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的親情觀及其在小說創作中的表現

魯迅的親情觀及其在小說創作中的表現

魯迅的親情觀及其在小說創作中的表現

2013-11-12 11:59:16 歸檔在 文學評論

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1期

內容摘要：反對舊倫理與重視家庭親情，在魯迅思想與小說創作中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明天》與《弟兄》兩篇魯迅小說被忽略或誤讀，是因其親情主題與五大闡釋框架不合。《明天》的主要作用或藝術效果是引起人們對失子之痛的同情。魯迅對親情的出色描寫與其個人的直接生命體驗相關。魯迅的反對舊倫常，主要是反對長者與幼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前者對后者的壓抑。他并不反對出于天性的親子之愛，相反還贊美它。魯迅強調“幼者本位的道德”有其特定語境。從歷史長河看并將其置于當下語境中反思，應看到“長者本位”和“幼者本位”觀念各自產生的合理性以及各自的偏頗。如今我們面臨的語境更類似于康德與亞當·斯密的年代，而與魯迅寫《吶喊》、《彷徨》時所處的“五四”前后相反。感恩心理研究是近年中外人格心理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在眾多青少年缺乏感恩心理的當下中國，也許是關注矛盾另一方面的時候了。

關鍵詞：魯迅小說 反叛意識親情描寫 現實語境

反對舊道德，反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體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強調家族血緣關系、突出“忠孝節義”的價值觀，是儒家倫理的鮮明特征。1918年，在發表《狂人日記》之后不久，魯迅在《新青年》第5卷第2號和第6卷第6號先后發表了《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兩篇檄文，成為反抗舊道德、舊倫理的先鋒戰士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如眾所周知，魯迅本人在生活中，對母親、對弟弟又以“孝悌”而聞名，后來對兒子又寵愛備至，并有“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1]的詩句，是個極重親情的人。對于魯迅抨擊“孝悌”而又履行“孝悌”，學者們一般是以“歷史的中間物”以及“魯迅思想的矛盾性”予以解釋，或者對此無視并回避。筆者認為，魯迅這些看似矛盾對立的言行有其內在的統一性。這些在其小說創作中也有突出表現，對此有必要予以具體分析。

一、《明天》與《弟兄》：不易納入五大闡釋框架的魯迅小說 雖然在《吶喊》各篇尚未出齊、集子尚未出版時胡適就說魯迅的小說“差不多沒有不好的”，[2] 雖然茅盾也說過“《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3] 但《吶喊》及《彷徨》各篇在后來的文學史著和研究論著中受到的重視、得到的評價并不一樣，甚至差異懸殊。中學和大學教材對魯迅作品篇目的選擇，與特定時代環境有關，是出于不同考慮、采用不同解讀角度所致。比如，1949年以后，《阿Q正傳》、《藥》和《**》等篇受重視，是因它能印證毛澤東關于辛亥革命失敗原因是沒有發動群眾、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取得真正勝利的觀點；《一件小事》及《社戲》成為穩居不同時期中學語文教材的篇目，是因里面勞動人民的形象是正面的；而《孔乙己》、《祝福》和《故鄉》可以證明舊社會制度的黑暗。除了上述篇目，大學教材也重視《狂人日記》《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因為它們探討了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出路問題；重視《肥皂》與《高老夫子》，因為它們揭露了假道學的偽善，反封建的啟蒙色彩也很明顯。近些年來，大學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從思想革命、從魯迅思想的深刻復雜性角度對以往被重視的名篇重新詮釋，《離婚》也因而屢被提及。《長明燈》、《示眾》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除了其思想文化的深度，也與其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有關。

相對而言，1949年以后，上述篇目之外的其他篇目就受到了冷落。其中有藝術上的原因，比如《兔和貓》《鴨的喜劇》文體上比較散文化，且更像是兒童文學；[4]《頭發的故事》像是議論類的雜文。但主要是因有些篇目不太好納入“揭露舊禮教、舊制度的罪惡”、“批判國民性的弱點”、“探索中國反封建革命的道路”、“揭示民主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和“追尋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這五大主干闡釋框架。比如《吶喊》中的《明天》和《彷徨》中的《弟兄》。

查閱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小說史教材或著作可以發現，《明天》這篇小說享有的地位不高。大陸方面最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中，從最早的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5]到近年的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6] 以及1980年代的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7] 都是對之幾乎只字未提；港臺及海外方面，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8]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9] 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10]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11]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2] 同樣不曾提及。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提到了這篇小說，但只是從寫法角度指出它的開頭法“大抵采取外國文學的長處”。[13] 內容解讀方面，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的解釋是“對舊社會又投下了沉重的一擊”，[14] 比較籠統。趙遐秋、曾慶瑞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是籠統地將其概括為“對吃人的舊社會的一次強烈控訴”。[15] 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林本）注意到作品側重寫“單四嫂子的孤寡及其失子的慘痛”，對“人與人的冷漠關系進行了挖掘和批判”，但它又將這些歸根為“封建統治”，[16] 與前述史著同樣顯出時代的局限。進入1990年代以后，學者們更加關注個體生命體驗。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郭本）在簡述了單四嫂子的悲苦命運后指出，作品“提出了對于這樣一個守節婦女來說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即孤獨和空虛。但編者將小寶的死亡歸罪于“社會的冷漠”，[17] 有些牽強。另外，筆者認為，在寶兒死后單四嫂子是否繼續“守節”，文本本身其實并未給我們任何肯定的暗示。錢理群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也認為單四嫂子“更大的痛苦是她的孤獨與空虛”。[18] 黃修己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黃本）觀點與郭、錢本類似。與《明天》相比，《弟兄》更是受到冷落。絕大部分文學史著里不見其蹤影。簡單提到它的，除了郭本和黃本在談及魯迅小說的技巧時分別指出其“表現重心則是揭示主人公的潛意識心理動機”[19] 和風格“深沉蘊藉”，[20] 只有林本涉及其內容。但它把主人公歸納為四銘和高爾礎一類：

《弟兄》中的張沛君，就其生活的年代來說，可能比以上幾個人晚一點，但就其精神面貌來說，卻是和四銘、高爾礎類似的偽善者。[21]

這種解釋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弟兄》的主題就是親情，是弟兄之情，是對傳統的“悌”觀念的反思與對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省。同樣，《明天》的內涵雖然比較豐富（比如它確實表現了主人公的孤獨感，也間接涉及舊制度下婦女的命運問題），但它極力渲染的，也是親情——是失子之痛，是母子之情。正因這一內容與闡釋魯迅小說最權威的五大框架不合，也由于人們印象中魯迅反舊禮教、反傳統倫理的斗士形象與“重親情”的人格形象有反差，才導致了長期以來魯迅這兩篇作品的被忽視或漠視。

二、《明天》與《弟兄》的親情內涵

《明天》情節非常簡單，故事時長只有兩天三夜： 第一夜：寶兒病重，單四嫂子為其求簽、許愿、吃單方無效，期待明天好轉。

第二天：早晨，寶兒不見好轉，單四嫂子去看中醫何小仙。回家路上遇藍皮阿五借機揩油。午后，寶兒病亡，鄰居們幫其辦孩子的后事，晚上各自回家。

第二夜：單四嫂子面對孩子尸體幻想，通宵未眠。第三天：早晨，棺材到了。下午，鄰居幫忙將孩子下葬。第三夜：單四嫂子獨對空房，感到空虛孤獨難耐，幻想孩子活著時的天倫之樂。期待夢里見到寶兒。

單四嫂子的命運和《祝福》里的祥林嫂有些類似。但是，在《明天》里，所謂的“四大繩索”都未直接現身：“政權”或者象征“政權”的符號影子不見；單四嫂子孤身一人，丈夫已死，沒有公婆，以及族長之類，也未見輿論對她有什么壓力，所以“族權”、“夫權”不在場；她曾求神簽許愿，也許勉強可以往“神權”聯系一下，但她并沒有祥林嫂必須捐門檻以及不被準許碰福禮的精神負擔，沒受到精神歧視。寶兒死后單四嫂子是否改嫁小說沒有交代，但文本中也沒有她不得改嫁的明示或暗示。改嫁或像祥林嫂一樣進城打工的可能并非不存在。所以，有些論著根據其他文本或既定研究框架對主人公未來命運的預測或斷言是不合乎作品實際的。筆者認為，作品的真正主題就是寫一個母親的失子之痛。舊社會、舊制度下有寡婦失子之痛，新社會、新制度下這種悲劇也未必不會出現；舊社會有丈夫死后不被準許再嫁的女人，新社會也有丈夫死后自己選擇不再婚的女人。所以，這篇作品至今讀來仍能使人共鳴，并不因封建宗法制的消失而顯得隔膜。

