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深層剖析

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深層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

歷來，對司馬遷在史學上的輝煌成就，史學界已作過深入研究。但對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迄今為止，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筆者認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平準書》、《河渠書》列入八書，并為古代的經濟思想家和大工商業(yè)者專辟《貨殖列傳》，這就為中國的史學創(chuàng)造了必須記載經濟活動的范例。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限于篇幅，本文不擬對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作全面的論述，僅選取幾個最能說明問題的環(huán)節(jié)加以考察，以申述筆者的意見。

一、對商業(yè)都會經濟的描述

司馬遷對漢帝國日麗中天時期的經濟繁榮無比關注，武帝時期，其物質文明堪稱當時世界之最，從他對當時大小不等、繁華不一的商業(yè)都會的描述中可見一斑。

長安：長安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的經濟中心。長安城內有東西兩市，皆規(guī)模宏大，貨賂山積，“鬻者兼贏，求者不匱”，可知市內交易十分興旺。司馬遷《貨殖列傳》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陽：洛陽在西漢為陪都，在東漢為首都，扼關中與山東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華程度不下于西京長安。據《貨殖列傳》載：“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② 而“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③

臨淄：臨淄原為齊國的都城，在戰(zhàn)國時即已是一個工商業(yè)集中的大都會，人口達七萬戶，且殷實富有。據蘇秦對齊王說：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語雖夸張，但可知臨淄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大都會，到漢時仍盛況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萬戶，市租千金，是長安之外五都中最繁華的一都。據《貨殖列傳》載：“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記·三王世家》載：“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wèi)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沖厄，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于雒陽者。去雒陽，余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于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淄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陽，是漢、江、淮之間的交通孔道，又是鐵的產地，冶鐵工業(yè)非常發(fā)達，是工商業(yè)薈萃的中心。《貨殖列傳》載：“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yè)多賈。”⑥據《高祖本紀》載：沛公連夜領兵，把宛城緊緊圍住，圍了好幾圈。南陽郡守想要自刎，其舍人陳恢越過城墻去見沛公說：“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⑦。

陶、睢陽：兩縣原都是僻居內地的小縣，后邗溝與淮泗菏濟溝通后，兩城都位于運河之濱，于是便隨著商貨云集，而變成了重要的商業(yè)都會。《貨殖列傳》載：“陶、睢陽亦一都會也。”⑧又載：“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⑨ 《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韋昭云：隨時逐利也。”

邯鄲：邯鄲是趙國的都城，趙為大國，而邯鄲又適“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故在戰(zhàn)國時即已為“天下名都”，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到西漢時，其盛不減：“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wèi)。”⑩

燕、薊：兩地皆地連遼東，東北邊胡，東接穢貉、朝鮮、真番，是溝通中外的重鎮(zhèn)，又盛產魚鹽棗栗，故也是商貨聚散的重要都會：“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11

江陵：江陵是楚國的故都，為江南經濟區(qū)開發(fā)較早的地區(qū)之一，由于具有比較優(yōu)越的自然條件，故商業(yè)的發(fā)達亦比較早。“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12 壽春、合肥：戰(zhàn)國時楚徙都壽春，為淮河流域的重鎮(zhèn)，合肥受南北潮，為南北商貨交流聚散之處。“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13

番禺：番禺即今之廣州，自古為對外交通之門戶，又為“奇怪”和“珍異”之所聚，所有中國商貨之出口與南海諸國商貨之入口，均徑由此門戶，故自古即為中外商賈所麇集。當江南廣大地區(qū)還處于尚未開發(fā)的榛莽狀態(tài)時，番禺即已一枝獨秀，成為一個人煙稠密、交易繁忙的大都會。《貨殖列傳》記：“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14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二、司馬遷的重商觀念

司馬遷認為，在各種行業(yè)中，經商是致富的捷徑。“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15他指出：經商之所以容易致富，并且還容易獲致巨大的財富，這是由商業(yè)的性質決定的，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１）商業(yè)營運，實際上是資本運動，商品經濟與資本永遠是相輔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以資本為依托，沒有充足的資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中國早在春秋戰(zhàn)國年間，社會上就流傳著“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的諺語，據《韓非子》解釋說：“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這是說商人手中資本的作用，它是在不停的周轉中——即流通中來不停地使自己增殖的，所以商業(yè)經營規(guī)模的擴大，就是商業(yè)資本額的增多。

（２）商業(yè)利潤主要是來自商品價格的差額。古代商業(yè)主要是買賤鬻貴的販運性商品，這樣性質的商業(yè)說明生產與流通不是一個統一的過程。直到漢代，這種商業(yè)的性質并沒有改變，基本上還沒有越出《國語》所下的定義的范圍：“負任擔荷，服牛駱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賤鬻貴”。貴賤的差額愈大，則商業(yè)的利潤愈高。商品價格出現較大差額主要為兩種原因所造成：其一，受自然條件特別是地理條件的限制，使許多物產的有無多寡之間出現很大差異，成為《鹽鐵論》所說的多者獨衍、少者獨饉，即在盛產該物品的地方，價格奇廉，而不產或少產的地方，則價格昂貴；其二，是意外災害如戰(zhàn)爭、饑饉、疾疫等和荒歉造成的物價波動。總之，只要供需之間不協調，便是商人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商人常常于不旋踵之間即已腰纏萬貫。

（３）商業(yè)主要是為富有階級服務，故商人也主要是從財富所有者的豐盈荷包中來賺取高額利潤的。這也是由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受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二是受市場條件的限制。司馬遷所列舉當時四大經濟區(qū)的特殊物產，雖然都已是“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故皆待“商而通之”，但是這里所說的“中國人民”并不是一般的窮苦老百姓，而是具有充分購買力的財富所有者。同時，商人為賺取大的利潤量和高的利潤率，其所販運的物品，不但都是產自外地的罕見之物，而且都是產自遠地的特殊之物，地理的差距愈遙遠，價格的差額也愈巨大，于是隴蜀的丹沙毛羽，荊揚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齊的魚鹽旃裘，兗豫的漆絲絺纻等等，便都成了商業(yè)販運的主要內容。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種性質的商業(yè)一直在不斷發(fā)展之中，至西漢，商業(yè)的發(fā)展又遠遠超過了戰(zhàn)國，成為中國古代商業(yè)最發(fā)達的一個時期。史稱：“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6司馬遷以具體事例，描述了從春秋戰(zhàn)國到西漢時期的富商大賈的具體情況。很顯然，司馬遷不是為那些暴發(fā)的資本家寫個人的發(fā)家史，而是要通過那些暴發(fā)戶來說明貫串整個一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這些富商大賈都是兼營工商業(yè)或兼營農牧業(yè)，如，“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與時俯仰，獲其贏利，??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yè)也，而張氏千萬。”17以上這些人都是“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yè)。”18漢代這樣的富商大賈非常多，說明漢代商業(yè)資本積累得非常大。

