑，則確實需要充分考量其危害性及普遍性等各方面因素，對其可行性進行進一步調研。在面對當前法律局限下，不但亟需立法明確規制措施，還需相關部門合力應對，實現從大力宣教、源頭預防到平時查控，再到事后懲處的全方位管理體系，起到真正杜絕“毒駕”行為的根本目的。在保護公民安全的同時，認真對待人權，慎用刑罰，才是現代法治文明的應有之義和共同趨勢。

（通聯：江西省石城縣人民法院 電話：*** 郵編：342700）

第二篇：酒駕入刑

天津農學院

（2010-2011學年第二學期）

題 目：酒駕入刑的幾點思考

課程名稱 中國近代史綱要 任課教師

學生姓名

系 別 專業班級

一、酒駕入刑

1、背景

2010年8月23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提請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將醉駕、飆車，情節惡劣的，定為犯罪。根據刑法修正案草案，凡醉酒駕駛，即便不發生嚴重后果，也可能會被判處刑罰。草案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或者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處拘役，并處罰金。也就是說，危險駕駛罪將醉酒駕車、在城鎮高速飆車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其中。

2、現狀

2011年5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醉酒駕駛作為危險駕駛罪被追究駕駛人刑事責任。“五一”期間，發現醉酒駕駛者，將對其進行刑事拘役，醉駕者一旦被查實，將面臨最高半年拘役的處罰。

針對《刑法修正案(八)》5月1日實施，最高檢、最高法發布《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五)》（以下簡稱《規定》）提及上述內容。《規定》補充、修改了10項罪名，其中醉酒駕駛、飆車以“危險駕駛罪”入刑。

對于醉駕行為，《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同時，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規定，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6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對情節更為惡劣的醉酒駕駛機動車和飲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危險行為，除處罰金外，還將吊銷機動車駕駛證、追究刑事責任。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飲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處15日拘留，并處5000元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醉酒駕駛營運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0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重新取得駕駛證后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

二、酒駕入刑案例

1、各地首起酒駕入刑案例

河南：2011年5月5日下午，河南省舞鋼市人民法院公開作出判決，醉駕者侯某以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四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宣判后，侯某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這起案件成為“醉駕入刑”實施以來，河南省乃至全國首例涉及醉駕的宣判案例。

北京：5月2日0時10分許，郭術東駕車經過北京房山區碧桂園小區路口處，致三車連撞。經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鑒定中心鑒定，郭術東血液中酒精濃度為153.2mg/100ml。5月5日上午，北京“醉駕入刑”后受到刑事處罰的“第一人”李俊杰，在看守所里簽收了公安行政處罰書。他因為醉駕行為被依法吊銷駕照，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據介紹，在接受行政處罰后，李俊杰將面臨拘役一至六個月的刑事處罰。

浙江：胡某5月1日下午3時30分左右，胡某開著小轎車，在瑞安市塘下鎮一交叉路口撞翻一輛正三輪摩托車，致5人輕微傷。經交警檢測，胡某血液中乙醇含量為121mg/100ml。胡某被判處拘役3個月，處罰金2000元。

湖南：高某5月9日，郴州市北湖區法院一審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被告人高某拘役3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經檢測，高某血液中乙醇含量接近醉酒駕駛標準的近三倍(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規定為醉酒駕

駛)。當日，郴州另兩起醉駕案件的被告人戴某、劉某也被一審分別判處拘役兩個月、一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

重慶：5月5日，重慶市沙坪壩區檢察院正式對重慶市首例醉酒駕駛涉嫌危險駕駛案依法提起公訴。

2、醉駕被拘的第一名人

2011年5月9日晚10時50分，著名音樂人高曉松在東城區駕車與前車追尾，造成四車連撞，4人輕傷，后被警方帶走。5月10日凌晨1時30分，警方的血檢結果顯示，高曉松血液中酒精含量為243.04mg/100ml。按目前血液中酒精含量80mg/100ml作為飲酒和醉酒的分屆線計算，已達醉駕標準三倍。10日下午4時15分，高曉松因涉嫌危險駕駛罪被刑事拘留。

交管部門表示，根據高曉松的酒精檢測結果，其已經構成醉駕行為，將面臨1-6個月的拘役處罰，同時會被處以吊銷駕照的行政處罰。交通民警已經向他下達了交通違法行政處罰通知書，如果3天內高曉松對吊銷駕照的處罰不提出聽證申請，3天后交管部門將對其進行吊銷駕照，且5年內不得重新獲得駕照的處罰。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和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機動車駕駛員醉酒駕車的，將被處以拘役的刑事處罰，并吊銷駕駛執照，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

此事迅即成了熱議話題。其實，最近關于醉駕的新聞一直是各媒體關注的焦點。因為5月1日是醉駕入刑正式施行的日子，十天來，媒體都在“候著”當地首個或首批醉駕入刑案。高曉松，不是醉駕入刑的新法施行來，第一個因醉駕被拘的，卻似是名頭最大的一個，可算“醉駕被拘的第一名人”。

三、酒駕入刑引爭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穩妥，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要與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銜接。根據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的原則，危害社會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張軍的聲音迅速被解讀為“醉駕未必入刑”，引發社會各界熱議。

焦點一：涉及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釋權到底歸誰。

有人認為，這一問題必須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立法法第一節立法權限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而立法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從這個角度分析，對刑法修正案(八)“醉駕入刑”的“標準理解”無疑應當出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中國青年報》署名評論也認為，對“醉駕入刑”條款的理解直接涉及法律條文的本意。顯然，它已經屬于我國立法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也就是說，無論從情理還是法理而言，都不適宜由最高法院出臺司法解釋進行厘清，而應由立法機關自身來釋明法意。

