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課：共青團的優良傳統與作風講稿

100年來，在黨的培育下，共青團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并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逐步發展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傳統和作風。在紀念建團100周年的時候，認真總結和正確認識共青團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對于激勵廣大共青團員，對于團結和帶領廣大青年，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改革開放的促進派，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共青團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內涵十分豐富，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如下六個方面：

一、學習、宣傳和信仰馬克思主義

馬列主義是共青團建設的理論根據和行動指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就是在馬克思主義與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斗爭中建立起來的。1920年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首先創建，到年底北京、廣州、長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但那時的青年團只是傾向社會主義，并未確定信仰哪一派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也還不明確，內部思想復雜，有科學社會主義，也有各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如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等等。所以團組織內部因觀點不一致，思想不統一而維持不下去。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團組織于1921年5月間先后陷于停頓或解散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黨的關懷與指導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得到了恢復和重建。重建后的團組織明確宣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章程》規定：團組織“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及擁護青年權利為宗旨”。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分支的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成立大會上也宣稱：“本團的組織，純以馬克思主義做中心思想，因為我們確信馬克思主義有改造社會的能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恢復重建后，就明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同時對各種流派的社會思潮進行了批判和揭露，在行動上也就和各種機會主義者分道揚鑣了。此后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青年團組織，在政治上更堅強，組織上更鞏固。

共青團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傳播者。1922年1月1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在北京創刊，在創刊號上就最早譯述了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宣傳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獨立解決本國問題的原則。以后，中國共青團又先后創辦了《中國青年》、《無產青年》、《列寧青年》、《中國青年報》等，這些報刊，也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結合黨的政治路線和中心任務，采取各種生動活潑的形式向團員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各地團組織在建團之初也分別創辦了各類刊物和社團，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楊匏安就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青年周刊》上連續登載其譯著的《馬克思主義淺說》，較系統地向廣東青年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以毛澤東為首組建起來的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則成立了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團員青年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和革命理論教育，用馬列主義培養青年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引導團員青年以俄為師，走十月革命道路。正是馬克思主義啟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團員青年，從而堅定了他們的共產主義信念。在那風雨如晦的日子里，不少老團干、老共青團員，在敵人的屠刀面前也沒有放棄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如老共青團員夏明翰就以他的浩然正氣實踐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誓言。又如江西團組織的創建人方志敏，在敵人的監獄里寫下了：“敵人只能砍下我的頭顱，但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的豪邁詩句，表現了共青團的先輩對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執著追求。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團員青年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就自動組織起來學習馬列主義。在廣州，團員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了各種秘密的讀書會、讀書小組，學習馬列著作《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兩種策略》等，進一步堅定青年抗日救國的信心。80年代，在全團開展的學習教育活動中，各地團組織成立了學習黨章小組、馬列主義學習研究小組，以及最近幾年在青年學生中出現的“尋找毛澤東”熱，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的進一步普及與深化。歷史已經證明，100年來，不管革命斗爭如何艱巨和政治風云怎樣變幻，共青團在黨的領導下，始終高舉馬列主義旗幟，帶領廣大團員青年矢志不渝地向著既定的目標——共產主義邁進。共青團不愧為廣大團員青年在實踐中學習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二、自覺擁護與堅持黨的領導，做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共青團的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青團的創建者和領導者。共青團是在黨的關懷、支持與指導下建立和成長起來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決定，著手整頓、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一大”之后，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董必武等人都曾分別參與或指導了上海、北京、長沙、武漢及廣州青年團的重建與發展工作，使團組織在“一大”之后，得到迅速的發展壯大。1949年元旦，正當全國面臨解放的歷史轉折時刻，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號召在全國普遍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組織。在各地黨組織的幫助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5月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了起來。“文化大革命”中，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共青團組織曾一度癱瘓與中斷活動，又是在黨的正確指引下，團組織在全面整頓的基礎上，才得到了恢復和建立。黨團關系的這種歷史淵源和政治屬性，形成和決定了黨對團的領導地位，以及共青團要成為黨的助手與后備軍。