三、司馬遷的財富觀念

《平準書》、《貨殖列傳》記載了歷史上和西漢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對各種經濟措施的評價，反映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也體現了他的財富觀念。司馬遷在敘述歷史時，把經濟發(fā)展的狀況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聯系起來，并注意到經濟變化對政治以及歷史的作用和影響。《平準書》載：“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yè)，以朝諸侯，用區(qū)區(qū)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齊桓公稱霸，魏國的強大，都是由于重用謀臣，實行發(fā)展經濟措施的結果。在記述秦的發(fā)展變化時，司馬遷也很注意經濟的盛衰與政治成敗的聯系。商鞅變法之后，“秦人富強”。秦興修水利，開鄭國渠，“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19。秦的滅亡也與經濟蕭條有密切關系。由于秦的殘暴統治，其結果使：“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20。在如此衰敗的經濟情況下，人民無法生活，只好奮而反抗，推翻當朝統治。

司馬遷已經認識到，經濟利益是人類社會各項活動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認為人們追求經濟利益是正當的、合理的。在《貨殖列傳》中，他對社會上各種各樣人物活動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寫道：“壯士在軍，??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奔富厚也。游閑公子，??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醫(y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社會上各行各業(yè)的人，都是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馬遷得出的結論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會上各種人物都是圍繞物質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他又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把人們追逐經濟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下來，鼓勵人們奮發(fā)有為的進取精神，這是應當肯定的。

司馬遷還力圖從經濟角度來說明人們的社會地位和思想意識。財富同權勢和地位是緊密相連的。《貨殖列傳》記述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以后，“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的。到了秦和漢初，由于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地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以畜牧業(yè)發(fā)財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所以，只要有錢，“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貨殖列傳》中還把社會上的奴役關系，視為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凡編戶之民，富相十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馬遷已經把人對財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認為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法則，從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地位的物質基礎。

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道德觀念，這也是司馬遷的一個重要的財富思想。在《貨殖列傳》中，他說：“‘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人富而仁義附焉”。經濟財富是道德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只能是“附焉”。能夠排除道德天賦的影響，提出含有唯物主義因素的命題，這是司馬遷的貢獻。當然，司馬遷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義附焉”，那就是否認了道德的階級性。

所謂“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則是沒有道理的指責。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強調了經濟生活的重要，并以齊國為例，指出發(fā)展生產是國富民強的根本途徑。他認為對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現象，只能因勢利導，予以適當滿足，而不應該用空洞的說教去禁止這種追求，或者與老百姓爭奪利益。他從社會發(fā)展的觀點分析，認為農、虞、工、商都不可缺少，輕視貨殖是毫無道理的，這在當時可說是非常卓越的見識。他指出當時社會只要有錢，則名譽有了，地位也有了，犯了法還可用錢去贖，所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這就難怪人們拼命追求錢財了。王公大臣無不如此，何況編戶齊民呢？他還帶有諷刺意味地說：要不是子貢很富有，能夠聘享諸侯，孔子也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名聲。早在孔子時代，錢財已有這樣大的作用，到了漢代，其作用更是深入到各個領域。司馬遷敢于正視現實，揭露這一種社會現象，這與那些以講功利為羞恥的儒者當然是大相徑庭的。

四、司馬遷的流通觀念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國民經濟已在前代基礎上達到進一步充實和發(fā)展，其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１）全國各個經濟區(qū)和各個生產部門更緊密地結合在一個整體之中，彼此成為互相依存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論它是什么地方的一個生產物，也不管它是農產品、手工業(yè)品、天然礦產品、林牧副漁等采集獵獲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能成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或為人們喜好的奢侈品，都成為生產販運的經營對象，而被納入國民經濟的整體之中。司馬遷在指出這一重大的經濟發(fā)展時說：“夫山西饒材、竹、楮、纟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1。意即四大經濟區(qū)所有的各種地方物產，原來不但不是商品，而且有很多還不是供使用的用品，現在都為全中國人民所喜好，并成為全國人民“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等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而自然也都成了農、虞、工、商各個經濟部門從事經營的專門業(yè)務。

（２）商品的自身運動形成商業(yè)，產品由商業(yè)而變?yōu)樯唐贰Ｉ唐方洕陌l(fā)展，首先是商業(yè)的發(fā)展。恩格斯指出：“現在商人來到了這個世界，他應當是這個世界發(fā)生變革的起點”。22商人出現后即商業(yè)發(fā)達后的一個直接結果，是把原來當作直接生活資料來生產的物品，或者未經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品，現在經商人之手而轉化為商品。這樣的變化在戰(zhàn)國年間已經開始，到了秦漢時代就更為顯著了，司馬遷曾指出這種變化：“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楸，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23以上這些東西，原本都不是商品，只是由于商人來收購販運，才變成了商品，變成了“富給之資”。這些東西的主人之所以能“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是因為到了這些東西的成熟收獲季節(jié)，自有商人從四面八方來收購。這都充分說明：產品在這里是由商業(yè)而變?yōu)樯唐返摹５沁@種關系發(fā)展到一定階段，運動的方向就倒轉過來了，這時不再是商業(yè)把生產物變?yōu)樯唐罚巧唐返淖陨磉\動形成商業(yè)，過去是商業(yè)支配產業(yè)，現在正相反，是產業(yè)支配商業(yè)了。這樣一種細微難見的隱約變化，司馬遷也敏銳地觀察到，他在《貨殖列傳》中說：通邑大都，每年釀一千甕酒，一千缸醋，一千瓶飲漿，屠宰一千張牛羊豬皮，販賣一千鐘谷物，一千車柴草，總長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萬棵竹竿，一百輛馬車，一千輛牛車，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鈞銅器，一千擔原色木器、鐵器及染料，二百匹馬，二百五十頭牛，一千只豬羊，一百個奴隸，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鈞綿絮、細布，一千匹彩色絲綢，一千擔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鹽豆豉，一千斤鮐魚、鮆魚，一千石小雜魚，一千鈞腌咸魚，三千石棗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條毛氈毯，以及一千種水果蔬菜，??“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24所有這些東西的生產者，根本都是當作商品來生產的，不管從事其中的哪一種生產，都可以發(fā)財致富，“比千乘之家”。說明上述的任何一種產品，對于它的所有者，都是以變換價值的形態(tài)存在的，亦即都是把它當作單純的交換價值來進入流通領域的。

五、司馬遷的經營理論

從事商品生產的各種手工業(yè)，大都是作坊手工業(yè)，特別是那些產量巨大的采礦、煉銅、鑄錢、冶鐵、鑄造、煮鹽等等，都不可能以個體方式進行小量的生產，而必須是大規(guī)模經營，這是由手工業(yè)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本身應有的組織形式。在漢武帝實行禁榷制度以前，所有這些企業(yè)都是在“開關梁，馳山澤之禁”的放任政策下，完全聽任私人自由經營的。由于這些企業(yè)都具有資本多、雇工多、產量多、利潤多的特點，所以很早就使其經營含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性質。

（１）所有這些企業(yè)的經營者或所有者都是資本所有者。客觀的經濟規(guī)律是圍繞著資本這個軸心來旋轉運行的。司馬遷早就敏銳地看出，象冶鑄煮鹽等大型企業(yè)的全部生產和營運，都是在資本的命令下進行的，他在《平準書》中指出：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財物，奴役貧民，“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25可見投資于這些企業(yè)的都是富商大賈或地方上的豪強大家，他們都是先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于發(fā)財致富之后，才具有充分的資力來從事這些經營。