說《明天》表現了人與人關系的冷漠不算錯，但與《孔乙己》、《阿Q正傳》和《祝福》等篇相比，這篇小說里單四嫂子的鄰居們并沒有拿她的痛苦取樂。相反，鄰居們對她或多或少給予了幫助：對門的王九媽見到單四嫂子抱孩子看病回來主動上前問詢，寶兒咽氣之后她又主持了喪葬過程，包括“替單四嫂子借了兩塊洋錢，給幫忙的人備飯”，以及安排抬棺材的人選等。埋了寶兒之后，她又幫單四嫂子煮飯。咸亨掌柜幫著買來棺材，又“替單四嫂子雇了兩名腳夫”，“抬棺木到義冢地上安放”。作者沒有寫大家不聞不問，冷眼看單四嫂子自己買棺材、自己抱孩子去埋。使單四嫂子不免于孤獨和空虛的，是大家對她心疼和思念自己兒子的心理不能同情、不能理解：來幫忙的人不少，但老拱阿五之流是來湊熱鬧，甚至別有所圖——阿五一看沒便宜可占，下葬時整天未到；王九媽雖然一直積極熱心，但不能體諒單四嫂子的痛苦，看到單四嫂子不肯死心塌地蓋上棺材，她就“等得不耐煩”，甚至還“氣憤憤的”。因為對王九媽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安慰孩子母親，而是完成程序！《明天》的主要作用或藝術效果，正是引起人們對失子之痛的同情。

這篇小說全文大約3419字，其中有超過一半的篇幅（2129字）是寫單四嫂子為兒子的病焦慮、奔波以及兒子死后她的強烈思念。可以說，親情描寫占了這篇作品的最大比重，也給人印象最深。這篇作品最精彩之處，是對單四嫂子的心理描寫。比如它寫第一天夜里單四嫂子對寶兒病情未來的推測或愿望，很合乎照護患病親人者的心理。作品將“心理時間”與物理時間對比，寫單四嫂子等候天明“卻不像別人這樣容易，覺得非常之慢，寶兒的一呼吸，幾乎長過一年”，反映出她的極端焦慮。作者又從人物感覺角度入手，寫第二天單四嫂子抱孩子看病回來，“休息了一會，衣服漸漸的冰著肌膚，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顯示出她當時的焦灼和全神貫注。寫寶兒死后單四嫂子“眼睛張得很大，看看四面的情形，覺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會有的事。他心里計算：不過是夢罷了，這些事都是夢”，如果沒有失去親人的類似體驗，是寫不這么細膩的。特別是寫面對空屋子的女主人公感覺“屋子不但太靜，而且也太大了，東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圍著他，太空的東西四面壓著他，叫他喘氣不得”，描寫新奇而又合乎情理，獨創性地揭示了人物的真實心理感受。茅盾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文中曾批評中國舊派小說只會敘述不懂描寫，[22] 其實新文學初期許多新派小說也犯有類似毛病。魯迅這種細膩逼真而又新穎獨特的藝術描寫，顯示了作者很高的藝術起點。也許《明天》在思想的深刻復雜性上不及《阿Q正傳》與《祝福》等名篇，但它的藝術感染力、情感沖擊力，卻在魯迅小說中居于前列！這與它對母子親情的出色描寫有直接關系。

在《明天》之前，《藥》寫到了華大媽對兒子小栓以及夏母對兒子夏瑜的思念；《明天》之后，《祝福》寫到祥林嫂對兒子阿毛的思念，《在酒樓上》寫到呂緯甫母親對夭折幼子的思念，《孤獨者》寫到魏連殳與老祖母相依為命的濃厚親情。只是，《藥》、《祝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還有其他更重要、更豐富的內涵，親情成分在其中并不占主體。而在《明天》里，如果去掉這些親情成分，小說便不能成篇，或者會成為另外一個樣子。我們可以說，《明天》是對《祝福》中居于插敘地位的女主人公喪子悲劇的正面描寫或大力渲染。我們還可設想，《藥》中的兩位母親和《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之母也曾有過單四嫂子類似的心理感受、心理過程，只是在那些作品中作者不曾展開正面描寫而已。至于祥林嫂，她的哀痛、她對兒子的思念，較之單四嫂子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她反復敘說以及最后的瘋癲即是證明。可見，母愛與親情內涵也融合或暗含于上述作品中。至于弟兄之間的倫理親情，除了《弟兄》一篇正面表現，《在酒樓上》中也有，雖然后者表現得較淡，且處于被自我嘲諷的地位。新文學中以寫親情而聞名、而傳世的作品不乏其例，最著名的是朱自清的《背影》。當代則有季羨林的《賦得永久的悔》、張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以及史鐵生的《我與地壇》等。一般讀者對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一面印象更深刻，而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往往被忽略。這主要是因魯迅被定位為反封建斗士，對魯迅作品的一切闡釋均以此為基調。“俯首甘為孺子牛”里的“孺子”一般被解釋為轉義的“人民大眾”，其實對這一詞語作狹義理解也未嘗不可：魯迅對兒子的疼愛人所共知，并有《答客誚》為證。魯迅又是公認的孝子。他與朱安的婚事固然由于母親的壓力，但個性極強的他能接受這種壓力、這種安排，恰恰說明他對母親感情之深。他向往兄弟怡怡、永不分離的弟兄關系，若非突生變故，他會盡力維持大家庭的生活。這一切都說明親情在魯迅心目中的位置。這些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現。由于他從事創作的主旨是改造國民性、指出病苦，所以親情內容一般不在其小說中占有主導地位，但這不排除它會成為作品的副主題或次主題，不妨礙它在個別作品如《明天》和《弟兄》中成為正主題。

魯迅能把單四嫂子和祥林嫂的失子之痛寫得如此真切、如此細膩、如此感人，能寫出《孤獨者》和《弟兄》這樣內容獨特的小說，應該與其個人的直接生命體驗有關。魯迅弟子孫伏園指出：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與《孤獨者》的魏連殳，都沒有一定的模特兒，也未必是作者自己，但其中所說的事情有幾件卻是有事實的背景，而且是作者親歷的。如緯甫講給小兄弟遷葬，那是民國八年的事，小說里說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事實則生于清光緒癸巳，戊戌年卒，所以享年六歲。他的病據后來推想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假如經西醫治療或者也還可救，可是那時基督教醫院還未開設，中醫有什么辦法呢。老太太一直都忘不了他，當時找寫真的葉雨香憑空的畫了一個小像，裱成立幅，以后三十六七年間都掛在她的房內，……。[23]

母親將夭折四子的畫像掛在自己臥室三十六七年之久，可見思念之深、內心之痛。孝子魯迅頗能體察母親心情，他對母親的心理感同身受。比如，在出外求學與母親分別時，他知道“母親沒有辦法”；發現母親哭了，覺得是“情理中的事”——除了對學洋務前景的不安，還因“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24] 《吶喊·自序》對這一情景的描述，顯示出他們母子之間各自的矛盾心理，從而也襯托出其母子感情之深：母親不愿離開兒子，但為兒子前途還是由其自便；兒子雖“顧不得這些事”了，但內心深處其實是牽掛著母親和弟弟的。在《戛劍生雜記》中他寫游子別緒：“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25] 《孤獨者》所寫魏連殳與非血緣的老祖母的感情，也以魯迅自己與祖母的關系為底本：魯迅與繼祖母蔣氏感情很好，他幼時經常聽蔣氏給他講故事。繼祖母病逝時魯迅回鄉親自為其辦理喪事，情景與《孤獨者》所寫魏連殳奔喪情景近似。所以孫伏園說“這本是小說，大家覺得描寫得好，但同時也是事實”。[26] 至于《弟兄》一篇，孫伏園和周作人本人都認為里面所寫生疹子的靖甫就是周作人本人。那么沛君的原型就是魯迅自己。這篇小說的寫作時間是在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之后。據現有資料看，周作人一方是分道揚鑣是主動者，而魯迅本人對于兄弟情義的失去一直很痛惜。有理由推想，《弟兄》是作者對以往兄弟怡怡情景的懷念，又是對自己靈魂的自我解剖：他發現自己潛意識中也有自私的成分。從心理學上說，這樣就減弱了對背叛者的怨恨，從而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自我解脫。說《弟兄》的主題是揭露主人公張沛君的偽善，不合作品實際：作者豈能將自己置于四銘和高爾礎之列？

關于魯迅的看重親情、重視作品表現親情主題，從他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對蹇先艾《水葬》的選擇及解讀亦可得到證明。1980年，蹇先艾在為《蹇先艾短篇小說選》寫《后記》時曾提到當年這一事例。在階級斗爭話語尚未徹底退出時代舞臺的語境中，蹇先艾表白自己寫《水葬》的目的“本來打算通過農村中一個暗無天日的事件來控訴地主政權的殘酷罪行”，自覺寫主人公駱毛的反抗情緒“還寫得很不夠”，但想不到魯迅偏選中這一篇，因為魯迅認為它寫出了“在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蹇先艾指出：

這是因為魯迅平常深深體會到母愛是一種不可抵制的力量，恰好他看一個作者描寫了這方面，他又是最肯培養文藝青年的，當然要鼓勵（也是鞭策）兩句。[27]

