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滿分作業
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滿分作業
1.佛山陶瓷業已經成為中國陶瓷產業發展最完善的產業集群地。
2.產業生態、大數據、生產性服務業是產業互聯網的三要素。3.舊動能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需求側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舊動能在傳統經
學特別是凱恩斯經濟學里面有系統的闡述,大家也都很熟悉。過去多年來,中
經濟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增長,尤其是投資。現在這“三駕馬車 都遇到了新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規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這包括
勞動投入、資本投入、資源能源投入以及環境方面的投人。這種粗放投入現在看 來也是比較舊的動能
第三個方面是GDP導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們長期以來以CDP、工業增
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等指標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體系。通過這樣一套考
核體系來引導GDP或者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舊動能 所以,我們把舊動能概括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大規模的要素投入、CDP 導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4.從發展階段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有序轉換是推動經濟平
穩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5.第二次工業革命以20世紀初福特汽車公司大規模生產流水線誕生為標志,或者以電氣化、石油、汽車為標志。6.在電磁理論出現之前,技術的發展大致是遵循技術—理論—技術的循環路徑。
7.當前,中國并未完成工業化發展階段,也未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特定發展階段。驅動服務業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只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這兩大部門。8.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 ' error)提出的,20世紀50年代初,他針對古典經濟學家的均衡發展觀點,指
出現實世界中經濟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種非均衡條件下發生的, 9.新技術革命給生產帶來的變化 第一是生產方式變革。第二是制造模式變革。第三是生產組織方式變革。
1.科技創新具有乘數效應,不僅可以直接轉化
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提高社 會整體生產力水平。
2.許多學者通過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也證實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
長之間的內在聯系。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依存的關系 3.“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主要經歷過以下四個階段,成功實現了全球價 值鏈逐步提升。
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1967-1973年)。資本密集型產業階段(19-190年)技術密集型產業階段(1980-1985年)。全商務服務出口階段(1985-1990年)。
4.增長極體系有三個層面:先導產業增長;產業綜合體增長;增長極的增長與 國民經濟的增長。
5.產業結構優化是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實現協調發展,并滿足社會不斷
增長的需求的過程的合理化和高高化。6.最初,學界將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公司向海外市場的拓展及其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 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的開端。
7.制造業產業鏈條主要可分為7個大環節:產品設計、倉儲運輸、原料
果購、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和生產制造。8.產權制度、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非國有經濟發展 等都屬于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內容,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9.從20世紀70年代起,每
次重大技術創新或管理方式變革都被認為有可能引領新技術革命。
10.過度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1.產業集群的主要特征是產業的空間集聚。
2..新技術革命的發端信息技術在初期會降低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時期內,信息技術始終被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助推器
3.作為區域主導產業,必須擁有長期而廣闊的國內外 市場容量。主導產業的產品應在國內甚至是國際市場具有較大的、長期的需求。
如果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主導產業很快就會衰落。所以,主導產業選擇必須把
需求的收人彈性最大化“作為一個基本原則,也就是說,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 系數至少要大于1。
4.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新動能
5.產業升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的調整,既包括產業之間的
結構變化,也包括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6.共享經濟的實質是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產權制度變革。7.中國農業發展傳統動能,不僅表現為政府對糧食等農產品高產增產的追求
而且也體現在農業生產經營者高度依賴化肥、農藥等現代物化技術要素投入實現增收等方面。
8.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及其占比上升表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
產業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也在發生重大調整,服務業作
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一步提高,主動力作用更加顯 現。
9.理解“業態”,可從“業”和“態”兩個視角去觀察。1.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出 現下滑態勢,2013年后下行趨勢明顯,呈現“L”型。
2.產業業態是指(某項)產業的產業組織或產業活動單位的生產經營活動的
組織形式和運作形態,是產業的實現形式或存在形式。3.復合模式即是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模式復合而成,通常在產業轉型的初期
表現為產業鏈延伸模式。
4.,庫盤涅獲劃分產業的方法與克拉克類似,三大產 業具體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
5.新技術革命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以數字化制造及 新型材料應用為標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終確認。6.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逐步減少舊動 能、增加新動能,甚至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7.從一定程度上說,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
就是發展經濟學,而當代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承認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研究 中的重要意義。8.所謂削減式
制造模式,是先鑄造零部件或產品毛胚,然后進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
產品。顯然這個生產過程要浪費很多人工、能源與原材料等,還會造成碳排放等 環境問題。1.創新是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推動力,只有創新才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
產業的培育,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 2.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 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 的深刻變化,中國將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 “經濟新常態”。
3.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認為,社會成本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擴展,人
們不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進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還要在可實現這種配置 的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
4.可持續發展是基于環保減排,改善環境質量,減少生態破壞,使用可再生資
源,并保持在地球承載能力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模式。5.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研究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有關產業升級內因與外因的分
析研究,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技術創新推動了產業升級。二是要素稟賦決定了產業升級。三是在一定的發展積累后,由產業鏈條的升級帶動的產業升級。
6.“新常態”背景下,國內經濟環境面臨九大發展趨勢: 7.當前我國投資和出口動力逐漸減弱,未來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將依靠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
8.制度轉型和制度創新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經濟增長的關
鍵。單靠市場化改革可能不足以支撐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長期動力在根本上將
來源于新的多元化的制度改革紅利。
8.所舊動能,是指傳統產業,包括采謂用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 9.新技術革命的典型特征(1)技術科學化。(2)技術群體化(集成化)。(3)技術智能化。
1.從世界范圍看，產業升級趨勢可概括為：現代、虛擬融合。2.在計劃經濟時期，經濟增長主要由政府主導;3.匹茲堡的鋼鐵行業大規模發展，當時，煉鋼爐的滾滾濃煙為來了“煙城”的名號，甚至被人稱為“人間地獄”。
4.近年來，全市把現代農業產業園區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有效載體，充分發揮現代農業園區在積聚產業、整合要素、集約資源、規模經營等方面的作用。
在我國，特殊的政治經濟管理架構和體制，是塑造產業結構的重要力量。
具體到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動力或優勢主要體現為要素低成本和要素升級。
5.以新型煤化工為主體，重點發展煤制天然氣，深化發展煤焦化產業，建設新疆、山東、內蒙古三大煤化工基地，形成具有能源集團特色和比較優勢的化工產業發展模式。6.動能轉換能克服“新常態”下成本、資源、環境和市場等諸方面面臨的約束與短缺
7.創新就是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動能問題，形成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新動力。
8.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和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9.將適應技術模仿追趕型的經濟治理模式改革為適應前沿創新的經濟治理模式，以下幾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
1.發揮市場與政府的合力 2.發揮金融的助推放大效應 3.發揮要素的支撐作用 4.充分發杯市場主體的力量 5.注重勞動力質量與技能的提升 6.完善營商環境 7.增強創新能力
1.創造新動能、發展新動能、適應新動能，使我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型國家。
2.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戰后首次衰退
1.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
4.發展新產業。值得重點關注的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節約、環保產業，包括節約產業和環保產業。二是生態產業。三是資源能源行業，四是大文化產業。五是大健康產業
2.金融風險不斷的匯聚主要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的微觀基礎比較脆弱，二是對自己制度基礎設施投入的不足，5.要實現上述七大動能轉換，技術創新是先導，改革是基礎。3.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創新為依托，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
4.產業更新模式是指擺脫對原有資源的依賴，依靠自身積累或者借助外部力量，建立起基本不依賴原有資源的替代產業體系。
5.科學技術的進步雖對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正確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經濟組織種能夠提供個人刺激的有效經濟組織是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也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諸多決定這種有效經濟組織的制度因素中產權的作用最為突出。
8.從發展本質看，產業轉型升級是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外在表現
6.在世界技術進步放緩的背景下，挖掘舊動能、構建新動能，將是我國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應著力于實現下列幾個方面新動能的轉換:(1)以技術前沿創新代替技術模仿；(2)以人口質量紅利代替人口數量紅利；(3)以技術創新導向的民間資本設備投資取代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4)以質量提升為導向的農業現代化和深度工業化代替原來以數量擴張為導向的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5)以攀升國際價值鏈的新型開放和提升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取代外需的數量擴張；(6)以城市群一體化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簡單數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紅利提升原有改革紅利。
1.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2.傳統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農業機械化，而農業機械化并不直接改變農業產品，3.1988年初東莞升格為地級市。
4.自從電磁理論產生之后，技術發展中，除了技術一一科學一一技術的途徑外，又增加了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這一新型發展途徑。
5.大規模定制智能化生產方式。這一生產方式是由計算機控制的聯網智能化制造設備通過互聯網，在收到指令后，隨時進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應、計算判斷、分析決策，進行操作上的變化，6.產業升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的調整，既包括產業之間的結構變化，也包括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7.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8.沒有微電子技術的進步，就沒有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及半導體材料技術、光制技術等的進步。
9.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低成本比較優勢會形成對創新的抑制。10.引入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各個產業的勞動力份額和產值比例二者的比例關系即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11.當代技術革命，在表現形態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出現了科學和技術一體化的過程。12.產業結構優化的特征
(1)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是產業結構逐步趨于合理，不斷升級的過程，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標準不同；
(2)產業結構優化的原則是產業間協調發展和最高效率原則；(3)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宏觀經濟效益最大化；
(4)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
1.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2.“世界經濟面臨長期維持低增長的平庸時代的威脅（IMF）”，主要通過加快推進結構性調整，來培育經濟增長內生新動力。3.芮明杰（2012)認為新技術革命實質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4.三次產業結構可通俗地表述為：“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 5.技術發展中的橫向關聯性綜合性、交叉性極為突出。6.產業結構優化是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實現協調發展，并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的過程的合理化和高高化。7.要實現上述七大動能轉換，技術創新是先導，改革是基礎。8.產業現代化演進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的推動，科技的特征實際上往往成為產業現代化的根本標志。
9.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和實質，實際上是促進國民經濟各產業間的協調發展使各產業發展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10.我國環境政策的實施并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其主要原因是環境政策并未得到充分執行，實施方式主要以事后治理為主。
11.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1.產業集群的實現與城市發展具有密切的聯系，2.轉方式、調結構是新常態的本質要求。
3.區域產業系統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復雜的大系統 4.產業生態、大數據、生產性服務業是產業互聯網的三要素 5.新技術革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連接。新技術革命將助推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軟件措施），提高區域整體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環境負荷。二是積極老齡化的安心社會。大城市將樹立起充滿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將隨著新健康技術問世而成為一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綠色清潔的環境。生態和低碳技術的發展將有助于營建水綠環繞、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間。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變。新技術促進就業市場，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通過改善地區間的關系來改善社會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業。大城市依靠尖端技術驅動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以建設具有強大基礎設施條件的全球城市網絡的金融商業中心。
6.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
7.伴隨著東京城市發展，其產業結構變化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都市發展的初級階段。城市規模擴張階段。全球化城市階段。
8.產業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升級變化遏制了產業鏈延伸和服務業發展
第二篇：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2018繼續教育
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
世界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重大事件，諸如：(1）科技革命如火如荼飛速發展，以網絡技術、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新一輪的全球技術革命對社會生產方式、生產組織方式、生活方式與交易模式等的影響日益彰顯，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均嘗試通過新技術革命重塑產業發展模式，從而實現創新能力與競爭力的大幅度提升，確立或鞏固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的優勢地位。（2）中國迅速崛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濟總量在2007年超過德國為世界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為世界第二，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和增長動力結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變幻莫測，正在經歷新的分化與重組，各種利益集團與新的組織互相角力，新的國際秩序和地緣競爭局面正在展開。（3）產業、資本、技術、貿易出現新的流向或動向，對發展主動權話語權的爭奪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產業領域，一些國家紛紛出臺了發展計劃。（4）國際市場和消費能力也在轉型升級，趨向更高層次，一般產品和低附加值技術遭受打壓或抑制，經濟增長趨緩。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的根本途徑，世界已經進入一個重大的經濟與產業的調整期或轉換期，新舊動能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對于中國而言，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中國將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經濟新常態”。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和變革，也將進一步倒逼中國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發展模式，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發展動能轉換是我們面臨的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
@美囡啟動“再工業化”戰略，日本實行“產業復興計劃”，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法國則頒布了“未來工業計劃”。
一、國際背景
（一）新一輪技術革命風起云涌給社會生產轉型帶來契機1.新技術革命的內涵從普遍共識來看，人類社會已經出現了兩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18世紀后半葉英國紡織機械化、出現工廠為標志，也有人認為是以蒸汽機或煤炭利用為標志。第二次工業革命以20世紀初福特汽車公司大規模生產流水線誕生為標志，或者以電氣化、石油、汽車為標志。前兩次的工業革命都給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重大變革。新技術革命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以數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應用為標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終確認。從20世紀70年代起，每一次重大技術創新或管理方式變革都被認為有可能引領新技術革命。最初，學界將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公司向海外市場的拓展及其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的開端。隨著電子產業發展，后來有學者將電子工業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計算機的發展及其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作為新技術革命的發端。信息技術在初期會降低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時期內，信息技術始終被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Rifkin,2011）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版，里夫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是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互聯網、綠色能源、3D打印技術等將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門。也有人指出工業革命主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革命，新技術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制造，其將帶來制造業的巨大變革，終結大規模的流水線制造業，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個性化的經營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現反城市化浪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為主流生活方式。
國內對新技術革命內涵的認識也存在些許差異。芮明杰（2012）認為新技術革命實質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從而導致工業、產業乃至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一批新興產業誕生與發展以替代已有產業，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賈根良（2012）從經濟史角度指出新技術是以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為主體，并融合信息技術革命（即第五次技術革命）重大成果的變革，其在新.2.技術革命上不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羅·麥基里（PaulMakllie)以機器人和3D打印技術為核心的“制造業智能化革命”，麗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納米技術革命和生物電子等技術革命。黃群慧、賀俊（2013）基于技術經濟范式的角度認為隨著第二次工業 革命的加深，工業和制造業將會被重新定義，用來描述價值鏈經濟特征的“微笑曲線”有可能變成“沉默曲線”或“悲傷曲線”，制造業將再次向發達國家轉移，這對依靠人口紅利和廉價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后發國家非常不利，中國制造業要想在全球仍保持優勢，必須調整發展策略，提升軟實力。
2.新技術革命的典型特征當代技術革命有著不罔于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特征，僅就技術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個：(1）技術科學化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是十分偉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但是，同新技術革命相比，它們無疑要遜色得多。當代技術革命，在表現形態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出現了科學和技術一體化的過程。一方面，當代科學理論必須依靠一定的技術手段，才能進仔深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又必須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和技術融為一體。因此，當代技術革命的第一個特征是技術科學化。
在電磁理論出現之前，技術的發展大致是遵循技術一一理論一一技術的循環路徑。科學理論對技術肯定有著指導作用，不過，從總體上說，技術與科學又都有自己的一套體系，雙方保持著相對分離的發展道路。自從電磁理論產生之后，技術發展中，除了技術一一科學一一技術的途徑外，又增加了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這一新型發展途徑。例如，電子技術、無線電技術等等新技術都是科學理論的直接產物。也就是說，沒有電磁理論、電子學理論，便不會有這些新技術。這一現象，在當代技術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學理論已經成了技術形成發展 的直接原因。這樣，在整個技術體系中傳統技術的發展大致還在采用技術一一科學一一技術的路子，但新型技術全部都是采用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的路子，并且這些新型技術已經在技術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說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的形式巳經成為當代技術發展的主要模式。
(2）技術群體化（集成化）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術革命中技術體系中結構的某些變化。由于科學理論的高度抽象和綜合，當代技術革命已經不僅要解決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領域或者是一些技術的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具有普遍意義的信息及相關的問題。這樣，在.3.科學理論之間、技術領域之間、科技之間出現了多元化的關聯性。因此，技術發展中的橫向關聯性、綜合性、交叉性極為突出。這些特點明顯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術革命有別。例如，在第一次技術革命中，重大的發明常常是單一技術成果。如17331738年呢絨工凱伊發明的“飛梭”，1779年克倫普頓設計的“mule”即驟機，都是單一的織布紡紗技術。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內燃機技術也基本上是單一的機械技術。但電力技術的出現便開始了技術群體的發韌，因為電力技術是電機技術、通訊技術、弱電技術等的集合。
到了當代技術革命時代，由于技術體系內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聯性日益加強，技術群體化已經成了一大特征。這首先表現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系土。這種關系表明在技術體系中的不同技術是相互包容、互為前提的。例如，沒有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控制技術，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等全面自動化技術便不能實現。沒有微電子技術的進步，就沒有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及半導體材料技術、光制技術等的進步。其次，技術之間的相關性還表現在主導技術以及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日益綜合化，例如信息技術的綜合化表明，它不但是電子學、數理邏輯等科學理論的產物，而且還是橫斷科學理論的結晶，它不但包含有電子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而且還包含有“軟件”技術、“硬件”技術等等；這種綜合統一還表現在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時期，是動力技術同機械技術相結合，而在新技術革命中，是機械技術、動力技術同電子技術相結合，形成一批自動化的技術群體。喬布斯發明的ipod,iphone及其蘋果公司等產品就是技術集成化成果。
(3）技術智能化新技術革命更加深人，技術與科學相互作用更加緊密，出現了一體化趨勢。
一方面，電子計算機以微處理機與傳統技術相結合，形成了機電一體化技術領域，技術智能化已經十分明顯。機器已經不僅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決人腦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體化，產生了“知識密集型技術”。這種技術創造性高、智力高、驅動性強，風險性也較大，其發展主要依賴于智力發展，因此也有人稱“高技術”，它能廣泛滲透到傳統產業中去。在這種新技術中，資金的因素已經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的有效信息。
3.新一輪技術革命給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1）新技術革命給生產帶來的變化第一是生產方式變革。目前工業化國家普遍采用大規模大批量標準化生產方式，而新工業革命將產生以互聯網為支撐的大規模 定制智能化生產方式。這.4.一生產方式是由計算機控制的聯網智能化制造設備通過互聯網，在收到指令后，隨時進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應、計算判斷、分析決策，進行操作上的變化，如此，符合需要的個性化產品的大規模定制生產即成為可能。這種智能化生產方式今天已經成為現實，如德國大眾汽車已經制定了一項全新的生產戰略，即模塊化橫向矩陣，通過標準化某些部件參數，最終達到通過一條生產線生產出市場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車的目的。
第二是制造模式變革。新一輪工業革命將導致制造業制造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現在的削減式制造模式變為一次成型疊加式制造模式。所謂削減式制造模式，是先鑄造零部件或產品毛胚，然后進行切削力日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產品。顯然這個生產過程要浪費很多人工、能源與原材料等，還會造成碳排放等環境問題。而新一輪工業革命以3D打印機為代表的疊加式制造模式，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消費需求，同時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銷，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運輸成本等消耗。這種制造模式不僅涉及制造母機變革，還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重大革命。
第三是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至今，制造業生產組織方式實際是“集中生產，全球分銷”，即在某地建一工廠后，在全球購買原料并在此工廠集中大批量生產，再運輸到全球銷售的方式。這種生產組織方式適應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需要，但在全球運輸成本急劇上升、低碳環保要求加大的今天，顯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輪工業革命條件下，與新生產方式、制造模式變革相匹配的新的生產組織 方式已經形成，即“分散生產，就地銷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開設3D打印店，根據需要進行及時的就地生產、銷售。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環節的費用、能耗與碳排放等。這一生產組織方式現已在報刊出版產業得到了廣泛使用。
(2）新技術革命給生活帶來的變化新技術革命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普遍變化。比如：低碳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將緩解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機器人和自動駕駛交通工具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廣泛應用；增材制造將大規模應用，尤其是在高價值產品領域；可再生能源將替代傳統礦物燃料能源；農業和資源技術的進步將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帶來保障等。
對于大城市而言，新技術革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連接。新技術革命將助推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措施）和交通.5.需求管理（軟件措施），提高區域整體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環境負荷。
二是積極老齡化的安心社會。大城市將樹立起充滿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將隨著新健康技術問世雨成為－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綠色清潔的環境。生態和低碳技術的發展將有助于營建水綠環繞、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間。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變。新技術促進就業市場，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通過改善地區間的關系來改善社會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業。大城市依靠尖端技術驅動、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以建設具有強大基礎設施條件的全球城市網絡的 金融商業中心。
｛二）世界經濟處于深度復蘇調整期在尋求新的動能發力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隨后伴隨產生的歐美債務危機，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大事件。這場危機把世界經濟由快速發展拉人了緩慢增長的調整期。這場危機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人發展、國與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發生的，是全球經濟失衡、經濟虛擬化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結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
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轉折點，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交織，新舊動力轉換難以元縫接續，經濟步人弱復蘇小周期。長期看，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五輪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在人口、技術創新和宏觀政策等深層因素的制約下，供需兩側都受到明顯抑制，將在較長時期呈現弱增長態勢，總體風險偏于下行，雖然2017年以來世界經濟有回暖趨勢，但我們仍要看到所面臨的風險。
1.世界經濟處于長波周期調整途中的弱復蘇小周期階段從長波看，世界經濟處于第五輪長周期下行階段。在技術創新周期、信貸周期和制度變遷等因素交織作用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大體經歷了五輪長周期，每輪周期50年左右（參見表1)。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是第五輪周期從上升階段（19902008年）到下行階段的轉折點，世界經濟從危機前近6%的中高速增長轉向衰退、蕭條和曲折復蘇。未來5-10年，人口加速老齡化、通用技術創新難有新突破以及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空間大幅收窄等因素將繼續抑制消費、投資和供給，加之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結構性挑戰、國際貿易仍將疲軟，世界經濟預計持續呈現弱增長態勢，再次進入上行周期尚需時日。
.6.表1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長周期概況上升階段下行階段標志性技術和產業第一輪1795-18251825-1850蒸汽機、紡織業第二輪1850-18731873-1890鋼鐵、煤炭、鐵路第三輪1890-19131913-1945電氣、汽車、化學第四輪1945-19711971-1990計算機、汽車、生物第五輪1990-20082008一信息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表2代表性通用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期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
（%）
蒸
汽
機
（英
國）1780-18600.320.190.511840-18700.10.130.23鐵路（美國）1870-18900.090.140.231839-18700.090.120.21鐵路（美國）1870-18900.240.210.561899-19190.070.340.41電力（美國）1919-19290.750.230.981974-19900.270.410.68
信
息
技
術1990-19950.410.460.87（美國）1996-20010.771.021.79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intellectualprope民yreport2015》，吳敬進（2011）《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上海遠東出版社從短波看，世界經濟步入弱復蘇小周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大致歷經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輪上升小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觸發了新周期的轉折點。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戰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彈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世界經濟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將呈現持續走高態勢。目前可將2010-2021年視 為一個可預見的經濟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經.7.濟處于該周期的下行階段，2016-2021年將處于該周期的上行階段。與歷次小周期上行階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將僅為3.629毛，低于1983一1988年的3.91%、1994一一2000年的3.669毛和2002-2007年的4.779毛，是歷次經濟復蘇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動力不足是世界經濟弱復蘇的主要原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凸顯，世界經濟步人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傳統動力弱化，新動力尚在培育中，在新i日動能接續轉換過渡期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世界經濟在短中期都將呈現弱復蘇態勢。
傳統動力弱化。一是從供給面看，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減弱。信息技術擴散的邊際效應遞減，通用技術創新未有實質性突破。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帶來的廉價勞動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補。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大幅縮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顯著萎縮。全球化逐漸陷人低潮，多哈回合談判歷經15年僅在個別點上取得→些進展，未來在重大問題上很難有所突破。區域貿易協定如雨后春筍，但合作機制和貿易規則的區域化、碎片化會導致其在全球層面上相互沖突、彼此牽制，難以給全球貿易帶來有力促進。
二是從需求面看，強力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傳統“大三角”關系趨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對進口的拉動效應減弱，2002-2008年美國GDP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3.5個百分點，而2011→2014年GDP增長1個百分點僅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1.8個百分點；與之相應，中國出口額持續下降，201
511 年萎縮2.9%。東亞生產網絡外需疲軟及國內經濟結構深度調整導致全球對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緩，而“頁巖氣革命”等大宗商品價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資逐漸形成產能，大宗商品供求關系轉為寬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額由2010年的40萬桶／目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萬桶／日，價格大幅回落，對出口國經濟增長形成明顯制約。隨著“大三角”關系趨弱，危機前全球貿易量增幅顯著高于全球經濟增幅的態勢發生逆轉，2012→2015年全球貿易量年均增長3.1%，低于全球經濟年均增幅3.3%0未來看，這一外部需求關系變化仍將持續，一方面給主要制成品和資源產品出口國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對美歐等主要制成品進口國經濟帶來沖擊，這種負反饋效應將弱化世界經濟復蘇力度。根據IMF預測，2016-2021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年均增速僅為3.62%，遠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國際貿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預示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很快。
.8.新動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逐漸意識到“世界經濟面臨長期維持低增長的平庸時代的威脅(IMF）”，主要通過加快推進結構性調整，來培育經濟增長內生新動力。美國通過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重振制造業、促進出口等加快調整過度依賴消費和負債、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發展方式。歐元區通過降低政府負債水平、金融監管一體化建設、容克投資計劃等，努力解決高福利社會帶來的創新不足、勞動力市場僵化、基礎設施陳舊、歐元區經貨聯盟缺陷等結構性問題。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蓋勞動力市場、放松管制、企業部門、貿易、金融部門、工資政策等廣泛內容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旨在激發市場活力，剌激私人消費和投資，推動經濟實現振興。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制定規劃和戰略著力解決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產業結構單一等結構性問題，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視野卻30”（2016年）等。中國也在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并推動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續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撐全球經濟實現長期強勁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
但新動力培育尚需時日，在新舊動力轉換接續期間，財政緊縮、去杠桿、去產能、優化產業結構、適度放緩工業化城鎮化速度等結構性改革舉措將給經濟帶來下行壓力，拉低全球經濟增速。
（三）國際經濟風險累積亟待轉型破解盡管2017年世界經濟出現回暖，但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隱患。
1.債務風險2017年全球債務率繼續上升，債務風險的控制對世界各國仍是嚴峻挑戰。
