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與企業進行商業合作的方式

一、城市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投資經營

具體為：以BT(建設—移交)、BOT(建設—經營—移交)、TOT(轉讓—經營—移交)方式參與道路、橋梁、隧道、公共停車場站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供水、供氣、城市污水處理、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城市軌道交通等市政公用事業。

BT投資，是一種“交鑰匙工程”，社會投資人投資、建設，建設完成以后“交鑰匙”，政府再回購，回購時考慮投資人的合理收益。

BOT方式，項目公司在建設完后，多了一個特許期，既有經營權又有所有權。

而TOT在操作上，則相反。先由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把項目建設好，再將一定期限的產權和經營權，有償轉讓給投資人，由其運營管理；投資人在約定時間內，通過經營收回全部投資和得到合理的回報后，交回給政府部門或原單位。

二、服務類政府采購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央預算單位2011-2012年政府集中采購目錄及標準的通知》(國辦發?2010?61號)中規定，服務類品目包括：汽車維修、汽車保險、汽車加油、印刷項目、會議服務、工程監理、機關辦公場所物業管理、信息管理系統開發及維護項目等8項，主要采用公開招標、單一來源采購、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和詢價等采購方式。

三、美國商業遙感公司和美國政府的合作模式

政府以協議的方式預定未來數年的商業服務來保障企業的收益，并承擔部分研發資金。

1.GeoEye獲得了NGA的EnhancedView項目的38億美元大單 該協議包括了一個從2010年9月1日到2011年8月31日的合同和9個一年期NGA選項協議。其中28億美元將用于購買高分辨率商業遙感數據，包括一個10年期的每年1.5億美元的標準服務協議，和一個在2013年GeoEye-2衛星開始運行后，7年期的每年約1.84億美元的附加協議。另外3.37億美元將投入GeoEye-2衛星的研發和發射。

最后還將投入7億美元用于增值產品和服務，包括為滿足政府運營而需增加的基礎設施的研制和供應，還包括用于標準服務協議中的EyeQ?在線地圖服務的交付。

2.DigitalGlobe公司和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于2010年8月9日簽署了一項總額35.5億美元的支持該局EnhancedView商業衛星影像計劃的訂單合同。

協議將從2010年10月1日起生效，共將持續10年。協議規定DigitalGlobe公司將在未來的10年里為NGA提供價值28億美元的高分辨率衛星遙感數據產品和7.5億美元的增值產品、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服務。該協議將在未來十年內履行完，包括9個一年期的NGA選項，這主要取決于國會的撥款且NGA有權隨時終止或延緩該協議。28億美元的高分辨率衛星遙感數據產品協議將于2010年9月1日起開始實施，前四年將以每年2.5億美元或每月2080萬的規模執行；余下的六年將增加到每年3億美元或每月2500萬的規模。

為了更好的履行該合同，DigitalGlobe公司將盡快研制WorldView-3衛星，并計劃在2014年年底發射。

第二篇：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方式

殘疾人社會保障中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一個初步的探討（上）

2011-07-15 摘要：合作模式是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一種關系類型。西方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闡述，如Gidron、Kramer和Salamon提出了一種具體的合作方式，Young和Coston從宏觀層面提出了合作模式的判斷標準等，但目前在我國此類的理論研究還很少涉及。本文認為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應成為供需缺口大、政府責任大、供給難度高的保障領域——殘疾人社會保障的主導關系類型。合作的開展可以通過提供各種資源支持、搭建交流和互動平臺促成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等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進行。殘疾人聯合會應該成為政府與民間組織開展合作的重要推動者和協調者。

關鍵字：殘疾人社會保障，政府，民間組織，合作模式

4.根據現存政策空間與非營利部門可能履行的職能之間的（“大小”）關系，Coston（1998）提出合作模式下，非營利部門的職能范圍最接近政策空間。

為了從宏觀層面快速評價政府一非營利組織關系的框架，Coston提出一個由八種關系模式組成的連續譜。按照現存政策空間與非營利部門可能履行的職能之間的關系，從差距最大到差距最小，政府一非營利組織關系模式依次為壓制——敵對——競爭——合約——第三方治理——協作——互補——合作等。Coston一方面強調了八種關系模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指出合作模式作為最積極的互動關系狀態，只有在政府支持制度多元化下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在政府反對制度多元化的情況下，政府-非營利組織關系是以壓制和敵對為主要特點，非營利組織擁護政府和向政府發起挑戰的選擇空間就會很有限。