從立法階段就開始的“醉駕入刑”要不要有情節輕微、嚴重之分的大討論，實際上體現了當前法治化進程仍在逐步深入的過程中，法律和執法銜接的可操作性問題。但在執法層面百分之百地忠于立法時，立法機關的本意是最重要的，這關系到從基層民聲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的過程的神圣和嚴肅性。

焦點二：附帶條件會否助長執法不公？

這場大討論引發的第二個追問是：司法自由裁量權究竟應當有多大，附帶條

件的“酒駕入刑”會不會讓法律變成橡皮筋，會不會助長以言代法和執法不公？

《新華每日電訊》刊登署名評論認為，如果醉駕入刑與否要視情節、后果而定，那么在現實國情下，所謂情節和后果極可能異化成權力和關系，視情節、后果而定極可能異化成視權力大不大、關系鐵不鐵而定，甚至視執法者的脾氣、性格以及當時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權的、有錢的以及社會名流們很可能成為受益者，不知會滋生多少弄虛作假、徇私舞弊，“醉駕入刑”的公正性將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義，公正性喪失顯然比耗費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嚴重得多。

著名刑法專家、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高銘暄認為，在參與刑法修正案(八)的前期討論中，是否將醉酒駕駛列為刑事犯罪有很多爭議。反對者認為打擊面過大，喝酒的人因為一次醉駕就獲刑太過嚴苛；而支持者則認為醉酒駕駛有一定的危險性，如不加制止地放任，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亂和傷害。最終，立法者更多地采納了后者的意見，且對危險駕駛罪沒有規定其他附加條件。

消弭醉駕入刑執法爭議亟須細化法律，法律界人士亦呼吁進一步細化關于醉駕入刑的規定。高銘暄認為，什么情況下屬于“情節輕微”并不好判定。如果都由法官來判定情節嚴重還是輕微，其裁量權也顯太大。如果醉駕入罪不以酒精量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應需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釋。

四、酒駕入刑的意義

對以醉駕、飆車為主要特征、人稱“馬路殺手”的危險駕駛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終于啟動了獨立成罪的立法程序。這不僅是對違法駕駛機動車輛行為專項懲處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權益的又一司法舉措，更是對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立法貢獻。網民稱贊，社會期待，意義深遠。

設立“危險駕駛罪”順應了人民“平安出行”的呼聲。據報道，中國有13億人口，目前共有汽車8000萬輛，隨著私家車擁有量的逐年增多，人多車多現象日趨嚴重，交通事故已成為社會之痛。2009年，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造成67759人死亡、275125人受傷，直接財產損失9.1億元，其中因酒后駕車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長。盡管公安部門不斷對此進行專項治理，每每發生的交通慘劇和肇事者鋃鐺入獄的案例觸目驚心，但醉駕和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仍屢禁不止。對設立“危險駕駛罪”，社會公眾有呼聲、人大代表有建議、政協委員有提案，可謂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設立“危險駕駛罪”提高了肇事者的違法成本。對醉駕和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屢禁不止的原因，許多專家學者不約而同地劍指立法滯后。按照當前的刑法規定，交通肇事罪一般最高為3年有期徒刑，只有情節特別惡劣的，才可處最高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罰，更不消說“扣車”、“吊照”、“扣分”和“行政拘留15天”、“罰款不高于2000元”等警誡性措施。這樣的處罰成本，不足以安撫受害者、震懾肇事者和警示旁觀者，也難平公憤民。同時，增設“危險駕駛罪”也顯示出我國刑法理念從以“結果犯”為主處罰向以“行為犯”為主處罰的轉變，讓“危險”的預期深刻提醒著行為人，增強對酒后駕車人的威懾力。有利于刑法預防功能的發揮。

設立“危險駕駛罪”有利于肇事傷人的處罰公正。去年5月接連發生的張明寶酒駕致人死亡和胡斌飆車致人死亡兩起案件同屬“危險駕駛”行為，但前者被法院以“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無期徒刑，后者則以“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由于評判的依據不一致，加之公眾輿論的影響，導致“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現象發生。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而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這里涉及到“過于自信的過失”與“間接故意”的區別問題，這也是一個法學界難題。

按照刑法總則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和法治社會的可預期性原則，刑法分則中的罪名和罪狀應當盡可能明確化，惟此才能達到規范公眾行為的目的。設立“危險駕駛罪”既是綜合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輕畸重的量刑標準，也填補了我國刑法的一項短板，為包括酒醉駕駛、超速行駛、無技能駕駛、妨害駕駛、無視信號駕駛在內 “危險駕駛”行為量身定做了名副其實的罪名，有利于對司法部門對肇事傷人處罰的客觀公正。

五、酒駕入刑，任重而道遠

目前，這場圍繞刑法修正案

（八）“醉駕入刑”的大討論還在繼續，而各地依法嚴厲打擊酒后駕車已經初見成效，不僅遼寧等地醉駕現象銳減，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對“五一”小長假期間的統計也表明，全國酒后駕駛交通事故保持大幅下降，其中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27.6%和54.6%。

因此，記者認為，在這種背景下，當前各界應當堅持三個不動搖：一是依法嚴厲打擊醉酒駕車、維護公共安全的決心絕不能動搖；二是對于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的立法權威絕不能動搖；三是繼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增強人民對司法體制的信任，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目標絕不能動搖。