OECD首席經濟學家Mann表示，雖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發出紅色警報的債務指標目前并未達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稱，企業債務的積累情況非常可怕。世界銀行表達了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債務和赤字不斷增加的擔憂。據統計，2016年年底，半數以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個百分點以上，三成國家的財政平衡惡化，赤字占GDP的比重 超出2007年5個百分點。2016年至2017年，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重新迎來資本流人、本幣升值、經濟復蘇、資產價格反彈等諸多利好，企業開始重新大量借人以美元計價的債務。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加速，這些國家可能再度面臨本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沖擊。發達國家中，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2017年已經突破20萬億美元。特朗普稅改?90如果得以推行，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將進→步上升。要達到降低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目標，美國現在的經濟增速遠遠不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目前歐洲五國、美國以及日本的公共債務水平已經突破警戒線。
2.發達經濟體過激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金融環境帶來風險美國重啟貨幣正常化進程已兩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發達經濟體也相繼釋放轉變超寬松政策的信號。如果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過預期，全球金融環境的收緊更為迅速、收緊幅度更大，將對較脆弱的經濟體產生不利影響。比如在歐元區，債務高企的成員國的通脹和增長仍十分滯后。如果這些國家不能進行必要的財政整頓并實施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增長潛力，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就將面臨風險。部分新興市場的金融風險也可能因金融環境收緊而暴露出來，那些與美元掛鉤、具有高杠桿和存在資產負債表錯配的經濟體可能遭受更大壓力。
世界經濟呈現出經濟發展溫和與資產價格快速上漲之間的脫節。自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以來，本輪美國股市的牛市已經歷時八載有余，目前股價巳經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繼續上揚的→個重要影響因素。不過，一 些分析人士已經認為，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較高的全球風險偏好突然惡化，股市牛市將終結。隨著美股市盈率接近歷史高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擔心美國股市未來由升轉跌的風險。羅伯特·希勒教授就指出，盡管他不知道本輪股市何時下跌，但一旦股市轉為下跌，其持續時間與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場預期，不僅可能通過傳染效應沖擊其他國家資產價格，還可能通過負向財富效應影響美國的居民消費。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也已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上漲。此外，全球房地產市場也面臨過熱風險。
3.在國際貿易領域，貿易保護主義仍是一大隱患2017年全球貿易增長逐漸回升至4%，雖然預計仍低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帶動全球增長加快。然雨，新的貿易眼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貿易回暖。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努力捍衛自身利益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難以減弱的一個新因素。
《2017年新興經濟體報告》揭示，一些國家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手。2009年至2017年，美國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高達1378項，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臺153.1項.易保護主義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最多的國家仍然為美國，新增143項。
.10.貿易保護主義短期內或對某個經濟體有利，但對全球市場有害無益。因而，貿易保護主義是缺乏全球貿易大局觀的功利表現，十年危機周期也凸顯，貿易保護主義延緩了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
4.美國政府決策的不確定性仍是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因素特朗 普所承諾的改革仍在進行過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臺，對于已經被國會通過的稅改措施，可能帶來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影響仍待明確。美國放松金融監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金融監管方面取得的進展出現倒退，這可能會降低資本和流動性緩沖或削弱監管的有效性，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持續存在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損害市場信心和投資。如果沒有鼓勵商業投資的新措施，經濟增長將從2019年開始放緩。
5.政治、安全問題等非經濟因素也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其他非經濟因素方面，如地緣政治緊張、歐洲地區政治風險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敗帶來的風險、極端天氣事件、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等都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
2015年以來，地緣政治危機的擴散效應更加明顯，影響蓓圍更加廣泛，呈現出長期化、復雜化、僵持化態勢。總體而言，當前地緣政治風險仍主要集中在西亞北非、中東歐以及亞太地區。未來一段時間內，多種因素相互疊加，將持續影響區域及各國政治和安全局勢。
世界經濟論壇（WEF）在近日發布“2018全球風險報告”，“自然災害、極端天氣、互聯網攻擊、數據欺詐與竊取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調整措施失敗”將成為2018年全球前五大風險因素。與2017年報告相比，2018年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前五大風險因素中，有關環境與氣候的問題占到三位。報告指出，接下來的一年全球將可能面對強胞風影響、極端溫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漲等惡劣的環境問題。
二、國內背景
（一）經濟“新常態”要求回歸理性發展2013年 12月10日，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新常態”，所謂“新常態”是指一種新的但又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持續的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態勢。它包括宏觀發展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需要確立的轉型.11.發展模式，以及因應這種環境和模式的目標體系與具體目標。“新常態”的“新”所區別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我國加人WTO以來一直持續的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三高”發展模式。
1.“新常態”下的發展環境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期”：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政策作用釋放期。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新的變化和新的條件，決定了做好各項經濟工作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新常態”背景下，國內經濟環境面臨九大發展趨勢：（1）市場升級，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拉開檔次的消費漸成主流；（2）投資升級，傳統的高強度大規模投資模式讓位于較為精準化的對功能設施及對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模式的投資；（3）貿易轉型，我國出口競爭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貿易巨額順差局面正在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方向發展；(4）產業升級，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業趨勢性轉弱，新興產業、服務業加快發展，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的新特征；（5）要素提質，勞動力的數量及成本優勢和引進技術引領創新的驅動力持續 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人力資本質量和自主創新能力；（6）內涵提升，市場競爭過分依靠產能數量、價格比拼、政策傾斜、資源壟斷的時代終結，培育個性化的創新型的有引領作用的市場需求，呼喚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產品研發機制和法制保障體系；（7）環境提升，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資源約束全面趨緊，人民群眾生態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綠色低碳發展中尋找新的增長點；（8）監管提升，伴隨經濟增速下落，歷史積累的各種隱性和結構性風險不斷顯露，政府必須加快職能轉變和能力提升，加大預研預判和果斷處置角機力度；（9）機制創新，以全面剌激投資來拉動消費的邊際效果不斷遞減，新消費、新需求應由市場來培育，政府如何創造環境、政策調控和適度干預將會不斷有新的探索和嘗試。
2.“新常態”下應對機制新常態的提出是符合經濟規律、尊重經濟規律的直接體現。后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在經濟起飛后，通常會在一段時期內出現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與先行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隨著后發優勢的逐步消減，在經歷一個高增長階段后，經濟增速會明顯回落。德.12.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的發展，元一例外地經歷了這一過程。
對這個過程認識不清、處理不當，更嚴重的后果是可能落人一些新興發展國家已經落入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態判斷，強調轉變增長方式，保持戰略定力，不對經濟階段性下滑采取強剌激，是按經.規律辦事的直接體現。因而，應對“新常態”，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會動力；提高創新能力，培育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技術、新產品；產業結構調整催生要素節約、生態文明和新的消費；穩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國際市場和需求、消化過剩產能，全面培育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累積的弊端問題亟待化解中國近40年的高增長總體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競爭和市場外延擴張的粗放型增長，并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技資的增長和產業成長。這種高增長是在周期性經濟波動中實現的。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下滑態勢，2013年后下行趨勢明顯，呈現“L”型。在高增長的同時，不僅累積了一系列問題，而且面臨著一系列新變化。支撐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在逐漸消失，而制約因素在不斷生成和強化。
1.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我國綜合能源對外依存度從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終維持在150毛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為嚴重，從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
土地資源質量下降，土地超載導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鹽漬化，造成土地生產減退。中國鹽漬化土地約6萬平方公里，占耕地總面積的7%，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89毛，年增1萬平方公里。
中國是三大酸雨區之一，三分之一國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億噸，排名世界第一，全國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嚴重污染。目前中國哥哥量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世界第二。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環境戚本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59毛。在人均自然資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長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顯現。
2.生產供應能力強與價值創造能力弱并存，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目前有17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74種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術含量和低創新能力必然導致低附加價值。中國的.13.R&D投入占GDP的比重為1.359毛，而創新型國家在2%以上。在全球R&D投人中美國、歐盟和日本占86%0中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39%，而創新型國家在70%以上。中國對外引進技術的依存度為549%，其中70%的數控機床、80%的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依賴進口，而創新型國家在30%以下。創新型國家擁有的發明專利總數占世界的999毛。僅占全球人口159毛的富國幾乎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技術創新成果，獲得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人的98%。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所承擔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機電產品不足10%。即使如此，中國在低端制造領域仍然受到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
3.金融風險加大前所未有金融風險不斷的匯聚主要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的微觀基礎比較脆弱，具體反應為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不高。二是對自己制度基礎設施投人的不足，例如信用風險不合理的評估與 定價機制帶來了一系列的套利機會、監管漏洞，甚至出現金融的亂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
微觀基礎比較薄弱的表現就是投資資本回報率低。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高歌猛進，但是企業的投資資本回報率（簡稱ROIC）較低。該指標是衡量企業基本面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企業是否比其競爭對手有更高競爭力的指標。
例如中國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IC平均值僅為3%。這也意味著這些公司1元的投資資本產生的稅后利潤為3分。對比美國在過去38年中用同樣方式測算出來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平均值為11.6%，差異顯著。
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兩大驅動力，一個是投資率，另一個則是投資資本回報率。在中國投資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較低的情況下想要實現很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依靠投資率。事實上，這幾乎是中國過去很長→段時間的增長邏輯。
這種增長邏輯下的確可以實現一個很好的增長數字，比如說每年將經濟增長目標定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些。但帶來的后果是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金融系統風險不斷匯聚。
2017年，社會融資總量約為19.4萬億元，而GDP增長量不到6萬億元。換言之，將近3元的融資拉動了1元的GDP.這也證實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在減弱，意味著投資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微觀基礎正是企業薄弱的投資資本回報率。
關于制度基礎設施的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制度設計短板等原 因，我們目.14.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1日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前仍無法對信用風險作出正確的評估。同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融資利差較民營企業低138個基點。這就是典型的定價失效，讓價格調整資源配置的功效喪失。
因此，金融風險在不斷積累、匯集。為此，防范的重點在于提升企業的質量和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同時，加大研發力度和能力并對金融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
更長遠來看，增加對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共同合力才可以真正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使得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卻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始終處于健康良性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另外，中國的體制轉軌客觀上已經給居民帶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包括失業、養老、醫療增加儲蓄O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長，而且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衡量個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2000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未得到有效抑制。這樣，消費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產元限擴大的趨勢與有限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已經顯現。
4.實體經濟承受著不利的沖擊沒有實體經濟的幅起，中國的經濟一定不會有未來。只靠房地產金融支撐的經濟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沒有牢固的基礎，必然會倒塌。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通過低廉的商品價格在全世界元往而不勝。中國制造的成本之所以這么低，除去勞動力價格因素外，最為關鍵的 還是土地使用權分化。中國的土地使用權為耕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住宅用地等。這就使得土地因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現價格的差異。在一個城市中建廠房與建商場的價格相差很大，這就導致工業的土地成本被人為降低。而低地價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導致工業產品價格極具競爭力，這也是中國制造業高速發展的致勝法寶。
而隨著近十年房價的飛漲，帶動國內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斷攀升使中國制造業之前的優勢消失殆盡。很多國內外知名企業都逐步將工廠搬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中國制造業隕落的清晰軌跡正逐步呈現。
首先，高房價帶動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制造業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價讓很多企業家“脫實向虛”。最后，高房價將抑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創新企業都誕生在低房價時代，高房價的城市是肯定沒有創新土壤。比如在國外，微軟最初誕生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后來才搬到西雄圖；日本的優衣庫誕生在山口縣，離東京有四個.15.新l日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多小時的車程。而在國內，如果當初杭州房價提高，肯定無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車、同花順等創新性的互聯網企業。我們反過頭來看高房價的香港，不僅滋生金融泡沫，而且還使其實體經濟投資環境惡化。
還有中國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投資的增長和產業增長，對海外市場、技術和資本（其背后是技術和營銷網絡）依賴的增強。不僅可能因化中國產業體系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個經濟 暴露在全球經濟周期的影響之下，承受著不利的外部沖擊。這對中國處于組裝加工環節的國際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需要轉型升級疏解第→，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降。2017年1「8月我國民間投資增速降至6.4%，若從單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國此輪民間投資增速，經歷了從2ο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過程。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帶動投資增速由升轉降。這一變化使我們更深人地認識穩投資過程的復雜性。2012年以來，穩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穩定房地產投資。當這兩個方面見到成效以后，就認為投資增長可以企穩固升了，因此對投資增速回升態勢，出現了偏樂觀的判斷。民間投資的回落，提醒我們需要全面認識投資增長由落轉穩的過程。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穩不住，投資增速仍可能下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會加大。
第二，外貿出口負增長格局預計難以改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近期英國脫歐，恐怖襲擊增多，地緣政治問題有所增加，預計世界經濟仍將是不穩定的弱復蘇態勢。再考慮到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因素，我國出口低迷的態勢預計難有大的改觀。
第三，居民收入增速略低于GDP增速，保民生、穩消費的任務仍然繁重。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人增長的情況對消費有重要影響。考慮到困難地區和重點行業去產能、調結構、轉方式仍面對較多困難，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如關停并轉），局部就業穩定、居民收入穩定的任務還相當繁重。因此，總體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
三、申國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必要性與意義總書記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上強調指出，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牽住創新這個“牛鼻.16.子”，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新動能發展壯大、傳統動能煥發生機。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受全球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雙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經濟正處于新！日動能接續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傳統因素消退與新興力量成長并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了大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提供了重要機遇。
（一）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升級是要素配置方式的變革與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全球經濟仍然面臨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國經濟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復蘇，中國經濟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重塑經濟發展新動能，是中國開啟經濟發展新方位、對全球經濟作出新貢獻的關鍵。
中國經濟階段轉換存在工業化逐步鈍化、出口帶動占比越來越低、人口紅利降低、城市化率趨緩、居民收入已經進入中高端上沿、生產率開始出現下降的狀況，經濟仍然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穩增長面臨嚴峻挑戰，亟須提高經濟發展新舊動能的切換效率，讓新動能盡快釋放 出強勁的動力，讓經濟陣痛期變得更短一些。穩增長、調結構、提質增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化解矛盾風險等成為當前經濟建設工作的主要任務。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新動能不斷增強，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有效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對經濟的影響和沖擊，確保了國民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
新動能已彰顯力量，推動經濟平穩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2013二2017年，GDP年均增長7.1%，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2017年，GDP總量達到82.7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59毛左右。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新動能持續發力功不可沒。在國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涌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三新”經濟活動層出不窮，新動能不斷增強。雖然目前“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還比較低，但發展勢頭旺盛，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影響，對經濟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穩增長的同時，新動能還推動經濟穩中向好。工業高技術產業、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較快增長，推動工業向價值鏈中高端發展。2013-2017年，工.17.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7%，高于全部工業年均增速5.1個百分點；2015→2017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5%，高于同期全部工業年均增速4.4個百分點。
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快速增長，服務質量和水平不斷提升。2015-2017年，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人年均增長14.8%，高于同期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速3.5個百分點。網上交易爆發式增長，激發了國內市場活力和消費需求。2015-2017年，網上零售額年均增速超過30%，高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約20個百分點。
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升級，服務業撐起國民經濟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個百分點。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4.6%、42.6%和52.8%，第三產業的年均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10.2個百分點。
新功能推動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加快改造，高耗能行業產能有序縮減。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業年均增速為6.4%，比全部工業低0.2個百分點。2017年，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
新動能推動服務業結構不斷優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全方位滲透，與互聯網融合的服務業不斷發展。“電子商務帶動郵政快遞業高速增長，分享經濟帶動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飲、物流、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多個服務業領域新型發展，使得新功能主要來自服務業。”2016年，在“三新”經濟增加值中，“三新”服務業增加值占529毛。受此影響，有關服務行業比重不斷提高。
推動需求結構升級。近年來，我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從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年均達56.2%，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均貢獻率為43.8%，近5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年均貢獻率幾乎為零。
消費貢獻率持續保持較高水平，與新功能推動消費升級換代密不可分。新動能推動創造新型消費供給。2016年，“三新”經濟中新型生活性服務活動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約為7.2%，比2015年有明顯提高。
新功能推動居民消費的品質不斷改善。網上零售、視頻直播、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訂餐洗衣等020服務讓消費者的各種需求足不出戶即可得到滿足。
而網絡約車、共享單車、共享住宿、移動支付等新服務模式，也讓人們的出行、旅.18.游、休閑娛樂變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娛樂、教育培訓、健康養生類消費升溫，服務型消費漸成熱點。
在消費結構升級的同時，投資結構也在持續優化。高技術制造投資、裝備制造投資、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特別是民生相關領域技資快速增長。2013-2016年，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4.8%，裝備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3.4%，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年均增長29.7%，教育領域投資年均增長19.2%，都大大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二）動能轉換能克服“新常態”下成本、資源、環境和市場等諸方面面臨的約束與短缺經過改革開放近4ο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這種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發揮了勞動力和 資源環境的低成本優勢，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而不優。在新形勢下，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技人支撐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方式已不可持續，同時，這種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社會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消除貧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戰，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生物安全、國防安全等風險壓力不斷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我國發展正面臨著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的繁重任務。
創新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舉措。通過創新可以推動我國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增強發展的長期動力，促進舊動能的轉換。與低成本優勢相比，技術創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點，由此建立的創新優勢持續時間長、競爭力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由低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的轉換，可以為我國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同時，科技創新具有乘數效應，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提高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過渡，并通過加快產業技術創新，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既可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也可 以改變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術飛速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物聯網、大.19.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強現實等新興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產品、新工藝、新能源、新交通與通訊工具、新產業，推動了智能制造、個性定制、協同生產等新型生產方式的發展，揭示了資源和環境約束趨緊、傳統投入要素成本上升情況下產業轉型和企業戰略調整的方向，展現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聯化、綠色化、定制化和利基產業為特征的新工業革命輪廓。面對此形勢，美國推出“制造業回歸”戰略，德國推出“工業4.。”戰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搶占未來制造業的主導權。目前，我國在重大工程、基礎研究和新科技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創新成果，這對于我國加快培育新動能，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工業化進程，對于提升我國的產業和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動能結構轉換為儂托近年來，我國經濟進人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人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這些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悖的現象表明當前我國出現的問題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緩，IS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角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 異軍突起。這些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的問題，供給側矛盾突出，表現在產業結構、地區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方面。因此，必須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才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精脹”“中等收人陷阱”“塔西伯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風險，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面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在處理好“要有產品與服務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一→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是借助制度動力、創新動力和結構調整動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三大新引擎，從要素結構、供給者結構、產業結構著手重點推動經濟發展，是圍繞促進轉方式調結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和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元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20.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1日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創新為依托，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李克強總
理多次強調，“要以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核心位置，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推動力，只有創新才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的培育，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只有創新才能有效推動中國制造2025目標的實現，并不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有創新才能促進勞動分工并改變勞動力就業結構，改變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技術創新才能造就優秀品質，促進產品質量提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的消費需求。總之，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與創新，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不竭動力。
（囚）實現動能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選擇我國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人轉變的重要時期，加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按照世界銀行的報告，當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綜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將其總結為：一是只注重增長速度和經濟建設而忽視社會建設，從而導致社會建設滯后；二是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民主政治轉型的失
敗；三是社會流動性不足；四是依靠資本技資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的缺陷；五是過于超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六是內需不足、出口增長乏力的需求不足。張德榮（2013）將其原因總結為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分化阻礙經濟的發展、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一個國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鎖定、城市化進程會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口結構的制約等方面。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力不夠，從而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由此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而制度創新不足更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稀缺的資源不受市場控制，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需求不足等系統性問題呈現出來，最終使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21.對于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周文和孫蘸（2012）強調體制改革、結構轉變以及發展方式轉型；陳呂兵和張平（2016）認為只要轉變增長方式，保持知識部門平穩增長就會順利突破“中等收人陷阱”；丁→兵等（2014）認為融資約束是制約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張放松企業外部融資約束，推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韓師光和李建柱（2013）對日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優先發展教育提供充足的優質人力資源、加強公共服務建設、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國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路徑選擇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并優化經濟結構，以及采取積極措施擴大內需，深化分配體制改革。
總之，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只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實地推進經濟發展，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夠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正是在此意義上，國家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成了首要的發展理念。只要以創新增強發展動能，推進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抓于實現發展動力轉化、結構優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22.第二部分功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基礎
一、動能轉換原理與經濟增長理論
（一）新動能的內涵1.“新舊動能”概念進入政策層面“新舊動能”概念的提出到內涵豐富，經歷了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
2015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召開的政府工作會議上對當時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初步判斷：“我國經濟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艱難進程中”，“新舊動能”開始正式出現在國家領導人講話中。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有三處提及“新舊動能”，強調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指出經濟發展過程必然伴隨著“新舊動能迭代更替”的過程，并對國內經濟形勢作出了初步判斷：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進一步顯現，經濟增
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新舊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管理優化服務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新！日動能接續轉換的意見》，是我國培育新動能加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第一份文件。
2017年3月6日“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東發展得益于動能轉換，希望山東在國家發展中繼續挑大梁，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繼續打頭陣。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新舊動能轉換”，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優化升級”，并提出“雙創”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強總理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培育發展新動能座談會上強調，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必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這種轉換既來自“無.23.中生有”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也來自“有中出新”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一。
2.新舊動能的含義什么是舊動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功能，首先必須知道什么是fB動能。所謂舊動能，是指傳統產業，包括采用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它不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業，還更寬泛地覆蓋利用傳統經營模式經營的第一、二、三產業。舊動能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需求側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舊動能在傳統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經濟學里面有系統的闡述，大家也都很熟悉。過去多年來，中國經濟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增長，尤其是投資。現在這“三駕馬車”都遇到了新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規模的要素的粗放投人，這包括勞動投人、資本投人、資源能源投入以及環境方面的投人。這種粗放投入現在看來也是比較舊的動能。
第三個方面是GDP導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們長期以來以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人等指標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體系。通過這樣→套考核體系來引導GDP或者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舊動能。
所以，我們把舊動能概括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大規模的要素投人、GDP導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動能？與舊動能相對應，我們要尋找新動能。所謂新功能，是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都屬于新動能。
具體而言，新舊動能轉換有三層含義：一是通過新功能的增量來對沖傳統功能的減弱，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等創造出新業態、新模式來改造傳統動能；三是通過新功能創造的“戰略縱深”為傳統功能升級贏得空間。通過新舊動能轉換的提出和推薦，從而改善共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或者說通過新變革創造更多的需求，來提升經濟。