相對而言，Salmon和Naiam針對的是微觀層面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Young和Coston著重從宏觀層面判斷政府一民間組織之間是否存在合作關系。本文傾向于從微觀層面對合作模式進行界定。

（四）關于合作模式的系統闡釋

1.合作模式的定義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是對共同參與、共同出力、共同安排、共同主事等互動關系的概括，是在達成共識、目標一致情況下通過持續的互動式行動來實現公共利益的力量整合。換句話說，合作就是為了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和完成一些共同的任務而進行的財力、人力、智力等方面的互補、協作的互動過程。按照政府是否對民間組織提供屬于政府所有的人財物資源，可將合作方式細分為直接合作和間接合作。

2.建立合作模式的基礎

美國學者保羅·斯特里滕指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合作基于五點聯系，可將其歸結為兩方面：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目標存在一致性，具有相互的影響力；政府有支持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意愿。因此，合作的開展要兼具主客觀條件：一是主觀要件。政府有培育民間組織發展的強烈愿望；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相互信任，尤其是政府對于非政府組織的信任。二是客觀要件。民間組織應該獨立于政府，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或潛質。

3.合作模式的應用

從需求角度看，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中的責任越大，政府越重視，其主動尋求民間組織配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從供給角度看，服務供給的難度越高，政府就越需要民間組織的配合。因此，影響關系模式選擇的因素可歸結為兩方個：一是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中的責任；二是服務供給的難度。基于這兩個維度就可以構成四個象限，結合Gidron、Kramer和Salamon提出的四種關系類型可以得到各個領域的主導關系類型，具體如圖1所示：

第一象限：合作模式主導。在這一領域中，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的責任比較大，而且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難度高，如果由政府來供給，則很有可能造成供給成本高、效率低的情況，應主要采取合作模式。第二象限：民間組織支配模式主導。在這一領域中，公共服務的供給難度比較高，而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責任并不大，政府組織的特性決定了它不會太多涉及這一領域。第三象限：雙重模式主導。在這一領域中，政府責任和供給難度都比較小，那么政府有可能會提供其中某些類型的服務，民間組織有可能涉及另外一些服務類型，也有可能合作提供某些服務類型，合作模式不可能成為主導。第四象限：政府支配模式主導。在這一領域中，公共服務的供給難度不大，且彌補供需缺口的主要責任在于政府，理所當然，這一領域公共服務供給的主導類型應是政府支配模式。

要注意的是，從需求角度看，同一需求層次中，供需缺口越大，政府責任越大；不同需求層次中，政府在低需求層次中的政府責任要大于高需求層次中的政府責任，并不是簡單地與供需缺口大小相關。

三、殘疾人社會保障供給中合作模式的主導地位與實現方式

（一）合作模式應該成為政府與殘疾人民間組織的主導關系類型

殘疾人社會保障供需缺口大，且服務供給難度大，按照上述不同領域的政府一民間組織關系的主導類型圖，合作模式應該成為政府與殘疾人民間組織的主導關系模式。

1.現實需要——殘疾人社會保障中巨大的供需缺口

我國殘疾人生活水平整體還很低，目前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殘疾人有1022萬人，占全國貧困人口的17%。社會保障的供需缺口比較大是造成殘疾人生活水平低的重要致因。根據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的數據統計，殘疾人需求的前四項及比例分別為：有醫療服務與救助需求的有72.78%；有救助或扶持需求的有67.78%；有輔助器具需求的有38.56%；有康復訓練與服務需求的有27.69%，而需求的滿足率分別為35.61%、12.53%、7.31%、8.45%。殘疾人社會保險覆蓋水平也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平均覆蓋率13.4%、10.5%、6.5%和8.1%，而殘疾人的覆蓋率分別為10.0%、32.0%、0.4%和0.6%。

2.理論必然——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中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殘疾人是弱勢群體的主體，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促進他們的社會參與與發展是任何一個責任政府的基本職責（王齊彥、談志林，2006）。依照中國國情，各類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應由政府主導并承擔主要供款責任（李志明，2007）。政府承擔相應的殘疾人社會保障責任除了有公共職責說、國家認同說等予以支撐以外，還有社會剝奪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社會支持理論、社會和諧理論、社會參與理論、社會融合理論等豐富的理論基礎。經修訂，于2008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國家保障殘疾人享有各項社會保障的權利。”殘疾人社會保障供給現已成為政府的法定職責。

