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動物兇猛讀書筆記

動物兇猛與陽光燦爛的日子

題記：在我的少年時代，我的情感并不象標有刻度的咳嗽糖漿瓶子那樣易于掌握，常常對微不足道的小事反應過分，要么無動于衷，要么催肝裂膽，其縫隙間不容發。這也雷同于猛獸，只有關在籠子里是安全可供觀賞的，一旦放出，頃刻便對生命產生威脅。——王朔

讀完王朔的《動物兇猛》，在腦海留下的幾個場景就是逃課、泡妞、打群架。這部小說緩緩敘述著一個發生在灼人的夏天的故事。一群部隊大院里的少年與兩位美麗風流的女孩是這個夏天最耀眼明亮的星星，他們是年輕的，年少盲目的青春得到了近乎縱容的寬容。

《動物兇猛》體現了王朔小說中的反叛精神。例如小說中“在院門口，我碰見了許遜的媽媽，這使我很懊惱。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對待我們這些孩子就像美國南方的好基督徒對待黑人，經常把我們叫住，當眾訓斥一頓。雖然她兒子和我們一樣壞，可這并不妨礙她的正直。我敢斷定她十有八九會把上學時間在院里看見我這件事告訴我父親，從中不難得出我逃學的結論。”其中的許媽媽就是作為迂腐的知識分子文化的存在。

這部小說是一種無規則、無序的敘述。正如王朔自己在書中所寫的那樣“我想說真話的愿望有多強烈，我所受到的文字干擾便有多大。我悲哀地發現，從技術上我就無法還原真實”。所以他不斷地夸大或捏造自己的經歷，虛構了回憶，急于表現自己被肯定、被關注、被崇拜的心態。在這個虛幻的寄托中，我讀到了那個年代用群體嬉戲來掩飾自己的空虛與惶恐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和那種生活背景下懷有的最單純的情感和表現出來的最兇猛的青春。

姜文根據王朔的《動物兇猛》改編而成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較好地繼承保留了原作的這一精髓。然而，從小說到電影，從《動物兇猛》到《陽光燦爛的日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從整體上來說更具沖擊力。

小說《動物兇猛》的敘述是零碎的，甚至連作者自己都不確定是否是真實的回憶。在“我”的世界里，高氏兄弟是山大王、汪若海是貳臣、于北蓓是狐貍精、米蘭是交際花；在“我”的心中，家長令人厭惡、學校無聊乏味，而用鑰匙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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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動物兇猛讀后感

動物兇猛讀后感

篇一：動物兇猛>讀后感

你能看出更深的東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東西，起碼也讓你樂一樂——王朔

一直是抱著樂一樂的心態去讀王朔的作品的，喜歡他那種調侃的風格，喜歡他引領起來的“京味文學”。很早就讀過《動物兇猛》，也不只一遍看過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次要寫這篇筆記，就努力的想去看出點更深的東西。

很多人說，讀《動物兇猛》會悲傷，我沒有這種感覺，最起碼現在還沒有吧。其實小說本身并不悲傷，也許悲傷的是王朔始終都在以一個中年人的姿態回憶過去，并且還非常清醒的提醒著自己，他的好日子都早已經過完了，正如他自己寫的“沒有遺跡，一切都被剝奪得干干凈凈”。

小說的名字《動物兇猛》，說的是一群年輕人，在荷爾蒙的驅使下，帶著一點獸性的青春。王朔的文字寫道，這群年輕人有著集明朗、殘忍、天真于一體的迷人氣質，對異性的好奇和膽怯，又要在異性面前表現出不可抗拒的感召力，那個年齡的男孩的好勇斗狠，甚至為了表現出這些，在必要的時候的弄虛作假。雖然小說具有明顯的時代背景和符號——文革后期的“大院子弟”，可是無論在哪個時代，青春的本質都如此相似，以至于這樣的主題容易引起太多的共鳴，在那段時間，我們的想法都是如此的簡單透明，而過后又是如此難忘。

青春并不殘酷，青春逝去才是殘酷的，青春時的兇猛將無跡可循，自由注定將不再擁有。在小說的最后，“我”能記起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泳池里跳水，在水里，“我”感到“一片溫情脈脈的空虛，能感到它們沉甸甸、柔韌的存在，可聚散無形，一把抓去，又眼睜睜的看著它們從指縫中瀉出、溜走”。青春無力挽回，“我”被人們攻擊、孤立，最后終于“絕望的無聲飲泣”。

《陽光燦爛的日子》在>故事情節上做到了絕大部分的忠于原著，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動，把小說里“我”的>小伙伴們的一些事跡放到了男主角身上。導演姜文對于青春的懷戀與王朔不同，少了些悲傷，多了的是對青春純度的要求。在電影作品里，無論是男主角馬小軍，或者是女主角米蘭，其實都不是真正的主角，電影的真正主角就是純粹的青春，就是一群年輕人在一起，去除一切雜質，任何成年人在這群年輕人當中都顯得格格不入，青春需要純度。姜文電影中的角色，總是大愛大恨，就像永遠的停留在一個青春的世界里一樣，他們有一種本能，需要釋放能量，并且這種行為沒有任何世俗的緣由。即便米蘭都變得亦真亦幻，那明亮華麗的青春，仍停留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

