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坎坷與輝煌：中國社會保障變遷之路

坎坷與輝煌：中國社會保障變遷之路

（一）2010-3-4 摘要：中國社會保障是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逐步建立起來的。同其他任何制度體系一樣，中國社會保障也經歷了從產生、發展，到“文革”時期的重挫，以及改革開放以后的恢復與重建。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結合國情與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地改革與整合，從而獲得了快速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在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引導下，以社會保障為主體的社會建設得以全面推進。中國社會保障的未來指向應該是城鄉一體，全民覆蓋的小康福利社會。

關鍵詞：中國社會保障，城鄉一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社會保障即國家和社會依法對社會成員基本生活給予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是社會成員因年老、疾病、失業、傷殘、生育、死亡、災害等原因而失去勞動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礙時，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權，進而為實現個人的發展權提供基本條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發展及變革的歷史，展示了中國社會保障60年來坎坷的歷程、輝煌的成就，同時亦揭示了當前存在的一些問題及發展趨勢。

一、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沿革

作為新興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從產生、發展，到變革與完善，期間經歷了太多的坎坷與挫折。在1978年以前的前30年里，可以說是與計劃經濟基本相適應的保障模式。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間，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受經濟發展形勢影響，中國的社會保障也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1.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65年，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進入初創階段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戰爭年代解放區供給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當時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而資源又十分匱乏的局勢下，國家采取了優先發展工業、保障城市供給的策略，因此其面對的主要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部分內容還涉及城鎮居民。

195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這實際上以憲法的形式對公民的基本保障權利進行了明確，而且已經蘊含了社會保障的內容。

1951年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使用了“勞動保險”而未使用國際上慣用的“社會保險”，原因是保險制度針對勞動者，而沒有涉及其他社會成員。《條例》規定的內容包括：疾病、工傷、生育、醫療、退休、死亡待遇等項目。《條例》還對保險費的征集、管理和支配、保險項目及標準、保險實施范圍、執行和監督等進行了明確規定。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費用由財政支付，由財政部和人事部管理。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由企業支付，由全國總工會管理。由于當時達到退休條件的老人很少，繳費率（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占月工資總額的比例）僅為3%，養老金工資替代率（相當于養老金占退休前職工工資總額的比例）為50%～70%。

1955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等4個文件，使機關、事業單位的勞動保險制度得以確立。根據1952年公布的《國家工作人員公費醫療預防實施辦法》、《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在患病期間待遇暫行辦法的規定》，使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得到了較好的醫療保障，且范圍比《勞動保險條例》較廣，待遇也稍優厚。

當時，勞動部是全國勞動保險工作的最高監督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全國勞動保險事業的最高領導機構。勞動保險金一部分由企業直接支付，一部分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統籌。

對于農村社會保障，主要是依據1956年6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通過的《高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的有關規定，確立了面向鄉村孤老殘幼的“五保（吃、穿、住、醫、葬或教）”制度。醫療問題則靠剛剛興起的農村合作醫療來解決。

到1956年，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以國家為責任主體、城鄉單位共擔責任的社會保障政策。因此說，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雖然不太成熟和完備，但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2.“文革”期間社會保障制度的弱化

從1966年至1976年，屬于“文革”十年**時期。這期間，社會保障制度遭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國家勞動部受到嚴重沖擊直至被撤銷。主管救災救濟、社會福利等事務的內務部亦被撤銷。負責勞動保險事務的工會組織被停止活動，退休費用社會統籌被取消，企業社會保險工作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

1969年2月，隨著財政部《關于國營企業財務工作中的幾項制度的改革意見（草案）》的發布，社會保險金的征集管理和調劑使用制度亦被停止，國營企業一律停止提取勞動保險金，退休金、醫療費和其他勞保開支改在營業外列支，使社會保險變成了“企業保險”。這樣，原有的國家一單位保障制的重心由國家轉向單位，不但使企業職工失去了保障，也造成了企業的社會負擔越來越重，企業之間的負擔畸輕畸重。

在此情況下，大批具備退休條件的人員待遇不能及時得到解決，即使后來勉強得到了解決，待遇亦十分低下，難以保障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這個時期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自建立以來遭遇的最重大的挫折時期，其負面影響甚至波及本世紀初仍未消除。

3.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保障制度的調整與完善

（1）社會保障制度的恢復和重建（1978-1983）

“文革”結束后，尤其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中國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國家重設民政部，主管全國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事務；勞動部門的工作亦開始恢復正常。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恢復和重建，并隨之把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頓、修訂和改革作為重要任務來抓。1978年《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頒布，對從事危險工作的工人退休條件有所放寬，鼓勵提前退休。養老金替代率提高到60%～75%。繳費率從1978年的2.8%增加到1985年的10.6%。到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的社會保障系統。由企業負責資金的籌集、發放和管理，屬典型的國家-單位保障制，保障水平較高，覆蓋面主要是國營企業。組織上、制度上的一些舉措，為繼后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作了重要的準備工作。