3.與民間組織合作的必要性——殘疾人社會服務供給難度高

社會保障有三種保障形式：一是經濟補貼；二是服務供給；三是精神慰藉。殘疾人社會保障最主要供給形式應該是提供服務。早在1945年，Smith就強調了殘疾人康復服務的重要性，并提出殘疾人康復是一個全面的康復過程，各種康復措施應該相互配合、協調。Johnson（1997）則從殘疾人權利和生存環境角度出發提出單純給予經濟補助的補缺式保障不利于殘疾人康復和就業。但是，殘疾人社會服務的有效充分供給具有較高難度。在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問卷中，涉及了殘疾人接受服務扶助與需求的情況，選取項內容涉及13個方面：醫療服務與救助、輔助器具、康復訓練與服務、教育、職業教育與培訓、就業安置或扶持、貧困殘疾人救助與扶持、法律援助與服務、無障礙設施、信息無障礙、生活服務、文化服務、其它等，而這也遠非殘疾人服務需求的全部。因此，殘疾人社會保障中，政府必然要依靠民間組織在服務供給上的“比較優勢”。

（二）開展合作的具體方式

1.直接合作——實現資源上的互補

在實踐中，政府與民間組織可以實現不同資源上的多種合作，可以是資金提供一服務提供的方式，資金提供可以采取公開招投標的方式選擇透明度高、公信力強、專業化成高的民間組織進行合作。另外，也可以實現人力資源開發、培養和使用上的合作。

2間接合作——促進民間組織之間的互動

在NGO與企業合作、與媒體合作、與國際NGO的合作中牽線搭橋。出臺相關政策鼓勵NGO之間開展廣泛合作和全面互動，如公募基金會和私募基金會為NGO提供資金支持。另外，還可以在促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上的互補和互動。

（三）殘疾人聯合會——應該成為政府與民間組織開展合作的主要推動者

殘疾人聯合會（以下簡稱“殘聯”）屬于典型的政府主導型樞紐組織。它在聯系政府與殘疾人民間組織方面的緊密聯系，決定了其在促成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方面可以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理應成為政府與民間組織開展合作的主要推動者。一方面，殘聯可以充分發揮橋梁紐帶作用，促使政府關注和解決殘疾人的問題。受限于傳統觀念和權利意識，我國殘疾人群體雖然規模龐大，但其需求容易被政府忽略，也容易被社會公眾所忽略。因此，殘聯應該建立與政府部門溝通和協調的機制，及時地向政府匯報殘疾人的生活狀況和社會保障狀況。另一方面，提供專業指導，全面提高殘疾人民間組織的能力。殘聯作為最大的殘疾人民間組織，不僅要提供民間組織發展的專業指導，更應該是殘疾人社會保障專家，十分清楚各類殘疾人社會保障需求的特點和供給方式。殘聯應該堅持“走出去、走下去”，多做調研，切實了解殘疾人民間組織的問題及需求，提供針對性的指導和援助。

門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

摘要：合作模式是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一種關系類型。西方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闡述，如Gidron、Kramer和Salamon提出了一種具體的合作方式，Young和Coston 從宏觀層面提出了合作模式的判斷標準等，但目前在我國此類的理論研究還很少涉及。本文認為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應成為供需缺口大、政府責任大、供給難度高的保障領域——殘疾人社會保障的主導關系類型。合作的開展可以通過提供各種資源支持、搭建交流和互動平臺促成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等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進行。殘疾人聯合會應該成為政府與民間組織開展合作的重要推動者和協調者。

關鍵詞：殘疾人社會保障、政府、民間組織、合作模式

Abstract: Cooperation is a kind of rel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ome western academic gave their explanations about model of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For example, Gidron, Kramer and Salamon gave a practical way of model, Young and Coston listed some standards of judging whether the rel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is of model of cooperation from the macro-level.Chinese research outputs involving in the problem is quietly few.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el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of disability should be model of cooperation dominated since there exist big gap between demands and supply, heavy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high difficulty of service-supply in social security of disability.The cooperation may be achieved through direct support of sorts of sources and indirect way of building the platform where the cooperation among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may be encouraged.It’s needed that China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should be the main propeller and coordinator in order to make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come true.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of disability,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model of cooperation 由于殘疾人群體自身的特殊性，殘疾人社會保障的充分和有效供給離不開社會廣大民間組織的參與。探討殘疾人社會保障中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必然能推動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實踐，有助于改善殘疾人的社會保障狀況。

一、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發展脈絡

殘疾人群體是一個有著特殊困難的弱勢群體，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特別保護。國外對殘疾人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脈絡比較清晰：

