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全國兩會關于立法法修訂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立法法修訂提案

2018年全國兩會關于立法法修訂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立法法修訂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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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國兩會關于立法法修訂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立法法修訂提案 今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聽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這是立法法實施15年來首次修改。去年8月和

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條款占1/3。本次人代會，將對草案進行三審。立法法作為一部規范所有法律行為的法，又被稱為“管法的法”。地方規章不得減損公民權利等成為本次修改的亮點。新京報首席記者 關慶豐 聚焦

【亮點1稅收法定】

政府如何收稅須人大立法決定

“前段時間，油價下跌，財政部‘趁機’上調了燃油稅，為什么財政部能如此隨意地調整燃油稅？”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就“稅收”提出尖銳問題。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介紹，政府收什么稅，向誰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過人大來立法決定。如果本次會議上，立法法修改獲得通過，凡是開證新稅，都要通過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總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稅種、稅率等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我國現行的18種稅中，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等3種稅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開征，其他15種稅都是國務院制定暫行條例開征的，其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70%。

工作總結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介紹，改革開放初期，當時考慮到我國法制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建立現代稅制的經驗和條件都不夠，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了兩次授權國務院立法。

全國人大把稅收立法權授予國務院。由此，“條例”或“暫行條例”成了大多數稅收的征收依據，一些“暫行條例”已經“暫行”了近20年。

近年來，“稅收法定”步伐加速。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曾聯合31位代表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 的議案》，引發輿論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稅收法定”路線圖已明確。全國人大以及常委會初步考慮，今后需要開征新稅種的，應當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稅收法律。

現行由有關稅收暫行條例規范的稅種，涉及稅制改革的，可在改革過程中先對相關稅收暫行條例進行修改，在改革完成后再上升為法律。在具體工作中，可靈活掌握，如有可能，也可直接上升為法律。對于不涉及稅制改革的稅種，如作修改，直接上升為法律。【亮點2 地方規章】

限行限購行政手段不能“任性”

“各地出臺的各種機動車限號、限購政策，今后有望得到規范。” 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傅瑩說，提請的大會審議的立法法草案增加了一個規定，就是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制定任何規章，只

要沒有上位法律、法規依據的，范文寫作不能減損公民權利，也不能隨意增加公民的義務。

專家介紹，上述規定將約束政府的行為，這意味著一些限行、限購、限貸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今后將不能再“任性”。

根據此前的立法法草案二審稿，一旦有些地方規章實施滿兩年，接下來要么依法成為地方性法規，要么就得及時廢止。如果立法法草案通過，將不允許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

“什么是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簡單一點說就是涉及公民權利義務的，再簡單一點說你給公民好處的可以，發個文件說每個公民發100塊錢，這個好，但是發一個文件說每個公民交100塊錢出來，這個不行。減損公民權利的，或者是增加公民負擔的，那就是立法性質的問題，不允許，必須通過地方性法規來解決，法律上的態度是清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相關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

說。

【亮點3 地方立法權】

235個設區市有望新增立法權 目前，在全國284個設區的市中，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的有49個，包括27個省會市、18個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及4個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尚沒有地方立法權的共計235個。設區的市有兩個概念，一個是已經有立法權的49個較大的市，第二個是235個新增加的設區的市（地級市），現在立法法草案有望對上述兩個概念的市都給立法權。

“會不會因為地方立法經驗不足，導致立出不合理的法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審、二審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聲音。

一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在審議時表示，個人簡歷一下子賦予284個設區市的立法權，各地方發展又不平衡，所以建議要穩妥地推進。釋疑

立法法草案為何提交人代會審議？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傅瑩說，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兩年來，第一次在代表大會層面審議一部法律草案。

立法法是規范所有立法行為的法，也稱之為“管法的法”。根據憲法和立法法，制定或者修改基本法律要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十八屆四中全會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曾撰文指出，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要增加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次數。

現行立法法制定于2000年。當時制定立法法有兩個動因：1979年立法活動全面恢復后，立法工作積累的經驗做法需要制度化、法律化；立法數量大增后出現“打架”的情況，執法機關有時都無所適從，對國家法制統一造成很大影響。已經實施14年的立法法，去年進入修訂程序。2016年8月和12月TOP100范文排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立法

法修正案草案，本次大會將是草案的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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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8年全國兩會關于稅收法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稅收法提案(一)（模版）

2018年全國兩會關于稅收法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稅收法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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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國兩會關于稅收法熱點解讀,兩會熱點解讀之稅收法提案 2016年兩會熱點前瞻：地方“兩會”聚焦稅收 定調2016年民生實事