確實，正因魯迅本人對親情和母愛有深切體會，他才會在一篇作者表白主題是“階級對立”的小說里，特別強調突出其“母愛”內涵。

三、反叛意識與親情意識在魯迅小說中的內在統一

這樣，反對舊道德、舊倫理，曾在一系列散文、雜文和小說作品中對封建“孝悌”觀念進行過猛烈抨擊和辛辣嘲諷的魯迅形象，與對母孝、對弟悌、重親情的魯迅形象，似乎明顯矛盾。那么，怎么來理解這種矛盾？或者說，這種矛盾的對立在魯迅思想意識中是否有其統一性呢？

我們先來看魯迅反“舊倫常”具體反的是哪些方面、哪些內容，是在哪種意義上對之否定反叛的。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對之進行了正面論述，概括起來是：第一，他反對“舊倫常”、“舊見解”中長輩對晚輩的絕對權力，反對“舊倫常”、“舊見解”中父母將子女視為個人財產、試圖永久占有的觀念，認為子女或晚輩在人格與權力上與長輩是平等的，“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28] 第二，反對長者本位，主張幼者本位；第三，反對把撫養后代視為“施恩”，主張對子女給予不計利害、不圖回報的“愛”，給予其“天性的愛”、“無我的愛”。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中他對歷史上被視為典范的孝子傳說予以解構，也是基于上述觀點。他認為傳統的孝悌觀念對子女過于苛刻甚至殘酷，違反人的天性、不近人情，最終走向反面，造成子女與長輩客觀利益上的對立，成為戕害人性、壓抑人性，使人望而生畏的東西。而且，這種所謂孝道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本來誰也不實行”。[29] 但不論在哪篇文章中，魯迅都沒有否定過親子之愛、兄弟之愛。在以反舊道德為主體的上述兩篇文章中，作者也是呼吁這種天性的愛。他自己對長輩特別是對母親的愛，對兄弟的情，皆發自天性，而不是為了符合教條或社會慣例，不是由于社會外在的要求。

《明天》里單四嫂子對寶兒的愛，《祝福》里祥林嫂對阿毛的愛，《在酒樓上》中呂緯甫母親對夭折兒子的愛，以及《藥》中華大媽對華小栓的愛、夏母對夏瑜的愛，都是天性之愛，完全合乎魯迅心目中真正的親子之愛，因為這幾篇作品里母親對兒子的愛不是為了“養兒防老”：夭折的孩子根本無法回報父母，相反還可能因治病而讓父母破費錢財，亡故又惹父母傷心；但這幾篇作品里面的母親沒有一個罵兒子是“索債的冤家”，她們只是一遍遍回憶兒子活著時的幸福時光，試圖在夢里或陰曹與兒子相會！

《孤獨者》里魏連殳對老祖母的愛，應該是有報恩的成分在內。魏連殳一方面“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方面“一領薪水卻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祖母死后，他痛哭失聲，像一匹受傷的狼一樣長嚎，并且要將所有的器具大半燒給祖母。除了報恩，還有對一切孤獨者的大悲憫在里頭：他將祖母的一生濃縮在眼前，又聯系世間更多其他的孤獨者，不禁悲從中來。

魯迅批判舊倫理中關于“孝”的觀念，是因它實際上把父母的生育和撫養子女看做“施恩”或“放債”。這種布施或“放債”要求子女必須回報，必須“還債”，其方式是對父母無條件服從。這種倫理要求子女為長輩的快樂犧牲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心理學研究證明：

如果施惠者強迫受惠者去感恩，那么受惠者將有更少的感恩體驗；當外部對受惠者回報恩惠的期望增加時，受惠者的感恩體驗會進一步減少，而負債感會增加。這個發現對互惠理論也有一定的啟示：施惠者把互惠標準定得越明顯，受惠者就越少地感恩；施惠者越強調人際關系中的互惠，受惠者越不可能感到感激。[30]

所以，在談及親子關系時，魯迅否定觀念的“恩”，卻贊同天性的“愛”。《明天》、《祝福》、《藥》以及《在酒樓上》寫了母親對兒子的天性的愛，《孤獨者》則間接涉及了孫子對祖母天性的愛，或曰自發的感恩報恩心理。《在酒樓上》中呂緯甫認真去做自己理性上認為無聊的事，也是出于對母親天性的愛與感恩。感恩心理不同于負債感，它是正面的、健康的心理狀態。

在親子關系方面魯迅強調“幼者本位的道德”有其特定的語境，就是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長者本位”被推向極端，導致許多負面的東西，比如巴金的《家》所揭示的老年人對青年人的壓抑，以及許多并非出于內心真誠的愛而只為博取名聲或利益的所謂孝子孝行。就魯迅本人來說，如一些學者所言，他一方面深愛他的母親，另一方面又感到來自母親的壓力，特別是在個人的婚姻方面，母親的包辦更是其婚姻悲劇的直接原因。因而，魯迅筆下“會出現有關‘感激’好壞的奇談怪論”，認為對母親的感激、對母親的報恩盡孝限制了自己某些方面的自由意志。[31] 但是，不論從歷史長河來考查，還是放在今天的語境中反思，我們都應看到“長者本位”與“幼者本位”這一倫理道德問題的兩個方面各自產生的合理性及各自的偏頗。對于自己親生幼子的愛，這個連一般動物都會有，這可以說有本能的成分在里面，正所謂“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但“尊老”卻可能是人類所獨有。據說有些動物也有報恩行為，但最懂得感恩、報恩的，無疑是文明的人類。“尊老”觀念中報恩的成分應該占主導，對于社會來說，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它也是維系社會、整合社會的重要力量。不能說“尊老”和對父母的報恩就不是人的天性，但相對于對子女的愛，對長輩的愛更要訴諸個人的良心，因為一般來說老年人特別是病弱的老年人確實是晚輩的負擔：他們有的已失去了勞動能力，他們對子女的義務已經完成，從個人利益來說，有些子女已經不需要他們了，而子女被看做未來。因此，“孝”倫理的出現有其必然性，當然也帶有某種強制性。對于對父母確實心存感激、有意報恩的子女來說，盡孝與尊老也是出于天性的愛，而對于沒有這種心理和愿望的子女來說，盡孝與尊老就變成了強制性的東西，而對于沒有對父母天性的愛而又要標榜孝道以博取名聲或利益的子女來說，“孝行”就成了一種虛偽的東西。當然，也存在這種情況，就是父母對自己的子女只生不養，沒有盡到做父母的義務，子女對之因而也沒有感情。魯迅所說“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于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32] 以及據傳孔融所言“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33] 應該是指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如果說父母對子女有恩，那么主要是因為“養”而不是“生”。因此，那些非血緣的親子之愛甚至比血緣之愛更能感人。魏連殳與老祖母之間的親子之愛，正由于兩人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的共同經歷。孔融所言如果用于辛辛苦苦撫養兒女的父母，就確實是過于冷漠了。在西方，康德的義務論倫理觀影響很大。在康德看來，只有當意志由義務感決定，沒有或不管任何愛好的時候，一個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34] 亞當·斯密的觀點與之類似：

自然女神，為了最為賢明的目的，使父母對子女的溫柔慈祥，在多數人類身上，甚至也許是在所有人類身上，成為一種比子女對父母的孝心更為強烈的情感。人類的延續與繁衍完全依賴前一種情感，而不依賴后一種情感。……自然女神使前一種情感變得如此強烈，以至于它通常是不需要被鼓舞的，而是需要被節制的。道學家們很少致力于教誨我們，要如何對我們自己的子女，放縱我們的溺愛，放縱我們的過分眷戀，……反而經常教誨我們要如何壓抑那樣的溺愛、眷戀與偏袒。相反，他們勸勉我們要敬愛孝順自己的父母，而且要在他們年老時，適當地報答他們在我們的青幼年時期給予我們的親切呵護。十誡中，有命令我們孝敬父母的戒條，卻沒有提到我們必須愛我們的孩子。[35]

這說明了“長者本位”倫理觀產生的歷史合理性。可以想象，儒家倫理那么強調“孝”，恰恰是因現實中“不孝”的太多，需要社會強化宣傳推廣這一倫理原則。要社會成員都做到“孝”不易，所以除了制定一系列的“禮”來從外部予以框范，還大樹特樹“孝”的典型。后來出現“舉孝廉父別居”的虛假道德模范，其意味也不都是負面的。對父母孝順的情感“至少在那些假裝這種情感的人看來是值得贊揚的，而假裝本身就是這種看法的一項證明。”[36]

