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杜甫、孟浩然詩歌風格的比較

論文 關鍵詞：杜甫 孟浩然

政治 入仕 詩歌

論文摘要：杜甫、孟浩然同是盛唐時期的兩位著名的詩人，由于相似的不幸的人生經歷，具有極其相似的詩歌風格，是滿懷豪情的盛唐頌歌，是政治理想與心胸抱負的抒懷，是對仕途失意的失落與對社會的批判的表達，是游賞遣興與閑適的生活的再現，是真摯的鄉情、友情、親情等真性情的流露，是隱居生活的閑適與閑適當中透露出來的壯志難酬的情懷的抒發，是濃郁的羈旅愁情的表白，是入仕與歸隱的矛盾交織的悲哀，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主導下的不同抉擇的傾情陳述。但是，同中有異，表現為：杜甫的名門，孟浩然的清貧；杜甫的真情，孟浩然的狹義；杜甫的現實的深刻揭露，孟浩然的超脫現實的清靜無為；杜甫的憂國憂民的真情流露，孟浩然的感慨身世的壯志未酬；杜甫的心中有國民的集體主義情懷而產生入仕與歸隱的矛盾，孟浩然的出生貧賤，擔憂物質基礎的個人主義情懷而產生入仕與歸隱的矛盾；杜甫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浩然以道家思想為主導。

一、不幸的人生經歷

1.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貧寒，杜甫遠祖是名將，祖父又是初唐詩人，可謂是書香門第，杜甫從小就有延續“家族興旺”的責任感，孟浩然終身布衣，經歷以隱逸和漫游為主，他的目標不是延續“家族興旺”，而是振興家庭改變貧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時代是712年—770年，是橫跨“安史之亂”的，他一生的奔波相當艱辛，不僅屢次落第而歸，而且還要東奔西走，到處逃難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對社會的現實的認識極其深刻，充滿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轉“愛”，其“憂國憂民”的情思貫穿整個時代，綿綿不絕。孟浩然沒有經歷過“安史之亂”的浩劫，他的一生沒有杜甫那樣的大起大落和驚心動魄，卻和杜甫一樣有著不幸的仕途經歷，都為著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奮斗，但始終落得懷才不遇的境地。這不是他們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會現實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場面前，他們選擇了逃避，選擇了歸隱，但由于主客觀的不同處境，入仕與歸隱的內心矛盾又沖擊著他們，使他們意欲超然卻無法忘懷，壯志未酬之志躍然詩中，充滿了陣陣愁情。陣陣愁情加速了他們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時新病起，相見甚歡，浪情宴謔，食鮮動疾而終”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絕命詩是《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二、滿懷豪情的盛唐頌歌

1.杜甫與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滿懷豪情的盛唐詩歌。杜甫有《飲中八仙歌》，其對才俊之士充滿了景仰，特別是“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飲者的豪放不羈，才俊的顯赫才氣，顯示出盛唐氣象。孟浩然的《登安陽城樓》寫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閑情逸致、城郭綠洲的開闊景致、美麗動人的神話色彩，三者融為一體，盡顯盛唐之音。

2.不過，孟浩然的詩歌當中除了描寫盛唐氣象的豪邁情懷之外，還有杜甫詩歌中所沒有的俠義精神，孟浩然的《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有“珠彈繁華子，金羈游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展示了少年任俠的作風，創造了生動鮮明的洛陽游俠形象。

三、政治理想與心胸抱負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時代背景之下，都充滿了心胸抱負和入仕的欲望，富有遠大的政治理想。雖然他們一再的落地而歸，但心中的信念讓他們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人生目標，他們的理想躍然詩中，充滿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體現他遠大理想和心胸抱負的詩歌，“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將全詩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勢，充滿了傲視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與杜甫的《望岳》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前四句寫洞庭湖浩渺宏闊、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壯，氣勢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強烈的夸張色彩，景中注入遠大抱負和胸襟，后四句表達希求汲引之意，自然 含蓄態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與對社會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負卻落得兩手空空，始終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艱難的入仕之路和百般無奈的落第而歸，使他們開始對當權者產生了不滿的情緒，開始對仕途產生懷疑，進而進行了大膽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到《樂游園歌》，再到《麗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強，反抗的情緒也在升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從“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可以看出杜甫的憤憤不平之情，《樂游園歌》寫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會危機，而《麗人行》則直面得諷刺了楊國忠兄妹的荒淫和奢侈，“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通過勸人回避來反襯出楊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從《田園作》到《京還留別新豐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強，反抗的情緒也在升溫。《田園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詩中也開始感嘆朝端無親故，揭露當時朝廷用人唯親的腐敗現實，到《京還留別新豐諸友》開始懷疑入仕濟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的與黑暗腐敗官場決絕的態度。4.孟浩然的態度很明確，要與官場決絕，所以他選擇歸隱，而杜甫不會也不愿意決絕，他要繼續爭取為國效力。但我們知道，不管是杜甫還是孟浩然，他們實際上都不會愿意決絕的。他們的入仕與歸隱的矛盾至始至終沒有調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貴族的荒淫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潛伏的危機。孟浩然雖然也直接批判當時朝廷的腐敗，但更多是針對它用人唯親政策上面的腐敗，并不像杜甫那樣全面揭露，可以說，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層次的，并且隨著他深入社會現實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來，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淺層次的，他卻沒有像杜甫那樣去了解社會現實，他主張的是超脫現實、清靜無為這一點是不同的。

五、游賞遣興與閑適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著對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論是野外郊游還是與友人同飲，都充滿了歡快的情調。孟浩然的《游鳳林寺西嶺》和杜甫的《題張氏隱居二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壺酒朋情洽，琴歌野興閑。莫愁歸路暝，招月伴人還。”和“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都寫出了同友人暢飲至深夜而歸的歡快心情。