自1月以來，各地陸續進入地方“兩會”時間。截至發稿前，已有20多個省份召開地方“兩會”。

2016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

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作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后首次地方“兩會”，涉及的財稅、醫療、土地、環境和戶籍等方面的改革，將作為全國“兩會”的預熱議題被探討。

在不同的會場中，各地“兩會”也呈現出一些類似的特點。例如，淡化GDP增長目標，“新常態”“依法治省（市）”成為高頻詞……當然，地方“兩會”更多地呈現出鮮明的區域特色：京滬關注城市管理，中部省份關注經濟騰飛，西部關注發展團結。

值得注意的是，對2016年工作的梳理，及2016年政府工作的展望，都離不開財稅體制的支撐。民生支出是社會進步的重要保障，而民眾對財稅體制本身的期望與監督，更是改革的動力與方向所在。財稅內容與涉稅提案成為了地方“兩會”把脈經濟與民生的重要渠道。

北京

2016年GDP：萬億元

GDP增速：%

稅收收入：億元心得體會

2016年GDP預期增幅：7%

1.今年工作“京津冀”居首

“京津冀協同發展”在北京市市長王安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被列為2016年首項工作任務，指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解決四個問題：加快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率先突破三個重點領域；立足合作共贏，推動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加快新機場征地拆遷和外圍設施建設，推動臨空經濟合作區規劃編制和實施工作。

王安順在北京“兩會”期間透露，中央對京津冀協調發展已經形成了頂層設計，包括城市群布局、體制、財政稅收等，今年會有實質性進展。

2.一體化中的稅收問題

北京企業“轉移”到河北后，如何納

稅一直是企業關心的問題。

北京“兩會”期間，一位來自企業的人大代表表示，企業的加工制造部分已經移到了河北廊坊，而總部留在北京。這名代表較為婉轉地提到了兩地稅收繳納問題。

王安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道：“你不要怕說出來得罪北京，不會的。不要怕北京一定要拿這個稅收，不可能把稅收全都留在北京。”王安順說，在京津冀一體化的問題上，必須要站在國家利益全局考慮問題。

年財稅工作

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6年要貫徹落實預算法，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適時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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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立法法解讀(DOC)

立法法法條解讀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于2000年7月1日正式施行。立法法屬于憲法性規范范疇，學習和掌握立法法的主要內容和精神，對提高司法人員的法的觀念，指導司法實踐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關于立法活動的法律規范，現除了立法法外，此前，還有憲法、全國人大通過的各國家機構的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或者有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政府制定相關法規、規章的決定；此后，國務院依據立法法制定了三個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法規、規章備案條例》，法律規范較多，內容十分豐富。

一、法的范圍

這里講的法的范圍實際上就是指立法法調整的范圍，也就是說哪些“法”的制定、修改和廢止活動受立法法的調整。關于這一問題在立法法的起草和審議過程中有較大的爭議和分歧。有的主張立法法的調整范圍只應限定于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有的主張可限于法律和地方權力機關的法規；有的主張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有的主張應包括法律、法規和規章；還有的主張軍事法規、規章及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也應納入調整范圍。經反復研究、協商，最后通過的立法法的調整范圍是：

(一)法律。法律屬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具體范圍立法法第8條明確規定了10項。法律的制定實際又分有層次，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國家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

(二)行政法規。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三)地方性法規。依法享有立法權的地方權力機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包括：

1、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

2、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

“較大的市”是指：省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

(四)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不包括它的常委會)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但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須報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后生效。

(五)規章。亦稱行政規章，是國家行政機關依職權制定的針對某一類事件或者某一類人作出的一般性規定。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

1、國務院各部門可以制定部門規章。如果屬于涉及國務院兩個部門以上職權范圍的事項，或者由有關部門聯合制定規章，或者提請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

2、省級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規章。

3、省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府、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政府、經國務院批準較大的市的政府可以制定地方規章。

應當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規章只能由政府制定，而政府各部門無權制定。

另外，軍事法規、規章不屬社會行為規范，沒有納入立法法直接調整的范圍；立法法對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也沒有作出規定；憲法是所有法律的依據，具有至高無上的效力，因此憲法不在立法法調整的范圍。由此可以看出，現行立法法并沒有涵蓋所有的立法活動，當然，立法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在其他立法活動中是應當參照和貫徹的。

二、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等級是有高低之別的，立法法對此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它涉及到同位階的法律規范之間和不同位階的法律規范之間的效力問題。法的效力關系到法律規范的制定和適用兩個領域。在法的制定中，效力等級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效力等級高的法律規范相抵觸。在法的適用中，效力等級高的法律規范具有優先適用的效力。因此搞清各法律規范之間的效力等級關系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同位階的不同法律規范之間的效力等級相同，因此其適用規則本文放在下一節“法的適用”中講，此處主要講不同位階法的效力等級。效力等級高的是上位法，效力等級低的是下位法。

