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公布4個指導性案例 中國式“判例” 頭炮有點悶

最高法公布4個指導性案例 中國式“判例” 頭

炮有點悶

摘要:

民告官案，一個也沒有；熱點案件，還沒出現；入選案例，適用范圍有點小，甚至有些“多余”。學界公眾期待很高，法官亟需鮮活經驗，最高法院“慎之又慎”。

已決的公正判例，將開始發揮效力。

2011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在出臺相關規定一年以后，謹慎低調地公布了第一批4個指導性案例。

這意味著，法官在裁決案件時，除了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還有先例判決作為裁判依據。

人們是否會等來渴盼已久的“同案同判”？這些年法官在拆遷、名譽權等領域摸索出來的裁判規則，是否能夠得到普遍確認？最高法此舉給社會各界帶來諸多期待。

該指導的還沒指導

2010年11月26日，最高法院公布《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后，遲至一年，首批指導性案例才得以出爐。

最高法院研究室案例指導處處長吳光俠介紹，遴選過程“慎之又慎”。他們從各級法院報上來一百多個案例中，提出備選案例，然后征求業務部門和學者的意見，再報主管院長，最后經審委會討論，同意后才公之于眾。

“數量少了點，不解渴。”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說。他設想的理想狀態是：規定出臺后，每三個月出臺一次，每次七八個案例，一年就有幾十個。“這樣才能對普遍的同案不同判問題，起到立竿見影的解決效果。”

廣東省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長唐文感到有點遺憾：4個指導性案例，兩個民事案、兩個刑事案，沒有一個行政案。民告官案件被認為是“最難啃的骨頭”，法官們亟需先例判決的指導。

4個案例中，一號案例涉及房屋買賣中的“跳單”糾紛，二號涉及民事訴訟中二審和解協議效力問題，三號案例涉及新型受賄的認定，四號案例涉及婚戀糾紛中的殺人罪免死問題。

“總體來說，對社會熱點回應度不夠。”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李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發現，這幾年幾個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例都沒有選上，比如許霆利用ATM機故障取款案、遼寧張劍殺死拆遷者被判正當防衛案等。李軒曾和最高法院副院長蘇澤林合作研究案例指導制度。

2011年5月，最高法院表示，已通知各省高院將按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的第一、二起案件上報，最高院將在審查后發布醉駕指導性案例作為審判醉駕的參照。此前，刑法修正案

（八）實施，最高法院院長張軍的一句“勿將醉駕一律認定為犯罪”激起巨大爭議。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最高法院本意是想選醉駕案入指導性案例，但公安和檢察機關有不同意見，理論界對此也有分歧，謹慎起見，最終未選。

廣東省高院有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該省上報了20個案例，包括許霆案，全部落選。一位學者指出，許霆案是由于輿論監督引起法院重視才改判的，在類似案件中是否應該遵循許霆案，司法實務界仍有分歧。

有學者評價這次案例遴選：慎重有余，效率不高。

最高法院的慎重也不無道理。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騰2011年7月在《人民法院報》撰文說，從總體上看，絕大多數備選案例不符合指導性案例的要求，或者不具有指導價值，或者有較大的瑕疵與爭議。

按照2010年規定中的相關條件，胡云騰解釋說，“社會廣泛關注的”

是指實實在在的利益爭執，不是公眾一時的熱議或者媒體的炒作；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人身損害的也屬于工傷，就符合“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沒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案例，不論多么典型、疑難或者新穎，都不能作為指導性案例。

指導性案例指導性不足

即使是已經公布的4個案例，在學界和實務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在受訪學者和法官中，三號案例獲得的好評最多，法院通過一個職務犯罪案例，就將4種新類型的受賄情節界定清楚。該案主人公南京市棲霞區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潘玉梅、辦事處主任陳寧，與請托人合辦公司，未出資，不參與經營管理，但獲取“利潤”；收了錢但還沒“為他人謀取利益”；從房地產公司買低價房；相關人員被查處后趕緊退贓等，這些行為均被認定為受賄。

對其他3個指導案例，仍有一些不同意見。

一號案例被認為適用范圍過小。買方與一家中介簽了買房確認書，但最終對比多家中介公開的同一房源信息后，選擇和報價最低的一家中介簽約，此案例明確認定，房主并未違約。但這類“跳單”并不是最普遍的現象，大量的糾紛是買家跳過中介直接和房主簽約，此類糾紛明顯屬于違約，無須“指導”。“雖然法院判決合理，推理過程清晰，但指導性意義的普適性何在？”一位受訪專家反問。

二號案例則被疑是否“多余”。民事訴訟二審時，雙方簽了和解協議，一方忽然翻臉了，要求執行一審判決，此類情況法院是否支持？指導性案例的答案是支持。不過一些學者認為，對和解協議效力的問題，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中有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也沒有太多爭議，所以指導意義不大。

爭議最大的是四號案例。該案中的男青年王志才因和女友結婚不成，憤而殺人，最終被判死緩。案例的指導性意義在于：因戀愛、婚姻矛盾激發引發的故意殺人案，本應判處死刑的，可從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角度，判處被告人死緩。

“婚姻家庭等案慎用死刑”是現行刑事政策的原則之一，有學者猜

測，此案是對2011年8月云南省高院重審李昌奎殺人案的“辯解”，重申法院在死刑政策上的立場。

云南農民李昌奎殺死昔日戀人及其三歲幼弟，受害者家屬要求嚴懲，一審被判死刑；由于有坦白悔罪、積極賠償等從輕處罰情節，云南省高院改判李昌奎死緩，完全符合四號案例的裁判要點。

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最高法院決定由云南高院重審此案，李昌奎最終被判死刑，一個月內完成核準和執行程序。

無論對4個指導性案例有多少爭議，學者們仍感到欣慰。首批案例的推出，意味著中國式判例制度終于跨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判例指導法官：不能“依葫蘆畫瓢”

法院希望指導性案例有“準強制執行力”，如違背，可構成撤銷原判理由

法官應完整參照案例，除了方法論，更要用“心”去領會案例背后的法律精神

不是法律但有約束

2010年11月定型的案例指導制度，即僅有10個條文的《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將指導性案例的效力限制為“應當參照”。

這已離最初設計相差甚遠。由最高法院副院長蘇澤林領銜的課題組所做的專家建議稿，曾規定，上級法院在審理二審、再審案件時，發現下級法院裁判與最高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相違背的，應予以改判。（參見本報2009年9月2日《“同案同判”是一個神話？》）

自案例指導制度2005年明確列入司法改革二五綱要，到2010年11月最高法院的規定出臺，圍繞這一制度的最大爭議在于，如何避免僭越

立法權問題。根據現行法律，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則被賦予對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司法解釋權。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騰的定調是，指導性案例是“不是造法而是釋法”。

世界兩大法系，普通法國家如英國、美國的法律淵源是法官的先例判決，即法律規則是由法官在判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而作為成文法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是先由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法官不能“造法”。研究判例制度二十年之久的廣州大學副校長董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最高法院最初搞研究就避開“判例”這個敏感詞的原因。

“近年來兩大法系都在相互借鑒，中國也這么做了。”最高法院研究室案例指導處處長吳光俠語氣輕松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決定性的一步已經邁出，剩下的就是好好實施這個制度。

《法制日報》報道說，為了明確“如何參照”這一問題，目前最高法正在起草具體的操作規范。

此次首批4個案例發布，最高法院研究室負責人的表述可概括為，“應當參照”意味著法官判案時應將指導性案例作為說理依據引用，但不能成為判案的法律依據。

“我認為現在的指導性案例是‘準強制執行力’，次于法律的‘強制執行’。或者說，是‘事實上的拘束力’，而又不是‘法律上的拘束力’。”廣東省高院審委會委員、審管辦主任廖萬春說。

雖然對判例法的借鑒打了折扣，但從法院的角度而言，案例指導制度被期待具有強制約束力。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騰認為，“應當就是必須”。當法官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參照指導性而未參照，必須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當事人在訴訟中提出參照某個指導性案例的要求，法官應當回應并說明理由。

“最高法院審委會通過了，也就是說各級法院審理與指導性案例相類似的案件時必須適用，如果違背指導性案例，那就可以構成撤銷原判的理由。”胡云騰說。

自1985年起，最高法院創辦《最高人民法院公報》，陸續發布一些典型案例供各級法院參考，這些案例在未重新公布前，不被視為指導性

案例。

為了保證指導性案例的權威性，最高法院還要求，各高級法院只能發布參考性案例，且不能再使用“指導性案例”或者“指導案例”稱謂。

不只是方法論

與普通法國家法官通過判例探索法律規則相似，案例指導制度作為中國式的判例制度，有填補法律漏洞以及解決法律滯后等目標，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司法不公，特別是“同案不同判”現象引發的司法公信力危機。

2006年廣州青年許霆從ATM機取走不屬于自己的17.5萬元，一審被以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經上訴后，改判有期徒刑5年。

因許霆案，曾從ATM機上取出借記卡上無端多出42.9萬的云南公安專科學校學生何鵬，命運出現了轉機。2009年，經云南省高院重申，已在獄中度過5年的何鵬，由無期徒刑被改判8年零6個月。

案例指導制度，有望彌補法律和司法解釋不足，以更直白的方式進一步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近幾年，先行先試的一些地方取得良好效果。2002年8月，鄭州“王海”劉政軍知假買假的行為在鄭州市中原區法院被確認為消費行為，劉獲得雙倍賠償，當第二起類似案件發生后，法院援引“先例判決”，僅用二十分鐘就宣告結案。

最高法院研究室負責人還“著重指出”，參照主要指參照指導性案例明確的裁判規則、闡釋的法理、說明的事理，不是依葫蘆畫瓢參照具體的裁判結果。

對于機械追求“同判”的擔心并非多余。近幾年，“彭宇”成為扶老人被告案的代名詞，實際上，幾起案件的案情存在差異，并不都適合簡單以“彭宇”套用。法官不僅應理解指導性案例的方法論，更應充分理解案例背后的價值觀和法律思維。

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長唐文說，依據先例判決判案，最關鍵的問題是

對海量的案件相似、不相似的地方進行甄別，這在判例法國家叫做“區別技術”。而中國大量的法官還不具備這樣的素質，近些年的培訓也不夠，對指導性案例制度的適應還有些難度。有學者擔心，如果過分強調案例指導，還可能挫傷法官獨立判案積極性。

相比“許霆案”或“彭宇案”，小販刺死城管是故意傷害或合法自衛，批評官員被跨省追捕以誹謗等罪名入刑，貪官似乎級別越高懲罰力度越小，這些案件還反映了“同案不同判”以及其他司法不公現象之所以突出，除了法官自由裁量權過于隨意，還夾雜法院內外的各種利益和權力因素。

在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看來，指導性案例制度最大的效用是樹立司法權威，客觀上保障法院獨立行使審判功能。

除了法律條款的援引，行政干預往往是法官判案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倘若法官有來自最高法院的指導性案例“撐腰”，無疑增加了法官獨立辦案的心理籌碼。（參見本報2010年8月18日《中國式判例制度實驗在即》）

“指導性案例有了強制性規定，今后法官絕可能等閑視之。”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長唐文認為，案例指導制度的實施，也會改變法官審案時先找法條，然后層層請示領導的習慣性做法。

第二篇：最高法指導性案例

指導案例5號：魯濰（福建）鹽業進出口有限公司蘇州分公司訴江蘇省蘇州市鹽務管理局鹽業行政處罰案

關鍵詞： 行政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規章參照鹽業管理

裁判要點：1.鹽業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設定工業鹽準運證的行政許可，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不能設定工業鹽準運證這一新的行政許可。

2.鹽業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對鹽業公司之外的其他企業經營鹽的批發業務沒有設定行政處罰，地方政府規章不能對該行為設定行政處罰。

3.地方政府規章違反法律規定設定許可、處罰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審判中不予適用。

相關法條：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

2.《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三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九條

