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文學中的孔子形象--以井上靖《孔子》為中心

日本文學中的孔子形象 ———以井上靖《孔子》為中心

摘要：

井上靖是日本當代著名作家。其青少年時期便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對中國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著有《異域人》、《蒼狼》、《敦煌》和《楊貴妃傳》等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1989年，井上靖推出了他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孔子》。這是他花費了近二十年時間研讀《論語》這部經典，力圖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并在這一基礎上創作出來的一部堪稱他人生總結的大作。本文將以《孔子》為研究對象，研究井上靖筆下的孔子形象，從而分析井上靖通過小說中的孔子形象想要表達的和平的愿望。

1．井上靖《孔子》的簡介

井上靖的《孔子》是一部以中國戰國時期為歷史背景的長篇歷史小說。井上靖晚年對《論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參考中國的《史記》、《左傳》等史籍

和深刻研究《論語》的基礎上而作《孔子》。其創作思路上，沒有把它寫成孔子的現代語編年史，也沒有寫成描繪孔子一生經歷的普通人物傳記。書名雖為《孔子》，但孔子只是被講述的人物，而不是主人公。小說的主人公是孔子的弟子“蔫姜”。“蔫姜”這個人是一個虛構的、為故事發展而杜撰出來的人物。全書以蔫姜為第一人稱敘述的形式展開。“蔫姜”是一位蔡國的遺民，在蔡國瀕臨滅國之際開始了他逃亡的生涯。在孔子周游列國被困陳蔡前后，“蔫姜”與孔子師徒一行人偶然相逢，成為孔子的弟子，從側面觀察理解了孔子的生活與教育。在經歷蔡國滅亡的亂世之后，蔫姜回憶起先師孔子的教誨，對先生的思想有了更深的共鳴和理解。

小說的基本情節構成是于孔子逝世三十三年后，“蔫姜”以回憶的口吻來敘述孔子的一生，并為“孔子研究會”的年輕人和仰慕探訪的眾人講述孔子觀、解說當年孔子言行，從而把故事片段鋪陳出來。到會的研究者也不斷地向“蔫姜”提出問題，以問答和回憶的形式而展開對孔子的思想的討論和孔子事跡的回憶。“蔫姜”的講述沒有偏離歷史的記載，但同時也加入了一些虛構和評價孔子的話語，塑造了一個亂世中清醒的智者、飽含人生智慧的思想導師形象的孔子，創造了一個知天命的孔子、追求大仁的孔子、期盼民泰國安的孔子，并借此抒發對人生的感悟，體現他心中的中國形象——文弱、愛好和平，表明對和平的期望。

2.井上靖《孔子》中的孔子形象

這部分將從孔子的思想和孔子的人格兩個大的方面來分析《孔子》中的孔子形象。其中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 “信”、“仁”和“天命”三部分的闡述，孔子的人格將從“平凡而偉大的教育家”、“慈愛的老人”和“有理想和追求的‘和平的使者’”三部分來闡述。

2.1． 《孔子》中孔子的思想

2.1.1 孔子 “信”的思想 書中關于孔子的“信”的思想，雖然篇幅不是很大，但也是孔子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點。關于“信”，書中的描寫有：

人不可說謊。是凡出自口中言語，務必句句屬實；此乃人與人活在世上，彼此之間所作約定，且是默默中所作約定。人與人能夠互信彼此所言，人世倫常始得保持。〔1〕

孔子認為“信”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是人世倫常得以持續有序的保障。

2.1.2

孔子 “仁”的思想

“仁”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書中關于孔子“仁”的思想的描述有很多：

“仁”字以“人”字旁配以“二”字。無論親子，主從，乃至旅途陌路所遇，只要人與人相見，彼此之間隨即產生二人務必遵循的一種近乎約定的信守，此即“仁”。換言之，就是“體諒”，即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事情。〔2〕

“巧言令色，鮮矣仁。”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剛毅木訥，近仁。”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說的“仁”分為“小仁”和“大仁”，對于平凡小民而言是“小仁”，指互諒互助之道；“大仁”是對那些位分足以改變時世的志士仁人而言的，對他們來說，“仁”是于戰國亂世拯救生靈的元氣。然而，無論是支撐人世的“大仁”抑或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小仁”，其核心必定同樣都是對世人的關愛，以及生而為人該有的真誠。

關于“信”與“仁”，作者認為孔子的出發點是要使混亂已極的天下，或多或少恢復倫常，務必正本清源改正人的根本。

2.1.3 孔子“天命”的思想

書中關于孔子“天命”的思想的語句有： “五十而知天命” 所謂知天命，其一是領悟到上天賦予自身的差遣，再就是悟及此項事功既然置于上天嚴謹的天道運行之中，遂也無法期望事事順利，隨時都會遭遇意想不到的種種困難。合此兩種領悟，應該就是知天命之意吧。〔3〕

“美哉，水洋洋乎，丘不至于此，命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孔子對“天命”持敬畏之心，但從未妥協。求道于晉國，渡黃河之際忽聞晉國政變而中止，孔子并沒有絕望，改而求道于強國楚國。于陳國靜候楚昭王的靄見，三年等待得來的卻是楚昭王甍斃的消息，而孔子并沒有嘆一聲怨氣，因為孔子知“天命”，重實行。

在十四年的游歷生涯中，無論是譏諷與奚落，還是同情的忠告，都未能使孔子放棄自己的理想；而為了理想他選擇的是流放自己的命運。這既是身體意義上的四處奔波，更是精神意義上的學道不倦、樂以忘憂。“知天命”使得孔子在盡了一切努力之后，就是平靜安然地接受那必然到來的最后結果，而不是耿耿于懷，患得患失。他閉上了專注世俗功利的眼睛，從而獲得了坦蕩快樂的人生。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情，甚至屢遭陷害和磨難。對此，孔子也曾產生過困惑和苦惱，但從來都不會絕望，而是看作“天命”對自己的考驗。即使是在發出“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的感嘆時，依然保持著從容不迫的態度，并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形容自己。他始終堅信“天下歸仁”的和平盛世必將到來，堅持為“仁”、積累微小的努力最終會實現這理想。2.2． 《孔子》中的孔子人格

2.2.1 平凡而偉大的教育家

孔子在書中最顯著的形象莫過于教育家的形象，但不是普通的教育家。在書中我們能看到孔子在平凡的生活中具有圣師般人格魅力的教育家形象。

平凡之處在于，書中所有對人物的描寫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孔子就是一個平凡的人，需要衣食住行，教育弟子四書五經以及日常倫理的知識。

而偉大之處在于，孔子在混亂的社會氛圍中有著清醒的思想、堅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言傳身教。書中有兩處地方使我深受感動。