（２）由于這些企業(yè)都具有規(guī)模大、產量多、利潤高的特點，生產出來的產品又是人人所必需，因而有廣大的國內市場，以致經營的人往往大發(fā)其財。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以大量例證來闡明了這一問題：巴郡寡婦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家產也多得不計其數。“清，寡婦也，能守其業(yè)，用財自衛(wèi)，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26猗頓是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yè)，與王者埒富。”27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yè)，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28。魯地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29。“［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30。從上面數例引證可知，在漢初實行放任政策時，于是采礦、冶鐵、煮鹽、采銅等業(yè)遂成為一項最有利的經營，因為它可以直接形成財富。

事實上，在冶鐵工業(yè)發(fā)達之后，其所鑄造的鐵器主要都是農具，因為農具的需要量最大，有廣大的國內市場。秦時除有眾多的私營冶鐵業(yè)外，還有官營的冶鐵業(yè)，秦有鐵官，如司馬遷之先昌，“昌為秦主鐵官”31，可知秦時政府也大量地鑄造農具。秦時還沒有實行禁榷制度，故秦和漢初的私營冶鐵業(yè)亦非常發(fā)達，例如：“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yè)，與王者埒富”；秦遷卓氏，致之臨邛，“即鐵山鼓鑄，??傾滇蜀之民”；程鄭“亦冶鑄，賈椎髻之氏”32。他們所冶之鐵，當然都鑄造為農具或工具，才能賈椎髻之民或滇蜀之民，亦才能富至巨萬。實行禁榷制度后，鹽鐵皆收歸官營，官營冶鐵業(yè)亦主要是鑄造農具，并于各郡縣遍設鐵官以推銷供應。有時由于官工場的粗制濫造，單純地追求數量，不顧質量，致所鑄造的農具粗大笨重，不甚適用，而官僚主義的經營方式不善和推銷人員的服務態(tài)度不佳，亦給農民增加了諸多不便。

六、司馬遷的貨幣理論

司馬遷在經濟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鮮明的特色，具體在貨幣理論方面，可以說是獨具一幟的。

（１）貨幣起源論。其主要論點：其一，貨幣是商品交換發(fā)展的必然產物。他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33。司馬遷認為貨幣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而自然發(fā)生的。說明他已經認識到貨幣不是人的主觀意志的產物，不是圣王賢君為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其二，貨幣產生的時間。他認為高辛氏以前已有貨幣，不過未有文字記載，不可得而詳考。又認為虞夏以前早已有貨幣，到虞夏之時，其幣分為“金三品”，“或黃或白或赤”即黃金、白銀及銅。而銅又有錢、布、刀之別，此外還以龜貝為貨幣。其三，貨幣形式的統一。到了秦代全國貨幣統一為二，“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純紥矠隨著秦王朝的建立，貨幣形式劃而為一，幣材也集中到金屬體上。只是由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決定著商品交換、貨幣關系不十分發(fā)達，交易額不很大，以鎰為單位的價值量太大，不適合小額交易的需要，必須由價值量較小的賤金屬銅來充當幣材。

（２）貨幣流通與物價理論。司馬遷在《平準書》中指出：從建元（前１４０）以來，政府財用匱乏，往往在產銅多的山地就近鑄錢，百姓也時有私鑄。于是“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越多，則貨幣購買力越低；貨物數量越少，則物價越昂貴。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僅就貨幣而言，它的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相脫離，即法定半兩錢的重量為四銖，如以一兩２４銖計算，半兩足值鑄幣應重１２銖，可法定含銅量僅四銖，已是不足值的鑄幣。因而只是價值符號或貨幣的代表了，不再是足值鑄幣，不可能再自發(fā)調節(jié)流通中的貨幣量。況且官府巧法鑄造或私鑄的貨幣，經過磨取銅屑，會越鑄越輕，越鑄越薄，遠在四銖以下。這種劣幣勢將充斥流通領域，幣值越低，貨幣購買力也就越低，物價越高。當時司馬遷已經認識到在商品數量不變、鑄幣貶值的情況下，單位鑄幣的實際價值與名義價值、商品價格成反比例變化，這是符合商品貨幣交換規(guī)律和當時實際情況的。基于此，他反對縱民私鑄，贊同漢武帝集中鑄造新“三官錢”，建立統一的五銖錢制度。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里論及貨幣流通的作用，認為：“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即貨幣流通為的是促使農商各業(yè)間的貿通有無，交易往來；貨幣交換關系發(fā)達后便出現了貪詐尖巧，兼并傾軋，巧取豪奪，趨利若鶩，棄農經商等社會現象。這里，司馬遷充分肯定了貨幣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貨幣的積極作用，溝通了農、工、商之間的交往，促進了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商業(yè)經營規(guī)模的擴大，推動和刺激了封建社會的繁榮和穩(wěn)定。同時他又指出貨幣的消極作用，激起人們對于貨幣的崇拜和追逐。對此他作過客觀陳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這是對商品貨幣關系下人類社會心態(tài)行為的生動寫照和高度概括，它促成了流通領域的投機取巧，爾虞吾詐，明爭暗斗，相互傾軋，商業(yè)畸形發(fā)展，農業(yè)面臨嚴重挑戰(zhàn)等一系列層出不窮的新的社會危機。司馬遷客觀反映了這種貨幣經濟的社會現象，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３）貨幣信用制度和信用學說。司馬遷把高利貸與工商業(yè)者并列，并為之立傳，以同情的筆調描述他們的致富活動，流露出他對漢武帝打擊商人政策的不滿。《貨殖列傳》載：“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關中。”高利貸的經營業(yè)者可以稱家，足見他的普遍存在，已不是某一行業(yè)的兼營業(yè)務，也不是一種個別的偶然的社會經濟現象，它已是一種專門經營貨幣借貸的高利貸行業(yè)。無鹽氏則是其中最有頭腦，最善玩巧，孳殖和爭于機利的代表人物。無鹽氏是司馬遷正面記述，并與范蠡、計然、子貢、白圭、蜀卓氏等一同作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靠“取與以時”，可資后來“智者”借鑒效仿的楷模，可供垂范的典型，而不是作為指斥、反對的對象。他將貨幣借貸視為正當的營業(yè)，未予否定或歧視，因而他在記述高利貸剝削活動時，描述高利貸資本急驟積累時毫無貶詞，他是我國公開承認高利貸合理性的第一人。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述了那些沒有爵位俸祿封地食邑人的盈利收入能與列侯封君匹敵時，稱之為“素封”。對他們，司馬遷采取的是客觀態(tài)度，并未流露出任何批評或反對之意。

司馬遷的貢獻還在于，他專門開辟了《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兩個篇目。《貨殖列傳》專門保存和記述了春秋戰(zhàn)國至漢武帝時期的著名富商大賈的業(yè)績及時代背景，為研究這一時期的貨幣信用制度和貨幣信用學說提供了寶貴史料。《平準書》專記漢初至武帝一百年間包括貨幣、信用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為研究西漢貨幣信用制度和思想史提供系統、豐富的史料，盡管它還不十分完備，也存在著諸多不足，可他為后代史學家所開創(chuàng)的先例、首創(chuàng)之功不容抹煞和低估。