篇二：動物兇猛讀后感

王朔《動物兇猛》—— 看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只記得寧靜的笑，一點也不寧靜。奇怪的是我看過王朔全集，這本好像沒看過，也許以為看過電影，略過去了。

看陽光時覺得像看少年維特的煩惱，描摹少年的心理很到位。當初看王朔和所有人一樣，覺得他京味的語言很生動，今天再看，覺得不止在京味上，他整個的語言功力都很棒，也許是因為自己離文學遠了，要求低了。但看的出來，他這本書寫的很真誠。

我驚嘆他把夢幻的女孩最后損成那個樣，殘酷的真實，這是本書與電影不同的地方，我認為最深刻的地方。

像后面的《許爺》，王朔真實的認識到他的勢利，他為自己是大院中的孩子而沾沾，同時以自己覺察到自己的勢利而沾沾，自我感覺良好的俯視著別人，一副陪你玩是看得上你的架勢。

很奇怪杜汶澤的舉動，陳升的言論嗎？一點也不怪，勢利不分文明程度，身份地位，它存在于各種人物，各種場合，往往所謂的上層更嚴重，他自以為占有了更多資源，也占有了瞧不起別人的特權。最奇怪的是擺出來的嫌惡往往是最無關緊要的禮儀，什么上廁所不關門啦，小孩隨街便溺啦，講電話大聲啊等等，所謂上流社會總拿禮儀說事兒，難道上流社會的孩子從小只被教養了完美的行為禮儀，沒有被教養同情弱者，尊重差異，寬容大度嗎？

小時候的作文總寫一個艱苦樸素的人，穿著一件洗的發白的干凈衣服。后來才知道，真正的艱苦勞動之后，是沒有體力再去洗衣服的，真正艱苦的生活是沒有足夠的水和洗衣粉去每天洗衣服的，衣服洗多了是容易爛的，真正留有汗漬多的衣服是洗不出來的，洗的發白是加了漂白粉了吧？由此可見，有些人要求別人窮也要窮得有志氣，穿戴要整潔，舉止要文明，懂得所謂文明世界的一切規矩，那是一種異化的不文明心理。憑什么別人要必須遵守你的規矩呢，你覺得人家不文明，人家還覺得你做作呢。

其實禮儀只是個引子，叫他們生氣的是你闖入了他們的世界，闖入后感恩戴德的陪他們玩玩，扮美扮丑供他們取樂，還則罷了，如果你威脅到他們，傷害到他們，小心你的出身了。（想到瑜怡之爭）如果你不闖入她們的世界，你那些不文明的東西，也許被獵奇的他們奉為原生態，大老遠跑去參觀也說不定。攝影家不都喜歡窮鄉僻壤嗎？人們去非洲，看那里的人半裸著，覺得是原始的美，如果在城市的街頭呢？

《動物兇猛》中“我”對米蘭的勢利甚而惡毒的侮辱，來源于她投入了別人的懷抱，因為她也勢利，同階層的也有高有低嘛。（所以聰明的人放棄勢利，接受別人吧，你不想也被別人瞧不起的話。）一個階層愿意接受低的階層的人一起玩，往往因為錢（許爺），色（米蘭），才，等等，總之，他們覺得那些美好資源自己是有資格享用的，即使沒有可交換的，給你踏入上流社會的機會就是最好的交換，如果還能給你實實在在的交換，比如權利，比如婚姻，那你就感恩戴德一輩子吧。

奇怪的是鬧革命，均貧富這些年了，開放的人人平等之風也吹了如許年，哪來這么多自以為尊貴的人啊？你看吧，體制內的瞧不上體制外的，被服務的瞧不上送服務的，被推銷的瞧不上推銷的，自認為品位高的瞧不上沒品位的，舊貴瞧不上新貴，新貴瞧不上土鱉，等等。看來社會革命容易，思想革命難啊。

尊重自己為人，也尊重別人為人吧，無論其他，這才是真的文明。

我永遠記得我的小學啟蒙老師給我的教訓，當我嘲笑同學的成績時，他對我說：你鄙視別人的行為比你鄙視的更可惡！

篇三：動物兇猛讀后感

回到學校了。接上寬帶線，摸著我舒服的鍵盤，對面寢室里飄來西瓜的味道。外面是無聲的細雨。

從昨天五點到今天，我一直沉浸在王小惠的人生起伏中。課上鉆到桌子底下看她如何疼愛自己手心里的曲線。沒有太多大道理，被命運推著搡著的，就看透了前路后路。

小惠的自由：

記得小學學過一片課文，斷了線的風箏。大概是講人不能完全自由，總要有個規矩。小惠守住了自己的自由，但卻不像很多人，得到了自由，卻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上學期的哲學課，老師講西方的自由主義，我就有個疑問，人為什么偏偏要自由？自由了又怎樣？對于老實刻苦的中國人，自由是扯斷了的線。小惠的自由，是載著風箏的云，帶她去天國的芳草地。迫不及待地跟爸媽說要當個自由職業者，但，我還沒有把握，云上的舵，是不是已牢牢握在我堅定不移的手中。

亡者的唏噓：

安斯里，那個為了心中的真愛舍棄生命的愛慕者，說過這樣一句話：死亡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死的意義是什么。對于他，這樣一個內外都美的女子，成就了他死亡的意義。佛家便要說，還是執著啊！可是，那聲稱沒有執著的極樂世界，沒有藍色的明亮天堂，是慈悲，還是殘忍？或許，從五樓窗口到地面的這段距離，安斯里看到了自己為之執著的真正天堂，俯身越入的，不是冰冷的水泥和無邊的黑夜，而是他用生命定義的芳草地，那里有柔軟的草甸，和煦的微風，潔白的云，不執著，不悔恨??