基本案情：原告魯濰（福建）鹽業進出口有限公司蘇州分公司（簡稱魯濰公司）訴稱：被告江蘇省蘇州市鹽務管理局（簡稱蘇州鹽務局）根據《江蘇省〈鹽業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簡稱《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的規定，認定魯濰公司未經批準購買、運輸工業鹽違法，并對魯濰公司作出行政處罰，其具體行政行為執法主體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蘇州鹽務局無權管理工業鹽，也無相應執法權。根據原國家計委、原國家經貿委《關于改進工業鹽供銷和價格管理辦法的通知》等規定，國家取消了工業鹽準運證和準運章制度，工業鹽也不屬于國家限制買賣的物品。《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的相關規定與上述規定精神不符，不僅違反了國務院《關于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而且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簡稱《行政許可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簡稱《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屬于違反上位法設定行政許可和處罰，故請求法院判決撤銷蘇州鹽務局作出的（蘇）鹽政一般[2009]第001-B號處罰決定。被告蘇州鹽務局辯稱：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和《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四條的規定，蘇州鹽務局有作出鹽務行政處罰的相應職權。《江蘇鹽業實施辦法》是根據《鹽業管理條例》的授權制定的，屬于法規授權制定，整體合法有效。蘇州鹽務局根據《江蘇鹽業實施辦法》設立準運證制度的規定作出行政處罰并無不當。《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均在《江蘇鹽業實施辦法》之后實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簡稱《立法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定，《江蘇鹽業實施辦法》仍然應當適用。魯濰公司未經省鹽業公司或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而購買工業鹽的行為，違反了《鹽業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蘇州

鹽務局作出的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規、規范性文件正確，程序合法，請求法院駁回魯濰公司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11月12日，魯濰公司從江西等地購進360噸工業鹽。蘇州鹽務局認為魯濰公司進行工業鹽購銷和運輸時，應當按照《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的規定辦理工業鹽準運證，魯濰公司未辦理工業鹽準運證即從省外購進工業鹽涉嫌違法。2009年2月26日，蘇州鹽務局經聽證、集體討論后認為，魯濰公司未經江蘇省鹽業公司調撥或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從省外購進鹽產品的行為，違反了《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并根據《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對魯濰公司作出了（蘇）鹽政一般[2009]第001-B號處罰決定書，決定沒收魯濰公司違法購進的精制工業鹽121.7噸、粉鹽93.1噸，并處罰款122363元。魯濰公司不服該決定，于2月27日向蘇州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蘇州市人民政府于4月24日作出了[2009]蘇行復第8號復議決定書，維持了蘇州鹽務局作出的處罰決定。

裁判結果：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區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以（2009）金行初字第0027號行政判決書，判決撤銷蘇州鹽務局（蘇）鹽政一般[2009]第001-B號處罰決定書。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蘇州鹽務局系蘇州市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根據《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和《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的規定，有權對蘇州市范圍內包括工業鹽在內的鹽業經營活動進行行政管理，具有合法執法主體資格。

蘇州鹽務局對鹽業違法案件進行查處時，應適用合法有效的法律規范。《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蘇州鹽務局的具體行政行為涉及行政許可、行政處罰，應依照《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實施。法不溯及既往是指法律的規定僅適用于法律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為，對于法律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不適用。《行政許可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本法施行前有關行政許可的規定，制定機關應當依照本法規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執行。《行政處罰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因此，蘇州鹽務局有關法不溯及既往的抗辯理由不成立。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在已經制定法律、行政法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規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規設定的行政許可事項范圍內對實施該行政許可作出具體規定，不能設定新的行政許可。法律及《鹽業管理條例》沒有設定工業鹽準運證這一行政許可，地方政府規章不能設定工業鹽準運證制度。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在已經制定行政法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規章只能在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內作出具體規定，《鹽業管理條例》對鹽業公司之外的其他企業經營鹽的批發業務沒有設定行政處罰，地方政府規章不能對該行為設定行政處罰。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參照規章。蘇州鹽務局在依職權對魯濰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時，雖然適用了《江蘇鹽業實施辦法》，但是未遵循《立法法》第七十九條關于法律效力等級的規定，未依照《行政許可法》和《行政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撤銷。指導案例6號：黃澤富、何伯瓊、何熠訴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

關鍵詞：行政訴訟行政處罰沒收較大數額財產聽證程序

裁判要點：行政機關作出沒收較大數額涉案財產的行政處罰決定時，未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或者未依法舉行聽證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認定該行政處罰違反法定程序。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

基本案情：原告黃澤富、何伯瓊、何熠訴稱：被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簡稱金堂工商局）行政處罰行為違法，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成工商金堂處字（2005）第0202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返還電腦主機33臺。被告金堂工商局辯稱：原告違法經營行為應當受到行政處罰，對其進行行政處罰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法、處罰適當；所扣留的電腦主機是32臺而非33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3年12月20日，四川省金堂縣圖書館與原告何伯瓊之夫黃澤富聯辦多媒體電子閱覽室。經雙方協商，由黃澤富出資金和場地，每年向金堂縣圖書館繳管理費2400元。2004年4月2日，黃澤富以其子何熠的名義開通了ADSL84992722（期限到2005年6月30日），在金堂縣趙鎮桔園路一門面房掛牌開業。4月中旬，金堂縣文體廣電局市場科以整頓網吧為由要求其停辦。經金堂縣圖書館與黃澤富協商，金堂縣圖書館于5月中旬退還黃澤富2400元管理費，摘除了“金堂縣圖書館多媒體電子閱覽室”的牌子。2005年6月2日，金堂工商局會同金堂縣文體廣電局、金堂縣公安局對原告金堂縣趙鎮桔園路門面房進行檢查時發現，金堂實驗中學初一學生葉某、楊某、鄭某和數名成年人在上網游戲。原告未能出示《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金堂工商局按照《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擅自設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或者擅自從事互聯網上網服務經營活動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公安機關依法予以取締，查封其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場所，扣押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專用工具、設備”的規定，以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號《扣留財物通知書》決定扣留原告的32臺電腦主機。何伯瓊對該扣押行為及扣押電腦主機數量有異議遂訴至法院，認為實際扣押了其33臺電腦主機，并請求撤銷該《扣留財物通知書》。2005年10月8日金堂縣人民法院作出（2005）金堂行初字第13號《行政判決書》，維持了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號《扣留財物通知書》，但同時確認金堂工商局扣押了何伯瓊33臺電腦主機。同年10月12日，金堂工商局以原告的行為違反了《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的規定作出了成工商金堂處字（2005）第02026號《行

政處罰決定書》，決定“沒收在何伯瓊商業樓扣留的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電腦主機32臺”。

裁判結果：四川省金堂縣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5日作出（2006)金堂行初字第3號行政判決：

一、撤銷成工商金堂處字（2005）第0202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二、金堂工商局在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三、金堂工商局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履行超期扣留原告黃澤富、何伯瓊、何熠的電腦主機33臺所應履行的法定職責。宣判后，金堂工商局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8日以同樣的事實作出（2006）成行終字第228號行政判決，撤銷一審行政判決第三項，對其他判項予以維持。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雖然該條規定沒有明確列舉“沒收財產”，但是該條中的“等”系不完全列舉，應當包括與明文列舉的“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類似的其他對相對人權益產生較大影響的行政處罰。為了保證行政相對人充分行使陳述權和申辯權，保障行政處罰決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對沒收較大數額財產的行政處罰，也應當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適用聽證程序。關于沒收較大數額的財產標準，應比照《四川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暫行規定》第三條“本規定所稱較大數額的罰款，是指對非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1000元以上，對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處以20000元以上罰款”中對罰款數額的規定。因此，金堂工商局沒收黃澤富等三人32臺電腦主機的行政處罰決定，應屬沒收較大數額的財產，對黃澤富等三人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的行為，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行政處罰前應當告知被處罰人有要求聽證的權利。本案中，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處罰決定前只按照行政處罰一般程序告知黃澤富等三人有陳述、申辯的權利，而沒有告知聽證權利，違反了法定程序，依法應予撤銷。

第三篇：最高法公布10大食品藥品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打擊危害食品、藥品安全違法犯罪典型案例

“用公開促公正 建設核心價值”主題教育打擊危害食品、藥品安全違法犯罪典型案例

目 錄

1.廣西華聯綜合超市有限公司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2.陶昌醒等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案

3.徐丙華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案

4.黃寧、曾榮芬、劉旭旺銷售偽劣產品案

5.謝天、李華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案

6.趙榜河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7.劉希強等人生產、銷售偽劣（香油）產品、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案

8.吐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案

9.桑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

10.姚揚業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1.麻秀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2.邱某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3.張益祥、張慶裕、農秀勤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4.張佳章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案

一、廣西華聯綜合超市有限公司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3日,葉潤軍在廣西華聯綜合超市(以下簡稱華聯超市)購買了7罐2013年11月20日生產的，保質期為18個月的事農茶花菇預包裝食品，每罐73元，共花費511元。后葉潤軍發現其所購茶花菇菇體布滿死昆蟲和活蟲，葉潤軍多次與華聯超市交涉協商，要求華聯超市退回貨款及賠償，但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葉潤軍遂向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江南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華聯超市返還購貨款511元，并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5110元。

（二）裁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葉潤軍在華聯超市購買了7罐事農茶花菇預包裝食品，雙方之間買賣關系成立，合法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三條關于“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標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對社會和公眾負責，保證食品安全，接受社會監督，承擔社會責任”是有關銷售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的相關規定。食品銷售者，不僅應當審查食品的資質證明、合格證明，還應確保食品安全。

本案中，憑肉眼可觀察到華聯超市銷售的茶花菇菇體上布有死昆蟲及活蟲，包裝瓶瓶底亦有死昆蟲，因此，華聯超市銷售的茶花菇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華聯超市以其出售的茶花菇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且華聯超市不存在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而銷售的答辯意見本院不予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故葉潤軍要求華聯超市退還貨款并支付貨款十倍賠償金的訴訟請求，法院予以支持。

（三）典型意義

依照我國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銷售者負有保證食品安全的法定義務，應當對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及時清理下架。本案中，華聯超市銷售長蟲的茶花菇未能及時清理下架，系不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應當被認定為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在此情況下，消費者可以同時主張賠償損失和價款十倍的賠償金，也可以只主張價款十倍的賠償金。葉潤軍要求華聯超市退還貨款并支付售價十倍的賠償金，于法有據，應予支持。判決后，華聯超市未上訴。

二、陶昌醒等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以來，被告人周明忠、李雄梅、文紹明（另案處理）為牟取非法利益，在無經營資格且未經衛生檢驗檢疫部門檢疫的情況下，從南寧市周邊縣鎮收購死因不明的或病死的豬，其中，周明忠、李雄梅在南寧市興寧區人民路北一里431號房內對上述收購來的豬進行切分并銷售。被告人姚壽林、唐玉奎則在南寧市興寧區人民路北一里247號幫助文紹明，將文紹明收購來的死因不明或病死豬進行切分并銷售。

2014年1月17日，工商部門聯合公安機關在南寧市興寧區人民路北一里431號房內查獲周明忠、李雄梅收購的并在切分的疑似病死豬的豬肉1932斤，在南寧市興寧區人民路北一里247號房內查獲文紹明收購的并由姚壽林、唐玉奎切分的疑似病死豬的豬肉1218斤。并抓獲被告人周明忠、李雄梅、姚壽林、唐玉奎。經鑒定，從兩處查獲的豬肉中檢出偽狂犬病毒、豬繁殖和呼吸綜合癥（藍耳病）病毒核酸、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病毒核酸及豬圓環病毒呈陽性。

另查明，2011年12月起，被告人陶昌醒、黃燕玲、陶國炎為牟取非法利益，先后從“肥英”、周明忠、文紹明處購買切分好的死因不明或病死豬的豬肉，由被告人陶國炎駕駛車輛將豬肉運回南寧市興寧區燕子嶺上六巷23號陶昌醒等人租住的房屋內，三人共同將購回的豬肉加工制作成叉燒后銷售至南寧市內的石戶桂林米粉店。經核算，僅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間，銷售給石戶米粉店的叉燒達6702斤，金額為125735元。