（一）殘疾觀從救濟式的、強調個人責任的“醫療”模式發展為旨在消除社會排斥、促進社會融合、強調政府與社會責任的“社會”模式。

（二）殘疾人社會保障的價值理念從供養理論發展到回歸社會論（E.Goffman,1950）再到增能理論（Solomon，1970）。

（三）民間組織參與社會保障的研究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出現的福利國家改革浪潮。兩條主要改革路徑（新自由主義理論取向和福利多元主義）都對民間組織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給予相當程度的重視。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西方已經形成幾種較為權威的理論：政府失靈理論（Burton Weisbrod,1974）、合約失靈理論（Henry Hansmann,1980）、第三方管理理論（L.M.Salamon,1994）、政府與非營利部門關系類型學（Benjamin Gidron,1992）以及政府、市場、志愿部門相互依賴理論（Wuthnow,Robert,1991)等。政府與非營利部門關系類型學將合作模式視為政府-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一種整體關系定位。賽拉蒙（1994）指出了一種具體的合作模式：由政府提供資金、由民間組織送服務的“資金提供-服務提供”模式。其實，不同社會保障項目的運作機制差別很大，民間組織的參與方式也不同，整體宏觀關系的定位和單一的運作模式并不能精確地反映出這些差別。國內關于殘疾人社會保障的研究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全社會對社會弱勢群體及社會公正問題的關注而開展起來。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現狀（鄭功成，2007；黎建飛，2007； 許琳、張暉，2007；盛永彬，2006）。目前我國殘疾人社會保障法律體系還很不完善，保障整體水平還比較低。

（二）殘疾人的社會保障模式。殘疾人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弱勢群體，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上存在獨特的內容（程凱，2006；王齊彥、談志林，2006；丁啟文，2002），應該走一般性制度與專項制度相結合的發展道路（鄭功成，2007）。

（三）對殘疾人社會保障的具體項目或某一方面進行的研究，如殘疾人就業保障（張琪、吳江，2004；許琳，2007；林嘉，2007；賴德勝，2007）；殘疾人教育保障（曲學利、呂淑惠，2004；盧德平，2004）；殘疾人康復保障（齊干坤，2005；齊心、厲才茂，2007；王玨，2007）；還有學者針對我國農村殘疾人社會保障問題做了專項調查和研究（石殿忠，2005；許琳，2006；趙小瑜，2006）等。政府是社會保障的首要責任主體，政府責任研究是殘疾人社會保障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在殘疾人社會保障中政府責任的定位和履行現狀上，研究者認為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應由政府主導（王齊彥、談志林，2006；竇玉沛，2006；李志明，2007）；但在實際履行過程中，由于缺少制度約束，政府公共財政投入很少，未能有效保障殘疾人的基本生活權益（王齊彥、談志林，2006；趙航飛，2006；劉嬋嬋，2004）。研究者一致認為殘疾人的社會保障責任僅靠政府來承擔不現實（程凱，2006；王齊彥、談志林，2006）。隨著民間組織的發展壯大，其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的作用日益增長。一些學者探討了民間組織參與社會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楊團，2000；王名，2004；風笑天，2001；沈潔，2004；鄭功成，2002；林閩鋼，2001），但有關具體的參與方式以及與政府的關系模式的研究還很少。王名（2008）根據購買過程中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的關系和購買程序兩個維度提出了民間組織參與公共服務購買的三種模式：依賴關系非競爭性、獨立關系非競爭性和獨立關系競爭性。何曄、安建增、許琳（2005）提出政府與NGO合作的三種模式：政府支持—NGO運作、政府委托—NGO經營和政府購買—NGO提供。何曄（2008）又將這三種模式應用到殘疾人社會保障中。這是目前有關殘疾人社會保障中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模式的僅有成果。

二、政府-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理論邏輯與系統闡釋

社會保障是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公共產品和服務中的政府-民間組織關系類型學研究是研究社會保障中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的主要基礎。

（一）理論發展：從部門失靈到相互依賴

西方政府—非政府組織關系研究的理論基礎通常源自于部門失靈理論。部門失靈理論探討市場、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這三種制度形式的差異及其互補性。

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容易產生“搭便車”現象，導致“市場失靈”。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決策是一種政治性決策，它傾向于反映“中位選民”的偏好，導致政府失靈（Weisbrod，1974）。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理論解釋了第三部門作為市場和政府之外的制度形式存在的必要性。但“志愿精神”亦非萬能，民間組織自身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志愿失靈”，主要表現為慈善不足、慈善的業余主義、慈善組織的家長式作風和慈善的特殊主義等。“志愿失靈”源于民間組織的內在機理，治理志愿失靈需要外力的支持，特別是政府對民間部門的支持。因此，Wuthnow（1991）認為政府、市場和非營利部門三者理論的界限比較清晰，但在實踐中三者的界限日益模煳：政府與非營利部門之間的項目合作模煳了彼此的界限；營利性活動與非營利性活動經常處于同一管理體制之下；非營利部門與市場的界限越來越難以區分。在實踐中，三大機制之間聯系越來越緊密。