(一)憲法具有最高等級的效力。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處于法律規范的最高位階，具有最高的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與其相抵觸。

(二)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法律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規范，共效力僅低于憲法，但高于其他一切規范性文件，其他規范性文件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

(三)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其制定的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權力機關和政府的法規、規章，是保證國家法制統一的需要。

(四)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于本級和下級政府的規章。權力機關制定的法規的效力高于政府制定的規章是我國憲政體制決定的。

(五)省級政府的規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區域內較大的市的政府規章。這是上下級政府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的行政管理體制要求的。

(六)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具有優先適用的效力。雖然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具有優先于法律、行政法規適用的效力，但《立法法》第88條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撤銷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那么，就有一個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效力關系問題。筆者認為，二者之間不宜用法的位階進行解釋，總不能認為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位階高于法律、行政法規。可以考慮，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基于法律的特別授權作出的特別規范，因而用“特別授權優先”的規則來解釋較為恰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特點，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這既是一種特權，又是與一般的地方性法規重要的區別，因為一般地方性法規是不允許變通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的。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變通規定問題在一些部門法中也有規定。但是，變通法律、行政法規的權限，不同的法律作了不同的規定。

1、規定只有省級人民代表大會才有變通權。如刑法第90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區或者省的人大可以對刑法作出變通或者補充規定。該法沒有規定自治州、自治縣人大也有此權力。

2、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有變通權。如民法通則第151條，婚姻法第50條、民事訴訟法第17條、繼承法第35條、收養法第32條等法律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都有權作出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但沒有規定下轄有自治州、自治縣的省和直轄市的人大有此權限，只規定省的人大常委會對自治州、自治縣制定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有批準權。

3、立法法第66條關于變通權的規定與上述第2種基本相同，即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人大均有權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

分析上述三種變通權的規定，我們會發現第1種刑法的規定與第3種立法法的規定之間出現了法律沖突，這就是自治州、自治縣人大對刑法是否具有變通權?難以確定這兩個法律的效力及如何適用。首先，兩法均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處于同一位階，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但是，關于變通權的規定，刑法顯然是特別法，立法法是一般法，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規則，應當適用刑法，自治區和省的人大有變通權，自治州、自治縣人大無變通權；然而，刑法是1997年施行的，立法法是2000年施行的，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規則，應當適用立法法，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人大有變通權，省的人大沒有變通權。這就出現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無法確定如何適用，根據立法法第85條，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七)經濟特區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具有優先適用的效力。這是因為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制定的特區法規，可以變通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因此具有優先適用效力。但這與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不能變通法律。

國務院各部門的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施行。

三、法的適用

法的適用與法的效力是緊密相連的，法的效力是法的適用規則的基礎，法的適用規則主要是解決法律規范之間發生沖突時如何選擇適用法律規范的問題。對此，立法法作了專章規定。

(一)上位法優于下位法。不同位階的法律規范發生沖突時，應當選擇適用上位法。

(二)特別法優于一般法。這是指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應當適用特別規定。這種不一致的情況可能出現在同一部法律規范之中，也可能現出在同一機關制定的不同法律規范之中。如刑法第233條過失致人死亡罪的規定與133條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犯罪的規定就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應當適用特別法第133條定罪處罰。又如刑法分則第3章第1節，該節的第140條規定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隨后的第141條至第148條又規定了生產、銷售幾種特定偽劣產品的犯罪，后者是特別法，生產、銷售后者特定的偽劣產品，應當適用各特別法條定罪處罰。但該節的第149條又特別規定了“重法優先”原則，因而第149條相對于第140條至第148條來說，又是特別法，此時就應當根據第149條規定的原則，選擇適用法條定罪處罰。

(三)新法優于舊法。當同一機關前后制定的法律規范就同一事項都有規定時，應當適用新的規定。

(四)不溯及既往原則。新的法律規范溯及力的基本原則是不溯及既往，反對不教而誅，保證人們的安全感，這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認可并實行的法治原則的基本要求。但這一原則并非是絕對的，當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了特別規定的，新法可以溯及既往。如刑法規定當新法對行為人更為有利時，新法具有溯及力。又如，在《合同法》頒布后，最高法院作出的《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對合同法實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適用當時的法律，合同無效，而適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則適用合同法。這樣，更有利于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更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五)法律規范沖突的裁決。立法法對同位階的法律規范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發生沖突，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建立了裁決機制。