（二）裁判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興寧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陶昌醒、周明忠、黃燕玲、陶國炎、李雄梅、姚壽林、唐玉奎購買死因不明或病、死豬進行加工，制作成食品對外銷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屬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檢驗檢疫不合格的畜、禽、獸、水產動物及其肉類、肉類制品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的“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故本案七被告人的行為均已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規定，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據此，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陶昌醒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陶國炎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黃燕玲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九萬元；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周明忠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九萬元；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李雄梅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姚壽林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唐玉奎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社會影響廣泛、涉及人民群眾食品安全的案件。南寧市石戶桂林米粉店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本地知名米粉品牌，米粉也是深受本地人民群眾喜愛的食品。在食品安全問題多發，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仍有不法分子為謀取不法利益，不顧國家對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壓政策，在食品生產過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或者摻入不法添加劑，賺昧心錢。人民法院綜合考慮陶昌醒、陶國炎、黃燕玲、周明忠、李雄梅、姚壽林、唐玉奎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后果，對七人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至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至二十萬元不等的刑罰，符合罪責刑相一致原則。

三、徐丙華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丙華經營管理南寧市石戶桂林米粉店并負責食材的采購，徐丙華在采購食材時未要求陶昌醒等人提供工商執照、食品流通證、健康證等相關證件，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從2011年底開始長期低價從陶昌醒處訂購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的豬肉制作的叉燒用于叉燒粉的制作及銷售，將叉燒粉提供給顧客食用。經鑒定，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間，南寧市石戶桂林米粉店向陶昌醒處訂購叉燒達6702斤，價值達125735元。被告人徐丙華指示員工農永青在制作石戶米粉

店的《餐飲單位食品原料進貨驗收臺帳》中填寫虛假信息，以備南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抽檢。

（二）裁判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興寧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徐丙華購買死因不明或病死豬肉制作的叉燒用于叉燒粉的制作，銷售給顧客食用，并具有其他嚴重情節，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規定，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據此，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徐丙華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社會影響廣泛、涉及人民群眾食品安全的案件。南寧市石戶桂林米粉店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本地知名米粉品牌，米粉也是深受本地人民群眾喜愛的食品。在食品安全問題多發，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仍有不法分子為謀取不法利益，不顧國家對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壓政策，在食品生產過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或者摻入不法添加劑，賺昧心錢。人民法院綜合考慮徐丙華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后果，對其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符合罪責刑相一致原則。

四、黃寧、曾榮芬、劉旭旺銷售偽劣產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黃寧系柳州市大鵬農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該公司主要經營農藥、種子、化肥等。被告人曾榮芬、劉旭旺系夫妻關系，2009年，夫妻二人在象州縣馬坪鎮馬坪新街5號注資成立象州馬坪旭旺農資經營部，業主為曾榮芬，經營范圍為農藥、化肥及種子。平時由劉旭旺負責進貨，由曾榮芬負責銷售。2012年12月份，被告人黃寧從鄭州萬安特農化產品有限公司購進“長制?”2%吡蟲啉農藥，在明知該農藥適用于防治黃瓜蚜蟲的情況下，其為了增加銷量，擴大宣傳該農藥適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蟲，并以每件370元的價格銷售了202件的“長制?”2%吡蟲啉農藥給馬坪旭旺農資經營部，銷售額74740元。馬坪旭旺農資經營部的被告人曾榮芬、劉旭旺從柳州大鵬農資公司購進了202件的“長制?”2%吡蟲啉農藥后，其二人主觀上均明知該農藥的真實性能即防治黃瓜的蚜蟲，但其為了增加銷售量，將該農藥銷售給農戶時宣傳為適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蟲，致使馬坪鎮大槽屯的秦某某等農戶在購買該農藥施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蟲，但甘蔗的害蟲沒有被殺死，造成蔗農損失。經查，被告人曾榮芬、劉旭旺共銷售了1512包，每包的售價是55元，總銷售額83160元。經廣西壯族自治區農藥鑒定所鑒定，“長制?”2%吡蟲啉農藥系不合格產品。

（二）裁判結果

象州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黃寧、曾榮芬、劉旭旺明知“長制?”2%吡蟲啉農藥適用于黃瓜蚜蟲的防治，但為了牟利，將該產品大肆

宣傳為防治甘蔗的害蟲，并銷售給蔗農用于噴殺甘蔗的害蟲，其行為屬于以假充真，且銷售金額均達五萬元以上，均已觸犯刑律，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告人黃寧作為自然人投資的柳州市大鵬農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應對該公司的銷售金額負責。而被告人曾榮芬、劉旭旺在銷售偽劣產品中，一人負責進貨，一人負責銷售，相互配合，屬共同犯罪，且均為主犯，均應按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案發后，被告人黃寧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了其銷售偽劣產品的事實，是自首，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告人曾榮芬、劉旭旺歸案后也能如實供述其銷售偽劣產品的事實，當庭自愿認罪，依法均可對其從輕處罰。此外，案發后被告人曾榮芬、劉旭旺能退給蔗農農藥款，有一定的悔罪表現，可對此二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故判決被告人黃寧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被告人曾榮芬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被告人劉旭旺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三）典型意義

民生案件與公民個人的生存發展和家庭的基本利益密切相關，我國司法機關歷來十分重視涉及民生案件的宣判及執行。本案中，黃寧、曾榮芬、劉旭旺明知“長制?”2%吡蟲啉農藥適用于黃瓜蚜蟲的防治，但為了牟利，仍將該產品大肆宣傳為防治甘蔗的害蟲，并銷售給蔗農用于噴殺甘蔗的害蟲，最終影響甘蔗生長，給蔗農造成巨大損失，法院依法對此案進行宣判，給廣大農藥商予以法律震懾，鮮活的案例告誡其切不可為了一己私利，讓農民遭受損失，自己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五、謝天、李華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底至12月間，謝天、李華春受他人（另案處理）雇請，多次用貨車從廣東省化州市收購、運輸死豬回玉林市玉州區仁東鎮旺盧村的肉類加工場，由他人進行加工銷售。2013年12月23日，李華春、謝天駕駛一輛貨車到廣東省化州市合江鎮合江橋，收購了一批死因不明且未經動物衛生監督機構檢疫的死豬。次日6時許，二人運輸該批死豬（共5.57噸）返回玉林，途經玉林市玉州區秀水路時被公安民警查獲。經檢驗，涉案死豬含偽狂犬病病毒和豬圓環病毒。

（二）裁判結果

原審法院認為，謝天、李華春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謝天、李華春共同故意犯罪，屬共同犯罪；在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共同犯罪中，謝天、李華春均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從輕處罰。謝天、李華春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坦白，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據此，原審法院依照相關法律判決：

一、被告人李華春犯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四萬元；

二、被告人謝天犯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五個月，并處罰金四萬元。

謝天上訴提出，在本案中其是受他人雇傭收購、運輸死豬，是從犯，且歸案后認罪態度好，請求二審法院對其從寬處罰。二審玉林市中院認為，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謝天、原審被告人李華春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謝天、李華春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在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共同犯罪中，謝天、李華春均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從輕處罰。謝天、李華春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綜上，原審法院根據謝天、李華春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謝天上訴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駁回。遂于2015年6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藥品安全水平是決定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的重要指標之一。生活在一個能確保食品藥品安全的環境里，是人民群眾應有的權利和尊嚴，也是整個社會的底線。然而，近年來我國相繼出現的地溝油、毒膠囊等事件，一次次地以各種方式挑戰社會的底線，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嚴重影響國家形象，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

判職能作用，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依法從嚴懲處涉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切實保障了食品藥品安全。

六、趙榜河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4年期間，被告人趙榜河在蒼梧縣京南鎮木播村枧尾組經營小作坊生產腐竹，將禁止添加到食品的非食品添加劑硼砂添加到生產的腐竹中，并予以銷售。2014年4月25日，公安人員查獲該小作坊并扣押了生產的腐竹及原料豆漿。經檢驗，所扣押的腐竹以及原料豆漿均檢出硼砂成分。

（二）裁判結果

蒼梧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趙榜河違反國家食品管理法規，在生產的腐竹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硼砂，并予以銷售，其行為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被告人趙榜河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

（三）典型意義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此前對該類案件入刑標準很嚴格，主要看有沒有造成食物中毒等較嚴重的后果才構成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出臺后，加重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的處罰，只要有

生產、銷售有害食品行為便構罪，就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在此案中，僅管被告人添加的禁用食品添加劑的用量很小，沒有造成嚴重后果。但食品生產者必須保障食品安全，避免悲劇發生。同時，作為廣大消費者，要擦亮雙眼，善于識別危害性食品，多了解食品安全相關知識及有關法律規定，對于食品危害行為要敢于說“不”，共同營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環境。

七、劉希強等人生產、銷售偽劣（香油）產品、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被告人劉希強、郭秀波共同出資成立哈爾濱希強調味品有限公司。二人為降低生產成本，謀取非法利益，從被告人薛現民處購入香油香精和粗制棉籽油后，指使被告人唐長友等人將香油香精、粗制棉籽油與色拉油勾兌成偽劣香油，或在香油中按一定比例摻入偽劣香油，經灌裝、包裝后銷售，銷售金額人民幣1千余萬元。2012年8月，劉希強在蜂蜜中摻入購買的麥芽糖漿，制成偽劣蜂蜜進行銷售，銷售金額人民幣20余萬元。劉希強為向天手公司二廠、天手公司餃子廠銷售其生產的偽劣香油，指使他人按照銷售數量向天手公司二廠采購員曹研、天手公司餃子廠廠長于光（另案處理）行賄4萬余元，（二）裁判結果

綏化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劉希強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600萬元，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600萬元；被告人薛現民犯生產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對被告人唐長友、郭秀波以生產偽劣產品罪和銷售偽劣產品罪分別判處刑罰。宣判后，劉希強、薛現民提出上訴。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犯罪案件。四被告人為牟取非法利益，在生產香油和蜂蜜過程中摻雜、摻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將偽劣產品進行銷售，涉案金額巨大，嚴重侵犯了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劉希強為謀取競爭優勢，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又侵犯了企業正常業務活動和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此類犯罪行為的發生對企業產品質量誠信造成嚴重侵害，有損經濟社會發展環境評價，必須依法嚴懲。

八、吐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起，被告人吐某在沒有辦理相關手續的情況下，在澤普縣澤普鎮古勒巴格鄉路口開設了《佳吾海爾快餐》，從事煮（烤）雞肉銷售生意。7月25日，其存放在冰箱里的15只生雞肉變質壞掉（腐爛）。

被告人違反國家食品衛生管理規定，明知這壞掉的15只生雞肉和冰箱里的其他雞肉已變質（腐爛），還是把這些雞肉煮（鹵）（烤）好后銷售給顧客。7月25日早晨至7月26日18時，先后有53名顧客分別購買了變質腐爛的烤雞 57只，造成古某等193人食用后中毒，并造成古某和阿某2人中毒死亡。

經法醫對尸體進行檢驗鑒定，認為死者古某和阿某因生前食用被傷寒沙門氏菌污染的食品（雞肉），出現全身中毒癥狀，最終以水電解質紊亂，急性呼吸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而死亡。經喀什地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驗檢測，檢查出被告人吐某和被害人中的托某、艾某等人體內都有傷寒沙門氏菌。

（二）裁判結果

澤普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吐某無視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在明知自己銷售的烤雞是不符合衛生標準的變質雞肉，但仍然煮（鹵）（烤）后進行銷售，結果導致兩人嚴重食物中毒死亡、193人不同程度中毒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其行為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應依法嚴懲，但被告人與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已達成民事賠償調解協議，亦取得了被害方的諒解，并且有深刻的悔罪表現，因此在考慮這些方面的基礎上，對被告人在法定刑范圍內，可以適當從輕處罰。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能夠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并且可以采納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吐某犯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判處有