（二）邏輯關聯：“相互依賴”不等于“合作”

相互依賴不是指單方面的順從與服從關系，也不必然以“合作”的形式存在，而是包含競爭、沖突、合作等各種互動關系的總稱（Wuthnow，1991）。Wuthnow認為，當不同部門的組織提供相似服務的時候，存在著競爭關系；當集中不同的資源來共同解決社會問題時，彼此之間就是合作關系。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也認為相互依賴并非合作伙伴關系，并做了進一步說明：（1）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相互依賴是一種混合動機博弈，沖突與和諧均有充分表現；（2）相互依賴并不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賴，例如，政府組織常常將相互依賴看作是一種權力的來源，借此與非政府組織“討價還價”；（3）相互依賴還會受到“敏感性”與“脆弱性”的影響。非政府組織的政治色彩越強，兩者之間合作的難度就越大；非政府組織的脆弱性源于其政治意愿、組織能力與資源能力。

（三）合作模式——政府-民間組織關系類型之一

合作模式只是政府—民間組織的關系類型之一已得到普遍認同，但不同學者對合作模式的研究視角不同，系統歸納如下：

1.根據服務兩個要素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大小，Gidron、Kramer和Salamon（1992）提出了“政府提供資金—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的合作模式。Gidron、Kramer 和Salamon認為，所有的福利服務有兩個關鍵要素：一是服務的資金籌集和授權；二是服務的實際配送。以這兩種要素為核心變量，提出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四種模式：（1）合作模式：由政府提供資金, 由非營利組織組織配送服務。（2）政府支配模式：政府既是主要的資金提供者，又是主要的服務提供者。（3）第三部門支配模式：非營利組織在資金籌措和服務配送方面占據支配地位。（4）雙重模式：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共同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在各自的領域獨立地負責資金籌措和服務配送。

2.根據雙方的戰略性制度利益是否一致，Najam（2000）提出了合作模式是一種建立在“政策目標—實現策略一致性”的關系模式。

3.Youn（2000）根據雙方經費支出的相關性，提出“非營利組織的活動規模同政府的經費支出呈正向關系” 是判斷合作關系是否存在的重要標準。

4.根據現存政策空間與非營利部門可能履行的職能之間的（“大小”）關系，Coston（1998）提出合作模式下，非營利部門的職能范圍最接近政策空間。

相對而言，Salmon和Najam針對的是微觀層面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Young和Coston 著重從宏觀層面判斷政府-民間組織之間是否存在合作關系。本文傾向于從微觀層面對合作模式進行界定。

（四）關于合作模式的系統闡釋

1.合作模式的定義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是對共同參與（co-operative）、共同出力（co laboration）、共同安排（co-arrangement）、共同主事（co-chairman）等互動關系的概括，是在達成共識、目標一致情況下通過持續的互動式行動來實現公共利益的力量整合。換句話說，合作就是為了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和完成一些共同的任務而進行的財力、人力、智力等方面的互補、協作的互動過程。按照政府是否對民間組織提供屬于政府所有的人財物資源，可將合作方式可細分為直接合作和間接合作。

2.建立合作模式的基礎

美國學者保羅·斯特里滕指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合作基于五點聯系，可將其歸結為二方面：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目標存在一致性，具有相互的影響力；政府有支持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意愿。因此，合作的開展要兼具主客觀條件：一是主觀要件。政府有培育民間組織發展的強烈愿望；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相互信任，尤其是政府對于非政府組織的信任。二是客觀要件。民間組織應該獨立于政府，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或潛質。

3.合作模式的應用

從需求角度看，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中的責任越大，政府越重視，其主動尋求民間組織配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從供給角度看，服務供給的難度越高，政府就越需要民間組織的配合。因此，影響關系模式選擇的因素可歸結為兩方個：一是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中的責任；二是服務供給的難度。基于這兩個維度就可以構成四個象限，結合Gidron、Kramer 和Salamon提出的四種關系類型可以得到各個領域的主導關系類型，在第一象限中，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的責任比較大，而且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難度高，如果由政府來供給，則很有可能造成供給成本高、效率低的情況，應主要采取合作模式。當然，合作的開展并不局限于政府提供資金—民間組織提供服務這一種方式。要注意的是，從需求角度看，同一需求層次中，供需缺口越大，政府責任越大；不同需求層次中，政府在低需求層次中的政府責任要大于高需求層次中的政府責任，并不是簡單地與供需缺口大小相關。