（2）適應市場經濟形勢要求，進行初步改革探索（1984-1991）

到1984年，部分地區開始探索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在國有企業和大部分城鎮集體企業中推行了養老金統籌，實行企業補充保險、職工個人繳費制度。一些地區還大膽探索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在試點基礎上，1986年國務院頒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建立了勞動合同制工人的養老保險制度。之后，《國務院關于發布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的通知》把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范圍擴大到勞動合同制工人，其費用來源是企業和個人繳納，企業繳費率15%（包括醫療、喪葬、撫恤等），個人交納標準工資的3%以下，并開始在縣、市級實行統籌。1991年國務院又頒布了《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使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決定》肯定了社會統籌的方向，提出了社會統籌基金實行部分積累模式，建立基本養老保險與社會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實行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費用等一系列原則。這時，全國已經有96%的市縣實行了養老保險統籌，標志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坎坷與輝煌：中國社會保障變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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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亦在探索之中。1986年，“全國農村基層社會保障工作座談會”召開后，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開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1991年6月，原民政部農村養老辦公室制定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并從1992年1月3日起在各地公布實施。但是，由于諸多因素制約，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銀行利率不斷下降，養老基金失去了保值增值功能，也就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隨著推廣范圍的擴大，不少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問題，甚至陷入停頓狀態。

與此同時，對醫療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的嘗試，逐步改革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的資金籌集辦法，使職工少量納費，提高他們的費用意識，目的是減少國家財政支出、企業經濟負擔和醫療資源浪費。于是勞保醫療、公費醫療逐步過渡到社會醫療保險。在農村，運行多年的合作醫療制度則處于大面積萎縮狀態。

在試點基礎上，國務院1986年頒布了《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確定由企業繳費建立待業保險基金。隨后，還考慮了失業保險的享受條件、失業津貼標準和享受期限、建立失業保險基金等，并逐步把失業保險制度建立起來。這說明，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過程中，勞動者暫時失去工作（即失業）是難以避免的這一新觀念逐步確立起來。

1992年勞動部、衛生部、全國總工會聯合頒布了《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逐步建立了工傷社會保險基金。在生育保險制度改革方面，1988年，國務院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產假由56天增加為90天，產假期間工資照發。

在農村，主要是變革土地經營制度，大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規模開發式扶貧。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農業生產力大大提高、農村普遍性的貧困問題得到明顯緩解、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時，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生態環境惡化、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貧困問題日益凸現出來，地區差距逐漸拉大。為適應當時采取的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政府對農村的扶貧開發也作了相應的調整。這一時期農村扶貧開發的主要特點是把解決貧困地區人口溫飽問題與對貧困地區進行全面開發結合起來，在農村開展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主要是為了適應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形勢，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做了多方面具有積極意義的探索，從而使城鎮社會保障有了雛形，農村貧困現象大大緩解。

（3）社會保障制度及管理體制進一步規范化（1992-1998）

1992年3月，鄧小平南巡重要談話的發表，神州大地春風拂面，再次掀起改革開放的熱潮。7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頒布，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形成氛圍，落實企業自主權勢在必行；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明顯推進。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推向高潮。

黨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也第一次明確把深化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重要環節之一。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了建立新型社會保險制度的目標、原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保障社會化自此成為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標，并越來越多地體現在改革的實踐中。社會保障制度被確認為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維系機制而被稱為市場經濟體系的五大支柱（現代企業制度、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之一。按照國務院[1995]6號文件《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精神要求，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現了由企業保險到社會保險再到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三步跨越，廣覆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基本形成。

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主要是貫徹1994年國家體改委、財政部、勞動部、衛生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按照“統賬結合”的模式進行試點。作為全國第一困難行業的煤炭行業從1995年起，開展省級統籌。失業保險制度改革與企業改革緊密結合，進一步擴大了覆蓋范圍，強化了失業救濟與再就業的雙重功能。

199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全面部署20世紀最后7年的扶貧開發工作，力爭到2000年底基本解決當時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國務院于4月15日頒布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明確目標、明確對象、明確措施和明確期限的扶貧開發行動綱領。從此，中國農村的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