總的來說，不論是商業(yè)還是手工業(yè)，大量積累起來的商業(yè)資本，既沒有足夠發(fā)達的商品生產來與之相結合，又不能把商業(yè)資本直接轉化為產業(yè)資本。總的出路，一是購置土地，這就形成了歷史上永遠無法解決的土地兼并問題；二是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就是通過重利盤剝以增殖其自身。然而，不論是進行土地兼并還是經營高利貸，對整個經濟所起的都是消極的破壞作用，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封建社會越發(fā)展，商業(yè)資本積累得越多，反而使整個社會愈不發(fā)展，以至愈不能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原因所在。我們必須看到，司馬遷畢竟是一位封建地主階級的史學家，由于階級和思想的局限，《史記》中的許多記載還沒有完全擺脫天人感應說和歷史循環(huán)論的影響，否認了道德的階級性等，這也是不足為怪的。然而，《史記》經濟思想內容之豐富，經濟理論之卓越，其深遠而巨大的影響足以令后人景而仰之。

（出處：《江漢論壇》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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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②③ 《史記》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④⑥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3 24 26 27 28 29 32 《史記》卷１２９《貨殖列傳》。⑤ 《史記》卷６０《三王世家·褚先生補述》。⑦ 《史記》卷８《高祖本紀》。18《漢書》卷９１《貨殖傳》。19《史記》卷２９《河渠書》。25 30 33 34 《史記》卷３０《平準書》。馬克思：《資本論》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１９頁。31 《史記》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第二篇：司馬遷 思想

略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馬遷的《史記》一書,不論在我國的史學遺產中還是文學遺產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對《史記》進行研究時, 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對司馬遷思想的評價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們從思想上研究《史記》的出發(fā)點。

關鍵詞：司馬遷；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史記

一、經濟思想

司馬遷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是比較復雜的，是一個充滿階級矛盾的時代，也是西漢從鼎盛逐漸走向衰微的時代。司馬遷從事著作時，西漢的經濟經過“文景之治”達到空前繁榮。農業(yè)、手工業(yè)、對外貿易的發(fā)展，以及經濟市場的擴大是漢武帝初年經濟繁榮的標志。然而從經濟繁榮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著統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賈們, 至于廣大農民所得到的卻是沉重的賦役、豪強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盤剝。因此, 在“ 盛世” 之下, 農民破產, 賣妻窩子的現象屢屢發(fā)生。漢武帝好大喜功, 連年對外用兵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 出現了 海內虛耗, 戶口減半”的局面。因此漢武帝末年廣大勞動人民愈來愈陷于貧困,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 農民暴動、起義事件時有發(fā)生。作為歷史學家的司馬遷, 他的美好的理想與殘酷的現實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 這就從思想上給他打上了充滿矛盾的時代烙印。

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司馬遷在《 史記》中將《平準書》、河渠書》列入八書，并為古代的經濟思想家和大工商業(yè)者專辟《貨殖列傳》。為中國的史學創(chuàng)造了必須記載經濟活動的范例, 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①為中國的史學創(chuàng)造了一條必須記載經濟活動的范例。

司馬遷認為, 在各種行業(yè)中, 經商是致富的捷徑。“夫用貧求富, 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這體現了司馬遷經濟思想中的重商觀念。他指出，商業(yè)的性質決定了經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商業(yè)營運, 實際上是資本運動, 商品經濟與資本永遠是相輔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都是一資本為依托，沒有充足的資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

二、商業(yè)利潤主要是來自商品價格的差額。

三、商業(yè)主要是為富有階級服務, 故商人也主要是從財富所有者的豐盈荷包中來賺取高額利潤的。③

《平準書》、《貨殖列傳》記載了歷史上和西漢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對各種經濟措施的評價,體現了他的財富觀念。司馬遷在敘述歷史時, 把經濟發(fā)展的狀況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聯系起來, 并注意到經濟變化對政治以及歷史的作用和影響。在記述秦的發(fā)展變化時, 也很注意經濟的盛衰與政治成敗的聯系。當時, 司馬遷已經認識到, 經濟利益是人類社會各項活動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認為人們追求經濟利益是正當的、合理的。司馬遷得出的結論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④ 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會上各種人物都是圍繞物質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把人們追逐經濟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下來, 鼓勵人們奮發(fā)有為的進取精神, 這是應當肯定的。但是,他把剝削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說成是普遍的人性, 則是應當予以批判的。

司馬遷還力圖從經濟角度來說明人們的社會地位和思想意識。財富同權勢和地位是緊密相連的。《貨殖列傳》中還把社會上的奴役關系, 視為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凡編戶之民,富相十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馬遷已經把人對財富占有的多寡看作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認為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法則,從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地位的物質基礎。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道德觀念,這也是司馬遷的一個重要的財富思想。經濟財富是道德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只能是“附焉”。⑤ 能夠排除道德天賦的影響,提出含有唯物主義因素的命題,這是司馬遷的貢獻。在兩千多年以前, 司馬遷重視經濟生活在歷史上的作用,看到了經濟力量對社會意識的影響,的確是閃爍著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芒。當然,司馬遷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義附焉”,那就是否認了道德的階級性。

司馬遷在經濟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鮮明的特色，具體在貨幣理論方面，可以說是獨具一幟的。⑥ 他論述了貨幣的起源、貨幣流通與物價的關系以及貨幣信用制度和信用等問題。

二、政治思想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封建社會經過統一、恢復階段走向繁榮富庶,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一定的發(fā)展, 并出現了豪強兼并情況的時候；是漢王朝已由穩(wěn)定趨向強大,而所謂“文景之治”背后隱蔽的矛盾危機卻在日益顯露的時候,是漢武帝為鞏固封建集權統治,積極推行“獨尊儒術”政策,儒家學派比其他學派更占優(yōu)勢的時候。⑦ 這些現實生活無疑對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

當然, 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司馬遷在《史記》中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司馬遷承受來的儒家學派的思想資料涂飾了一層時代的色彩。⑧ 這就是為適應漢初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而加以改造過的漢初之儒。漢初之儒的主要改造者是董仲舒。董仲舒從先秦儒家學派的思想資料倉庫中經過精心挑選, 并雜揉進一些陰陽家學派的思想資料而加工改造的變種。司馬遷主要地繼承了這種思想資料。司馬遷從董仲舒那里承受了不少思想資料,但決不只是董仲舒思想的翻版。他繼承了董仲舒漢初之儒的儒家部分思想資料,而批判接受了其中陰陽家部分的思想資料。司馬遷在父親司馬談的影響下和史家掌管天象的實踐中,在一定程度上揚棄了陰陽家的“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神秘主義部分, 吸取了陰陽家的“序四時之大順”的合乎自然實際的成分。⑨

司馬遷也從道家吸取了思想資料。司馬遷受了司馬談一些家學影響；但這正如他從儒家吸取思想資料那樣, 他所吸取的是漢初所實行的“黃老之治”的思想資料。“黃老之治”是漢初適應中小地主階級要求發(fā)展土地私有制的統治術。它的“無為而治”不是“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不干涉的消極態(tài)度, 而是以“無為”為表面,以“而治”為實質, 是“將欲取之, 必先與之”的釣餌榨取政策；它是以“無為”為手段,以“而治”為目的,借以“保護”中小地主階級發(fā)展的積極政策。⑩