其一是，孔子一行自衛國去宋國途中一個雷電交加的夜晚，主人公的所見所感： 而奔入主屋的剎那，鄙人看到了一幅異樣的情景。原來，夫子端坐靠近庭院的土間一隅，背后端端正正地并坐著子路、子貢、顏回，以及叢衛國隨從而來的若干人士。（中略）就在這個雷電交加的夜晚，鄙人生平第一次明白過來，世上竟有自己連想都不曾想到過的一種人。不知其何所思、何所為，只知面對天搖地動的雷電雨豪雨，既不思躲避，也不圖保身。彼等只管端坐那里，坦然迎接風雨雷暴。（中略）有次曾請教顏回：該以怎樣的心性修為坐對“疾風迅雷”。顏回說：“將疾風、迅雷、暴雨視為天怒似乎最為自然。正因為是天怒，人務必虛心相對。為此，在下遂正襟危坐，以謙卑順服之心，一心一意諦聽那天怒之聲，靜待其平息下來。”〔4〕

其二是，孔子一行在即將進入蔡國前陳國邊境的一個村落中，斷食絕糧，孔子一行饑餓交迫，周圍荒蕪人煙的情況下發生的一幕：

子路、子貢、顏回似也聚集于距離桐樹不遠的池畔一角或坐或臥，夫子亦于桐樹底下落座。（中略）此時，子路突然——鄙人確實有此感覺——起身，以亡魂的那種踉蹌腳步走近夫子。夫子正在撫琴彈奏，身邊琴聲蕩漾。“君子亦有窮乎？”子路突然沖著夫子擲出這么一句。（中略）夫子擱下琴，轉向子路言道：“君子固窮。”聲音強而有力，使眾人為之一震。夫子緊接著又說：“小人窮斯濫矣！”想來這意思應該是小人一落入窘況，就會動搖心志，無法約束自己，君子卻是再怎么窘困，也不至于動搖心志吧。（中略）子路可是在哭泣？想到從師尊口中討得這句嘉言，饑餓算什么，餓死算什么！子路必是欣喜——毋寧說感動得禁不住手舞足蹈。〔5〕

作者雖然于平凡的實際生活中描寫孔子，但平凡中卻體現出其圣人般的思想與行為，并言傳身教，教育弟子從心修養，陶冶君子般人格與品德。

2.2.2 慈愛的老人

前面說過，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仁”的思想，孔子即使在當時烽火戰亂的年代，心里仍充滿著仁愛。小說中的一些細節，從生活的一些小方面上，塑造了一個慈愛的孔子。

每逢鄙人在座，夫子必定先前此講論略述一番，以助鄙人貫通了解，再繼續開講。〔6〕 想來仁慈的夫子晚年于魯都學館，每送走一批學成而去的門生，總不免念及先其而逝的子路、顏回等愛徒。〔7〕

夫子探視臥病在床的伯牛，言道：“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中略）當時，估計夫子必定于心中暗泣。這么一位仁慈的夫子，焉有不悲泣之理？〔8〕

旅途中，夫子每遇喪女之母或其子遠走他鄉倍感傷情的母親，總要為之一悲，時而真的含淚。每見這樣的夫子，吾等屢屢自愧不如。〔9〕

孔子對其弟子、一個打雜的下人“我”、甚至于陌生的路人，都從心里關愛對方。在作者的筆下，勾畫出一個活靈活現的仁慈的孔子。

2.2.3 有理想和追求的“和平的使者” 孔子青年時代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庫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場的小官），51歲被任命為魯國中都宰，治理中都，隨后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攝魯國相事并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后由于政治關系發生變化，孔子不再被任用，從而開始了14年的周游列國的生涯。孔子雖然有著遠大的政治理想，但與其說他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和平的使者”。

孔子之所以有執政的理想與抱負，是因為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實施，哪怕一點也好，改變當時混亂的戰國局面，通過道德觀念的教育和約束，使人們從心里愛人、愛和平。

14年的周游列國期間，孔子起先信賴的是北方之強的晉國，于北渡黃河之際忽聞晉國政變，不得不中止晉國之行。而后在孔子心中，代晉而起的是楚國，為此至陳國，靜候與楚昭王懇談的時機。皆因“夫子之見，要拯救這個亂而又亂的世道，全仰賴強國的力量”。

總的來說，孔子是一個生逢亂世、顛沛流離卻不甘沉淪、孜孜以求的志士；一個寬厚博愛、推己及人、體恤民瘼、有教無類的人生導師；一個集過去思想之大成、有執著的理想與追求、創立儒學并澤及后世的學者；一個面對亂世卻保持著淡然心境的冷靜的靈魂，一個以拯救世人、維護和平為己任的使者。

3． 《孔子》中井上靖對和平的期望

3.1.小說中烽火戰亂的局面與孔子一行的安寧和平氛圍的強烈對比

小說主人翁“蔫姜”是蔡國人，因吳、楚兩國之爭蔡國滅亡，蔫姜隨之成為一名亡國遺民，與許多其他遺民一樣流離失所，迷惘無助。作者借蔫姜的眼，描述了當時混亂的社會狀況，各國紛爭，烽火戰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求自保。

確實，吾等只有力求自保。本國戰勝他國并不足以擔保生計有所改善，反之戰敗也不見得會帶來更大的不幸，人世原就充滿各種各樣的不幸。在某種意義上，宮城市廛未嘗不能說是列國不幸的庶民匯集之地。斷肢男女何其之多！彼等并非參戰而傷殘，乃因在其本國遲繳錢糧而慘遭剕刑。然而，無人同情彼等：誰也沒有余裕去關懷他人。〔10〕

而孔子一行的平和氛圍與當時混亂的時世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主人翁初次見到孔子一行的情景：）吾等目光停駐于最近的那座大丘陵腳下，那里星散著數名漢子。其中一位修長人物領先緩緩漫步，其余五六人作為侍從者相隨在后，同樣緩緩踱步。他們時而停下交談，隨即再度信步倘佯。〔11〕

每夜晚餐后，總有圍繞著夫子隨意閑談的一段時光。起初只有子路、顏回、子貢，再加鄙人，算是自家人的團聚時刻，不久陳國若干年輕官員也開始加入。但座上的團聚氣氛并不因此有些微改變，只覺單是置身其間，便已心平氣定、興致高昂，巴不得生生世世永坐于此。〔12〕

在主人翁“蔫姜”的眼中，只要孔行所在的地方就是凈土，是混亂的世界中讓人心能呼吸、腦袋能思考的凈土。作者通過對這些場面的描寫，形成強烈的對比，表明其對戰爭的痛斥與批判，抒發其對和平的期望。

尤其在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和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國內對中國態度產生了很大的轉變。井上靖通過其中國歷史小說，體現了其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濃厚興趣以外，表達了其對中日文化上的親緣關系被世人、被戰爭所淡化的惋惜。