期徒刑11年，并處罰金10000元，剝奪政治權利2 年。該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民以食為天。食品、藥品安全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事關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近年來，我國一些重大、惡性食品安全事件接連不斷，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溝油、問題膠囊、病死豬肉等系列案件相繼出現，顯現出當前社會的食品安全形勢不容樂觀。面對這種形勢，人民法院始終努力履行職能依法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對涉及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活動出重手、下重拳，堅決打掉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增強民生保障的責任感，彰顯社會主義司法的震懾力和威懾力，弘揚社會正氣。

九、桑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許某從昌吉市吉豐公司職員蘆艷花處先后購進其聲稱是“303”的油葵種子。2008年春季，由徐某（因犯銷售偽劣種子已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在布爾津縣闊斯特克鄉杰特阿尕什村銷售該油葵種子，該村村民及鄰村村民高某等21戶被害人以直接或轉讓的方式，共在許某處購買其聲稱是“303”的油葵種子1683公斤。21戶被害人共種植2630畝油葵，支付種子款99，885元。高某等被害農戶在油葵生長期發現油葵發叉現象十分嚴重，遂聯名向布爾津縣種子站申

請對其所種植的油葵種子進行鑒定。2008年9月6日，經專家鑒定，認定被害農戶所種植的油葵種子是假種子。2008年9月25日，被害農戶又申請專家進行田間實地估產鑒定，經專家鑒定，高某等被害農戶所種植的油葵產量損失337，000公斤，共價值人民幣1，213，200元。2009年5月21日，經新疆農林業司法鑒定所鑒定，高某等被害農戶所種植的油葵產量損失339，700公斤，油葵單價為3.10元，共計價值人民幣1，053，070元。其中，被告人桑某（徐某之妻）在該案中與徐某共同銷售假冒303油葵種子445公斤，銷售金額達25，070元，涉及被害農戶因絕收、減產而遭受經濟損失達344，437.35元。

另查明，19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已獲得賠償款516，000元，其中被告人許某賠償100，000元，罪犯徐某賠償16000元。

（二）裁判結果

布爾津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和阿勒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認為，被告人許某與罪犯徐某共同銷售無標識的假冒“303”油葵種子，致使被害農戶因減產而遭受1，044，700元特別重大的經濟損失，嚴重破壞了國家對種子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其行為直接危害了農業生產，已構成銷售偽劣種子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許某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人桑某與許某共同銷售假冒“303”油葵種子，被告人桑某參與銷售假冒“303”油葵種子致使被害農戶因減產而遭受344，437.35元重大的經濟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銷售偽劣種子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實清楚，證

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許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對其辯護人提出系從犯的辯護意見不予采納。被告人許某在公安機關尚未發現其犯罪事實時，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屬自首，可從輕處罰。對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許某系自首的辯護意見予以采納。被告人許某已賠償被害人損失10萬元，具有一定悔罪表現，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桑某在銷售偽劣種子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應當從輕處罰。被告人桑某主動賠償被害人部分經濟損失，具有一定悔罪表現，可酌情從輕處罰。根據本案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對其可適用緩刑。據此，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許某犯銷售偽劣種子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98，885.00元。被告人桑某犯銷售偽劣種子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25，070元。假冒“303”油葵種子封樣品予以沒收。被告人許某于判決生效后就罪犯許某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高某等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損失489，640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被告人桑某于判決生效后就罪犯許某賠償上述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高某等油葵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被告人許某、桑某于判決生效后就罪犯許某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高某等19人鑒定費5000元、訴訟費7787.40元、交通費3000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三)典型意義

農業種子的質量好壞事關農民群眾切身利益、更關系到農糧生產安全。現在社會上出現少數不法之徒銷售假冒偽劣種子的惡劣犯罪行徑對農民群眾生產積極性傷害極大，更有甚者造成農民家庭傾家蕩產，影響惡劣。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行為一直以來始終堅持依法從嚴懲處，對實施此類犯罪的人員絕不姑息、采取高壓態勢形成震懾效應，做到除惡務盡，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風清氣正的法治環境。

十、姚揚業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份起，被告人姚揚業在靈山縣新圩鎮元屋村委會細王坡村9號，開設了一個豬皮、魷魚的非法加工點。被告人姚揚業從市場上收購回豬皮、魷魚作為生產原料，然后由其雇請的工人檀雪梅、梁思夢，在加工豬皮、魷魚的過程中，使用非食品原料過氧化氫（俗稱雙氧水）進行浸泡，加工完成后，被告人姚揚業再將豬皮、魷魚銷售給顧客。2014年10月15日上午，靈山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執法人員查處了該豬皮、魷魚非法加工點，執法人員從現場查獲干魷魚147千克；半成品豬皮126千克；成品豬皮41千克；一桶過氧化氫H2O2/27.5%的可疑溶液22.5千克；一桶食用消毒劑（過氧化氫）35%的可疑溶液27千克。經對被繳的可疑溶液抽樣送到廣西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檢驗，檢出過氧化氫成份分別為34.5%和44.2%（檢測依據：GB/T23499-2009）。

2014年10月17日，靈山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案件移交靈山縣公安局處理，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于2014年10月23日電話通知被告人姚揚業到指定地點接受調查，被告人姚揚業按時到達，到案后如實交待其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犯罪事實。當日，被告人姚揚業被靈山縣公安局刑事拘留。

另查明，被告人姚揚業經營的豬皮、魷魚加工點沒有辦理食品生產許可證。被告人姚揚業用于浸泡豬皮、魷魚的過氧化氫是從南寧市大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玉林市分公司購進。

（二）裁判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靈山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姚揚業為牟利，在生產、銷售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持續時間較長，被告人的行為已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訴機關指控應當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被告人姚揚業的刑事責任成立。被告人姚揚業在其犯罪行為已被公安機關發覺，但尚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下，按照公安機關指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接受調查，可視為自動投案，到案后直至庭審過程中均如實供述其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犯罪事實，屬自首，依法可以對被告人姚揚業從輕或減輕處罰。

關于被告人姚揚業及其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姚揚業犯罪情節輕微，被查獲時已停止生產是犯罪中止，建議法院對被告人姚揚業適用免予刑事

處罰的意見。經查，被告人姚揚業從2013年6月份起開始從事食品加工，至案發已有一年多，持續時間較長，銷售的對象為不特定的多數人，被告人姚揚業被抓當天不生產不能構成犯罪中止。因此，對被告人姚揚業及其辯護人的上述意見，本院不予采納。根據被告人姚揚業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結合本案的具體案情，本院決定對被告人姚揚業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但在緩刑期限內禁止其從事食品生產。依照法律規定，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姚揚業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0元；禁止被告人姚揚業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食品生產。宣判后，被告人姚揚業沒有上訴，公訴人沒有抗訴。判決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食品安全問題是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一件事。魷魚、豬皮都是人民群眾最為常吃的食品，這些常用食品的不合格對人身及家庭容易造成巨大精神傷害與痛苦，在社會上易引發恐慌情緒，危害極大，更是從嚴懲治的重點。在本案中，被告人姚揚業生產的食品沒有造成人身傷害，也沒有大面積暴發，對其可以從輕處罰。其有自首情節，法院遂作出上述判決。

十一、麻秀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起，被告人麻秀龍從廣西百色市、賓陽縣收購廢棄固體牛油，銷售給重慶邦明食品有限公司。為進一步精煉提高售價，2013年3月某日，被告人麻秀龍委托廣西莫老爺食品有限公司加工提煉牛油。同年4月中旬，麻秀龍雇車將150噸的牛油運至廣西莫老爺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廠進行加工。2013年5月24日，辦案民警從麻秀龍租用的倉庫繳獲牛油57.9噸，從廣西莫老爺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廠繳獲牛油約126噸。經檢驗，查獲的牛油不符合《食用動物油脂衛生標準》。

（二）裁判結果

南寧市西鄉塘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麻秀龍利用非食品原料生產、加工食品并予以銷售，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麻秀龍在利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過程中尚未加工完成即被公安機關查處，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麻秀龍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被告人麻秀龍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三）典型意義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對犯罪行為作出了嚴厲的規定，且在“史上最嚴厲食品安全法”出臺實施的大背景下，犯罪行為依然屢禁不止。除了有犯罪分子牟取暴利、投機取巧的心理，更與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處罰力度較輕等有關。本案對被告人麻秀龍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的處罰，彰顯了我國司法機關依法嚴厲打擊、遏制一切形式危害人們舌尖上的安全的決心。

十二、邱某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至今，被告人邱某某在昭平縣昭平綜合市場3幢7號門面經營“小美”面包店。2015年6月25日，昭平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該店生產、銷售的面包、饅頭進行抽檢。同年7月2日，昭平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將面包、饅頭含鋁的鑒定結論明確告知了邱某某(由邱某某母親吳桂群簽字)，并對其送達了《國家衛生計生委等5部門調整含鋁食品添加劑使用規定的公告》(2014年第8號)(由邱某某母親簽字)。2015年7月3日，邱某某在明知告知事由后繼續使用含鋁的食品添加劑“泡打粉”生產包子，違反了國家衛計委等5部門公告中“膨化食品生產中不得使用含鋁食品添加劑，小麥粉及其制品生產中不得使用硫酸鋁鉀”的規定，危害了消費者的身體健康。

（二）裁判結果

廣西賀州市昭平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邱某某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成立。被告人邱某某辯解其行為不構成犯罪，缺乏理據，本院不予采信。為打擊刑事犯罪，維護

社會秩序，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第一款、第二十條第(三)項之規定，被告人邱某某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三）典型意義

長期以來，“泡打粉”是生產面包的必用食品添加劑，而且使用廣泛。《國家衛生計生委等5部門調整含鋁食品添加劑使用規定的公告》規定，自2014年7月1日起，“膨化食品生產中不得使用含鋁食品添加劑，小麥粉及其制品生產中不得使用硫酸鋁鉀”。“泡打粉”就是含鋁的食品添加劑。國家禁止使用“泡打粉”生產包子，如果再繼續使用，就是犯罪行為，必須予以嚴厲打擊。

十三、張益祥、張慶裕、農秀勤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以來，被告人張益祥、張慶裕、農秀勤三人在南寧市良慶區銀海大道景華路東145號左側自建房內使用過氧化氫（俗稱“雙氧水”）加工牛百葉、牛肚等食品，加工好后由被告人張益祥銷售至廣西柳州、賀州等地及貴州省。2013年5月15日公安人員從張益祥的加工點內查獲到白色成品牛黃喉1074.4公斤、白色半成品牛黃喉334公斤、白色半成品牛百葉243.1公斤、白色成品牛百葉215.1公斤、白色成品牛肚583公斤、白色半成品牛肚321公斤、黑色成品牛百葉218.7公斤、黑色半成品牛百葉206.4公斤、原料牛百葉150公斤、工業燒堿20斤及記賬本（兩本）等物品。經廣西產品質量監督檢驗研究院對從被告人張益祥加工點提取的食品及加工用原料進行過氧化氫含量分析，其中編號G13-002652的牛百葉浸泡水、編號G13-002654的牛黃喉浸泡水不符合GB2760-2011要求，從編號G13-002744不明液體中檢出過氧化氫。

（二）裁判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良慶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張益祥、張慶裕、農秀勤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為均已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張益祥有期徒刑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判處被告人張慶裕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判處被告人農秀勤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2014年1月9日，該院對本案當庭作出判決，目前判決已生效。

(三)典型意義

雙氧水學名過氧化氫，是一種化學藥品，也是被禁食品添加劑之一。食品經過雙氧水浸泡后，原有營養成分被破壞。食用這些食物對人體有害，可損傷胃黏膜，甚至致癌。被告人使用對人體有害并具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的工業過氧化氫（俗稱“雙氧水”）與氫氧化鈉（俗稱“燒堿”）浸

泡加工牛百葉、牛肚、黃喉等食物，并銷售到廣西區內各個市縣的超市、餐館以及燒烤、夜宵攤位。經過公開審理，根據案件查明的事實與經過質證的證據，最終案件的被告人的行為被認定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力地保障和維護了廣大百姓的食品安全。

十四、張佳章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的一天，被告人張佳章為謀取利益，在賣豬肉回家途中的江邊撿了一頭死因不明的母豬，并將該死豬運輸到浦北縣張黃鎮世聰廣場賣給一不知名男人，得款100元。