所以說,司馬遷吸取的思想資料并不單一。他吸取的不是純儒純道,而是從經過董仲舒改造的漢初之儒和黃老之治中吸取了經他選擇的資料所形成的新結合體。這種新結合體適應了漢朝前期的社會需要,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階級政權利益, 有利于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剝削和榨取,也滿足了中小地主階級的發(fā)展要求。司馬遷是具有著濃厚的以漢為正統而實現大一統的政治思想的,概括說,就是“尊漢”思想。司馬遷不僅以漢得天下為正,而且希望漢政權的鞏固和穩(wěn)定。他在《儒林列傳》中寫下這樣一段故事；景帝時,代表儒家的轅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黃生曾經發(fā)生過一次關于湯、武伐柴、封的性質間題的爭論。司馬遷編纂史記選擇史料是有權衡的, 他之所以寫入這樣一段故事, 一方面固然說明他因同意黃生和景帝的意見而設法保留下來, 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他同樣希望漢政權鞏固和穩(wěn)定的思想感情。司馬遷對于武帝以前的漢初政治局面, 具有莫大的熱情, 他曾不止一次地頌揚漢初恢復發(fā)展的“輝煌”成就。司馬遷不僅頌揚漢初的政治局面, 而且對漢初的幾個最高統治者也都在《史記》中留下了不少頌揚和肯定的文獻記錄。司馬遷在以漢為正統的思想基礎上, 更是中央集權的熱烈擁護者。他在《史記》中充分發(fā)揮和宣傳了濃厚的大一統思想。司馬遷不滿于秦的暴政 但對秦的統一集權則持肯定態(tài)度。他在《史記》的齊、魯、燕、宋、晉、管蔡、陳祀等世家中都不憚繁地記錄了“ 秦始列為諸侯”。《田敬仲完世家》中更大書一筆“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表示對這個實現中央集權統一局面的政權以極大的重視。?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若干政治問題的解釋大抵歸之于天命。他認為天上有災異變化,人間必有相應的大事。這種天人之間的感應關系“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

另外，司馬遷的“ 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主要探討歷史上的政治成敗、國家興亡, 同國家施政人民情緒、國民經濟、使用人材等的相互關系 從而提出了施政之當否、民心之向背經濟之榮枯、用人之得失,直接影響到歷史上的政治成敗和政權興亡的看法。? 同時, 他對于歷史上某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國家命運, 又往往不是片面地強調一點,不及其余；而多是注意全局,力求詳明。如論秦亡漢興,上述四方面的因素大致都已提到。毫無疑問,司馬遷有些思想是唯心主義的。但是, 他處在專制、愚昧的封建社會初期,那么認真地注意歷史的經驗,深刻地說明了歷史上的政治成敗和國家興壞的某些道理, 實在可以肯定為古代史學中的民主性精華。

參考文獻：

①李倩.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深層剖析[J].江漢論壇報,2006(11):62.②司馬遷.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202.③李倩.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多維建構[J].司馬遷與史記論集,2006:549-550.④李倩.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多維建構[J].司馬遷與史記論集,2006:553.⑤李倩.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多維建構[J].司馬遷與史記論集,2006:554.⑥李倩.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深層剖析[J].江漢論壇報,2006(11):66.⑦來新夏.從《史記》看司馬遷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3.⑧來新夏.從《史記》看司馬遷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4 ⑨⑩來新夏.從《史記》看司馬遷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5 ?鄧晉樂.關于司馬遷的政治觀[J].晉東學刊,1995(4):86.?鄧晉樂.關于司馬遷的政治觀[J].晉東學刊,1995(4):80.

第三篇：論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特殊性

論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特殊性

摘 要：司馬遷是我國西漢時期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經濟思想家，以其鴻篇巨制《史記》名彰千古。但長期以來，關于司馬遷及《史記》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詞考證、思想精神等史學方面和文學方面。而關于他的經濟思想研究較少。本文擬以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為主，兼顧《平淮書》、《河渠書》，主要論述他的超越時代的、特殊的經濟思想。

關鍵詞：司馬遷

《史記》

《貨殖列傳》

獨特

經濟思想

司馬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同時也是我國古代一位杰出的經濟思想家，他瑰麗奇特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平淮書》和《河渠書》三篇著述中，尤以《貨殖列傳》為主，筆者就其獨特的經濟思想，歸納如下：

一、主張民富，認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漢時期，自從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統治地位。儒家在民眾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說“放于利而行，多怨”，“富與貴，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部《論語》“子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認為一個人財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視了作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奮斗，很明顯有宿命論的傾向。孟子則曰“仁義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態(tài)度。儒家對于“利”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士人當中影響深遠。但司馬遷卻不然，他主張民富，認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現。他從人的自然本能出發(fā)，認為人人都有“趨吉好利”的本性。社會上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質財富。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并進一步深刻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沒有被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想所掩蔽，而是獨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統治階級長期蒙蔽于百性頭上“仁義”的面紗，肯定了普通民眾求富的合理性，并舉子貢富而使孔子名揚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獨到的見解，認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驗”。而正是這種“求利”思想，推動著個人及社會的向前發(fā)展。他的思想，表現了他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社會觀。比西方亞當?斯密“經濟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會分工思想

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充分認識到了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產物。他把西漢當時的社會分工粗略的的分為“農、工、商、虞”四個部門，認為這四個部門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組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部分。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可見他很早就認識到對商業(yè)的重要性。他在《貨殖列傳》中又列舉了社會生活中各行各業(yè)細致的分工，例如農業(yè)、漁業(yè)、畜牧業(yè)、鹽業(yè)、礦業(yè)、種植業(yè)等，并列舉社會“末業(yè)”中從業(yè)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醬、殺牛、造船、漆器、紡織、刺繡等行業(yè)，可謂各行齊備，包羅萬象。司馬遷的社會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對社會的細致觀察和深入思考。同樣，也比西方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理論早了1000多年。

三、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全國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風俗，主張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當地風俗民情特點結合起來，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列舉了姜子牙被封營丘的事例，那里本來多是鹽堿濕地，人煙稀少，因離西周都城遙遠而顯荒涼偏僻。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勵當地的婦女致力于紡織、刺繡，提倡工藝技巧;又積極變廢為寶，利用鹽堿濕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點，積極發(fā)展?jié)O業(yè)和曬鹽業(yè)，再讓商人把海鹽和魚類販運到其他地區(qū)，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便紛紛流歸齊地，齊國便慢慢富裕起來。到后來，齊桓公竟因此逐步積累，經幾世奮而成霸業(yè)。又說關中地區(qū)沃野千里，宜種植農業(yè)，以農業(yè)致富。而齊、趙地區(qū)的居民聰明靈巧，善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qū)的居民能種田、畜牧，并且養(yǎng)蠶等等。又舉白圭、猗頓、烏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跡。并以此為例，主張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認為商場如戰(zhàn)場，商業(yè)競爭和戰(zhàn)爭一樣，都有風險。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話： “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告之矣。”認為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一個人在經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隨機應變，勇氣上如不能果敢決斷，仁德上如不能正確取舍，強健上如不能有所堅守，就不能取得成功。司馬遷高度贊揚經商者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出奇制勝的經商智慧。主張致富時要因地制宜，要結合當地的世俗民風，智富、巧富、以奇致富，這是司馬遷教民致富、發(fā)展經濟思想又一重要思想表現。