只是宋明理學出現以后，“長者本位”在內的封建倫理原則被推向極端，到“五四”時期它成了社會文化進步的直接障礙，成了啟蒙思想家批判的重要標靶。魯迅的親子倫理觀正是在這一特定語境中產生的。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幼者本位”。而骨子里他最看重的是天性的愛、發自內心的愛。由于特定語境，魯迅小說寫長者（特別是母親）對幼者愛的筆墨較多，但也并非沒有涉及晚輩對長輩的愛，例如呂緯甫對母親、魏連殳對祖母。生活中魯迅自己對父母、祖父母的孝順，是其作品所表達觀念的重要補充。魏連殳“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領薪水卻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魯迅本人的行為與之不無類似之處。但不論長輩對晚輩的愛，還是晚輩對長輩的愛，魯迅都主張基于平等，發自內心，出乎天性，而不可強制。

如今，時過境遷，我們面臨的語境更類似于康德與亞當·斯密的年代，而不同于魯迅寫《吶喊》、《彷徨》時所處的“五四”前后。魯迅抨擊和解構子女要對父母“感恩”的觀念，而如今，感恩心理研究是中外人格心理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在“獨生子女”問題逐步成為重要社會問題、眾多青少年缺乏感恩心理的當下中國，也許是關注矛盾另一方面的時候了。在學術領域，有學者連《祝福》中阿毛的“聽話”也當做負面的東西，他死后手上緊緊捏著的那只小籃也被當做束縛其成長的“枷鎖”的象征，這一觀點與目前真正的現實語境形成的強烈反差，確實耐人尋味。注釋：

[1] 魯迅《答客誚》，《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頁。

[2]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1923年《申報》50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

[3] 雁冰（茅盾）《讀〈吶喊〉》，《文學》周報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4] 因此，1949年以前的國文課本因重視適應兒童情趣，也曾選入過這兩篇。

[5] 開明書店1951年初版。

[6]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7] 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初版。

[8] 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

[9]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10] 香港文學研究社1972年版。

[11] 臺北逸群圖書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1983年）版。

[12] 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八年（1979年）版。

[13]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頁。

[14]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頁。

[15] 趙遐秋、曾慶瑞《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頁。

[16] 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頁。

[17] 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頁。

[18]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頁。

[19] 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第146頁。

[20] 黃修己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新一版·上卷），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頁。

[21] 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第76頁。

[22] 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第13卷第7期，1922年7月10日。

[23] 孫伏園《〈吶喊〉索隱》，《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作者寫于1948年，孫惠南整理發表）。

[24]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416頁。[25] 魯迅《戛劍生雜記》，《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67頁。

[26] 孫伏園《〈吶喊〉索隱》。

[27] 蹇先艾《蹇先艾短篇小說選·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頁。

[28]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頁。

[29] 魯迅《〈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頁。

[30] 胡瑜、孫燈勇《感恩：人格研究的新專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年第4期。

[31] 參見汪衛東《“夢魘”中的姊妹篇：〈在酒樓上〉與〈孤獨者〉》，《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

[32]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頁。

[33] 范曄《后漢書·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34] 參見[德]弗里德里希·包爾生《倫理學體系》，何懷宏、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頁。

[35] [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謝宗林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頁。

[36] [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第169頁。您可能也喜歡：

魯迅的第一個文學伯樂是誰？

親情

魯迅

魯迅是塊實用主義的敲門磚

魯迅的另一個維面0

上一篇 << 回眸十一屆三中全會，期待十八屆三…

下一篇 >> 魯迅的親情觀及其在小說創作中的…

第二篇：魯迅沈從文小說創作比較

魯迅沈從文小說創作比較

魯迅的犀利尖刻，沈從文的詩情畫意，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壇中閃發著異樣的光彩，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領軍人物。魯迅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從文被列為僅次于魯迅的中國最偉大的作家。盡管他們的創作風格南轅北轍，藝術主張差異很大，但他們在改造和重建中國國民性精神上殊途同歸。魯迅的小說“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沈從文小說則使“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層的理解”。正如蘇雪林所說，沈從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們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的權利”。盡管他們表達的是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國民性，但在表現手法和語言藝術風格上又有著迥然的不同。

一、魯迅專注人性丑的批判，沈從文專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羅斯畫家列賓說：“光禿禿的線條也可以躍然紙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從文的筆下，湘西獨特優美的自然景象，猶如一幅幅清理脫俗的風景畫，簡直就是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同時，又給讀者留下廣闊的空間，擴大作品的彈性和拓深人物的審美品位，讀者可以自己的經歷，知識構成，審美傾向自由填充，這樣，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無限的延伸。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由于他從小就喜歡上繪畫，他對美有著獨特的感悟和發現。他筆下的人物形象，一個個都是美和力的結合體，天真、純潔、善良、勇敢、熱情、堅韌、執著??“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遜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龍朱》）簡短的比喻，一個完美的龍朱的整體形象躍然紙上。《三三》的三三，《長河》中的夭夭——恬靜、溫柔、純凈、忠貞、從外表到內心都散發著濃濃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種脫俗的美——愛崗敬業。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邊城》里描寫翠翠聽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作傘。一切皆象是祖父說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帳子里草薦上，以為這夢做得頂美頂甜。祖父卻在上醒著，張起個耳朵聽對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夢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當真有誰來在對溪高崖上為你唱歌，你怎么樣？”祖父把話當笑話說著的。翠翠便也當笑話答道：“有人唱歌我就聽下去，他唱多久我也聽多久！”一個美的化身——翠翠，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濃濃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樸素、信仰簡單而執著，就這樣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回味無窮。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于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魯迅的小說，是以一種醫生的眼光看待病態的社會，病態的人性，病態的人情。他熱嘲冷諷，只是為了揭露病苦，引起療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筆下，犀利、刻薄、無情、反思、質疑、批判??利劍般直射國民的劣根性，想徹底摧毀中國人民身上的牢籠，殘酷地鞭打著人的靈魂。但他并不以拷問自身為目的，更從不鑒賞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對任何形式的任從，他的最終指向是“絕望的反抗”：對社會，更是對人自身的反抗。試圖重鑄國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拯救中華民族危機。他批判的筆尖深深地刺進社會各階層，深深地關注和揭露著病態社會的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華老栓、閏土、單四嫂、祥林嫂、阿Q是農民的代表，他們承受著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腐蝕，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蝕了。特別是阿Q，魯迅的批判筆墨最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被社會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創的精神勝利法里忘了還鄉路。他不承認自己落后與被奴隸，沉醉在沒有根據的自尊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什么東西？”；挨了洋鬼子的哭喪棒后很快就忘記一切并且“有些高興了”；為了平衡被欺負的壓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憤，在轉嫁中得到滿足；自輕自賤，甘居落后與被奴隸：“我是蟲豸——還不放么？遭到趙老太爺的欺負：說一聲老子打兒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別人一般”。

揭露知識分子精神的苦悶，冷峻地解剖了他們陷入社會的無人之陣里，一次次的突圍，一次次的失敗，更加暴露了社會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樓上》寫出辛亥革命獨戰多年英雄擺脫不了孤獨者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像一只蒼蠅飛了一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沉中無辜消磨著生命；《傷逝》揭露出五四時期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抗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了附麗，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在《藥》，夏瑜被殺的情景令人觸目驚心：群眾“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啟蒙者竟然被被啟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這里被質疑、批判的對象是雙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眾，更是被吃的啟蒙者，甚至啟蒙本身。

二、魯迅的語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種迫切的緊張與沉思；沈從文的語言明凈純真，輕快中蘊藏著對人性人性深層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學是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映現實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維的。”高爾基這句話告訴我們，語言是通向文學的橋梁和紐帶，是讀者進入作家精神世界和體驗文學美感的必經渠道，因此，理解語言是理解文學的前提和基礎。

魯迅小說的語言，犀利、深沉、簡練，和沈從文明凈、純真、輕快相比，多了幾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讀《吶喊》后的感受：“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絢麗的陽光。”《在酒樓上》：“窗外只有漬痕班駁的墻壁，帖著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祝福》：“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孔乙己》：“中秋過后，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了。”第二年的端午節，“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簡潔凝練的語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壓抑，蒼白蕭條的場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殘酷與凄涼，把死亡與蒼白的社會聯系起來，具有極強的批判力量，有一種威壓，逼迫讀者直面現實，反思自己和社會。

沈從文的小說，其實就是一首散文詩，語言明凈純樸，詩感濃郁，從中迸射出來的一連串色彩斑斕的意象，就像一連串墜地有聲的珍珠，不但給人視覺上的享受，還給人聽覺，甚至觸覺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筆調，讓讀者在輕松愉悅中陶醉在湘西明凈和諧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樸的民族風情里，流連在還沒有受到都市腐蝕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詩意的語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刻畫得淋漓盡致，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在《邊城》中介紹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長的環境時，其實就是一首詩——“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須修飾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兒女，純潔、善良、天真、美麗，“皮膚變得黑黑的”“儼然如一只小獸物”“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一個天使般純潔的女孩瞬間閃現在讀者面前，這不是美的化身？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華？《柏子》開篇這樣寫到：“把船停頓到岸邊，岸是辰州的岸。”這樣簡單一句話則更為簡潔明了地將讀者引入沈從文式的湘西水鄉風情中，墊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質樸的基調。在《長河》的《人與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樹椏間的主人，必快快樂樂的回答，話說得肯定而明白，“我這橘子不賣。”

“真不賣？我出錢！”

“大總統來出錢也不賣。”

“嘿，寶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賣！”

古人說“入境問俗”，若知道“不賣”和“不許吃”是兩回事，那你聽說不賣以后，盡管就手摘來吃好了，橘子園主人不會干涉的。

??