新動能與舊動能主要的區別就是，新功能通過創新驅動、提高效率拉動經濟增長，舊動能主要通過要素投入、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所以新功能與傳統的舊動能有顯著的不同。
對于新功能，也可以根據生產函數的理論來分析。生產函數左邊
是GDP或.24.者是產量，等于右邊前面一個系數（全要素生產率）乘以各種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就是原有的舊動能，而新動能則存在于全要素生產率里面。全要素生產率是由什么東西決定的呢？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制度變革包括改革等；結構優化包括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知識增長等。這“三大發動機”大致對應著新一屆領導所強調的改革、轉型、創新三方面。這也就是經濟發展新動能的三個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舊動能轉換？顧名思義，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逐步減少舊動能、增加新動能，甚至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但是嚴格說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僅僅有新動能也是不夠的，舊動能不可能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更準確的說法是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也就是說，舊動能還要發揮一定作用，只不過是不能像以前那樣發揮作用。今后，我們要更多發揮新功能的作用，提高新功能在整個動力結構體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動能來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動能和舊動能是相對而言的。以第二產業這個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戰場為例，新舊動能的區別顯著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能源利用上講，18功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粗放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礦物能源的精細化利用或風能、太陽能、核能等物理能源為主導；二是從原材料上講，舊動能是以對礦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對原子設計、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層循環利用為主導；三是從生產工藝上講，舊動能是以
機械化為主導，新動能是以高度網絡化、人工智能化為主導；四是從生產模式上講，舊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的單向生產方式，新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一再生資源一再生產品”的深層次循環式生產方式；五是從資源約束上講，舊動能是資源匱乏性生產，新動能則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層循環化生產，所以極大地增加了資源約束彈性；六是從生產性服務業上講，新動能的生產過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務業因素。
當然，新動能與舊動能是相對的、是動態發展的，舊動能經過升級改造可以變成新動能，新功能隨著時代發展、技術革新也會衰落成舊動能。這就要求我們時刻要以發展的眼光審視新舊動能轉換，在改造升級傳統動能時注意發掘其中蘊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發展新動能時及時根據技術前沿調整方向。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將進一步打開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資源、環境、市場的新空間，將克服資源匱乏、環境污染、市場飽和形成的工業危機，從而把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25.3.新1日動能概念的外延“新舊動能”自2015年開始出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講話和文件中以來，內涵不斷豐富和完善。“新舊動能”作為政府官方用語，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在發展中深人理解。
(1）發展“新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時期，“新經濟”有不同的內涵，當前新經濟主要是指創新性知識在知識中占主導、創意產業成為龍頭產業的新經濟形態。而“新動能”的內涵
更加廣泛，需求端（例如：消費能力提升）和供給端（例如：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或新產業形態）都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出現“新經濟”，并將“新經濟”和“新功能”聯系在一起。報告指出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培育壯大新功能，加快發展新經濟。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于技術進步，一種新的產業形態或模式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2）“舊動能”可轉換為“新動能”。如果將“新動能”對應“新經濟”，那么“舊動能”應該對應傳統產業和傳統經濟模式，既包括“兩高一剩”產業，也包括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下降的對外貿易。對于“舊功能”，實行產業轉型升級和提升發展效率和質量，可轉換為“新動能”。
(3）“新舊功能”是“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雙引擎”。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由過去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由過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消費和服務業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傳統產業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新舊動能”共同構成新常態背景下支撐經濟增長的力量。
（二）經濟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研究，集結了眾多流派和觀點，也因所處階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階段性結論，按照思想史的→貫發展脈絡，經濟增長主要呈現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經
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劍橋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也稱內生增長理論、演化增長理論）等。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談及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是從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開始，但他自己也坦言，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時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26.典經濟理論更關注于增長和發展問題，從一定程度上說，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發展經濟學，而當代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承認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從增長論的角度及對當代的影響看，這三人對經濟增長均有著重要的思想貢獻，這些思想一直是現代增長理論的思想源泉。
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認為增長論與勞動論是緊密相關的，增長取決于生產性勞動的生產率以及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比例，這意味著勞動參與率的不斷優化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資本積累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與斯密全力強調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相反，李嘉圖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一一經濟停滯，他試圖從收入分配理論出發，以邊際生產遞減原理來論證經濟增長會由于收益遞減而趨于停止。也就是說，李嘉圖看到了由于土地質量下降帶來的邊際收益遞
減，因而他更加關注有限產出下的收入分配問題。
馬爾薩斯（1798）則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相聯系，他認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長，會呈現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術級數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經常的趨勢，從而以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
2.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經濟增長”的用語，但其理論著作中蘊藏著其對經濟增長的思考。
其一，馬克思在論著中關于勞動生產力變動的分析，可以認為是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素質、科學技術、企業組織形式、規模經濟以及自然資源等五個經濟增長因素決定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條件影響自然生產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在工業化初級階段，資本積累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不斷地積累資本，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擴大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
其二，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來看，勞動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理論，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而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則分析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正是因為馬克思卓越的開拓性研究，西方經濟學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才叉開始沿著馬克思所探索的領域向前走。
．τ7.其三，馬克思不僅在許多場合論述了分工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意義，還特別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41 其論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方面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又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第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長，造成的后果有兩個：一是財富的積累，二是貧困的積累。第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余價值，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對資本家而言表現為絕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表現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方法的改善。
馬克思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實踐是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他得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論述對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方式轉變有直接指導意義。
3.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一環，兼具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點，因此被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基本思想認為，在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中假定為外生不變參數的資本產出率，可以通過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調整；而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和資本勞動比率，又是隨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變動的，因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哈羅德所說的充分就業均衡增長。
新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理論成果來源于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產量的增加，產量既可以表示經
濟總量，也可以表示人均產量。
Y=A*F(K,L)=Kα＊（AL)oα）yK一＝（）α~y=k°'=f(k)LL日＊f(k)=（δ＋n+g)*k其中，芷一資本，L一勞動，A一技術，S一資本折舊率，k－人均資本，s－儲蓄率，n－人口增長率，y－有效勞動之上的GDP0索洛汲取了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優點，又摒棄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惑的假設條件，因為他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要以產出增長率（Gw）和自然增長率（Gn）的長期平衡為前提假設，這種情況下，勞動力不能取代資本，生產中的.28.勞動力與資本比例是相對固定的，但在現實經濟中這種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過于強調資本與產量的比率不變，導致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條件很難實現，并且模型過于強調資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視了勞動投入、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基于此種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種沒有固定生產比例假設的長期增長模型。
作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開創者，索洛在構造他的長期增長模型過程中，不僅保留了哈羅德一多馬模盟的主要特征（如齊次資本函數、比例儲蓄函數以及既定的勞動力增長率），而且還在理論模型的現實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假設基礎上，得出了經濟穩態增長的結論，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是一個重大改進，而且也與許多經濟數據相吻合，對后續的經濟增長因素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經濟增長因素理論經濟增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正確地把握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于把
握經濟增長規律、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研究領域。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試圖估計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美國的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之后，丹尼森、庫茲涅茨等人又進一步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分析。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關于生產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看成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技人的結果，土地是不變的，其他兩個是可變的。關于要素生產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產量和技人量之比。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具體而言，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六個，即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的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和其他影響單位產量投人的因素。美國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庫茲涅茨，將一國的經濟增長定義為“不斷擴大的供應人民所需各種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長期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以先進技術為基礎，并按先進技術的要求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他認為，這個定義中的蘭句話都很重要，商品供應的持續增加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是應用現代化技術取得的。
但技術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須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除此之外，庫茲涅茨還強調了知識存量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當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存量被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成為高增長和迅速結構變動的源泉。庫茲涅茨利用大量的歷史統計資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29.特點，以及各種變量
的變化趨勢和相互關系，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在西方經濟學界影響深遠。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只提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若干因素，但沒有對各個因素進行數量方面的具體分析。丹尼森、庫茲涅茨所研究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把影響經濟增長的眾多因素具體化和數量化，是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極大豐富與發展。此外，丹尼森和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并把這一理論具體化，加人了創造性分析，從而大大發展和豐富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當然，丹尼森和庫茲渥茨對經濟增長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這一領域作出的初步的探索，這一領域中的許多問題，如經濟增長因素分類的細化、余值法估算技術進步的局限性，以及對經濟增長各個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等，還沒有進一步地展開和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5.新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從產生以來，經歷了一條由外生增長到內生增長的演進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論文，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和問題的興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全力解決經濟科學中一個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題：增長的根本原因。新增長理論的出現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向經濟發展理論的融合。這一融合的顯著特點是，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而是經濟體系
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作用的產物，重視對知識外濫、人力資本投資、研究和開發、收益遞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開放經濟和壟斷化等新問題的研究，重新闡釋了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人的廣泛的跨國差異，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圖景。這一理論自1980年代產生以來，迅速成為理論關注的焦點，對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思路主要涵蓋以下凡方面：(1）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omer.P、Lueas.R、Stokey.N和You噸，Alwyn等人為代表，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因為知識和人力資源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投入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資的副產品，即每一個廠商的資本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相應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濫效應”，即一個廠商的新資本積累對其他廠商的資本生產率有貢獻。這意味著，每一個廠商的知識水平是與整個經濟中的邊干邊學，進而與全行業積累的總技資成比例的。通過這種知識外溢的.30.作用，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會持久地高于貼現率，使生產出現遞增收益。也就是說，任一給定廠商的生產力是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的遞增函數，隨著投資和生產的進行，新知識將被發現，并由此形成遞增收益。因此，通過產生正的外在效應的投入（知識和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增長就可以持續。
(2）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Baumgardner.J,borland.J和楊小凱等人為代表，他們在對亞當·斯密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勞動分工不僅如亞當·斯密所強調的那樣受市場范圍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協調成本刊
oordinationCost）以及可獲得一般知識的數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擴展與知識的積累相互作用。如果參與分工的人數在協調分工的成本函數的彈性與其在生產函數中的產出彈性之間的相對差異小于人力資本的產出彈d性，那么，均衡的增長率將大于零，即增長可以無限地持續下去。
(3）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omer.P、Helpman.E和Howitt.P等人為代表，強調發展研究是經濟刺激的產物，即有意識的發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識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大量的創新和發明正是廠商為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有意識投資的產物。由于這一研究與開發產生的知識必定具有某種程度的排他性，因此開發者擁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
可見，創新需要壟斷利潤的存在，因此，這種經濟不是完全競爭的，它需要某種壟斷力。但是，發明者的壟斷地位具有暫時的性質，在新的創新出現時，它就會被取代并喪失其壟斷科潤。正是這種對壟斷利潤的追求，以及壟斷利潤的暫時性質，使得創新不斷繼續，從而，經濟就進人持續的長期增長中。
(4）線性技術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ebdo.S和Barm.R等人為代表，其顯著特點是生產函數的線性技術（或稱凸性技術eonvextechnology），產出是資本存量的函數。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這里的資本是廣義概念的資本，它不僅包括物質資本，還包括人力資本，即兩者的復合。它們在生產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雖然每一種投入具有遞減收益，但兩種資本在一起就具有不變規模收益。從而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產出同比例地增加，導致長期增長成為可能。
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點是對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務是與私人投入一樣的生產性支出，是“增長的催化劑”（catalystofgrowth），政府的活動被完全內生化。同時，政府政策效應一一增長效應還是水平效應一一取決于各種政策的配套，具有復雜性，由此評估政策效應必須“面面俱到”（lookateverything)0.31.(5）開放經濟中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omer.P、Grossman.G、Helpman.E和Kn耶nan.R.P等人為代表，他們受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新貿易理論”的啟發，把內生創新的模式擴展到國際的商品、資本、思想流動。這一研究強調政府貿易政策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具有影響，即政府政策對技術投資結構產生的作用，將會使世界經濟的增長狀況呈現相應的變化。同時由于知識外溢的作用，在開放型經濟中，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并形成靜態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效應和動態意義上的資本積累效應。結合比較優勢理論的論述，只要貿易能夠增加資本的回報率，資本積累就會產生，進而導致一國生產函數的擴張，并且偶然的主要技術變化的作用可能會導致后進國家的“蛙跳”式增長，實現趕超。
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突破是將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人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遞增假定，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增長，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在長期內可以單獨遞增。技術內生化的引人，說明技術不再是外生的人類無法控制的東西，而是人類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投資的產物。
新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在經
濟學理論界和各國經濟實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目前仍在繼續發展，新的理論模型還在不斷產生，一些嚴格的假設條件逐步被放寬，越來越多的新增長理論家開始將政策變量納人新增長模型，一些學者則利用新增長模型的分析框架對各國經濟增長作了經驗分析，對于新增長理論的運用也在各國經濟實踐中日漸成熟。
新增長理論的理論意義和借鑒價值：首先，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的源泉由外生轉化為內生，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并對技術進步的實現機制作了詳細的分析，這些研究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它將技術看作是經濟系統的一個中心部分，是“內生”的，并且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投資又使技術進步更有價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長期恒定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其次，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源泉和動力。新增長理論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掘泉和動力。古典增長理論學家大衛·李嘉圖得出經濟發展最終處于停滯的悲觀結論。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增長理論都認為一旦沒有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也將停止。新增長理論則認為，專業化的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人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總的規模收益遞增，這突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關于要素收益的遞減或不變假定，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
.32.第三，對于一些經濟增長事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例如，新增長理論證明了壟斷競爭經濟中均衡的存在，因為對新技術的壟斷以
及由此帶來的超額利潤提供了投資和技術研究的動力。由于知識和人力資本有外溢效應，高人力資本的發達國家資本利用率高，從而這些國家的物質資本收益率與人力資本收益率也將較高，因此，當生產要素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時，資本和人才可能會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但同時國際貿易也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技術含量低的傳統產品部門，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等等。
最后，對制定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新增長理論認為，市場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會可能達到的最大創新潛力，一部分創新潛力被浪費了。政府有責任、有理由進行干預，這樣做的結果是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是，政策制定者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周期上，忙于進行“微調”和尋求操縱“軟著陸”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支撐經濟周期的是探索發現與創新過程。因此，政府應著力于能但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如支持教育，剌激對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對市場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長理論演化增長是指將增長視為經濟演化過程，即在數量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質量或結構性的變化，它是一種知識增長過程，即知識如何被創造和運用的過程。
因此，正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對于演化增長理論而言，“財富如何通過知識來創造”或者“經濟增長與知識增長的50
第三篇：(電子版)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知識
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
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
世界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重大事件,諸如科技革命如火如茶飛速發展,以網絡技術、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新一輪的全球技術革命對社會生產方式、生產組織方式活方式與交易模式等的影響日益彰顯,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均嘗試通過新技術革命重塑產業發展模式,從而實現創新能力與競爭力的大幅度提升,確立或鞏固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的優勢地位。(2)中國迅速崛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濟總量在2007年超過德國為世界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為世界第二,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和增長動力結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變幻莫測,正在經歷新的分化與重組,各種利益集團與新的組織互相角力,新的國際秩序和地緣竟爭局面正在展開。(3)產業、資本、技術、貿易出現新的流向或動向,對發展主動權話語權的爭奪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產業領域,一些國家紛紛出臺了發展計劃0。(4)國際市場和消費能力也在轉型升級,趨向更高層次,一般產品和低附加值技術遭受打壓或抑制,經濟增長趨緩。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的根本途徑,世界已經進入一個重大的經濟與產業的調整期或轉換期,新舊動能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對于中國而言,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中國將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經濟新常態”。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和變革,也將進一步倒逼中國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發展模式,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發展動能轉換是我們面臨的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0美國啟動“再工業化”戰略,日本實行“產業復興計劃”,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法國則頓布了“未來工業計劃”
一、國際背景
(一)新一輪技術革命風起云涌給社會生產轉型帶來契機 1.新技術革命的內涵
從普遍共識來看,人類社會已經出現了兩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18世紀后半葉英國紡織機械化、出現工廠為標志,也有人認為是以蒸汽機或煤炭利用為標志。第二次工業革命以20世紀初福特汽車公司大規模生產流水線誕生為標志,或者以電氣化、石油、汽車為標志。前兩次的工業革命都給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重大變革。新技術革命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以數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應用為標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終確認。從20世紀70年代起,每次重大技術創新或管理方式變革都被認為有可能引領新技術革命。最初,學界將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公司向海外市場的拓展及其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的開端。隨著電子產業發展,后來有學者將電子工業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計算機的發展及其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作為新技術革命的發端信息技術在初期會降低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時期內,信息技術始終被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Rifkin,2011)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版,里夫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是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互聯網、綠色能源、3D打印技術等將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門。也有人指出工業革命主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革命,新技術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制造,其將帶來制造業的巨大變革,終結大規模的流水線制造業,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個性化的經營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現反城市化浪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為主流生活方式。
國內對新技術革命內涵的認識也存在些許差異。芮明杰(2012)認為新技術革命實質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從而導致工業、產業乃至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批新興產業誕生與發展以替代已有產業,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賈根良(2012)從經濟史角度指出新技術是以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為主體,并融合信息技術革命(即第五次技術革命)重大成果的變革,其在新技術革命上不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羅·麥基里(PaulMakllie)以機器人和3D打印技術為核心的“制造業智能化革命”,而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納米技術革命和生物電子等技術革命。黃群慧、賀俊(2013)基于技術經濟范式的角度認為隨著第三
次工業革命的加深,工業和制造業將會被重新定義,用來描述價值鏈經濟特征的“微笑曲線”有可能變成“沉默曲線”或“悲傷曲線”,制造業將再次向發達國家轉移,這對依靠人口紅利和廉價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后發國家非常不利,中國制造業要想在全球仍保持優勢,必須調整發展策略,提升軟實力。
2.新技術革命的典型特征當代技術革命有著不同于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特征,僅就技術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個
(1)技術科學化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是十分偉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但是,同新技術革命相比它們無疑要遜色得多。當代技術革命,在表現形態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出現了科學和技術一體化的過程。一方面,當代科學理論必須依靠一定的技術手段,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又必須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和技術融為一體。因此,當代技術革命的第一個特征是技術科學化。在電磁理論出現之前,技術的發展大致是遵循技術—理論—技術的循環路徑。科學理論對技術肯定有著指導作用,不過,從總體上說,技術與科學又都有自己的一套體系,雙方保持著相對分離的發展道路。自從電磁理論產生之后,技術發展中,除了技術—科學—技術的途徑外,又增加了科學—技術—科學這一新型發展途徑。例如,電子技術、無線電技術等等新技術都是科學理論的直接產物。也就是說,沒有電磁理論、電子學理論,便不會有這些新技術。這一現象,在當代技術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學理論已經成了技術形成發展的直接原因。這樣,在整個技術體系中傳統技術的發展大致還在采用技術科學——技術的路子,但新型技術全部都是采用科學—技術—科學的路子并且這些新型技術已經在技術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說科學一技術—一科學的形式已經成為當代技術發展的主要模式。
(2)技術群體化(集成化)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術革命中技術體系中結構的某些變化。由于科學理論的高度抽象和綜合,當代技術革命已經不僅要解決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領域或者是一些技術的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具有普遍意義的信息及相關的問題。這樣,在科學理論之間技術領域之間科技之間出現了多元化的關聯性。因此,技術發展中的橫向關聯性、綜合性、交叉性極為突出。這些特點明顯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術革命有別。例如,在第一次技術革命中,重大的發明常常是單一技術成果。如1733-1738年呢絨工凱伊發明的“飛梭”,179年克倫普頓設計
的“mu"即騾機,都是單一的織布紡紗技術。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內燃機技術也基本上是單一的機械技術。但電力技術的出現便開始了技術群體的發軔,因為電力技術是電機技術、通訊技術、弱電技術等的集合。到了當代技術革命時代,由于技術體系內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聯性日益加強,技術群體化已經成了一大待征。這首先表現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系上。這種關系表明在技術體系中的不同技術是相互包容、互為前提的。例如,沒有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控制技術,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等全面自動化技術便不能實現。沒有微電子技術的進步,就沒有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及半導體材料技術光制技術等的進步。其次,技術之間的相關性還表現在主導技術以及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日益綜合化,例如信息技術的綜合化表明,它不但是電子學數理邏輯等科學理論的產物,而且還是橫斷科學理論的結晶,它不但包含有電子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而且還包含有“軟件”技術、“硬件”技術等等;這種綜合統一還表現在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時期是動力技術同機械技術相結合,而在新技術革命中,是機械技術、動力技術同電子技術相結合,形成一批自動化的技術群體。喬布斯發明的ipod、iphone及其蘋果公司等產品就是技術集成化成果(3)技術智能化新技術革命更加深入,技術與科學相互作用更加緊密,出現了一體化趨勢方面,電子計算機以微處理機與傳統技術相結合,形成了機電一體化技術領域,技術智能化已經十分明顯。機器已經不僅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決人腦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體化,產生了“知識密集型技術”。這種技術創造性高、智力高、驅動性強,風險性也較大,其發展主要依賴于智力發展因此也有人稱“高技術”,它能廣泛滲透到傳統產業中去。在這種新技術中,資金的因素已經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的有效信息。3.新一輪技術革命給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1)新技術革命給生產帶來的變化第一是生產方式變革。目前工業化國家普遍采用大規模大批量標準化生產方式,而新工業革命將產生以互聯網為支撐的大規模定制智能化生產方式。這生產方式是由計算機控制的聯網智能化制造設備通過互聯網,在收到指令后,隨時進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應,計算判斷、分析決策,進行操作上的變化,如此符合需要的個性化產品的大規模定制生產即成為可能。這種智能化生產方式今天已經成為現實,如德國大眾汽車已經制定了一項全新的生產戰略,即模塊化橫向矩陣,通過標準化某些部件參數,最終達到通過一條生產線生
產出市場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車的目的。第二是制造模式變革。新一輪工業革命將導致制造業制造模式發生根本性變化,從現在的削減式制造模式變為一次成型疊加式制造模式。所謂削減式制造模式,是先鑄造零部件或產品毛胚,然后進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產品。顯然這個生產過程要浪費很多人工、能源與原材料等,還會造成碳排放等環境問題。而新一輪工業革命以3D打印機為代表的疊加式制造模式,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消費需求,同時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銷,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運輸成本等消耗。這種制造模式不僅涉及制造母機變革,還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重大革命。第三是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至今,制造業生產組織方式實際是“集中生產,全球分銷”,即在某地建一工廠后,在全球購買原料并在此工廠集中大批量生產,再運輸到全球銷售的方式。這種生產組織方式適應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需要,但在全球運輸成本急劇上升、低碳環保要求加大的今天,顯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輪工業革命條件下,與新生產方式、制造模式變革相匹配的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已經形成,即“分散生產,就地銷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開設3D打印店,根據需要進行及時的就地生產、銷售。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環節的費用、能耗與碳排放等。這一生產組織方式現已在報刊出版產業得到了廣泛使用。(2)新技術革命給生活帶來的變化新技術革命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普遍變化。比如:低碳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將緩解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機器人和自動駕駛交通工具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廣泛應用:增材制造將大規模應用,尤其是在高價值產品領域;可再生能源將替代傳統礦物燃料能源;農業和資源技術的進步將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帶來保障等。對于大城市而言,新技術革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連接。新技術革命將助推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軟件措施),提高區域整體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環境負荷二是積極老齡化的安心社會。大城市將樹立起充滿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將隨著新健康技術問世而成為一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綠色清潔的環境。生態和低碳技術的發展將有助于營建水綠環繞、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間。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變。新技術促進就業市場,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通過改善地區間的關系來改善社會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業。
大城市依靠尖端技術驅動、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以建設具有強大基礎設施條件的全球城市網絡的金融商業中心。