四、在多渠道的致富路徑中，尤重商業(yè)，“素封論”思想。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很多致富的途徑，例如他認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無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稅”致富，其他如猗頓經營鹽業(yè)、郭縱冶鐵、烏氏倮經營畜牧業(yè)、巴蜀寡婦清開采礦石等。而從事“末業(yè)”的如陸地牧馬、澤地養(yǎng)豬、水中養(yǎng)魚、山中植樹，齊魯種麻、渭川植竹等，市井手工業(yè)中特舉例說有販賣油脂的，雖為當時人所瞧不起小行當，而雍伯用它掙到了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用它賺了一千萬錢。磨刀本是小手藝，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用它富至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里用它富到擊鐘佐食。并贊揚說這些人都是由于不恥微小、心志專一而致富的。而在他所舉的各種行業(yè)中，尤重商業(yè)，他認為經商是致富的捷徑。“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認為民間所產的各種農副產品及各種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貨殖”二字，即指“謀求財貨繁殖生利”之道。他詳細列舉了從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頓、卓氏、孫氏、鄭程等，并詳細記錄他們從事商業(yè)的事跡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自創(chuàng)“素封”一詞，贊揚了他們雖不經皇帝敕封但卻富可敵國的財富和地位。而這種“素封”思想，表明了司馬遷對商人、商業(yè)的重視，對商人、商業(yè)高度贊揚和肯定，這在當時“重農抑商”的社會環(huán)境中尤顯標新立異和難能可貴。

五、正當致富，主張本富，反對奸富的思想

所謂本富，就是人們從事農業(yè)生產而致富，在當時的社會中認為這樣致富是最高尚的，應當受到褒獎和肯定。所謂末富，就是指從事商品交換、冶鐵、畜牧、各種手工業(yè)而致富。所謂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著生命危險、靠攫取不義之財而獲得財富。如司馬遷所列舉的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私刻假印、偽造文書、貪污受賄等等。他在《貨殖列傳》中說“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末富”、“奸富”這三個詞是他的發(fā)明，這句話也是他的發(fā)明。他將奸富作為最下來看，說明了他在致富路徑選擇上的價值傾向，要走正路，正當致富，不義之財不可得。否則，等待你的將是法律的嚴懲。這種思想，不僅對當時的求富者有著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對現世中的當代人，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綜上而言，司馬遷的特殊的經濟思想主表現在對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較早的提出了社會分工的理論;主張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對商業(yè)的重視，素封論思想;最后表明他對獲得財富的路徑取向，主張本富，反對奸富。號召人們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他的經濟思想，雖然不能和現代工業(yè)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統的經濟思想相比較，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非常大膽的、先進的，具有前瞻性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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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北京工商大學 夏京春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的不朽巨著《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歷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學作品,而且在經濟學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見解和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司馬遷傳《游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貨殖列傳》)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于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錢先生看到了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以后我國正史中多數都有《食貨志》,政書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貨部分列為全書的首部,記載了大量的經濟史料。這是與司馬遷在史書中寫入經濟問題的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分不開的。

司馬遷生活在封建經濟繁榮的漢武帝時期,他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先秦以來“重本抑末”的傳統觀點,主張發(fā)展工商業(yè),推崇個人致富。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記載了歷史上和西漢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對各種經濟措施的評價,記述了春秋以來的著名商人的活動,分析并論證了商業(yè)活動發(fā)生發(fā)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業(yè)活動在發(fā)展經濟、富國利民上的重大意義,表現了唯物思想的光輝。本文擬從《貨殖列傳》入手,分析并探討一下司馬遷卓越的經濟思想及其價值。

一、“五之”說

從歷史上看,漢代商業(yè)在市場商品流通廣泛發(fā)展的基礎上,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商業(yè)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盡管漢武帝大力發(fā)展官營商業(yè),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間自由商業(yè)的發(fā)展。司馬遷描述當時的狀況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農工商虞無需誰去號令和組織,他們都能自發(fā)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勸其業(yè),樂其事”,這都是為的去“求富益貨”;那千千萬萬的人,“不擇老少”,“出不遠千里”,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也都是為的去“奔富厚”。這種求富奔富、趨利逐利的活動,“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他認為這既符合“道”,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對于人民的趨利求富的活動,為政者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呢?司馬遷同時代人董仲舒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萬民之從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張用“教化”去圍堵和遏止。司馬遷的觀點與此不同。他認為,人們追求富裕“逸樂”的生活,“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門逐戶去說教,也是“終不能化”的。面對這種客觀情況,司馬遷認為應該采取的對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五之說”是司馬遷對發(fā)展工商業(yè)問題的總看法,提綱挈領,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有區(qū)別地肯定前四種做法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順應自然,即國家不要干預工商業(yè)者的自由發(fā)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放手發(fā)展市場經濟;其次是因勢利導,“疏”而不“堵”,也就是國家的適度干預與調控;其次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運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太史公自序》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知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可見,“因之”是有前提的。國家讓“布衣匹夫之人”,“取與以時,而息財富”,首先是由于他們“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們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對他們“整齊之”,“教誨之”。司馬遷在實錄歷史事勢發(fā)展中似乎已經朦朧看到經濟與法制的關系、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既要抓物質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發(fā)展經濟,又要加以適當控制,這是很了不起的。司馬遷最不贊成的是最后一種做法——“與之爭”,同老百姓對抗,不讓老百姓去求富益貨和趨利奔富。這里的“與之爭”,是針對漢代實行的禁榷制度和國家官辦商業(yè)、工業(yè)而言的。由于漢武帝殘酷打擊私商,車船稅重,因而私人工商業(yè)急劇減少,流通阻塞,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其苦。司馬遷希望讓私人工商業(yè)自由發(fā)展,自由競爭,反對漢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說是司馬遷對治理國家的經濟問題開出的一劑良方,可以說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說

司馬遷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現實主義頭腦的歷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樣鄙視工商業(yè),而是認為各行各業(yè)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是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就當時各地的經濟發(fā)展來看,已經出現了地區(qū)分工的傾向,例如“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就是說,已經有農業(yè)發(fā)達地區(qū)、半農半商地區(qū),有商業(yè)、手工業(yè)發(fā)達地區(qū),有畜牧業(yè)、蠶絲業(yè)發(fā)達地區(qū)的區(qū)別了。司馬遷看到了“百道營生,積財如山,販物求利,貿遷有無”,各種各樣的經營,能積累像大山一樣多的財富,商人們的販賣活動,雖然是為了牟取利潤,但他們的往返販運,卻起到了溝通有無、調劑余缺的作用。司馬遷在概述了各地物產以后指出: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這里司馬遷把商業(yè)與工業(yè)、虞業(yè)、農業(yè)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業(yè)在調劑余缺、溝通有無、貨幣流通、積累財富方面的重要價值,這與當時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處理農工虞商的關系上,司馬遷主張互惠互利,共同發(fā)展。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在賣糧的市場上,一石糧只值二十幾錢,便會損傷農民利益,一石糧上漲到九十錢,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損害而無法經營。商人不經營,國家收不了稅,財源就枯竭了;農民失去種糧的積極性,連草也不去鋤了。出賣糧食,應有個價格限度,最高的價格,不能超過八十錢,最低的價格,不能少于三十錢。按這個幅度掌握,農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會受到大的損害,都有一定的利潤。必須看到,糧食是一個重要商品。民以食為天,只有穩(wěn)定了糧食,才能穩(wěn)定人心,才能處理好農工、農商之間的關系,國家才能繁榮穩(wěn)定。司馬遷這種重商而不輕農、重農而不輕商的經濟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說