1998年是中國社會保障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兩個確保”成效明顯，如期完成再就業服務中心建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進中心和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發放的目標。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養老保險實現了向全國統一制度的過渡并軌，完成了對行業養老保險的接管，覆蓋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失業保險以貫徹《企業職工失業保險條例》為重點，逐步走上法制化、規范化；醫療保險在繼續抓好試點的同時，按照《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為醫保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礎；按照《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要求實行統賬結合后，退休人員能夠按時足額領到養老金，解決了其后顧之憂，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維持了社會穩定。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為解決退休人員和下崗人員的安置問題，為企業精簡機構和壓縮編制創造了良好環境，有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總體上講，這一階段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而加快，主要是為市場經濟服務，呈現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改革為重點的特色。尤其是各項規章制度的出臺和頒布，使社會保障制度更加規范有序。

（4）社會保障制度框架體系基本確立并日臻完善（1999至今）

1999年，國務院發布《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和《失業保險條例》，規定城鎮各行業人員都必須參加社會保險，既包括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也包括外商、港、澳、臺商投資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及私營企業的全部職工；要求大力拓展社會保險覆蓋范圍，在1999年上半年基本實現社會保險全覆蓋。

2002年，街區勞動保障平臺建設取得積極進展，社會保障的具體業務延伸到社區，離退休人員及下崗失業人員真正實現了社會化管理。做好“三條保障線”的銜接，使符合條件的下崗職工及時享受失業保險待遇，使符合“低保”條件的失業人員及時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銜接。

殘疾人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體系建設得到加強。1990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首次將殘疾人權益保障問題上升到法律高度。200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殘疾人事業發展的意見》，就如何加強殘疾人服務體系建設作了明確要求和具體部署。內容涉及社會保險、殘障康復、醫療衛生、教育就業、文化體育以及無障礙服務設施建設等。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亦于2008年7月1日實施。隨著殘疾人事業的不斷發展，殘疾人社會保障的對象也由城市殘疾人擴展到農村殘疾人；殘疾人社會保障的項目，也由單一的生活救濟逐漸拓寬為勞動就業、文化教育、社會服務、醫療康復以及改善住房條件等綜合保障。

全民醫保體系初步形成。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已經覆蓋了1.3億名城鎮職工；在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對農民醫保有了制度安排，但是游離于上述群體之外的城鎮個體工商戶、無業人員、職工家屬、農民工、在校學生等成了醫保制度的“真空地帶”。為填補這種“真空地帶”，按照“國家補助一點、地方安排一點、個人掏一點”的原則建立了無縫對接的全民醫保體系，并選擇一批地區從2007年下半年先行試點，2008年總結試點經驗繼續推廣，2009年則全力推進全國性的全民醫保方案，醫保制度覆蓋全國13億人口，真正實現全民醫保。

國際金融危機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關于應對金融危機、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被稱為4萬億元人民幣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十項措施從教育、醫療、住房到就業、社保、救助等眾多民生議題。加快推進醫療衛生改革、提高養老金標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社保覆蓋面、改善中小學教師待遇、強化對零就業家庭及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援助、強化對農民工轉移就業的公共服務、加強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水平等政策措施悉數推出。

坎坷與輝煌：中國社會保障變遷之路

（三）2010-3-4

二、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成就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實現了由國家一單位保障制到國家-單位-社會保障制的初步轉型；以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及生育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起來；城鄉社會救助、“五保”供養、扶貧開發等社會服務體系建設亦取得明顯成效。這一切都為維護社會穩定、深化國企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86年以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城鎮，國有企業改革作為一項牽動全民的重大社會變革工程，從啟動到深化再到基本結束，總體上沒有發生大的社會波動，這都要歸功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改革與完善。比如，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由于企業的停產甚至破產，或者為了減員增效等原因，釋放了大批富余人員，產生了大批下崗失業職工；已經離退休的人員養老金出現嚴重的拖欠。在此情況下，中央及時做出“兩個確保”的決定，保證了上述兩類在改革中遭受沖擊最嚴重的群體的基本收入和基本生活，從而也就保證了社會大局的基本穩定。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而完善起來的，也必將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農村，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廣大農民得以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開展多種經營來增加收入。農村合作醫療（以及后來的新農合）的實施，解決了廣大農民長期以來缺醫少藥問題。“五保”供養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決了農村少部分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問題。對于那些老、少、邊、窮單靠自身無法脫貧致富的地區，采取開發扶貧的方式加快其脫貧致富的步子。大規模的扶貧運動使鄉村絕對貧困人口占鄉村總人口的比重從1985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底的3%。明顯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降低了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

2.成功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整體轉型與并軌

以城鎮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為重點，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為框架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確立；國家主導、責任共擔、社會化、多層次的國家-單位-社會保障制正在成為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并走向全面代替原來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板塊分割、封閉運行、全面保障、缺乏激勵的國家一單位保障制時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保障制度變革的重要而艱巨的歷史使命。