同時，立法、執法相關部門還應當抓住普法教育的契機，及時回應社會各界對于刑法修正案

（八）相關條款的疑問，及時出臺細則或司法解釋，使對法律的正確理解能夠深入人心，并得到真正的落實和尊重，把普法教育與法治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做到著眼于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法律需求，加強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宣傳，使這場結合實踐的普法宣傳教育能夠發揮實效，使守法真正建立在大家學法、懂法的基礎上，使我們的汽車社會變得更加安全。

參考文獻

1、酒駕入刑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933.htm

2、首例醉駕入刑http://news.sina.com.cn/c/2011-05-06/064522415234.shtml

3、高曉松醉駕http://baike.baidu.com/view/5718997.htm?fromenter=%B8%DF%CF%FE%CB%C9%D7%ED%BC%DD&redirected=alading

4、酒駕入刑漏洞http://auto.qq.com/a/20110516/000339.htm

5、酒駕入刑爭議http://

第三篇：醉駕入刑問題之考量

醉駕入刑問題之考量

摘要:2011年2月25日審議通過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規定了“醉駕入刑”。在肯定和期待“醉駕入刑”能更好地發揮刑法預防和懲治醉駕行為功能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懲治醉駕行為固然需要刑法規制，需要對“醉駕入刑”與現行犯罪刑罰體系的融合進行科學的設計和安排，但刑法的謙抑性、傳統酒文化的影響、法律信仰的缺失等也是整治醉駕行為不容忽視的因素，要在全社會減少或消除醉駕行為，需要社會綜合治理，以消除其存在的土壤。

關鍵詞:醉駕入刑;危險犯;刑法謙抑;刑罰

一、醉駕入刑的主要原因

面對頻發的醉駕慘案和醉駕治理的乏力，人們普遍呼吁將醉駕行為納入刑法予以規制。審視我國現行治理模式和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筆者以為，醉駕入刑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一)醉駕現行控制模式的失靈

隨著我國人均機動車保有量的大幅增長，機動車交通事故的頻繁發生，業已成為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一個重大問題。其中，醉駕行為所導致的交通事故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有關醉駕所導致的惡性交通事件，更是頻繁見諸媒體報端。

筆者認為，導致醉駕肆行的主要原因，一是受中國傳統“酒文化”的影響，普通人用餐喝酒、感情交流自是常態;公款喝酒宴請，賓朋滿座，把酒言歡也成普遍現象;生意場上日日笙歌更是司空見慣。二是行政處罰過低、執法手段失范和不力，導致大量醉酒駕駛行為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罰和懲戒。行政執法中，違法成本過低，難以懲戒和震懾不法人員。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條規定: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暫扣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國外對此處罰如韓國是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萬韓元以下罰金。而且現實中，執法人員以罰代管的現象突出，人情車、特權車大量存在，執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待商榷。三是刑事立法的相對滯后，我國對于醉駕導致其他犯罪的，有相應的規定，但對于醉駕行為本身，并未規定單獨的刑罰。盡管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中，對于醉駕的懲治，有行政和刑事等方面的規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于醉駕行為作出了詳細的行政處罰規定，刑法則從交通肇事到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醉駕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罰規定;在民事責任的承擔方面，也對醉駕者規定諸多不利后果。就目前情況看，我國針對醉駕行為的控制制度的設計，可以說是相對比較完善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從公權力執法層面看，濫用職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屢有發生，損害了執法部門的公信力和威懾性;從醉駕者個人角度看，在當前法律意識仍有待加強，生命教育嚴重缺失的情況下，漠視他人和自身生命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一切導致醉駕不僅屢禁不止，且

呈日趨高發的態勢，即使在公安部多次開展“醉酒駕駛整治行動”和“醉駕入刑”已進入爭議白熱化狀態的過程時，仍不斷發生諸如“河北大學校園醉駕致大學生死亡”，“谷青陽醉駕致四少年死亡”的諸多慘劇，同時還發生了“交警向權貴者下跪”、“?我叔是金國友?之輩毆打交警”等踐踏法律的丑劇。在法律缺乏被信仰，濫用公權力和公權力介入不當等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有關現行控制模式有效性的論斷，都將變得蒼白無力和讓公眾不屑、不恥。

(二)中國刑法傳統意識的影響

在我國刑法思想史上，歷來強調的是刑罰的威懾功能，主張以重刑懲治犯罪，從而實現預防和打擊犯罪的目的的觀點非常多見。先秦時期法家著名思想家李斯即主張嚴刑峻法，強調刑罰的威懾功能，甚至主張通過重刑來消除犯罪，實現維護社會治安穩定這一目的。在法家的思想里，刑罰并非是專門為了懲罰犯罪的人而設置的。

刑罰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懲治犯罪，達到殺雞駭猴、殺一儆百的效果，威嚇社會上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從而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與法家不同的是，儒家強調“德主刑輔”，重視倫理與道德的融合，在設置刑罰的過程中，重視犯人的內心動機，強調刑罰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主張通過厚德以挽救教育犯罪人，這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特殊預防，同時，儒家也強調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即所謂的“防患于未然”。這種傳統不僅對我國刑法的理論和實踐，也對公眾的刑法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1](P372)。

因此，當一種犯罪現象產生和數量不斷增長的時候，立法者、法學家和公眾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懲戒性法令，會想到這種容易但易引起錯覺的補救方法。醉駕入刑，固然對遏制醉駕行為會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卻難免具有使人們覺得國家規避了自己的責任，籍希望采取一勞永逸的手段，而忽視盡管更困難但更有效的預防性和社會性的補救方法的嫌疑。