六、真摯的鄉情、友情、親情，富有真性情

1.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極富真性情，他們的詩歌當中充滿了鄉情、友情和親情。杜甫的詩歌以友情為主，抒發對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憶李白》寫出了對李白的懷念之情，表達了杜甫與李白之間的深厚友誼，《天末懷李白》則寫李白被流放而抒發的不平，表達了對奸佞小人、社會現實的憤慨以及患難見真情的友誼和思念之情。杜甫的鄉情、親情詩以《月夜》為代表，詩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現對親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2.孟浩然的鄉情、友情、親情詩就更多了，有對妻子思念的鄉情、親情、同時也是愛情詩的《他鄉七夕》，而愛情詩恰恰是杜甫所沒有的。也有懷念友人的友情詩，以《秋登萬山寄張五》為例，和杜甫的《天末懷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嶺南尋弟》，表達了對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懷念，讀來感人肺腑。

3.孟浩然的真性情詩是很多，但是，卻沒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詩歌，杜甫的憂國憂民的情懷在其詩歌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隱居生活得閑適與閑適當中透露出來的壯志難酬的情懷

1.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敗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對仕途產生了懷疑，從而選擇了逃避現實，超脫現實，選擇隱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隱逸詩很多，大多反映出隱居生活的閑適，有《北澗浮舟》，全篇洋溢著詩人贊美襄陽山水、樂在故鄉隱居的思想感情，還有《過故人莊》中的濃郁的鄉村風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隱逸詩開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棄官華州，寓居成都草堂，開始了短暫的隱居生活，這一時期生活相對安定，詩人心情相對愉悅。以《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為代表，“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通過寫自由自在的戲蝶舞和嬌鶯啼，勾勒出一幅美麗的生活圖景，傳達出輕松愉快的隱逸之情。2.但是，不論杜甫還是孟浩然，他們在隱居生活的閑適中卻仍然沒有忘掉自己的政治抱負，始終有著壯志未酬的情懷。杜甫的《野望》寫詩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國之恨，感嘆自己不能為國效勞。“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這兩句言詩人感時而思報國，讀來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懷辛大》寫夏夜水亭納涼和對友人的懷念。前四句寫詩人隱居生活得閑適之趣，后四句在懷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獨與寂寞，特別是“恨無知音賞”暗示壯志難酬的悲哀。

第二篇：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是中國唐代詩歌的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他們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的歷史。面對這個亂世,他們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和個人性格。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帝國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中國文學史》）他的詩自由奔放明白順暢想象豐富氣勢宏大。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發展出自己獨到的風格。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深入社會并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他背負著對國家和民族任務的沉重責任忠實描繪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感受。杜甫“沒飯不忘君”,藝術風格沉郁頓挫.自中唐到宋代以來都繼承了杜甫的寫實風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詩派更是杜甫視為宗祖.他的影響力巨大.李白年少時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他還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中國文學史》)他年少是曾廣有游歷。這一切都對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還直接導致了他詩歌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輕儒，輕財好施，喜歡豪飲。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審言是初唐重要詩人，所以對杜甫來說從仕與詩歌都是家業。他曾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養，終身都有輔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他的詩歌也因此偏重于現實主義。

李白終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與高蹈之間。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在他的《行路難》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等太行雪滿山”來形容自己艱難處境。由于當時高力士楊國忠的受寵，賢士都被據在朝門之外，因此他發出了“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嘆，但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追求都是執著的。他唱出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充滿信心與展望的強音。在《夜泊牛渚懷古》中他寫道“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借用謝尚知遇袁宏的典故來表明自己的懷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說明李白對仕宦生涯是積極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響，不時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隱居過。在《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中他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現了他對道家的崇信和對儒家的嘲弄和擺脫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描寫奇幻的夢境表達了對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說“安能催眉事權貴，使我不能開心顏”表明了自己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說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著。

而杜甫就簡單的多。他一生都在謀求獲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這種精神一直滲透在杜甫詩的字里行間他的七律《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 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這首詩十分能體現杜甫詩歌的特點，詩開頭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緒，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樣有動人的對比。其后寫出“萬方多難”的境況，最后寫出個人報負，他想像諸葛亮一樣建功立業。全詩即景抒情寫山川聯系古往今來社會的變化，說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滲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國家災難個人情感于一爐，體現了詩人沉郁頓挫的風格。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寫的是唐軍攻克安史老巢后詩人聽到消息后的喜悅。全詩以流走的音韻真摯的情感快速的節奏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詩對仗工整，寫景抒情融合一體。前兩聯寫景，后兩聯結合自身衰老，歸結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名句。

在詩體上說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七絕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他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云》的前兩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在詩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遜于杜甫。而在風格美方面，李白的飄逸豪邁，談吐天然是別人所不能學的。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這也是年輕人多喜歡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歡杜甫的一個原因。

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務而對不合理現象毫無顧忌的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所牢籠卻不愿接受想征服現實的的態度，與杜甫那種始終以嚴肅的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祖國人民命運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本質又相同的。用韓愈的話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們的藝術成就和高風亮節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李白與杜甫詩歌風格的比較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的歷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朝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感情熱烈，氣勢宏大，想像豐富，語言清新，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險峻，難以表述，李白卻能以變幻莫測的筆法，在《蜀道難》中藝術地展現了古老蜀道逶迤、崢嶸、高峻、崎嶇的面貌。用“五丁開山”“六龍回日”等神話傳說，寫出了歷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險阻；寫黃鶴不得飛過、猿猱愁于攀援，映襯出人在其上行走難上加難；摹寫神情、動作（“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險危之狀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鳥號古木”“子規啼夜月”)，使人聞聲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難；運用夸張（“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極言山峰之高，絕壁之險，渲染了驚險的氣氛。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的又是積極入世的。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的追求是執著的。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終身都有“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和格律嚴謹、情感內斂、沉郁頓挫、充滿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兵車行》為歷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長期以來的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藝術上寓情于敘事，詩人激切奔越、濃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匯在全詩的始終，詩人那種焦慮不安、憂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詩體上，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言七絕，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