共青團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中國共青團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基礎是一致的，這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中國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也是一致的，這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而奮斗。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團在黨的領導下，關系十分密切。共青團在思想上、行動上始終和中國共產黨保持高度的一致，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了《關于青年運動的決議案》，要求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國共合作的國民運動。為了更好地貫徹黨的“三大”決議，按照黨的指示，部署團的工作。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議，“對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之決議，本團愿努力協同中國共產黨誠實執行。”“大會完全承認中國共產黨對青年運動之決議，并愿接受中國共產黨之組織上及行動上之指導及援助。”會議之后，團組織發動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推動了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中共“二大”到“六大”，每次黨的代表大會都對青年運動和共青團工作作出專項決議案。除此之外，黨的各次代表大會或重大會議也都把青年工作、團工作納入議程，加以討論研究。同時，團中央也相應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或有關會議，對黨的決議或指示予以貫徹落實，協助黨組織做好各個時期的青年工作和完成黨交給團的各項任務。因此，中共“六大”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中指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常常是中國共產黨動員和組織廣大的勞動群眾到革命方面來的最親近的助手之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共青團跟隨黨的步伐，提出和堅持“以四化建設為中心全面活躍團的工作”的指導思想，帶領廣大團員青年，站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前列，為實現四化而扎實奮斗，建功立業。這充分體現了團是黨的助手的作用。

共青團不僅在行動上是黨的助手，在組織上又是黨的后備軍。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既是黨培養接班人的長期戰略，也是共青團對黨對革命事業負責，為黨輸送新鮮血液，為革命輸送合格人才的光榮任務。早在中共“一大”上，黨就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問題，并決定了吸收優秀團員入黨的辦法。黨的“一大”后，團組織就將一批優秀團員輸送到黨組織中去，在湖南就有劉少奇、任弼時、郭亮、夏明翰、毛澤民等，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就有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陳毅、陳延年、陳喬年等優秀團員被吸收入黨。在“五卅”運動期間，共青團協助共產黨建立了許多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前，許多地方如福建、四川、陜西、大連等地，只有共青團沒有共產黨；有的地方如江西、安徽、山西等省，團組織比黨大而普遍。因此，共產黨要求共青團在加強黨、建立黨方面作出貢獻。這一時期，共青團積極輸送了3000名以上的團員入黨。這樣，一些原來基礎薄弱的地方共產黨組織得到了加強，一些沒有建立黨的地方，開始成立了黨組織。1936年11月，黨中央根據抗戰形勢的需要，作出了徹底改造共青團的決定，各地在改造共青團的過程中，曾將大批共青團員轉入黨組織。解放后，黨和團的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和發展，推薦優秀共青團員入黨成了一項經常性工作。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更注重了對青年干部的培養與選拔，各地基層團組織主動協助黨的基層組織做好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培養工作，推薦大批具備黨員條件的優秀團員加入黨組織。僅1985年，全國團員入黨數就達到80萬。共青團成了名符其實的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三、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奮力振興中華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它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100年來，愛國主義成了中國共青團動員與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團員青年團結奮斗，爭取祖國獨立和繁榮富強的光輝旗幟。