(三)醉駕入刑擁有的理論基礎

醉酒駕駛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從公安部布置開展整治醉駕行動以來，各地相繼查處了大量的醉駕致人重傷或死亡的惡性案件，血淋淋的慘案一再證明，醉駕對人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和傷害。及時懲治犯罪，切實保障人權是刑法所追求的終極價值，從這個角度看，醉駕入刑有利于實現刑法人權保障的終極價值。也只有刑罰這劑猛藥才能敲響警鐘，震懾抱有僥幸心理的醉駕者。而且從犯罪構成要件來看，醉駕行為主體一般都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當然這也是駕車人取得駕照的資格要求，駕車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為以防危害結果的發生，但卻沒有有效控制，這也是“醉駕行為”應負刑事責任的基礎。另外，我國刑法明確規定，醉酒后實施嚴重危害社會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醉酒后人的意識和自控能力雖然會出現一定的問題，但不能因為醉酒導致能力受限而影響其承擔刑事責任，因為這種狀態是醉駕者先前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時自行所導致的。

二、醉駕入刑引發的爭議

(一)是否違背刑法謙抑性謙抑，是指縮減或者壓縮。刑法的謙抑性，又稱刑法的經濟性或者節儉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刑罰的其他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的預防和抗制犯罪[2](P6)。

意即，當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產生和滋長時，如果采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措施和方法，仍然無法有效抑制的時候，才得以采用刑法的方法，通過刑事立法將其規定為犯罪，科以刑罰。這里的謙抑性更多強調的是其最后性，即不到萬不得已不得把某種違法行為予以刑法規制，不到萬不得已不得動用較重的刑罰，立法要有人文關懷，要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從此角度看對醉駕行為的認識，很多人都認為，醉駕行為成為“社會痼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傳統文化因素的影響，又有現代法制和生命教育的缺失;既有立法層面的，又有司法和行政執法層面的因素，等等。對于醉駕，產生原因的多樣性，就導致懲治措施的多元化，應當尋找一種綜合的、社會的救治辦法。況且，醉駕不可能僅僅通過刑罰就能予以消滅的，而只能將其遏制在社會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內。刑罰作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具備積極與消極的兩重性。正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耶林指出:“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3](P127)因此，那種迷信刑罰的威懾力，尤其是迷信重刑對未然之犯罪的遏制效果，以及對已然之犯罪人的矯正功能的觀點是不足取的。

秦前紅教授認為，醉駕入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其必要性還值得商榷，在目前情況下，醉駕入刑的時機并不成熟，從刑法謙抑的角度考慮，醉駕應暫緩入刑。也有部分人認為，對于醉駕行為的控制，現行的法律體系已比較完備，而且通過前一段時間各地陸續開展的運動式嚴查和大力整頓，酒駕現象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現行控制模式的作用還是具有可挖性的，在現行制度還未充分發揮其作用的情況下，醉駕入刑有違刑法的謙抑精神。而依筆者看來，刑罰程度是否適當，必須依本國國情與本國國民的社會公平和正義觀念的認知為依據進行考慮，我們不僅要反對盲目的重刑主義，也不能過于推崇刑法的輕刑化。畢竟在國民整體素質還在急需提升的情況下，在其他懲戒措施的違法成本不足以警醒醉駕者的情況下，保留一定限度的刑法威懾功能對整治醉駕行為還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上，綜觀世界發達國家，也大多都將醉駕行為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而且規定了比較嚴厲的刑罰。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各種控制手段，甚至運動性嚴查，大力整頓，仍無法有效遏制醉駕的情況下，應進一步加大違法成本，將醉駕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這符合當前社會民眾的公平、正義觀念，既體現了立法者對民意的回應，也顯示了國家為維護公共安全、懲治醉駕的決心和力量，其實并不違背刑法的謙抑性。在“醉駕入刑”幾成定局的形勢下，我們更應關注草案中對醉駕的規定，是否與現行刑法的精神與刑罰體系相融合。

(二)“情節惡劣”是否應予以刪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臺之前，有部分學者認為，對于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比較簡單，將“情節惡劣”作為構成要件，難以限定具體行為范圍，司法實踐中也不易操作，應將醉駕犯罪的構成要件中的“情節惡劣”予以刪除，即對于醉駕一律定罪。但2011年2月25日審議通過并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沒有刪除這一點。在筆者看來，對醉駕行為強調“情節惡劣”的規定，實際上是將“危險駕駛罪”定性為“情節犯”。

而情節犯是指將一定的嚴重或者惡劣的情節作為犯罪構成的必備要件的犯罪，我國刑法中規定了較多的情節犯。

應當強調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情節犯的犯罪認定，尤其要注意查明有關的定罪情節，否則就會混淆罪與非罪的界限。刑法中之所以要設定情節犯，目的主要也是為了將一些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是人身危險性較小或者在程度上尚未達到應受刑罰的行為，排除在犯罪的范疇之外，從而科學地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行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屬于犯罪的本質特征，然而行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是抽象的，往往通過各種犯罪構成要件才得以體現出來。對于有些行為，雖然犯罪構成的基本要件都已經具備，但是，假如不加區分地一概認定為犯罪，就會使刑法的打擊面失之過寬，如醉酒駕駛行為的對象，一類是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對象，如公共道路，一類是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對象，如公共道路之外區域或渺無人煙的沙漠、草原。在此，我們顯然不能認為，凡是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都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都應一概地、不加區分地認定為犯罪并予以刑罰處罰。因此，依筆者看來，已經出臺并且即將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對于醉酒駕車的犯罪構成要件方面要求具備“情節嚴重”是可取的，亦是符合現行刑法精神的。