三、殘疾人社會保障供給中合作模式的主導地位與實現方式

（一）合作模式是政府與殘疾人民間組織的主導關系類型

殘疾人社會保障供需缺口大，且服務供給難度大，按照上述不同領域的政府-民間組織關系的主導類型圖，合作模式應該成為政府與殘疾人民間組織的主導關系模式。

1.現實需要——殘疾人社會保障中巨大的供需缺口

我國殘疾人生活水平整體還很低，目前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殘疾人有1022萬人，占全國貧困人口的17%。社會保障的供需缺口比較大是造成殘疾人生活水平低的重要致因。根據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的數據統計，殘疾人需求的前四項及比例分別為：有醫療服務與救助需求的有72.78％；有救助或扶持需求的有67.78％；有輔助器具需求的有38.56％；有康復訓練與服務需求的有27.69％，而需求的滿足率分別為35.61％、12.53％、7.31％、8.45％。殘疾人社會保險覆蓋水平也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平均覆蓋率13.4%、10.5%、6.5%和8.1%，而殘疾人的覆蓋率分別為10.0%、32.0%、0.4%和0.6%。2.理論必然——政府在彌補供需缺口中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殘疾人是弱勢群體的主體，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促進他們的社會參與與發展是任何一個責任政府的基本職責（王齊彥、談志林，2006）。依照中國國情，各類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應由政府主導并承擔主要供款責任（李志明，2007）。政府承擔相應的殘疾人社會保障責任除了有公共職責說、國家認同說等予以支撐以外，還有社會剝奪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社會支持理論、社會和諧理論、社會參與理論、社會融合理論等豐富的理論基礎。經修訂，于2008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國家保障殘疾人享有各項社會保障的權利。” 殘疾人社會保障供給現已成為政府的法定職責。

3．與民間組織合作的必要性——殘疾人社會服務供給難度高

社會保障有三種保障形式：一是經濟補貼；二是服務供給；三是精神慰藉。殘疾人社會保障最主要供給形式應該是提供服務。早在1945年，Smith就強調了殘疾人康復服務的重要性，并提出殘疾人康復是一個全面的康復過程，各種康復措施應該相互配合、協調。Johnson（1997）則從殘疾人權利和生存環境角度出發提出單純給予經濟補助的補缺式保障不利于殘疾人康復和就業。但是，殘疾人社會服務的有效充分供給具有較高難度。在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問卷中，涉及了殘疾人接受服務扶助與需求的情況，選取項內容涉及13個方面：醫療服務與救助、輔助器具、康復訓練與服務、教育、職業教育與培訓、就業 安置或扶持、貧困殘疾人救助與扶持、法律援助與服務、無障礙設施、信息無障礙、生活服務、文化服務、其它等，而這也遠非殘疾人服務需求的全部。因此，殘疾人社會保障中，政府必然要依靠民間組織在服務供給上的“比較優勢”。

（二）開展合作的具體方式 1.直接合作——實現資源上的互補

在實踐中，政府與民間組織可以實現不同資源上的多種合作，可以是資金提供—服務提供的方式，資金提供可以采取公開招投標的方式選擇透明度高、公信力強、專業化成高的民間組織進行合作。另外，也可以實現人力資源開發、培養和使用上的合作。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全國殘疾人工作者人數僅8.1萬人，全國僅有5600名康復專業技術人才，每10萬人擁有0.4名康復專業技術人才，僅能滿足實際需求的1/70，迫切需要加強殘疾人服務人員專業隊伍的培養和開發。人力資源的使用上還可以采取人才外包和租借等方式實現。