1、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2、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的，由國務院裁決。

3、同一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規章，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由制定機關裁決。

4、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的規定不一致的，由國務院提出意見，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5、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不一致的，由國務院裁決。國務院2001年公布的《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第15條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的，由國務院法制機構進行協調；經協調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由國務院法制機構提出處理意見報國務院決定”。第18條規定“根據本條例第1 5條作出的處理結果，可以作為對最高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5 3條送請國務院解釋或者裁決的答復”。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并可以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規章之間不一致的，由最高法院送請國務院解釋和裁決。根據《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經國務院法制機構協調一致的意見，人民法院應認可系對沖突的有效裁決。

6、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含根據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和經濟特區法規）與法律不一致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關于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還有兩種情形，立法法沒有作出明確規定：

1、省級地方性法規與本轄區內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規不一致的。有學者主張，這兩種法規的效力等級是一樣的，因此，應當由省人大常委會裁決［2］。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雖然不能肯定說省級法規的效力高于較大市的法規，但根據立法法第63條第2款，關于較大市制定的法規不得與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以及較大市的法規須報經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準后方可施行的規定，如果出現兩種法規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應當適用省級地方性法規。

2、省級政府規章與本轄區內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規不一致的。一般來說法規的效力高于規章的效力，地方性法規是制定地方政府規章的依據。問題是，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規與省級政府規章制定機關在國家機構的系列中不在同一層次內，法規的制定機關處在較低層面，規章的制定機關處在較高層面，一個是法規，一個是規章，二者制定的法律規范是可能發生沖突的，無法以比較效力高低來決定適用哪一個規范。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下，由該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裁決較為適宜。

人民法院審理各類案件，應當按照上述法律適用規則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規范。當法律規范之間的規定出現不一致，產生矛盾，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應當依照程序提請有權機關依法裁決。有權裁決機關的裁決結果具有法律效力，是人民法院決定適用法律的依據。

(六)憲法的司法適用。憲法是否可以直接作為司法裁判的根據，歷來是有爭議的。傳統的觀點和作法，認為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作為法律的母法，不宜直接作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55年7月30日復函新疆高級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不宜援引憲法作為論罪科刑的依據［3］。2001年7月最高法院就齊玉苓被人冒名頂替上學，齊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受到侵犯案給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中指出：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一司法解釋的公布，社會反響強烈，受到了廣泛的褒揚，有人稱它開了憲法司法化的先河，解決了憲法可否作司法裁判的依據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憲法作為裁判依據問題上，筆者主張應注意兩點：一是不宜直接援引憲法條文，而只需闡明憲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即可；二是部門法中有規定或者有相似規定的，應當直接援用部門法而不宜適用憲法，以確保憲法的嚴肅性。

(七)我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條約具有優先適用性。立法法沒有涉及我國締結和參加的國際條約，但它是我國法的淵源，對國內具有適用效力。特別是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尤為重要。在立法法頒行以前，我國已有多部法律就國際法的國內效力作了明確規定。民法通則第142條規定：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我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實用國際慣例。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刑法第9條規定：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國際法的國內效力及適用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一般情況下把握以下幾點。

1、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我國具有法律效力，應當適用于國內的司法裁判。

2、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對我國沒有效力，應當拒絕適用。

3、國內法律與我國締結、參加的國際條約不一致時，適用國際條約，這就是國際法優先規則。

4、適用國際法，一般只有發生在涉外法律關系及涉外訴訟活動過程中。

5、關于刑事普遍管轄權。因為刑事普遍管轄要求，不管是否本國公民，不管是否在本土犯罪，也不管是否針對本國或者本國公民實施的犯罪，逮捕地國家都應對犯罪人予以刑事處罰，這是權力更是義務。對于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犯罪，只在所承擔條約義務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超出義務范圍我國不主動行使刑事管轄權。同時，為了遵循刑法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規定的犯罪，我國法律沒有規定的，應當盡快本土化，在行使刑事普遍管轄權時，應當適用國內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不宜直接引用國際條約作為定罪科刑的依據。

四、法的解釋

法的解釋，因依據的標準不同，可以劃分為很多不同的種類。本文所講的主要是立法法所規定的立法解釋，由于法的應用解釋與司法活動聯系更加緊密，所以本文附帶且以一定篇幅敘述法的應用解釋。

(一)立法法規定了“法律解釋”，其性質屬于立法解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法律解釋主體只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2、法律解釋對象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由于憲法不屬立法法調整范疇，雖然憲法的解釋權也屬全國人大常委會，但是由憲法直接規定的。所以這里講的法律解釋對象不包括憲法。