而且，社會保障管理體制也得以理順。1998年以前，社會保險各項目管理過于分散和混亂，勞動、人事、民政、鐵路、交通、煤炭、銀行等多家部門都有一定份額的業務職能。正是所謂的“八仙過海”、“多龍治水”，導致政出多門、管理失范。1998年在國家機構改革中成立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事務。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會同國家體改委等有關部門負責對全國統一的養老、醫療、失業等主要社會保險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指導和監督，這大大加速了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使長期存在的政策、機構不統一問題很快得到解決，過去長期存在的行業統籌與地方統籌條塊分割的矛盾也得到了解決。

3.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農村“五保”供養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十分關心城鄉特困群眾的生活。《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明確提出：“農業合作社對于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在生活上給予適當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指靠。”從此，人們便將吃、穿、燒、教、葬這五項保證簡稱“五保”，將享受“五保”的家庭稱為“五保戶”，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農村“五保”供養制度的雛形。從上世紀50年代起，各地相繼興辦了敬老院，將部分“五保”對象集中供養，逐步形成了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相結合的五保供養模式。

1994年1月，國務院公布施行《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供養的主要內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供養標準為當地村民一般生活水平，并明確規定“五保”供養為農村集體福利事業，供養經費從村提留或者鄉統籌費中列支。1997年3月，民政部頒布《農村敬老院管理暫行辦法》，規范了農村敬老院建設、管理和供養服務。這兩項法規規章的出臺，標志著我國農村“五保”供養工作開始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軌道。

2000年以來，隨著我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推進，農村“五保”供養資金渠道隨之調整。取消農業稅及附加后，供養經費又調整為主要從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和地方各級財政預算中安排。

綜合上述60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取得的成就可以斷言，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改革與發展，沒有對以社會保障為主體的社會建設事業的巨大投入，就沒有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平穩、快速發展，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因此，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抑或是將來，于國、于民、于家，社會保障制度功不可沒，須臾不可或缺。

三、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近年來，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及社會建設事業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由于經濟發展基礎相對薄弱，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社會前進的步伐相比仍明顯滯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仍面臨不少的困難和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社會保險體制性、制度性的問題仍較突出

在二元結構的影響下，城鄉社會保險兩大體系是按照兩個不同模式來設計的，在繳費基數、繳費年限、補貼辦法、給付標準等思路與操作上相去甚遠，致使二者很難銜接。同樣在城鎮，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養老制度的雙軌制，造成企業離退休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職工養老保險待遇差異巨大，且目前該問題已經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各統籌地區社會保險基金節余很不均衡，影響社會保險統籌層次的進一步提高；惡意拖欠社會保險費現象仍很嚴重，社會保險基金支付壓力巨大；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等邊緣化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亟須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由于補報模式所限，使很多農民還不能從中得到預期的實惠，導致參合農民滿意度低，新農合有大面積縮水的危險。近兩年，雖然農村低保覆蓋面和保障標準都有所提高，但是要想較好地解決所有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做到“應保盡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人情低保、權力低保現象也普遍存在。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止步不前，已經不能適應農村老齡化形勢需要

國際社會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數的10%，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數的7%。據此，我國上世紀90年代即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還要比城鎮嚴重得多。另據農村調查發現，由于家庭積蓄大都用在子女讀書、建房造屋或家事應急上，農民年老后留給自己的養老錢極少或者根本沒有，以致在晚年仍不得不從事生產體力勞動以維持生計。在傳統的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功能日益削弱，而針對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障普遍不足，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后農村老弱人群的基本保障問題日益凸顯的情況下，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和老齡服務體系建設已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養老機構設施更是殘缺不全，這與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與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形勢格格不入。

3.農村貧困人口總量大，災害頻繁，救災任務十分繁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市場主體，面臨著市場競爭和自然災害的雙重風險。一方面，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尤其是近期以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大批農民工離開務工地回到家鄉而處于游離待業狀態。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尤其創業與就業問題都亟待解決。還有受出口形勢影響，大量的農副產品因滯銷而積壓。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甚至也成了他們返貧的致因；另一方面，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也影響農民脫貧致富。我國山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濕地少，東西南北跨度大。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使得自然災害頻繁，常受干旱、洪澇、風雹、病蟲害、霜凍等災害的侵襲，其中主要災害干旱、洪澇的成災面積占全部災害成災面積的70%左右。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在，我國都是一個自然災害發生頻繁的地區。