(二)世界經濟處于深度復蘇調整期在尋求新的動能發力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隨后伴隨產生的歐美債務危機,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大事件。這場危機把世界經濟由快速發展拉入了緩慢增長的調整期。這場危機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發生的,是全球經濟失衡、經濟虛擬化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結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轉折點,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交織,新舊動力轉換難以無縫接續,經濟步入弱復蘇小周期。長期看,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五輪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在人口、技術創新和宏觀政策等深層因素的制約下,供需兩側都受到明顯抑制,將在較長時期呈現弱增長態勢,總體風險偏于下行,雖然2017年以來世界經濟有回暖趨勢,但我們仍要看到所面臨的風險。
1,世界經濟處于長波周期調整途中的弱復蘇小周期階段從長波看,世界經濟處于第五輪長周期下行階段。在技術創新周期、信貸周期和制度變遷等因素交織作用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大體經歷了五輪長周期,每輪周期50年左右(參見表1)。2006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是第五輪周期從上升階段(1902009年)到下行階段的轉折點,世界經濟從危機前近6%的中高速增長轉向衰退、蕭條和曲折復蘇。未來5-10年,人口加速老齡化、通用技術創新難有新突破以及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空間大幅收窄等因素將繼續抑制消費、投資和供給,加之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結構性挑戰、國際貿易仍將疲軟,世界經濟預計持續呈現弱增長態勢,再次進入上行周期尚需時日。表1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長周期概況上升階段下行階段標志性技術和產業第一輪1795-18251825-1850蒸汽機、紡織業第二輪1850-18731873-1890鋼鐵、煤炭、鐵路第三輪1890-19131913-1945電氣、汽車、化學第四輪1945-19711971-190計算機、汽車、生物第五輪19020082006信息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表2代表性通用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時期(%)貢獻率(%)蒸汽機(英國國)1780-18600.190.511840-18700.10.130.23)1870-18900.140.231839-18700.090.120.21鐵鐵
路路
(（美美
國國)1870-18900.240.210.561899-19190.070.340.41)1919-19290.750.230.981974-19900.270.40.68
電信
力息
(技
美術1990-19950.410.460.87(美國)0.77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rep2015)》,吳敬(2011)《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上海遠東出版社從短波看,世界經濟步入弱復蘇小周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大致歷經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輪上升小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觸發了新周期的轉折點。2009年世界經濟陷人戰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彈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世界經濟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將呈現持續走高態勢。目前可將2010-2021年視為一個可預見的經濟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經濟處于該周期的下行階段,2016-2021年將處于該周期的上行階段。與歷次小周期上行階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將僅為3.62%,低于1983-1988年的3.91%、1994-2000年的3.66%和2002-2007年的4.77%是歷次經濟復蘇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動力不足是世界經濟弱復蘇的主要原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凸顯,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
傳統動力弱化,新動力尚在培育中,在新舊動能接續轉換過渡期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世界經濟在短中期都將呈現弱復蘇態勢傳統動力弱化。
一是從供給面看,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減弱。信息技術擴散的邊際效應遞減,通用技術創新未有實質性突破。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帶來的廉價勞動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補。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大幅縮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顯著萎縮。全球化逐漸陷入低潮,多哈回合談判歷經15年僅在個別點上取得一些進展,未來在重大問題上很難有所突破。區域貿易協定如雨后春筍,但合作機制和貿易規則的區域化、碎片化會導致其在全球層面上相互沖突、彼此牽制,難以給全球貿易帶來有力促進。
二是從需求面看,強力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傳統“大三角”關系趨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對進口的拉動效應減弱,2002-2008年美國GDP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3.5個百分點,而20112014年GDP增長1個百分點僅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1.8個百分點;與之相中國出口額持
續下降,2015年萎縮2.9%。東亞生產網絡外需疲軟及國內經濟結構深度調整導致全球對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緩,而“頁巖氣革命”等大宗商品價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資逐漸形成產能,大宗商品供求關系轉為寬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額由2010年的40萬桶/日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萬桶/日,價格大幅回落,對出口國經濟增長形成明顯制約。隨著“大三角關系趨弱,危機前全球貿易量增幅顯著高于全球經濟增幅的態勢發生逆轉2012-2015年全球貿易量年均增長3.1%,低于全球經濟年均增幅3.3%。未來看,這一外部需求關系變化仍將持續,一方面給主要制成品和資源產品出口國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對美歐等主要制成品進口國經濟帶來沖擊,這種負反饋效應將弱化世界經濟復蘇力度。根據IMF預測2016-2021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年均增速僅為3.62%,遠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國際貿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預示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很快。新動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逐漸意識到“世界經濟面臨長期維持低增長的平庸時代的威脅(MF)”,主要通過加快推進結構性調整,來培育經濟增長內生新動力。美國通過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重振制造業、促進出口等加快調整過度依賴消費和負債、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發展方式。歐元區通過降低政府負債水平、金融監管一體化建設、容克投資計劃等,努力解決高福利社會帶來的創新不足、勞動力市場僵化、基礎設施陳舊、歐元區經貨聯盟缺陷等結構性問題。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蓋勞動力市場、放松管制、企業部門、貿易、金融部門、工資政策等廣泛內容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旨在激發市場活力,刺激私人消費和投資,推動經濟實現振興。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制定規劃和戰略著力解決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產業結構單一等結構性問題,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視野2030”(2016年)等。中國也在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并推動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續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撐全球經濟實現長期強勁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但新動力培育尚需時日,在新舊動力轉換接續期間,財政緊縮、去杠桿、去產能優化產業結構、適度放緩工業化城鎮化速度等結構性改革舉措將給經濟帶來下行壓力,拉低全球經濟增速。
(三)國際經濟風險累積亟待轉型破解盡管2017年世界經濟出現回暖,但一
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隱患。
1.債務風險2017年全球債務率繼續上升,債務風險的控制對世界各國仍是嚴峻挑戰。OECD首席經濟學家Mann表示,雖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發出紅色警報的債務指標目前并未達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稱,企業債務的積累情況非常可怕。世界銀行表達了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債務和赤字不斷增加的擔憂。據統計,2016年年底,半數以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個百分點以上,三成國家的財政平衡惡化,赤字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5個百分點。2016年至2017年,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重新迎來資本流入、本幣升值、經濟復蘇、資產價格反彈等諸多利好,企業開始重新大量借入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旦貨幣政策收緊加速,這些國家可能再度面臨本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沖擊。發達國家中,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2017年已經突破20萬億美元。特朗普稅改如果得以推行,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CDP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要達到降低財政赤字和政府值務的日標,美國現在的經濟增速遠遠不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目前歐洲五國、美國以及日本的公共債務水平已經突破警戒線。
2.發達經濟體過激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金融環境帶來風險美國重啟貨幣正常化進程已兩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發達經濟體也相釋放轉變超寬松政策的信號。如果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過預期,全球金融環境的收緊更為迅速、收緊幅度更大,將對較脆弱的經濟體產生不利影響。比如在歐元區,債務高企的成員國的通脹和增長仍十分滯后。如果這些國家不能進行必要的財政整頓并實施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增長潛力,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就將面臨風險。部分新興市場的金融風險也可能因金融環境收緊而暴露出來,那些與美元掛鉤、具有高杠桿和存在資產負債表錯配的經濟體可能遭受更大壓力。世界經濟呈現出經濟發展溫和與資產價格快速上漲之間的脫節。自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以來,本輪美國股市的牛市已經歷時八載有余,目前股價已經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繼續上揚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不過,一些分析人士已經認為,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較高的全球風險偏好突然惡化,股市牛市將終結。隨著美股市盈率接近歷史高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擔心美國股市未來由升轉跌的風險。羅伯特·希物教授就指出,盡管他不知道本輪股市何時下跌,但一旦股市轉
為下跌,其持續時間與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場預期,不僅可能通過傳染效應沖擊其他國家資產價格,還可能通過負向財富效應影響美國的居民消費。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也已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上漲。此外,全球房地產市場也面臨過熱風險。
3.在國際貿易領域,貿易保護主義仍是一大隱患2017年全球貿易增長逐漸回升至4%,雖然預計仍低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帶動全球增長加快。然而,新的貿易限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貿易回暖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努力捍衛自身利益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難以減弱的個新因素。(2017年新興經濟體報告》揭示,一些國家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手。2009年至2017年,美國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高達1378項,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臺153.1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最多的國家仍然為美國,新增143項。貿易保護主義短期內或對某個經濟體有利,但對全球市場有害無益。因而貿易保護主義是缺乏全球貿易大局觀的功利表現,十年危機周期也凸顯,貿易保護主義延緩了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
4.美國政府決策的不確定性仍是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固素特朗普所承諾的改革仍在進行過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臺,對于已經被國會通過的稅改措施,可能帶來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影響仍待明確。美國放松金融監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金融監管方面取得的進展出現倒退,這可能會降低資本和流動性緩沖或削弱監管的有效性,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持續存在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損害市場信心和投資。如果沒有鼓勵商業投資的新措施,經濟增長將從2019年開始放緩。5.政治、安全問題等非經濟因素也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其他非經濟因素方面,如地緣政治緊張、歐洲地區政治風險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敗帶來的風險、極端天氣事件、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等都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2015年以來,地緣政治危機的擴散效應更加明顯,影響范圍更加廣泛,呈現出長期化、復雜化、僵持化態勢。總體而言,當前地緣政治風險仍主要集中在西亞北非、中東歐以及亞太地區。未來一段時間內,多種因素相互疊加,將持續影響區域及各國政治和安全局勢。世界經濟論壇(WEF)在近日發布“2018全球風險報告”,“自然災害、極端天氣、互聯網攻擊、數據欺詐與竊取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調整措施失敗”將成為2018年全球前五大風險因素。與2017
年報告相比,2018年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前五大風險因素中,有關環境與氣候的問題占到三位。報告指出,接下來的年全球將可能面對強颶風影響、極端溫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漲等惡劣的環境問題
二、國內背景
(-)經濟“新常態”要求回歸理性發展2013年12月10日,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新常態”,所謂“新常態”是指一種新的但又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持續的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態勢。它包括宏觀發展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需要確立的轉型發展模式,以及因應這種環境和模式的目標體系與具體目標。“新常態”的“新所區別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來一直持續的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三高”發展模式。
1.“新常態”下的發展環境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期”: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政策作用釋放期。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竟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新的變化和新的條件,決定了做好各項經濟工作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新常態”背景下,國內經濟環境面臨九大發展趨勢:(1)市場升級,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拉開檔次的消費漸成主流;(2)投資升級,傳統的高強度大規模投資模式讓位于較為精準化的對功能設施及對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模式的投資;(3)貿易轉型,我國出口競爭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貿易巨額順差局面正在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方向發展;(4)產業升級,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業趨勢性轉弱,新興產業、服務業加快發展,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的新特征;(5)要素提質,勞動力的數量及成本優勢和引進技術引領創新的驅動力持續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人力資本質量和自主創新能力;(6)內涵提升,市場競爭過分依靠產能數量、價格比拼、政策傾斜、資源壟斷的時代終結,培育個性化的創新型的有引領作用的市場需求,呼喚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產品研發機制和法制保障體系;(7)環境提升,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資源約束全面趨緊,人民群眾生態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綠色低碳發展中尋找新的增長點;(8)監管提升,伴隨經濟增速下落,歷史積累的各種隱性和結構性風險不斷顯露,政府必須加快職能轉變和能力提升,加大預研預判和果斷處置危機力度;(9)機制創新,以全面刺激投資來拉動消費的邊際效
果不斷遞減,新消費、新需求應由市場來培育,政府如何創造環境、政策調控和適度干預將會不斷有新的探索和嘗試。
2.“新常態”下應對機制新常態的提出是符合經濟規律、尊重經濟規律的直接體現。后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在經濟起飛后,通常會在一段時期內出現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與先行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隨著后發優勢的逐步消減,在經歷一個高增長階段后,經濟增速會明顯回落。德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的發展,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一過程。對這個過程認識不清、處理不當,更嚴重的后果是可能落入一些新興發展國家已經落人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態判斷,強調轉變增長方式保持戰略定力,不對經濟階段性下滑采取強刺激,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直接體現。因而,應對“新常態”,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會動力;提高創新能力培育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技術、新產品;產業結構調整催生要素節約、生態文明和新的消費;穩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國際市場和需求、消化過剩產能,全面培育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累積的弊端問題亟待化解中國近40年的高增長總體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竟爭和市場外延擴張的粗放型增長,并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投資的增長和產業成長。這種高增長是在周期性經濟波動中實現的。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下滑態勢,2013年后下行趨勢明顯,呈現“L”型。在高增長的同時,不僅累積了一系列問題,而且面臨著一系列新變化。支撐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在逐漸消失,而制約因素在不斷生成和強化。
1.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 我國綜合能源對外依存度從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終維持在15%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為嚴重,從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土地資源質量下降,土地超載導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鹽漬化,造成土地生產減退。中國鹽漬化土地約6萬平方公里,占耕地總面積的7%,全國荒漠土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8%,年增1萬平方公里中國是三大酸雨區之一,三分之一國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億噸排名世界第一,全國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嚴重污染。目前中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世界第二。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環
境成本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5%。在人均自然資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長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顯現。2.生產供應能力強與價值創造能力弱并存,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4.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目前有17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74種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術含量和低創新能力必然導致低附加價值。中國的R&D投人占CDP的比重為1.35%,而創新型國家在2%以上。在全球RAD授入中美國、歐盟和日本占86%。中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39%,而創新型國家在70%以上。中國對外引進技術的依存度為549%,其中70%的數控機床、80%的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依賴進口,而創新型國家在30%以下。創新型國家擁有的發明專利總數占世界的99%。僅占全球人口15%的富國幾乎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技術創新成果,獲得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入的98%。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所承擔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機電產品不足10%。即便如此,中國在低端制造領域仍然受到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竟爭。
3.金融風險加大前所未有金融風險不斷的匯聚主要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的微觀基礎比較脆弱,具體反應為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不高。二是對自己制度基礎設施投入的不足,例如信用風險不合理的評估與定價機制帶來了一系列的套利機會、監管漏洞,甚至出現金融的亂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微觀基礎比較薄弱的表現就是投資資本回報率低。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高歌猛進,但是企業的投資資本回報率(簡稱ROC)較低。該指標是衡量企業基本面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企業是否比其竟爭對手有更高競爭力的指標例如中國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C平均值僅為3%。這也意味著這些公司1元的投資資本產生的稅后利潤為3分。對比美國在過去38年中用同樣方式測算出來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平均值為1.6%,差異顯著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兩大驅動力,一個是投資率,另一個則是投資資本回報率。在中國投資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較低的情況下想要實現很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依靠投資率。事實上,這幾乎是中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增長邏輯這種增長邏輯下的確可以實現一個很好的增長數字,比如說每年將經濟增長目標定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一些。但帶來的后果是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金融系統風險不斷匯聚。2017年,社會融資
總量約為19.4萬億元,而CDP增長量不到6萬億元。換言之,將近3元的融資拉動了1元的GDP.這也證實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在減弱,意味著投資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微觀基礎正是企業薄弱的投資資本回報率。關于制度基礎設施的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制度設計短板等原因,我們目前仍無法對信用風險作出正確的評估。同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融資利差較民營企業低138個基點。這就是典型的定價失效,讓價格調整資源配置的功效喪失。因此,金融風險在不斷積累、匯集。為此,防范的重點在于提升企業的質量和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同時,加大研發力度和能力并對金融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更長遠來看,增加對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共同合力才可以真正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使得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始終處于健康良性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另外,中國的體制轉軌客觀上已經給居民帶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包括失業、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選擇必然是縮減當前消費和增加儲蓄。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長,而且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衡量個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2000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未得到有效抑制。這樣,消費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有限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已經顯現。
4.實體經濟承受著不利的沖擊沒有實體經濟的崛起,中國的經濟一定不會有未來。只靠房地產金融支撐的經濟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沒有牢固的基礎,必然會倒塌。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通過低廉的商品價格在全世界無往而不勝。中國制造的成本之所以這么低,除去勞動力價格因素外,最為關鍵的還是土地使用權分化。中國的土地使用權為耕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住宅用地等。這就使得土地因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現價格的差異。在一個城市中建廠房與建商場的價格相差很大,這就導致工業的土地成本被人為降低。而低地價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導致工業產品價格極具競爭力,這也是中國制造業高速發展的致勝法寶。
而隨著近十年房價的飛漲,帶動國內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斷攀升使中國制造業之前的優勢消失殆盡。很多國內外知名企業都逐步將工廠搬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中國制造業隕落的清晰軌跡正逐步呈現。
首先,高房價帶動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制
造業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價讓很多企業家“脫實向虛”。最后,高房價將抑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創新企業都誕生在低房價時代高房價的城市是肯定沒有創新土壤。比如在國外,微軟最初誕生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后來才搬到西雅圖;日本的優衣庫誕生在山口縣,離東京有四個多小時的車程。而在國內,如果當初杭州房價提高,肯定無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車、同花順等創新性的互聯網企業。我們反過頭來看高房價的香港,不僅生金融泡沫,而且還使其實體經濟投資環境惡化還有中國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投資的增長和產業增長,對海外市場、技術和資本(其背后是技術和營銷網絡)依賴的增強。不僅可能固化中國產業體系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個經濟暴露在全球經濟周期的影響之下,承受著不利的外部沖擊。這對中國處于組裝加工環節的國際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需要轉型升級疏解
第一,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降。2017年1-8月我國民間投資增速降至6.4%,若從單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國此輪民間投資增速,經歷了從20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過程。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帶動投資增速由升轉降。這一變化使我們更深入地認識穩投資過程的復雜性。2012年以來,穩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穩定房地產投資。當這兩個方面見到成效以后,就認為投資增長可以企穩回升了,因此對投資增速回升態勢,出現了偏樂觀的判斷。民間投資的回落,提醒我們需要全面認識投資增長由落轉穩的過程。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穩不住,投資增速仍可能下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會加大
第二,外貿出口負增長格局預計難以改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近期英國脫歐,恐怖襲擊增多,地緣政治問題有所增加,預計世界經濟仍將是不穩定的弱復蘇態勢。再考慮到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因素,我國出口低迷的態勢預計難有大的改觀
第三,居民收入增速略低于GDP增速,保民生、穩消費的任務仍然繁重。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增長的情況對消費有重要影響。考慮到困難地區和重點行業去產能、調結構、轉方式仍面對較多困難,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如關停并轉),局部就業穩定、居民收入穩定的任務還相當繁重。因此,總體看,中國經濟下行壓
力仍然存在。
三、中國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必要性與意義
總書記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上強調指出,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牽住創新這個”牛鼻子”,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新動能發展壯大、傳統動能煥發生機。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受全球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雙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傳統因素消退與新興力量成長并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了大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提供了重要機遇。
(一)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升級是要素配置方式的變革與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面臨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國經濟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復蘇,中國經濟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重塑經濟發展新動能,是中國開啟經濟發展新方位、對全球經濟作出新貢獻的關鍵。
中國經濟階段轉換存在工業化逐步鈍化、出口帶動占比越來越低、人口紅利降低、城市化率趨緩、居民收入已經進入中高端上沿、生產率開始出現下降的狀況,經濟仍然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穩增長面臨嚴峻挑戰,亟須提高經濟發展新舊動能的切換效率,讓新動能盡快釋放出強勁的動力,讓經濟陣痛期變得更短些。穩增長、調結構、提質增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化解矛盾風險等成為當前經齊建設工作的主要任務。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新動能不斷增強,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有效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對經濟的影響和沖擊,確保了國民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新動能已彰顯力量,推動經濟平穩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2013-2017年,GDP年均增長7.1%,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2017年,GDP總量達到82.7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5%左右。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新動能持續發力功，不可沒。在國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涌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三新”
經濟活動層出不窮,新動能不斷增強。雖然目前“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還比較低,但發展勢頭旺盛,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影響,對經濟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穩增長的同時,新動能還推動經濟穩中向好。工業高技術產業、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較快增長,推動工業向價值鏈中高端發展。2013-2017年,工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7%,高于全部工業年均增速5.1個百分點2015-2017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5%,高于同期全部工業年均增速4.4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快速增長,服務質量和水平不斷提升2015-2017年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4.8%,高于同期規模以上服務業管業收入年均增速3.5個百分點。網上交易爆發式增長,激發了國內市場活力和消費需求。2015-2017年,網上零售額年均增速超過30%,高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約20個百分點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產業結構逐步優升級,服務業撐起國民經濟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個百分點。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4.6%、42.6%和52.8%,第三產業的年均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10.2個百分點。新動能推動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加快改造,高耗能行業產能有序縮減。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業年均增速為6.4%,比全部工業低0.2個百分點。2017年,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新動能推動服務業結構不斷優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全方位滲透,與互聯網融合的服務業不斷發展。“電子商務帶動郵政快遞業高速增長,分享經濟帶動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飲、物流、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多個服務業領域新型發展,使得新動能主要來自服務業。”2016年,在“三新”經濟增加值中,三新“服務業增加值占52%。受此影響,有關服務行業比重不斷提高。推動需求結構升級。近年來,我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從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年均達56.2%,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均貢獻率為43.8%,近5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年均貢獻率幾乎為零。消費貢獻率持續保持較高水平,與新動能推動消費升級換代密不可分。新動能推動創造新型消費供給。2016年,“三新”經濟中新型生活性服務活動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約為72%,比2015年有明顯提高。新動能推動居民消費的品質不
斷改善。網上零售、視頻直播、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訂餐洗衣等020服務讓消費者的各種需求足不出戶即可得到滿足。面網絡約車、共享單車、共享住宿、移動支付等新服務模式,也讓人們的出行、旅游、休閑娛樂變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娛樂、教育培訓、健康養生類消費升溫,服務型消費漸成熱點
在消費結構升級的同時,投資結構也在持續優化。高技術制造投資、裝備制造投資、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特別是民生相關領域投資快速增長。2013-2016年,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4.8%,裝備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3.4%,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年均增長29.7%,教育領域投資年均增長19.2%,都大大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二)動能轉換能克服“新常態”下成本、資源、環境和市場等諸方面面臨的約束與短缺
經過改革開放近40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這種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發揮了勞動力和資源環境的低成本優勢,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面不優。在新形勢下,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方式已不可持續,同時,這種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社會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消除貧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戰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生物安全、國防安全等風險壓力不斷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我國發展正面臨著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的繁重任務。
創新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舉措。通過創新可以推動我國形成國際竟爭新優勢、增強發展的長期動力,促進舊動能的轉換。與低成本優勢相比,技術創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點,由此建立的創新優勢持續時間長、競爭力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由低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的轉換,可以為我國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同時,科技創新具有乘數效應,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提高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過渡,并通過加快產業技術創新,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既可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也可以改變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術飛速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強現實等新興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產品、新工藝、新能源、新交通與通訊工具、新產業,推動了智能制造、個性定制、協同生產等新型生產方式的發展,揭示了資源和環境約束趨緊、傳統投入要素成本上升情況下產業轉型和企業戰略調整的方向,展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聯化、綠色化、定制化和利基產業為特征的新工業革命輪廓。面對此形勢,美國推出“制造業回歸”戰略,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搶占未來制造業的主導權。日前,我國在重大工程、基礎研究和新科技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創新成果這對于我國加快培育新動能,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工業化進程,對于提升我國的產業和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動能結構轉換為依托
近年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這些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悖的現象表明當前我國出現的問題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緩,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這些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的問題,供給側矛盾突出,表現在產業結構、地區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方面。因此,必須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才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風險,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在處理好”要有產品與服務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一尤其是“制度供給怎
樣優化”,是借助制度動力、創新動力和結構調整動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三大新引擎,從要素結構、供給者結構、產業結構著手重點推動經濟發展,是圍繞促進轉方式調結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和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創新為依托,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核心位置,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推動力,只有創新才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的培育,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只有創新才能有效推動中國制造2025目標的實現,并不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有創新才能促進勞動分工并改變勞動力就業結構,改變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技術創新才能造就優秀品質,促進產品質量提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的消費需求。總之,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與創新,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不竭動力。
(四)實現動能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選擇
我國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轉變的重要時期,加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按照世界銀行的報告,當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竟爭,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綜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將其總結為:一是只注重增長速度和經濟建設而忽視社會建設,從而導致社會建設滑后;