而，那個告訴她猶豫的事堅決不做而不是瞻前顧后的人，那個在背后推著她迎風前進而不是把她護在臂彎里的人，那個像空氣一樣默默給予而不會在一瞬間燃盡的人??那個用生命教會小惠在窒息中攀上雪峰的人??是霖。安斯里讓小惠看見生命的脆弱，霖讓小惠感知生命的堅強。

虛假的苦難，真實的財富

生活從未曾虧欠我們什么。梵高說過，藝術家需要痛苦滋養。而>幸福會麻痹你的神經，腐蝕你的牙齒。我不知道擺在我眼前的冬季，會不會像曾經的冬季一樣，給我帶來無盡的苦。那苦，像冷風吹在臉上，像罐子里藏了一年的苦，在感情風干的冬季，不知被誰推倒，一滴滴澆在我心上。痛苦，讓我想到了冬季。灰色的街道，寂寥的路燈，結了冰的草，虛虛實實的騎著單車的黑影，手套里凍僵了握不住筆的手，厚厚的大衣，閉上的心??思想家需要精神的苦。阿修羅需要肉體的苦。這苦，不一定會釀成蜜一樣甜。但是只有在受苦，我才心安理得。總有一天，今日吹著的冷風，會推起我直濟滄海的帆。總有一天，今日擦身而過的無數街燈，會一起閃爍在我舞臺上的星光大道。總有一天，今日凍僵了的手，會在我的盛宴上彈奏輝煌的奏鳴曲。

就讓我暫且沉浸在這苦的深海底吧！我要看看海有多深，藍有多濃，夜有多黑??

第三篇：動物兇猛讀后感

篇一：動物兇猛讀后感

你能看出更深的東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東西，起碼也讓你樂一樂——王朔

一直是抱著樂一樂的心態去讀王朔的作品的，喜歡他那種調侃的風格，喜歡他引領起來的“京味文學”。很早就讀過《動物兇猛》，也不只一遍看過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次要寫這篇筆記，就努力的想去看出點更深的東西。

很多人說，讀《動物兇猛》會悲傷，我沒有這種感覺，最起碼現在還沒有吧。其實小說本身并不悲傷，也許悲傷的是王朔始終都在以一個中年人的姿態回憶過去，并且還非常清醒的提醒著自己，他的好日子都早已經過完了，正如他自己寫的“沒有遺跡，一切都被剝奪得干干凈凈”。

小說的名字《動物兇猛》，說的是一群年輕人，在荷爾蒙的驅使下，帶著一點獸性的青春。王朔的文字寫道，這群年輕人有著集明朗、殘忍、天真于一體的迷人氣質，對異性的好奇和膽怯，又要在異性面前表現出不可抗拒的感召力，那個年齡的男孩的好勇斗狠，甚至為了表現出這些，在必要的時候的弄虛作假。雖然小說具有明顯的時代背景和符號——文革后期的“大院子弟”，可是無論在哪個時代，青春的本質都如此相似，以至于這樣的主題容易引起太多的共鳴，在那段時間，我們的想法都是如此的簡單透明，而過后又是如此難忘。

青春并不殘酷，青春逝去才是殘酷的，青春時的兇猛將無跡可循，自由注定將不再擁有。在小說的最后，“我”能記起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泳池里跳水，在水里，“我”感到“一片溫情脈脈的空虛，能感到它們沉甸甸、柔韌的存在，可聚散無形，一把抓去，又眼睜睜的看著它們從指縫中瀉出、溜走”。青春無力挽回，“我”被人們攻擊、孤立，最后終于“絕望的無聲飲泣”。

《陽光燦爛的日子》在故事情節上做到了絕大部分的忠于原著，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動，把小說里“我”的小伙伴們的一些事跡放到了男主角身上。導演姜文對于青春的懷戀與王朔不同，少了些悲傷，多了的是對青春純度的要求。在電影作品里，無論是男主角馬小軍，或者是女主角米蘭，其實都不是真正的主角，電影的真正主角就是純粹的青春，就是一群年輕人在一起，去除一切雜質，任何成年人在這群年輕人當中都顯得格格不入，青春需要純度。姜文電影中的角色，總是大愛大恨，就像永遠的停留在一個青春的世界里一樣，他們有一種本能，需要釋放能量，并且這種行為沒有任何世俗的緣由。即便米蘭都變得亦真亦幻，那明亮華麗的青春，仍停留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

篇二：動物兇猛讀后感

王朔《動物兇猛》—— 看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只記得寧靜的笑，一點也不寧靜。奇怪的是我看過王朔全集，這本好像沒看過，也許以為看過電影，略過去了。