“鄉親，我這橘子賣可不賣，你要吃，盡管吃好了。水泡泡的東西，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個？十個八個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趕路，天氣老早咧。”

短短的幾句對話，輕輕松松地把一個世外桃源似的湘細農村勾畫得淋漓盡致，這里沒有狡詐，沒有欺騙、沒有斗，更沒有大都市的喧嘩、緊張、忙繁和唯利是圖。透過這段文字，讀者驚喜地看到一個沒有受到都市污染的農村自然樸質的美和沒有被社會扭曲的純凈的人心。

第三篇：淺論魯迅小說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淺論魯迅小說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摘 要：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繼承和發揚了中外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他的思想和著作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本文重點介紹其小說的人道主義思想，借以深入對魯迅的認識。

關鍵詞：魯迅 小說 蒙昧 人道主義思想

一、人道主義先驅——魯迅先生

人道主義是探討和研究人的問題，也就是以人為中心而展開的一種倫理思想。人道主義最初產生于西歐的文藝復興時代，是反對封建教會及其意識形態的一種進步文化運動。他開始于十四世紀初的意大利，以后傳播到德國、荷蘭、法國、英國。人道主義者提出人的世俗權利同虛偽的宗教禁欲主義對立，提出理性認識同所謂的神學對立。他們著名的口號是：“我是人，一切屬于人的東西我都能掌握。”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啟蒙運動，曾經大力提倡和宣傳人道主義思想。在當時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運動中，一開始，人道主義就成了一面鮮明的旗幟；跟著，以人道主義為內容的文學，“人的文學”等等主張和口號就被認真地提到議事日程上。從此，人道主義這一思想，無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部發展過程中，還是在個別作家的創作實踐中，始終是一個值得加以探討和研究的重要現象或課題。魯迅先生的人道主義思想表現得尤為突出。魯迅先生是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知識分子——個偉大的叛逆者和啟蒙主義者；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知識分子—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偉大先驅。他繼承和發展了中外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他的思想和著作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毛澤東曾說：“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不僅如此，魯迅還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二、人道主義思想在魯迅小說中的具體體現

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1918年5月魯迅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創作小說《狂人日記》，顯示了其文學革命的實績，初步奠定了我國文學現代化的基礎。小說《狂人日記》以飽蘸憤怒感情的筆觸，描繪了一幅“非人生活”圖畫，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舊禮教的“吃人”現象，抨擊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吃人本質。他期望未來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吃人者”的理想社會，一個“真的人”的社會。他發出“救救孩子”的熱切呼聲，這是人道主義的呼聲。《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一篇人道主義的宣言，以人道主義為本來表現這種不幸的人生社會問題。首先，對社會“吃人”的看法，基本上認為社會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吃人者，惟有“我”和狼子村的的“大惡人”等是被吃的。吃人者既有“趙貴翁”“古久先生”“娘老子”又有“給知縣打枷過的”“給紳士掌過嘴的”“衙門占了妻子的”；既有“那個女人”“狼子村的佃戶”又有那庸醫“老頭子”“大哥”以及“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個不相識的人”等，他們的“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著，這就是吃人的家伙”。小說的藝術描寫顯示出作者主要是以對“人”是行“人道”還是施“獸道”為標準，來觀察、認識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恰恰是人道主義思想的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統治的社會是“滅人欲”“毀人性”的，不僅統治階級成了吃人者，就是被統治階級里的一些人也因不“人道”的禮教毒化而成了吃人者的幫手。凡是吃人者，大都是背離人道而走獸道鬼道；凡被吃者，大都深蒙“非人生活”的苦難。作者對前者一律加以痛斥，對后者統統予以關切。《狂人日記》著重以這種籠統的人道觀點，描寫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將“人”劃為“被吃者”和“吃人者”兩層。這既表現了徹底反封建的革命性，又表現出階級關系模糊的局限性，正是人道主義固有的兩面性的具體反映。其次，《狂人日記》對家庭“吃人”的看法，同樣以“人道”為準繩，分為“吃人者”和“被吃者”。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大哥”是吃人者，具有民主要求的封建禮教叛逆者狂人則是被吃者。家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礎，是吃人社會的縮影。小說以家族為軸心，構成一張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欲吃狂人這類少數人的羅網。這張羅網，是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以人道主義觀點洞察五四前夕中國黑暗****的封建社會所結織的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買賣、生殖崇拜、靈學、一夫多妻等的蠻人文化的羅網。《狂人日記》所創造的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環境正是這種“中國社會”的典型，而造成這種“吃人”的社會現實，根系在背人道而行獸道的蠻人文化。狂人針對作為家族代表、吃人禮教的維護者的“大哥”，對他吃人罪行的揭露，顯示了以“人道”反“吃人之道”的巨大思想威力。狂人對大哥的假慈悲的虛偽性、何先生笑里藏刀的陰險性、“今天天氣很好”者含含糊糊的卑鄙性看得一清二楚，同時對罩著偽善外衣的“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也揭露得淋漓盡致，可見這種人道主義在五四時期具有強烈的反封建進步性。

同樣在魯迅的其他一些小說中也體現出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如在《阿Q正傳》中，魯迅正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塑造了阿Q這個不僅沒有“人”的地位，沒有“人”的尊嚴，甚至“生存”和“溫飽”的基本****都被剝奪了，最后連生命也被剝奪了的“人物”形象，有力地抨擊了那個“不把人當人”的封建社會，為被剝奪了“人”的一切權利甚至生命，還得不到絲毫同情的阿Q這樣的人提出了熱切的申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正是魯迅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明天》《祝福》《離婚》《傷逝》被稱作是魯迅先生描寫舊社會婦女悲慘命運的幾個系列篇。在這些小說中，魯迅先生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從不同側面作了深刻的揭露，對被壓迫、被侮辱，甚至被“吃掉的”勞動婦女寄予深切的同情。魯迅先生堅決反對殘害婦女的“貞節”、“三從四德”之類的封建道德觀念，并發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他還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要求人類都享受正當的幸福，應該有愛情，這些論點都表明了魯迅的人道主義思想。《一件小事》歌頌了一個人力車夫的偉大人格，其所包含的人道主義思想又遠遠超越了當時通行的對人力車夫的痛苦生活僅僅表示一點同情的人道主義。魯迅對那些善良正直而又命運多舛，窮困潦倒，不得不去干自己所不愿干的事情如呂緯甫者（《在酒樓上》），或是逆來順受，不得不“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如魏連殳者（《孤獨者》）等類型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給予了熱切的關注。

祥林嫂悲慘地死去時，“天地圣眾”在“歆享了牲醴和香煙”之后，正在“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我”在參加了“孤獨者”魏連殳的大殮后出來時，耳朵里似乎聽到了“受傷的狼”“在深夜的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這兩種情調完全不同的描寫，本質上同樣是對舊社會反人道的有力控訴。在《傷逝》中，魯迅對青年知識分子涓生和子君為爭取人格獨立、婚姻自由而斗爭的勇氣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對子君認識的局限性和對涓生個人主義的思想實質分別給予恰如其分的批判。這也表明了魯迅人道主義思想的深刻性。

三、戰斗的人道主義者

魯迅的人道主義具有時代特征，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環境中形成的。因為古老的中國在長期的內憂外患侵襲之下，廣大人民群眾已經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深重的苦難迫使人們不能再按老樣子生活下去。這種為變革現實的悲慘處境而斗爭的愿望，自然而然反映到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中來。所以魯迅對舊社會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給予了無限的同情，而且把剝削人壓迫人的反動統治者及其幫兇視為不共戴天之敵。在魯迅的作品中，沒有十九世紀古典文學中那樣既憎惡上層社會的****又惋惜它的沒落，既同情貧苦人民的不幸又不愿他們反抗的的矛盾情緒。他之憎惡本階級，是“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如果我們從具體歷史條件來看魯迅的人道主義，特別是它所賦予的戰斗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魯迅思想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他前期的人道主義思想雖然也屬于資產階級性質，但是，又有著他自己的特點。魯迅的人道主義一開始就同這種抽象的“愛”、愛一切人乃至愛仇敵的思想有明顯的差別。在他的作品中，從來沒有宣傳過階級調和論和無條件的和平。恰恰相反，他有“熱烈的愛”，也有“熱烈的恨”，這種正義的愛與憎在他的胸中形成嫉惡如仇的怒火。他想把舊社會一切丑惡的、有害的東西徹底燒毀，因此他對阻礙這一切行動的敵人展開了堅韌的斗爭。魯迅的言論和行動充分表明他是戰斗的人道主義者。