第三篇：淺論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推薦）

淺論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

——沉郁頓挫

一、杜甫的身世及其坎坷的人生境遇

唐王朝歷史上一個空前繁榮昌盛的朝代，在經歷過幾百年風光華麗后，終于在風雨飄搖中，漸趨步入沉堙沒落的局面，也許時勢會呼喚和造就英才，在那么一個特殊的環境下，便涌現出了一個心懷祖國，關心民生疾苦，有著遠大理想抱負而又命運坎坷的偉大詩人——杜甫。杜甫用他那敏銳的眼光，從特定的視覺角度關注國家命運、人民命運和社會命運，用他那無限的熱情和悲憫的情懷以及飽含深情的細膩筆觸描寫出一幅幅壯闊而又深沉的社會生活畫卷。終其一生，杜甫能緊扣生活急速變化的時代脈搏，以其坎坷的人生閱歷，高度精湛的詩藝技巧，系滿腔熱情于國于民，從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詩歌思想內容，凝重深沉的感情境界，百轉千回的表達方式，謹嚴鏗鏘的格律音韻于一爐的“沉郁頓挫”的鮮明藝術風格，既而登上了現實主義詩歌藝術的顛峰，并成為世人尊崇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詩圣。

杜甫從小出身于儒學世家，有著深厚的儒學正統教養，少時他便接受了儒家“修齊治平”的傳統思想，在他那幼小的心靈上早早地就萌生出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人生念想，但現實與理想往往差距很大，殘酷的社會現實，最終無情地揉碎了他的人生夢想。天寶六載的考試，在奸相李林甫的全權操縱下，最終以“野無遺賢”為名拉上了可恥的帷幕。時代埋沒了一個從小便致力于為國為民服務的圣賢君子，致使滿懷遠大抱負的杜甫蒙羞受辱，落拓于長安，并從此過上了極其困頓的潦倒生活。可正所謂禍不單行吧！幾年后“安史之亂”爆發，詩人顛沛流離，飽經亂離之苦，險賊長安，親眼目睹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國景象，深深地體味到了滄海桑田的巨變給人民心靈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創傷，從此，詩人轉徒流宕，漂泊西南，終于窮愁客死于他鄉。

杜甫雖是一介布衣，但卻能站在時代的高度和社會的最前沿，去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關注人民的生存狀態，并滿含血淚地去歌吟社會、頌唱人生。從他那流淌的文字，我們可以感知到一個時代的苦難，也能觸摸到一個本應儒弱者的良知和勇氣。

二、沉郁頓挫這一風格的基本確立及其特征 “沉郁頓挫”是杜甫對自己創作主導風格的一種描述，其《進雕賊表中》說：“臣之述作，雖不是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楊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爾后，當他經歷了戰爭離亂，飽嘗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在詩中流露出難以抑制的悲滄情懷。于是，他的詩歌創作日趨成熟，至此，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用“沉郁頓挫”幾字來概括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沉郁頓挫”表面上是情感的深沉郁結，主要表現為節奏的抑揚起伏和盤曲轉折，但它不光涉及詩歌的外在結構，還涉及到詩歌的內部結構，且其內部結構沉重的充實感，以及外在結構上有控制的騷動感和彈性。其中，“沉郁”是指文章思想內容和內涵的深沉蘊藉，“頓挫”是指聲調抑揚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悶憂郁的意思，是指作者情感的郁結，借助一種欲言又止，然不言不吐不快的有節奏、有韻律的表達方式加以渲泄和吐露，從而有了杜詩憂憤深廣，潛氣內轉，抑揚頓挫和格律嚴謹的特點。

三、“沉郁頓挫”這一風格在杜詩中的具體表現

1、情感內容方面的表現：（1）、廣闊而深入地描寫了苦難的社會生活

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儒學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圍和正統的儒學家教，從小便教化和儒染了他稚嫩的心靈，讓杜甫的心田中扎根下了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的優秀品質，他懷著悲憤沉重的心情，用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描繪出了當時那個動蕩不安、萬方多難的社會生活現狀。

“安史之亂”爆發，給原本根基動蕩的唐王朝以沉重的打擊，也給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帶來無比巨大的災難。詩人站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高度，心懷關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為國家和人民痛心，他時刻關注著事態的發展，關注著社會的變化，并用沉重的心情，記錄了這一社會災難。

《三吏》、《三別》是這期間一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內亂真實情況的樂府詩。據歷史史料記載，乾元二年，唐軍九節度使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由于肅宗對郭子儀用兵心存戒慮，未設統一指揮，致使唐軍群龍無首，從而導致鄴城之戰以唐軍大敗而結束。杜詩中有詩句：“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軍，南奔襄陽，諸節度使各自潰歸本鎮，士兵所過之處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便記錄了當時這一歷史事件。但真實情況遠不止與此，事實上，由于鄴城兵敗，唐軍兵力銳減，必須迅速補充兵員，于是，肅宗使開始了毫無節制和章法的征兵活動。于是士卒和官兵到處抓丁拿人，無論男女老幼，但凡有用得上的人便成了應征的對象，一時之間，全國上下完全籠罩在陰云密布之中，百姓日夜閉門，足不敢出戶，人心惶惶，整個社會出現了十分嚴重的擾民害民現象。而這時的杜甫，剛好由洛陽回華州住所，耳聞目睹了鄴城慘敗后，人民落難的痛苦情狀。因而，他用高度提煉的手法，十分概括地反映了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這組詩歌有寫地方官吏點征中男的《新安吏》，有寫婦人深夜被抓的《石壕吏》，有寫新婚男子被抓的《新婚別》，有寫老者投戎從軍又無奈激昂情懷的《垂老別》，有寫第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悲、凄涼身世的《無家別》。可以這么說，杜甫是從多方位、多角度地，廣闊而深入地反映了戰爭的災難，樸實而悲痛的語言中傳達著那個**年代的時代悲劇。在平凡樸實的字里行間，透露出史詩般的力量。

（2）、入情入理地描寫了深刻的人生體驗 同許多有志之士一樣，在青春年少時期，杜甫曾有過 鯤鵬展翅般遠大的社會理想。他想躋身官場，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畢生的才華，服務于那個讓他為之振奮和驕傲的時代。但現實給他當頭一棒，由于當時權奸當道，忌能妒賢，排斥能者，帝王又昏庸無道，不識賢良，以致于他空有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能識，卻為社會所不容，致使英雄折腰，虎落平原遭犬欺。在多苦多難的五味人生中，杜甫體味到了太多太多的人間辛酸。