3.2．井上靖與和平的使者——孔子

井上靖的中國文學素養與此小說的形成有很大的關系。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特別是在福澤諭吉德“脫亞論”的影響下，整個社會都充斥著對中國的敵視和批判的空氣。但是由于家庭環境的特殊，使井上靖成為一個對周圍事物都保持一種客觀態度的人。雖然社會上大多數 4 人仇視中國、看不起中國人，但是井上先生從小就喜歡中國的文化，對漢詩、中國古典文化都比較感興趣。以至于成了作家后寫了很多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有關的作品，并且在這些作品中流露出了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眷戀，因為日本人文化血液里還在流淌著從古代中國輸入的養分，正是中國文化的滋養使得古代的日本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文明的歷程縮短了數百年，沒有這些日本至今是什么樣子很難想象。正因為如此，我們說中國是日本文明的故鄉也不為過。井上靖之所以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寫中國，他是在向社會和世人暗示著什么，也可能是在抒發著對中國文化的深深的鄉愁。

井上靖《孔子》中，塑造了一個亂世中清醒的智者、飽含人生智慧的思想導師形象的孔子，一個知天命的孔子、追求大仁的孔子、以拯救世人、維護和平為己任的孔子。井上靖通過書中的孔子形象，抒發其對人生的感悟，體現他心中的中國形象——文弱、愛好和平，表明對和平的期望。

《孔子》中的孔子形象，仿佛是井上靖自己的理想化身。表達其通過盡自己的努力，讓混亂的世道稍微恢復文明和和平的美好愿望。

參考文獻（1）井上靖《孔子》（劉慕沙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1月（2）長谷川泉『井上靖研究』，南窓社，1974年（3）村上嘉隆 『井上靖の存在空間』，批評社，1980年（4）吉田健一『日本の現代文學』，雪華社，1978年

（5）王春瑩 《關于井上靖的歷史小說---以其中包含的現實性為中心》，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12月

（6）王國紅《井上靖中國題材歷史小說中的中國情結》，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

（7）王蘭蘭《井上靖<孔子>中的孔子像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8）李桂玲《試論井上靖筆下的孔子形象》，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9）李小慧《井上靖筆下的孔子形象――從比較文學的角度談起》，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

第二篇：莊子中的孔子形象

莊子中的孔子形象

姓名：裴祎

學號：1330020183 摘要：孔子在《莊子》中的形象的多樣的，既保持了部分儒家色彩，如謙虛好學，積極投身實踐、言傳身教等；另一方面孔子所秉持的“仁義”“道德”“禮法”等儒家理念遭到莊子的貶抑，這種不完美的的孔子受到了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主要是老子）的熏陶和改造，最后化身為道家思想的代言人，主動授“道”。如此一來，孔子便和其弟子一起，成為道家宣傳“道高于儒”的媒介。《莊子》是繼《論語》以后對孔子形象論述最多的先秦諸子思想哲學散文著作。莊子中的孔子形象共有四種，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其目的只有一個：為傳播道家思想服務。本文旨在通過文獻解析和比較，以莊子中的孔子為線索，深入剖析寓言化的孔子形象背后蘊含的莊子人生哲學。

關鍵詞：莊子；孔子；道家；儒家；道；天性；儒道互補

今本《莊子》由晉代郭象刪減而成，共三十三篇（其中內七，外十五，雜十一）與其他先秦諸子著作不同的是，《莊子》一書塑造了為數眾多的人物形象，據統計多達230余個。作為道家的代表著作之一，《莊子》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人物不是老聃而是孔子，共有五十三次。這一寫法打破了歷史人物只能按其本來面貌進行描摹的單一模式禁錮，巧妙地詮釋了“道高于儒”的概念，達到了宣傳儒道互補的目的。對《莊子》中的孔子形象進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道家豐富的思想和哲學內涵，正如臺灣國學大師陳鼓應所說：“其他部分的論文，我一般是居于知性的態度上探討，但是莊子卻常常能觸動我內在的心靈。”細讀莊子，對人生態度的重塑將有重大幫助。

一、莊子對孔子形象的塑造

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禮樂制度日趨僵硬，為世人所質疑，由于戰亂頻仍，人們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禮法體系。為了擺脫社會危機，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理論系統。就當時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而言，最入世的顯學非儒墨兩家莫屬。莊子通過大量寓言塑造了復雜的孔子形象，有的與《論語》中的孔子形象相差無幾，有的則完全出于天馬行空的想象。如果以《論語》作為可靠的參考對象，我們會發現，莊子筆下的孔子寓言故事以虛為主，虛中有實，以傳達道家宗旨為目的，有很大的哲學和思想價值。

莊子筆下的孔子既有正面形象，也有負面形象。不管對孔子肯定還是否定，莊子的目的只有一個，為傳播道家思想服務。

（一）不知“道”的孔子

在《天道》、《天運》、《漁夫》等篇中孔子被塑造為標榜虛偽仁義道德的儒家代表人物。例如《天道》中記述了孔夫子欲藏書于周室，老子教導他關于仁義道德的寓言。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幾乎后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對于孔子提出的仁義的實質，老子不以為然，甚至覺得是危險和錯誤的。孔子認為仁義的本質就是正心和樂，兼愛無私。老子反駁說，兼愛是迂腐的；無私恰恰就是偏私。天地萬物、日月星辰、禽獸樹木都是按照原本的樣子存活于世的。我們作為人類只要依德而行，順應天道，已經很好。又何必汲汲于標榜仁義，好像自己孩子丟了敲鑼打鼓地去尋找一樣？老子認為孔子的仁義道德只是空虛地浮于表面，被日常禮儀所禁錮，貪圖虛名，不知變通，如果硬要推廣只怕會擾亂人的天性。這時對比《老子》中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高下立現。

孔子局限于禮樂制度、道德仁義，既然擾亂了人的天性，就更不用說能夠通曉天道了。在莊子的學說中，“性”和“天道”是同樣的境界，“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莊子·庚桑楚》）道，即天道，貫穿宇宙之中，世間萬物都要賴以生存。道沒有邊界，道從不自己昭明（“大道不稱”）；德就是體現人的社會品性的道德具體表現。張岱年先生認為，道家的德，就是“萬物生長的內在依據”，道與德的關系就是內在于派生的關系。所以，道通行于萬物，德貫穿于天地。道德之光照耀在生命中，貫穿德的生，本質上即為順從天性的生。“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不違反天時地性人心，就是道家的“無為”。

（二）悖于道的孔子

在莊子的寓言中，孔子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性”和“道”，自然不知道如何“求道”，反而局限于研究為人處世的行為規范。

在《莊子·天運》篇中，未聞“道”的孔子對老子講述了自己是如何求“道”：“求之于數度、求之于陰陽”。老子指出了孔子在求“道”的方法上犯的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孔子把“道”與人的天性簡單地一分為二;第二，孔子認為求“道”的方法比“道”本身重要，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