二是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民主政治轉型的失敗;三是社會流動性不足;四是依靠資本投資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的缺陷;五是過于超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六是內需不足、出口增長乏力的需求不足。張德榮(2013)將其原因總結為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分化阻礙經濟的發展、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一個國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鎖定、城市化進程會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口結構的制約等方面。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力不夠,從而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由此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而制度創新不足更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稀缺的資源不受市場控制,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需求不足等系統性問題呈現出來,最終使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陰”,周文和孫懿(2012)強調體制改革、結構轉變以及發展方式轉型:陳昌兵和張平(2016)認為只要轉變增長方式,保持知識部門平穩增長就會順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陰”;丁一兵等(2014)認為融資約束是制約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張放松金業外部融資約束,推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韓師光和李建柱(2013)對日韓跨越中等收入陷陰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優先發展教育提供充足的優質人力資源、加強公共服務建設、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的路徑選擇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并優化經濟結構,以及采取積極措施擴大內需,深化分配體制改革。
總之,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只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實地推進經濟發展,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夠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正是在此意義上,國家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成了首要的發展理念。只要以創新增強發展動能,推進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抓手實現發展動力轉化、結構優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研”,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第二部分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基礎動能轉換原理與經濟增長理
論
(-)新動能的內涵
1.“新舊動能”概念進入政策層面“新舊動能”概念的提出到內涵豐富,經歷了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
2015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召開的政府工作會議上對當時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初步判斷:“我國經濟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艱難進程中”,“新舊動能開始正式出現在國家領導人講話中。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有三處提及“新舊動能”,強調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指出經濟發展過程必然伴隨著新舊動能選代更替”的過程,并對國內經濟形勢作出了初步判斷: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進一步顯現,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新舊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管理優化服務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意見》,是我國培育新動能加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第一份文件。
2017年3月6日“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東發展得益于動能轉換,希望山東在國家發展中繼續挑大梁,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繼續打頭陣。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新舊動能轉換”,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優化升級”,并提出”雙創”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強總理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培育發展新動能座談會上強調,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必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這種轉換既來自“無中生有”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也來自“有中出新”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
2.新舊動能的含義什么是舊動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動能,首先必須知道什么是舊動能,所謂舊動能,是指傳統產業,包括采用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它不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業,還更寬泛地覆蓋利用傳統經營模式經營的第二、三產業。舊動能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需求側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舊動能在傳統經學特別是凱恩斯經濟學里面有系統的闡述,大家也都很熟悉。過去多年來,中經濟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增長,尤其是投資。現在這“三駕馬車都遇到了新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規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這包括勞動投入、資本投入、資源能源投入以及環境方面的投人。這種粗放投入現在看來也是比較舊的動能
第三個方面是GDP導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們長期以來以CDP、工業增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等指標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體系。通過這樣一套考核體系來引導GDP或者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舊動能
所以,我們把舊動能概括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大規模的要素投入、CDP導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動能?與舊動能相對應,我們要尋找新動能。所謂新動能是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都屬于新動能。
具體而言,新舊動能轉換有三層含義:一是通過新動能的增量來對沖傳統動能的減弱,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通過大眾創業方眾創新、“互聯網+”等創造出新業態、新模式來改造傳統動能;三是通過新動創造的“戰略縱深”為傳統動能升級贏得空間。通過新舊動能轉換的提出和薦,從而改善共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或者說通過新變革創造更多的需求,來提升經濟。
新動能與舊動能主要的區別就是,新動能通過創新驅動,提高效率拉動經增長,舊動能主要通過要素投入、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所以新動能與傳統的舊動能有顯著的不同。
對于新動能,也可以根據生產函數的理論來分析。生產函數左邊是GDP成者是產量,等于右邊前面一個系數(全要素生產率)乘以各種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就是原有的舊動能,而新動能則存在于全要素生產率里面。全要素生產率是由什么東西決定的呢?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制度變革包括改革等;結構優化包括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23
知識增長等。這“三大發動機”大致對應著新一屆領導所強調的改革、轉型、創新三方面。這也就是經濟發展新動能的三個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舊動能轉換?顧名思義,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逐步減少舊動能、增加新動能,甚至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但是嚴格說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僅僅有新動能也是不夠的,舊動能不可能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更準確的說法是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也就是說,舊動能還要發揮一定作用,只不過是不能像以前那樣發揮作用。今后,我們要更多發揮新動能的作用,提高新動能在整個動力結構體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動能來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動能和舊動能是相對而言的。以第二產業這個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戰場為例,新舊動能的區別顯著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能源利用上講,舊動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粗放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礦物能源的精細化利用或風能、太陽能、核能等物理能源為主導;二是從原材料上講,舊動能是以對礦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對原子設計、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層循環利用為主導;三是從生產工藝上講,舊動能是以機械化為主導,新動能是以高度網絡化、人工智能化為主導;四是從生產模式上講舊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的單向生產方式,新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一再生資源一再生產品”的深層次循環式生產方式;五是從資源約束上講,舊動能是資源匱乏性生產,新動能則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層循環化生產,所以極大地增加了資源約束彈性;六是從生產性服務業上講,新動能的生產過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務業因素。
當然,新動能與舊動能是相對的、是動態發展的,舊動能經過升級改造可以變成新動能,新動能隨著時代發展、技術革新也會衰落成舊動能。這就要求我們時刻要以發展的眼光審視新舊動能轉換,在改造升級傳統動能時注意發掘其中蘊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發展新動能時及時根據技術前沿調整方向。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將進一步打開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資源、環境、市場的新空間,將克服資源匱乏、環境污染、市場飽和形成的工業危機,從而把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3.新舊動能概念的外延新舊動能”自2015年開始出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講話和文件中以來,內涵不斷豐富和完善。“新舊動能”作為政府官方用語，24
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在發展中深入理解
(1)發展“新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時期,“新經濟”有不同的內涵,當前新經濟主要是指創新性知識在知識中占主導、創意產業成為龍頭產業的新經濟形態。而“新動能”的內涵更加廣泛,需求端(例如:消費能力提升)和供給端(例如: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或新產業形態)都能成為經濟發展的能”。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出現“新經濟”,并將“新經濟”和“新動能”聯系在一起。報告指出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于技術進步,一種新的產業形態或模式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2)“舊動能”可轉換為“新動能”。如果將“新動能”對應“新經濟舊動能”應該對應傳統產業和傳統經濟模式,既包括“兩高一剩”產業,也包括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下降的對外貿易。對于“舊動能”,實行產業轉型升級和提升發展效率和質量,可轉換為“新動能”。
(3)“新舊動能”是“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雙引擎”。中國經濟進人了新常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由過去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由過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消費和服務業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傳統產業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新舊動能”共同構成新常態背景下支撐經濟增長的力量。
經濟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研究集結了眾多流派和觀點,也因所處階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階段性結論,按照思想史的一貫發展脈絡,經濟增長主要呈現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劍橋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也稱內生增長理論、演化增長理論)等。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談及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是從 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開始,但他自己也坦言,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時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理論更關注于增長和發展問題,從一定程度上說,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發展經濟學,而當代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承認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從增長論的角度及對當代的影響看,這三人對
經濟增長均有著重要的思想貢獻,這些思想一直是現代增長理論的思想源泉。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認為增長論與勞動論是緊密相關的,增長取決于生產性勞動的生產率以及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比例,這意味著勞動參與率的不斷優化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資本積累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與斯密全力強調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相反,李嘉圖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一經濟停滯,他試圖從收入分配理論出發,以邊際生產遞減原理來論證經濟增長會由于收益遞減而趨于停止。也就是說,李嘉圖看到了由于土地質量下降帶來的邊際收益遞減,因而他更加關注有限產出下的收入分配問題
馬爾薩斯(1798)則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相聯系,他認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長,會呈現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術級數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經常的趨勢,從而以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
2.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經濟增長”的用語,但其理論著作中蘊藏著其對經濟增長的思考
其一,馬克思在論著中關于勞動生產力變動的分析,可以認為是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素質、科學技術、企業組織形式、規模經濟以及自然資源等五個經濟增長因素決定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條件影響自然生產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在工業化初級階段資本積累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不斷地積累資本,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擴大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
其二,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來看,勞動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理論,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而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則分析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正是因為馬克思卓越的開拓性研究,西方經濟學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才又開始沿著馬克思所探索的領域向前走
其三,馬克思不僅在許多場合論述了分工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意義,還特別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其論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方面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又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第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長,造成的后果有兩個:一是財富的積累,二是貧困的積累。第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余價值,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對資本家而言表現為絕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表現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方法的改善
馬克思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實踐是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他得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論述對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方式轉變有直接指導意義。
3.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一環,兼具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點,因此被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基本思想認為,在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中假定為外生不變參數的資本產出率,可以通過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調整;而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和資本勞動比率,又是隨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變動的,因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哈羅德所說的充分就業均衡增長
新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理論成果來源于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產量的增加,產量既可以表示經濟總量,也可以表示人均產量。Y=A·F(K,L)=K°(A)<1-)2=(今)=y=k=(4)s*f(k)=(6+n+g)·k其中,K一資本,L-勞動,A一技術,S-資本折舊率,k-人均資本,s-儲蓄率,n-人口增長率,y-有效勞動之上的CDP。
索洛汲取了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優點,又摒棄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感的假設條件,因為他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要以產出增長率(Gw)和自然增長率(Cm)的長期平衡為前提假設,這種情況下,勞動力不能取代資本,生產中的勞動力與資本比例是相對固定的,但在現實經濟中這種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過于
強調資本與產量的比率不變,導致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條件很難實現、并且模型過于強調資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視了勞動投人、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基于此種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種沒有固定生產比例假設的長期增長模型。
作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開創者,索在構造他的長期增長模型過程中,不僅保留了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主要特征(如齊次資本函數、比例儲蓄函數以及既定的勞動力增長率),而且還在理論模型的現實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假設基礎上,得出了經濟穩態增長的結論,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是個重大改進,面且也與許多經濟數據相吻合,對后續的經濟增長因素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經濟增長因素理論
經濟增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正確地把握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于把握經濟增長規律、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研究領域。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試圖估計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美國的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之后,丹尼森、庫茲涅茨等人又進一步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分析。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人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關于生產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看成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投入的結果,土地是不變的,其他兩個是可變的。關于要素生產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產量和投入量之比。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具體而言,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六個,即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的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和其他影響單位產量投入的因素。美國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庫益涅茨,將一國的經濟增長定義為“不斷擴大的供應人民所需各種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長期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以先進技術為基礎,并按先進技術的要求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他認為,這個定義中的三句話都很重要,商品供應的持續增加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是應用現代化技術取得的。但技術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須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除此之外,庫益涅茨還強調了知識存量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當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存量被利用的時候，28
它們就成為高增長和迅速結構變動的源泉。庫涅茨利用大量的歷史統計資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特點,以及各種變量的變化趨勢和相互關系,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在西方濟學界影響深遠。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只提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若干因素但沒有對各個因素進行數量方面的具體分析。丹尼森、庫茲涅茨所研究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把影響經濟增長的眾多因素具體化和數量化,是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極大豐富與發展。此外,丹尼森和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并把這一理論具體化,加入了創造性分析,從而大大發展和豐富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當然,丹尼森和庫茲涅茨對經濟增長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這一領域作出的初步的探索,這一領域中的許多問題,如經濟增長因素分類的細化、余值法估算技術進步的局限性,以及對經濟增長各個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等,還沒有進一步地展開和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5.新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從產生以來,經歷了一條由外生增長到內生增長的演進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論文,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和問題的興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新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全力解決經濟科學中一個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題:增長的根本原因。新增長理論的出現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向經濟發展理論的融合。這一融合的顯著特點是,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作用的產物,重視對知識外溢、人力資本投資、研究和開發、收益遞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開放經濟和壟斷化等新問題的研究,重新闡釋了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的廣泛的跨國差異,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圖景。這一理論自1980年代產生以來,迅速成為理論關注的焦點,對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思路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
(1)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Romer.P、lacas.R、Stokey.N和 Young, Alwyn等人為代表,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因為知識和人力資源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投入要素方面它是投資的副產品,即每一個廠商
的資本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相應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即一個廠商的新資本積累對其他廠商的資本生產率有貢獻。這意味著,每一個廠商的知識水平是與整個經濟中的邊干邊學,進而與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成比例的。通過這種知識外溢的作用,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會持久地高于貼現率,使生產出現遞增收益。也就是說,任一給定廠商的生產力是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的遞增函數,隨著投資和生產的進行,新知識將被發現,并由此形成遞增收益。因此,通過產生正的外在效應的投入(知識和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增長就可以持續
(2)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Baumgardner.J, borland.J和楊小凱等人為代表,他們在對亞當·斯密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勞動分工不僅如亞當·斯密所強調的那樣受市場范圍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協調成本(Coordination Cost)以及可獲得一般知識的數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擴展與知識的積累相互作用。如果參與分工的人數在協調分工的成本函數的彈性與其在生產函數中的產出彈性之間的相對差異小于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那么,均衡的增長率將大于零,即增長可以無限地持續下去。
(3)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Romer.P、Helpman.E和 Howitt.P等人為代表,強調發展研究是經濟刺激的產物,即有意識的發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識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大量的創新和發明正是廠商為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有意識投資的產物。由于這一研究與開發產生的知識必定具有某種程度的排他性,因此開發者擁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可見,創新需要壟斷利潤的存在,因此,這種經濟不是完全竟爭的,它需要某種壟斷力。但是,發明者的壟斷地位具有暫時的性質,在新的創新出現時,它就會被取代并喪失其壟斷利潤。正是這種對壟斷利潤的追求,以及壟斷利潤的暫時性質,使得創新不斷繼續,從而,經濟就進人持續的長期增長中。
(4)線性技術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bdo.S和Bam.R等人為代表,其顯著特點是生產函數的線性技術(或稱凸性技術 eonvextechnology),產出是資本存量的函數。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這里的資本是廣義概念的資本,它不僅包括物質資本,還包括人力資本,即兩者的復合。它們在生產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雖然每一種投入具有遞減收益,但兩種資本在一起就具有不變規模收益。從而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產出同比例地增加,導致長期增長成為可能。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點是對
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務是與私人投入一樣的生產性支出,是“增長的催化劑”(catalystof growth),政府的活動被完全內生化。同時,政府政策效應一增長效應還是水平效應——取決于各種政策的配套,具有復雜性,由此評估政策效應必須“面面俱到”(look at everything)(5)開放經濟中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Romer.P, Grossman.、Helpman.E和 Krugman.RP等人為代表,他們受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新貿易理論”的啟發,把內生創新的模式擴展到國際的商品、資本、思想流動。這一研究強調政府貿易政策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具有影響,即政府政策對技術投資結構產生的作用,將會使世界經濟的增長狀況呈現相應的變化。同時由于知識外溢的作用,在開放型經濟中,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并形成靜態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效應和動態意義上的資本積累效應。結合比較優勢理論的論述,只要貿易能夠增加資本的回報率資本積累就會產生,進而導致一國生產函數的擴張,并且偶然的主要技術變化的作用可能會導致后進國家的“蛙跳”式增長,實現趕超。
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突破是將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遞增假定,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增長,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在長期內可以單獨遞增。技術內生化的引入,說明技術不再是外生的人類無法控制的東西,而是人類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投資的產物。新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在經濟學理論界和各國經濟實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目前仍在繼續發展,新的理論模型還在不斷產生,一些嚴格的假設條件逐步被放寬,越來越多的新增長理論家開始將政策變量納入新增長模型,一些學者則利用新增長模型的分析框架對各國經濟增長作了經驗分析,對于新增長理論的運用也在各國經濟實踐中日漸成熟
新增長理論的理論意義和借鑒價值
首先,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的源泉由外生轉化為內生,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并對技術進步的實現機制作了詳細的分析,這些研究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它將技術看作是經濟系統的一個中心部分,是“內生”的,并且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投資又使技術進步更有價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長期恒定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其次,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源泉和動力。新增長理論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源泉和動力。古典增長理論學家大衛·李嘉圖得出經濟發展最終處于停滑的悲觀結論。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增長理論都認為一旦沒有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也將停止。新增長理論則認為,專業化的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總的規模收益遞增,這突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關于要素收益的遞減或不變假定,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
第三,對于一些經濟增長事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例如,新增長理論證明了壟斷克爭經濟中均衡的存在,因為對新技術的壟斷以及由此帶來的超額利潤提供了投資和技術研究的動力。由于知識和人力資本有外溢效應,高人力資本的發達國家資本利用率高,從而這些國家的物質資本收益率與人力資本收益率也將較高因此,當生產要素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時,資本和人才可能會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但同時國際貿易也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技術含量低的傳統產品部門,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等等。
最后,對制定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新增長理論認為,市場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會可能達到的最大創新潛力,一部分創新潛力被浪費了。政府有責任、有理由進行干預,這樣做的結果是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是,政策制定者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周期上,忙于進行“微調”和尋求操縱“軟著陸”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支撐經濟周期的是探索發現與創新過程。因此,政府應著力于能促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對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對市場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長理論
演化增長是指將增長視為經濟演化過程,即在數量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質量或結構性的變化,它是一種知識增長過程,即知識如何被創造和運用的過程。此,正如 Metcalfe和 Foster(2010)指出,對于演化增長理論而言,“財富如何通過知識來創造”或者“經濟增長與知識增長的互動關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題。經濟增長不僅僅表現在要素積累或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還涉及整個資源配置模式
(包括生產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費模式等)的變化,它最終體現為一個經濟體能夠滿足人們各種不斷變化和增長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長理論從三個不同時期,站在不同起點上開始發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長理論:有的強調技術變遷,有的強調制度變遷,最新進展則強調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
第一個時期,20世紀80年代至今:從技術變遷來研究經濟增長
演化增長模型最早是由Ncon和 Winter(1982)創建的。他們的模型反映了產出、投人等要素隨著時間演化的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設在個竟爭性市場環境下,存在許多廠商,每一廠商都使用一定資本存量和技術,生產僅有兩個要素即資本和勞動,廠商充分利用資本,資本的增長是內生的。市場上存在不同技術,技術是里昂惕夫類型的。企業搜尋最贏利的技術,并把不利技術驅出市場。企業對技術的搜尋是一個馬爾可夫過程。模型的長期動態曲兩個搜尋的隨機過程決定。第一個過程產生新奇性成發明作為暫時的私人知識,第二個過程中私人知識擴散到其他廠商,并最終變成公共信息,通過這些過程,廠商發現它比現有技術更贏利,并立即無成本地改變其資本去利用。在Nn和 Winter先麗性工作的基礎之上, Dosi Silverberg.Verhagen,Fado等人從微觀和宏觀經濟的角度進一步發展了演化增長模型。演化增長的微觀經濟模型主要有四種: Chiaromonte和Doi(1993),Dom等(1994), silverberg和venp(194,196), Apolo和Do(2002);演化增長的宏觀經濟模型也主要有四種:Conlisk(1989), Met.calle(1988).Verspagen(1993), Silverberg in Ichnen(19931996).Neom(1995)Silverberg和 Verspagen(2003)對這些模型作了詳細的評述。這些新發展的演化模型都傳承了 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強調了經濟增長中技術變遷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礎上模擬選擇過程,選擇過程持續地變更技術,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盡管這些新發展的理論模型立足于不同的理論基礎,但仍然具有四個共同的觀點:(1)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一個演化的過程,而非新古典主義所說是向平穩狀態增長路徑的收斂過程。因為資本主義的轉化涉及經濟領域與其他領域因素如科學、技術與制度的相互作用。(2)與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類似,都贊同技術是形成經濟增長以及增長率變動的關鍵因素。但演化增長理論的特殊性在于用技術變遷解釋了增長率變化的趨勢。為此,演化增長理論作了兩點強調:一是區別激進創新
與增量創新,二是區別創新與模仿。(3)關于激進創新和增量創新的作用,這些演化增長模型都贊同激進創新和增量創新在經濟變遷中的作用,激進創新常常開啟新的經濟活動的可能,創造新的產業,或者毀現存產業,增量創新是這些產業背后的驅動力。經濟增長過程的特征是結構變革,解釋新產業的增長和老產業的衰退是演化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4)關于經濟選擇和克爭。演化模型都把競爭看成一個重要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長期趨勢。選擇的動態過程形成了經濟增長。據此觀點,分析國家的經濟增長、世界市場份額的變化需要采納群體動態的觀點。
第二個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強調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強調技術變遷的演化增長理論能夠解釋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顯示了這種理論所具有的魅力。但是,為什么同樣受到工業革命影響的國家,如英國和法國,增長卻有差異?經濟史學家在對此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強調制度變遷的演化增長理論,其代表人物是Dou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制度變遷的演化角度開辟了演化增長理論研究的另一條途徑Nomh認為,經濟增長理論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導致其缺乏解釋力的關鍵。在新古典理論以及演化的技術變遷理論中含有兩個錯誤的假設: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時間不起作用。因此,這兩者對“為什么經濟走上持久的繁榮之路,或處于持續的停滯狀態?”難以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Noth把演化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以及經濟增長結合起來考慮。由于經濟增長存在制度的路徑依賴,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導致持續的繁榮,出現持續的貧困也是可能的。這將取決于制度的路徑依賴性。當經濟進入一種好的市場機制時,由于經濟的外部效應、學習效應、適應性預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饋機制,強化了這一軌跡,最終把經濟引向長期繁榮;相反,如果進入一種無效的制度變遷,經濟將在這條路徑上滑下去,陷入長期混亂與蕭條。影響經濟績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特點的混合體,它們都處于不斷的演化中,隨著時間變化而顯示不同的績效。據此, North提出,政治制度對經濟績效有著極大影響,將西方成功的市場經濟的各種正式的政治和經濟規則轉接到第三世界和東歐的經濟上,并不是取得良好經濟成效的充分條件。制度變遷的演化理論改變了新古典主義忽視制度的作用,在理論上具有進步意義。在實踐上,對于處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國家,進行制度創新,避免陷于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徑依賴,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他們過分強調制度重于技術,而忽視經濟變遷的全過程中制度、技術和人口統計之間存
在著復雜的相互影響關系沒有構建一個理論框架把各個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來。這是它的缺陷所在。
第三個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演化經濟學家和制度經濟學家論及何種因素促進經濟增長時,都有不同的興趣點。前者主要關注技術進步的過程,后者則定位于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兩大學派相互之間很少交換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定的局限。Nelson等人試圖從新的角度統一這兩種理論。他們提出技術與制度應該被理解為協同演化,這種協同演化應該被看作經濟增長背后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應該被看作各自獨立發展。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ss North最近也采取了一種演化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制度形成和變遷。兩個學派之所以能夠相互靠近,主張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變,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兩學派的行為假設都認為,人的行為和相互關系需要被理解為行為和思想共有的習慣的結果。人們在面臨復雜環境時,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都拒絕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設。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