困居長安是杜甫最屈辱的時期。由于奸相李林甫主持了那場滑稽而又丑態的考試，杜甫被排斥在賢者之外，開始了他悲苦坎坷的生活。他在貧苦落魄中失望，在失望中傾訴了自己屈辱而又無奈的生活：“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和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書左丞相二十二韻》）空有一身才學的詩人，在偌大一個京城卻找不到一個安生之處，而只能低三下四，毫無人格尊嚴地追隨那些有錢有勢者的身后，受盡他們的嘲笑和冷落，將人世間最難以下咽的悲涼、辛酸并同無聲息的淚水吞入郁悶的腹中。這既是詩人對自我委曲求全生活的寫照，也是對唐王朝壓抑人才、拋棄人才的血淚控訴。旅食京華的生活讓杜甫真正地了解了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也讓他真正看透了上層社會的勢力，他在《貧交行》寫道：“翻手作云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太多的冷遇讓詩人深深地理解了世間的人情冷暖，他的心為之而流血，他多么希望現實中有“管鮑交”的現象再生再現，貧不相棄，富而相攜。然而，當時的社會，世風日下，世人將這一淳樸的風氣棄之如敝履！那種冷酷的社會現象多么地令詩人心痛啊！

詩人的一生，也是徹頭徹尾地受盡了貧窮的折磨，受盡了戰亂給自己帶來的生離死別的痛苦，在《自京赴奉先縣詠五百字》中，詩人寫到自己家境貧寒，以至于幼子餓死的慘狀：“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嚎啕，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至夭折。”詩人冒著風雪回家想與家人團聚，用那其樂融融的氣氛溫暖那冰冷已久的內心。沒想到，一到家，剛進家門，目睹的第一幕便是愛子夭折。詩人欲哭無淚，欲嚎無聲，體味到了在當時社會中為人父母的艱難。

（3）、誠摯由衷地抒發了對國家、人民的熱愛。杜甫是儒家學士中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天生就具有文人士大夫應該具備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對國家對人民，他有寬廣而仁慈的胸懷。在他的詩歌中，全身心地，誠摯由衷地表達了他對國家對人民的真情至愛。他為唐王朝擁有開元盛世而歡歌：“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憶昔》）他為國破山河碎而傷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當唐王朝軍隊失利時，他萬分痛心：“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對雪》）而當他聞聽唐王朝軍隊勝利收復失地時，他也歡欣鼓舞：“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關頭，他還登上岳陽樓，依然惆悵悲歌：“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他熱愛人民，經常推已及人，為人民的生命憂嘆，真切地反映出一種時代加在無辜者身上的人生悲劇，其詩歌籠罩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悲涼氣氛。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生常免租稅，各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因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戌卒。”詩人設身處地地為人民著想，自己是免租稅，免兵役的人家，日子都過得如此悲苦，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有多么艱難呢？其情形可想而知，真是憂比天高，推已及人，憂已更憂人。這是文人墨客何等寬廣的胸襟和對人民何等博大深厚的熱愛。

2、詩歌體制方面的表現（1）、情感節奏抑揚頓挫

杜甫有個快樂、天真而無比幸福的童年時代；青年時期頗有幾個傲氣，裘馬輕狂；可步入中年之后，生活上的不順心，人生事業上的挫折，讓這位原本心高氣傲的詩人變得沉郁起來，殘酷的現實，挫敗了他仁途進取的銳氣，生活上的重負磨平了他鋒芒并露的棱角，生活中的他能拾起的更多是無窮的傷感和無盡來的失落；臨近晚年其作品更是充滿感傷的情緒。可他是一個極具骨氣的人，郁結在心中的煩悶，沉郁于心頭的悲慨涌至口邊，將要一吐為快時，往往他又強忍咽了回去，如此回環往復，使情感受的流程變得深沉渾厚起來，流露于筆端的情感是抑揚頓挫的，往往給人一種波瀾老成的感覺。試看其《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東口流眼誕。恨不移封向灑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懷樂圣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詩題以“八”字牽合著不同形態的盛唐酒仙，形成一組生機蕩漾，意志淋漓和各具千秋的群雕相，各有身份，各具形態，各具風采。詩中八人的篇幅參差有致，似乎疏散不拘格式，實則于自由揮灑處別具匠心。酒的因素不僅滲透于人物的醉態描幕中，而且別具一格地滲透于詩的結構形式之中。寫醉似醉，是之為神，是詩歌與作者與社會之間外在共振的機制，而這種參差有致的詩歌形式就是杜詩“頓挫”的表現。

再如：《北征》第一段：“淮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賜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悲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因密勿，車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自從長安被攻破之后，杜甫思家念親之心，與日俱增，可被墨敕放回后，為什么反而有“蒼茫”之感？此時的杜甫，既有感君之恩，又傷家亡國破，可又為什么會“怵惕難辭”呢？觀其全段，前有十幾韻的郁屈詩句，然未曾點明作者心中最大的念想，直至結聯“回首風翔縣，旌旗曉明滅。”才如當流巨石，激起波瀾，點明詩人破賊收京的重大國策主題。文辭含蓄深沉，這也是“頓挫”。

又看《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詩歌以“萬方”作為登臨的背景，拓出遠勢，將整個多災難的時代拉到眼前。在此萬方多難的時刻，流落他鄉的杜甫，愁思滿腹，登上此樓，雖有繁花觸目，作者卻無心留戀于此，眼前壯美的景象，未能讓他賞心悅目，而更令他黯然傷心，憑樓遠眺，馳騁遐想，天高地遠，古今往來，形成一個壯美而闊大的境界。全詩即景抒情，寫山川美景包容著古往今來的社會變化，談人間世事，又借助于自然界的景物措寫，情景、人事相互滲透，互相包容，將自然景物的描寫、國家災難、個人的情思渾然地深為一體，語壯境闊，氣勢浩大，感慨深沉遙遠，令人讀之心胸蕩漾，體現了詩人“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2）、格律工于嚴謹 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得力于早年家庭教育和父輩們對其的教化儒染和作者自身對詩歌創作的致力追求，但其“沉郁頓挫”的風格，主要是十年困居長安期間形成的，而是能體現此一特定風格的是他晚年漂泊西南的詩歌創作。在其近體詩中，杜甫把律詩的詩材范圍擴大到幾乎與古體詩同樣廣闊的程度，尤其以寫景抒情的詩特別多，這些詩格律嚴謹、對仗工整，并且渾融流轉、情韻優美。如在《春夜喜雨》中，作者用傳神之筆，把人們歷經久旱，盼望已久的春雨，用擬人化的手法，描寫得柔和細潤，滋潤萬物，悄然無息。如此精細的描寫，使難狀之景，如在眼前，讓人們難以感知、觸摸到的情境顯得那么的真切入的微，令人如入其境。而詩人對五律的把握，已到了爐火純青、運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韻律精細，而且詩境渾成而多變化，有些詩意境由壯闊忽轉為凄涼，也有的詩氣象由巍峨忽而轉為情景細致婉約。做到了千詩千面，不拘一格。如《旅夜書懷》，詩歌開始勾勒出極其壯闊高時的空間，形象十分鮮明，在讀者的眼前展示了一幅無垠寬廣的境界，可至此，作者把筆鋒一轉，由星垂野闊想到宇宙的永恒，由月影江流想到時間的流逝，在如此廣闊無垠的空間中，細草、危墻更是顯得得極其渺 小孤獨。由此可見，詩人在本詩中，不僅以竟境高朗壯闊取勝，更在于取景昭應人事的匠心獨運之妙。從而烘托出一個獨立于天地之間的飄零無依的凄冷形象。