3、法律解釋的效力與被解釋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空間上，立法解釋與法律一樣在同樣的范圍內具有同等的約束力；二是時間上，立法解釋與法律在同樣的時間內具有效力，也就是說立法解釋的出臺在時間上雖然較法律的頒布晚，但立法解釋時間效力與法律施行期間相同。

(二)關于法律應用解釋

法律應用解釋的主體，在我國有一個演變過程，基本上可以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為界，此前法律應用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此后，解釋主體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擴大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及主管部門。許多學者和機關認為我國法律應用解釋權力分散，多家行使，不利于法律的統一實施，要求納入立法法予以規范。因此，在1999年10月第一次提交給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審議的《立法法(草案)》(第一稿)中明確規定：“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釋”。同時規定：“如果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解釋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不一致時，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草案還明確規定：“1981年6月1 0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同時廢止”。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春生就該草案向常委會議作的說明中指出：“這樣規定，有利于防止‘法出多門’，保證法制統一。至于行政機關、檢察機關遇到如何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時，……國務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當然可以對下級機關提出的如何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予以答復，以指導下級的工作，但這種答復同法律解釋性質不同”。草案這一有關法律應用解釋的規定，受到了有關方面的反對。時隔兩個月即1999年12月15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中寫道：“國務院法制辦、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一些地方提出，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法應當只對立法解釋作出規定。如果對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作出規定，只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職能是不夠的”。于是，當月提交給常委會討論的草案第二稿將第一稿中有關應用解釋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規定及相關內容刪除了。這或許是草案第一稿不成熟，或許是權力之爭。

目前法律應用解釋的規定還是維持原狀。如果出現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行政機關對同一法律的解釋不一致時，怎么辦?除了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外，有學者主張：“在沒有作出立法解釋之前，在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應當以最高法院的解釋為準。因為審判機關必須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應該將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對法律的解釋強加給法院。至于最高法院的解釋對行政機關、檢察機關是否有約束力，沒有見之于法律的規定和公認的看法，但由于法院在解決糾紛中，享有最終的裁決權，如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違背最高法院的解釋，一旦訴訟到法院，則應當由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如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明知最高法院對某一法律條文的解釋，為避免在訴訟中敗訴，自覺尊重最高法院的解釋，當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行政機關、檢察機認為最高法院的解釋違背立法原意，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進行立法解釋。”［4］

立法法也并非對法律應用解釋的內容只字未提。立法法第55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機構可以對有關具體問題的法律詢問進行研究予以答復，并報常委會備案。這種法律詢問答復具有應用解釋的性質，具有法律效力，應當引起我們司法實踐的足夠重視。如：199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與高法、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作出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的答復意見》(法工委復字[2002]12號)指出：刑法第17條第2款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8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如果綁架人質后殺害人質或者拐賣婦女、兒童故意造成重傷、死亡的，應追究其刑事責任［5］；全國人大法工委2001年4月和12月分別對《法官法》第9條第1款第6項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的解釋等就屬于這種情況。

(三)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

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就審判工作、檢察工作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作出的解釋，屬應用解釋。司法解釋要研究的問題很多，同時司法解釋也不屬立法法規范的內容，所以，本文只就其中的時間效力等談一些粗淺看法。

關于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就刑事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于2001年1 2月7日共同制定了《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該規定共有4層含義：

1、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適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間；

2、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后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適用司法解釋；

3、對同一行為存在新、舊司法解釋，新的司法解釋實施以前的行為原則上適用舊的(行為時的)司法解釋，但是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行為人更有利時，適用新的司法解釋；