看陽光時覺得像看少年維特的煩惱，描摹少年的心理很到位。當初看王朔和所有人一樣，覺得他京味的語言很生動，今天再看，覺得不止在京味上，他整個的語言功力都很棒，也許是因為自己離文學遠了，要求低了。但看的出來，他這本書寫的很真誠。

我驚嘆他把夢幻的女孩最后損成那個樣，殘酷的真實，這是本書與電影不同的地方，我認為最深刻的地方。

像后面的《許爺》，王朔真實的認識到他的勢利，他為自己是大院中的孩子而沾沾，同時以自己覺察到自己的勢利而沾沾，自我感覺良好的俯視著別人，一副陪你玩是看得上你的架勢。

很奇怪杜汶澤的舉動，陳升的言論嗎？一點也不怪，勢利不分文明程度，身份地位，它存在于各種人物，各種場合，往往所謂的上層更嚴重，他自以為占有了更多資源，也占有了瞧不起別人的特權。最奇怪的是擺出來的嫌惡往往是最無關緊要的禮儀，什么上廁所不關門啦，小孩隨街便溺啦，講電話大聲啊等等，所謂上流社會總拿禮儀說事兒，難道上流社會的孩子從小只被教養了完美的行為禮儀，沒有被教養同情弱者，尊重差異，寬容大度嗎？

小時候的作文總寫一個艱苦樸素的人，穿著一件洗的發白的干凈衣服。后來才知道，真正的艱苦勞動之后，是沒有體力再去洗衣服的，真正艱苦的生活是沒有足夠的水和洗衣粉去每天洗衣服的，衣服洗多了是容易爛的，真正留有汗漬多的衣服是洗不出來的，洗的發白是加了漂白粉了吧？由此可見，有些人要求別人窮也要窮得有志氣，穿戴要整潔，舉止要文明，懂得所謂文明世界的一切規矩，那是一種異化的不文明心理。憑什么別人要必須遵守你的規矩呢，你覺得人家不文明，人家還覺得你做作呢。

其實禮儀只是個引子，叫他們生氣的是你闖入了他們的世界，闖入后感恩戴德的陪他們玩玩，扮美扮丑供他們取樂，還則罷了，如果你威脅到他們，傷害到他們，小心你的出身了。（想到瑜怡之爭）如果你不闖入她們的世界，你那些不文明的東西，也許被獵奇的他們奉為原生態，大老遠跑去參觀也說不定。

第四篇：動物兇猛

記憶中的陽光燦爛

——讀王朔《動物兇猛》有感

夏天的陽光總是充裕而焦灼，夏天的人們有著過盛的精力，人非成人，而是以人的軀殼，充斥著欲望的兇猛的動物。回憶一個關于夏天的故事，總是帶著虛茫悲傷的基調，懷著不幸的心情，太好的陽光反使人眼前陣陣發黑。

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緩緩敘述著一個發生在灼人的夏天的故事。一群部隊大院里的少年與兩位美麗風流的女孩是這個夏天最耀眼明亮的星星，他們是年輕的，年少盲目的青春得到了近乎縱容的寬容。七十年代中期，那是個躁動不安的年代，剛經歷了文革的政局動蕩，社會經濟蕭條，人們生活單調，于是在這種空虛的生活背景下，成長起來這樣一批逃學，打架，泡妞，拍磚動刀進局子，情思朦朧的北京少年。耳濡目染的熏陶，司空見慣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認為“不必學習那些后來注定要忘掉的無用的知識”，從而使自己的動物本能得到了最大的解放，于是他們不服老師的管教，躲避家長的束縛，反正他們有的是旺盛的精力，只剩下精力四處尋找刺激的欲望，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著成人的軍大衣裝模作樣地吸煙，并引以為傲地吞云吐霧，肆無忌憚地與路過的漂亮姑娘搭訕，從姑娘的害羞中感到自我成長的滿足，即便是有過對于異性的浪漫幻想也被獸欲所吞噬，哥們義氣地斗毆打架，為自己的某次出彩沾沾自喜，談論著誰又成了某條街的老大，并憧憬著有朝一日自己便成了老大。他們也有偉大的夢想，他們的夢想便是新一輪戰爭的開始，年輕的他們奔赴戰場，出落為舉世矚目的戰斗英雄。這種英雄式的夢想每個少年都曾有過，只不過回憶起來顯得無比幼稚。然而，縱有少年的血性，他們又是空虛的，周圍的一切早已冷卻凝固，他們深知自己的未來已被框定，“一切都無須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時自然會輪到我”。無須努力即可獲得的固定生活使得他們變得焦躁不安，又百無聊賴，于是他們就像兇猛的野獸，帶著青春的鋒芒，在屬于他們的社會里橫沖直撞。