2012年8月9日11時許，被告人張佳章為謀取利益，在浦北縣龍門鎮嶺崗湖路口橋底下撿了一頭死因不明的小豬，將死豬運輸到浦北縣張黃鎮販賣，在運輸途中被公安機關抓獲。經廣西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檢驗，從查獲的死豬中檢出豬瘟病毒（一類動物疫病）、豬繁殖和呼吸綜合征（藍耳病）病毒核酸（二類動物疫病）。

（二）裁判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浦北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張佳章為謀取利益，銷售死因不明的畜類動物，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規定，構成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公訴機關

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應當以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張佳章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依據刑法有關規定，以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判處被告人張佳章判處拘役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張佳章對一審判決服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在農村、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時有發生案件。本案的發生反映出一些人因收入低，存在貪圖小便宜、漠視食品安全、法律觀念淡薄的心理，自我管理水平也不高，對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的處理方式方法不當，對非法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本案的依法審理，對于提高公民食品安全意識及遵紀守法意識，依法經營等具有重大意義。

第四篇：最高法公布十大創新性知識產權案例

最高法公布十大創新性知識產權案例

發布時間：2014-04-25 點擊次數：58 大 中 小

1、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與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縱向壟斷協議糾紛上訴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滬高民三(知)終字第63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簡稱銳邦公司)作為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合并稱為強生公司)醫用縫線、吻合器等醫療器械產品的經銷商，與強生公司已有15年的經銷合作關系。2008年1月，強生公司與銳邦公司簽訂《經銷合同》及附件，約定銳邦公司不得以低于強生公司規定的價格銷售產品。2008年3月，銳邦公司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舉行的強生醫用縫線銷售招標中以最低報價中標。2008年7月，強生公司以銳邦公司私自降價為由取消銳邦公司在阜外醫院、整形醫院的經銷權。2008年8月15日后，強生公司不再接受銳邦公司醫用縫線產品訂單，2008年9月完全停止了縫線產品、吻合器產品的供貨。2009年，強生公司不再與銳邦公司續簽經銷合同。銳邦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主張強生公司在經銷合同中約定的限制最低轉售價格條款，構成反壟斷法所禁止的縱向壟斷協議，訴請法院判令強生公司賠償因執行該壟斷協議對銳邦公司低價競標行為進行“處罰”而給其造成的經濟損失1439.93萬元。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相關市場是中國大陸地區的醫用縫線產品市場，該市場競爭不充分，強生公司在此市場具有很強的市場勢力，本案所涉限制最低轉售價格協議在本案相關市場產生了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同時并不存在明顯、足夠的促進競爭效果，應認定構成壟斷協議。強生公司對銳邦公司所采取的取消部分醫院經銷資格、停止縫線產品供貨行為屬于反壟斷法禁止的壟斷行為，強生公司應賠償上述壟斷行為給銳邦公司造成的2008年縫線產品正常利潤損失。據此判決強生公司賠償銳邦公司經濟損失53萬元。

【創新意義】本案是國內首例縱向壟斷協議糾紛案件，也是全國首例原告終審判決勝訴的壟斷糾紛案件，在我國反壟斷審判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本案涉及對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進行反壟斷分析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二審判決對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的法律評價原則、舉證責任分配、分析評價因素等問題進行了探索和嘗試，其分析方法與結論對推進我國反壟斷案件審判和反壟斷法實施具有重要意義。該案的判決，充分體現和發揮了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和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的職能作用。

2、美國禮來公司、禮來(中國)研發公司與黃孟煒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黃孟煒于2012年5月入職禮來(中國)研發公司(簡稱禮來中國公司)，雙方簽訂了《保密協議》。2013年1月，黃孟煒從禮來中國公司的服務器上下載了美國禮來公司、禮來中國公司(合并稱為禮來公司)48個所擁有的文件(禮來公司宣稱其中21個為其核心機密商業文件)，并將上述文件私自存儲至黃孟煒所擁有的設備中。經交涉，黃孟煒簽署同意函，承認下載了33個屬于公司的保密文件，并承諾允許禮來公司指定的人員檢查和刪除上述文件。此后，禮來公司曾數次派員聯系黃孟煒，但黃孟煒拒絕履行同意函約定的事項。禮來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致信黃孟煒宣布解除雙方勞動關系。2013年7月，禮來公司以黃孟煒侵害技術秘密為由訴至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同時提出行為保全的申請，請求法院責令被申請人黃孟煒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從申請人處盜取的21個商業秘密文件。為此，禮來公司向法院提供了涉案21個商業秘密文件的名稱及內容、承諾書等證據材料，并就上述申請還提供了擔保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申請人提交的證據能夠初步證明被申請人獲取并掌握了申請人的商業秘密文件，由于被申請人未履行允許檢查和刪除上述文件的承諾，致使申請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存在被披露、使用或者外泄的危險，可能對申請人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符合行為保全的條件。2013年7月31日，該院作出民事裁定，禁止被申請人黃孟煒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申請人美國禮來公司、禮來中國公司主張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21個文件。2013年12月25日該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黃孟煒的行為構成對禮來公司商業秘密的侵犯，應予停止，但由于禮來公司未提供證據證明其所遭受的損失，法院僅判決賠償其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費用12萬元。該案一審判決已經生效。

【創新意義】新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了行為保全制度，將其適用范圍擴大到全部民事案件領域。行為保全措施是權利人在緊急情況下保護其權利的有效手段。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積極合理采取知識產權保全措施，可以充分利用保全制度的時效性，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對于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具有重要促進意義。本案系我國首例依據新民事訴訟法在商業秘密侵權訴訟中適用行為保全措施的案件，凸顯了人民法院順應社會需求，依法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實踐努力。

3、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等與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2352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簡稱奇虎公司)和奇智軟件(北京)有限公司(簡稱奇智公司)是360安全衛士的經營者。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簡稱百度網訊公司)和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簡稱百度在線公司)是百度網(www.tmdps.cn)網頁上嵌入百度搜索框，通過修改百度網在其搜索框上向用戶提供的下拉提示詞，引導用戶訪問本不在相關關鍵字搜索結果中靠前位置的、甚至與用戶搜索目的完全不同的奇虎公司經營的影視、游戲等頁面。百度網訊公司和百度在線公司一審起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該院一審認為360安全衛士在搜索結果頁面插標的行為和修改搜索框提示詞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判決其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刊登聲明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40萬元和訴訟合理支出5萬元。奇虎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互聯網產品或服務之間原則上不得相互干擾。確實出于保護網絡用戶等社會公眾的利益的需要，網絡服務經營者在特定情況下不經網絡用戶知情并主動選擇以及其他互聯網產品或服務提供者同意，也可干擾他人互聯網產品或服務的運行，但是，應當確保并證明干擾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述原則簡稱為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奇虎公司并未證明360安全衛士對搜索結果網頁進行插標和修改搜索框提示詞的行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違反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因此構成不正當競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創新意義】近年來，互聯網經營者的不正當競爭糾紛頻頻發生，很多糾紛都是因為互聯網產品或者服務之間的相互干擾而產生。在對此類糾紛進行裁判的同時，如何通過判決規范互聯網經營者的競爭秩序，維護互聯網產品和服務的自由公平競爭秩序，是知識產權審判面臨的重要任務。本案二審判決強調，互聯網產品或服務應當和平共處，自由競爭。是否使用某種互聯網產品或者服務，應當取決于網絡用戶的自愿選擇。互聯網產品或服務之間原則上不得相互干擾，如果為了保護公共利益采取干擾措施，也應當確保干擾的必要性。本案二審判決確立的互聯網產品或服務在競爭中應當遵守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對規范互聯網經營者的競爭秩序進行了有創新的探索，對同類案件的處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4、谷歌公司與王莘侵害著作權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1221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筆名為棉棉的王莘是《鹽酸情人》一書(簡稱涉案作品)的作者。2009年10月，王莘的委托代理人登錄北京谷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簡稱谷翔公司)經營的域名為http：//www.tmdps.cn網站(簡稱谷歌中國網站)，進入其中圖書搜索欄目頁面，在搜索框中鍵入“棉棉”進行搜索，發現第一個搜索結果即為涉案作品。點擊該搜索結果進入下一頁面，顯示有涉案作品的概述、作品片段、常用術語和短語、作品版權信息等內容。在該頁面中，使用關鍵詞搜索，可以看到涉案作品包含有該關鍵詞的相關作品片段。王莘以谷歌公司電子化掃描涉案作品、谷翔公司在谷歌中國網站上顯示涉案作品片段的行為構成侵權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法院認為，谷翔公司提供涉案作品片段的行為構成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但該行為構成合理使用;谷歌公司的全文掃描行為不構成合理使用，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一審法院判決谷歌公司停止侵權行為，賠償經濟損失5000元和訴訟合理支出1000元。王莘不服一審判決，上訴主張谷歌公司的復制行為不構成合理使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在《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具體情形外認定合理使用，應當從嚴掌握認定標準。除非使用人充分證明其使用行為構成合理使用，否則應當推定使用行為構成侵權。判斷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一般應當考慮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質、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的性質、所使用部分的質量及其在整個作品中的比例和使用行為對作品現實和潛在市場及價值的影響等因素。上述考慮因素中涉及到的事實問題，應當由使用者承擔舉證責任。在本案中，谷歌公司僅提交證據證明中國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并未就復制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提交證據，因此其主張復制行為構成合理使用，證據不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還認為，雖然未經許可的復制行為原則上構成侵權，但專門為了合理使用行為而進行的復制，應當與后續使用行為結合起來看待，同樣有可能構成合理使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創新意義】如何具體認定合理使用，是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糾紛常見爭議焦點之一。本案一、二審判決都對合理使用的具體認定規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本案二審判決認為，只要實施了《著作權法》規定的應當由著作權人實施的行為，原則上應當認定構成侵權，除非使用者提交相反證據證明該行為符合合理使用的構成要件;如果使用行為構成合理使用，專門為了該使用行為而進行的復制行為應當與使用行為結合起來看待，在使用行為構成合理使用的情況下，該復制行為也可能構成合理使用。二審判決對合理使用具體認定規則的探索，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對在網絡著作權糾紛中規范和發展合理使用認定規則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5、天津天隆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與江蘇徐農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上訴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蘇知民終字第194號、(2012)蘇知民終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2000年11月10日,北方雜交粳稻工程技術中心(簡稱北方雜粳中心)、江蘇徐淮地區徐州農業科學研究所(簡稱徐州農科所)共同培育的9優418水稻品種，經全國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9優418水稻品種來源母本9201A、父本C418。北方雜粳中心與遼寧省稻作研究所(簡稱遼寧稻作所)為一套機構兩塊牌子，主管部門均為遼寧省農業科學院。2003年12月30日，遼寧稻作所向國家農業部提出C418水稻品種植物新品種權申請，2007年5月1日獲得授權。2007年5月1日,遼寧稻作所與天津天隆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簡稱天隆公司)簽訂了《獨占實施許可合同》，遼寧稻作所授權天隆公司獨占(遼寧省除外)實施C418植物新品種權。2003年9月25日，徐州農科所就其選育的徐9201A水稻品種向國家農業部申請植物新品種權保護，2007年1月1日獲得授權。2006年4月3日，徐州農科所水稻室與天隆公司訂立《關于“徐9201A”引種使用協議》，約定：“徐9201A已申請國家品種權保護，外單位引用僅可用于測交配組，不得用于商業開發，并保證不向第三方擴散;使用期間未經同意不得自行繁殖，否則追究侵權責任。”2008年1月3日，徐州農科所與江蘇徐農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簡稱徐農公司)訂立《技術轉讓合同書》，徐州農科所將徐9201A植物新品種權許可徐農公司以獨占方式實施。天隆公司、徐農公司分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對方當事人侵犯其獨占享有的父本C418、母本徐9201A植物新品種權。法院查明，雙方當事人在生產9優418水稻品種時均使用相同的父本C418和母本徐9201A。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綜合分析兩案查明的事實，天隆公司、徐農公司在生產9優418水稻品種時相互指控對方侵權，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基于遼寧稻作所與徐州農科所就9優418品種的合作淵源及合作目的，以及雙方各自生產9優418面臨的法律障礙，又鑒于父本與母本在配組生產9優418過程中地位及作用至少基本相當，法院判令合作雙方及本案雙方當事人均有權使用對方獲得授權的親本繁殖材料，而且應當相互免除許可使用費，但僅限于生產和銷售9優418這一水稻品種，不得用于其他商業目的。同時，法院亦注意到，徐農公司二審中主張為推廣9優418品種，其付出了許多商業努力并進行種植技術攻關，天隆公司對此亦予以認可。由于天隆公司在9優418品種已獲得市場廣泛認可的情況下進入該生產領域，其明顯減少了推廣該品種的市場成本，故天隆公司給予徐農公司一定的經濟補償具有公平合理性。同時亦需要指出，雙方當事人各自生產9優418，事實上存在著一定的市場競爭和利益沖突，雙方當事人應當遵守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相關規定，誠實經營，有序競爭，尤其應當清晰標注各自的商業標識，防止發生新的爭議和糾紛。