參考文獻：

中國魯迅研究學會《魯迅研究》編輯部編.魯迅研究（5）[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羅慧生.魯迅與許壽裳[M].杭州：人民出版社，1982.魯迅.墳·娜拉走后怎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齊一.魯迅思想探索[M].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李希凡.《吶喊》《彷徨》的思想藝術[M].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袁良駿.魯迅思想的發展道路[M].北京出版社，1980.魯迅.魯迅小說全集[M].鄭州：湯南人民出版社，1994.（牟玉珍 貴州省遵義師范學院中文系 563002）

第四篇：試論魯迅與張愛玲小說創作思路與表現方法的異同

論文摘要:魯迅與張愛玲是兩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響力的作家，但在小說創作領域里他們存在著值得分析的類似的創作主旨或藝術手法:魯迅站在啟蒙主義角度對整體國民性加以揭示，張愛玲以啟示的小說觀對凡人軟弱性加以展示;魯迅凝聚了自身的靈魂與情感卻冷靜地在普通人事里尋找悲哀，張愛玲以蒼涼的個人生命體驗不露聲色地講述普通人的故事;魯迅將繼承傳統與沖破傳統統一，張愛玲將中國傳統與現代先鋒結合;魯迅用一生絕望的抗爭影響著每一代人，張愛玲在世俗生活中尋找永恒的意味，影響力有時代特點。論文關鍵詞:魯迅 張愛玲 國民劣根性 凡人軟弱性 冷靜 傳統 現代 影響力 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中說:“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滿之作，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于青則在《張愛玲傳略》里說:“如果說，魯迅畢生致力于國民性的批判，是對民族文化心理建構的一個貢獻，那么，張愛玲對女性意識里‘女性原罪’意識的展露和批判，則是張愛玲對民族文化心理建構的一個補充，是對女性意識進化和發展的一個貢獻。”我們發現張愛玲與魯迅在小說創作上似乎確實存在著某種關聯，吸引著研究者不自覺地將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論述。本文試從四個方面，從二人的創作思路與表現方法上發現這兩位不同成就、不同影響力的作家在小說創作領域里的某些異同之處。

一、魯迅:“為人生”的啟蒙主義小說觀與對中國整體國民劣根性的暴露。張愛玲:“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的小說觀與對軟弱的凡人卑微生命與蒼涼情感的展示 張定磺說過這樣一段話:“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丑惡和饑餓。”但魯迅絕不是停留于鑒賞，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體中國人、中華民族病態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他用那只廉價的“金不換”做工具，成了手術臺上的外科醫生，他在顯微鏡下看清血淋淋的病變組織，并將它切除。而張愛玲也有一雙敏銳的眼睛，她卻是站在都市的公寓陽臺上，去窺破都市家庭內部掙扎著的女性們的人生。從她們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現代社會女人們生存的艱難與靈魂深處的悵惘、悲涼與無奈。于是她要做女性們的心理醫生，用她慈悲卻含而不露的方式，坐在屋里面對病人，親切又冷靜的娓娓而談，揭露她們自身軟弱、自甘墮落造成的病態，但又安慰她們活著就必然麻煩，她用啟示的辦法引導女人們理解、寬容、慈悲，從煩惱中危機中尋求人生永恒的意味。她用這種方式呼喚著、渴望著女性掙脫心靈沉重的負荷，擁有自尊優美的生活。

應該說，他們都是高明的大夫，都有一樣的良苦用心，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觀察角度與治療方法，挖掘著中國男男女女的病根，他們的相似點何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 魯迅有過痛苦的家庭生活經歷，少年時小康家庭沒落讓他體驗了世態的炎涼，人情的淡薄。中年時兄弟反目讓他體會了親情帶來的殘酷打擊。這些經歷，讓他看透了所謂禮儀之國人心的勢利與險惡，個體之間靈魂的隔膜與自身內心深處的矛盾困惑，再加上對歷史、對現實、對世界的透徹研究，他決心要用自己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中國人的種種病態，促其自省，從而真正排除瘤疾，使中華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說:“說到‘為什么做起小說罷，我仍舊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這是魯迅創作小說的出發點，他強調‘“人”，“國民”，才是社會與國家的主體，要改造社會必須著眼于“人”的改造，要改造“人”必須從精神與個性上“立人”，而改造國民精神，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要推文藝，所以他就拿起了文藝這一精神工具去做改造國民性的工作。所以他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縱觀魯迅全部的小說創作，他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題材，而縱筆所至又幾乎囊括了中國“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人民的不幸”。最終以他的努力為我們提供了熟悉的一張張典型的中國面孔與靈魂，如阿Q、閏土、祥林嫂等等，讓我們看到了屬于每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疾患和由它帶來的災難。[!--empirenews.page--] 張愛玲也有過不幸的家庭生活，沒落的封建家庭，缺少無私的親情關懷。從成長經歷里，她看到的是現代中國社會的變形，人性的自私、空虛，生存的艱難。她愿以文學作品探詢這人生的麻煩，并從中找到“永恒的意味”。她說“文學史上素樸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還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我用這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而以此給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女人是最普遍，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女人把人類飛躍天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作為一個女人，她尤其同情于生活在男性社會里的軟弱的女性們。生存本身是艱難的，理想的愛人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感情是渺茫不可及的。“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表面或和諧或圓滿或華麗的背后，是“那種不明不白，狠瑣，難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還是凄涼的。”生活在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蒼白、渺小，女人們更是難以擺脫內心的恐怖與荒涼。生命的價值在哪里?女性的未來如何自己掌握?她用曹七巧、白流蘇、葛薇龍等女人做代表，以否定現在生態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讓我們聽到了她深沉的嘆息，體會了她深情的渴望，引導我們思考女性如何能掙脫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諸般枷鎖的栓桔，成為自在的女性優美的生存。[1][2][3]下一頁 不能否認二人的理想與追求存在博大與狹小的區別。魯迅將最終的目的定在中華民族的覺醒與自立上，張愛玲則要給周圍普通的中國人一個生活的啟示。但是，警醒“睡在鐵屋子中的人”也好，悵惘周旋于無愛的家中的女人也好，二人都是偉大的尋求者，都以自己的作品成為中國人不再麻痹的一劑良藥，提醒著中國的男男女女正視眼前恐怖的生活狀態，尋求一條新生之路。

二、魯迅:表層冷靜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尋找永久的悲哀，深層卻對表現對象凝聚了自身的靈魂與情感。張愛玲:不露聲色地講述普通人的故事，卻流露著以個體生命體驗為背景的蒼涼感受 張家瑛說魯迅先生的小說里“有的只是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街上遇見的人，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在這個習見的世界里，在這些熟識的人們里，要找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是很難的??然而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并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里，我們都感覺到它。”“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于手術富于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即使是《故事新編》這樣的歷史小說，他也讓每一個歷史人物以普通人的身份面貌與表現站立在我們面前，成為千千萬萬小老百姓其中的一員。魯迅在1927年冬天的一次講演中談到現在的文藝創作時說“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里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么切身關系;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里去!”這些都讓我們看到魯迅的創作方式，他采取了很多象征的隱晦的方式，將自己似乎深深藏了起來，但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背后立著的一個優患又痛苦的魯迅的靈魂。他從不將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參與著每一場對靈魂的審問與對病體的剖析。《孤獨者》、《在酒樓上》可以看到魯迅靈魂深處的矛盾體在對話;《傷逝》中涓生的軟弱、自私、絕望何嘗不是來自魯迅內心的嘆息;《鑄劍》中冷峻的黑色人宴之敖者身上閃爍的正是魯迅那顆高貴的反抗一切的心靈光輝。正因為如此，魯迅的小說如同一面具有魔力的鏡子，那么有說服力地照見了歷史的虛空，照見了社會的污濁，照見了國人的病變。[!--empirenews.page--] 張愛玲說:“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因為事過境遷之后，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從故事本身發現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于是她冷靜講述一個個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說教，不用搖旗吶喊，不用哭訴憤怒，卻讓這“普通人中的傳奇，傳奇中的普通人”緩緩地流進讀者心中，沖擊著他們內心深處柔軟的靈魂。她似乎只是欣賞人生的舞臺上表演的戲劇的觀眾，如此冷峻、不露聲色。她說:“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她又說:“胡琴晰晰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火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傾城之戀》她看透了人生的虛妄，也理解女性短暫的一生掙脫不了的時代、歷史、生理與心理的種種束縛。她嘆息于艱難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協、蒼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過那不和諧處，我們依然能領悟著張愛玲來自自身生存體驗的深摯的同情與慈悲，因為那里流露的是以個體生命體驗為背景的蒼涼感，那也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對于張愛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題材，可是她對于一般人正當的要求(適當限度內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寬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是贊同的。這種態度使得她的小說的內容更為豐富。’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報酬的女奴，但是，這可悲可嘆的故事，卻穿透了歷史甚至穿越了今天與明天，照見女性幾千年來難以治愈的生命之傷。在這一點上，二人有著同樣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藝術的堅實力度，他們的作品因此而不會隨著時代的變遷煙消云散，而以它無窮的后勁影響著一代代讀者與文學的發展。上一頁[1][2][3]下一頁