作者以一個中年男子的口吻回憶過去。這個回憶連作者自己都不確定是否是真實的回憶。主人公“我”與部隊大院的少年們一樣，在青春中迷茫彷徨，和不安分的一伙人放肆著青春。而“我”最終意外地發現了米蘭。“我”渴望同她親近，因為在“我”眼里米蘭是與眾不同的，我不同于狐媚的于北蓓，她是純潔而妖嬈的，她好像有著深不可測的紛亂的社會關系，但是在“我”眼里她散發著迷人的芳香，因“我”的由愛生恨，惡言詆毀，米蘭對“我”而言由一個美妙的夢變成了一個不能觸碰的傷口。米蘭成了永久的記憶，幻化成了少年心中的夢想，一個帶著英雄主義色彩的夢想。或許，作者刻意“遺漏”了她，而是把她看做是年輕時代的信仰，這種回憶是永遠回憶不完的，越回憶越不清晰，因為曾經兇猛過的青春已經被歲月融合，回憶過去，是斑駁而模糊的，這樣的美好記憶是不能再與現實碰撞的，美好的記憶在現實的摧枯下也只能無奈地支離破碎。不提及是最好的，這樣至少米蘭在“我”心中還是記憶中的樣子，那么縱然再殘酷的青春和現實都還是存有一絲美好的幻想。又或許，米蘭的不復出現只不過是“我”之于現實生活對自己的一種無力的安慰罷了。在故事的結尾王朔這樣寫到“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滾、爬行，驚恐地揮臂蹬腿，想摸著、踩著什么堅硬結實的東西，可手到之處都是一片溫情脈脈的空虛”，最后“我抽抽搭搭地哭了，邊游邊絕望地無聲哭泣”。“我”一次次被肆虐的腳踩下，把我踩在水底下的又豈止是我曾經痛毆過的同學呢？“我”哭泣，是為那再也無法爬上岸的青春時光嗎，還是對生活的惶恐和無助？《動物兇猛》其實很悲傷。

王朔曾經說過：“我年輕的那個年代，常常是你老老實實在家坐著，你一個哥們突然哭著闖進來說被誰揍了，那你就得二話不說立馬撅著屁股滿世界找磚頭，不管有仇沒仇都要去拼命。”這種兇猛魯莽的哥們義氣已經隨著那個時代流失了。我們可以指責那個時代少年們做的無知的事，可那正是青春兇猛的印證。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那個時候的生活是被人懷念并被人深深羨慕的，那時候的生活充滿了陽光，充滿了無知的快樂，沒有復雜的念頭，也沒有世故的理想。只不過成年了的人們再也沒有少年時天真的莽撞和肆意揮灑的激情夢想了，他們已經在世俗的價值觀中失去了太多真性情的東西。雖然語言上的“貧”和內容上調侃的過度發揮掩蓋了小說思想性的閃光，但是《動物兇猛》對當下和個人生活精神的體察，以及與世紀末青年人心態的契合是不可否認的。

誠然，每個人都有段關于青春的懵懂記憶，因為年少純粹，所以有著無限的活力和可能。青春就是最大的籌碼，足夠你揮霍，于是我們做了沖動的事，所以我們說青春亦是一個殘酷的詞。當我們開始回憶的時候，時間已經摧毀了我們的回憶，我們不敢確定什么是真實存在過的，什么是臆想出來的。稍不留神，青春已從身上伶俐跨過，就像王朔自己寫到“年輕的時候認為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過來了發現重要的都在身后發生了，已經過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所以記憶是陽光燦爛的，而一生中又會有多少陽光燦爛的日子呢？

第五篇：《動物兇猛》與《陽光燦爛的日子》之比較

柴俊秀

內容摘要：本文將要討論的是《動物兇猛》及其電影版本《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比較問題，有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王朔和姜文同為文革中長大，同為軍隊大院的孩子，對文革那段時光不時地流露出相似的情愫：青春的躁動不安、人性在文革時期的無限放大與壓抑。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于1991年出版發行，引起了不小的社會震動；姜文根據改編了同樣反映文革生活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使其男主角扮演者夏雨獲得第五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電影自己也獲得各項國內國際大獎。然而，王朔在《動物兇猛》里面表現的更加理智：里面有青少年的瘋狂，甚至殘忍；姜文卻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添加了很多個人情感：耀眼的陽光及激情燃燒的青春。

關鍵詞：比較 青春 躁動 理性 個人情感 一.寫在前面的話

第51屆威尼斯電影節意大利海報上有這樣一段話：“文革，對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來說，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但對這群孩子們來說，它是性，是自我發現是大街上的躁動??” 文革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無限放大并將人性捆綁起來示眾游行，人性再無尊嚴。文革雖然于1976年結束，可緊接著對物質的單向的極度追求則奴役了人的內心，似乎人們的思想沉浸在文革中還沒有回過神來。

中國逃過那個可怕的歷史陷阱走上了陽光大道，但并不意味著就此擺脫了“文革”惡魔的控制；正如紫禁城里的皇帝被趕走了，并不意味著我們擺脫了封建余毒的侵害，惡魔的肉身消失了，但思想殘余還在，只有從精神上勇敢地反思、反省，才能最終從行動上將其根除并消失。

米蘭·昆德拉說：“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于它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只有歷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為人們得以甄別并珍重的價值而存在。”[1]而《動物兇猛》則向世人講述了一段另類的“文革歷史”。王朔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亂了生活秩序，給個性發展提供了機會。使小孩兒擺脫了學校那種陳腐教育的束縛??”（《我是王朔》）在王朔看來，“文革”使他們這些“小孩兒”離開了學校反而是好事。實際上，王朔也好，姜文也好，由于他們是“軍人子女”的特殊地位，在精神上都曾有過強烈的優越感，而“文革”使他們這種優越感既得到顯揚，又受到挫折。他們的“個性”就是在這種浮沉中形成的。這種經歷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寶貴和畢生難忘的。因之，他們對“文革”的感情總是懷念大于批評，覺得“陽光燦爛”。二.相同點