【創新意義】本案就涉案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提出的裁判思路具有探索和創新意義。該案裁判思路的創新點在于，為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和知識產權的運用價值，借鑒強制許可制度，在平衡雙方父本與母本對于涉案品種生產具有相同價值的基礎上，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直接判令雙方當事人相互授權許可且互免許可費，促使涉案已廣為推廣種植的優良雜交水稻品種9優418得以繼續生產。該案二審裁判后，雙方當事人自行協商履行生效裁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與湖北童霸兒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提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隆成公司)系名稱為“前輪定位裝置”實用新型專利(即本案專利)的專利權人。2008年4月，隆成公司曾以湖北童霸兒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童霸公司)侵犯本案專利為由提起訴訟。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童霸公司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童霸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期間，經法院主持調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制作了民事調解書，其主要內容為:童霸公司保證不再侵犯隆成公司的專利權，如發現一起侵犯隆成公司實用新型專利權的行為，自愿賠償隆成公司人民幣100萬元。后隆成公司發現童霸公司仍在從事侵害本案專利權的經營行為，遂于2011年5月再次向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童霸公司賠償隆成公司100萬元。一審庭審中，經法院釋明，隆成公司明確表示本案依據專利侵權起訴，不選擇合同違約之訴，但請求法院對侵權賠償數額按雙方約定的標準計算。一審法院認為，隆成公司明確選擇提起侵權之訴，就應根據侵權責任法確定賠償數額。若賠償標準以前案民事調解書的約定為準，則與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相沖突。因隆成公司主張侵權之訴，導致童霸公司不能就違約之訴的違約事實及違約金是否過高提出抗辯，違約之訴無法納入法庭調查和辯論的范圍。隆成公司未主張違約之訴，法院無須對違約行為及違約責任作出判斷，故不宜適用當事人約定的違約賠償金。一審法院遂適用法定賠償判決童霸公司賠償隆成公司14萬元。隆成公司不服，提出上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侵權行為成立與否是本案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基礎，調解協議約定的賠償數額不能適用于本案，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隆成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審本案，并于2013年12月7日判決撤銷原一、二審判決，判令童霸公司賠償隆成公司100萬元。

【創新意義】在侵害知識產權案件中，權利人往往難以證明其損失及侵權人的獲利，導致其賠償損失的訴請不能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賠償數額低與舉證困難，是制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制裁侵權行為的重要因素。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本案判決明確了以下三點認識：

一、權利人與侵權人就侵權損害賠償數額作出的事先約定合法有效，這種約定的法律屬性，是雙方就未來發生侵權時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預先達成的一種簡便的計算和確定方法;

二、前述關于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約定，不構成權利人與侵權人之間的交易合同，故侵權人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僅為侵權責任，不屬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的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的情形;

三、法院可直接以權利人與侵權人的事先約定作為確定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依據。本案的審理對于探索采取各種合法有效措施，適當減輕權利人的舉證負擔，完善損害賠償計算方法，加大損害賠償力度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7、北京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與上海淮海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異議復審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號行政裁定書】

【案情摘要】上海淮海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簡稱上海鴨王公司)的前身上海淮海全聚德烤鴨店有限公司(簡稱上海全聚德)于2002年1月29日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簡稱商標局)申請注冊“鴨王”文字商標(即本案被異議商標)，指定使用服務項目為第43類餐館等服務。商標局以被異議商標僅直接表示了服務的內容、特點為由予以駁回。上海全聚德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簡稱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復審，商標評審委員會決定被異議商標可以初步審定公告。在初審公告異議期內，北京鴨王烤鴨店有限公司(簡稱北京鴨王公司)于2005年5月31日提出異議。主要理由是：“鴨王”是北京鴨王公司的商號及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被異議商標的注冊違反《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不應予以核準。商標局裁定北京鴨王異議理由成立，被異議商標不予核準注冊。上海全聚德不服向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復審，商標評審委員會于2007年6月18日作出裁定，核準被異議商標注冊。北京鴨王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一審認為“鴨王”是北京鴨王公司商號的核心組成部分及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上海全聚德申請注冊被異議商標具有惡意，被異議商標不應核準注冊。判決撤銷商標評審委員會裁定。上海全聚德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該院二審判決維持一審關于撤銷商標評審委員會裁定的結論，另責令商標評審委員會重新作出裁定。上海全聚德向檢察機關申訴，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2010年12月8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10)高行再終字第53號行政判決，撤銷原一審、二審判決，維持商標評審委員會裁定。北京鴨王公司不服再次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駁回其再審申請。

【創新意義】本案涉及對商標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的“以不正當手段搶先注冊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理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中明確了該條所指的“不正當手段”是指在后的商標申請人明知或者應知該在先商標，而且具有從該商標聲譽中獲利的惡意。通常情況下，如果在先使用商標已經具有一定影響，而在后商標申請人明知或應知該商標而將其申請注冊即可推定其具有占用他人商標聲譽的意圖，即二者一般是重合的。但不排除如本案中的特殊情況下，雖然在先商標已經具有一定影響，但在后的商標申請人并不具有惡意，從而不構成該條所稱的“不正當手段”。

8、李隆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三亞市海棠灣管理委員會商標爭議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號行政裁定書】 【案情摘要】2005年6月8日，李隆豐在第36類的不動產出租、不動產管理、住所(公寓)等服務上注冊了第4706493號“海棠灣”商標(即爭議商標)。三亞市海棠灣管理委員會(簡稱海棠灣管委會)依據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第十條規定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簡稱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撤銷上述爭議商標。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商評字〔2011〕第13255號《關于第4706493號“海棠灣”商標爭議裁定書》(簡稱第13255號裁定)，裁定撤銷上述“海棠灣”商標。李隆豐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撤銷商標評審委員會第13255號裁定。商標評審委員會和海棠灣管委會不服，分別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維持商標評審委員會第13255號裁定。李隆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2日裁定駁回李隆豐的再審申請。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審查判斷訴爭商標是否屬于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情形，要考慮其是否屬于欺騙手段以外的擾亂商標注冊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手段。從商標法第四條規定的精神來看，民事主體申請注冊商標，應該有使用的真實意圖，以滿足自己的商標使用需求為目的，其申請注冊商標行為應具有合理性或正當性。根據商標評審委員會及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在李隆豐申請注冊爭議商標之前，“海棠灣”標志經過海南省相關政府機構的宣傳推廣，已經成為公眾知曉的三亞市旅游度假區的地名和政府規劃的大型綜合開發項目的名稱，其含義和指向明確。李隆豐作為個人，不僅在本案涉及的不動產出租、不動產管理等服務上申請注冊了爭議商標，還在第43類飯店、餐館等服務以及其他商品或服務類別上申請注冊了“海棠灣”商標。此外，李隆豐在多個類別的商品或服務上還注冊了“香水灣”、“椰林灣”等30余件商標，其中不少與公眾知曉的海南島的地名、景點名稱有關。李隆豐利用政府部門宣傳推廣海棠灣休閑度假區及其開發項目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搶先申請注冊多個“海棠灣”商標的行為，以及沒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冊囤積其他商標的行為，并無真實使用意圖，不具備注冊商標應有的正當性，屬于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擾亂商標注冊秩序的情形，依照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應當予以撤銷。

【創新意義】商標搶注是我國目前商標法實施中較為突出的一類現象，本案所反映出的沒有真實使用意圖、大量申請囤積商標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援引商標法第四條的規定，指明了商標法關于申請商標注冊的本意，并以此認定缺乏真實的使用意圖、申請注冊商標的行為不具有合理性或者正當性、大量囤積商標的行為屬于擾亂商標注冊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的行為，應依照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予以撤銷，對于遏制商標搶注的相關法律適用具有指導作用。

9、卡比斯特制藥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號行政裁定書】

【案情摘要】卡比斯特制藥公司是名稱為“抗生素的給藥方法”的發明專利的專利權人，肖紅針對該專利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簡稱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第13188號決定宣告本專利權全部無效，主要理由為，沒有證據表明對潛霉素不產生骨骼肌毒性的副作用的進一步認識能使權利要求1保護的制藥用途區別于公開的已知制藥用途;給藥劑量、重復給藥和時間間隔特征對藥物本身不產生限定作用，不能使權利要求1的制藥用途區別于公開的已知制藥用途，本專利不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卡比斯特制藥公司不服第13188號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先后作出判決，維持無效決定。卡比斯特制藥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其主要理由為，本專利權利要求1中的“不產生骨骼肌毒性”特征對該用途權利要求具有限定作用。現有技術在潛霉素高劑量給藥時產生骨骼肌毒性，這種嚴重的致命毒性反應致使案外人(美國)伊萊利利公司被迫中止、主動放棄了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藥物臨床試驗。而本專利使得潛霉素在針對嚴重革蘭氏陽性菌感染的治療中具備了真正的用藥安全性及工業實用性，進而具備了治療用途和制藥用途。本專利所涉藥品首次具備了真正可進入人體的潛霉素藥品的制藥用途，不僅通過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亦對進口藥品注射用達托霉素核發了證書(藥品中文商品名為“克必信”)，“克必信”藥品已取得商業成功。本專利權利要求1的給藥方案所顯示出的技術效果是無法從現有技術中預測出來的。本專利具備新穎性、創造性。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知行字第75號行政裁定，駁回了卡比斯特制藥公司的再審申請。

【創新意義】在化學領域發明專利的申請中，制藥用途權利要求是一類特殊的權利要求。涉案專利是以瑞士型權利要求撰寫的物質的醫藥用途的發明，這類權利要求在新穎性的判斷和保護范圍的界定方面存在長期的爭議。尤其是當與已知的技術方案的唯一區別在于權利要求中與治療相關的特征，如給藥方案、給藥途徑、治療對象時，如何區分用藥行為中的特征還是制藥用途的技術特征是判斷具備新穎性的關鍵。本案明確了物質的醫藥用途發明屬于方法類型，應從方法權利要求的角度來分析其技術特征。確定了何為專利法意義上的制藥過程，區分了給藥劑量與單位劑量，就給藥特征對此類發明是否具有限定作用，以及權利要求限定的不產生特定毒副作用的特征是否對醫藥用途發明產生限定作用進行了詳細分析。對于極度依賴于專利權對創新成果進行保護的醫藥產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0、江西億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機設備有限公司、余志宏、羅石和、李影紅、肖文娟侵犯商業秘密罪案【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終字第87號刑事判決書】