另外，艾滋病致孤致困人口較多，且呈現區域聚集分布，救助任務繁重。

因此，上述多種因素導致我國的貧困人口十分龐大，貧困程度十分深重。這種嚴峻的局面，既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起到很大的制約作用，同時也是一種促進。

坎坷與輝煌：中國社會保障變遷之路

（四）2010-3-4

四、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既然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運用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對勞動者和公民提供物質幫助和社會服務的一種制度，那么其中的勞動者和公民應該指全體勞動者和全體公民，而不應該是城鄉有別的。因此，對目前社會保障制度的整合與改革，一定要堅持城鄉統籌的原則，力求城鄉協調、均衡發展。當務之急，就是創造條件探索實現農村和城鎮基本養老關系轉移接續辦法，逐步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

1.社會保障建設要總體向農村傾斜

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逐步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下城鄉保障制度差別過大、城鄉勞動者的境遇很不平等的狀況。要按照城鄉社會保障項目基本一致、資金管理原則基本一致、政策法規基本一致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制度，逐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的接軌，最終建立起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社會保障財政支出要向農村傾斜，加大對農村地區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支出的相對均衡；二是農村社會保障各項制度設計應以全體農民為保障對象，公平地對待每個農民并確保其享受到相應的社會保障權益，逐步健全保障項目、擴大覆蓋范圍、提高保障水平，最終形成沒有漏洞的社會安全保護網；三是制度實施過程要公開、公平，比如在低保實施過程中，力戒權利低保、人情低保等。

2.加快推進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抓緊制定指導性意見，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我們應抓住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前的有限時間，建立以基本養老保險為基礎，社區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自愿儲蓄養老保險為補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建立政府組織引導、農民自愿參加、個人賬戶為主、保險關系可轉移、待遇調整機制健全的完全積累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保障農民的養老金能夠在不同地區之間進行有效流轉，能在不同保障方式之間進行有效接轉，且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保值增值。創造條件探索實現農村和城鎮基本養老關系轉移接續辦法，逐步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

保險費繳納標準應按照預期領取的養老金不低于當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不高于本縣（市）上一年城鎮企業退休職工養老金平均水平確定，原則上將來的保障水平應達到低保標準的120%以上。采取農民繳費為主、集體補助、財政補貼的辦法籌集保險金。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使“三方共擔”的原則具體化，尤其要明確政府的財政責任；集體補助，就是村集體應當從經濟積累和農村集體資產經營收益中預留一定的資金，用于繳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費，集體補助比例控制在繳費總額的10%～30%；財政補貼，就是政府對參保人員按照最低繳費標準的20%～40%給予補貼，并適當提高對農村義務兵、獨生子女父母和有困難殘疾人的補貼標準。

在為那些適齡農村居民辦理社會養老保險的同時，對于已經進入老齡階段的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發放老齡津貼，無論經濟狀況、家庭背景等情況，無條件為每人每月發放100元不等的養老津貼。財政狀況較差的地區可以從70歲老人開始執行。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另外一個途徑就是鼓勵有能力、有意愿的農戶舉辦家庭集中養老，政府可以對這些農戶進行獎勵或補貼。這樣可以集居家養老和社會機構養老為一體的優點。

3.進一步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整統籌模式，提高補償比例

鑒于當前農村居民的醫療開支主要還是非住院的老、慢病，因此，在籌資額度增加的情況下，應調整補償方案，適當提高小病、慢病的補償額度，來提高農民獲益程度。建議廣泛開展“院內直補'32作，即參合農民患者在治療結束出院時，在醫院直接辦理補報手續。這樣既可大大方便參合農民，又可避免以往手續煩瑣帶來的各種違規及權力尋租行為，從而確保基金的安全使用。對于農村特困群體就醫時，要采取醫院先墊后報的辦法，確保他們能看病、看好病。在一些新農合基金沉淀較多的地區，開展”二次補償“的做法不應提倡，因為它更增加了制度的不公平性，這很容易使那些平時注意保護身體而不至于生病住院的人產生不平衡的心理，從而產生一種”負激勵"效應。

4.把解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通道

要探索把失地農民納入城市社保體系，建立失地農民養老保障體系，從根本上解除農民對失去土地后的養老之憂，以減少因養老問題產生的城市化阻力；由于失地農民最終要納入城市居民范疇，為他們提供養老保障，有利于城鄉養老保障的順利接軌，鋪通建立城鄉一體化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道路。根據一些試點地區的經驗，在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面，可模仿城市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由政府、集體、失地農民個人共同出資、合理負擔。政府承擔的部分從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以及安排專項財政撥款；集體承擔部分從土地補償費和集體經濟積累中提取；失地農民個人繳納的部分可視其具體經濟狀況在安置補助費中扣除。養老保險費的交納標準和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應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作相應的調整，使失地農民既履行應盡的義務又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5.加快專業社工人才隊伍的培養，并為其提供必要的崗位