1.一部青春烏托邦

一位網友的留言是這樣的：“國產影片里我覺得最保持原著的神韻和風格的影片非《陽光燦爛的日子》莫屬。”和《動物兇猛》一樣《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是一部青春物語。

一群生長在京城軍隊大院的干部子弟，他們的童年生活是顯得那樣純真而值得留戀。作為革命軍人的父親或母親出于對后代的責任感，從小對他們進行思想的人生教育，希望他們過“有意義”的生活。他們的前途因著父輩對革命的功勞而被理所當然地規劃在燦爛的一類。但文革打碎了他們紅色的美夢，且淪為受人嘲弄的一群。他們由憤慨而絕望，最痛心的是深深感到自己被欺騙，被父母與師長的紅色理想所欺騙，使自己在兇猛的動物世界中缺少利爪，缺少覓食的本領。從此這一群自以為有高貴血統的人以一種叛逆的姿態蔑視父輩的教育：打架、玩妞、逃學、說謊、無所事事而高談闊論，但內心時時不忘自己是“人尖子”，以致一邊胡作非為，一邊“絕望的無聲哭泣”。

《陽光燦爛的日子》片首處有一段姜文/王朔極為個人式的旁白：“北京，變得這么快！20年的工夫，它已經成為了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我幾乎從中找不到任何記憶里的東西，事實上，這種變化已經破壞了我的記憶，使我分不清幻覺和真實。我的故事總是發生在夏天，炎熱的氣候使人們裸露的更多，也更難以掩飾心中的欲望。那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伴著我，陽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陣陣發黑??”聚集在屋頂上唱俄國民歌的悠悠浪漫，兩幫團伙集體斗毆前的驚恐和劍拔弩張，肆無忌憚的調侃嬉戲，半夜假山上明滅晃動的煙頭??年輕人的騷動，幻想的神秘，青春期的性好奇，不受束縛衍發的殘忍和暴力，不敢正視自己狂躁的內心，時時作踐自己和別人?? 2.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

由一次敘述的游戲，來對傳統歷史敘事的真實性進行大膽的質疑，顛覆和解構話語真實性的神話，這是《動物兇猛》/《陽光燦爛的日子》在敘事方式上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小說敘事人在表述伊始，企圖給讀者以純然冷靜客觀的態度，似乎在求一種巴特式的“零度寫作”，引導讀者進入其不動聲色的敘述狀態。但隨著故事在回憶中展開，過去與當下的時間差，在場與缺席的距離感，再加之記憶的叛逆，價值觀、現實情感傾向對記憶的深刻抵觸，使敘事人在表述中愈來愈感到了一種強制性的扭曲：越是想講真話，就越謬誤迭出、言不由衷——撒謊成性的話語原來根本無法從技術上還原真實。尼采所謂的藝術創造歷史記憶的深刻二元對立在這里又一次得到了驗證。就在敘事人在對故事的真實性的信心產生根本動搖之后，于是敘述游戲取代了一切關于真實敘述的可貴努力，故事過程被多次中斷，敘事人甚至跳出來把讀者直接拉入文本，與之一道來完成這場敘述的游戲。由此，敘事人獲得了除去偽裝與深度后的輕松和超脫，敘事嬗變為話語的不斷掙脫的運動，文本所指隨同敘事者一道被流放，敘事故事的過程成為記憶碎片的堆積，整個敘事顯得似真似幻，撲朔迷離。該小說里敘事人大概有兩處對表述謬誤的質疑和指正。其一是“我”在米蘭家海吹神侃并盡力不去看睡后米蘭無意裸露在外的身體，其二是在莫斯科餐廳“我”對米蘭進行奚落、捉弄，后又因她和高晉大動干戈。就敘事的態度來看，故事有著真實敘述的強烈追求，但追求的結果又只能是“一種客觀的真實，夢幻般的真實”。事實上，完全客觀的對歷史進行重寫永遠只能是文學/電影寫作的神話，對歷史的表述取決于敘事人道德敘事規則，故事不是歷史，一切關于敘事的真實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動物兇猛》/《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故事模糊而又曖昧，于北蓓為什么悄然而去而米蘭又突然出現？是否她們兩個本來就是一個人？馬小軍同米蘭的相識過程真有那么浪漫？通過劉憶苦才得以認識米蘭是否更加準確一些？眾所周知，傳統的文學或是電影敘事形態是一種高度縫合系統，故事情節清晰透明，具有穩定感與自足性，讀者或是觀眾在作者所營造的夢一般的文本中來進行感知和解讀的。而作者卻有意識的攪亂讀者或觀眾的幻覺感，阻隔著他們完全進入故事情景，將敘述的模糊性、不確定性乃至欺騙性直接暴露在人們面前，電影成了不斷破壞和消解自身的文本。敘事游戲已經使文本再也難以指涉什么意識形態、形而上的意義了。