2.間接合作——促進民間組織之間的互動

在NGO與企業合作、與媒體合作中、與國際NGO的合作者牽線搭橋。出臺相關政策鼓勵NGO之間開展廣泛合作和全面互動，如公募基金會和私募基金會為NGO提供資金支持。在“5.12”民間捐款比較多的公募基金會中，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率先安排2000萬元，面向草根組織公開招標災后重建項目，效果非常好。另外，還可以在促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上的互補和互動。在對廈門市民間組織發展狀況調研的過程中，曾了解到很多民間組織在剛剛起步時在救助對象的選擇上都煞費苦心，從政府拿到弱勢群體名單已經比較滯后，不得不花很長時間去摸底核查，如果能實現民間組織信息資源的共享，可以降低救助對象的遴選成本。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開展合作離不開殘疾人聯合會的大力推動。殘疾人聯合會（以下簡稱“殘聯”）屬于典型的政府主導型樞紐組織，一方面，殘聯可以充分發揮橋梁紐帶作用，促使政府關注和解決殘疾人的問題。受限于傳統觀念和權利意識，我國殘疾人群體雖然規模龐大，但在社會中大多處于“蒸發”狀態和“失語”狀態，殘疾人需求容易被政府忽略，也容易被社會公眾所忽略。因此，殘聯應該建立與政府部門溝通和協調的機制，及時地向政府匯報殘疾人的生活狀況和社會保障狀況。另一方面，提供專業指導，全面提高殘疾人民間組織的能力。殘聯作為最大的殘疾人民間組織，不僅要提供民間組織發展的專業指導，更應該是殘疾人社會保障專家，十分清楚各類殘疾人社會保障需求的特點和供給方式。殘聯應該堅持“走出去、走下去”，多做調研，切實了解殘疾人民間組織的問題及需求，提供針對性的指導和援助。

總之，中國的殘疾人社會保障事業任重而道遠，政府與殘疾人民間組織的合作從理論探索到實際踐行，還需要一系列實踐調研予以支撐和延展。本篇只是初步探討之作，以期引起更多理論工作者對相關問題的關注。

第三篇：公益與商業合作

公益與商業合作九大行為準則

2011-12-19 10:15:00作者：未知來源：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復制鏈接 打印

公益與商業合作是既存現實，為公益慈善事業引入豐沛資源，有利于公益組織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為規避商業合作和商業活動給公益組織帶來的風險，特發起和推出公益與商業合作行為準則，為合作各方提供基本規范和行為指引。

【準則一】（基本原則）

公益與商業合作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平等互利、合作共贏、交易公平、不損害公共利益。

【準則二】（恪守公益使命規則）

公益組織與商業組織合作，不得違反和削弱公益組織的宗旨和使命。公益組織的商業活動的規模應以公益事業的合理發展為目的，以從事公益事業的支出為必要限度，且應與公益組織的實際情況相適應。

【準則三】（盡職調查規則）

公益組織與商業組織建立伙伴關系且該伙伴關系涉及使用公益組織的名稱、標志、形象時，應在合作之前對商業合作伙伴啟動必要的盡職調查，以避免商業合作對公益組織造成任何負面影響。

【準則四】（公益品牌謹慎使用規則）

公益組織應謹慎許可商業組織和商業活動使用本組織的名稱、標志和形象。許可使用的，應與對方簽訂許可協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從事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無關的商業活動的，宜委托專業機構或者另設法律實體開展，且避免使用公益組織的名稱和標志。

【準則五】（公益促銷規則）

商業組織與公益組織合作開展公益促銷的，應簽訂合作協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以及促銷活動的具體內容，并確保公益組織的收益。合作協議內容應向社會公開，不得誤導消費者。

【準則六】（商業投資規則）

公益組織為持續開展公益慈善事業，實現資產增值保值，可從事商業活動。公益組織從事商業活動的，應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公益組織的收益扣除合理成本之后，需繼續用于公益組織的宗旨和目的，不得分配給任何組織和個人。

【準則七】（確保公益支出規則）

公益組織從事商業投資的，不得違背與捐贈人、受助人的約定，不得影響公益項目執行的資金使用，確保公益項目所需資金及時、足額撥付。

【準則八】（風險控制規則）

公益組織需謹慎選擇商業活動的領域和方式，避免從事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建構風險控制機制，適時提取風險準備金；理事會需盡到謹慎投資人的注意義務。

【準則九】（避免利益沖突規則）

公益組織應制定關聯交易規范，避免利益沖突。關聯交易信息應充分公開，須經關聯交易決策程序方可進行。關聯交易的結果應對公益組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帶來積極影響，禁止對公益組織不利的關聯交易。