隨著經濟、社會的急劇轉型和快速發展，不同的利益及思想必然發生激烈摩擦、碰撞。在面臨經濟、工作、生活、家庭等多方面的壓力下，就很容易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涉及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婚姻家庭、殘障康復、心理干預等諸多領域。在傳統的工作方式無法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的情況下，積極引入社工理念，采取專業方法則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以經濟、物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同時，再輔之以精神及服務為主要方式的社會工作，是未來社會保障發展的基本方向（服務及精神保障已經被列入社會保障的范疇）。目前，我們國家的社會工作剛剛起步，我們要依托高校，積極培養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在民政、衛生、勞動保障、司法、工青婦等部門設立適量崗位使之充分發揮專長，將為我國的社會建設提供有力的支持。

綜上所述，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仍有諸多不完善、不成熟之處，還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幾代人艱苦的努力方能完成。但是，我們的發展目標既定，就是要通過未來幾十年的努力，在本世紀40年代末，即新中國成立國100周年之際，基本形成保障全面、水平適當、城鄉一體、全民共享的福利體系。

第二篇：中國社會保障三十年變遷（精選）

中國社會保障三十年變遷

1，“前二十年變遷：從“國家——單位保障制”走向“國家——社會保障制” 從改革開放至1985年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革前的準備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及各項制度都處于起步階段，做了一些相應的準備：如國家重新設立民政部，主管全國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等。民政部在八十年代中期是推動社保制度建設與改革的重要力量。

同時這一時期有一個重要的轉變，即個別地區開始嘗試改進傳統的國家-單位保障制度。

2,后十年評價：由單項突破變為綜合改革。

1998年，這對于中國社保制度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社保制度也從這一年開始，由被動的配套轉為基本的社會制度，獨立于經濟制度之外。1998年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份，1998年機構改革后成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開始有了統一的管理部門。

3，展望

任何國家搞社會保障都有財力不足的問題，所以主要應當考慮國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在國家持續高速發展三十年后，通過社會保障制度解除全體人民的生活后顧之憂并增進國民福利，應當是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繼續促使國家發展的重要手段。

對于社會保障的投入，首先是公共財政要增加投入，其次是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再次是動員社會資源。

4，對這三十年社保發展的反思

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諸多漏洞，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其加以分析。將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相關知識加入其中。將理論研究與實際發展水平較好的結合起來。一切從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出發，真正從社會需要的角度出發完善社會保障各個工作措施。

我們對于社會保障30年的發展的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建立真正有利于社會，益于大眾的社會保障體制。

第三篇：必由之路 輝煌之路

必由之路

發展之路

——額濟納旗人口計生事業與改革開放一路同行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三十年里額濟納旗黨委、政府以及廣大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者，從控制人口增長階段到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新階段，為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始終如一的堅持同步于改革開放時代的潮流，有了日積月累的進步，創造了額濟納旗三十年人口計生事業的巨變，三十年人口計生事業的碩果。

行政制約到依法管理

1980年額濟納旗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配備專人開展工作。1984年將旗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改設計劃生育委員會，為政府職能部門，并在各蘇木鎮場增設計劃生育工作崗位，配備計劃生育助理員。1982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隊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育兩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1982年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之后寫入《憲法》，同時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為了落實計劃生育工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執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上有些偏激，行政手段過于強硬，給群眾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經驗的不斷積累和總結，國家2001年制定并公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條例》，提出：國家依靠宣傳教育、科學技術、綜合服務、建立健全獎勵和社會保障制度，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并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在推行計劃生育工作中應當嚴格依法行政，文明執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內蒙古自治區結合本區域實際，相繼制定了《內蒙古自治區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我旗相應建立并逐步完善以規范性文件為補充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制體系。全面實行了計劃生育行政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制度，規范了計劃生育行政職能和權限，建立了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執法過錯追究制等。以約束有關人員在工作中依法行政，文明執法，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規范了行政執法行為。依法開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旗級及各蘇木鎮計劃生育服務機構均符合醫療機構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執業許可，機構標識統一。技術服務人員均具備任職資格，技術服務程序規范。對旗及蘇木鎮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實行目標責任管理，強化了人口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的宣傳教育、技術服務、人員培訓、藥具發放和咨詢指導的服務功能，有效的提高了育齡群眾的生殖健康水平。