接下來，立足于上文提到的這兩個觀點之上，孔子具體地談論自己如何求道:“夫子聞于老耽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若是則可謂圣人乎?’老耽曰:‘是青易技系，勞形休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莊子·天運》）孔子認為，通過模仿能夠分辨對錯的人，比如公孫流之類的境界，或許就能夠得道成圣了。但老耽卻指出:像“青”“易”那樣的辯者只會為技藝所束縛。求道的關鍵不在于模仿，而是化解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支配與對立關系，順從“道”，順從天性，追求心齋，將自身融合于宇宙之間，這才是正確的求道之路。

（三）虛心求道的孔子

在莊子筆下，被寓言化、異象化的孔子有時又化身為道家的忠實追隨者。孔子本身的虛心好學等優點在寓言中有所體現，他善于從生活中發現哲理并提出新的問題，進而予以總結。例如在《莊子·達生篇》中，有關于孔子見“承蜩之巧”而總結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名言的故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孔子在《莊子》中以賢人面目出現時，他的思想是道家的。可以說，在這里，他只剩下一個“孔子”的外殼，他沒有了儒家至圣先師的光環，而是化為老子虛心的學生，在道家看來，孔子入室于老子，對于雙方都是一種莫大的榮譽。

關于孔子虛心求教于老子的事，全部體現在《莊子》的外篇。比如在《天運》篇中，孔子去見老子，回來后竟然三天沒有講課，茫然若失，孔子的弟子問先生見到老子，有什么規諫，孔子回答說“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云氣而養（翔）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孔子認為老子是龍的化身，逍遙游于天地之間，自己沒有資格去規諫老聃。儒家圣人孔子化身謙遜的問道者，虛心向懂得人生大境界的道家仙師老子求教。

在《天運》篇中記錄相似的孔子求道的故事還有很多。比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于老聃” ；又例如在《天地》篇中，“夫子問于老耽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在《知北游》中，孔子又在“晏間”向老子請教“敢問至道” ；在《德充符》中，孔子說“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對砍去一只腳的叔山無趾，孔子說“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而在《田子方》中有一個更加鮮明的例子。

孔子去拜見老耽，恰逢“老聊新沐”。孔子驚奇地發現老耽披散著頭發在等著晾干的樣子“蟄然似非人”，凝神不動的樣子就像是木偶。孔子被這一幕震撼了，他說: “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稿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 老耽的回答是：

“吾游心于物之初。”

其實老聘的這種形象就是道家常說的“形若稿骸，心若死灰”，形體的“枯稿”是為了凸顯得道之人淡泊虛靜、自然無為的境界。孔子受到震撼的強烈心靈反應正代表了他對道家學說的無比崇拜。

在《論語》中孔子“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虛心形象，在《莊子》中有所延伸，只不過是作為孔子從儒家圣哲轉換為虛心求教者的過渡階段來展現的。

（四）得道傳道的孔子

與《莊子》外篇不同的是，在內篇中的孔子主要還是作為正面形象，甚至是得道高人的形象出場，并且積極宣揚道家學說。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兩個很重要的方法論名詞“心齋”“坐忘”都是在孔子和顏回的對話中提出來的，又因《莊子》篇章中提到孔子的次數之多，因此從古至今有很多學者如韓愈、康有為、章太炎、郭沫若、鐘泰等學者認為《莊子》應屬儒家。但在深究了《莊子》一書的思想導向和寫作風格后，這種看法便不可取了。

在《莊子》內篇，孔子宣傳道家思想，可謂不遺余力，諸如“失我”坐忘，物化與人生若夢，自然天放，相忘乎江湖，不言之教與不言之辯，對于至人，真人的描述，對“陸沉”(隱居)者的敬仰，心無所系，怡然自樂的高論，神全體殘而不失為“德充”的誨誡等等，都在他的宣傳、體驗之列，孔子與“道”合為一體，并指出：順從萬物并保持內心虛空寧靜是人的至高境界，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天性。人只有通過“心齋”“坐忘”的不斷修養，才能把握“非物”的“性”和“天道”，“養中”“游心”，其要乃在順任自然，聽止于耳，心止于符。

在《人間世》中，孔子仍是以老師的身份諄諄教誨弟子顏回，對道家思想進行詮釋、闡發。

例如在《人間世》的開篇，顏回拜見孔子，向他辭行。曰:“奚之？” 曰:“將之衛。” 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愿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療乎？”

聽到此，孔子勸說顏回打消去衛國的念頭，并且陳述了其中的理由，表達了自己的處世原則和要求。接下來孔子的這段論述可以歸結為:淡泊名利，不思害人，虛而待物。

首先要拋棄爭名逐利的念頭，因為“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莊子·人間世》）其次，拋棄害人的念頭，因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如此，社會便永無安寧之日。再次，主張“虛而待物”，即通過“心齋”的修養，使心靈達到無所依托、無所牽絆的境界。在師徒之間的對話中，孔子最后提出了“心齋”:“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心齋”是莊子的典型觀點，更證明了此時的孔子是道家代言人。消除“成心”，這樣就不會“知生于心，還于亂心”，才能“虛而待物”，身心和諧，內外和諧，達到神人之境。

關于“坐忘”，主要在《大宗師》中有所體現。顏回說自己取得了進步，安然相忘于禮樂，相忘于仁義，孔子都說不夠。到了第三天，顏回說自己“坐忘”了。不著意自己的肢體，不賣弄自己的聰明，超脫形體的拘束，去掉智巧的拘執，和大道融通為一，這就是坐忘。“同則無好，化則無常”，這樣的境界竟讓孔子被弟子的賢能所折服，愿意“從而后”。

除了“心齋”“坐忘”，得到后的孔子還宣揚不以死生窮達為念，超脫俗世的束縛。

例如《秋水》篇中有孔子被衛人圍困于匡的寓言。孔子說：“來，吾語汝。吾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圣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孔子說自己的命運是被限定好了的，是否得志都是由時勢造成的。窮困是由于天命，通達是由于時機，遇到大難并不畏懼，這就是勝任的勇敢。

其實《莊子》中的寓言不無根據。《論語》記載了孔子對自己晚年的愿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不就是說孔子在看透世間的所有假象以后，不再汲汲于入世為政，而是順應天時地利人和，只要不逾越基本的準則，就可以如大鵬一般逍遙游于天地之間了。圣人處于萬物之間，但不會損害萬物的自然規律，不以功利之心對待萬物，力求天地合一，隨順萬物，雖無心而感化天下，“才全而德不形”。