4、司法解釋施行前已辦結的案件，按照當時的法律和司法解釋，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沒有錯誤的，不再變動。“兩高”的這一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法有關效力的規定是基本吻合的。司法實踐中應當重點掌握的一點是，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與被解釋法律條文的施行期間相同。這是因為，雖然從時間段上講，司法解釋的出臺必定較被解釋的法條晚，但司法解釋是對法條的內涵的闡釋，解釋的內容就是法條本身內在之義，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自然與被解釋法條的施行期間相同。因此，司法解釋本身不存在獨立的時間效力，同時，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問題也不屬于刑法規定的溯及力范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2003年4月2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機關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司法解釋要依法進行，不能違背《立法法》的基本原則，不能超越法律賦予最高人民法院的權限。這一講話無疑是中肯的、正確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活動也確實存在不規范的情形。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作出了法釋[2001]15號《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15號解釋”)，規定對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達到一定數量或情節的均依照刑法有關條款定罪處罰。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于當年的9月發出了編號為法[2001］129號對執行“15號解釋”有關問題的通知(簡稱“129號通知”)，內容有二：一是行為發生在“15號解釋”以前，且系因生產、生活所需，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不作為犯罪處理；二是行為發生在“15號解釋”之后，且系生產、生活所需，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可以免除或者從輕處罰。這里可以看出，根據“129號通知”規定，對同樣的行為是否定罪，以該行為是發生在“15號解釋”之前還是之后為標準，發生在前無罪，發生在后有罪。這里出現了罪與非罪的標準竟然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釋的怪現象。更有甚者，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3年1月發出了編號為法[2003]8號《關于處理涉槍、涉爆申訴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簡稱“8號通知”)，內容是：“15號解釋”公布后，依照該解釋作出裁判并已生效的案件，當事人提出申訴，經審查認為生效裁判不符合“129號通知”規定的，應當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依照“129號通知”規定的精神予以改判。面對這一個“解釋”兩個“通知”，使人覺得茫然，感到困惑。筆者通觀這3個文件認為至少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1、違背了立法法的有關精神和最高法院自己的有關規定。根據立法法的精神和最高法院已有的規定，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與被解釋法條的施行期間相同，而“129號通知”和“8號通知”違背了上述精神和規定；

2、這3個文件—個比一個更加與法律不相吻合。“1 5號解釋”的部分內容不符合法律本意(這是僅從后兩個通知推翻了解釋的部分內容的角度上來講了，筆者并未考查“15號解釋”對法律是否存在實質違反)；“129號通知”則認為“15號解釋”是罪與非罪的標準；“8號通知”進一步以是否違反“129號通知”的規定作為決定是否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曾專門對司法解釋作出明確規定，有三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司法解釋必須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二是司法解釋的范本只有解釋、規定、批復三種；三是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公開引用。“129號”和“8號”通知未見載明經審判委員會討論，不是正式司法解釋，充其量只能認為是解釋性文件，不能作為公開引用的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即使自我發現“1 5號解釋”存在不足或者錯誤，也只能制定新的司法解釋予以修改補充，而不能以一般的“通知”來變更正式的司法解釋。這兩個通知是對司法解釋的侵犯，不能作為裁判案件的依據。使人不解的是，在“15號解釋”施行之后，“129號通知”發布之前，依照刑法和具有法律效力的“15號解釋”判決的案件，要依據“129號通知”判定為錯案，究竟錯在哪里?筆者認為，至少說在“129號通知”公布之前依照刑法和“15號解釋”裁判并已生效的案件，是沒有錯誤的，是不能依據“8號通知”決定再審，按照“19號通知”改判的。當然，并不是全盤否定司法解釋，事實上司法解釋絕大多數是非常好的，為具體應用法律提供了有效的依據，同時司法解釋存在某些不足也是難免、不足為奇的，正象法律也在不斷的修改、補充、完善一樣。但我們應當盡量避免大的失誤，要依法，不越權，提高司法解釋的質量和公信度。

五、法的監督

為了規范立法活動，提高立法質量，立法法對立法活動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監督機制，規范了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保障了立法活動的正確進行：

（一）建立批準和備案制度。如，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后施行；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須報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后生效。行政法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省級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由省級人大常委會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自治州、自治縣制定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由省級人大常委會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報國務院備案，地方政府規章同時報本級人大常委會備案，較大的市政府規章同時報省級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備案；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報授權機關備案。

(二)建立違憲違法審查制度。立法法第90條規定，國務院、中央軍委、高法、高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同時，立法法還規定了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規章的事由和權限。

(三)建立法律規范沖突的裁決制度。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同位階的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就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有關機關根據權限予以裁決。這一問題，前文已經詳論，此處不再贅述。

立法監督機制的建立不僅規范了立法活動，保障了法律規范創制的科學性，維護了法律的統一和尊嚴，而且對有關組織和公民學習法律，依法辦事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氛圍，同時也對司法應用中遇到的問題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和規則，促進了法律的正確實施。

第四篇：2013全國兩會熱點解讀

2013全國兩會熱點解讀

兩會十大熱點

［熱點一］領導人換屆：新理念、新風格、新期待

此次兩會上，將產生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新一屆領導人的治國理念和施政風格，將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產生怎樣的影響？新領導人如何攻堅克難推進重要領域改革？如何解決與百姓利益密切相關的現實問題？國內外公眾都拭目以待。

［熱點二］機構改革：新舉措呼之欲出，轉變職能是關鍵

今年兩會將審議、討論《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草案）》，這也是轉變政府職能的一項重要舉措，各界期望很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進行了６次較大規模的機構改革。這次可望在２００８年大部制改革基礎上，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成熟先行地繼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熱點三］中國經濟：直面新挑戰，尋求新動力