(三)與現行犯罪刑罰體系的沖突

在醉駕入刑寫入刑罰的進程中，2010年12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二次審議中，擬對“危險駕駛罪”條款進行修改，進一步加大對醉駕行為的懲罰力度。根據該草案二審稿的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不管情節是否惡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將按照“危險駕駛”定罪，處以拘役，如果有醉駕、飆車等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將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也就是說，按照草案二的規定，醉駕應屬于危險犯。基于多因素的考量，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八)》還是最終保留了草案(一)“情節惡劣”的規定。當然，從刑法威懾能發揮的角度看，危險犯的懲治要比情節犯嚴厲得多，因為從犯罪構成上看，危險犯是指不管是否發生了實害結果，只要行為對他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構成了威脅就成立犯罪，就可定罪處罰。

在我國刑法中，危險犯又分為兩種:一是抽象之危險犯，指在司法上依據行為本身的一般情況為或者說以一般的社會生活經驗，認定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的可能性時，方成立犯罪之危險犯;二是具體危險犯，指司法上依據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認定行為具有發生法益侵害結果的可能性時，方能成立犯罪之危險犯。這兩種類型的危險犯中對于“危險故意”的認定存在差別:在抽象的危險犯里，因法律規定其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危險，所以行為人如果實施了某種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即被認為具有危險的故意，而不必查證行為人是否在主觀上明知其行為的危險性;在具體的危險犯里，在認定行為人具有危險的故意時，必須查證行為人明知其行為的危險性[2](P225)。

從《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二審稿的規定來看，“危險駕駛罪”應屬于抽象的危險犯。辛忠孝教授認為，醉酒駕駛者屬于主觀故意、明知故犯，對危險結果采取放任態度，就是間接故意危害他人。在我國現行犯罪刑罰體系中，危險犯的犯罪構成在主觀方面均為故意，刑法

中沒有規定過失的危險犯，因為在我國刑法理論中，通說認為，具備侵害結果是過失犯罪的前提條件。而在能否設立過失的危險犯這個問題上，刑法學界存在一定的爭議，有學者認為，在通常情況下，過失行為僅具有造成某種損害的可能性，對此，不宜規定為犯罪。然而，對于有些主觀惡性較重，侵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極大，且極有可能造成嚴重侵害結果的過失行為，刑法分則中可特別針對其設立過失的危險犯。這類犯罪在社會實際中，主要出現在危害公共安全性質的犯罪中[4](P55)。而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則認為，危害結果是限制過失犯罪的客觀尺度。如果脫離了這一客觀標準，將導致犯罪過失的范圍無限制的擴大。因此，不宜否定犯罪過失的結果責任[5](P292)。陳興良教授認為，對過失犯罪規定危險構成的設想，缺乏科學的根據。在刑法理論上，危險犯是指法律特別規定不以發生侵害結果為要件，只要具有發生這種侵害結果的危險即成立犯罪。危險犯一般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因它不要求犯罪結果，因此該行為本身必須是具有足夠危害的，即所謂行為無價值。而過失犯在我國刑法中，以發生侵害結果作為構成犯罪的前提條件，即所謂結果無價值。沒有危害后果，則無過失犯罪可言，在沒有發生一定危害結果的情況下，就沒有過失犯罪可言，不存在設立過失危險犯的可能性

此外，依現行刑法的規定，醉酒駕車致一人以上重傷的，成立交通肇事罪，處三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此時，對于醉酒駕車人將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這時，我們就會發現，過失形態的“交通肇事罪”包含了故意形態的“危險駕駛罪”，這在邏輯上是不可思議的。在美國，駕車者血液酒精含量高于法定標準即遭拘留及無條件吊銷駕駛證;法官審判后，最低監禁一周，最高一年。僅2006年，在全美因酒后駕車被捕的就有146萬人。如果酒后駕車導致他人生命受到危害和遭受財產損失的，將一律以“二級謀殺罪”起訴。日本在2007年刑法修訂中，設定“危險駕駛致人死傷罪”將其與“駕駛過失致人死傷罪”進行分離，而在其他國家，也大多規定了類似的處罰標準。

依筆者看來，應當將醉酒駕車導致交通事故的犯罪，從交通肇事罪中進行剝離，規定單獨的罪名，才符合犯罪刑法體系的邏輯。

三、結語

醉駕入刑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減少醉駕行為的肆意發生，但刑罰僅能消除形成醉駕的個人原因，對于消除醉駕產生的社會因素，還應尋求積極的社會治療方法。

因此，筆者認為，對刑罰的威懾和預防作用要有一個客觀清醒的認識，在懲治危險駕駛犯罪的過程中，要注重對犯罪的綜合治理，多管齊下方能有效地抑制和預防犯罪。

對于醉駕肆行的形成，中國酒文化的影響是客觀事實，但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兩極分化嚴重，加上中國現行法律制度和執法環節存在的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導致一些人漠視法律，漠視他人的生命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在我國相關行政管理法規中，制定了很多對醉駕行為的懲罰措施，但是行政執法中大量的以罰代管，甚至不管，都使這些懲罰措施在某些持有特權思想的人面前變得形同虛設。諸如“我爸是李剛、我叔叔是金國友”、“交警向違章者