技術指導到優質服務

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在起步階段，由旗醫療機構配合計生部門進行，延續到1988年設置了旗計劃生育技術指導站，配備專業技術人員5名，專門對育齡群眾進行計劃生育技術指導工作，辦公業務用房 只有三四十平米。之后，經過了幾次搬遷，業務用房條件和技術設備有所改善，工作職責逐步擴展，承擔全旗育齡群眾宣傳教育、三查、上避孕節育器、取避孕節育器、發放避孕藥具等。2005年額濟納旗計劃生育指導站更名為額濟納旗計劃生育服務站，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工作得到了全面提升。我旗以“加強服務站能力建設、提供優質服務”為目標，加快服務站建設，多渠道籌集資金70萬元，于2007年建成了建筑面積為675平米的服務站大樓，并更新配置了B超、乳腺掃描儀。2008年我旗邀請國家人口計生委優質項目辦專家按照國家標準進行設計指導，并按照設計要求投資近30萬元，對服務站內部進行了合理改建和溫馨化裝飾。

我旗蘇木鎮計劃生育服務站和衛生院實行“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計衛聯合、資源共享”的管理模式。計劃生育技術服務以旗計劃生育服務站為龍頭，流動服務車為紐帶，蘇木鎮服務站為依托，建立完善了計劃生育三級服務網絡。并建成了一支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隊伍。各蘇木鎮配備了計生服務車，提高了農牧區基層計劃生育服務能力。

實行流動人口“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深入開展以計劃生育避孕節育優質服務、生殖道感染干預、出生缺陷干預“三大”工程為重點的生殖保健系列化服務，制定實施方案，開展宣傳咨詢工作，聯合衛生保健部門積極開展葉酸投放工作，進一步預防出生嬰兒缺陷，提高了出生人口素質，為全旗育齡群眾進行免費“三查”，覆蓋率達到90%以上，育齡群眾接受生殖健康服務率達到80%以上，男 性也逐步參與到生殖保健服務中，全旗已婚育齡婦女享有免費計劃生育技術服務落實率達到100%。穩步推進避孕節育措施“知青選擇”。詳細了解群眾的個性需求，實行分類指導，向育齡群眾提供適宜的避孕方式，使用避孕藥具及計劃生育手術后隨訪服務率達到100%。

傳統觀念到新型觀念

計劃生育工作號稱“第一難”，難以開展。一方面是群眾個人生育意愿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差異，有多子多孫、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面為農村養老問題突出，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滯后，在客觀上對計劃生育工作起到了負面影響。在計劃生育工作起步一定階段，為了落實好避孕節育措施，堵絕違犯政策生育，我們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有些過激。通過摸索、總結經驗逐步開展溫馨化、個性化宣傳，建立完善利益導向機制，將計劃生育工作由“堵”向“導”的方面過渡，引導群眾轉變傳統的生育觀念。

2006年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確定了新時期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當年建立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實施“少生快富”工程，緩解了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的實際困難，使農牧民得到了最現實的利益，得民心、順民意。隨之，兩項制度相配套的計劃生育獎勵優先優惠政策體系加快完善。我旗通過新聞媒體、信息網站、集中宣傳日、下鄉入戶、人口學校等形式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使育齡群眾對計劃生育基礎知識知曉率達到了90%以上。我旗全面落實國家、自治區、盟級出臺的有關計劃生育優惠政策，相應制定了適合我旗的方 案、措施、辦法，并落到實處。僅2008年支出符合政策人群的獎勵、扶助、救助資金近30萬元。

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工作結合優惠政策的落實和完善，新型的婚育觀念深入人心。1980年領取“獨生子女光榮證”的家庭32戶增加到2008年的651戶；獨生子女領證率由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8年的15.9%。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6.68‰下降到2008年的8.89‰，下降了7.79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80年的12.3‰下降到2008年的5.57‰，下降了6.73個千分點。由此可以看出我旗已經匯集了一支自我管理、自我服務龐大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群眾隊伍，有效的控制了人口過快的增長。

伴隨著我國昂然成長的腳步，回味成長經歷，感悟發展里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額濟納旗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將在黨的十七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加大人口和計劃生育綜合改革力度，深化人口和計劃生育“兩個轉變”，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為構建和諧額濟納旗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

第四篇：鑄就輝煌之路[范文模版]