《莊子》中對孔子形象的塑造，大概分為上述四個方面。虛虛實實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規律。孔子形象的變化，大致的規律如下：莊子尊重孔子；內篇肯定孔子；外篇拉攏孔子；雜篇貶抑孔子。或肯定或否定，莊子都是在借孔子之口宣揚道家學說。

二、莊子塑造的孔子形象有何思想價值

《莊子》中表達的人生哲學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刻印，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格品性的塑造形成了重大的影響。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馮友蘭先生在其著作《中國哲學史》中說：“入世與出世是對立的,正如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也是對立的。中國哲學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反命題統一成一個合命題。這并不是說,這些反命題都被取消了。它們還在那里,但是已經被統一起來,成為一個合命題的整體。”儒家與道家，就像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命題”與“反命題”，他們獲得了各自的發展，但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在中國文人的精神中融為合命題，使中國哲學形成“既入世而又出世”的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義的，同時又是最現實主義的;它是很實用的，但并不膚淺。”

從秦漢至今，中國古代思想主要有三個：儒、道、佛。其中儒家和道家是兩大支柱。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主張“學而優則仕”，“經世致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通過修身齊家從而治國平天下；道家思想是出世的，主張通過順遂天性，不以死生窮達為念，達到超凡脫俗，自由灑脫的精神境界。當儒家的政治理想在現實中碰壁時，道家的自適與逍遙打造出了另一片廣闊的精神園地。尤以魏晉風尚為甚，文人墨客在修齊治平之外有了全新的人生目標：對人自身生命的保全以及心靈的寧靜安詳；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嚴肅與沉重中解脫出來，尋求“性命之情”，保有一片精神家園，提升生命的內涵和價值，在有限的長度中拓寬生命的寬度。儒與道在對立中互補，構成了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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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語》中孔子的形象

《論語》中的孔子形象

孔子是我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概括了中國人文的基本思想，建立的獨特的信仰體系，他的一生都在用人生道德和基于道德的典范來教育人、影響人。這也正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根基。孔子的思想貫穿兩千年來于國人的生活和文化至今，對世界范圍上的許多人都長生了深遠的影響。

《論語》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原著一共二十卷，11705個漢字。是我國古代儒家經典著作之一，是首創語錄體。漢語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以及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禮”和“中庸”。

《論語》中通過大量細致的神情語態描寫，展示了孔子的人物形象。孔子也正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龍征圣》）；書中不僅有關于孔子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于孔子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于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讱”。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包涵了因材施教這一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和摯愛之心。

《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并稱“四書五經”。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的作用與影響之大。而研究分析孔子的形象，《論語》更是最好的理論來源和分析依據。

以下便是對于《論語》中孔子形象的幾點分析。

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其性格都不會是單一的，而是豐富而多面的，這一點孔子也一樣，因為孔子也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而不是文學家們套用某種模式想象出來的，因此孔子也就和常人一樣有著愛恨別離喜怒哀樂，他的性格形象也應該是豐富而充實的。通過《論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性格非常豐富的孔子形象，他并非一味的道貌岸然正襟危坐，而是一個和常人一樣有著真性情的人，而他有具備常人所不具備的作為生日的優秀品質，所以，《論語》中的孔子不是一個單一的形象，而是一個立體豐富多面的形象，作為學者，他知識淵博，勤學不綴；作為導師，他誨人不倦，因材施教；作為君子，他守禮謙和，執著堅毅；而他卻又有著普通人的幽默可愛，平和親切。

一千個人的心中有一千個孔子，大多數人認為的，孔子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這是毋庸置疑的，他思想的核心即所謂的“仁”、“禮”以及他對于教育的貢獻和影響，幾乎盡人皆知。但孔子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還應該是一個學者的形象。學者形象也是孔子所有形象的基礎，如果有淵博的知識底蘊，孔子未必就會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這樣。

一、學識淵博

孔子博學，人皆共識，這也是孔子給予自己的定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孔子信而好古，對古代知識的了解尤為豐富，孔子熟悉古代的規章典范，對《詩》、《書》、《易》、禮、樂無一不精。《論語》中多次有孔子對此的論說。《孔子》中孔子多次談及《詩經》，孔子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的其所“（《子罕》）”。由此皆可知，孔子對于《詩經》是深有研究的，同樣，孔子的音樂修養也同樣深厚，“子謂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敖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

實際上，《詩》、禮、樂一直是孔子教學內容的重要部分，孔子認為，大到社會，小到個人《詩》、禮、樂都可以起到教化開明的作用。“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孔子不僅熟知古代的電機并且往《詩》、禮、樂往能給予極為精確毫秒的點評．從中可以看出，孔子曾對這些古代的典籍加以學習和整理．據史料記載，孔子曾編次散亂的《詩》、《書》，修葺廢壞的禮、樂，晚年更序《易傳》而作《春秋》，孔子對中國文化史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孔子一生好學不厭，在當時乃至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被看作是幾乎無所不知的人。也正因為如此，有許多與孔子同時代的人，包括當權者、名士都曾向孔子請教，而且各種問題也涵蓋各門各類。孔子是魯國人，魯國王公幾乎都曾向孔子請教過問題。“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子路》）“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八佾》）“哀公問曰：‘何為民則服？’”（《為政》），在《為政》當中還有許多的魯國當權者都曾向孔子請教過問題，除了本國人，《論語》中也有著許多其他國家當權者曾向孔子請教的記載。《顏淵》篇里就曾記載有“齊景公問政于孔子”，《衛靈公》禮也曾有“衛靈公問陳于孔子”的記載。而孔子對于這些社會、人生、政治、禮儀、倫理道德燈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的品評、理解與判斷，以及當權者對于孔子學識的認知，也正是孔子博學多識的最好證明。

孔子在青年時期就以博學多聞而著稱，不僅時人對他推崇備至，眾弟子更是對他崇敬有加，其最得意的弟子顏淵曾說：“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這是顏淵對于孔子其師學問的高深的由衷贊嘆。從《論語》所見，孔門弟子“問學”于孔子者，有仁、禮、道、知、君子、士、成人、干祿等等，幾乎無所不有。孔子皆問有所答，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孔子并非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是結合不同的時間、地點、人物而作出不同的回答，亦足見孔子學識之淵所知之博。

二、以學為樂

孔子博學多才并非“生而知之”（《述而》）或“”固天縱之將圣（《子罕》），而是刻苦鉆研學習所得。孔子的學識淵博語氣好學是分不開的。孔子自己曾坦誠的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學，敏以求之者也。”（《述而》）這句話可以概括孔子一生求學的態度，也是孔子學識淵博的根本原因。

《論語》開篇就是孔子論述自己對待學習的態度，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盡管孔子一生謹言慎行，對自己的評價也向來謙虛，但惟獨對自己“好學”這一點，孔子從不回避，且直言不諱，也深以為豪。孔子曾自信滿滿的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為何孔子能如此好學？學習對于孔子，是作為人生“不亦說乎”的一件樂事來做的，對于一個“樂知者”來說，興趣和求知欲是最好的動力。