第四篇：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

1、資金、股票帳號 都是由你自己掌控。

2、我們通知你準確買賣時間和價位，保證你買的進賣的出。

3、操作周期一般是2-10個交易日，收益在5％-20％左右,時間長點收益會高點。

4、完成操作后把所取得的純利潤50%匯到我們的賬戶。（先盈利后付費，之前不收任何費用）

5、不提供試票 看票 驗票！盈利后再付費一票一結，結算后再進行第二次操作。

6、每次買進賣出后請截圖給我們備案，方便老師安排賣出！

合作流程：本著實力、理性、穩健的操作原則，為實現長久、穩定合作目標，請各位合作者認真閱讀如下協議：股票的上升是由政策、資金、消息、技術等各方面決定，股票投資收益最大化是建立在長期穩健的價值投資基礎之上。本私募操作的都是我們長期跟蹤參于的個股，不帶合作者操作做權證、ST股、垃圾股、高價股，股票參于價位一般情況在10-40元之間。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合作資金必須是自有閑散資金，凡是借錢、貸款、抵押的資金本私募一概不予合作，敬請諒解。各位合作者務必做到以下幾點：一，不得以任何形式外傳我們的提供的信息，外傳消息者后果自負；二，必須提供真實的個人資料和穩定的聯系方式，如手機或直線固定電話，并保證在交易時間9：15-15：00聯系方式暢通，因聯系不暢或資料有誤造成的虧損本私募不承擔責任；三，操作部通過QQ和電話給出的指令有明確的股票代碼和買賣價格及股數，務必按指令操作，不按指令操作的后果自負；四，合作手續費是一只票一結算，不累積，不分期付款，操作部確認收到上支票的手續費后才開始做下一只票的合作計劃；（包括第一次合作）五，合作者持有什么股票、不買什么價位的票、不買那一類的股票等等特殊要求，請在開始合作之前告知我們，以便我們老師對操作指令做出恰當的安排；六，股票信息一經發出，以種種理由不買票、少買、少報買入數，不按指令買入、賣出者，高報買入價、低報賣出價，本私募都視之為不誠信，下次合作需要先交5000元保證金；七， 買賣成交后，請及時截圖確認成交價和成交量；八，票完成操作后，合作者應按照約定及時辦理付費手續，集中資金，耐心等待下一只票的操作指令，私自操作者后果自負； 九，本私募認為風險與收益不成比例時，會調整倉位（減倉或空倉），不聽指令者后果自負；十，合作過程中本私募會有專人通過qq號提供對合作者的維護，歡迎合作者隨時溝通交流

第五篇：政府采購方式

根據《政府采購法》的規定，政府采購采用以下方式：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

1.公開招標方式。

（1）公開招標方式，是指招標采購單位（即采購人及采購代理機構）依法以招標公告的方式邀請不特定的供應商參加投標的方式。

采購人不得將應當以公開招標方式采購的貨物或者服務化整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規避公開招標采購。

（2）公開招標采購適用范圍：

貨物服務采購項目達到公開招標數額標準的，必須采用公開招標采購。

采購人可以依法委托采購代理機構辦理貨物服務招標事宜，也可以自行組織開展貨物服務招標活動。

采用公開招標方式采購的，自招標文件開始發出之日起至投標人提交投標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20 日。

2.邀請招標方式。

（1）邀請招標方式，是指招標采購單位依法從符合相應資

格條件的供應商中隨機邀請3 家以上供應商，并以投標邀請書的方式，邀請其參加投標的方式。

（2）使用范圍：

第一，具有特殊性，只能從有限范圍的供應商處采購的；第二，采用公開招標方式的費用占政府采購項目總價值的比例過大的。

采用邀請招標方式采購的，招標采購單位應當在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指定的政府采購信息媒體發布資格預審公告，資格預審公告的期限不得少于7 個工作日。

3.競爭性談判方式。

競爭性談判方式，是指要求采購人就有關采購事項，與不少于3 家供應商進行談判，最后按照預先規定的成交標準，確定成交供應商的方式。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貨物或者服務，可以采用競爭性談判方式采購：

第一，招標后沒有供應商投標或者沒有合格標的或者重新招標未能成立的；

第二，技術復雜或者性質特殊，不能確定詳細規格或者具體

要求的；

第三，采用招標所需時間不能滿足用戶緊急需要的；

第四，不能事先計算出價格總額的。

4.單一來源方式。

單一來源方式，是指采購人向惟一供應商進行采購的方式。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貨物或者服務，可以采用單一來源方式采購：

第一，只能從唯一供應商處采購的；

第二，發生了不可預見的緊急情況不能從其他供應商處采購的；

第三，必須保證原有采購項目一致性或者服務配套的要求，需要繼續從原供應商處添購，且添購資金總額不超過原合同采購金額10％的。

5.詢價方式。

詢價方式，是指只考慮價格因素，要求采購人向3 家以上供應商發出詢價單，對一次性報出的價格進行比較，最后按照符合采購需求、質量和服務相等且報價最低的原則，確定成交供應商的方式。

采購的貨物規格、標準統一、現貨貨源充足且價格變化幅度小的政府采購項目，可以依照規定采用詢價方式采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