鑄就輝煌之路——《擔當》觀后有感

擔當是一部電視文獻記錄片，記錄了幾代中國人為了中國能源工業披荊斬棘前赴后繼，承擔為國家貢獻能源的歷史責任。用真實的采訪和拍攝，呈現了無數感人至深的故事，有力的詮釋了能源工業發展的艱辛歷程，鑄就了石油工人鐵一般的形象。《擔當》分四集，以工業能源的發展歷史為線索，分別講述了抗戰時期，我國能源貧瘠，石油工作者如何堅信開創上下求索保證石油供給；建國初期，我國內部自然災害外部政治封鎖，石油工作者如何扭轉形式改變石油資源落后局面；改革開放時期，石油工作者如何繼往開來配合經濟的告訴發展；新時期，石油工作者又是如何順應經濟發展加強技術創新國際合作，滿足新時期的能源需求。這是一部站在歷史新起點上回首過去展望未來的電視紀錄片。身為一名石油工人看完這部影片我深思許久感慨萬千，大有歸來過我話艱苦，驚汗津津尚流汞之感。沾滿油污的工服、飽經風吹日曬的臉膛、粗狂的外表、憨厚的笑容……一幕幕揮之不去，當想到自己也是這其中的一員，自豪之感油然而生，自豪的同時身上也無形的背了一個擔子，一個無愧于石油工人稱號的擔子。

畢業參加已有工作三個年頭，自認為工作中肯負責，但比起他們可謂是輕于鴻毛，老石油工人的崢嶸歲月為我們新一代的油田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今我國能源工業已經形成相對

完整的體系，每一個環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想要擔當起石油工作者的責任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步伐，明確工作目標，將個人思想上升到石油人群體精神的的一部分，上升到國家能源工業的一部分，絕不能孤立靜止的去對待個人的工作和責任，我公司在牡丹江投資建廠開發油頁巖，切實的順應了我國工業新時期發展的時代需求，緊跟能源轉變的前進步伐，在原始開采的基礎上開發新技術，將能源枯竭的后顧之憂防患于未然，作為新一代的石油工作者的我們肩負著用知識技術轉化于生產的新的歷史使命，保證國家能源的重擔落到了我們肩上，我們要敢于擔當，勇于擔當，為國家能源事業的發展再續輝煌，續寫新一代能源工業的宏偉篇章，既往開來鑄就石油事業的輝煌之路。

我們在路上……

第五篇：文憑+技能,就業之路并不坎坷

文憑+技能，就業之路并不坎坷

“老師，我現在是高中畢業，能到貴校上學嗎？能拿到大專學歷嗎”？這可能是近期來重慶新華電腦學校咨詢的學生們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看來，文憑，依然是這樣求學若渴的學生們追求的一個目標。

但同時，也有一些同樣是高中畢業的學生們，他們提出的問題更為實際，那就是能不能學到真正的本領，能否找得到工作，畢業后能拿到多少工資？他們的務實和直擊要害，真的讓人很佩服。的確，他們都是眼光很長遠的一族，文憑和技能兩手都抓，直接面向求職和就業來考慮問題。一位正在接受咨詢的學生說道：“現在，很多單位招人的時候，都要求要有文憑和技術，文憑是敲門磚，沒有文憑，工作怎么找呀，也許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而技能才是長遠發展的基礎。所以，我覺得你們的“TC精英教育”正合我意。文有文憑，武有技能，有了這樣的職素，找到滿意的工作，將會變得更輕松一些。”

其實，很多咨詢的同學，在關注文憑和技能的背后，更重要的是關注就業。重慶新華電腦學院高級職業規劃師呂老師認為：“現在就業壓力比較大，學校能不能推薦就業，學生在畢業后能不能找得到工作，才是同學們真正所關心的。這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重慶新華電腦學校的優勢所在。因為新華電腦教育擁有遍布全國的就業網絡，在各大城市設有20多個就業辦事處，幾百人的就業服務團隊，每天都要與上千家用人單位保持著溝通，為即將學成畢業的學生打通就業的渠道。當然，也有部分同學對于學校推薦工作并不十分“感冒”，他們的想法是，要自己去找更好的工作，因為，他們相信，學到了真正的技能，又擁有了較好的文憑，找工作是不用愁的。這部分學生很自信，在就業形勢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他們敢于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這種底氣來自哪里呢？那就是對自己專業知識的充分認可”。

據悉，重慶新華電腦學校根據市場的需要，推出的“技能（Training）+學歷(College

Education)”（簡稱“TC精英教育”）項目，一方面培養學生們的專業技能，大家能夠在校期間，學習到過硬的專業本領，在實踐中不斷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并且可以經常參加校內活動，鍛煉自己的交際能力和職業素質，擁有了這些職場必備的技巧，在工作中將會是游刃有余。

另一方面還讓學生在校期間完成國家規定的相應大專學歷教育全部課程，通過考試以后，可以取得重慶郵電大學正規的大專文憑，從而真正實現一份努力，兩份收獲。

文憑+技能，新華讓你就業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