對于孔子來說，學習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樂事，可孔子的求學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孔子少年生活凄苦，夫子曾自述“吾少也賤”（《子罕》），按當時的家境和禮制，孔子雖“十有五而志于學”（《為政》），但孔子也是很難接觸到當時只有貴族子弟才能接受的正規系統的教育的。那么孔子的淵博學識又是從何而來呢？對于這一問題，孔子的弟子子貢有很好解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孔子難以接觸到正規系統的教育，但孔子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學習道路，子貢所說，孔子沒有固定的老師，同樣人人都可以是他的老師。這并非我們牽強附會，而是可以在《論語》中找到依據的。“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從任意的三人當中，就必定有我的老師，向別人的長處學習，通過見識到別人的短處而完善自己，此是謂人盡可師，即便是孔子名揚以后，這一學習方式依舊沒有改變，一路走來，孔子淵博的學識也就不難理解了。

學習對于孔子來說，始終是擺在第一位的，孔子曾對子路說過一段話：“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仁”、“知”、“信”、“直”、“勇”、“鋼”，此皆為孔子所認為作為君子的必備品德，但這六種品德均需以“好學”為前提，假若不“好學”，這些君子之德便失去了根本，反而會衍生出各自的弊端。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將學習擺在了他一生中何等重要的地位。

三、誠實自信

如果說好學成就了孔子的淵博學識，那么誠實則構成了孔子作為一個學者的整個人生實踐的基礎。盡管作為一名學者，孔子在十分年輕時就已經聲名遠播，孔子也一直對于自己的好學精神引以為豪。可作為一個真是存在的人，孔子也有自己的希望、理想以及煩惱、憂患，而且他的煩惱和憂患正寓于他的希望和理想之中。孔子學習的目的是修身，是希望成為一名君子，可孔子卻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憲問》）”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謂之有得。”（《述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在理想與憂患之間，孔子毫不諱言“不能”，這正是夫子的可愛之處，這絕非造作，也不僅是自謙，這更是一種內心的理性自覺與為人的誠實。誠如夫子對子路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政》）從《論語》里可以看出孔子謹言慎行，不言無據。“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孔子為什么不說這些東西呢？因為他們本是一些虛無縹緲的對象，孔子自知無法把握，也就是“不知”，所以不說。這也正是孔子的真性情，他從不做抽象空洞的說教，不故作高深。這也是孔子被廣泛地視為只是一位常識的道德說教家的緣故。殊不知，這才正是作為一名學者最為難能可貴的平時。“吾有知乎？無知也。”（《子罕》）這是孔子的大實話。

可孔子作為一位誠實的學者，又自有學者的自信與癡情。孔子視自己為古文化的承載著和傳述者，并由此而自認具有某種天賦的神圣權利和超凡魅力。誠如我們上面看到的，孔子固然誠實，可這誠實絕非矯揉造作，也非有意自謙，而是孔子發自內心的認為自己有不足之處，可這絕不代表孔子是一個妄自菲薄的人。相反的，孔子既然能坦然承認自己的不足，更能絲毫不掩飾其自信。《論語》記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相信，一個鄙陋的居所或因為君子的到來而不再寒酸，而這君子并非他人，而是指孔子自己。不近如此，孔子還堅信“德不孤，必有鄰”（《里仁》）。一個有德行的人，即使身居山野，也自然會有志同道合之人為鄰。這是何等的平和，又是何等的自信。這真正的自信，來自于對自身修行的肯定，也是對自身命運的掌控，也真是這份自信，才有了孔子在生命中屢遭迫害時的泰然自若。“子畏于匡，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狂人其如予何？’”（《子罕》）又有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把孔子與弟子們演習禮儀的大樹砍到了。弟子勸解孔子速速離去，可孔子卻怡然的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的自信，是會讓敵人望而生畏的。

無論是事出偶爾，還是命中劫難，我們都可以看到孔子面對危難時的泰然自若。如果說“德不孤，必有鄰”的自信是來自于孔子對自身修行的克寧，那么這磨難中表現出來的自信，則來自于孔子對于自身角色的期待。孔子自視為古文化的傳承者，有著上天賦予的大德行大力量，凡人是奈何不了他的，盡管這自信借助于想象中的龐大外在，可它仍然是基于孔子對于自己學著角色的定位。

誠實和自信完美的結合在一個人身上，而這自信又絕不絲毫含有自以為是的成分，這也成就了孔子非凡的個人魅力。“茍用我者，斯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這自信中，透露著孔子超凡入圣的大氣。

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可孔子更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孔子杰出的品性和超凡的智慧，也皆緣出自于此，淵博的學識，樂知的學習態度，發自內心的誠實自信，正是這些平時簡單的性格，積淀出了孔子偉大的身影，在兩千年后的今天，仍舊對世界、對世界上的人，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四篇：《論語》中的孔子形象簡析

《論語》中的孔子形象簡析

摘要：從《論語》問世至今的多年時間里，對《論語》和孔子的研究幾乎從未間斷過，而這些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孔子的哲學思想或是政治主張，孔子的形象也在這綿延兩干多年的闡釋解說中不斷變化，他竟成了不是被人尊奉為至圣就是被人貶斥為惡魔的最具有爭議性的歷史人物，真正的孔子形象卻越來越神秘。本文試圖從《論語》出發，簡要分析孔子在其中的人物形象。

關鍵詞：《論語》，孔子，人物形象

在生活中，每個人的性格都應該是豐富的，或說是多面的，這一點于孔子也不應該例外。在《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性格常豐富的孔子形象，他并非一味地道貌岸然，而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有其喜怒哀樂的活人。所不同的是，孔子既有如常人般的可愛性情，又有常人所不具備的作為圣人的優秀品質，所以，《論語》中的孔子不是一個單一的形象，而是一個多面的、豐富的、立體的形象。作為學者，他學識淵博，勤學不厭，作為導師，他誨人不倦、言傳身教，作為君子，他守禮謙讓，執著堅毅，而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性情中人，他又是那樣的幽默可愛，平實可親。

一、淵博學者

說孔子是一個博學的人，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孔子一生好學不厭，在當時被看作是幾乎無所不知的人。正因為如此，有許多與孔子同時代的人，包括當權者、名士都曾向孔子請教，且各種問題都有。孔子是魯國人，魯國的王公貴族幾乎都向孔子請教問題。“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子路》），“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八佾》），“哀公問日：‘何為民則服’”（《為政》），“孟彭子問孝”“孟武伯問孝”（《為政》），“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為政》）[1]，以上這些人都是魯國的掌權者。除了本國人外，《論語》中也記載有他國當權者向孔子請教的例證。《顏淵》篇里面就記載有“齊景公問政于孔子”，《衛靈公》里也記載有“衛靈公問陳于孔子”[2]。而孔子對這些社會、人生、政治、禮儀、倫理道德等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的品評、理解與論斷，就是他博學多識的最好證明。