其次，格律嚴謹的風格還表現在七律方面。杜甫的七律詩境界始大，感慨始深，無論描寫物象，還是抒發性情，皆能脫離舊臼，在短短的篇幅之中，含有思飄云物，律驚鬼神的壯觀景象。磅礴飛動的氣勢，深厚的感情和精嚴的詩律融合無間，風格沉雄悲壯，慷慨激昂。如《登高》寫登高所見江上秋色，抒寫晚年到處漂泊，艱難潦倒的處境和無限悲涼的心情。全詩以精心結構的形式，稹密工致的聲律和凝練飛動的意象，展示出闊大高遠的境界。在一種回旋流蕩的旋律中烘托出獨立于秋氣中的詩人貧病交加而狐獨寂寞的形象。前人贊此詩，“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有建甑走坂之勢！”

全詩八句皆對，而一氣貫注，悲慘而不消沉，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詩歌寫得一氣盤旋，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被后人評古右今七律第一。

杜甫將廣闊的社會生活全面引到律詩里來，形成律詩強勁的生命力。格律嚴謹而多變化，聲調拗峭，筆黑質實。過多議論，改變了唐詩絕句那種蘊藉含蓄的清麗格調，創立了一種與其沉郁頓挫風格一致的律詩新風格。讓詩形式的律動與詩人內在生命的律動同步合柏，由此煥發出詩意來。

四、杜甫“沉郁頓挫”這一風格的形成原因 發現杜甫詩歌主導風格，并逐步將其形成定試論的，可能首推清代詩論家袁枝了。他在《隨園詩話》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惻芬芳之懷，而有沉郁頓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朋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隨后，朱彝尊、陳廷焯等人也曾論及，雖然他們這些論述多半是詩話成的，缺乏一定的條理和系統，但由于這個概念首先由杜甫自己提出，且大體上確實能代表杜甫大多數作品的風格特證，因而“沉郁頓挫”作為杜詩的藝術風格逐漸為人們熟知和接受，并且成為今天文學史上人們對杜詩主導風格的定論了。可杜詩這一主導風格又是如何形成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1、豐富的生活體驗和崇高的社會理想：

藝術來源于生活、豐富的生活體驗讓杜甫的詩歌內容豐富、包孕萬象，而崇高的社會理想引導作者，將他創作的作品為社會為人生服務。

早年受到的封建正統思想教育和家庭詩學的熏陶，使得他“七齡即壯、開口詠鳳凰”（《壯游》）開元十九年，杜甫開始了他的游歷生活，長期的漫游使詩人感到祖國河山的壯美，開闊了他的視野，陶冶了作者的情操，激發了詩人強烈的愛國之情。“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是詩人對泰山的歌頌，也是詩人對自己的鞭策和自許。天寶五年，杜甫躊躇滿志，有志于“致君舜上，再使風俗淳”，懷著“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度入京，第二年參加所謂的“有一藝，諧彀下”的制舉，在“野無遺賢”的稱贊聲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說開元二十三年考場的敗北，杜甫不介意的話，那么這一次截然不同了，這次杜甫非但抱負不得施展，生活也開始落拓，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悲辛生活。詩人天真的幻想破滅了，冷酷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正視現實。適過紛繁的社會現象，詩人看到了上層統治者的腐敗和廣大人民的悲幸。安史之亂起，詩人和廣大人民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任左拾遺期間，為諫議政事竟險致死，詩人更加加深了對現實的認識。漂泊西南，詩人變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農夫。但詩人始終沒有忘記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仍然希望“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江漢》）“為國效力至死還，愁看直北是長安。”（《小寒食舟中作》）杜甫的一生中，人生仕途是坎坷的。他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疾病纏身，窮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彌堅，失志不移。這些所有的一切，磨礪了杜甫，同時也成就了杜甫，因此，豐富的社會人生和救國救民的崇高強烈愿望是形成杜甫“沉郁頓挫”風格的原因之一。

2、多災多難的社會背景：

杜甫生于全盛時期的唐王朝，卻成長、成熟于唐朝帝國由盛而哀的急劇轉變時期，他的一生既經歷了繁榮昌盛的“開元盛世”，也經歷了“流血川原丹”的安史之亂，并看到了安史之亂后唐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販落景象。可以這么說，杜甫“沉郁頓挫”的風格形成和他所處在的那個亂世息息相關。杜詩緊扣時代脈搏，同情民生疾苦，關心國家興衰，由此鑄就了杜詩“沉郁頓挫”的鮮明風格。

杜甫的一生始終關注人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對人民的苦難，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愈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戌》）；對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賊：“不可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遭田父泥飲》），一千二百年以前，一個曾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人民的態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饑寒交迫的生活的體驗中，詩人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詩人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卻“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戌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愿：“安得廣夏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始終敢于直面現實，諷諭時事，對統治階級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痛加誅伐。如《兵車行》譴責最高統治者熱衷于開邊擴土，致使人民流血破產；《麗人行》以華美的詞藻描摹楊氏姐妹的豪華衣食和驕傲神態，看似贊賞，實乃諷刺。