中國共青團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總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站在斗爭的前列，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1935年，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步步進逼，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之際，北平的青年學生和團員青年，發動了著名的“一二·九”反帝愛國運動，從而揭開了全民抗戰的序幕。同年12月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號召“一切愛國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組織，大家在抗日救國的義旗之下聯合起來，”并“懇切的聲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但愿意與任何抗日救國的組織合作，與一切愛國同胞實行親密團結，共同奮斗！而且愿意把我們的組織開放起來，歡迎一切贊成抗日救國的青年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這個宣言表明，共青團已勇敢地提負起了組織中國青年抗日統一戰線，挽救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宣言發出以后，在全國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各地結合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徹底改造共青團的指示，陸續創立了許多青年抗日救國組織，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青年救國會、青年救國團、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等，把抗日的火種撒向全國，點燃了抗戰的烽火。1950年，當美帝國主義妄想乘侵朝戰爭之機，把戰火引向我國。廣大青年響應黨中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踴躍報名參加軍事干部學校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這次愛國行動中，團員起了表率作用，報名的人員中，黨團員占了一半以上。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中的團員青年，英勇善戰，屢建戰功，充分體現了青年一代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發展科學，振興中華”是五四以來在青年中代代相傳的共同心聲。即使在革命戰爭年代，青年們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認定了學習文化、發展科學是挽救中華民族危亡，促使國家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由之路。新中國成立后，為把我國建成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1956年黨中央向全國人民和全體青年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為此，團中央要求各地團組織要把培養青年專家，帶領青年向科學進軍，努力普及文化工作，作為當前共青團的重要任務。廣大團員青年積極響應黨、團中央的號召，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號角。我國進入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后，團員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的熱潮方興未艾，高潮迭起。團中央在全國青少年中開展的“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極大地激發了團員青年為報效祖國而勤奮學習的熱情。團員青年學科學用科學積極分子層出不窮。利用科技進步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加速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已成了當代團員青年的共同理想和實踐行動。

四、艱苦奮斗，頑強拼搏，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

艱苦奮斗是我國人民的傳家寶，也是中國共青團在與黨和人民共同奮斗的過程中，形成的好傳統、好作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廣大團員青年為了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挺身而出，前赴后繼，頑強搏斗，英勇獻身。在北伐戰爭中，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為骨干組建起來的葉挺獨立團，素有“鐵軍”之稱。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在沿途人民群眾的支援下，揮戈北上，首破醴陵，全殲守敵；強取汀泗橋、賀勝橋，浴血奮戰；攻克武昌，所向披靡，充分體現了團員青年的生力軍作用，使北伐軍得以順利挺進。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全國處于白色恐怖之中。但廣大團員青年并沒有被反革命逆流所嚇倒。他們擦干身上的血跡，在黨的領導下，又投入到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起義和革命斗爭中去。共青團廣東省委帶領團員青年積極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在起義前，團廣東省委就發出宣言，號召廣大團員發動青年工農兵起來奪取反動派武裝，建立工農兵政權。在武裝起義的當天，團省委又發出了《告青年兵士、警察及保安隊書》，號召他們反戈一擊，推翻反動政府。起義槍聲打響后，團員青年與赤衛隊一起，包圍敵人據點，英勇搏斗。起義失敗后，被殺的近6000名工農兵群眾中，絕大部分為青年人，其中有廣州起義的領導者、中國青年運動領袖張太雷。這體現了團員青年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精神。不僅廣州起義如此，在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團員青年同樣起了先鋒模范作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開創革命根據地和創建工農紅軍的過程中，廣大團員、青少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革命根據地，共青團經常動員與組織團員、青少年參加紅軍，許多團支部甚至集體報名參加紅軍。特別是在1932至1934年的擴展紅軍運動中，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團組織動員了一批批的團員青年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紅軍中去，開赴前線。廣大團員和青少年成了保衛和建設根據地的一支朝氣蓬勃的生力軍。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團員青年成了工農業生產和各條戰線的突擊隊。50年代，廣大團員青年積極響應團中央發出的“把青春獻給祖國”、“到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向困難進軍”的號召，組織各種類型的青年突擊隊、青年志愿墾荒隊，為工農業生產不畏艱險，頑強拼搏。到1955年9月底，全國工礦企業、建筑行業就建立起青年突擊隊1597個，參加人數為31518人。青年突擊隊吃大苦、耐大勞，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建設人民大會堂工地上，李瑞環率領的青年突擊隊，只用8天時間就完成了計劃中45天的任務。張百發領導的北京市第六工程公司青年突擊隊也作出了突出成績。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廣東省中山縣新平鄉第九農業生產合作社團小組組織了全國第一支農村青年突擊隊，毛澤東對這支突擊隊予以高度贊揚：“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是這樣。希望各地的黨組織，協同青年團組織，注意研究如何發揮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將他們一般看待，抹殺了他們的特點。”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團中央又在全國的團員青年中開展新長征突擊手（隊）活動，把青年們想四化、學四化、干四化的愿望和行動有機地結合起來，涌現出了大批有作為有實績的青年突擊手（隊）。僅1979年，各省、市、自治區團委就命名表彰了2萬多名新長征突擊手，2000多個新長征突擊隊，充分體現了青年一代艱苦奮斗，開拓進取的精神風貌。1984年5月，共青團中央等三家單位在全國建筑行業中再掀起青年突擊隊熱潮，近30萬青工熱烈響應，他們以忘我的勞動精神續寫著青年突擊隊的火紅篇章。1991年11月，江澤民總書記為青年突擊隊題寫隊名，體現了黨和人民對青年突擊隊的重視和關懷。