第二,對技術、制度等研究對象的共同關注。現代演化理論主要關住“技術”。對他們面言,一個國家的技術競爭能力是約束生產率的基本要素,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現在出現了新的傾向,一方面,演化經濟學逐漸把“制度”看成由社會、技術變遷本身鑄造的技術。不過他們還未能把制度納入正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雖然制度經濟學家明顯傾向于制度,他們也承認國家制度對于運用提升技術能力的影響是制度影響經濟績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為止,制度學家還沒有把技術和技術變遷明確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在理論上已經可行, Nelson等人已經找到一個恰當的概念使之作為兩大理論的連接點。其中,“慣例”可以作為一個聯合的概念。雖然許多演化經濟學家把“物質”技術作為慣例,然而, Nelson認為,慣例這概念更適合于制度經濟學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為廣泛運用的“社會”技術,那么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演化理論的一個成分就是自然的了。Sampat和 Nelson提出形成慣例的項目通常涉及兩個不同方面,他們稱之為“物質技術和
“社會技術”。對于后者,許多學者稱之為“制度”,如Narh稱之為“游戲規則”,威廉姆森稱之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為社會技術可更好地與增長的演化理論相協調。強調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物質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持續地起著領導性作用。社會技術的作用在于它確保物質技術的執行和發展。另一方面,沒有適當的制度,驅動經濟增長的物質技術將不能以它們應有的方式出現,取得應有的效力。當前的協同演化理論還很不成熟,如何以個“正規的”或者“準正規的”模型表述這一協同演化的過程,則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說明影響演化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隨時間的變化而演化變遷,在某一時期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在另一時間可能會變得很不重要,并會為其他因素所代替。這是演化增長理論不同于新古典主義增長理論的方面。另外,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演化增長也有很大作用。Faerie(1989, Freeman和Sete(1987),Doi, Pavitt和Sote(1990)等人認為,解釋經濟增長時,很難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之間作出有益的區別,任何模型都不能僅限于某一因素的狹險視野中,強調單一的因素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總之,演化增長理論還處于不斷的演進之中,經濟增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按筆者看來,一定要結合具體情況,考慮技術與制度的具體協同演化規律這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既要強調技術創新,建立國家創新系統,同時又要不失時機地推進產權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創新,使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根據不同情況相互搭配,協同作用,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三)制度變動與經濟增長理論
前面所提及的經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進行了研究,無論是外部力量抑或是內部力量都對經濟增長發揮著持續影響,但有些情況下,盡管我們盡可能地考慮上述因素對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得出的結論和實際增長數據仍有很大的差距。后來的很多經濟學家把口光投向了另一重要因素一制度,對前述經濟增長理論提出理論挑戰
新制度學派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本身,而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把制度因素作為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變量,只有實施有效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產權制度改革等，36
才可能實現經濟有效增長。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認為,社會成本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擴展,人們不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進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還要在可實現這種配置的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自由交易都能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而在正的交易成本下,權利的初始界定對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雖對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正確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經濟組織種能夠提供個人刺激的有效經濟組織是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也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諸多決定這種有效經濟組織的制度因素中產權的作用最為突出。諾斯指出,當技木沒有重大變化時,只要充分發揮制度因素的作用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中提出了制度創新理論,分析了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制度創新是能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制度的變革,其動機是實現預期的收益增長,其結果是出現制度均衡。制度均衡與制度創新交替出現的過程被定義為制度變遷。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逐步深人,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已經得到認可,制度變遷更是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持續性作用
(四)空間動力與組織理論 1.增長極理論
增長極(growthrate)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 error)提出的,20世紀50年代初,他針對古典經濟學家的均衡發展觀點,指出現實世界中經濟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種非均衡條件下發生的,佩魯通過對實際經濟活動的調研分析,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程度首先出現于一些增長點上,然后通過不同的聯系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區域經濟產生影啊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的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郵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法國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布代維爾(.Boudeville)作為佩增長極理論的重要追隨
者,于1957年在其論著《區域經濟規劃問題》中將地理空間概念引入增長極,并且提出了“增長中心”的空間概念,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補充了原來佩魯對于“經濟空間”概念的理解布代維爾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
布代維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美國經濟學家蓋爾在研究了各種增長極觀點后,指出影響發展的空間再組織過程是擴散一回流過程,如果擴散一回流過程導致的空間影響為絕對發展水平的正增長,即是擴散效應,否則是回流效應。增長極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應把少數區位條件好的地區和少數條件好的產業培育成經濟增長極。
增長極理論的基本點包括
第一,其地理空間表現為一定規模的城市,即增長中心。
第二,必須存在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和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第三,具有擴散和回流效應。
增長極體系有三個層面:先導產業增長;產業綜合體增長;增長極的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增長。在此理論框架下,經濟增長被認為是一個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遞進、有機聯系的系統。其物質載體或表現形式包括各類別城鎮、產業、部門、新工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等。增長極形成與發展過程會產生兩種效應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佩魯認為,極化效應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向增長極的回流和聚集:擴散效應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從增長極向周圍不發達地區的擴散。在發展的初級階段,極化效應是主要的,當增長極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極化效應削弱擴散效應加強。增長極效應是一種多種效應的復合體,如上游下游效應、集聚效應和互利效應等
增長極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塑造新動能和轉型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要,主要表現在
第一,集聚經濟(區位經濟)。集聚(區位)經濟是由于從事某項經濟活動若干企業或聯系緊密的某幾項經濟活動集中于同一區位而產生的。例如,某專業化生產的多個生產部門集中在某一區域,可以共同培養與利用當地熟練勞動力,加強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共同承擔新產品開發的投資,可以形成較大的原材料等外
購物資的市場需求和所生產產品的市場供給,從而使經濟活動活躍,形成良性循環。區位經濟的實質是通過地理位置的靠近而獲得綜合經濟效益
第二,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范圍的增大而獲得內部的節約。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減少分攤廣告費和非生產性支出的份額使邊際成本降低,從而獲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第三,外部經濟。外部經濟效果是增長極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結果。經濟活動在某一區域內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廠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獲得某些產品和勞務,從而獲得整體收益的增加。
打造增長極的必需條件:(1)在一個地區內存在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群體和企業家群體,這實際上是熊彼特關于創新學說的反映,即創意與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元動力而非簡單的投資或消費拉動;(2)必須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即發育成為增長級的地區需具備相當規模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存量,通過不斷投資擴大經濟規模,提高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率,形成規模經濟;(3)要有適于經濟與人才創新發展的外部環境,它包括既要有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基礎設施等“硬環境”,還要有政府高效率運作、恰當的經濟政策、保證市場公平競爭的法律制度以及人才引進與培養等“軟環境”。打造增長極的三個條件對于地方政府打造經濟發展新動能具有參考意義。
在現代區域經濟發展中,增長極理論被作為指導理論來解決區域發展與規劃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增長極理論被廣泛應用在不發達的地域經濟發展中,許多國家通過實踐試圖應用這一理論,消除落后地區的貧困,來促進地區內經濟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增長極理論不斷發展成熟,派生出了諸如核心一邊緣理論、非均衡增長理論、自中心發展理論和區域網絡模型理論等,增長極理論已發展成為具有豐富內涵的一個理論。
2.核心一邊緣理論
1957年瑞典學者繆達爾(K.My)在其代表作《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中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經濟”,認為“空間經濟的增長并不會產生或發生均質擴散,而是首先起源于具備優勢條件的區域,通過不斷累積地區內優勢因素,從而拉大與其他區域的發展差距,加深區域經濟空間發展非均衡性程度”。
美國區域發展與區域規劃專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n)根據繆達爾和赫
希曼等人有關區域間經濟增長和相互傳遞的理論,于191年在《區域發展政策一一委內瑞拉案例研究》以及1966年在《區域規劃與政策》中,對“核心一邊緣”理論進行了詳細解釋。他將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創新”問題,并嘗試通過新的組織形式來解釋社會革新以及制度創新。他認為,社會革新一般從具有創新價值的核心聚集區向周邊區域擴散,核心集聚區集中了區域內的優勢發展條件,在地區空間系統中處于支配的地位;而核心發展區的外圍區域,由于發展條件較差,在空間上往往表現出依賴于集聚區發展態勢。他認為,核心發展區具有較強的擴張趨勢,而邊緣區的發展則要依附于中心區的增長,兩者共同構筑了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在這個完整的系統中,技術、信息、資本等要素多產生且集中在核心區,促進核心區經濟增長;而邊緣區則會表現出在經濟資助和技術、信息、資本等方面的匱乏,使區域內空間在增長初期的二元化發展更加明顯。
該理論解釋一個區域如何由互不關聯、孤立發展,變成彼此聯系、發展不平衡,又由極不平衡發展變為相互關聯的平衡發展的區域系統。在區域發展實踐上,都傾向于將生產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初具規模的城鎮,并認為這不僅能夠促進鎮的迅速成長,催化地理意義上“區域增長極”的成熟,還可以通過政策調控在一定程度上帶動腹地的經濟發展弗里德曼的核心一邊緣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核心區與邊緣區的關系會發生轉化。在發展的初期,呈現出的特征是核心區域對邊緣區域的控制,邊緣區域對核心區域的依賴。然后,依賴和控制關系逐步加強,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核心擴散作用的加強,核心將帶動、影響和促進邊緣區域的發展。邊緣區域將形成次級核心,甚至可能取代原來的核心區域。
3.非均衡增長理論
1958年,德裔美籍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A.O.Hirschman)在其著作《經濟發展戰略》中提出了“發展是一連串非均衡的鏈條”的命題。他提出的基本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進步不會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但是它一旦出現,必然使相關因素集中于發源地附近形成經濟增長。其強調了非均衡性的系統增長,進而提出了非均衡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首先發展某一類或幾類具有帶動作用的部門,通過基本的發展,來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由于較落后的地區資本有限,不可能發展所有的部門,而只能集中優勢資源發展幾類具有帶動性的部門,這樣可以高效地利用資本。他認為對不發達國家或地區來說,多部門的齊頭并進、多元發展是不現實的，40
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缺乏資金。最現實的辦法是在各部門之間,保持某種比例的不均衡增長。不均衡發展就會產生壓力,壓力推動著地區發展。同時,在這種發展過程中需要政府的干預,以支持發展一些薄弱部門。基于“非均衡發展理論”,根據地區條件、基礎設施、資源稟賦、產業基礎與經濟實力,有選擇性地建設發展,以培育增長極。
4.自中心發展理論
自中心發展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D.圣海斯等人提出,是指區域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主要是在現有地方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盡可能地長期開發利用當地資源,應用小規模技術,組織勞動密集型生產,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區域外部的依賴性,直接滿足區域內人口的基本需求。強調在較小尺度的地域單元內發展應自下而上進行,在不斷增強資源有效性的條件下,逐步為建立更大的生產單元打下基礎,為組織更復雜的生產過程積累經驗。其發展步驟有:確定潛在的加工生產活動,確定綜合經濟圈的空間層次,分析潛在的經濟活動。自中心理論強調農村地區的內源發展,強調綜合利用當地資源、滿足當地居民需求。
5.區域網絡模型理論
區域網絡模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動態思考。道格拉斯(Douglass)的區域網絡發展模型是增長極理論演進過程中比較典型的理論。道格拉斯認為,在城鄉關系演變過程中,鄉村的內在推力主要是通過一系列“流”與城鎮的外在輻射擴散力相交合,進而導向“城鄉聯系的良性循環”。這一過程實際上可以被視為多個聚落的族群在一定區域內地方化的、有序的、相互關聯的系統化過程,并從中獲得更強程度的網絡功能效應,從而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的最終實現。它已經將城鄉發展中的增長中心與城鄉一體化理論由單純的城鄉系統內部的靜態分析轉向了復雜的區域背景下的動態思考。區域網絡模型理論在合理開發資源、調整空間結構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五)創新理論
熊彼特(188-1950)認為,創新是一個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 它將摧毀舊的產業,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然而,面對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削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后果的中心變成有秩
序的撒退”。這一觀點指出了創建新動能、轉型發展的艱巨任務
創新的概念比較寬泛,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于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解為導向,利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本著理想化需要或為滿足社會需求,而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徑、環境,并能獲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為。在經濟學范疇中,創新主要是指通過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來提高生產力、推動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動態過程。自1912年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最早提出“創新”概念,目前對創新理論的理解不僅局限于熊彼特的創新觀,而是發展成了包含產品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戰略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國家創新、區域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等不同劃分類型和層次的研究分支的復雜創新理論體系。
創新概念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第一次提出的。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是為了獲取潛在的利潤而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即“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熊彼特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靜態分析認為,假定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沒有利潤、沒有得悉的靜止均衡狀態,那么在此狀態中,生產就始終在原有水平上均衡地循環往復,沒有資本運動,也沒有企業家活動。但是,資本主義經濟處在不斷運動變化發展之中,其本質特征就是運動和發展。在熊彼特看來,經濟發展是經濟生活中本身所發生的非連續化變化與運動,是某種破壞均衡而又恢復均衡的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這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力量就是創新。因此,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創新、新組合和經濟發展。他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在破壞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在創造中毀滅的生命變化過程,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與作用,把創新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看成是資本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聯結科學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一個轉換媒介
熊彼特的創新概念本質上屬于經濟范疇,是一個包括了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組織創新等創新內容在內的經濟學概念,他強調的是把技術等要素引人經濟,使技術與經濟相結合,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生產能力,即只有當新的技術發明42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能成為創新。他認為,發明并不等于創新,發明者不等于創新者,只有敢于冒風險把一種新發明最先引入經濟組織之中的人才是創新者。正是
基于這樣的認知,熊彼特指出,所謂的創新,或者生產要素的新組合主要包括五種情況:“一是生產新的產品,即產品創新;二是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即工藝創新或生產技術創新;三是開辟一個新的市場,即市場創新;四是獲得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給來源,即材料創新;五是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即組織管理創新。”
熊彼特的理論奠定了創新理論基礎,之后西方經濟學家對其創新理論不斷地發展,使其內容更加豐富、完善,從而形成了當代西方創新經濟學,并逐步發展為以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為對象的技術創新經濟學和以制度變革和制度建設為對象的制度創新經濟學兩大流派。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納爾遜和溫特在生物進化理論的啟示下,創立了創新進化論這一獨特新穎的理論分支,而就在經濟進化理論的主題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技術創新經濟學和制度創新經濟學兩個分支又呈現出融合的趨勢,成了1987年英國著名技術創新研究專家弗里曼提出的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的基礎。
表3創新理論體系理論理論研究的學術觀點代表人物體系分支問題技術創新推動了經濟增長;政府索洛新古典技術創新干預可促進技術創新學派與經濟增長沒有技術創新就不會有新的主導部門,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羅斯托經濟增長技術創新理新技術擴散的七種影響因素曼斯菲爾德新技術擴散企業規模大小對技術擴散具有重要影響戴維論新熊特技術創新中等程度意爭的市場結構最適于卡曼、學派與市場結構技術創新施瓦茨將創新分為基礎創新、改進創新技術長波與虛假創新,并認為缺乏技術創門斯新是導致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理論理論研究學術觀點代表人物體系分支問題新馬克思制度改變促進創新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現行加爾布雷斯、螺爾達爾主義派與創新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論新制度經/制度與創源泉;制度具有內生性:有效刺激諾斯理濟學新的相互的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關系技術創新與制度相互作用拉坦
(1)技術創新理論研究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其代表人物包括曼斯菲爾德、卡曼、施瓦茨、列文、海萊納等。技術創新理論首先關注的是新技術推廣或擴散問題,它揭示了影響新技術在同一部門內部不同企業之間推廣,以及向不同部門擴散的經濟因素,包括模仿比例、模仿的相對盈利率、采用新技術所要求的投資額、舊設備還可使用的年限、一定時間內該部門銷售量的增長情況、某項新技術初次被某個企業采用的年份、該項技術初次被采用的時
間在經濟周期中所處的階段等,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技術擴散呈現“S型曲線”,這是新技術或新產品在推廣過程中所具有的帶規律性的普遍特征。這些研究也表明,技術創新擴散過程是一個學習過程,即模仿者在模仿的基礎上還有自主創新活動,以區別于不創新的簡單模仿(斯通曼,1987)。舒爾茨則將技術創新擴散定義為新技術通過市場和非市場果道得以傳播的過程,并且,如果沒有擴散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有直接的經濟影響。從指導經濟發展的政策含義來看,技術創新包括了產品創新、過程創新和組織創新,三者間既遵循各自的發展規律又相互聯系,共同影響著產業的演化。
作為對熊彼特理論的發展,技術創新理論也關注市場結構對創新的影響,認決定技術創新的市場因素包括競爭程度、企業規模和壟斷力量。競爭促使企業不斷創新,并且競爭越劇烈創新的動力會越大。而企業規模影響著創新所開的市場前景,規模越大的企業在技術上創新所開辟的市場就越大。壟斷力量則影響著技術創新的持久性,差斷程度越高的企業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就越強,它所進行的創新也就能持久,越不易在短期內被模仿者所仿制。因此,最有利于創新活動開展的是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
技術創新理論的一個研究重點是對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關系的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果促成了技術創新長波論,即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的持續時間為50年的周期性波動是由技術創新推動的。根據熊彼特的理論,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魄力眼光、進取、敢于冒險和創造精神的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在時間上不是均勻分布,而是“蜂聚”在某些時間段里,創新活動帶來的盈利機會和超額利潤會引起大批企業仿效和跟進,從而出現創新浪潮,成為促進經濟繁榮的驅動力,促使經濟處于周期的上升階段。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創新活動因為被社會消化而不再有利可圖,此時經濟就出現收縮和不景氣,從而進入周期的下降階段。而經濟不景氣持續一段時間后,企業家們會繼續轉向那些可能取得技術突破的新技術新產品和新領域,新的創新活動將再次出現。門斯繼承和發展了熊彼特的技術創新長波論,認為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和長期波動的主要動因,并利用美國1900-1979年耐用生產設備方面固定投資的時間序列總量數據證實了技術創新長波論。荷蘭經濟學家范·杜因綜合了熊彼特和門斯的觀點提出了創新生命周期理論,他認為任何一項基本創新活動都要經歷引進、增長、成熟和下降四個階段,并構成基本技術創新
的生命周期,而經濟長波的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階段分別對應創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長、成熟、下降和引進階段。這樣,在創新生命周期的帶動下,經濟增長就會出現長周期波動,即經濟長波發展階段是由創新生命周期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2)制度創新理論研究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涉及諸多與制度相關的問題,盡管他沒有深人入分析,而這此工作在其后由戴維斯和諾斯(1971)發展成了，新制度經濟學派。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技術進步、投資增加、專業化和分工發展等并非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只是經濟增長本身的表現,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因此,任何國家的任何時期,經濟發展中的首要選擇是制度的選擇。如果社會群體發現現有制度不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就必須醞釀建立新的制度,否則,經濟就會處于停滯狀態。如果經濟社會不存在通過制度創新而獲得潛在收益的時候,意味著此時不存在制度創新的可能,制度實現了所謂的均衡。按照這種邏輯,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而不是技術創新決定制度創新,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明確所有權。新制度學派的觀點與舊制度經濟學完全不同,在舊制度學派看來,技術創新決定著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關系的理論爭執,是新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區別,盡管這種爭執在拉坦看來并沒有實質意義。實際上,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必須在一個持續的相互作用的邏輯中進行分析,而動態、互構、共演應當成為現代經濟學關于技術與制度關系研究的基本取向。馬克思也認為技術創新決定制度創新,同時又受到制度創新的影響和制約,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不可分割。新制度學派所指制度是涉及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而非社會政治制度因此,所謂的制度創新就指能夠使制度創新者獲得追加或額外利益的對現存制度的變革,或者是經濟組織形式或經營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種新設計或新選擇,主要表現為某種特定組織行為的變化、這一組織與其所處環境的相互關系的變化在這一組織環境中當事人的行為及其相互關系規則的變化。制度創新的動力和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的變化、生產技術的發展,以及因二者引起的一定社會集團或個人對自己收入的預期的變化,而制度設計的任務就是要創新建立一種適當的平衡機制,既保持足夠的私人刺激以鼓勵創新,又保持足夠的公有性,其核心是確立與保存創新的私有權,以及維護創新的公有權。
制度創新是一個復雜而緩慢的過程,在新制度學派看來,因為制度上新的發明是一個困難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等待這種發明的產生,同時,即使有了制度發明,新舊制度的交替和更迭也需要一定時間的磨合和適應,再加上法律法規的限制,制度創新往往存在時滯。戴維斯和諾斯進而把制度創新過程分為五個階段或步驟,其中認識到創新提出創新方案和比較選擇方案由“第一行動集團”承擔,并與“第二行動集團”共同努力實現制度創新,這些“行動集團”可以是個人、團體,也可以是政府。但是政府擔任“第一行動集團”組織制度創新被認為是最為合理的,因為政府具有強制力,可以在產權、收入分配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制度創新需要高費用,并且在制度創新的經濟利益歸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時,政府承擔制度創新費用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3)國家創新系統研究
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在內的創新活動,推動著經濟系統的演化。在熊彼特看來,如果在經濟均衡中產生了創新,在短時間內必然會獲得超額利潤,同時帶來大量的模仿,而模仿則會打破技術上的壟斷,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并引起經濟的繁榮。但是,隨著技術擴散到絕大多數企業,超額利潤降為零,此時,投資就會下降,經濟開始衰退,并直到新的創新行為出現。可以理解,創新因素的引人入所帶來的熊被特稱為的經濟“循環流轉過程”,可以對經濟周期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這種由創新作為單一要素投入從而誘發經濟演化的創新理論線性模式并不能夠對復雜的社會現實作出完美的解釋,因為創新的思想可以來自研究、開發、營銷等多個環節,同時企業、大學及科研機構、政府、社會、媒介等都有可能成為創新的源頭,這就需要系統化的創新理論來進行解釋,于是,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因此得以產生
國家創新系統認為一個國家的技術趕超實質是整個“技術一經濟范式”的變遷和超越,它依賴于國家創新系統對技術創新資源的集成能力、集聚效率和適應性效率,因此,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國為了促進技術創新而設定的一組制度或機構,它本質上關注的是互動學習互動機制,以及這種機制在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系統中如何實現經濟效益。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中的各種組織機構,包括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教育部門、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等,以促進新技術啟發、引進、改造和擴散為目的而構成的網絡,并通過在知識進行生產、擴散和
使用過程中各種構成的要素以及各種相互作用關系,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創新績效和國家競爭優勢。在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看來,國家創新系統的運行績效可以從表現在企業間的相互作用,企業、大學與公共研究機構間的相互作用,知識和技術的擴散以及人員流動四個維度建立的評估指標體系去進行評判。事實上國家創新系統理論更看重制度創新,因為國家間的追趕、超越乃至出現重大的技術差距,不僅僅與發明及科學活動的增加和技術創新有關,而且是制度、組織管理創新綜合作用的結果(Freeman,1987)。創新需要促進創新要素進行交流互動的一種復合機制,這種機制是通過大學和企業等一系列的相關機構聯結產生而在技術的公有和私有之間平衡和趨向平衡的動力是通過相關制度安排來保證(Nelson,1988:1993),因此,提高國家創新系統運行效率的關鍵在于解決制度設置問題,通過制度設計或一系列的機構組成調整其社會經濟范式以適應技術經濟范式的要求,其中的核心是通過政府有關政策、對創新進行投資的企業進行的研究與發展、大學和機構提供的基礎研究、教育和相關培訓、特定的產業機構、有利于促進技術進步的財政金融支持等形成對創新活動的激勵。
國家創新系統在后續的研究中逐漸形成了部門或產業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創新系統運行機制及全球化與國家創新系統之間的關系三個重要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其中,產業創新問題與國家創新問題關注的內容較接近,基本上涵蓋合作網絡、技術流動和制度設計等要素,具體包括技術和技能創新、產品創新、流程創新、管理創新和營銷創新等方面的內容。產業創新的核心是技術的創新,而技術創新要依賴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流動,因此,以研究知識創造、吸收、流動、擴散等為核心的知識管理及以促進知識溢出、共享為主的產業集群網絡成了產業創新系統研究的核心內容,而大量的以產業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揭示和驗證了知識管理和產業集群方面的創新理論。區域創新則關注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與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等構成的區域性組織體系所支持并產生的創新問題,其本質只是國家創新系統在研究層面上的微觀化。區域創新系統包括由企業、顧客、供應商、合作者和競爭者構成的知識應用和利用子系統,以及由技術中介機構、勞動中介機構、公共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組成的知識產生和擴散子系統,兩個子系統通過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本的流動與相互作用而產生聯系。而區域創新的動力來自相互學習、知識生產地理上的鄰近以及
社會嵌入性,其中,不同主體之間空間上聚集在一起,不僅使企業之間的相互學習和知識共享更為方便,而且可以減少知識和信息交流與交易的費用,還有利于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社會嵌入性則強調社會文化基礎,參與方因為地理空間上的鄰近所形成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可以使得地方行為主體之間應形成相對穩定的依賴于當地社會文化的非正式聯系、信賴關系和協作關系。
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優化)理論(一)產業結構升級經典理論
與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相反,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產業結構的變化源于需求結構的變化,也應該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資本和勞動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加速經濟增長。
許多學者通過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也證實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他們認為現代經濟增長不僅是經濟總量的持續快速增長,而且還是產業結構的長期顯著的變動,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依存的關系。研究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二者關聯的早期文獻中,學者們都將經濟增長看作產業結構變動的內在原因,這類理論文獻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霍夫曼定律和庫茲涅茨產業結構變動理論。
1.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威廉·配第(willianPelty)最早發現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某種內在關聯,他在《政治算術》中談到了英國農民和船員之間存在的收入差異,當時船員的收入達到了農民收入的4倍。根據這一比例關系,配第總結道:“比起農業來,工業的收入更多,而商業的收人又比工業更多。同時,配第發現當時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的人均國民收入比歐洲其他國家都高,可見配第已經初步認識到了經濟增長的內在結構變動。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基于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系統分析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故學者們將他們的理論統稱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在滿足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前提假設后,克拉克依據59個國家的統計數據系統總結出了產業結構隨著經濟增長所表現出來的變動規律,即: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將依次主導產業結構變動。產業結構變動的內
在機理主要源于恩格爾定律的作用:初期的人均收入增長帶動了工業品的需求的上升,隨著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以及工業品需求的飽和,人們消費結構不斷深化,促使服務需求的不斷上升;同時,由于產業間資源配置的不對等,產業間工資收入出現了較大的差別,尋求更高收入的勞動力就會不斷地從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進而流向第三產業
2.霍夫曼定律
由輕工業向重工業過渡的工業化進程是產業結構變動的一個重要階段,它也是第二產業內部結構演化的主要形式。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W.C.Hofman)在(工業化的階段與類型》中對此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霍夫曼計算了20個國家制造業中消費資料產業凈產值與生產資料產業凈產值的動態比例關系這種比例關系叫作霍夫曼比例,因霍夫曼比例=消費資料產業凈產值霍夫曼比例表示了制造業內部消費資料產業與生產資料產業的結構關系一般而言,隨著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霍夫曼比例會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律。根據霍夫曼比例不斷下降的趨勢,我們可以將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動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霍夫曼比例為5.0(6.0-4.0),此時制造業以消費資料產業為絕對主導產業;以此類推,可以得到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動的四個階段如下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結構變動主導產業霍夫曼比例階段5.0(60-40)第一階段|消費資料產業在制造業中占絕對主導25(35-15)第二階段消費資料產業仍占主導,但其發展速度較緩1.0(20-1.0)第三階段消費資料產業逐漸被生產資料產業趕超,二者生產規模相當1以下第四階段生產資料產業在制造業中占主導霍夫曼定律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制造業將由輕工業為主導逐漸演化為由重工業為主導,消費資料產業的權重地位會不斷下降,而生產資料產業的權重低位會不斷上升,產業結構最終將出現不斷深化的變動趨勢
3.庫放涅茨產業結構變動理論
庫盤涅茨(ss Kumets)基于各個產業的產值比例進一步發展了配第拉克定理,即將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同時用勞動力份額和產值比例這兩種比例關系的動態變化進行描述,利用現代經濟統計體系,對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考察,庫盤涅獲劃分產業的方法與克拉克類似,三大產業具體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引人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各個產業的勞動力份額和產值比例
二者的比例關系即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即4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庫盤深茨還比較了40多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產業結構,通過國家問橫截面和國家內時間序列的研究,得出產業機構變動的具體內在規律:隨看國經濟水平的持續增長和發展,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主導地位會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在產業結構中逐漸占有主導地位,但是它創造產值的速度要快于吸納勞動力的速度,即勞動生產率可以呈現持續快速上升的趨勢;第三產業會逐漸成為產業結構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產業,但是它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要高于它創造產值的能力,也就是說,第三產業將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要產業,但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持續上升的幅度和速度是難以維系的。同時通過橫截面分析,庫蘊益比較了不同國家三次產業的總產值和勞動力所占份額的分布規律,得出了同縱向分析大致相同的結論
4.錢納里工業化階段理論
經濟學家錢納里(H.B.Cey)運用庫盤涅茨的方法,對產業結構變動趨50勢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從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中考察了制造業內部各產業部門的地位與作用的變動,發現產業間存在著的產業關聯效應是制造業內部結構轉換的原因。他發現制造業發展受人均GNP、需求規模和投資率的影響大,而受工業品與初級品輸出率的影響小。
錢納里將制造業的發展分為經濟發展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發展階段,并進而將制造業按三種不同的時期劃分為初期產業、中期產業和后期產業等三種不同類型的產業。在經濟發展初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初期產業包括食品皮革、紡織等制造業部門:在經濟發展中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中期產業包括非金屬礦產品、橡膠制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部門;在經濟發展后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后期產業包括服裝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鋼紙制品、金屬制品和機械制造等部門
5.羅斯托經濟成長六階段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atw.Rostow)提出了“主導產業擴散理論”和“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他認為,無論任何時期,甚至在一個已經成熟并繼續成長的經濟體系中,經濟之所以能保持增長,是因為為數不多的主導部門迅速擴大的結果,而這種擴大又對其他產業部門產生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擴散效應作用,這種擴散效應包括回顧效應、旁側效應和前向效應。羅斯托這種理論被稱為羅斯托主導產業擴
第四篇：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本講座的主要內容：
一、中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新階段、新挑戰和新機遇
二、中國產業發展的基本情況與未來展望
三、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升級的問題與戰略
四、產業轉型升級與新舊動能轉換
五、區域經濟發展與新舊動能轉換
六、科技創新與新舊動能轉換
七、新開放與新舊動能轉換
八、企業改革與新舊動能轉換
第一節
00:01:44 01中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新階段、新挑戰與新機遇
在持續六年的經濟增長下滑后，中國經濟正進入呈L型走勢的中高速增長時期。從短期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解決還處在起步階段，經濟結構不斷優化中新動能發展還不夠強大；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下行的空間不大，在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化推進下，我國更加強調資金有效脫虛入實；
而從國際上看，在全球貿易規則重構與歐美再工業化戰略并行的背景下，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多變，而新一輪科技革命給全球產業發展帶來了新變革，也與我國新舊動能轉換發生交匯，我國經濟具備企穩的基礎。
00:06:42 步入了L型中高速增長階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是如何從降速轉向提質的階段，通過新舊動能的轉換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這就意味著我國產業發展也進入了新常態，產業發展的宏觀經濟環境、外部經濟環境和制度因素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既面臨新的挑戰，也有新的機遇。
L型中高速增長階段下，中國產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中國經濟觸底疊加特朗普新政等海外新環境，傳統的“三駕馬車”將會面臨新的考驗，在“環保風暴”硬約束下，傳統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可持續，而人口紅利逐漸衰退，人力資本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
00:09:57 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產業發展也面臨新的機遇，消費需求潛力大，內需升級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自貿區與“一帶一路”的加快推進建設，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空間和新動力，在制度改革不斷的演進下，以制度創新釋放改革紅利，為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新形勢下，經濟增長應逐漸從降速轉向提質的階段，通過新舊動能的轉換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00:11:58
一、中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新階段
（一）中高速增長新方位：經濟運行“L”型走勢 2016年，《人民日報》刊登的《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中明確指出：“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在新常態下，我們最需要優化資源配置，培育新動力、形成新結構”。