詩人的一生都抱著愛國的血誠。“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詩人對祖國是何等的熱愛；“獨使至尊社稷，諸君如何答升平”（《諸將》），詩人對祖國前途是何等地憂慮；“必若救瘡痍，應先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這是詩人為力挽國運，拯救人民而開出的藥方；“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這是詩人對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詩人的一片愛國至誠，是詩人的終身信條。可以說：“萬方多難”的時代，“憂國憂民”的情懷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語言有準確性是優良的風格的基礎

杜甫并不像他同時代的眾多詩人那樣，只把寫詩作為炫示文才，獵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應酬交際之用，而是自覺地把詩歌當作“史筆”來寫，“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歸》）。他的目標很高，對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嚴格，務求達到“毫發無遺恨”（《敬贈鄭諫議》）的境地。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是這樣宣布的，也是這樣做的，“新詩必罷自長吟”（《解悶》），他經常改詩。因此杜詩語言精要凝練，準確生動。如被前代人稱道的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十四個字中就含九層可悲的意思；他鄉作客，一可悲；經常作客，二可悲；萬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風蕭瑟，四可悲；重九佳節，無有可樂，只有登高，五可悲；獨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如此之多，八可悲；年過半百，事事無成九可悲。真是包含無限艱辛，凄淚橫流。何其凝練！再如《春望》詩中：“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個“濺”字，可謂點睛之筆，這淚流得何其多，時間何其長，心情何其慘痛！象這樣的例子，在杜詩中俯拾皆是，不可勝數。努力使語句準確、凝練、生動，這也是杜詩“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原因。

總之，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強烈地表現了為民請命、以天下為已任的懷抱和心聲，在詩歌藝術上達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這種風格，是詩人愁苦潦倒的閱歷，憂憤抑郁的思想性格，萬方多難的時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藝術修養各種因素的統一，使詩人達到現實主義頂峰，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四篇：淺談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的差異

淺談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的差異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這么一段話：作為一個讀書人，如果要學習寫文章，就看韓愈和柳宗元，學完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如果學歷史，就學司馬遷的《史記》或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學完你可以去當政客；如果學宋詞，就跟蘇東坡和辛棄疾學，學好了可以干掉方文山和林夕；如果學寫唐詩，一定是學李白和杜甫。這段話是否過于夸張，我不予置評，但是對于最后一句話，我是完全同意。

如果把唐詩比作一座讓人抬頭仰望的山，那么山的頂峰一定是李白和杜甫。而作為在唐詩領域中最為出色的兩個詩人，其詩歌卻是風格迥異。

李白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尊稱為“詩仙”，他的詩風豪放飄逸灑脫，正如他的人一樣。他出生于盛唐時期，但因不滿那政治的黑暗，棄官從文。他沒有杜甫的沉郁，有的是一分瀟灑，一份自由。李白向往的是游仙問道的生活，所以才有《夢游天姥吟留別》的佳作。“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栗深林兮驚層巔。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這樣美妙的景色可能只有李白才能寫出吧。同時李白是社會的一員，他也關心現實生活，痛斥戰爭，同情百姓。但畢竟李白的黃金創作期是國家最強盛的時候，到處鶯歌燕舞，他寫他看到的東西，大部分就是花、酒、劍、歌、月，灑脫無極限。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盛唐詩歌的氣來，情來，神來在李白的詩歌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詩歌創作，充滿了發興無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實浩瀚的壯觀奇景，又有標舉風神情韻而自然天成的明麗意境，美不勝收。有人這么說：“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而杜甫是銜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創作風格也是別具一格的，當然，這和他的身世遭遇也是分不開的。杜甫生長在一個奉儒守素的家庭之中。同許多唐代詩人一樣，他懷著巨大抱負的心思，一心要為國家盡力。但到了公元746年，他參加一次李林甫設好騙局的考試，落第之后不久，又回長安，數度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載長安，歷盡辛酸。但同時，他看到了民生疾苦，時刻關心國家安危。安史之亂后，他幾經周折，當官，被貶。最后開始了他晚年飄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終病死于窮困潦倒之中，十分凄涼。我覺得，使杜甫形成其獨特的創作風格顯然是同他的身世遭遇息息相關的。杜詩的不同風格，與其不同時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時期不同心境似有關系。當他生活坎坷，顛沛流離之時，他的家國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詩歌往往表現為沉郁頓挫。當他的生活稍為安定時，他就寫一些蕭散自然的詩。成都草堂的一段時間，就有不少這類作品。

如果說李白是從天上降臨人間的“詩仙”，杜甫則是從地上經過修煉而升起的“詩圣”。李白的詩具有火熱的激情，有超凡的氣勢和豪邁的精神，更關注理想和未來，更具創新性。杜甫的詩沉郁頓挫，情感內斂，曲折迂回，更關注現實和民生，更具繼承性。李白代表著青春，張揚個性，抒發自我，有一種勃發之氣。杜甫代表著暮年，老成持重，千錘百煉，有一種人工的鍛造之美。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那“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的杜甫，即使在“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心酸低賤生活中，依然不失他那濟世蒼生的夢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真正的貴族大家心態，貧賤不改其志，自己的安危生存置之度外，心中揮之不去的夢想依然是民眾，比他更不幸的人。每每念起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吟哦時，令人發背沾衣，慚愧不已，敬仰之極。有誰能了解他“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的遠大志向呢？自我心目中，杜甫先生不僅是精瘦清癯的老者形象，他更是無可拘牽的理想主義者！從這點而言，老杜的沉郁之外更有飛揚的一面，節操高潔才是他的本色。

李白和杜甫雖然有著很多差異，卻有著深厚的友誼。因為在他們兩人的心中同時也有許多共性的東西。他們的心中都充滿了愛，愛人民，愛山水，愛才，愛酒，愛詩。他們都一生鐘情于、獻身于真善美。于是，李白和杜甫成為了唐詩史中優勢互補的榜樣、求同存異的楷模。