三、譽迅:繼承發展了白.描等古典文學優良傳統，成功運用象征主義等現代創作方法。張愛玲，搜長故事的敘述等傳統敘述手法，自如運用精神分析法等現代創作方法 魯迅的小說繼承并發展了古典文學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與場景描寫簡煉干脆又韻味十足，這深得中國傳統的審美趣味。《故鄉》中閏土的肖像，《祝福》中祥林嫂“間或一輪”的眼神，都很逼真傳神。但是，他在分析人物靈魂與揭示社會病態時，又常常采取象征主義、精神分析學等西方現代主義的各種手一法，將表層平靜生活，表面倫理道德背后的惡濁不堪細膩深刻地展示給人們。《狂人日記》《長明燈》《在酒樓上》等是象征主義成功運用的典范，《肥皂》《兄弟》《補天》等可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被魯迅合理地接納和吸收。魯迅自己說:“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張愛玲的小說讀起來總是令我們回味中國古典小說的敘述方式、塑造人物上的美。她擅長營造一個個講故事的環境，講述普通男女的感情糾葛，生存的無奈。她也喜歡用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紅樓夢》的手法描寫人。但是，她又可以游刃有余地將現代心理分析法、電影手法等融匯進小說創作中，達到了中西古今的完善轉化與結合。《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生母早逝，潛意識中的“俄狄浦斯”情結無法轉移或升華，因而對曾傾慕生母的老師言子夜產生了病態的愛戀，并對其女兒產生嫉恨進而實行報復。《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作者也不厭其煩地刻畫主人公伶振保性本能沖動中“本我”與“自我”的對峙和交戰，“超我”對“本我”的防范和壓抑，及“本我”對“超我”的反撲和顛覆的全過程。最能代表她運用心理分析學說塑造人物、刻畫兩性心理所達到的登峰造極程度的還得推《金鎖記》，小說對畸形人生和變態人性的表現和批判令人觸目驚。[!--empirenews.page--] 魯迅的成功，正在于他將“繼承傳統”與“沖破傳統”統一起來，豐富了自己的創作，也推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而張愛玲也以中西結合、俗與雅并存獲得了聲譽，影響了之后大批的創作者。在這一點上，他們都是中國文學的偉大傳承者，又使自己的作品與世界文學融為一爐，共同推進了中國文學的進步。

四、魯迅:歷史使命感使他沒有僅僅普眼于個人的成功與作品的暢銷，而是用盡一生孤獨的叛逆、絕望的抗爭。張愛玲:急于成功并渴望被世人接受，在世俗生活中尋找踏實與一剎那讓人心明眼亮的“永恒的意味” 這也許是他們最大的區別，于是一個成為經典的偉人作品，一個成為經典的閱讀作品。其實經典可以分為很多種。有的是以思想的深刻，氣勢的宏偉，視野的廣博成為評論家交口贊譽的對象，并深刻影響著后人。有的則靠著不同的時代特點吸引讀者在閱讀中獲得樂趣。張愛玲的作品顯然屬于后者。也許張愛玲的份量終難與魯迅相提并論，但不能否認的是，二者都是優秀的小說家，以不同的方式確立了自身的價值與其文學的永恒魅力。

如果再進一步研究，會發現二人還有很多相似的思路與創作體現。例如他們都特別重視文學的真實性，人物來自生活原型，又采用了不同的生活原型進人小說后的改造法。他們都強調了作家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熟悉的題材。魯迅說過，能寫什么，就寫什么，不必趨勢，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張愛玲說“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通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也能夠寫出濫調來。”再比如寫人物，魯迅特別欣賞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人物心理的方法，認為他“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于人”，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間者”張愛玲的優秀作品都著力于分析人物靈魂深處的掙扎、矛盾、軟弱、失落。伶振保、七巧都是典型例子。

魯迅以自己一生的奮斗與抗爭成為杰出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他的成就張愛玲是難以企及的。即使在小說創作領域，也不好將二人相提并論。但是，透過以上的分析，也許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小說家某些方面的共識與取得成就的原因，這也許是研究它的價值所在吧。

第五篇：魯迅早期小說創作：以《狂人日記》為例

魯迅早期小說創作：以《狂人日記》為例

魯迅的處女作

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于《新青年》雜志第四卷第五號。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開辟了我國文學的發展的新時代。

這篇小說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所謂“表現的深切”是指小說深刻而有力地揭示了舊社會的吃人歷史；而“格式的特別”則是指小說形式的現代化。“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是對《狂人日記》非常精準的評價。這部小說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它清晰地呈現了現代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思潮之間的復雜關系。“格式的特別”

《狂人日記》是一篇日記體小說。這篇小說由十三則不標年月的日記構成，按狂人的心理意識活動來組織小說，打破了以情節為主、注重故事完整性的傳統小說結構方式。

與傳統第三人稱小說側重敘述外在事件不同，這篇作品以第一人稱即主人公自述的方式，著重表現了“狂人”的內心狀態，敘述帶有主人公的感情意識，讀者因此更容易站在“狂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作者擇取“狂人”這一陌生的視角來表達重大的思想主題，具體描寫“狂人”的種種病狀，他的瘋言瘋語、偏執、妄想等等。這就使“一個描寫對象從其通常的感知領域轉移到一個新的感知領域”，結果造成陌生感，“形成某種語義變化”。讀魯迅的小說，你就會發現魯迅在藝術形式的“陌生化”方面具有其他作家難以企及的自覺意識。茅盾說過：“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

魯迅的文學創作開啟了現代文學的諸多流派，比如《在酒樓上》、《孤獨者》首開知識分子題材小說，《故鄉》首開“鄉土小說”之風，《故事新編》則引發了“借古諷今”型的歷史題材小說創作。這與他在“陌生化”的自覺意識是分不開的。應當說，在魯迅的全部小說中，《狂人日記》形式的“陌生化”程度是最高的。《狂人日記》的藝術形式是獨創嗎？

《狂人日記》在藝術形式上借鑒了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說。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寫于1834年，果戈理筆下的狂人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的典型。小說中的狂人波普里辛，原是個專司為上司削鵝毛筆的小職員。他不僅社會地位低微，而且精神境界低下，因為單戀上司的女兒而遭到上司及同事的輕蔑。他們認為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與“高貴”的小姐戀愛，癩蛤蟆居然想吃天鵝肉!受到刺激的波普里辛憤而發狂，幻想自己成了將軍，甚至以西班牙國王自居，結果被關進瘋人院。果戈理以此對熱衷于官銜、權勢和金錢的黑暗社會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迸發出不平之鳴：“我想知道我為什么是個九等文官?為什么恰巧非是個九等文官不可?” 抄襲還是借鑒？

對于魯、果二人的這兩部同名小說，文學研究界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是抄襲，有人認為是借鑒。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這兩部小說有著很高的相似度。魯迅自己也承認，他的《狂人日記》源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一文中，魯迅這樣評價自己的《狂人日記》，“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ag01)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自己認為這篇小說源于果戈理，但藝術成就卻超越了果戈理。

所謂“抄襲”的證據

題目相同，篇名均為《狂人日記》； 題材相同，內容均為“狂人”的故事； 形式相同，都采用了“日記體”的形式。此“狂人”非彼“狂人” 果氏筆下的“狂人”，是一個俄國社會中“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的形象，是一個被等級制度和門閥觀念剝奪了愛情自由的人，是一個意識到個人自由權利重要性的人。

魯迅筆下的“狂人”，則是一個覺醒者、啟蒙者和斗士的形象。他意識到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并進而啟蒙人們走出到人性被戕害的蒙昧狀態。他不但發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而且自覺自愿地與禮教維護者進行堅決的斗爭。二者的精神內涵與所承載的文化觀念具有本質的不同。“狂人”眼中的“吃人”現象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里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樣。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他們是只會吃死肉的！——記得什么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⑺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吃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咽下肚子去，想起來也叫人害怕。“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才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吃得，整個的自然也吃得。

“吃人”的歷史事實

魯迅也非常重視野史和筆記之類被長期忽略的歷史資料，并于其中發現了歷史中被人忽略的“吃人”史實。

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回憶說：“魯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漢以后，特別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舉出具體的例來說，他看《玉芝堂談薈》知道了歷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 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匯編》里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于《皇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里錄存明永樂的上諭，兇惡得‘言語道斷’，更是使得他生氣，他總結起來，說中國書上鮮紅的寫著二字曰‘吃人’，豈不是正當的么？他這篇《狂人日記》，形式是小說，實際是反對封建禮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說是他關于野史和筆記的一則讀書筆記”。