在談及《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姜文說：“我不能發誓要人老老實實地講故事，可是說真話的愿望有多么強烈，受到的干擾就有多大。我悲哀的發現，根本就無法還原真實，記憶總是被我的感情改頭換面，并隨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頭腦混亂，真偽難辨。”到了末了，他甚至否認電影前面段落的真實性，直稱其為偽造的謊言。王朔/姜文的這種敘述策略使青春記憶更加張牙舞爪，在主觀有意識的塑造中，選擇或修改到記憶的一個烏托邦——陽光、燦爛、喧鬧、歡樂、不負責任、自由自在、初戀的甜蜜或心虛，精力的夸耀，害怕孤單和被人排擠，《陽光燦爛的日子》不諱言其敘事立場，堂而皇之的略去了青春苦澀的一面，讓世人欣賞北京少年擂著胸膛向全世界吹大牛的氣魄和純真。三.不同點

1.王朔理智但是殘酷的講述一個故事

小說的主人公“我”始終沒有名字，這正是作者慣用的手法，隨便你把他當成后來的“橡皮人”，或是當成他作品中的任何一個頑主形象。小說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那樣一個混亂的時代，有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作品中的人物： “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北京城里的小青年也普遍深入地興起了群眾性的‘流氓運動’。‘二本正經’的紅衛兵對‘革命運動’漸漸厭煩，開始酗酒，打群架，‘拍婆子’，搶軍帽，北京市‘山頭四起’。什么‘三級聯防’，‘百萬莊‘‘紀委大院’與 ‘山寨’的‘孩兒們’，橫行于市，稱霸一方，調皮搗蛋，尋歡作樂。全北京12歲以上乃至20多歲的青少年不分男女，幾乎無不以‘狂’為樂，以‘色’為榮，直到1969年‘老三屆’的娃兒們，一窩蜂地被趕出北京上山下鄉，然后北京才得以平靜??七十年代，隨著對當年大孩子的所作所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小字輩的王朔們呼啦呼啦的成長壯大，比哥哥姐姐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為非作歹，又在北京城卷土重來，只不過規模相對無限性。”[2] 小說主人公及其主要人物大都生長在七十年代軍隊大院里，小說采用倒敘形式，由主人公在車站和另一個人物的偶然相遇引出對過去的回憶：那時才15歲讀初三的“我”帶著一種濃厚的厭學情緒，因為無聊而養成了用鑰匙開別人家鎖的癖好。一天在一個房間里迷戀上一個姑娘的照片并想方設法結識了她，處于虛榮心把她約到自己大院里向哥兒們炫耀，不想米蘭卻和高晉的關系遠遠超過了同“我”的關系。這使“我由嫉妒而變得無法容忍，為了尋找心理平衡，就千方百計挑起事端，捉弄她，侮辱她，謾罵她。由這種追求施虐和侮辱的快感漸漸形成一種惡性的心理定勢，蟄伏在“我”我身上的動物本能成為“我”的主宰，在一種瘋狂心理的支配下，“我”終于象完成了一項神圣使命一樣莊嚴地強暴了米蘭??

小說名為《動物兇猛》指的就是主人公身上日以增長的具有強烈破壞力的動物本能。但是我認為，這種本能并不完全等于心理學上所說的處于人的道德壓抑下的潛意識本能，而是一種意識層面的扭曲的，變態的價值觀，它通過蔑視正常的人性和張揚人身上某些動物性來同各種世俗傳統道德價值對抗。“我”和米蘭的故事揭示了“我”怎樣一步步喪失少年天真純潔的人性而變得“動物兇猛”。

“我”對米蘭的感情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 開始，真誠依戀階段。主人公本質上存在著相當純潔天真的成份。例如他剛剛接觸于北蓓時，固然也和眾人一塊比賽說臟話，但是，只剩下他們倆時，還是象一下關了開關，沒詞了，甚至真誠的善意的關心起于北蓓了。那時主人公對女孩還是一種神秘朦朧的感覺階段，并且把這種感覺詩意化。他初見米蘭是可謂一見鐘情，只覺“她在一幅銀框的有機玻璃相架內笑吟吟的看著我，香氣從她那個方向的某個角落里溢放出來，她十分鮮艷，以致使我明知道沒有花仍有睹視化花叢的感覺。”和米蘭相識以后，幾乎天天到她家和她相會，把她臉上的微笑視作深得她歡心的信號。米蘭只是把他當作小弟弟，他這時的感情也是真摯的，不帶任何掩飾的。

第二階段，主人公這種真誠和頑主的價值發生了矛盾沖突。當頑主是主人公追求的理想。“真正的頑主是不憚于單槍匹馬的”，因此他硬著頭皮在大街上攔截米蘭。為了要做頑主，米蘭是他通向頑主道路的關鍵性祭品，他把米蘭作為向哥兒們炫耀自己“對異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的標志，但他畢竟還是模仿階段，還不能像真正的頑主一樣用玩世不恭的態度輕易的對待別人。

最后一個階段：主人公人性的徹底毀滅。“我”終于和頑主式的價值方式完全達成了妥協，從此以后，“我便以看待畜牲的眼光看待女人。”他不顧一切地去強暴米蘭：“我熱血沸騰得向他走過去，表情異常莊嚴。”主人公完全變得“動物兇猛”。《動物兇猛》的主人公有以下三個心理特征：