過去一年，中國經濟企穩回暖。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５０萬億元，７．８％的增速令世界矚目，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復蘇重要引擎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國際社會在關注，中國新一屆政府的經濟部署是否會給世界帶來“正能量”。［熱點四］反腐倡廉：“‘老虎’‘蒼蠅’一起打”，構建“權力之籠”去年以來，“表哥”“房姐”相繼被查處，顯示了網絡時代反腐的新威力；“‘老虎’‘蒼蠅’一起打”的給力表述，“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決心，加強“裸官”監管的指向，讓人們感受到新一輪反腐風暴勢頭正勁。

人們更期待的是制度層面的新進展。如何建立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如何加強對權力監督制約，需要兩會代表委員發表真知灼見。

［熱點五］生態文明：霧霾壓頂，“美麗中國”面臨考驗

籠罩１４０萬平方公里的霧霾天氣、地下水大面積污染??高污染、高消耗的傳統發展方式再受拷問。

十八大報告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罔顧生態環境的事件仍時有發生。

［熱點六］收入分配：２０１３改革提速，深層難題待破解

歷時八年之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終于在２０１３年出臺。縮小收入差距，是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普遍難題。美國《華爾街日報》將中國稅改計劃評價為“向收入差距舉起大棒”。

如何保證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如何進一步調節行業收入差距、提高勞動性收入比重等可望成為兩會熱議的話題。

［熱點七］社會管理：矛盾多發，實現公平正義需要新辦法

近幾年，“網絡問政”效果初顯，政府在解決百姓多元訴求、回應民意等方面積極創新。然而，因土地、環境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屢屢發生。在社會轉型期、矛盾多發期，執政者的社會管理能力面臨嚴峻考驗。

尋求化解矛盾的新辦法，是兩會不可回避的話題。

［熱點八］民生期待：新老“三難”受關注，公共服務待加力

近五年，中國的民生成績單亮點頻現。但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角度看，民生領域一些體制性弊病仍然嚴重，公共服務領域欠賬不少。

“‘看病難、就業難、上學難’這‘老三難’還沒抖摟清楚，‘養老難、入托難、出行難’的‘新三難’又擺在面前。”蘭州市民李小強盼望兩會上改善民生的新信號，對他四世同堂的１０口之家有所幫助。

［熱點九］新城鎮化：支撐中國未來增長，重在實現“人的城鎮化”

在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新四化”中，國際輿論對城鎮化討論最多。新加坡《聯合早報》注意到，盡管２０１１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５１．２７％，但“２億多生活在城鎮里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尚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務。”

新型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人們期待在兩會上看到其更明確的路徑。

［熱點十］國際關系：和平路線一以貫之，復雜形勢蘊含挑戰

“遼寧艦”下水，“運－２０”起飛??中國國防新力量令世界矚目。周邊形勢復雜，兩會上會不會顯示出中國外交政策的新動向？

國內外各界注意到，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重申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選擇長期不變，清晰劃定了維護正當權益、核心利益的原則底線。

第五篇：全國兩會熱點解讀（范文模版）

全國兩會熱點解讀

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全國兩會召開前的網絡民意調查顯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如何“落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怎樣推進，如何消除百姓“心肺之患”，如何守護“舌尖上的安全”等熱點問題備受關注。百姓期待這些問題在兩會上得到回應。熱點一：新一屆政府首交“答卷”全面深化改革“起跑”今年的全國兩會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首次兩會，執政黨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藍圖將上升為國家意志和政府決策。起跑決定后程，新一屆中央政府將交出首份“答卷”，牽動百姓目光。“可以預見，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關注最多的話題肯定是改革。”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的改革藍圖，將通過兩會凝聚共識，逐步變為政府決策和實際行動。”“一分部署，九分落實。”要確保改革目標任務實現，必須敢于突破，穩扎穩打，一步一個腳印去落實。2014年，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將開出怎樣的改革清單，會“啃”哪些“硬骨頭”，人們對兩會充滿期待。熱點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內容，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將成為今年兩會一大熱點議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的改革大考。改革大考就是要敢于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推進改革。改革考得好，我國就將走上公平可持續的發展之路，就將邁進現代國家行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內涵豐富，任務艱巨。需要盡快提高執政能力和工作水平，需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需要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腦入心。這些工作如何布局，兩會上都有望拿出新舉措。熱點三：反腐敗持續發力，作風建設常態化反腐，歷年兩會都是熱點，今年更是百姓關注的焦點。過去一年，中央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省部級高官接連落馬，同時，反“四風”成效顯著，公款吃喝、送禮等群眾“身邊的腐敗”無處藏身。實實在在的變化，讓百姓看到中央反腐的決心。2014年，如何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還會有哪些“大老虎”被揪出，如何真正用制度管住權力，如何將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人們無比期待。