第五篇：論杜甫詩歌的沉郁風格

論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

摘要

杜甫詩歌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體現著詩人的人格魅力。杜詩沉郁頓挫的獨特風格飽含愛國情懷和憂國憂民的精神。沉郁頓挫的杜詩反映了唐代由盛到衰的歷史，詩人用詩書寫著當時社會的苦難，還有自己悲苦的命運。這種沉郁的風格體現著詩人偉大的情懷，感人的精神，詩人的形象因此更為高大。

關鍵詞：沉郁頓挫性格命運意象憂國憂民

引言

杜甫一生可謂坎坷不平，顛沛流離，飽經苦難，寫詩一千四百多首，杜詩肯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人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本文擬探論這一獨特風格與他性格命運的關系，以及這種風格在其意象上的體現。

一杜詩沉郁的藝術風格與他性格命運的關系

“沉郁頓挫”是杜甫在《進雕賦》表中自述創作甘苦之語，自宋嚴羽之后成為杜詩藝術風格定評。它包括以下幾層涵義：

（一）它表現了杜詩思想內容的博大精深，生活體驗的真切豐富感情的飽滿有力；

（二）它經過了較長時期的積累、醞釀、涌化、觸發的過程；

（三）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錘煉精確的語言，鏗鏘瀏亮的音調，頓挫變化的節奏表現出來。陳廷焯云：所謂沉郁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薛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談，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①

俗語說：“深人無淺語”，杜甫那些平淡簡易綿麗精確，淡泊閑靜、風流蘊藉的作品也和其他詩人不同。

如其早年所寫《飲中八仙歌》雖然描寫的是盛唐時期一些狂放不羈的著名酒徒的風流韻事，但詩人冷靜的觀察和同情充溢于字里行間。再如他在成都草堂所作《漫成二道》、《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灑亭》諸多風格恬淡的山水田園詩，也和陶淵明、王維、謝靈運等山水田園派代表詩人不同，詩中總隱藏著憂時濟世的深厚情懷，而非淡然超脫。而這種沉郁風格的形成和杜甫的性格、命運有一定的關系。

1.1胸懷天下、才華橫溢，而仕途坎坷是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基本原因。

杜甫可以說是志向高遠，但屢試不第，報國無門。杜甫有著顯赫的家世，其祖父杜審言，以五言詩著稱，是五言詩的奠定者之一。其父杜閑曾任縣令、司馬等職，是世代仕宦之家。杜甫出生在開元六年，是唐朝進入全盛時期的開始。他七歲能作詩，九歲能臨摹虞世南的書法，詩文在十四五歲時已經小有名氣。現存杜詩中最早的一首詩《望岳》，字里行間洋溢著杜甫出眾的才華和蓬勃的朝氣。“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表現出磅礴的氣勢強烈的自信、俯視一切的雄心和氣概。清代浦起龍認為杜詩“當以是為首”。并說“杜子心胸氣魄，于斯可觀。”（《讀杜心解》)

可就是這樣一個“神童”才子，仕途上卻很是失意。開元23年（公元735年）每一次參加進士考試，他名落孫山。后又滿腔報國熱情到長安應試，仍不第，生活也陷入困頓，甚至食不果腹，用他自己的話說“衣不蓋體，常寄食于人。” 1 安史之亂爆發，盛唐轉衰，杜甫的命運也更加不幸。據《舊唐書、杜甫傳》十五載，初錄山陷京師，肅宗征兵靈武。杜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拜右拾遺。房為布衣時，與甫善，時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兵敗于陳清斜，明年春，罷相。甫上流言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參軍。時關輔亂離，谷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供薪采，兒女餓殍數人。”之后年過半百的杜甫顛沛流離，過著近似乞丐的流浪生活。最終客死他鄉。

在兵荒馬亂顛沛流離，受盡苦難的杜甫看到了百姓更深的苦難，對現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三吏三別”真實地描寫了衰敗的唐朝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深重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一幕幕凄慘的人生悲劇。

1.2生活的磨難使詩人更能深入體驗社會現實，從而促成了沉郁頓挫的風格。

但是無論遭受怎樣的苦難，杜甫的理想始終堅定不移，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身處貧境，仰人鼻息卻時刻抒發著自己的愛國情懷，憂國憂民。

說到這兒應該提一下詩人唯一的一首一揮而就的詩作：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首放歌須縱灑，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首詩洋溢出來的喜悅之情躍然紙上，這首詩作于安史這亂平定時。可是這種喜悅讓人感到心酸，能深深感到詩人為國事日夜憂慮的心情，如此高尚的愛國情懷是本詩打動人的真正原因。

在這些人生苦難的描述中，一方面，詩人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對官吏給予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惡痛絕；另一方面，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爭，希望人民忍受苦難，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民，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正是詩人憂國憂民的精神體現。

飽受憂患，家仇國難，滿腹才華報國無門，他背負著對國家和民族任務的深重責任忠實描繪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感受，深入社會并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沒飯不忘君的杜甫，在苦難中逐漸形成了沉

郁頓挫的藝術風格。

《新唐書杜甫傳》有這樣一句“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橈弱，情木忘君，人憐其忠云。”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一直滲透在杜詩的字里行間，他的七律《登高》“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十分體現杜甫詩歌的特點，詩開頭以景色引出任教心緒，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樣有動人的對比。其后寫出“萬方多難”的境況，最后寫出個人報負，他想像諸葛亮一樣建功立業。全詩即是抒情寫山川聯系古往今來社會的變化，說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滲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國家災難個人情感于一爐，體現了詩人沉郁頓挫的風格。他的《登高》也是更為典范。楊倫稱贊此詩為杜集七言律詩第一。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灑杯。

全詩對仗工整，寫景抒情融合一體。面對蒼茫大地，一個滿腔報國熱忱的詩人悲從中來。一身才華無處施展，一生屢逢磨難，如今已是人到暮年，卻還要漂泊他鄉，更令人可憐的是又多病纏身，可敬的是潦倒不堪的詩人仍在為國憂愁，一個份時的偉大形象浮現在世人面前。詩人沒有任何刻意，是他偉大的愛國情懷，憂國憂民的精神無形中成就了沉郁頓挫的風格，這種風格承載著杜甫不屈不撓的堅持，忠貞不渝的理想，感人的精神境界。