孔子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以博學著稱，不僅時人對他推崇備至，眾弟子更是對他崇敬有加。其最得意的弟子顏淵曾說“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3]（《子罕》），這是對其師學問高深的由衷贊嘆。從《論語》所見，孔門弟子“問學”于孔子者，有仁、禮、道、知、君子、士、成人、干祿等等，幾乎無所不包。孔子皆無所不答，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孔子并非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是結合不同的時間、地點、人物而作不同的回答，足見孔子學問之淵博。

二、可敬導師

孔子作為一名學者，其求學態度是“學而不厭”，而他作為教育者的教學態度，則是“誨人不倦”了。孔子認為，作為一名教師，首先必須要學好，然后能教好，學好是教好的基礎，所以孔子一生從未停止過學習。誨人不倦則是孔子作為一名教育者的最可貴的品格，孔子教育學生，幾乎是不分時間地點的。他的教學場所不只限于今日曲阜闕里的塾、堂、室內，尼山上、杏樹下、沂水旁、田野里等，到處都留下了他教學的足跡。其教學時間也沒有一定的限定，可謂時時是教學之時，處處是教學之所。作為一名教育者，孔子是抓住一切時機向他的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

除了“言傳”，孔子教導學生更多的是“身教”。言傳必須通過身教來加強，只有真正“學而不厭”，才能做到“誨人不倦”。孔子教學的內容非常的廣博，既包括書本知識，又包括品德修養、行為舉止、人生哲理等。我們可大致將孔子的教學內容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內在的、個人的；一方面是外在的、社會的，兩者合而為一。對于外在、社會的一面，孔子以其淵博的學問，作傳授《詩》、《書》、禮、樂的工作，多用的是“言傳”；而對于內在的、個人的一面，則不能停留在口頭或書面知識上，須更多地“身教”才行。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對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和后人。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既是孔子的高尚師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孔子愛教育，愛學生，誨人不倦，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三、謙謙君子

在《論語》中孔子對君子的品德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我們很難給君子的形象進行一個具體的描繪，同樣，孔子身上擁有的無數美德，我們也無法一一羅列，但是，在這無數美德中，安貧樂道，應該是孔子認為的作為君子的首要條件，當然也是孔了身上具備的最顯著的美德。

孔子自幼喪父，母親帶著他艱難度日，生活十分貧窮和艱辛，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孔子是渴望富貴的。而當孔子成人之后，通過不懈的努力終于成為了一位有名望的人，這時他完全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取財富。但是，孔子并沒有這樣做，面對這個紛亂的社會，孔子是這么看待財富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4]孔子直言自己對富貴的追求，對貧賤的厭惡，但得到富貴與除卻貧賤都有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必須“以其道得之”。

除了安貧樂道，孔子對于理想的執著堅毅，謹守禮制，應該是孔子作為君子的另一些可貴品質。孔子童年的卑賤凄苦生活沒有埋沒他的好學上進之心，他“十而有五志于學”，靠著自己的努力，終于成為當時最負盛名的人。孔子在成名之后，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過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可以說是頗多磨難的，但這些磨難都未能阻擋孔子追求理想的腳步，都未能使得孔子放棄自己的信念。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5]這可以說是孔子行為的準則，它貫穿在孔子立身處世待人等一切行事之中。在孔子看來，“禮”是一切之根本，是人之“成人”的標志，更是人之成為君子的必由之路。孔子不僅從言語上論說君子與“禮”之關系，他更是身體立行地去做，從衣著到飲食這些日常起居，他都嚴格遵循當時的禮儀要求，無疑是一個真正的翩翩君子。

四、性情中人

本質上，孔子終究還是一個溫良平實的如你如我的普通的性情中人。孔子絕不是太上忘情之人，他的感情，包括喜、怒、哀、'嗅、愛、惡、欲，在古代圣賢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和突出，而且這些情緒一點也不矯飾，完全出于普遍的人性。《論語》中記載的孔子，既有閑居時的愜意和喻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也有撕心裂肺的哀嘆悲情——“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更不乏發泄牢騷、憤慨的時候一一“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6]。通過這些言行彰顯出來的孔子，并不像后世那些一味扳著面孔說教的衛道士，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生機活現的生活常人、性情中人。

五、結語

通過上述的解讀和分析，對于孔子這一歷史人物，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簡要的印象：孔子是一個博學的學者，是人性的導師，是一個重人事而溫良平實的謙謙君子，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溫良謙恭讓從不以仁圣自居，但又是一個堅毅自信而富有強烈使命感的人。孔子之性情，既嚴肅又活潑，既講究又隨便，既有原則，又通達事理人情。無論是以古代還是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孔子都是一個可愛、可親、可敬，一個有抱負、有情趣的人。

參考文獻

[1][2][3][4][5][6]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58.6

第五篇：作文：以孔子為主題的福利彩票的思考

【題目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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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你有何看法？請自選角度，自擬題目，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議論文。【范文】

被出賣的孔子

電影《孔子》票房正創佳績之時，“孔子彩票”又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如果說這樣的舉動還不算是在“消遣孔子”的話，那么試想若“孔子彩票”被日本、韓國發行，國人又會有多么激烈的反應呢？幸好，這次出賣孔子的不是“外邦人”，而是山東省福利彩票中心——這想必孔子在焚書坑儒、十年批斗之后也沒有料到吧？

我們消遣孔子，表面上說在弘揚傳統文化，然而誰又能否認我們在購買彩票甚至是同意彩票上市的時候其實是在消費經典呢？文化和金錢本不對立，然而諷刺的是我們的文化需要用博彩去推廣，我們的博彩又需要用《論語》去推動。博彩是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多數購買彩票的民眾關注的是獎金的數額，而并不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去開獎。人們看到“謝謝參與”時并不是因為沒有學習到“有朋自遠方來”而失落，反而是因為沒有得到從天而降的人民幣而黯然神傷。因此，孔子彩票顯然不符合其推廣的理由以及其想打造的“文化效應”。

給博彩一個高尚的理由其實才是發行這款創新彩票的獨到之處。然而我敢肯定，那八個獎符中定沒有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一句。博彩，誰是沖著文化而去的呢？還不是為了自己那投機取巧的消遣心理，為了那看似容易得到的、不費腦力體力的利益嘛？那么，賣彩票和買彩票的人即都是“喻于利”，都是在所謂“傳承經典”的同時狠狠地當了一回“小人”。也不知這彩票發行后我們到底該購買這彩票去當小人，還是該因這彩票感悟《論語》從而放棄求利、抵制這彩票來當君子。