下跪”等事件的出現絕不是個案，現行控制模式不得不依靠大規模運動式執法方顯幾絲作用。

因此，對于“醉駕入刑”，筆者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但支持之余，希望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立法者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對其與現行犯罪刑罰體系的融合進行科學的設計和安排，盡力做到既能有效遏制或降低醉駕行為帶來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又不違背現行刑法的謙抑性和罪責刑相適應等刑法基本理念和刑法原則，既實現了刑罰及時懲治犯罪的功效，又能充分保障人權。此外，我們還應清醒地意識到，對于犯罪而言，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并非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并不嚴厲，它的確定性也比那些聯系著一線不受處罰希望的殘酷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令人難忘。在犯罪與刑罰之間建立一種必然因果關系，對于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尤其在目前民眾普遍缺乏法律信仰的社會現狀下，更是如此。因為，醉駕入刑并不在于給醉駕者多大的刑罰，而在于使每一個醉駕者都能夠被處罰。這樣才能更有效地遏制醉酒駕車，維護法律的公平和權威。

第四篇：“醉駕入刑”交通安全

各教育學區，各級各類學校：

為進一步提高道路交通法制觀念，擴大今年5月1日起實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關于“醉駕入刑”條文知曉率，防止教育系統工作人員出現“醉駕”行為，現將《瑞安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開展“醉駕入刑”交通安全宣傳進機關活動的通知》（瑞政辦發明電[2011] 44號）轉發給你們，請按照通知要求，認真組織學習，貫徹實施。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瑞安市人民政府辦公室

關于開展“醉駕入刑”交通安全宣傳

進機關活動的通知

各街道辦事處，各鎮、鄉人民政府，市各有關單位：

為進一步深化交通安全宣傳“五進”活動，提高“醉駕入刑”法律規定的知曉率，防止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出現“醉駕”行為，現就“醉駕入刑”宣傳進機關活動通知如下：

一、加強學習，提高守法意識。從2011年5月1日開始，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相關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不論發生危害后果嚴重與否，都將以危險駕駛罪接受法庭審判并被追究刑事責任，處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拘役，并處罰金。為此，各單位要認真組織工作人員學習今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八）有關“醉駕入刑”的規定，切實提高交通安全和守法意識，堅決杜絕醉駕、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確保單位工作人員交通安全和政治安全。

二、領導帶頭，發揮表率作用。各單位工作人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學法、用法、守法的模范，帶頭遵守各項交通安全法規，主動向社會各界和周邊群眾宣傳“醉駕入刑”等新規定，并堅決杜絕為“醉駕”犯罪嫌疑人員開脫說情的行為，為營造良好的社會交通秩序作出表率。各單位要通過宣傳欄、討論會等多種形式，切實加強對單位專職駕駛員的教育，使其進一步提高交通文明、法制和安全意識，對個別確實不適合駕駛公車的，要堅決予以勸退，防止出現醉酒駕駛公車等涉嫌犯罪行為。

三、高度重視，加強組織領導。“醉駕入刑”宣傳進機關活動是當前我市各單位普法教育的重要內容，是預防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醉駕”犯罪，維護黨委政府形象的一項重要舉措。各地各部門（單位）務必高度重視，切實加強組織領導，確保各項宣傳教育措施落到實處。同時，要嚴格執行溫州市紀委、市委組織部、市公安局、市監察局、市人事局《關于對全市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嚴重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實行抄告制度的通知》（溫紀?2009?21號）要求，對涉及酒后駕駛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由公安交警部門抄告當事人所在單位和紀委、監察部門，給予相應的黨紀政紀處分、誡勉談話或通報批評。

附件：“醉駕入刑”交通安全宣傳進機關活動學習資料

二○一一年五月三日

附件

“醉駕入刑”交通安全宣傳進機關活動

學習資 料

一、2011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刑法修正案

（八）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二、2011年4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規定：

（一）飲酒或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

（二）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六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一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因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被處罰，再次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十天以下拘留，并處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同時飲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處十五日拘留，并處五千元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

（三）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醉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十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后，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

三、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有關規定，“行政機關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

四、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第30條之規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的主刑(含宣告緩刑)的，應當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第49條規定，“律師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

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25條規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七、拘役是我國刑法規定的一種量刑方式。拘役是短期剝奪犯罪人自由，就近實行勞動的刑罰方法。拘役由公安機關在就近的拘役所、看守所或者其他監管場所執行，在執行期間，受刑人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兩天，參加勞動的，可以酌量發給報酬。拘役的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數罪并罰時不得超過1年。

第五篇：醉駕入刑之我見

醉駕入刑之我見

關鍵詞：醉駕 法律 交通事故

據中央電視臺《午間新聞》報道，9日晚上，知名音樂人高曉松駕車在北京發生交通事故，致四車連撞，四人受傷，成為第一個“以身試法”的名人。經酒精檢測，高曉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43.04毫克，已構成醉酒駕車，按照《刑法修正案(八)》規定，他將面臨拘役的刑事處罰。（中新網5月10日）

自5月1日醉駕入刑以來，各地交警部門紛紛設崗，查獲醉酒駕駛者，他們將以“危險駕駛罪”提起訴訟，使酒后駕車者受到刑事處罰。近年來，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引發人們對酒后駕車、飆車的空前關注。為此，國家有關部門曾掀起過幾次治酒駕風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打擊和震懾了酒后駕車行為，而什么原因導致醉酒駕車有禁不止呢？據《中國青年報》的一份調查顯示，有97%的人承認身邊存在酒后駕駛現象，有81%的人認為我國對酒后駕駛處罰過輕，有70%的人認為“違法成本過低”是酒后駕駛現象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可見，人民群眾認為，之前的法律對酒后駕駛和飆車行為處罰太輕、量刑標準過低，缺乏震懾和懲戒作用。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公布以后，我國加大對醉酒駕車行為的處罰力度，將之從行政處罰上升到更加嚴厲的刑事處罰，懲處力度明顯加大，但仍有部分人漠視法律規定，頂風作案，甚至有些司機心存僥幸心理，醉駕入刑后仍酒后駕車。