五、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

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共青團努力學習與實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據中國的國情，自覺地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用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實踐，改造社會，造福人民。

實事求是，表現于理論聯系實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建團初期，在青年中存在兩種思潮的論爭：一種是以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潮為主，他們脫離中國社會實際，宣揚不要國家，不要政府，不要階級斗爭的虛無的人道主義；另一種則是以馬列主義為武器，剖析中國社會實際，提出要用“階級爭斗”來改造社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堅持后一種觀點和主張，并在建團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與建團實踐結合起來。如毛澤東在湖南建團時，就十分注意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青年，特別是教育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1920年到1921年，長沙青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相當嚴重。湖南“勞工會”的領導人黃愛、龐人銓，經過毛澤東的耐心啟發和幫助，從信仰無政府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以后，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與從事工人運動，而成為團中央贊揚的“好團員”。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其機關報《青年周刊》第4號上也明確提出，對馬克思主義要“研究與實行并重。”又指出：“我們團體的目的志在參加實際運動，改造社會，應該以現實社會做對象”。為此，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內設有學生、勞工、農民、軍人、婦女、社會教育、政治宣傳等7種委員會，專門負責組織與開展各種群眾運動。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到會作了《馬克思主義兩大精神》的講演。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精神概括為：“第一，實際研究的精神”；“第二，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他在演講中說：“我望青年們，寧可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干馬克思革命的運動！青年們，尤其是社會主義青年團諸君，須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因此，團“一大”以后，青年團的指導思想更加明確，這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總之，中國共青團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認清各個歷史時期革命的性質、對象和任務，從而動員與組織青年投身于革命運動。在大革命時期和抗日救亡運動中，團組織帶領團員青年參加了第一、二次國共合作，壯大了革命力量；在10年內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團組織動員團員青年參加建立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和全國人民一起，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這是中國共青團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實踐。

實事求是，還表現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中國共青團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行動指南，對于黨內或團內出現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對于不良的思想作風，敢于堅持真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出現低潮。在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國民黨采取妥協退讓的方針，放棄武裝斗爭，解散共青團領導的童子團。共青團中央對此曾提出堅決的反對，并將意見兩次提交黨中央討論。由于團中央堅持革命立場和政治原則性，正確地進行了黨內斗爭，因此，在中共“八七會議”和“六大”上，受到了表揚：共青團“偉大的功績便是在革命最緊要關頭時與黨員群眾共同反對黨的機會主義的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時所表現的革命性比當時黨的指導者要大，所以表明他是中國的偉大政治力量。”此外，對于以后黨內出現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共青團也進行了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共青團對于自身所犯的“先鋒主義”、“取消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也在黨的幫助下，進行了認真的檢討和反思，總結經驗教訓，及時糾正了錯誤。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企圖以“紅衛兵”來代替共青團組織，妄圖把青年一代培養成為他們反革命的御用工具。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廣大團員青年對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反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共青團跟隨黨的步伐，進行了撥亂反正，從而再次擺正了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