從《望岳》的年少抱負，到《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時的喜悅自以為國家安定后能一展抱負，卻落得《登高》中描寫的潦倒新亭濁灑杯“的晚年境遇。詩人一

2生的坎坷催人淚下，一生的嚴謹做文卻沒有換來生前的榮華。但一生的不幸沒有改變他深沉的愛國熱情，用他的筆寫下了國難家愁。”沉郁頓挫”是杜詩的風格，也是他的人格。明代田藝蘅《香宇詩談》說道：“詩類其為人，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作人沉著所以詩沉著。”

二杜詩沉郁風格在其意象上的體現

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觀情思、想象、思想、美學趣味等重新處理過的感覺，來自詩人對客觀事物朝廷“萬取一收”的篩選與熔煉。它既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又是詩人審美創造的結晶和情感意念的載體。古今中外的詩人、學者對意象的創造及審美作用很看重。明何景明在《與李空同論詩書》主張“意象應曰合，意象在曰離。”指出意與象的契合與否的藝術效果；錢鐘書則強調了詩與意象的相因關系：詩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無詩矣。”②美國詩人龐德認為意象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而韋勒克沃倫在《文學原理》里則說成是“各種根本不同觀念的聯合”。因此詩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來含蓄抒發自己的情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創造出帶有自己民族文化背景的特定意象，因此如“月亮”、“菊花”、“雪”、“楊柳”、“杜鵑”等。正所謂“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耳朵”（流沙河語）。

杜甫這個偉大的詩人就是這么做的！杜甫一生創作實踐中，推陳出新，形成了個性鮮明的意象群。這些意象，滲透著詩人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帶有深厚沉郁色彩。杜甫一生抱有“致君堯舜上”的理想，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時時流露凌跨世俗的強烈愿望。杜甫這種雄壯的抱負，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懷，在創作上推崇氣勢磅礴之作，追求深沉陽剛之美。

2.1杜詩傾向于深沉闊大物象，表現出獨特的沉郁頓挫風格。

杜詩筆下的自然景物，則是極為雄壯闊遠的高山百澤、長空大川，比如“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河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等詩句。偉大的人格魅力。在杜甫的詠物詩中，多歌水、馬、鷹、雕、鶻等一類大雄猛的動物。先看詩人筆下的馬：“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生死；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這首詩“詞語矯健豪縱，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眼前”（杜詩鏡銓），借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的意象，言已之壯志雄心，充分體現詩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英雄氣概。詩人也以鷹自比，比如“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表現自己險惡務盡再千升平的情懷。這種精神和氣概，至老而彌盛，如《瘦馬行》、《病馬》、《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等詩無不表現出杜甫老當益壯，死而后矣的形象。《義鶻行》里雖扶弱見剛勇，但詩人前期物象中所體

現出的“萬里可橫行”“那種目空一切的精神，因艱難時世，壯志未酬而變為“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豪邁之中多了一些悲壯底色，而《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里則發為英雄末路的浩嘆了。這些詩都將主體感情注入客體之中，詩人之情與客觀之事物有機契合，使其意向更加深沉，內蘊更加深廣。正如黃徹所云：“蓋其致遠壯心，未甘伏櫪；疾惡剛腸，尤思排擊。”（《碧溪詩話》卷二）至此，詩人的致遠雄心和疾惡剛腸所體現出的忠君愛國，必然升華為對人民命運深切關注的仁民愛物。前者所體現的英雄情節與后者所體現的人道情懷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2.2杜詩用病弱悲苦的意象來體現沉郁頓挫風格。

病樹、病桔、枯楠、枯棕、古塞、秋云、暮砧、殘炬??甚至高江、急峽、危城、孤舟、啼猿、翔鳥、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織女，堂前撲棗的老婦，重負下呻吟的老農，新婚成別的夫妻；那巧取豪奪的官吏，驕橫跋扈的將軍，粗暴無理的惡少，長安水邊的麗人等，都成為頗能代表杜詩風格的意象，表現了詩人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誠如葉燮所說：“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茍，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原詩》卷二）總之，杜甫一生不管窮與達、安與危，都始終充滿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抱著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熱愛所從事的事業的堅定信念，“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其氣至大至剛，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獨具個性的詩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國家災難、個人情思為一體，寄慨遙深，使真實壯闊的時代生活畫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憂郁色彩和悲劇氣氛，感情豪壯悲愴，筆觸蒼老遒勁，鮮明地形成了杜詩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

2.3杜詩的沉郁風格還表現出對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殘遺忘的物象的歌詠與關注。

《孤雁》：“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里云。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亦紛紛。”這首詩就視覺言，“望斷矣而飛不止，似猶見其群而逐之者”；就聽覺言，“哀多矣而鳴不絕，以更聞其群而呼之者”。③戰亂頻仍，人民漂泊流離，詩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無遺。全篇皆以審美主體對客體的觀照立言，客觀物象鮮明地打上詩人主觀感情之烙印，構成特色獨具的意象，詩歌意蘊內藏，思想容量極大。他如《鸚鵡》寓失羈棲之感；《鷗》則羨其閑適自得；《猿》則奇其智能全生；《麂》慨亂世之危；《雞》表殊鄉之俗；《黃魚》憫長大難容；《白小》傷細微不免等，都在對小生命的觀照中，形

象地展現著作者的精神世界。愛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杜甫詩歌意象生成的或“噴薄而出”“壯麗高朗”④的陽剛之美，或“透徹溫醇”“情韻纏綿”（同前）的陰柔之美，只不過是其詩歌風格的兩個不同側面而已。別林斯基曾說：“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以及人類的代表和喉舌。”⑤杜甫詩歌在其獨特的詩歌意象中把家愁國恨交織起來，深刻地表現了正直知識分子的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休戚相關，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義，這正是“沉郁頓挫”的精神實質。

結論

杜甫詩歌沉郁頓挫的風格中表現著詩人高度的愛國精神，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中國史上起著積極的教育作用。從杜甫詩歌中，我們能領會到“詩出于人”的道理，好詩是優秀的人格創造的。我為我國文學史上有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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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頁.② 錢鐘書.《錢鐘書論學文選》.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522頁.③ 蒲起龍.《讀杜心解》.中華書局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頁.④ 方東樹.《昭昧詹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頁.⑤ 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