我國將醉駕入刑，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對民意的呼應，是司法為民的具體表現，但我認為“醉駕”是一種復雜且頑固的社會弊病，并不是“入刑”就可以消除的。畢竟法律是約束人們行為的最后手段，強調的是事后懲治，而先期預防也十分重要，如提高國民素質，增強自律、社會責任感以及對生命的敬畏感等等，在這種社會道德和文化的熏陶之下，人民群眾會自覺遵守法律法規，抵制酒后駕車行為，惟有兩者相結合，才是解決醉酒駕車問題的根本之策。

這些天，各地公安交警部門，正依據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醉駕入刑正式開始實施。醉駕入刑的執法關鍵，在于讓每一個醉駕者都能受到一視同仁的處罰。毫無疑問，這對遏制酒駕、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具有深遠的意義。長期以來，由于深受源遠流長的“酒文化”和社會風氣的影響，許多機動車駕駛人面對酒杯無法抗拒，講究“喝酒不喝醉，感情不到位”，以致“前腳喝完酒、后腳駕車走”幾乎成為醉貓們的習慣。由此帶來的危害自然是顯而易見的，大量馬路上的人間悲劇層出不窮，因酒后駕車發生事故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七點三的速度增長。故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設立“危險駕駛罪”順應了公眾“平安出行”的訴求，是民意所需，眾望所歸。

根據媒體的報道，今年“五一”以來，全國各地警方相繼查獲了多名醉駕人員，當事人面臨的將是嚴厲的刑事處罰。但因現實條件所限，有關部門對醉駕入刑的宣傳力度還遠遠不夠，以至于有些醉駕者直到落網后才知道醉駕將面臨刑事處罰。所以，建議有關部門對酒駕、醉駕行為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要調動各方面的警力、警務資源，從查獲、取證等各個環節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嚴打置法律和他人安危于不顧、頂風作案的酒駕者。另一方面，也要切實加大醉駕入刑的宣傳力度，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和互聯網、手機短信等新興媒體，堅持長時期、大密度地進行宣傳教育，最大限度地做好普法工作，讓廣大老百姓切實認識到酒駕、醉駕的嚴重危害，認識到必須承擔的法律后果。當然，對千千萬萬的普通駕駛人而言，更要從自身作起，繃緊遠離酒駕這根弦，嚴格遵守法律法規這根紅線，做一個文明駕駛、理性駕駛的模范。

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將開始實施，醉駕正式入罪。與之相銜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作了相應改變。刑法修正案

（八）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該修正案第二十二規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為了打好“酒后禁駕”戰役，公安部先后出臺了“四個一律”，對酒后駕駛行為一律實行上限處罰；2010年3月又出臺了111號令，規定對飲酒駕車的違法行為一次性記12分，如今醉酒駕駛以“危險駕駛罪”定罪量刑，與之相銜接、并同時于5月1日起實施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加大了對此類行為的行政處罰力度。對醉駕行為一律吊銷駕照，并在5年之內不得重新取得。對酒后駕駛行為的罰款從200-500元提高至1000-2000元，暫扣駕照的期限從1-3個月提高為6個月。這對當前交通管理工作的影響更為深遠。

據記者調查，盡管公安部門在不斷大力整治酒后駕車，但是酒后駕車行為依然屢禁不止。陸在春認為，即將于下個月一號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八）增設“危險駕駛罪”，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社會大眾對安全出行的訴求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也體現了我國刑法的與時俱進。從處罰力度上看，增設“危險駕駛罪”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肇事者的違法成本，能強化對以身試法者的震懾作用；從立法技術上看，增設“危險駕駛罪”將入罪形態界定為低門檻的“危險犯”，不苛求“交通肇事罪”的“嚴重后果”，而且比刑法第114條所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有利于實現“罰當其罪”。從處罰性質上看，增設“危險駕駛罪”對于公務員和參公人員面臨了更加嚴格的處罰，因為根據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17條第二款的規定：行政機關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近年來，我國成都、南京、杭州等城市接連發生酒后駕車導致的惡性交通事故，其中一些酒后駕車者以“交通肇事罪”被處罰，一些酒后駕車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此次“醉駕入罪”，意味著凡醉酒駕駛者，已不是違法嫌疑人，而是犯罪嫌疑人，即便不發生嚴重后果，也可能被判處刑罰。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昨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決定》，規定因醉駕行為吊銷駕照的人還將在5年之內不得重新考證。這也意味著，酒后駕駛不僅僅是扣分吊銷駕駛證，還將面臨著開除公職的行政處罰。