在《貨殖列傳》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司馬遷反復闡述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盡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著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貧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馬遷對社會各種各樣人物活動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寫道:“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醫(y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社會上各行各業(yè)的人,都是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馬遷得出的結論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然而,統治者卻總是標榜自己沒有任何的欲望。《禮記·樂記》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似乎是勞動人民唯利是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統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了下來,他說:“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司馬遷看到了人類這種追求物質的本性,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將軍宰相,大家愛財的本性都一樣,這就把幾百年來統治階級潑在勞動人民頭上的污穢,收起來又向著統治階級潑了回去,這對于勞動人民是一種有利的維護,而對于統治階級則是一種有力的揭發(fā)和嘲弄。難怪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極為濃重的班固批評司馬遷說:“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這也從一個側面指出了司馬遷寫《史記》所具有的高卓見識和反傳統的傾向。

此外,司馬遷還把“富家”與“富國”統一了起來,即既要“富國”,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國”。因為,“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只有“富家”,才能擴大國家的財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國,“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四、“素封”說

司馬遷看到了物質財富的占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權勢和地位總是同財富緊密相連的。《貨殖列傳》記述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貢經商以后,“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的。到了秦和漢初,由于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以畜牧業(yè)發(fā)財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還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婦清,“能守其業(yè),用財自衛(wèi),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xiāng)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錢,“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司馬遷還把社會上的奴役關系,視為財富占有的多寡而決定的。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這四個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馬遷已經把人對財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認為是一條不可改變的法則,從而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地位的物質基礎。這與歷代統治階級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觀點格格不入,具有明顯的反天命的意義。

五、禮儀說

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道德觀念,物質財富的占有狀況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這也是司馬遷的一個重要經濟思想。司馬遷認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他贊賞管子的論點:“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就把統治階級的禮儀道德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禮儀道德是由經濟地位——富——所決定的。這個觀點盡管有些機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對人的制約,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對的,是經濟決定著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決定經濟,這符合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另外,司馬遷還指出了所謂道德還有它極其虛偽的一面,它是供財富占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涂用的一種美麗的脂粉。司馬遷說:“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這里的言辭不無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統治者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六、生意經

司馬遷總結了商業(yè)活動的若干規(guī)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勝說。“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儉節(jié)約,勞動致富,是生財的正路,但求富的人,還必須用奇巧取勝。那種只拉車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謀,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來。司馬遷說:“富無經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財富的來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職業(yè),就像貨幣沒有固定的主人一樣。善于經營者,能使財富像車子的輻條匯向車軸一樣向他集中,不善于經營者,即使原來有一定基礎,也會被他搞賠,散失掉。

降低成本說。司馬遷引用當時諺語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超過百里之外不去販賣柴草,超過千里之外不去販賣糧食。因為柴草、糧食之類商品,遠距離販運,必然增加費用,加大成本,減少利潤,很不合算。這說明由于地區(qū)販運業(yè)的發(fā)展,商人已經懂得區(qū)別不同商品組織地區(qū)流通對經營盈虧的重要意義。

貴出賤取說。司馬遷指出經商要有預見性,要能夠看到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掌握“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的物價規(guī)律,看準行情的起落。他說:“曉余缺者,才知貴賤”。只有注意市場行情變化,了解市場商品剩余和缺乏情況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東西昂貴,什么東西低賤。又說:“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商品價格昂貴到極點時反過來就會低賤,低賤到極點時就會昂貴。這是市場的價值規(guī)律在起作用。經營者在昂貴時,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糞土一樣拋出去;在低賤時不要惜購,要把商品像對待美玉寶珠一樣珍惜地買進來。這樣,你在市場經營中就會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你的財富利潤就會像流水一樣,川流不息,源源而來。

擇人任時說。除了抓時令、趕季節(jié)外,司馬遷還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說:“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善于謀生計、做買賣的,都具備能選擇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和憑借時機、抓住季節(jié)的本領。作為經營者,能夠吸引顧客取得人心,實際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備了“人和”的條件,此外,就是講究“天時地利”了。薄利多銷說。“欲長錢,取下谷”,要想使資金增長,最好去經營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雜糧。這些下等糧食雖然利薄,但是銷量大,利潤反而多;而那些高檔商品,雖然利潤大,但由于購買對象少,必然會“曲高和寡”。

此外,還有尋根求源說:“長石斗,取上種”,要多收購糧食,就得選擇良種來供應生產者,以便增加產量;開源節(jié)流說:“忍嗜欲,節(jié)衣服”等等。這樣有理論依據的生意經,在司馬遷以前還沒有見過。今天讀起來,對經商處事也是有啟發(fā)的。

七、“三富”說

司馬遷熱衷于說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發(fā)財致富。他將社會上的富有者分為三類:“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從事農業(yè)生產而發(fā)財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經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則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馬遷認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論什么人,都不愿意長期處于貧窮之中,只不過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論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應以正當勞動,以不損害別人、不損害社會為前提,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詐獲取財富的人,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司馬遷說:“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長,時間長了,也就富起來了;不貪心的商人羸利雖然少些,也能富起來。

今天,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財產、盜竊國庫、貪贓枉法、走私漏稅等非法行為而發(fā)不義之財的經濟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法律保護一切正當的富,但絕不容許破壞改革、危害社會的“奸富”分子逍遙法外。財富與道德之間,金錢與尊嚴之間,是應該有也必須有一道壁壘森嚴的界限的。當財富增長缺乏一種道德自律與約束時,財富對人來說是真正致命的打擊與毀滅。所以,“教誨之”的問題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們能夠在趨利逐利、發(fā)財致富當中不忘“大義”之所在,也就是說,能夠自覺地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集體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

八、商業(yè)地理說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以西漢以前的經濟環(huán)境為背景,以實業(yè)家的活動為主線,分區(qū)論述了各地的地理環(huán)境、社會風氣、經濟發(fā)展和物產。司馬遷認為商業(yè)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區(qū)流通,所以他特別重視地區(qū)之間的往來和都會的商業(yè)中心作用。在《貨殖列傳》中,我們看到,西漢已形成了五大經濟區(qū)域:

一是關中經濟區(qū)。包括今天的陜西、甘肅和四川。在這個經濟區(qū)“自(今陜西隴縣南)、雍(陜西鳳翔縣南)以東至河(黃河)、華(華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產豐富,人民“好稼墻,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經濟區(qū)。西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為三河區(qū)。“昔唐人都河東(指黃河以東的堯都晉陽),殷人都河內(指黃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黃河以南的洛陽)”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堯、商代和周代先后在這個區(qū)建都。這個經濟區(qū)土地面積狹小,人口眾多,民風勤儉樸素。“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業(yè)中心。