為了錢出賣自己的文化著實說得有些絕對了，但不可否認，當下借文化之名斂財的現象早就一發不可收拾。紅樓選秀出賣了《紅樓夢》，干脆面中不符史實的三國形象出賣了《三國志》，網絡游戲更是接連出賣了《西游記》、《水滸傳》，人們抱著“大話”“水煮”的心理一探究竟，直到如今人們甚至更加直白地借論語獎符之名去吸引國民去當孔子所不屑的“小人”——這一切都還是當初弘揚文化的初衷所期翼的嗎？這一切都還不是以利益收場，靠文化吸金，模糊了演義與史實之界限，模糊了商業營銷與精神信仰之界限的愚昧。更嚴重地說，是一種模糊了消遣與敬畏之界限的缺失啊。

文化經典可以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可以遍布大街小巷，也可以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然而，只希望我們并不是因為它們背后的金錢和虛構而津津樂道，而是因為它們真正浸入我們的精神世界，能夠隨時隨地被人們想起并予我們智慧的道理和健康的心態。作為被國人稱為“缺失信仰一代”的90后中一員，我又可否有資格問——

是誰出賣了孔子們？又是誰讓我們“缺失了信仰”？

當陽春白雪化為下里巴人

相信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會為祖國五千年來留給我們的無數文化瑰寶而贊嘆、而自豪的。尤其是對于儒家思想，不論贊同與否，我們都會在心底深處為其留下一方凈土，這是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尊敬與深愛。

然而，近日山東省發行了孔子主題彩票后，卻引來了紛紛議論。孔子是坐在神壇之上的國學之父，而彩票卻是市井間的功利之物。當陽春白雪生生化成了下里巴人時，人們所持的懷疑態度也是不難理解的。

我們對孔子的愛與尊敬，自此紛爭之中可見一斑。然而尊愛雖存，我們對于孔子的了解與感悟又實在是太少了。人們把孔子這一文化符號看作是陽春白雪，正是其只可遠視而難以親近的表現。當國學經典終于成了心中一個高尚而模糊的影子，當學者們的提倡與吶喊終于再打不動我們麻木的心，我們還有什么資格為孔子的“被貶”而不平？

我們有理由為孔子走下神壇走上彩票而惋惜，也可以認為有關人員是在販賣孔子販賣文化。然而，我們終于無法否認現代人尤其廣大群眾與孔子儒學之間，存在著一條極難逾越極難彌補的深淵。這深淵，便是那下里巴人的瑣事——柴米油鹽，住房生計。我們的老百姓自是跨不過這深淵的，那么也就只好請孔子屈尊。我們的希望，就在于彩票刮開之時，無論中獎與否，購買者在看到孔子的名言——或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或是“學而不思則罔”——之時，心底里就有一塊柔軟，被輕輕觸動了一下。這觸動便是一個開端，這因文化的沖擊而生的感動，便是深淵被填補的開始。讓百姓親近孔子，從這份感觸開始。當百姓講壇漸漸升溫時，我們看著于丹另類地解讀孔子，我們耳畔也響起各樣反對的聲音，然而《論語》的銷量卻也有了飛躍；當電影《孔子》進行宣傳時，多家媒體均對片中孔子與南子的曖昧關系表現出極大興趣，但當大家走進影院，看到電影中那個正直善良的老人時，我們終于對孔子有了一份了解。我們心目中陽春白雪的孔子，或許會以下里巴人的面目呈現在我們眼前，但他高雅的實質，卻不曾改變，也不會改變。

當陽春白雪化為下里巴人，誰又能說這不是件好事呢？

文化的生存

山東出大漢，想象中的大漢們都應是魯而直的，可這回卻干了件精細而又實用的事。

想必，山東彩票的發行部門也是想了很久才決定用孔子來做彩票的形象代言人的，而且，光是選出孔子的八句話來，就非常的費神。這很有點實用主義的味道，借用孔子的文化影響力，以及自己的地緣優勢，造勢、宣傳，來擴大彩票的銷路，可謂是一妙招。

是啊，這樣的一種彩票，打開了彩票的銷路，而那彩票上印著的儒家經典和其代表著的儒家文化“銷路”又在哪里呢？

這銷路，可以理解為一種文化的傳播，這其中，文化的傳播方式是值得我們所探索的。當然，對于這件事來說，有人會提出質疑，畢竟，將孔子這種兩千年來被中國人奉若神明的文化寶庫與彩票、金錢直接掛鉤，好像還不太能為人接受。但想想看，這樣的一種方式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孔子及其思想的傳播呢？傳統文化的缺失，一定程度上說，并不是由于人們的蔑視，反而是因為人們的過于敬仰。孔子在兩千年的傳承過程中，已經在人們的心底被捧上神壇。是的，敬若神明帶來的結果是被束之高閣，這就是偉大的代價。而這一次，山東人們卻換用了一種方式，第一次將孔子與即開型彩票聯系在一起，從而當了一次宣傳的媒介。

有人說，這樣的傳播方式會讓儒家文化變了味，與現實世界的金錢聯系到一起。但是，文化就是一個堅強而又脆弱的東西，堅強在于其長久而廣博的生命力，而脆弱就在于其在傳播過程中會被修改、潤飾，包括與最實際的金錢聯系在一起。我認為，儒家文化的堅強是寄寓在其變通的傳播方式上的。在漫長的歷史中，又有多少剛強、不知變通的文化消失了呢？也許亞歷山大圖書館中的，那些希羅的被埋沒的手稿，能告訴我們高高在上的、驕傲的文化的沒落吧。更何況，文化需有其最適合的載體，在特定的社會中，必然有其最適宜的存在形態。于是，所謂的變了味兒，也只是一種人們的主觀的看法，并不能說如何做，是對文化好的，抑或是壞的。如果沒有適應性的調整，恐怕“至剛易折”這個道理就有要應驗了。孔子的“即開型彩票”，這種對儒家文化的操作，可以說是一種嘗試，為了儒家文化能繼續生存下去的嘗試。

誠然，文化的轉變是無法“即開”的，而且彩票的發行單位也許也不是有我上面講的文化宣傳的想法。但這應是一種趨勢，是傳統文化自己走下神壇，推銷自己的趨勢，是文化在找其傳播途徑的一種嘗試。

還記得在電視中看到有一間在魏瑪的小酒館中，服務生扮演浮士德，并于扮演魔鬼的演員進行表演，幽默風趣的語言和動作令人捧腹。都說德國人死板，但他們不也在進行對文化傳播的一種嘗試嗎？

是的，文化不是一個死的東西，它更像一種生命體，為完成其使命必須做出適應。這就是文化其必然要完成的過程。至于其過程中，必然要付出走錯路的代價，這也是甜蜜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