短期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解決還處在起步階段，經濟結構不斷優化中，新動能發展還不夠強大，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下行的空間不大，在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化推進的背景下，經濟具備了企穩的基礎。步入L型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是如何從降速轉向提質的階段，通過新舊動能的轉換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視頻：李克強總理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00:18:21 “L”型的經濟運行走勢下，中高速增長方位發生新的變化：（1）從產業結構上看，伴隨著2011年以來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第二產業對GDP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而與之對應的是第三產業對于GDP的同比拉動作用則穩中有升，并且在2015年超越第二產業，成為GDP同比增長中貢獻最大的部門。
（2）從需求結構上看，進入2014年以來，最終消費支出，對于GDP的同比拉動已經開始相對穩定地超越資本形成總額對于GDP的同比拉動，2016年，兩者之間的剪刀差達到1.5個百分點。（3）從收入水平上看，我國早在2014年人均GDP就已達到7485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2016年，我國人均GDP為8866美元（中等收入偏上國家），有9個省份人均GDP破萬美元，其中，東部8個，中部1個，西部地區最高依然為重慶市（折合8757美元，低于全國水平），東中西部收入差距依然顯著。
00:21:20
（二）中高速增長階段強調資金脫虛入實，實體經濟重振盤活產業發展空間
2011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伴隨這一過程的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嚴重失衡，社會資源不斷地涌入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部門。當前我國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與固定資產投資的剪刀差愈發加大，2016年更是下降到了0.5的比例，不僅遠低于美國的水平，甚至比印度的水平還要低。
這意味著即便扣除價格因素外，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存在大量的并沒有最終進入GDP的耗費，如土地出讓金等，其中蘊含著泡沫成分。而從虛擬經濟的角度來看，近幾年，我國的金融業發展相對較快，過度金融化主要表現在社會中的金融資產相對于非金融資產（實物資產）過度膨脹，甚至引發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利潤越來越多地來源于金融渠道，而金融過度化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脆弱，容易受到金融風險的影響。
00:23:18 化解中國經濟的“脫虛入實”，一是要抑制虛擬經濟泡沫化，如美國就通過強監管和抑制資本利得兩個方面來促使金融去杠桿、抑制金融泡沫；二是要通過供給側改革來合理引導資金流動，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強傳統行業的去產能，以及僵尸企業的清理，從而將資金的“死水”置換為“活水”。
而從未來一段時間來看，脫虛入實的可能性是在不斷上升的。一是供需結構改善疊加市場準入放開，在傳統行業加快整合的同時，新興部門加快發展，實體經濟投資變得更加有效。阻礙脫虛入實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債務高筑下的盈利能力的低下，導致資金愿意選擇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而從供給側改革以來，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的鋼鐵、煤炭等領域的供需結構改善明顯，盈利逐步恢復的同時，盈利能力一直處于相對高位的新興行業發展迎來新的機遇期，實體經濟的投資將變得更加有效。
00:25:27 二是金融去杠桿不斷深化，監管不斷加強。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上升相對應的應該是銀行資產規模的上升，因此，銀行資產規模的擴大是與GDP增長相一致的。2006年以來，我國銀行業經歷了四次大規模的資產擴張，然而不同的是2007年銀行資產規模擴張的同時，與之對應的是GDP同比增速的上升，而2008年之后的三次資產規模的擴張，對應的則是GDP增速的下行。
走勢相背離的三個階段中，在金融危機期間，主要是由于地方債務平臺的擴張明顯，2012年左右由于央行、銀監會開始限制房地產和地方融資貸款，但是這部分收益高，所以，銀行繞道去做，影子銀行發展比較迅速。而近幾年資產規模的快速上升，除了刺激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之外，更多的無疑是金融杠桿率的上升，資金大量進入虛擬經濟所致，伴隨著金融去杠桿的不斷深化，脫虛將更加有效。
00:26:34
（三）全球貿易規則重構與歐美再工業化戰略并行，制造業面臨的外部形勢復雜多變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久陷僵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全球貿易規則重構悄然而生。而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試圖打造全球貿易規則2.0新時代，其12個成員國涵蓋了全球經濟總量的36%，全球13%的國際貿易。
2017年1月，美國正式宣布退出TPP，使得TPP難以繼續推進。2013年，美國開始推進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其成員國美國和歐盟國家占全球經濟總量的50%，占全球貿易總量比重的33%，然而原定于2016年之前結束的TTIP并沒有如期在奧巴馬政府任期內結束，新一輪談判遲遲沒有啟動，前景不明。
00:28:37 與西方國家主導的兩大貿易協定前景堪憂相比，中國在全球貿易規則重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中，2010年啟動的自由貿易協定（FTAAP）亞太地區，成員占全球經濟總量比重的60%，占全球貿易總量的46%。2016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4次領導人會議在秘魯首都利馬閉幕，會議批準了《亞太自貿區集體戰略研究報告》和相關政策建議，并以此作為《亞太自貿區利馬宣言》，亞太自由貿易協定正在積極推進中，前景明朗。
而2011年啟動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第17輪談判在日本神戶開幕，談判圍繞關稅、知識產權、服務貿易等領域展開，取得圓滿結束，而經濟技術合作和中小企業兩個領域已在之前的談判中基本達成一致，若RCEP談成，將涵蓋約35億人口，GDP總和將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29%，占全球貿易總量的12%，所涵蓋區域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
伴隨著這一貿易規則重構的是產業格局的調整，產業發展所面臨高端回流的壓力。特朗普上臺延續了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當局的“再工業化”政策，主張將最高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從目前的35%降至15%，同時提議對美國企業海外利潤一次性征收10%的稅，以此實現其將流向海外制造業的機會重新帶回美國的目的，而從實際的效果來看，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推進，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穩步上升至2015年的18.6%，較2011年的低點上升了2.1個百分點。
00:31:25
（四）新一輪科技革命給全球產業發展帶來新變革下，也與我國新舊動能轉換發生交匯
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興起，在科學領域，“學科交叉融合加速，新興學科不斷涌現，前沿領域不斷延伸，物質結構、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識本質等基礎科學領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人民日報》2014年6月10日）
在技術進步方面，一些重大顛覆性技術創新正在創造新產業、新業態。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廣泛滲透到各個領域，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同機器人和智能制造技術相互融合步伐加快，使科技創新鏈條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
00:33:18 而上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提供的動能面臨消退，科技進步、人口增長、經濟全球化等過去數十年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以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一個全球現象，德國、英國和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自2002年以來均步入一個放緩的節奏，而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較發達國家而言還很低，2002年以來有所上升，但近幾年上升幅度開始放緩。
我國需要緊緊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創造的歷史性機遇，實現發展動力的轉換。從投資端上看，2016年以來伴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化，新舊動能的投資也在發生轉換，傳統的采礦業、鋼鐵行業投資持續負增長的同時，計算機、儀器儀表等新興行業的投資則在穩步上升。而從產出端上看，也體現出了新舊動能轉化的特征，汽車、計算機、醫藥等行業增加值不斷上升的同時，傳統的煤炭、鋼鐵行業占比則下降明顯。
00:34:37
二、中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一）中國經濟觸底疊加特朗普新政等海外新環境，“三駕馬車”面臨新考驗
伴隨著2011年以來的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明顯放緩，2017年以來名義投資上行，實際投資增速仍在下降，反映投資需求仍舊乏力。從投資內部結構上看，基建投資相對保持高位，發揮了對沖老產業投資下滑的作用，房地產投資受地產調控以及土地供給的影響仍將處于低位水平，而制造業投資短期內仍將承壓供給側改革的影響。進入2014年以來，最終消費支出對于GDP的同比拉動已經開始相對穩定地超越資本形成總額對于GDP的同比拉動，成為支撐GDP同比增長的第一動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消費對于GDP的貢獻，一方面是來自消費的增長，另一方面是來自投資下降帶來的被動抬升。
00:36:14 短期來看，消費承壓汽車購置稅減半政策的影響，汽車銷售占社會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15%左右，2010年購置稅從減半提高到7.5%，再到2011年恢復10%的征收，汽車銷售增速大幅下滑。2016年購置稅減半政策調整為7.5%，2017年回歸10%，可能會引起汽車銷售增速下滑。2010年以來，我國的進出口額同比增速雙雙回落，進入2016年以后，進口增速開始低位反彈，而出口表現仍舊處于下行通道。從未來短期內看，美歐經濟的復蘇利好我國的外貿出口，但美國特朗普新政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歐洲受英國脫歐影響仍舊存在較大的風險因素。
00:37:18
（二）“環保風暴”硬約束下，傳統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可持續 與以往環境保護顯著不同的是，《“十一五”規劃綱要》首次將環境保護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在我國環境保護體系下，國家和地方的環境保護部門是環境保護工作的統一監督管理部門，然而，各級人民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主要責任。
也就是說，地方的環境保護部門受到地方政府約束。當環境保護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地方官員保護環境的積極性就可以被充分調動起來，從而增加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2006年以后，我國環境保護進入新階段，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化學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逐年降低。
我國高耗能行業占比高，單位GDP能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嚴重，強化“環保風暴”非常迫切。在經濟發展初期，為了促進經濟更快發展，我國大力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中，六大高耗能行業發展尤為迅速，其中包括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
00:39:13 大量的能源消費支撐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隨著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不斷降低，然而由于高耗能行業在工業中占比較高，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依然過高。2013年，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為1862.8（千克石油當量），為同期英國、日本和美國的2.34、1.85和1.37倍。
環境保護加強將對我國工業和GDP造成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直接的負向影響，即環境保護加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受沖擊，導致工業和GDP增速下滑；二是間接的正向影響，即環境保護加強，資源從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流向低耗能、低污染行業，例如，節能環保行業、服務業等，從而促進該類行業發展，進而間接地促進工業和GDP增長。人口紅利逐漸衰退下，人力資本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
00:40:55 從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上看，中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10%，0-14歲人口占17%，勞動力人口占73%。從演變趨勢上看，老齡人口占比近幾年不斷上升，而0-14歲人口占比下滑明顯，勞動力人口占比則波動上升。從區域結構上看，我國的老齡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為東部及東北部沿海地區。其中，江蘇（12.7%）、上海（12.8%）、遼寧（12.9%）、重慶（13.3%）老齡化水平表現最為明顯。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單獨二孩”政策逐步落地實施。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中國推行了三十多年的城鎮人口獨生子女政策真正宣告結束。到2050年中國主要人口集中在60-64歲年齡段，其中，男性人口達到6200萬人，而女性人口達到5814萬人，已經體現出明顯的老齡化狀態。
00:44:02 而進入2010年后，中國老齡化水平則更加明顯，徹底演變為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這就意味著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并不能改變我國的老齡化進程。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為了控制人口總數，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采取了諸如減少產假和政府津貼，以及限制孩子就讀名校等措施。限制生育政策起到了顯著的作用，突出表現在人口總和生育率在70年代迅速減小，并且在進入80年代以后仍然保持下降趨勢。
但是，新加坡政府在80年代后期發現隨著年輕一代生育觀念的變化，出生率不斷下降，新加坡人口出現較為嚴重的老齡化現象，因而政府開始調整相關政策鼓勵人們生育，尤其是對生育多孩的家庭實施大幅度的現金獎勵。但是，現實表明，新加坡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總和生育率在80年代末僅受到短暫的沖擊，其后繼續表現出長期的下降趨勢。00:45:59 伴隨著人口結構演變的是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根據《2015/2016年全球50國薪酬計劃報告》顯示，中國各個行業的基本工資比東盟勞動力成本相對最高的印度尼西亞高出5%-44%，其中，初級白領專業人員平均的基本工資是2.1萬美元/年，高出印尼相同階層雇員的30%。
而從專業和中級管理階層的薪資水平上看，中國也高出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如專業人員的平均薪資分別是越南和菲律賓的1.9倍和2.2倍，而中等管理階層的薪資比印度尼西亞高出44%。在人口紅利衰退的情形下，人力資本水平還不能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從全球主要國家的受教育水平指數來看，我國仍處于相對低位水平，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
00:47:46 比如就山東省濟寧市來說，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加快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為緊迫。產業結構不合理，重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的70.2%，傳統動能主導地位尚未根本改變。新經濟規模偏小，占比低于全省8.7個百分點，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處于起步或跟跑階段，新動能對經濟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濟寧市研發創新投入不足，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低于全省0.45個百分點，自主創新能力亟待提高。燃煤總量4860萬噸、占全省的六分之一，電廠密度排全國第二，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均居全省前列，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重點領域改革難度加大，開放型經濟發展滯后，知識、技術、資本等先進要素吸納能力較弱，政務服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這些是我市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必須著力突破的關鍵問題，迫切需要創新舉措盡快解決。
第二節
02中國產業發展基本情況與未來展望
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服務業的比重進一步提升，工業生產總體平穩，企業效益顯著改善。工業轉型升級持續推進。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增速進一步加快，高耗能行業的增速繼續回落，舊動能的重塑和新動能的培育穩步推進。
00:00:48 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對于重塑傳統產業的動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去產能超額完成目標，減稅降費帶動企業成本下降，企業資產負債率有所降低，房地產去庫存取得明顯效果。新動能培育加快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取得積極進展，股權眾籌、眾創空間等新的創業創新模式得到發展，創新成果相繼涌現。
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平臺經濟、分享經濟、協同經濟等新模式廣泛滲透。網絡購物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增長，順應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的新產品不斷涌現，但中國的產業發展仍然存在一系列突出問題：資金脫虛向實、金融業無序擴張、房地產風險積聚、企業負債率仍然偏高、企業融資成本顯著抬升等均制約了實體經濟競爭力的提升。
00:02:31 展望未來，中國的產業轉型與新舊動能轉換仍將持續推進。消費將成為中流砥柱，消費升級勢不可擋。從消費結構轉換的方向來看，交通和通信、文教娛樂和醫療類等代表發展享受類的消費比重不斷上升。向服務類和發展享受類消費升級的方向決定了產業結構轉型的方向。舊動能的重塑仍然需要時間。舊動能仍在逐步出清，尚未具備再出發的能力，尚無法支撐中國經濟步入新周期。
居高不下的債務率仍然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而金融去杠桿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對舊動能產生沖擊。新動能的發展勢不可擋。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以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大大拓展了發展空間。
00:04:35 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路徑在于改革開放，應通過國企改革、金融市場化改革、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立，重塑舊動能。而新動能的培育需要通過簡政放權、放寬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鼓勵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創新發展，為新動能的培育提供市場空間。
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速換檔和結構轉換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傳統產業在經歷了連續多年的高增長和前期政策刺激之后，面臨著需求相對不足、產能相對過剩的挑戰；另一方面，新興產業仍然在培育，新的動能正在興起，但仍然未能充當起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角色。
這就意味著，在一段時期內，傳統產業仍將在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新舊動能的轉換具有長期性。在這一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通過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以重塑其發展動能，并通過新動能的培育加快新舊動能的轉換，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健康發展。
00:07:33
一、目前中國產業發展的總體情況
2016年，在經濟增長基本平穩的情況下，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提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進一步凸顯。工業增加值保持了平穩增長，但微觀層面的企業效益則出現了顯著改善。工業內部的結構也在進一步優化，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占比提升，高耗能產業的占比進一步降低。能源結構進一步優化，傳統能源的生產下降，新能源生產快速增長，清潔能源的比重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單位能耗進一步下降。
00:08:24
（一）服務業占比提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進一步凸顯 2016年，中國的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進一步提升至51.6%，比2015年提高了1.4個百分點；而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占比則分別降至8.6%和39.8%，分別較2015年回落了0.3和1.1個百分點。
從增長情況來看，三次產業的增速較2015年均有所下滑；但第三產業增長最快。2016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7.8%，高于第二產業的6.1%和第一產業的3.3%。從對GDP增長的拉動來看，第三產業是GDP增長的最主要拉動力，且貢獻仍在進一步提升。2016年，第三產業拉動GDP增長3.9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進一步提升至58.4%；第二產業拉動GDP增長2.5個百分點，貢獻率則回落至37.2%；第一產業拉動GDP增長0.3個百分點，貢獻率回落至4.4%。
00:09:17
（二）工業生產總體平穩，企業效益顯著改善
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6%，較2015年略降低0.1個百分點。從全年的走勢來看，工業生產基本平穩，全年圍繞著6%上下波動。
從工業內部的結構來看，采礦業增加值增速顯著回落，由2015年的2.7%降至2016年的1%，主要是受到供給側改革的影響。而制造業增加值增速則由2015年的7%小幅回落至2016年的6.8%，表現相對平穩；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則由2015年的1.4%提升至2016年的5.5%。
2016年，受益于PPI的顯著上漲，工業企業效益顯著改善。2016年，企業利潤增長8.5%，而2015年下跌為2.3%。從工業內部結構來看，改善最明顯的是上游的采礦業，其利潤由2015年的58.2%降至2016年的27.5%，這也與上游的價格改善最為明顯有關。
制造業的利潤增速由2015年的2.8%提高至2016年的12.3%。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利潤增速則由2015年的13.5%降至2016年的-14.3%，主要是因為上游價格的上漲擠壓了公用事業的利潤空間。
00:11:09
（三）工業轉型升級持續推進，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2016年，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增速進一步加快，并顯著高于工業平均水平。其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長9.5%，較2015年提升2.7個百分點，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出3.5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增長10.8%，較2015年提升0.6個百分點，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出4.8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在規模以上工業中的占比也分別達到32.9%和12.4%。
而高耗能行業的增速則繼續回落，并低于工業整體水平。2016年，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長5.2%，較2015年回落1.1個百分點，比工業整體水平低了0.8個百分點。六大高耗能行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則降至28.1%。00:12:20 工業增長更加依賴于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2016年，裝備制造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高技術制造業的貢獻率達到21.6%。而傳統資源密集型行業對工業的拉動減弱。六大高耗能行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降至24.7%，采礦業的貢獻率則降至-1.3%。
電子、汽車已成為拉動我國工業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主導行業。2016年，電子、汽車行業現價增加值分別占工業的7.5%和6.9%，兩個行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7.9%。符合消費升級發展方向的智能手機、智能電視、集成電路、光電子器件、suv、新能源汽車等生產均保持較高增速。
00:14:05
（四）出口仍保持較強競爭力
2016年，盡管我國出口同比下跌7.7%，但部分原因是全球貿易的下滑。根據WTO的數據，2016年全球商品貿易下滑3.24%。此外，由于出口增速采用美元計價，匯率貶值也會拉低美元計價的出口增速。事實上，2016年以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增速僅下跌2%。
而從我國出口占全球貿易的比重來看，國內產品仍然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力。2016年，中國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高達13.15%，這一比重僅次于2015年。盡管近年來，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提升，國內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受到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的競爭壓力，但我國的出口競爭力并沒有出現顯著的下滑。
從結構上來看，機電產品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仍然是出口的主力。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2016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7.98萬億元，下降1.9%，占我國出口總值的57.7%。同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2.88萬億元，下降1.7%，占出口總值的20.8%。
貿易方式結構有所優化。從貿易方式來看，2016年我國出口金額中一般貿易的占比進一步上升至53.84%，較2015年上升0.3個百分點。
00:16:00
（五）能源結構優化，單位能耗降低
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環保標準的提升，我國傳統能源的生產下降，新能源生產快速增長，清潔能源的比重不斷提高。同時，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單位能耗進一步下降。
近年來，煤炭、原油等傳統能源生產明顯下降，天然氣、電力和新型能源生產顯著增加。原煤生產自2014年以來連續下降，2016年降至34.1億噸，比上年下降9.0%；2016年原油生產19969萬噸，比2012年下降3.8%；天然氣生產1369億立方米，比2012年增長23.8%；電力生產61425億千瓦時，增長23.2%，新型能源（核電、風電以及其他新型能源）發電快速增長達5120.5億千瓦時，增長1.3倍，其中核電增長1.2倍，風電增長1.5倍。
00:16:56 在能源的消費結構中，煤炭的比重由2015年的63.7%進一步降至62%，而水電、風電、核電、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19.7%，上升1.7個百分點。單位能耗進一步降低。2016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5%。00:17:41
二、供給側改革重塑舊動能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明確提出主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而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對于重塑傳統產業的動能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視頻：李克強：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頻：李克強：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00:27:28
（一）去產能目標超額完成
2016年，原計劃淘汰鋼鐵產能4500萬噸，但實際去產能6900萬噸；計劃淘汰煤炭產能2.5億噸，實際去產能2.9億噸。通過落后產能的淘汰重組，市場格局得到優化，行業集中度得到顯著的提升。
根據工信部數據，2016年國內鋼鐵產業集中度有所提高。CR10上升為35.9%，同比增長1.7%；CR4上升為21.7%，同比增長3.1%。而去產能也促進了相關行業的價格改善和效益提升。煤炭行業的出廠價格指數的同比跌幅顯著收窄，由2015年的下跌14.7%提高至2016年的下跌1.7%。鋼鐵行業的出廠價格指數同比增速由2015年的-16.7%提高至2016年的2.5%。
而煤炭和鋼鐵行業的盈利在2016年也實現了大幅度的提高。2016年，煤炭行業實現利潤總額1091億元，較2015年增長223.6%；鋼鐵行業實現利潤總額1659億元，較2015年增長232.3%。
00:28:56
（二）企業成本有所下降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介紹，2016年企業稅費成本和用能成本均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其中，2016年營改增減稅約5000億元，涉企收費減少560億元，企業用能成本減少2000億元。除此之外，得益于前期偏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企業的利息支出也在2016年有了顯著的下降。
從工業企業的數據來看，2016年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成本率為85.52%，較2015年下降0.16個百分點。而2016年企業利息支出同比下降6.2%。
00:30:20
（三）企業去杠桿取得一定進展
2016年，得益于企業效益的顯著改善和一系列去杠桿舉措的推出，企業杠桿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由2015年的56.2%降至2016年的55.8%，下降0.4個百分點。其中，2016年采礦業的資產負債率為60.9%，較2015年提高1.2個百分點；而制造業則顯著降低0.7個百分點至60.9%；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則小幅降低0.1個百分點至60.9%。分企業類型來看，股份制和私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降低比較明顯。2016年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61.4%，與2015年持平；集體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61.1%，提高0.2個百分點；股份制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則由57.1%降至56.6%；外資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也小幅降至54 1%；而私企的資產負債率則由51.2%降至50.7%。
00:31:11
（四）房地產庫存部分去化
2016年，得益于一系列房地產去庫存政策的實施，房地產銷售增長強勁。一方面，地產銷售受到前期寬松政策的帶動；另一方面，棚戶區改造也對地產去庫存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根據住建部的數據，2016年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達48.5%，比2015年提高18.6個百分點，助力地產去庫存2.5億平方米。全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2.5%，遠高于2015年的6.5%。受此帶動，房地產投資增速也由2015年的1%提升至2016年的6.9%，對于支撐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00:32:26 而房地產去庫存也取得積極的進展。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由2015年底的7.19億平方米下降至2016年底的6.95億平方米，同比下跌3.2%。而住宅類待售面積由2015年底的4.52億平方米下降到2016年底的4.03億平方米，同比下跌11%。
值得注意的是，地產銷售的火爆帶動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但也醞釀著房地產泡沫的風險。截至2016年12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0.5%，其中，一線城市上漲25%，二線城市上漲17.6%。而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引發政策層面的高度關注，一系列限購、限貸政策在2016年10月后密集出臺。
00:34:51
三、新動能培育持續推進
李克強總理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培育發展新動能”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必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新動能覆蓋一二三產業，重點是以技術創新為引領，以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以知識、技術、信息、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為支撐，體現了新生產力發展趨勢，是實體經濟發展升級的強大動力。
近年來，我國積極實施“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等戰略，積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蓬勃發展，新動能的發展得到較快的推進。
00:37:22
（一）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積極推進
隨著商事制度的改革以及一系列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出臺，中小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降低，創新創業的積極性被激發。根據政府工作報告公布的數據，2016年全年新登記企業增長24.5%，平均每天新增1.5萬戶，加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市場主體每天新增4.5萬戶。
股權眾籌等新的模式開始興起，涌現出如眾籌天地、人人籌等代表性的眾籌平臺。截至2016年底，全國共有417家眾籌平臺，較2015年增加112家。其中，股權式眾籌平臺182家，較2015年增加34家。在創新領域，新的創新模式積極發展。
00:38:33 2016年全國眾創空間數量達4200家，增長84倍。一系列重要的科技創新成果，如超級計算機、量子通信等相繼涌現。全年研發經費支出15500億元，增長9.4%，占GDP的2.08%。全年受理境內外專利申請346.5萬件，授予專利權175.4萬件。（視頻：激發創新創業微活力，加快新舊動能轉化。）
00:42:56
（二）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
“互聯網+”深入推進，平臺經濟、分享經濟、協同經濟等新模式廣泛滲透，線上線下融合發展。網絡購物快速發展。2016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41944億元，同比增長25.6%，遠高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4%的增長。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也進一步提高至12.6%。
如果再考慮服務，則2016年網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合計達到51556億元，同比增長26.2%。2016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26.1萬億元，同比增長19.8%。2016年，快遞業務量312.8億件，業務收入同比增長43.5%。
00:44:40 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2016年銀行業金融機構共處理電子支付業務1395.61億筆，金額249445萬億元。其中，網上支付業務461.78億筆，金額208495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6.96%和3.31%；移動支付業務25710億筆，金額157.55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85.82%和45.59%。
2016年，非銀行支付機構累計發生網絡支付業務81639.02億筆，金額9927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99.53%和100.65%。根據中國保險業協會的數據，2016年共實現互聯網保險收入2347億元，其中互聯網財險收入403億元，互聯網人身險收入1944億元。互聯網保險收入占總保費收入的7.6%。
00:45:46
（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
《2017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形勢展望》顯示，2016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27個主要行業主營業務收入達19.1萬億元，同比增長11.3%。其中，太陽能發電產業增長41.2%，鋰電子電池制造業增長31.6%，信息化學品制造業增長17.8%，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14.9%。（視頻：2017中國工業經濟處三年來最好水平。）
00:48:04 2016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10.5%，比規模以上工業高出4.5個百分點。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同時，順應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的新產品不斷涌現。
2013-2016年，光電子器件產量年均增長27.1%，光纜年均增長19.1%，移動通信基站設備年均增長33.1%，電工儀器儀表年均增長17.8%，太陽能電池年均增長22.1%，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suv）年均增長45.7%，環境污染防治專用設備年均增長12.7%。2016年，新能源汽車銷量達50.7萬輛，同比增長53.13%。
第三節
四、中國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資金脫實向虛，金融業無序擴張
近年來，在政策推動和市場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不斷攀升。同時，一大批影子銀行業務無序擴張。中國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快速擴張，由2008年的5.7%快速攀升至2016年的8.35%。這一比重不僅明顯高于新興經濟體的水平，而且也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的這種快速擴張，并不意味著我國金融深化的程度顯著提高，而恰恰反映了國內金融業的效率比較低，使得每一單位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金融資源來支撐。同時，金融業的無序擴張，也是資金脫實向虛、層層嵌套的反映，對于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是不利的。
00:01:05 在金融業無序擴張的同時，國內監管卻存在缺位，導致金融領域一系列風險集聚。2015年以來，我國的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等領域的風險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來。因此，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40次集體學習中，總書記也明確表示：“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也明確提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00:02:12
（二）房地產市場風險積聚
在2014年以來一系列貨幣寬松政策的影響下，房地產市場在2016年迎來爆發式的增長。2016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2.5%。同時，全國房地產價格也出現大幅度的上漲。2016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0.5%，其中一線城市上漲25%。2017年以來，盡管國家加強了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房價漲幅有所回落，但絕對價格同比仍然呈上漲之勢。
一方面，高房價會影響實體企業的競爭力。高房價使得投機資金更容易從實體領域流向房地產市場，降低了實體企業的資金可獲得性，加劇資金脫實向虛。同時，高房價也提高了城市的用地成本和生活成本，進一步推升了勞動力價格。這將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成本壓力，降低國內產品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高房價也使得房地產市場的風險不斷累積。大量投機性的資金集聚在房地產市場，容易導致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同時，房價高漲也推升了居民加杠桿的沖動。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占全部新增人民幣貸款中的45%。
00:03:15
（三）企業杠桿率仍然偏高
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的宏觀杠桿率尤其是企業層面的杠桿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16年底，我國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率為257%。其中，2016年底，企業部門的債務率更是高達166.3%。我國企業部門的債務率不僅高于同期新興經濟體的水平，也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
導致我國企業杠桿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國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以及金融領域的資源錯配問題長期存在。由于這些體制性的因素，使得國有企業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因此，未來只有通過持續推進國企改革以及金融領域的改革和開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企業杠桿率偏高的問題。
00:04:08
（四）流動性邊際趨緊，企業融資成本上升
隨著全球經濟的弱復蘇，流動性整體趨緊。預計美聯儲2017年將有一次加息，其中3月和6月已分別上調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半年仍有一次加息，并且下半年美聯儲也將開啟縮表進程。而隨著歐洲經濟和英國經濟的好轉，歐央行和英國央行邊際收緊政策的概率也在提高。
國內方面，隨著經濟的小周期復蘇，貨幣政策邊際收緊；同時，一系列金融風險的集聚，也使得金融監管加強，并對貨幣政策構成約束。在強監管和政策邊際趨緊的背景下，融資成本出現比較明顯的上升。2017年第二季度，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上升至5.67%，較2016年第四季度提升40個基點。
00:05:03
五、中國產業發展形勢展望
短期來看，全球經濟正處于一輪小的復蘇周期中，但持續性仍有待觀察。國內經濟在2017年上半年保持了穩中向好的格局，但下半年仍面臨著一定的下行壓力。而“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仍將繼續推進。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流動性和國內的流動性都開始趨緊，帶來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將對產業發展帶來一定的沖擊。
從中長期來看，我國仍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傳統產業仍將在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并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舊動能的重塑需要一段較長時期的培育，產能過剩、杠桿率過高以及金融風險等問題，都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而新動能短期內也難以承擔起支撐中國經濟的重任，決定了國內經濟仍將處于筑底的階段，新周期難以在短期內啟動。但新動能的發展將勢不可擋。服務型和發展享受型的消費升級的方向，決定了產業結構的演變軌跡。當前，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我國具有明顯的大國優勢，可以在一個更大的市場范圍內分擔風險和降低成本。這種優勢不僅體現在互聯網經濟中，也表現在一些研發成本比較高，或者需要大量的資本支出的領域，譬如高鐵產業。未來，我國的新動能不僅體現在數字化和智能化，也體現在裝備制造領域的技術升級、環保和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等方面。
00:07:16
（一）產業發展面臨的內外部形勢分析
全球經濟處于一輪小的復蘇周期中，但持續性仍有待觀察。自2016年第四季度以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PMI整體呈現出改善的趨勢。2017年4月，IMF將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由之前的3.4%調高至3.5%，尤其是大幅上調了英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而從目前的經濟運行態勢來看，歐元區的經濟也比預期的強勁。
政治方面，荷蘭和法國的大選均平穩度過，之前市場比較擔心的民粹主義“黑天鵝事件”沒有重演；而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看來也比之前擔心的要平穩。因此，2017年的外貿格局整體上出現了比較顯著的改善。2017年前8個月，出口累計增長7.6%，遠好于2016年的-7.73%。
00:09:05 中國經濟則處在L形的筑底階段。2017年上半年，國內經濟穩中有升。主要有幾個方面的支撐：一是企業繼續補庫存；二是PPI上漲帶動企業盈利改善和制造業投資回升；三是地產投資仍然保持較快增長；四是外部形勢有所好轉，出口增速提升。但整體來講，2017年國內經濟可能呈現出前高后低的走勢，后續仍有回落壓力。
一是企業補庫存周期可能已經見頂回落，補庫存將逐漸過渡到去庫存，對經濟有一定的拖累；二是地產調控政策趨嚴，地產銷售已顯著回落，后續地產投資也面臨下行壓力；三是在基數效應下，PPI增速已開始下行，并帶動企業效益逐步回落。但考慮到出口仍然在改善且制造業投資仍有小幅的修復，預計下半年回落壓力可控，全年經濟增長實現預期目標是可以做到的。
00:10:37 供給側改革仍將繼續推進。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要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而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扎實有效去產能。今年要再壓減鋼鐵產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同時，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
去庫存方面，主要是堅持因城施策，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三四線則繼續鼓勵去庫存，并通過棚戶區住房改造等手段加大支持，去杠桿則主要是針對企業領域的去杠桿。而降成本方面，根據2017年6月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合計全年將為企業減負超過1萬億元，其中降費占60%以上。
00:11:58
（二）消費成為中流砥柱，消費升級引領產業發展
消費結構的演變決定了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是不斷提高的。相對于投資來說，消費的增長相對平穩。在中國經濟L形的筑底階段，消費仍將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從消費結構轉換的方向來看，服務類的、享受發展類的消費比重將日益提升，消費升級的方向決定了產業結構轉型的方向。