酒駕肇事終身禁駕。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將開始實施。為與其相銜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刪去了對醉酒后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人拘留的規定。醉酒駕車將被拘役。更嚴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酒后駕車肇事者會被終身禁駕。兩次酒駕吊銷駕照。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將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罰款從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暫扣機動車駕駛證的期限從1個月以上3個月以下改為6個月；因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被處罰后，再次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10日拘留和2000元罰款，并處吊銷機動車駕駛證。醉駕吊銷駕照五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將醉酒后駕駛機動車暫扣機動車駕駛證的處罰改為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且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還增加了15日拘留的處罰，將罰款從500元提高至5000元；對醉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將暫扣機動車駕駛證的處罰改為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且10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后，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醉駕可能被解除合同。“醉駕”正式定為刑事犯罪，可判處拘役，并處罰金。屆時醉酒駕駛要承擔刑事責任，最長可處6個月拘役。“醉駕”入刑，醉酒司機就是犯罪，無疑會影響當事人一生。《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17條規定：“行政機關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這就意味著，如果公務員醉駕被判拘役，就面臨被開除公職。《勞動法》第25條規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據此，凡因醉駕構成刑事犯罪的，可能會被企事業單位開除公職或解除勞動合同。《律師法》第49條規定：“律師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學生醉駕終身禁考公務員。醉駕者若為在校學生，那么他將永久失去報考公務員的資格。在公務員招考中也明確規定，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員和曾被開除公職的人員不得報考。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第30條之規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處《刑法》規定的主刑(含宣告緩刑)的，應當給予開除黨籍處分。根據刑法修正案(八)規定，醉駕應屬故意犯罪，這也意味著，黨員如果醉駕被判刑也將被開除黨籍。本組稿件綜合新華社、《京華時報》等。公務員醉駕或被開除。刑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提出，醉酒駕駛機動車，不管情節是否惡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將按照“危險駕駛”定罪，處以拘役，并處罰金。“醉駕”是否犯罪？又該如何處罰？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21日分組審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時，圍繞這些問題再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委員認為，醉駕即入罪，而國家公職人員在犯罪后一般都會面臨開除公職的處分，這樣對公務員來說“后果很嚴重”。也有人認為，公職人員更應模范遵守法律。

觀點一醉駕入罪易造成打擊面過寬。“目前對于醉駕入罪的問題有點情緒化傾向，大家對醉酒駕車、在路上飆車現象非常氣憤，但實際上這種行為已經有法律來管了，在入罪方面，要十分慎重。”李連寧委員提出，草案二次審議稿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不管情節是否惡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將按照“危險駕駛”定罪，容易造成打擊面過寬。他建議根據情節的輕重給予一些空間，可單處拘役、或單處罰金、或兩者并處，建議在“醉駕”和追逐競駛后都加上“情節嚴重的”限制條件。

觀點二醉駕即處以拘役仍偏輕。但也有一些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對“醉駕”的處罰還應加重。任茂東委員認為，僅處以拘役偏輕，建議改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而且他認為，僅是拘役實際中的操作性不強，難以執行，且行政成本較大。郎勝委員指出，對于“醉駕”當前的實際做法是行政拘留，但目前看來作用不大。達到“醉駕”程度就追究刑事責任，可能對社會的震懾效果會好一些。“隨著汽車時代的到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醉駕’還是嚴一些好”。

觀點三公務員在醉駕上更應率先垂范。也有委員建議對醉駕入罪能否給予一定的過渡規定，目前醉駕即入罪，而國家公職人員在犯罪后一般都會面臨開除公職的處分，后果很嚴重。國務院2007年通過的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規定，行政機關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國家公務員招考時，也規定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報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周光權認為，國家公職人員應率先垂范，其行為才有公信力，對他們的道義要求高于一般人是沒有問題的。他分析，中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而轉型社會也意味著風險社會，運用刑罰手段對一些嚴重的突出的社會問題給予嚴厲的壓制，也是可以接受的。

觀點四醉駕狀態其實很難判斷。根據現行的標準，駕車者血液酒精濃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屬酒后駕駛，濃度超過每百毫升80毫克就算醉酒駕駛。叢斌委員認為，從科學角度界定“醉酒”很難。不同的人對酒的耐受度是不一樣的，有的人酒精含量超過200毫克也不一定有事，有的人可能只有20毫克卻意識不清。郎勝委員也指出，醉酒程度各國都有不同標準。針對這一問題，叢斌提出了完善該規定的兩個方式，一是單純規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過多少毫克，用定量的方式確定犯罪主體。二是將醉酒改為酒后，只要飲酒后駕車上路，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失的，就要承擔刑事責任。“酒駕入刑”的前提是嚴格執法。翻開刑法的發展史來看，危害性原則始終是決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最基本的原則，即一個行為，只有在其對社會造成足夠危害的情況下才會被納入刑法的視野，進而作為犯罪受到刑罰的處罰。因此，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這在刑法中是一個常識性問題，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如果醉駕入刑與否要視情節、后果而定,那么在現實的國情下,所謂情節和后果極可能異化成權力和關系,視情節、后果而定極有可能異化成視權力大不大、關系鐵不鐵而定,甚至視執法者的脾氣、性格以及當時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權的、有錢的以及社會名流們很可能成為受益者,不知會滋生多少弄虛作假、徇私舞弊,“醉駕入刑”的公正性將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義,公正性喪失顯然比耗費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嚴重得多。給“醉駕入刑”開口子,忽視了重人情關系的現實國情,忘記了“醉駕入刑”的立法初衷,這顯然與立法初衷相違背、與法律條文的原意不相符。所以,我以為“醉駕入刑”還是一刀切為好。

事物發展的規律是由量變決定質變，我們相信，隨著醉駕入刑觀念日益得到理解和普及，當刑罰力度與“酒文化”進行反復較量并不斷取得戰果之后，酒后駕駛的行為必然會大大地減少，我國在道路交通安全這一塊將會開創出一個嶄新的局面，這將是人民群眾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