“禮教吃人”的哲學文化溯源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以十三節長短不一的日記，形象刻畫了一個患有迫害狂恐懼癥的“狂人”形象。然而，它并不是關于一個精神病人的“紀實文學”，而是要借狂人之口來揭示出傳統文化的“吃人”本性。這部小說誕生后，關于這部短篇小說的評論文字已經是作品本身的數百倍甚至上千倍，形成了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大奇觀。自此以后，“封建禮教吃人”的觀念深深地銘記于中國人的心靈記憶中。

通常，人們只把“吃人”理解成對封建禮教本質的一種文學性概括，指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束縛和傷害。對于這個獨特的文學意象，很少有人去追溯它的哲學與文化背景。其實，“吃人”作為一個文化主題，并非始于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是從清代的思想界開始的。

這一文學意象經歷了一個由禮教“殺人”到“吃人”的悄然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戴震、章太炎為這個文學意象的生成作出了充分的哲學文化論述，最后則由魯迅將它銘記在國人的文學記憶中。戴震對程朱理學的反思

滿清統治者為了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大力宣揚程朱理學的道統理念，并由此衍生出“治統原于道統”、道統與治統合一的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支持下，皇帝集代表治統的“君”與代表道統的“師”于一身，徹底破壞了儒學體系中道統與治統分立并抗衡的構架設計。

儒生對“作君作師”的皇帝來說，已經不再是理論上的“帝王師”，而是事實上的“天子門生”。因此，這進一步強化了上對立下的絕對權威。在上者的任何意見都有道義上的合理性，上對下的任何責罰，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下對上的任何反抗，不但違法，而且違理。

面對這種局面，雍乾年間的考據學家、思想家戴震認為程朱理學已經成為“殺人”的幫兇，“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圣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在戴震看來，程頤、朱熹等道學家所謂的“理”，不過是“以己之意見，硬坐為古賢圣立言之意”。那么，“以理殺人”中的“理”不過是個人意見，并非公理。戴震認為，信守“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教條，實際上就是把人的正常情感和虛無飄緲的所謂天理對立起來，否定人的欲求所具有的合理性。正因為“天理”所具有的模糊性，掌握話語權的人隨時可以把個人意愿圖解為所謂的“天理”，并以此來壓制其他人的正當欲求。

戴震憤怒地指出“理”已經蛻變壓迫弱者的借口，“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于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 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從表面上看，戴震所言“以理殺人”，似乎專對程朱理學而發，但更多還是針對滿清的極權統治。不過，由于戴震身處極權統治最為嚴苛的雍正、乾隆時代，只能通過抨擊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來曲折地影射現實。

戴震身后，其音訓考據之學，主要為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所傳承，世稱“戴段二王”；不過由于他在《孟子字義疏正》中闡發的義理觀念太過于離經叛道，因而備受攻擊。一直到清末，才在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那里得到公正的評價。在三人中，尤以章太炎最為推重戴震，他對戴震的評價是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的。

在《釋戴》一文中，章太炎結合明清的政治史，對戴震批評程朱理學“以理殺人”的思想做出了高度評價。

“明太祖誦洛、閩儒言，又自謂法家也。儒法相漸，其法益不訓。蓋昔韓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于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于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顧太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違，而不循法。諫官有所長短，不以法律彈正。時藉洛、閩重言，以為柄矜。《記》所謂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人主窮迫亦以其言檢下，下復相朋以邀主。奸心難知，人主孤立，則庶事業脞，終于嫚令謹誅，萬事自此墮矣！”

“洛、閩諸儒，制言以勸行已，其本不為長民，故其語有廉棱，而亦時時軼出。夫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與行已者絕異。任法律而參洛、閩，是使種馬與良牛并駟，則敗績覆駕之術也。清憲帝亦利用洛、閩，刑爵無常，益以恣睢。會遭平世，無桑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視聽，官困于詰責，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獄滋繁，莫敢緩縱。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雒閩儒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列之以業棘，令士民搖手觸禁。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為臣民訴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

在戴震思想的影響下，東京時期的章太炎對宋明理學持否定態度，認為儒學“亂于魏晉，至宋明益蕩”。同時，在《思鄉原》中，把朱熹視為擾亂儒學原典精神的鄉原。戴震對程朱理學“以理殺人”的批判，經過章太炎的再次闡釋和發揚，已經轉化為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的批判。事實上，東京時期的革命黨人已經開始轉化和利用戴震的思想。劉師培的妻子何震在宣傳女權主義時，便把封建傳統對女子及一切弱者的迫害歸結為“空理殺人”，而且沿襲了戴震的論述方式，“夫所謂是非者，強者所定之是非也，強者之對于弱者，凡權力所能制者，制以權力，權力所不能制者，制以道德。權力制人于有形，道德制人于無形。使無量之人屈服于空理之下，莫敢抗己。強者何其智，弱者何其愚，此真所謂空理殺人矣”。

當時的留日學生，之所以對封建禮教有強烈的反感情緒，與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對戴震思想的闡發與宣傳有很大關系。

魯迅作為章太炎的學生，對戴震的這一思想自然是了解的。不過，他在“文學復古”的過程中，通過對大量的歷史現象觀察和總結，又超越性地發展了這一思想。所謂“以理殺人”，戴震是針對程朱理學有感而發；而章太炎將這思想用于對封建意識形態的批判上。

魯迅則通過深入的思考，將這一思想發展為對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述：“吃人”。統治者以“理”為借口“殺人”，其目的還在于懾服那些反抗者，只有用“刀”與“理”的雙重手段，才能牢固地控制被統治階級，才能讓他們伏伏帖帖地供養服侍自己。因此，“殺人”不過是手段，而“吃人”才是目的。

在統治者那里，“殺人”與“吃人”是合一的。對此，魯迅在《春末閑談》中曾加以詳細論述：“殊不知我國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于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贏并驅爭先”。因此，“吃人”不但涵蓋了“以理殺人”的所有內容，而且有著更為豐富的意義指向。

統治者所吃的“玉食”，自然是被統治者用自己的體力勞動換來的，因此，“吃人”的第一重含義是對“被吃者”肉體的吞噬。

由于強迫統治者貢獻“玉食”容易招致反抗，就要用“理”來說服、麻痹被統治者，同時以“理”為借口殺掉那些反抗者；故而，“吃人”的第二重含義是吞噬“被吃者”的靈魂。因此，“吃人”不但是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系的描述，而且還隱含了對統治手段的指認。因此，從社會學與文化學的角度看，“吃人”是對“以理殺人”的超越和飛躍。

魯迅作品退出中小學教材的理由

通過對《狂人日記》中“吃人”這一意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魯迅的作品中包涵了深刻的歷史哲學內容，充盈著他對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獨特觀察和心靈體驗。

對于中小學生來說，魯迅作品無疑是晦澀的、艱深的。沒有相當充分的哲學文化修養，自然也就很難理解魯迅那種獨特的語言方式、形象內涵。在已經相當自由和寬松的文化語境中，也就很難理解魯迅那種強烈憤怒的情感方式。

因此，魯迅的作品并適于用作中、小學的教材。然而，不讀魯迅作品或者無法讀懂魯迅作品，的確很難稱其為具有現代中國人的資格！因此，在大學教育中，應當進一步引導大學生閱讀與欣賞魯迅作品。誰來“救救孩子”？

對真人的渴望，激發狂人在篇末發出最后的呼喊：救救孩子??

不過，我們要問，誰來“救救孩子”？是“狂人”嗎？可能吧？不過，“狂人”說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那么，“狂人”對自身的啟蒙者資格是持懷疑態度的。往往被閱讀者忽略的省略號，其實蘊含著魯迅對自身、對新文化啟蒙者深深的質疑：我們有啟蒙者的資格嗎？因此，魯迅對國民性展開強烈批判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深刻的自我批判。

“救救孩子” 既是對未來的召喚，同時也是渴望自己被拯救的吁求！被人忽略的“小序”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魯迅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幾年，耳聞目睹有些革命者被說成瘋子：如章太炎是章瘋子，譚嗣同是瘋子，孫中山是孫大炮。但瘋話與真理統一。《狂人日記》是對這種現象的反駁和諷刺，“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了”。這里存在著反抗的悖論——瘋子的反抗不被大眾接受，要有效果，必須成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一樣會成為吃人機器的零件。瘋子其實是文化意識的反抗者，被不覺醒的大眾視為瘋。反抗悖論——瘋子的反抗不被大眾接受承擔，要有效果必須成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成為吃人機器的零件。

魯迅用文言撰寫小序的目的即在于此。“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補矣”。這則小序使小說的意旨更加恍惚迷離，其中也蘊含了魯迅對當時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懷疑：我們會不會又一次被人視為“瘋人瘋語”呢？目前，一些全面否定新文化運動意義的言論與主張又一次驗證了魯迅的懷疑。推薦書目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士菁：《魯迅早期五篇論文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