第一、幾乎是帶著一種英雄意識自覺地趨同于頑主的價值觀。既然不能迂尊降貴去信奉世俗的價值觀，中蘇開戰的幻想雖然偉大，但遙遙無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社會責任感在動蕩時代很快地煙消云散，而競相以比賽玩世不恭和能打能闖為能事。

第二、極其敏感易受傷害和報復心理極強。例如，主人公有一次去找米蘭，沒找到，就認為受了騙，有一種屈辱感，其實這只能說是主人過強的優越意識所造成的畸形自尊，以致不能正視現實任何有意無意的不利于自己的細節，并把它引申為對自己的傷害耿耿于心。

第三、使自己處于從來不容否定的地位，而無條件地蔑視自己的對立面。小說中有這樣的話：“我習慣于從邏輯上貶斥與我奉行準則不同的人，藐視一切非我族類的蹊蹺存在，總以為他們是不健全的，墮入乖戾的人。”正是這種心理作用使主人公喪失了人性的自我檢討的功能。小說不惜以大量篇幅渲染后來我對米蘭的蔑視心理和謾罵情景，其中有著很深的心理學意義。表面上是由于米蘭同“我”的疏遠，損失了我的自尊心，“我”只有加倍的看不起她，處處找她的麻煩來安慰自己，但實際上還是主人公內心深處對真誠依戀的向往，不甘心如此沉淪而拼命掙扎的表現。

當”我”終于以否定人性正常需要的方式而取得對人性的勝利的時候，是不是也預示了將來“馬小軍”們的某種悲劇呢？

2.加入個人情感的那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姜文根據《動物兇猛》改編的，姜文在樹立獨特的個性為前提下，進行了一次自我的心態和生活感受的精致融入，他以新一代導演富有神韻的敏銳性，對文革那段歷史生活的透視以嶄新的視域，沒有刻意去混凝淚水在政治層面的調色板里所呈現的黑暗程度。而是以詩的方式，描述了70年代初，幾個在部隊大院了里長大的孩子的生活歷程。展示了在文革后期一代青年人最隱秘的心靈感受，一種真實的青春沖動和困惑；一種人性原本的猶如詩歌的翅膀在大自然中流浪的痕跡。

當年拍《陽光燦爛的日子》時，姜文請王朔做編劇，但是王朔以“剛寫完大量小說和電視劇本，寫作能力陷于癱瘓”為由拒絕了。只是用他自己的話說“因為虛榮，我答應在劇本里扮演一個角色”。姜文借著自己對生命的獨特體驗和對電影藝術的感悟，對《動物兇猛》做了幾處改編。首先是名字。《陽光燦爛的日子》看起來就比《動物兇猛》明亮的多，就有一種陽光普照，刺白白的，亮得叫人眼前發黑的感覺，很明顯，姜文把文革那一段成長的日子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燦爛，最陽光的日子。

其次是情節的改編。姜文給原作中的“我”起了一個很普通但又耐人尋味的名字：馬小軍，“馬猴”。馬小軍為了米蘭跳煙囪，從幾十米高的煙囪里面爬出來，整個一個黑炭人，而米蘭卻無動于衷；大雨中，馬小軍對這米蘭的窗戶大喊：“米蘭，我愛你”，而米蘭出來時，他卻手足無措，直到米蘭把他擁到懷里??原作中，高晉穿了幾個城區，半夜里在米蘭家的小區里大嚷大叫，終于把米蘭叫出來，卻沒有一個確定的結果；盡管“我”猜出三種結局，但都是一樣的沒有可信度。在“老莫”吃飯時，米蘭送給劉憶苦和馬小軍每人一件生日禮物，馬小軍卻不知為什么大發脾氣，趕走了米蘭。原作中，米蘭和“我”此時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了，“我”甚至因為想出一個新的捉弄米蘭的方法而高興的睡不著覺，設計者這個情節是不是出于對“馬小軍”們的“安慰”呢？；原作中“我”因為沒有得到米蘭的愛和重視，終于在強暴中完成了對青春的蛻變，“我沒有理她，辦完了我要干的事情站在地上對她說：‘你活該!’然后摔門而去。”《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想用“強暴”這種最拙劣最無能的滿足性欲的手段宣泄他的怨氣，可這種手法實際上摧殘了他心理上最后殘留的美麗：當情況變成米蘭大叫“這樣有什么意思”而主動滿足踏實，馬小軍提起褲子落荒而逃??

有著相似經歷的王朔和姜文，將文革的歷史演繹成一段有沖動，有愛情，有性，有幼稚，有失敗，有冒險，也有成長的歷史。王朔看出了成長的殘酷，看到了人的動物性，故而“動物兇猛”；姜文則更注重那一段放縱，無拘無束，陽光燦爛的真實，感人。無論那一段時光如何的美好，畢竟有它殘酷，有它血淋淋的一面。生存本來就是充滿險惡，布滿荊棘的，是人們不斷壓抑，不斷釋放，不斷隱藏，再不斷釋放自己動物性一面的過程。當我們看到陽光燦爛的時候，最好也要看看它后面隱藏的黑暗。也許人必須經歷一個痛苦的自我毀滅，自我否定的撕裂的階段，必須經歷一個集體墮落的謾罵的亂世，才有可能真正到達人性和個性的彼岸。王朔是那個說出皇帝新衣真相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