【案情摘要】被告人余志宏、羅石和、肖文娟、李影紅原系珠海賽納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珠海賽納公司)員工，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能夠接觸并掌握珠海賽納公司的品牌區、南美區、亞太區的客戶資料以及2010年的銷售量、銷售金額及珠海賽納公司產品的成本價、警戒價、銷售價等經營性信息，并負有保守珠海賽納公司商業秘密的義務。2011年初，余志宏與他人成立江西億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簡稱江西億鉑公司)，生產打印機用硒鼓等耗材產品，并成立中山沃德打印機設備有限公司(簡稱中山沃德公司)及Aster Graphic Company Ltd公司、Aster Graphic Inc、Aster Technology Holland Bv銷售江西億鉑公司產品。余志宏、羅石和、肖文娟、李影紅等人將各自因工作關系掌握的珠海賽納公司的客戶采購產品情況、銷售價格體系、產品成本等信息私自帶入江西億鉑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以此制定了該二公司部分產品的美國價格體系、歐洲價格體系，并以低于珠海賽納公司的價格向原屬于珠海賽納公司的部分客戶銷售相同型號的產品。經對江西億鉑公司、中山沃德公司的財務資料和出口報關單審計，二公司共向原珠海賽納公司的11個客戶銷售與珠海賽納公司相同型號的產品金額共計7659235.72美元;按照珠海賽納公司相同型號產品的平均銷售毛利潤率計算，給珠海賽納公司造成的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22705737.03元(2011年5月至12月的經濟損失人民幣11319749.58元;2012年1月至4月的經濟損失人民幣11385987.45元)。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江西億鉑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余志宏、羅石和、肖文娟、李影紅的行為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判處江西億鉑公司罰金人民幣2140萬元;判處中山沃德公司罰金人民幣1420萬元;判處余志宏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判處羅石和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判處李影紅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判處肖文娟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創新意義】本案系全國最大一宗侵犯經營信息類商業秘密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處的罰金總額高達3700萬元。該案是廣東省法院系統實行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模式審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成功范例，突出了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整體性和有效性，充分體現了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本案裁判無論是在罰金數額的計算還是自然人刑事責任的承擔方面，都體現了嚴厲制裁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導向。(來源：ChinaLegalCareer)

第五篇：最高法公布十起消費者維權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十起消費者維權典型案例

新《消法》實施一年多來，消費者維權呈現出六個新特點： 一是消費者維權案件數量增多。人民法院注重運用懲罰性賠償和舉證責任倒置等制度，加大對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和虛假廣告宣傳的制裁力度；正確適用新《消法》關于“退一賠三”和最低賠償500元的規定，加大經營者違法成本，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消費者權益。

二是消費者維權訴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廣大農村仍是消費者維權的薄弱地帶，“山寨食品”仍在泛濫，消費者維權意識亟待提高。

三是“職業打假”、“知假買假”糾紛較為普遍。各級人民法院依照食品藥品糾紛司法解釋的規定，認定個人打假者具有消費者身份，加大了消費者維權的力度。

四是網絡購物作為新興的交易方式，對促進消費增長作用凸顯，但是由于網購商品假貨較多，嚴重影響質量安全，售后責任難以落實，網購糾紛明顯上升。

五是消費者維權不足與過度維權并存，影響了維權效果。一方面由于消費者不熟悉法律，要求懲罰性賠償不夠，另一方面其訴求超過法律限度，譬如有的在合同糾紛中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因商品標識不全請求懲罰性賠償等。

六是消費者維權難依然存在。由于買賣雙方之間商品信息不對稱，維權成本高，違法成本低，商品質量檢測費用高，以及鑒定難、舉證難，依然困擾著消費者訴訟。人民法院將順應新形勢，營造良好司法環境，讓消費者更有尊嚴和力量。目錄

1.殷崇義訴武漢漢福超市有限公司漢陽分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經營者銷售過期食品，屬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銷售的行為，消費者有權請求退還貨款并支付價款十倍賠償

2．劉新訴陜西立新藥房買賣合同糾紛案

——經營者出售假冒其他批號的保健食品，屬于出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費者有權請求退還貨款并支付價款十倍賠償

3．王辛訴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網上銷售商品有價格欺詐行為，誘使消費者購買該商品的，即使該商品質量合格，消費者有權請求銷售者“退一賠三”和保底賠償

4．李曉東訴酒仙網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網購合同糾紛案

——電商作為銷售者利用他人網絡銷售貨物過程中有欺詐行為，交易后與消費者達成賠償協議而不履行，消費者有權請求銷售者依照協議承擔賠償責任

5．楊波訴巴彥淖爾市合眾圓通速遞有限公司烏拉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

——消費者網購的貨物在交付過程中被他人冒領，消費者主張銷售者與送貨人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的，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應由銷售者承擔賠償責任

6．范建武訴廣東省文物總店買賣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以普通石榴玉石手鐲冒充翡翠手鐲出售，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消費者有權請求向銷售者退貨，銷售者向消費者退還貨款并支付價款三倍賠償

7．于奧泳訴畢麗萍產品銷售者責任糾紛案

——經營者對其保健用品作虛假宣傳，誘導消費者購買，構成商業欺詐，消費者有權請求經營者退還貨款并支付貨款三倍的賠償

8．王某訴北京伊露游嬰兒用品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消費者在使用預付卡消費過程中，因經營者不在原地址經營，導致消費卡無法使用，其有權請求解除合同并退還預付卡余額

9．吳軍梅訴浙江蘇寧云商商貿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依約安裝其銷售的空調機，安裝過程中因其不慎發生安全隱患，造成消費者損失，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10．王毅訴天津中進沛顯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經營者銷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車，構成商業欺詐。消費者有權請求退還所購汽車，并由經營者退還購車款并賠償一倍的購車款

一、殷崇義訴武漢漢福超市有限公司漢陽分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經營者銷售過期食品，屬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銷售的行為，消費者有權請求退還貨款并支付價款十倍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17日，殷崇義向武漢漢福超市有限公司漢陽分公司（以下簡稱漢福超市）支付251元，購買桃花姬阿膠糕一盒，食品外包裝載明的生產日期為2012年8月7日，保質期為10個月。購買后殷崇義發現食品已過保質期，即向該超市要求退貨無果，遂向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漢福超市退還貨款251元，十倍賠償貨款2510元，支付交通費3000元、精神撫慰金300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殷崇義提供的購物發票可以證實其與漢福超市建立了買賣合同關系。關于殷崇義現持有已過期并據以提起訴訟的桃花姬阿膠糕是否就是當時漢福超市所銷售的商品的認定。首先，殷崇義提供了商品實物及購物發票，完成了證明消費者購物的舉證責任，且殷崇義于購買當日就向漢福超市反映情況要求退貨，雙方協商不成于同日就向武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漢陽分局進行了申訴，殷崇義反映產品質量問題很及時。漢福超市雖辯稱殷崇義要求退貨的過期桃花姬阿膠糕不是漢福超市賣場提供的，但未向法院提交同期進貨的證據證實不是漢福超市賣場銷售的，與殷崇義提供的桃花姬阿膠糕不是一批次產品。漢福超市不能提供完整的食品進貨查驗記錄，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其出售超過保質期的食品是法律所禁止的行為。據此，一審法院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判決漢福超市退還貨款251元，十倍賠償貨款 2510元，賠償殷崇義交通費500元。漢福超市以原審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有誤為由提起上訴。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漢福超市主張本案所涉商品不是由其銷售，但又不能提供充足的證據予以證明，且其對殷崇義出具的購物發票沒有異議，故對其該主張不予支持。漢福超市銷售過期食品為法律所禁止，依法應承擔賠償責任。法院對其不是故意銷售過期食品，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主張不予支持，判決維持原判。

二、劉新訴陜西立新藥房買賣合同糾紛案

——經營者出售假冒其他批號的保健食品，屬于出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費者有權請求退還貨款并支付價款十倍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19日，劉新向陜西立新藥房（以下簡稱立新藥房）支付280元購買4盒“快速瘦身減肥膠囊”，產品包裝注明批準文號為衛食健字（2003）第0129號。劉新購買后未拆封、未食用。后登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網站查詢，未找到該產品的相關信息。另根據產品包裝上注明的批準文號衛食健字（2003）第0129號，查詢出經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批準的該文號下的保健品名稱為：“俏妹牌減肥膠囊”。劉新認為其所購的保健食品未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登記，應為不合格的假冒產品，遂向陜西省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立新藥房退還貨款280元，十倍賠償購貨價款2800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經審理認為，立新藥房銷售的“快速瘦身減肥膠囊”屬于保健食品，該食品上標注的“食衛健字（2003）第0129號”批準文號，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網站中的同一批準文號的產品名稱“俏妹牌減肥膠囊”不一致，立新藥房也未能提供該產品相關準許生產的證明文件。《保健食品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凡聲稱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必須經衛生部審查確認”；該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定：“保健食品標簽和說明書必須符合國家有關標準和要求，并標明保健食品批準文號。”立新藥房銷售的保健食品“快速瘦身減肥膠囊”系冒用批準文號的商品，其行為違反了上述規定。立新藥房作為銷售者，在進貨時未審查相關批準證書，使該產品進入流通環節，其行為構成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第二款“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應依法退貨退款并支付賠償金。該院遂判決立新藥房退還劉新貨款280元，并向劉新賠償十倍購物價款2800元。立新藥房未上訴。

三、王辛訴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網上銷售商品有價格欺詐行為，誘使消費者購買該商品的，即使該商品質量合格，消費者有權請求銷售者“退一賠三”和保底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8日，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小米公司）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的廣告顯示：10400mAh移動電源，“米粉節”特價49元。當日，王辛在該網站上訂購了以下兩款移動電源：小米金屬移動電源10400mAh銀色69元，小米移動電源5200mAh銀色39元。王辛提交訂單后，于當日通過支付寶向小米公司付款108元。同月12日，王辛收到上述兩個移動電源及配套的數據線。同月17日，王辛發現使用5200mAh移動電源的原配數據線不能給手機充滿電，故與小米公司的客服聯系，要求調換數據線。小米公司同意調換并已收到該數據線。此后，王辛以小米公司對其實施價格欺詐為由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網絡購物合同，王辛退還小米公司兩套涉案移動電源，并請求小米公司：1.賠償王辛500元；2.退還王辛購貨價款108元；3.支付王辛快遞費15元；4.賠償王辛交通費、打印費、復印費10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涉案網絡購物合同有效，小米公司的行為不構成欺詐，王辛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故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王辛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小米公司提前一周打出原價69元電源“米粉節”賣49元的廣告，欺騙消費者進行排隊搶購，銷售當天廣告還在，但商品卻賣69元，小米公司為網購設定了定時搶購，搶購時間不到20分鐘，其行為已構成價格欺詐。二審法院認為，涉案網購合同有效，消費者擁有公平交易權和商品知情權。由于小米公司網絡搶購此種銷售方式的特殊性，該廣告與商品的搶購界面直接鏈接且消費者需在短時間內作出購買的意思表示。王辛由于認同小米公司廣告價格49元，故在“米粉節”當日作出搶購的意思表示，其真實意思表示的價格應為49元，但從小米網站訂單詳情可以看出，王辛于2014年4月8日14時30分下單，訂單中10400mAh移動電源的價格卻為69元而非49元。小米公司現認可小米商城活動界面顯示錯誤，存在廣告價格與實際結算價格不一致之情形，但其解釋為電腦后臺系統出現錯誤。由于小米公司事后就其后臺出現錯誤問題并未在網絡上向消費者作出聲明，且其無證據證明“米粉節”當天其電腦后臺出現故障，故二審法院認定小米公司對此存在欺詐消費者的故意，王辛關于10400mAh移動電源存在欺詐請求撤銷合同的請求合理，對另一電源雙方當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二審法院準許。據此，該院依法判決王辛退還小米公司上述兩個移動電源，小米公司保底賠償王辛500元，退還王辛貨款108元，駁回王辛其他訴訟請求。