熱點四：破解“十面霾伏”，消除“心肺之患”今年地方兩會上，霧霾治理成為提及頻度最高的熱點之一，各地紛紛出重拳治霾。全國兩會前夕，霧霾連續數天籠罩中東部地區，讓人們對環境治理的緊迫性更為關切。新華網網友“天大地大”說，能否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何進一步落實治霾各方責任，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消除百姓“心肺之患”，人民群眾翹首以盼。熱點五：更加重視“人的城鎮化”，不讓鄉愁變憂愁城鎮化有利于釋放內需巨大潛力，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新型城鎮化怎么走，是今年兩會的一大熱點。如何推進“人的城鎮化”，讓人們能在城鎮安居樂業，是百姓的期盼所在。全國人大代表李連成說，城鎮化不能“一刀切”式地大拆大建，要避免搞“千城一面”，在城鎮化過程中延續特色、傳承文化、留住鄉韻。熱點六：養老問題凸顯，完善社保體系伴隨著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問題備受關注。養老金還能不能提高，養老床位能不能更加充足，養老雙軌制何時消除，人們期待在兩會傳出更多好消息。不僅僅是養老，社保異地接續、統籌城鄉低保、完善社會救助??人們期待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為百姓生活構筑起一道堅實的“安全網”。熱點七：上學、看病、住房，老難題期待新舉措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這些事關百姓的民生問題年年都是熱點，也說明百姓期望政府下更大功夫。讓更多人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醫療服務、更好的住房保障，既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也需要注重公平的制度設計。網友“大智若愚”說，期待今年兩會涌現出更多“中國好聲音”，促進社會資源分配更公平，百姓生活更如意。熱點八：守護“舌尖安全”，落實“四嚴”要求在人民網進行的調查中，有超過40萬的網友關注食品安全問題。本屆政府組建了更高規格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意在終結此前食品安全“九龍治水”的弊端。一年來，新一屆政府對食品安全頻頻施以“重典”。中

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如何落實“四嚴”的要求，人們期待代表委員貢獻良策。

熱點九：收入分配改革再發力，貧富鴻溝逐步縮小隨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明顯存在的行業差距、區域差距、城鄉差距不可忽視。發展的蛋糕越做越大，人們期待蛋糕分得更好，更加公平。這需要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打破壟斷導致的收入畸高局面，進一步打破身份歧視，落實同工同酬，讓更多人“敢花錢、花得起錢”。熱點十：化解就業難題，營造創業環境有關數據顯示，2014年高校畢業生規模為727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進一步增大，今年也被稱作“最難就業年”。人們期待，兩會能傳遞出更多鼓勵年輕人創業的積極信號，以創業帶動就業，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而鼓勵創業，需要政府拿出更多舉措，需要社會創造更好環境。相關文章2014年全國兩會前瞻距離2014年全國兩會召開不足一月，政經走向尤為引人注目。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深化改革序幕就此拉開，在為65周歲的共和國注入動力的同時，將如何開啟新一輪的增長周期？“改革新政”不僅讓國內公眾充滿期待，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春節剛過，2014年全國兩會前瞻就成為焦點話題之一。當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與增長同行，短期因素與長期因素相互糾結，周期性影響與結構性影響并存，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相互作用，令宏觀形勢格外撲朔迷離。在新的一年里，諸如收入分配改革細則、國企改革指導意見等多項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改革方案將面世，民企參與混合所有制、養老金并軌等“硬骨頭”有望獲得積極進展。在一個即便是回家過年也能構成“世界上最大規模遷徙”的國度里，任何細微的政策調整都會涉及龐大人群。美國《時代》周刊在題為《對中國而言，2014年是成敗攸關的一年》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國，2014年是馬年。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來說，2014年也許將是中國年。該國面臨歷史性轉折點：要么改革其經濟體系，處理好日益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問題，讓自己做好準備迎接下一個增長和穩定的十年（這將確保其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要么讓2014年成為偉大的中國奇跡遭遇嚴重坎坷，并承受地震般后果的一年。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就此拉開的時候，推進改革又有哪些焦點？會給企業和整個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一年一度全國兩會的召開，使得13億國人都把視線聚焦于中國，聚焦于北京。今年全國兩會的聚焦點在哪里？ 我們著重從經濟角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