六、與工農相結合，密切聯系群眾

五四運動以后，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群眾，傳播革命理論，促成了馬克思主義與工農運動的結合，也促成了青年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的結合。這是中國青年同民眾結合的開端。之后，團組織引導團員青年逐步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團中央于1923年10月創辦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在創刊之初，就十分注重工農運動，號召青年要到工農民眾中去。《中國青年》在對中國革命的動力進行詳細考察和對中國社會各階級作出分析的基礎上，針對青年的特點，提出要“引導一般青年到活動的路上，到強健的路上，到切實的路上”，就要“到民間去！”指出，中國革命中“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現在和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位。”還指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70％，是中國革命中最偉大的力量之一。“中國的改造倘不得農民的同情或贊助，很難圓滿成功。”因而大聲疾呼，青年知識者要深入到“最受政治、經濟直接壓迫和掠奪痛苦的下層農工階級”中去，進行革命的宣傳發動工作，啟發他們的政治覺悟，推動他們走向革命。正是在團組織的教育引導下，一代又一代的團員青年及青年知識分子，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農大眾同甘苦，共患難，同工農緊密團結，共同奮斗，把中國革命不斷推向前進，青年也在同工農結合的過程中，得到了鍛煉成長。

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廣東的工農運動比較活躍，這與團員青年深入工農群眾，開展細致的宣傳發動工作和組織工作是分不開的。廣東社會主義年團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彭湃就是與農民結合，開展農民運動的光輝榜樣。1922年5月，彭湃就回到家鄉海豐縣開展農民運動。為了更好地宣傳發動農民群眾，他脫下白通帽，戴上小斗笠；脫下學生裝，穿上農民粗布服；脫下膠底鞋，光著赤腳板走到農民中去，用通俗易懂的地方語言和農民交談，與農民一起勞動。在彭湃的帶動下，一批團員青年和青年農民就參加到農民運動中來，1923年元旦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彭湃任會長。這是我國最早的農會之一。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負責人阮嘯仙也十分強調團組織要重視開展工農運動。他指出：“我們的切要工作，在于深入群眾，和群眾發生密切的關系，宣傳與組織，為與群眾長時間之接觸而結不解之緣也。”“現在我們變革方針，倒不如專注重青年工人（產業中工人）和農民。”在廣東團組織的努力下，廣東的工農運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阮嘯仙、劉爾崧、黃學增等團的領導人先后到花縣、順德、廣寧、南路等地開展農民運動。廣東團的領導人阮嘯仙、周其鑒、張善銘等也都是廣東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骨干。他們利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有利時機，在工人中發展工會，組織職工夜校和職工子弟學校、青年工人俱樂部，通過這些組織和活動，擴大與工人的接觸與聯系，廣泛地向工人傳播革命理論，動員與組織工人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特別是在省港大罷工中，廣東團組織作了大量工作。罷工前，團員骨干藍裕業、周文雍就到香港，協助黨組織發動工人罷工，幫助香港團組織發動學生罷課，支援罷工斗爭。在廣州，團組織動員青年學生做好香港罷工工人返回廣州的接待工作與服務工作，與省港工人一起，繼續堅持罷工斗爭，推動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

廣東青年團早期開展的工農運動，只是全國團員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一個縮影，象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農民運動，劉少奇在安源領導的工人運動，都是共青團先輩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典范。隨著時代的不同，團員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方式和內容也有所變化。最近幾年，各級團組織在團員青年、青少年中普遍開展的“社會實踐活動”、“科技興農活動”、“智力扶貧活動”等，就是新時期團員青年、大中學生與工農相結合，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有效形式。縱觀中國革命史和青年運動史、團史，中國每一次大的革命運動，如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解放戰爭中的愛國民主運動、四五運動等，無不是在馬列主義指引下廣大青年，包括團員青年、青年學生、青年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群眾，與工農相結合，動員與組織工農群眾，開展人民革命斗爭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革命的進程，就是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過程，沒有青年一代與工農的結合，中國革命的發生、發展與最后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早已明確指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

以上所論是中國共青團的優良傳統與作風的主要內容，它對于增強團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共青團成立以來，雖然經歷了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但共青團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卻代代相傳，經久不衰。今天，我們仍然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共青團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并要根據現時代的特點來不斷豐富和完善它，使之成為新時期團組織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