三是燕趙經濟區(qū)。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區(qū)。燕、趙“有魚、鹽、棗、粟之饒”,物產豐富。趙都邯鄲和燕都薊是這一經濟區(qū)的兩大商業(yè)城市。

四是齊、魯、梁、宋經濟區(qū)。包括今山東和河南的部分地區(qū)。位于泰山北面的臨淄,是齊國故地的商業(yè)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而魯國故地則“頗有桑麻之業(yè),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好賈趨利,甚于周人”。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巨野,是梁、宋兩國的故地,人民多務農為業(yè),善于儲藏備荒。

五是楚、越經濟區(qū)。包括現在的長江下游和珠江流域。這是戰(zhàn)國以后形成的經濟區(qū)。越國滅吳國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國又滅越國得有吳越之地。所以,司馬遷把這一經濟區(qū)又分為西楚、東楚和南楚。西楚,從沛郡西至荊州。這里“地薄,寡于積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陳(今河南睢陽),又“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東楚,包括現在的徐州(彭城)、揚州和蘇州地區(qū)。這里“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吳王劉濞曾在東楚羅致天下逃亡分子,鑄錢煮鹽,發(fā)動“吳楚七國之亂”。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長沙二郡。這里物產豐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楚都遷于壽春(今安徽壽縣)后,壽春就成為這一地區(qū)的政治經濟中心。合肥是皮革、鮑、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廣州)是珠璣、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個經濟區(qū)域及其商業(yè)城市的共同特點是,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利于商業(yè)往來;各經濟區(qū)的商業(yè)城市都是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統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貸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販運各地區(qū)的土特產品和手工業(yè)品,以滿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費需求。西漢五大經濟區(qū)的形成和商業(yè)城市中商品交換市場的發(fā)展,顯示了西漢商業(yè)是相當興盛的。司馬遷的這些論述,為我國商業(yè)地理學和商業(yè)發(fā)展史的構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高度贊揚了私人工商業(yè)者們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們對社會發(fā)展所作出的貢獻,通過說富論富,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對社會道德問題的看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種樸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馬遷論貨殖,已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與我們今天的商品經濟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司馬遷所提出的觀點仍然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第五篇：思想剖析

思想剖析 自參加黨校集中學習以來，我得以較為集中的學習了黨的思想、方針、路線等基本理論、黨的建設理論、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理論；較為系統的學習了科學發(fā)展觀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結合我縣實際較為深刻的學習了旅游立縣戰(zhàn)略理論、環(huán)境保護理論、社會治安綜合管理理論，對現階段黨和國家重大思想、方針、路線及我縣發(fā)展戰(zhàn)略精神實質與科學內涵有了一個較為全面、深刻的理解，內心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教育和鼓舞。同時對照此次學習要求，結合本人的思想、作風和工作實際，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反思，從中找出了現存的問題與不足。希望各位領導、同事指導、幫助、批評與監(jiān)督，現對個人思想領域存在主要問題和問題產生的根源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匯報如下：

一、現存的主要問題

1、理論學習不夠深入。平時政治理論學習主要通過電視新聞、瀏覽瀏覽報刊、網絡，沒有系統、深入的研讀，對現階段黨的重大思想、方針、政策理論實質、內涵、作用缺乏深入的思考與認識，未能較好的運用先進的的思想理論武器武裝自己，更未能較好的運用先進的的思想理論指導自己想問題、看問題和解決問題，以致未能很好的開展實際工作。

2、開拓創(chuàng)新意識不夠強。在實際工作中，缺乏創(chuàng)新思維，缺乏爭創(chuàng)一流工作業(yè)績的信心和勇氣。在如何開展工作及更有效的開展工作方面缺乏大膽而富有實效性的探索，工作方法有待改進，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有待提高。

3、工作作風不夠扎實。日常工作安排多，檢查落實少；待在辦公室多，深入基層少；行政管理多，服務基層少；忙于事務多，調查研究少。致使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著脫離實際、脫離一線、脫離群眾，工作部署落實執(zhí)行力不強等問題。

4、組織紀律修養(yǎng)有待加強。平時放松了對自己的組織紀律修養(yǎng)，組織紀律觀念有所淡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有所松弛。日常工作中，一定程度存著思想懈怠、工作紀律未能嚴格遵守等問題。

二、問題產生的根源

針對以上問題，本人認真進行了剖析和反思，從而找出了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同時進一步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實質與危害性。

1、在學習上，首先是學習態(tài)度不夠端正。認為政治理論是理論性的知識，與自身的實際工作實踐聯系不大，未能深入的研讀和思考，致使理論學習不夠深入。通過此次學習我認識到科學的思想理論是指導我們實踐和工作的理論武器，雖然自己從事的工作崗位普通，但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fā)展，如果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缺乏科學的思想理論的指導，就會偏離前進的方向。其次是學習方法不當。看的比較多，但缺乏深入的思考研究，理論與實

際脫節(jié)，未能將所學轉化為自己的知識儲備，未能較好的做到學以致用，致使在工作中，工作缺乏創(chuàng)新，業(yè)績不夠突出。

2、在思想上，未能很好地與時俱進。產生了懶惰思想，對工作、對事業(yè)缺乏深層次、長遠性的思考。做好本職工作，不應該僅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要落實到具體行動上，落實到工作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落實。不思進取，滿足現狀，只憑原有的經驗和做法是難以應對新問題、新情況的。只有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堅持不懈的探索，才能把握工作全局，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

3、在工作作風上，由于懶惰思想的支配，致使工作作風有所渙散。工作作風渙散，本質是工作態(tài)度問題。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不同的工作態(tài)度，就有不同的工作效果。有效地開展工作，必須要有科學、嚴謹、務實的工作態(tài)度，任何不良的工作作風，對工作都是有害的，都是要努力克服的。

4、由于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自己的組織紀律修養(yǎng)，放松了自己世界觀的改造。組織紀律是科學有效開展工作的前提，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進一步加強個人自律，嚴格遵守各項組織工作紀律，更好的的開展工作。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1、加強理論學習，注重學習效果。首先要端正學習態(tài)度，要把政治理論學習當作一種責任，一種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增強能力的責任。切實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用科學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其次，運用科學的學習方法，勤記學習筆記，加強理論聯系實際，及時寫出自己的學習心得體會，加強個人理論知識儲備，逐步做到學以致用，將所學知識漸轉化為個人能力，以更好地適應形勢的發(fā)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2、增強創(chuàng)新意識，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要進一步增強個人事業(yè)心、使命感、責任感和創(chuàng)新意識，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立足本職，勤于思考，認真研究，積極探索解決實際問題工作方法，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

3、轉變工作作風，注重工作失效。要牢固樹立服務意識，深入調查研究，掌握工作的第一手材料，為科學、高效開展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據。要發(fā)揚爭創(chuàng)一流的精神，對自己工作，要下大力氣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切實提高工作實效性。

4、加強組織紀律修養(yǎng)，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今后的實際工作中，嚴格自律，切實加強個人組織紀律修養(yǎng)。同時要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經常對照黨員的標準，檢查自己的言行，自覺地改造自己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照黨員的標準嚴格規(guī)范個人行為，實實在在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爭取盡早加入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