四、李曉東訴酒仙網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網購合同糾紛案

——電商作為銷售者利用他人網絡銷售貨物過程中有欺詐行為，交易后與消費者達成賠償協議而不履行，消費者有權請求銷售者依照協議承擔賠償責任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9日，李曉東在淘寶網購買了酒仙網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酒仙公司）銷售的白酒6瓶，網上商品頁面描述為“白酒中國名牌52度五糧液（1618）500ml特價”，成交價為8349元。交易完成后李曉東查詢上述網頁發現，其購買的白酒在酒仙公司的淘寶店鋪中標注的商品“特價和原價”相等，于是向北京市價格舉報中心舉報。之后，李曉東與酒仙公司達成《諒解協議書》，約定雙方于協議簽訂后5日內完成退貨、退款手續，酒仙公司賠償李曉東8394元，如一方違約，承擔總金額20%的違約金。因酒仙公司未履行該協議，李曉東訴至江蘇省濱海縣人民法院，請求酒仙公司賠償8394元并承擔違約金1678.8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認為，經營者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經營者在交易過程中，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的真實信息，不得作虛假宣傳。在本案網絡交易過程中，酒仙公司以網上銷售的是特價商品來誤導消費者，其行為已構成欺詐，依法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李曉東在請求賠償過程中與酒仙公司達成了諒解協議，因酒仙公司未能按照該協議約定義務履行，其行為已構成違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因此，李曉東要求酒仙公司按照協議履行賠償義務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予支持。經受訴法院合法傳喚，酒仙公司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視為放棄其抗辯權，應當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受訴法院判決酒仙公司給付李曉東賠償款8394元，并承擔違約金1678.8元，共計10072.8元。酒仙公司未上訴。

五、楊波訴巴彥淖爾市合眾圓通速遞有限公司烏拉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

——消費者網購的貨物在交付過程中被他人冒領，消費者主張銷售者與送貨人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的，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應由銷售者承擔賠償責任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楊波以網購形式從付迎春開辦的電子經營部購買價值15123元的電腦一臺，下單后貨款及郵寄費95元均已向付迎春付清。同日，付迎春委托巴彥淖爾市合眾圓通速遞有限公司烏拉特前旗分公司（以下簡稱速遞公司）送貨。該貨物于同月24日到達交貨地后被他人冒領。為此，楊波多次要求付迎春交貨未果，遂訴至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人民法院，請求判令速遞公司、付迎春賠償其電腦款15123元和郵寄費95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認為，楊波以網購形式從付迎春處購買商品，并向付迎春支付了貨款和郵寄費，付迎春作為托運人委托速遞公司將貨物交付給楊波，分別形成網購合同關系和運輸合同關系。從當事人各自的權利義務來看，在網購合同中，楊波通過網上銀行已經支付了貨款和郵寄費，履行了消費者的付款義務，付迎春作為銷售者依約負有向楊波交貨的義務。雖然付迎春已將貨物交給速遞公司發運，但在運輸過程中，速遞公司的工作人員在送貨時未驗證對方身份信息擅自將貨物交由他人簽收，銷售者付迎春尚未完成貨物交付義務，構成違約，故對楊波請求付迎春賠償已付的電腦款15123元、郵寄費95元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合同只約束締約雙方當事人，速遞公司將貨物錯交給他人，屬于付迎春與速遞公司之間的運輸關系。速遞公司不應在本案中承擔賠償責任，故對楊波關于速遞公司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請求不予支持。受訴法院判決付迎春賠償楊波已付的電腦款15123元及郵寄費95元。當事人均未上訴。

六、范建武訴廣東省文物總店買賣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以普通石榴玉石手鐲冒充翡翠手鐲出售，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消費者有權請求向銷售者退貨，銷售者向消費者退還貨款并支付價款三倍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7日，范建武在廣東省文物總店（以下簡稱文物總店）花17100元購買了一只手鐲，該商店向其開具了發票，發票載明的商品為“yqgda-0765玉鐲”，金額為17100元。同月24日，范建武又到該商店要求換開發票，該商店遂收回原來開的發票，重新為范建武開具一張發票，發票載明的商品為“yqgda-0765翡翠手鐲”。所購手鐲經廣東省地質科學研究所鑒定為“水鈣鋁榴石手鐲”。后應該商店要求，雙方當事人共同委托廣東省珠寶玉石及貴金屬檢測中心對手鐲進行重新鑒定，鑒定結果為“石榴石質玉手鐲”。范建武認為文物總店將普通的石榴石手鐲冒充翡翠手鐲出售，以假充真，對其構成欺詐，遂向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文物總店向其退還貨款17100元，并依法賠償其5130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文物總店開具給范建武的銷售發票顯示為“翡翠手鐲”，但經鑒定實為“石榴石質玉手鐲”。雖然該商店辯稱其是經范建武一再懇求，才將第一次發票項目“玉鐲”更改為“翡翠手鐲”，但從范建武提供的錄音證據來看，該商店主張其銷售給范建武的手鐲質地就是翡翠，并明確告知范建武購買的玉鐲是翡翠制成。該商店作為經營者將“石榴石質玉手鐲”冒充“翡翠手鐲”銷售給范建武，以假充真，能夠認定為欺詐消費者。一審法院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判決：范建武將所購手鐲退還文物總店，該商店退還范建武貨款17100元；文物總店向范建武賠償手鐲三倍價款51300元。文物總店不服，以原審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有誤為由提起上訴，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文物總店開具的發票以及范建武提供的談話錄音，已充分證實其向范建武銷售的是“翡翠手鐲”，現該手鐲經雙方共同委托鑒定后被確定為“石榴石質玉手鐲”，與文物總店在銷售過程中所聲稱的商品品質存在顯著差異，故原審法院認定其行為構成欺詐并無不當。文物總店以訟爭的手鐲具有文物價值為由，主張其行為不構成欺詐，范建武未遭受損失，理由均不成立。據此，該院判決維持原判。

七、于奧泳訴畢麗萍產品銷售者責任糾紛案

——經營者對其保健用品作虛假宣傳，誘導消費者購買，構成商業欺詐，消費者有權請求經營者退還貨款并支付貨款三倍的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6日，于奧泳在畢麗萍處以14100元的價格購買雙寧牌功能性保健床墊二套，規格為2米×1.5米×0.12米。經使用，該床墊并沒有畢麗萍宣傳的預防癌癥發生、抑制癌細胞生長、治病防病等功能。為此，于奧泳向山東省威海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起訴，主張畢麗萍的行為對其構成欺詐，請求判令畢麗萍退還貨款28200元，并按購貨價款三倍賠償其84600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經審理認為，畢麗萍認可于奧泳所主張的事實，其行為構成了商業欺詐，并承認應按原告訴訟請求返還貨款并支付貨款三倍的賠償。該院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判決畢麗萍返還于奧泳貨款28200元并賠償于奧泳購貨三倍的價款84600元。畢麗萍未上訴。

八、王某訴北京伊露游嬰兒用品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消費者在使用預付卡消費過程中，因經營者不在原地址經營，導致消費卡無法使用，其有權請求解除合同并退還預付卡余額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3日，嬰兒王某在北京伊露游嬰兒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伊露游公司）體驗游泳一次，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納辦理游泳卡押金100元。同月5日，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納辦理40次游泳卡余款2498元（期限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辦卡后王某曾游泳一次，未出現哭鬧的現象，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游泳時出現哭鬧。二審中伊露游公司已不在原地址經營，王某的游泳卡已不能繼續使用。王某以伊露游公司提供的服務不符合合同約定，王某無法實現合同目的為由，要求與伊露游公司解除合同，并退還剩余款項，但遭拒絕，遂向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伊露游公司返還其押金100元和游泳卡余額2387.55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王某與伊露游公司之間口頭訂立的服務合同有效。王某訴稱的伊露游公司經營范圍、地址與發票問題，與合同目的無關；所稱伊露游公司違反相關管理條例及提供的服務不符合約定，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與伊露游公司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故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王某提起上訴稱，伊露游公司有違約行為，合同應予解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在本案二審過程中，伊露游公司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應訴，亦未在其經營地及注冊地經營，致王某購買的游泳卡無法繼續使用，合同事實上已無法履行。王某要求解除合同的上訴主張，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據此，該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解除王某與伊露游公司之間的服務合同，伊露游公司返還王某游泳卡費用2262.65元，押金100元。

九、吳軍梅訴浙江蘇寧云商商貿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依約安裝其銷售的空調機，安裝過程中因其不慎發生安全隱患，造成消費者損失，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一）基本案情

2008年4月30日，吳軍梅向浙江蘇寧云商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寧公司）購買大金牌空調機一臺，總價款8051元。蘇寧公司向吳軍梅出具安裝單，并依約于2008年5月11日派人到吳軍梅家中安裝空調機。2013年8月，吳軍梅家中客廳及相鄰房間的地板、墻面被水侵蝕。經大金空調售后人員檢查確認，空調機排水管通過的墻洞處沒有封堵，老鼠咬斷墻洞處排水管漏水所致。吳軍梅對受損地板、墻面及相關區域進行了維修，維修費用未獲賠償。吳軍梅遂向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蘇寧公司賠償其損失14104元，并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1萬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經審理認為，吳軍梅與蘇寧公司之間的買賣合同關系成立且合法有效。空調機是一種安裝規范要求較高的制冷設備，蘇寧公司作為銷售者，不僅應提供符合質量要求的機器設備，也應提供符合規范要求的安裝服務。吳軍梅購買的空調機不論實際是由生產廠家安裝還是由銷售者安裝，都不能排除銷售者作為合同相對方負有的確保空調正常使用，不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義務。蘇寧公司未盡到合理謹慎注意義務，未能確保空調排水管通過的墻洞封堵，以致老鼠能夠進入墻洞咬斷排水管，造成漏水，引起屋內墻面、地面受損。其未妥善履行合同義務與受損結果有因果關系，對吳軍梅因此遭受的損失負有責任。吳軍梅作為消費者，要求蘇寧公司賠償修復地板、墻面產生的費用，該院予以支持。吳軍梅主張的誤工費和精神損害撫慰金，缺乏依據，該院不予支持。該院判決蘇寧公司賠償吳軍梅實際修復費用12175元。蘇寧公司未上訴。

十、王毅訴天津中進沛顯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經營者銷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車，構成商業欺詐。消費者有權請求退還所購汽車，并由經營者退還購車款并賠償一倍的購車款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王毅向天津中進沛顯汽車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進汽車公司）購買歐藍德JE3A2693的小型越野客車一輛，價款249800元。中進汽車公司為王毅代繳車輛購置稅22700元、車船稅225元、機動車交通事故強制險保險費1100元、機動車輛綜合險保險費10752元，共計34777元，收取上牌費900元。2013年10月15日，中進汽車公司向王毅交付車輛。2014年2月7日，中進汽車公司通知王毅該車輛應當被召回。2013年6月4日，三菱汽車銷售（中國）有限公司發布召回部分進口歐藍德汽車公告，召回時間為2013年6月5日至2014年6月4日，召回車輛范圍包括王毅所購車輛。缺陷情況系供應商制造原因，導致電動動力轉向控制組件的監視內部微機電源的元件出現故障。可能出現電源監視線路錯誤啟動等后果，存在安全隱患。維修措施為更換電動動力轉向控制組件（EPS-ECU）。王毅遂向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退還汽車，中進汽車公司返還購車款285477元，三倍賠償購車款74940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中生產者已經通過媒體發布公告的方式向公眾告知了部分進口歐藍德汽車存在產品缺陷應當召回的事實及需要召回的范圍，因此訴爭車輛屬于應被召回車輛一事屬于已向公眾告知的事項，不存在隱瞞的情形。另外，根據生產者發布的召回公告，訴爭車輛的缺陷可以通過更換改進工藝的電動動力轉向控制組件（EPS-ECU）的方式予以消除，且事后中進汽車公司主動告知王毅訴爭車輛尚未消除缺陷，需更換組件，故中進汽車公司對此不存在隱瞞的故意。綜上，中進汽車公司的行為不構成欺詐，故判決駁回王毅的訴訟請求。王毅以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提起上訴。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中進汽車公司作為經營者，對車輛是否屬于被召回的范圍應當知道，其抗辯對涉案車輛召回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中進汽車公司隱瞞車輛瑕疵而銷售，構成商業欺詐。本案車輛銷售行為發生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訂前，故中進汽車公司應當承擔“退一賠一”的法律責任。該院二審判決：撤銷本案一審判決，王毅向中進汽車公司退車，中進汽車公司退還王毅購車款249800元，加倍賠償王毅249800元，并賠償王毅車輛購置稅等共計3567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