從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來看，兒童和老齡人口的比重日益提升。尤其是二胎政策的全面放開，將進一步提高新生兒的比重。而這部分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是比較高的，這會提升整體的消費意愿，帶動消費在經濟中的占比進一步提升。因此，未來的產業發展要更多地從居民消費的需求出發，尤其是要更多地考慮到兒童和老年人口的消費意愿。嬰幼兒用品、教育、醫療保健等領域都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
00:13:21 根據2013-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到消費結構轉型和升級的方向。食品煙酒、衣著和居住類等的消費比重顯著下降，而交通和通信、文教娛樂和醫療類代表發展享受型的消費比重在不斷上升，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一定是朝著服務類的且滿足人們豐富的精神享受型的方向發展。00:13:52
（三）舊動能的重塑仍然需要時間
目前，我國仍然處在城鎮化發展的中期階段。2016年，我國城鎮人口的占比為57.35%，仍然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期，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仍較大。因此，傳統產業在經濟增長中仍將占有一席之地，且具備廣闊的發展空間。關鍵是要通過產業格局的優化、體制機制的改革，提高傳統產業的資源配置效率，重塑經濟增長的舊動能。
盡管供給側改革實施以來，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績。并且，從現實情況來看，也出現一些積極的跡象。企業效益出現顯著的改善，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由底部開始回升，因而無法支撐中國經濟步入新的增長周期。另外，從政策層面來看，隨著環保約束的加強，也不允許傳統的高污染行業進行新一輪的快速產能擴張。
00:15:14
（四）新動能的發展勢不可擋
2017年6月22日，李克強總理曾明確表示：“當前，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可能重塑國家競爭力在全球的位置，顛覆現有很多產業的形態、分工和組織方式”。在6月27日的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表示：“以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不僅創造了新的供給和需求，大大拓展了發展空間，也給各方帶來更多平等參與的機會”。
可見，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的過程中，新動能的發展勢不可擋。而新一輪工業革命以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為代表，意味著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將深刻地重塑產業的格局。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具有明顯的大國優勢，可以在一個更大的市場范圍內分擔風險和降低成本。
這就意味著，在一些新興的并且具有明顯規模經濟性的行業中，我國是具有比較大的比較優勢的。這一點在互聯網經濟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互聯網技術的應用方面，我國可以利用自身的大國市場，獲取彎道超車的優勢。我國巨大的消費市場，與互聯網技術的規模經濟性和網絡經濟性相契合，可以降低互聯網應用的邊際成本。
00:16:22 而我國在平臺經濟、互聯網支付等領域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未來也將會有更多的產業和應用場景與互聯網相結合。而在人工智能領域，Althago的表現以及無人駕駛等領域的成績已經宣告人工智能的廣闊前景。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積極去探索和發展的領域。
除了互聯網經濟，我國的大國優勢還可以體現在一些研發成本比較高，或者需要大量的資本支出的領域。譬如我國的高鐵產業，就是憑借我國的大市場優勢，成功地實現了追趕和跨越，已經成為我國產業走出去的一張名片。
2017年以來，隨著C919大飛機的試飛成功、第一艘國產航母的下水、量子衛星取得的成就以及可燃冰等技術的突破，標志著我國在培育新動能方面繼續取得新的成就。未來，我國的新動能不僅體現在數字化和智能化，也體現在裝備制造領域的技術升級、環保和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等方面。
00:17:34
（五）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路徑在于改革開放
無論是舊動能的重塑還是新動能的培育，都決定了中國產業發展和經濟走勢的最根本途徑還是改革。一方面，舊動能存在的很多問題都面臨著體制性的束縛，譬如預算軟約束帶來產能盲目擴張和過度負債問題，導致產能過剩和杠桿率偏高；譬如金融資源壟斷和結構扭曲帶來的融資成本高等問題，損害了傳統產業的競爭力；譬如土地財政和戶籍制度限制導致的房地產價格和庫存的區域分化問題等等。
要從根本上解決傳統產業面臨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只能通過改革。通過國企改革、金融市場化改革、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立，真正地實現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杠桿、減輕企業成本、去房地產庫存等目的，重塑舊動能，使傳統產業獲取再出發的能力。
00:18:53 李克強總理曾表示，對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要本著鼓勵創新，探索審慎監管方式，使市場包容有序、充滿活力。因此，我們認為新動能的培育需要政府行政管理體制變革，通過簡政放權和負面清單，簡化審批程序，鼓勵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創新發展。此外，要放寬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打破國企壟斷和服務領域的壟斷，為新動能的培育提供市場空間。同時，新動能作為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試驗的成本和較高的風險，這種風險和收益的不匹配要求政府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降低新動能培育過程中的外部性。
00:20:11 事實上，我們也確確實實可以看到改革和開放的實質性推進。一是自貿區范圍進一步擴大。2016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2017年3月，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并發布各自的總體方案。
二是設立雄安新區。4月1口，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并將之定位于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承擔著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等重要職能，將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田。
三是“一帶一路”加快推進。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吸引了29個國家的參與，對“一帶一路”的資金支持力度也進一步加大。以此為契機，“一帶一路”的推進將進一步加快。四是國企改革加快推進。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國企國資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00:22:16 截至2017年4月，第一批9家試點的方案已基本批復；第二批10家試點企業名單已由國務院審議確定；第三批試點遴選啟動。五是資本市場開放取得積極進展。6月21日，MSCI宣布，決定將A股納入其指數體系。6月21日，人民銀行發布《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管理暫行辦法》，繼續推進債券市場對外開放。
比如，濟寧市確立了發展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四新”促“四化”，統籌改革、創新、開放三大動力，聚焦園區、企業、項目三大載體，強化服務、人才、基礎設施、生態、要素五大支撐，積極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醫養健康等新興產業壯大新動能；
改造提升高端化工、紡織服裝、高效農業、文化旅游、現代金融等傳統優勢產業形成新動能，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傳統產業提質效、新興產業提規模、跨界融合提潛能、品牌高端提價值，建設全國資源型城市新舊動能轉換示范市，開創經濟社會創新發展轉型發展持續發展新局面。
00:24:49 濟寧市的主攻方向：適應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大力發展“四新”、促進“四化”、實現“四提”。一是聚焦新技術，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集群發展。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智慧制造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老樹發新芽”“有中出新”，實現傳統產業提質效。二是聚焦新產業，提升創新平臺驅動力，實現產業智慧發展。推動知識、技術、創意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做大做強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筑巢引新鳳”“無中生有”，實現新興產業提規模。三是聚焦新業態，提升三次產業聯動力，實現產業融合發展。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產業與互聯網融合、生態旅游與上下游產業融合、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等，形成乘數效應，實現跨界融合提潛能。
四是聚焦新模式，提升品牌影響力，實現產業高端發展。全面做強產品、企業、行業、區域品牌和地理標志品牌，誠信為本、品行天下，實現品牌高端的價值。（視頻：山東代表團熱議高質量發展 全力以赴推進新舊動能轉換。）
00:28:43 03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升級的主要問題與戰略
我國新舊動能轉換不僅面臨著內部要素變化、結構調整的挑戰，同時，國際上逐漸抬頭的貿易保護等一些反全球化的行為，我國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亦對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帶來重大挑戰。一方面，我們需要充分認識我國在基本經濟要素、產業新舊動能上面臨著轉換接續脫節的風險，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認識到體制機制改革面臨的難題。
00:30:27 這就需要我國在結構性調整、新經濟業態的培育、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制度創新上深入推進，極大地釋放潛在的經濟增長的活力。結構的調整需要重點推進不同區域的發展模式的轉變，先發地區的重點在于探索構建適應新經濟、新動能的新體制機制，后發地區需要突破束縛動能釋放的傳統制度。
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中高速軌道是當前理論界和實務界非常關注的議題。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現在經濟的增長速度從10%左右兩位數增長平臺下降到了7%左右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面速度還能不能穩得住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取決于經濟增長的動能的轉換接續。前面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舊動能正在逐漸失去。要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就要看一些新的產業是否能夠及時發展起來，形成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00:32:21 上述產業新舊動能的潛在空間基本上體現了結構性的因素，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上述因素也恰恰是我國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而這些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往往和體制性、制度性問題糾纏在一起，對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形成較大制約。因此，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就必須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來破除阻礙經濟發展的“攔路虎”，釋放新的動力與活力。
從新舊動能轉換接續的本質來看，從根本上夯實經濟動能形成的基礎。從產業的角度，就需要辯證看待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關系。新舊動能轉換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題，更多地是要將新動能與傳統動能有機地結合，通過進一步地的改革開放，盤活經濟潛在的增長動力。
00:33:53
一、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面臨的主要問題
從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動力來看，傳統勞動力數量的紅利在逐漸減弱，勞動力成本不可逆轉的上升使得我國所依賴的這一傳統動能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日漸勢弱。創新驅動的動力也需要一定時間的積累與提升。而諸多體制機制的制約依然是我國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最大的攔路虎，而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順利地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
（一）我國新舊動能轉換接續面臨脫節風險
1.中國經濟長時期增長所依賴的大量廉價勞動力這一因素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勞動人口的結構在2010年出現了拐點，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的比重開始呈現下滑趨勢，表明我國有效勞動力的供給不像以前那么豐裕。盡管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力數量依然龐大，但我國的產業結構依然沒有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完成升級。
因此，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用工緊張，并傳導至整個經濟，導致用工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上述效應不僅體現在勞動者報酬的增長長期超過我國經濟的增長。這一現象表明廉價勞動力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出現了下滑。并且，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并不是一個短期現象，在由工資以及社保等福利費表示的勞動力成本不可避免地提高的情況下，其呈現出不可逆的趨勢。
分析勞動力成本影響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單位增加值勞動力成本，這一指標是勞動力成本與實際增加值的比值，它表示每增加一單位增加值所耗費的勞動力成本，反映了一個經濟體勞動力成本與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動情況。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呈持續增大的趨勢，表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在加速弱化，當生產率的增長難以彌補成本的上升趨勢時，表明當前勞動力成本上升給中國經濟轉型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
00:36:13 2.高投資、高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投資驅動經濟增長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過度的投資也造成了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產業過剩等問題，這也導致社會對投資驅動經濟往往批評較多。但實際上，投資對于經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論是要素驅動、投資驅動還是創新驅動，都需要以資本投入的增長為前提。
世界經濟發展歷程表明，資本要素能夠通過改善其他生產要素的產出效率來提高整個經濟的產出結構水平，因此，資本要素投入已成為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這其中的關鍵問題在于投資的效益與成本的關系、投資是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而不是不計成本的低效投資。因此，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依然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00:37:04 一方面，資本增速呈下降態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處于下降通道。不管是從投入法計算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還是從使用法計算的資本形成總額，在經歷了長期的增長后，增速上也明顯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低于10%的水平，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速也已經下降到6%以下的歷史低位。
這對于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的中國經濟來說，直接反應就是經濟整體的速度從高速增長開始轉換到中高速的平臺。投資貢獻率是反映投資對經濟拉動的重要指標，對于投資驅動型的經濟體而言，投資與國民經濟增長高度正相關。總體而言，資本形成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樣處于下降的通道，從這一角度來看，投資驅動中國經濟的動力出現了疲態，高投資、高增長的模式顯然難以為繼。
00:38:08 另一方面，從投資的結構來看，內部結構的優化是未來的重點。國有企業的投資基本保持穩定，整體上略有下降，占比基本維持在1/4左右，而私營企業投資則上升為占比最高，達到1/3左右，外商投資和港澳臺投資成逐年萎縮態勢，占比分別下降至2%左右。
從投資的增長速度來看，近幾年所有類型的企業投資增速均處于下滑的態勢，相對而言，私營企業的增躍速度處于高位，2015年只有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速止跌回升，外商投資和股份合作均處于負增長。而且，當前面臨的比較嚴峻的問題是民間投資下滑速度較快。
從2014年末開始長期低于全國固定資產的增速，在2016年長期處于5%以下的低速增長，這表明市場的活力與動力遇到較大阻礙，對未來的預期較為悲觀。因此，從未來投資的所有制格局來看，代表市場活力的非國有經濟將會進一步鞏固在投資中的主體地位，但動力不足是實現這一動能的最大障礙。而隨著外商投資的逐漸減少，中國經濟的內生驅動力將進一步增強。
00:39:15 從投資的產業分布來看，第三產業的投資在逐年上升，目前已經超過55%，這也表明我國的投資更多地流向了服務業這一經濟轉型的方向。但由于房地產投資計算在服務業中，最近幾年房地產投資的比重上升得比較迅速，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都超過23%，如果剔除掉房地產的因素，實際上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投資并不高，因此，優化第三產業內部的投資結構是今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方面。
使用率的高低是衡量固定資產投資效果最直接的指標之一。長期以來，我國的這一指標處于70%以下。而且，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來看，2013年以來逐年下降，出現負增長，而虧損額則在逐年增長。國有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占國民經濟主要地位的企業整體虧損較大。這表明作為我國經濟支柱的企業其發展績效表現差強人意，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時，這些企業由于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導致抗風險能力較差。
00:40:55 從中國經濟未來轉型的方向來看，創新驅動是必由之路，但我國的創新發展還不足以支撐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國研發投入上新臺階，企業的主體地位顯現，但結構問題依然嚴峻。2016年中國研發（R＆D）經費投入15500億元，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達2.08%，連續4年突破2%。
一般而言，作為一個向創新驅動轉型的經濟體而言，研發投入邁過2%這一門檻表明我國科技實力不斷增強，作為一個大國的創新基礎也在不斷夯實。研發強度代表國家推動科技的優先程度，表示對科技活動的重視程度，但與美國、日本3%左右的強度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2%向更高水平攀升時，面臨的困難也更大，我國從占比1%到突破2%花了10多年的時間。
00:42:15 隨著我國科技的發展，不僅要實現總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研發的效率，提高資金轉化的邊際效益。我國在科技研發產出總量方面成果較為豐富。在專利申請受理數和專利申請授權量方面，我國在全世界都處于領先的地位。
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已經突破50%的大關，達到了56.2%，科技的應用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但與美國、日本、芬蘭公認的世界上的創新型國家相比，這些國家的科技進步貢獻率一般在70%以上，我國與此的差距還比較明顯，創新驅動經濟發展還任重道遠。
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產業的新動能尚處于培育階段，新舊動能接續存在一定的斷檔期。按照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標準，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不到10%，還難以帶動中國經濟躍上新的臺階。而作為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樣對經濟的拉動乏力，近幾年高技術產品的進出口額增長一直處于下滑的通道，2014年、2015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這表明我國高技術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還較弱，容易受外部環境的干擾和影響。00:44:12
（二）傳統體制束縛舊動能的改造升級，制度創新滯后于新動能的發展需求
目前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往往都有著深層次的體制機制的束縛，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傳統動能的改造升級依然受制于體制的約束而轉型緩慢，許多非市場的因素導致我國經濟要素的誤置，進而對整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帶來較大的羈絆。
譬如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經濟領域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由僵尸企業所帶來的“僵尸經濟”的風險，一些僵尸企業已經成為新動能成長和舊動能改造的“攔路虎”。由于僵尸企業占據大量的融資資源，導致非僵尸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投資下降，給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較大隱患。眾多僵尸企業不能退出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轉型經濟的預算軟約束。
00:45:14
（三）世界經濟新格局給我國新舊動能的轉換帶來了嚴峻挑戰
除了中國內部存在的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制約著新舊動能轉換外，新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也對我國經濟動能的升級與培育帶來了重要的挑戰。
中國由于在經濟規模、經濟增速上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已經從以前的世界經濟的被動參與者轉變為重要的主動治理者。我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二、2016年貿易總量全球第二（在連續幾年占據全球第一后，2016年被美國超越，但出口依然是全球第一）、對外投資全球第二，這些都顯示出中國在全球重要的經貿地位，并且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穩步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一直高于世界的增長率。2013-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是世界平均增速的近3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31.6%，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貢獻率。中國經濟持續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器”和“加速器”。同時，中國也在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合作與治理，推動相關國際規則的構建，如我國積極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等。
00:46:47 隨著中國地位的崛起，在國際上也面臨著更多不確定性挑戰：A.世界經濟仍處于緩慢的恢復期，各大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仍然乏力，美國2016年的經濟增長只有1.61%，歐盟1.87%，日本只有1%，增長趨勢也未見有較大的起色，作為中國重要的經貿合作區域，這些地區的慢增長意味著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依然低迷。如果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則我國自身的新舊動能轉換的進程也會受到制約。
B.諸多“逆全球化”的因素也對中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僅僅是中國在進行新舊動能的轉換，國際上大多數經濟體都在進行這一轉型。出現了諸多如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后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措施等。這些都對全球化的深入起到一定的負面效果，具體表現在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很多世貿組織成員已經采取相應的貿易保護措施。
00:47:36 全球貿易預警組織發布的報告指出：2015年全球出臺的貿易限制措施的數量比2014年增加50%。2015年的貿易限制措施數量是自由貿易措施的3倍。世貿組織、經合組織和聯合國貿發會發布的《G20貿易投資措施報告》顯示：近一年來，G20成員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達到2009年以來最高數量。以WTO為標志的全球貿易一體化不斷受到挑戰，TPP、TTIP等區域性貿易組織和規則也前途不明。
這些一方面給我國貿易的未來環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會影響我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此外，美歐的移民政策、投資政策、監管政策等朝著去全球化方向發展，民粹主義也日漸抬頭，并且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這些“逆全球化”的現象同樣會傳導到經貿領域，影響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深度合作，從而限制了中國經濟動能轉換的空間。
另外，中國所處的亞太區域盡管經濟的增長是未來的亮點，但這一區域的地緣政治會對我國的經貿發展帶來更大的挑戰。南海問題、中印邊界問題、中日關系問題、中韓問題等都是羈絆中國經貿發展的棘手問題。這些背后大國之間的博弈更是增加了挑戰。這些挑戰不是短時期存在，可能在比較長的時間都是困擾中國經貿發展的不確定因素。會限制我國新舊動能轉換的空間拓展。
00:48:55
第四節
二、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主要戰略措施
由上可知，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經濟轉型關鍵時期。一方面，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的不斷涌現和國家經濟戰略的推行為我國經濟注入了新的問題；另一方面，傳統領域也在上述創新因素的推動下不斷煥發新的活力。與此同時，新舊動能的轉換也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及國內體制機制束縛。因此，現階段我國新舊動能的轉換需要新的戰略理念。
首先，新舊動能轉換不是一個靜態的切換，而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新舊動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現階段的新動能，在未來技術變革的影響下有可能成為傳統動能，傳統動能在新技術的融合下，也有可能煥發新的活力。
00:00:47 其次，實施新舊動能轉換需要國際化的視野，中國經濟動能轉換是世界經濟轉型的重要變量，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在經歷新一輪的經濟轉型升級。一方面，我們需要充分考慮重要經濟合作國家的經濟戰略決策；另一方面，也需要關注未來經濟、技術、國際規則發展的趨勢。
第三，在新舊動能轉換的戰略決策中，需要有歷史的維度，需要厘清現階段的重要特征。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歷了幾次比較大的新舊動能的轉換，20世紀80年代耐用消費品新動能的產生，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基礎設施投資的驅動、入世后貿易動能的發揮等都是比較明顯的動能轉換。
上述動能的轉換有一個基本的特征，即這些都是在結構扭曲下積累了很長時間爆發出來的，所以，其動能表現特別強勁，釋放得也很快。但現階段的動能釋放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新因素潛移默化的作用，在信息技術下的動能可能釋放的時間比較長，呈現螺旋式釋放的特點。基于上述的分析，我國在結構性調整、新經濟業態的培育、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制度創新上深入推進，是實現我國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所在。00:03:44 比如濟寧市的發展目標。按照“一年全面起勢、三年初見成效、五年取得突破”的要求，2018年，形成科學有效的新舊動能轉換路徑和推進體制機制，各項工作全面鋪開。到2020年，形成新興產業培育和傳統產業提升“雙輪驅動”發展格局，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明顯提高。
到2022年，基本形成新舊動能迭代更替新格局，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力爭高端裝備規模突破2000億元，紡織服裝和文化旅游實現1500億元，新一代信息技術達到1200億元，高端化工、現代農業突破1000億元，新能源新材料達到800億元，節能環保、醫養健康規模均突破500億元，現代金融突破300億元。00:05:50.23 質量效益全面提高。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發展。創新能力全面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創新創業蓬勃發展，創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全要素生產率明顯提高，力爭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到2.7%，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比重達到37%，每萬名就業人員中研發人員數達到60人，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2%。
動能轉換體制機制全面建立。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進一步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為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供強力的制度支撐。開放型經濟新優勢全面形成。積極融入“一帶一路”等開放戰略取得明顯成效，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到2028年，改革開放50周年時，與全省同步完成這一輪新舊動能轉換，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轉高效，產業結構、城鄉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持續優化，發展活力迸發、動力強勁。到2035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提升，“美麗濟寧”目標基本實現，“文化濟寧”品牌更加靚麗，人民生活更為寬裕，在現代化進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00:09:46
04產業轉型升級與新舊動能轉換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正由增量擴能向調整存量階段全面調整，經濟模式由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模式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模式全面轉型，經濟方位也正由傳統制造業主導的低端水平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支撐的高端發展階段全面過渡，經濟動能正由傳統增長的舊動能向新的增長動能全面轉變。下一輪我國產業轉型中新舊動能轉換呈現三點特征：
第一，新舊動能轉換伴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第二，新舊動能轉換將是一種長期過程并呈現區域性趨同。第三，新舊動能轉換是一種動態融合過程。同時，需要謹防產業轉型升級中新舊動能轉換可能出現的風險：一是新舊動能轉換不暢所引發的產業接續的斷檔風險；二是新舊動能轉換引致的經濟分化問題的加劇。因此，新舊動能轉換下如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至關重要，需要認識到我國區域產業升級孕育著巨大的動能，一方面通過改革開放釋放產業新動能，另一方面挖掘舊動能的潛力拓展發展新空間。
00:15:01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舊動能轉化
經濟發展過程實質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新舊動能轉換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到農業社會，再到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展現的就是一個新舊動能不斷迭代更替的發展過程。在過去對經濟發展起重要助推力的舊動能也會隨著比較優勢的轉換，逐步會轉換為新動能。
現如今，我國正值新一輪的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把握好過去新舊動能轉換的歷史經驗，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今后的新舊動能轉換的方向。
00:16:1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舊動能出現了兩次重要轉換。改革開放后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總體上處于脫貧和解決溫飽階段，為滿足城鄉居民“吃、穿、用”需求，輕工業得到迅速的發展，一度成為經濟中的支柱產業，成為這段時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尤其是以食品加工、紡織服裝等發展最為突出。
第一次新舊動能轉換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為了解決加工工業過快發展與能源、原材料工業發展不足之間的矛盾，80年代中后期，政策開始向公路、港口、電力、鋼鐵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傾斜，這時期第二產業得到迅速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第二次新舊動能轉換在21世紀初一至今，隨著我國產業體系的不斷健全，全國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基本上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以第三產業為代表的新動能得以迅速發展，以滿足居民消費需求升級中對“住、行”的需求。
00:21:03
（一）20世紀80年代輕工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重生產、輕消費”的傾向，生產供應基本滿足不了居民生活所需，消費需求受到抑制。1978年以后，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并快速釋放出對輕工業品的巨大需求，這一需求成為該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動能，推動以輕紡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浪潮，而輕工業的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居民消費生活的第一次大變遷。該階段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3元，年均增速達到17.7%，是迄今為止農民收入增幅最高的時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652.1元，年均增長11.3%。隨著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食品和衣著的消費支出占比呈現迅猛上升態勢，并成為該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動能。
緊接著，1985年開始，高收入增長推進城鎮居民消費生活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變革，居民消費從傳統的基本生活消費逐步向發展性消費轉移，形成以彩電、冰箱、洗衣機為代表的耐用消費品消費熱潮，這一熱潮大約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滿足市場消費需求為重要導向，家電工業通過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產能獲得“爆炸式”增長。
1986-1995年，家用電器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32.1%，大大超過同期工業總產值和輕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而“排浪式”的消費使得我國城鎮及早完成了家用電器的普及，家電的社會擁有率迅速提高。以電視機為例，80年代末期城鎮居民保有量已經達到100%，農村普及率也達到30%以上。進入90年代后，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小家電等家用電器的產量及市場容量都雄踞全球，家用電器成為我國在全球市場上的一張靚麗名片。
上述輕工業的蓬勃發展又進一步拉動了投資需求擴張。1984-198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45倍，且主要集中于輕工業領域，因此輕工業的生產能力急劇擴張，總產值比重從1978年的43%一度上升到1988年的51.4%。
在以輕紡工業發展為主導的工業化浪潮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并呈現出與兩次消費品需求熱潮相吻合的超常增長，1979-1988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9.6%，1983-1985年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10.3%、14.6%和12.7%，1987-1988年分別增長11%和11.2%。
00:28:41
（二）20世紀90年代基礎設施建設
經過輕工業的發展，基本上滿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進入20世紀90年代，為了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對農業、水利、能源、交通、郵電通信、原材料等行業的發展作出明確的部署，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迅速增長，這段時期，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1990-2002年，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基本建設累計完成投資80249億元，年均增長26%，比1979-1989年年均增幅高15.3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社會投資年均增幅高4.5個百分點。這一時期，國債資金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作用非常突出。
1998年起，在不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我國為啟動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5年內共發行66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這些資金主要用于農業、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城鄉電網改造、中央儲備糧庫等基礎設施項目，另外有部分技改貼息資金用于一些基礎產業的技術改造項目。
這些資金的投入，帶動了大量社會資本的進入，使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快速增長，從而進一步帶動全社會投資和整個經濟的穩定增長。1998-2002年5年間，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73380億元，年均增長13.1%，比同期全社會投資年均增幅高2.2個百分點，有力地帶動了全社會投資的增長，也使國民經濟平穩度過困難時期。
1990-2002年，是我國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一大批重大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建成投產，并開始發揮效益。全國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黑龍江和內蒙古100億斤商品糧基地等項目使我國農林牧漁業基礎設施水平得到改善；
神府東勝礦區、新疆塔里木油田、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電站一期工程、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二灘水電站等工程緩解了能源緊張狀況；京九鐵路、北京西客站、上海浦東和廣州白云新機場、上海地鐵2號線等項目投產，沈大高速建成通車，高速公路建設進入如火如荼階段，現代化交通網絡開始形成；水利方面進行了長江、黃河等主要干流、湖泊的防洪堤建設，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建設開始啟動。
在這種情況下，80年代那種輕工業增長超過重工業的格局被打破，自1991年第四季度，出現了重工業增長速度持續快于輕工業的態勢。1992年重工業增長速度高于輕工業3.1個百分點，1993年高于2.3個百分點。而且不同于改革前以重加工業為主導的自我循環、自我擴張的重工業發展，這次重工業化是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為主導的產業關聯帶動型的發展。
00:39:24 在產業投資結構中，第三產業投資持續上升。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158.2億元，同比增長19.6%，所占比重由2.8%下降到2.2%；第二產業投資3850.1億元，同比增長37.1%，所占比重由58.9%下降到53.6%；第三產業投資3174.7億元，同比增長73.7%，所占比重由38.2%上升為44.2%。
第三產業投資增幅之大，比重之高，為近年來所未有。特別是運輸、郵電、通訊業完成投資1450.35億元，同比增加748.64億元，增長106.7%，所占比重由14.7%上升到20.2%。即使在國家實施宏觀調控時，這些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重點建設項目所受影響也不大，有的項目則加快了進度。
1993年生產鐵路機車922輛，比上年增長15.5%；發電設備1534.3萬千瓦，增長17%；程控交換機981.42萬臺，增長162.7%。這幾類產品在1992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持續地高速增長，反映了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已成為我國工業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00:42:43
（三）21世紀產業以來的房地產產業發展
21世紀以后，居民對家庭設備和耐用品的消費趨于飽和，消費需求逐步向醫療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訊工具以及住房改善等方面轉移。與之相對應，以房地產為首的新一代耐用消費品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新一輪高速發展，成為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指出，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和住房供應體系商品化，標志著我國住房供應和分配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開。伴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發展，把壓抑了60多年的住房需求快速釋放出來了，中國進入近20年的房地產超常規發展時期。
198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僅101億元，經過近30年發展，2013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已達86013億元，是1986年的852倍，年均增長28.4%。房地產開發投資發展的特點以2000年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00年以前，房地產開發投資高速發展，但很不平穩，增速大起大落。1987-1999年，年均增長33%，其中，1992年增長117.5%，1993年增速又進一步攀升至165%，達到歷史最高點。
2000年以后，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比較平穩，2000-2013年，年均增長24.3%。房地產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步伐與住房市場化進程相吻合，1998年以后，隨著住房市場化不斷發展，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由1998年的4.1%提高到2013年的5.9%。房地產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2%上升到2013年的12.7%。00:48:57
第五節
二、下一輪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趨勢與潛在風險
（一）下一輪中國產業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特征
當前，A.我國經濟結構正由增量擴能向調整存量階段全面調整，B.經濟模式由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模式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模式全面轉型，C.經濟方位也正由傳統制造業主導的低端水平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支撐的高端發展階段全面過渡；D.經濟動能正由傳統增長的舊動能向新的增長動能全面轉變，可以說，經濟的新結構、新模式、新動能、新方位等一系列新特征正在逐步孕育壯大，即將破繭而出化蛹成蝶，成為主導中國經濟的嶄新力量。
00:01:03 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技術創新的飛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速度顯著加快。產業結構轉變是理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區別的一個核心變量，同時也是后發國家加快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Chenery etal，1989）。羅斯托（1962）認為產業結構演進或變動是一個經濟增長對技術創新的吸收以及主導產業經濟部門一次更替的過程。產業結構變動一般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速度不同，并且在技術要求和技術吸收能力上的巨大差異導致各產業增長速度的較大差異，從而引起一國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二是一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主導產業來推動國家的發展，而主導產業的更替直接影響了一國生產和消費的方方面面，在根本上對一國的產業結構造成巨大的沖擊。因此，產業結構的變動，確切地說產業轉型升級實質是新舊動能轉換的一種表現形式。
00:03:56 我國正是在歷經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充分認識下一輪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之中的新舊動能轉換的特征可以加深新舊動能轉換的認知，指導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政策的實施。下一輪中國產業發展中新舊動能轉換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新舊動能轉換伴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從產業轉型升級角度來看，新舊動能的轉換體現為產業結構中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結構的變化，以及制造業以及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變化。具體而言，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相對于制造業發展較快。
其中，服務業增加值高于制造業增加值，2006年制造業增加值為72437億元，服務業增加值為88554.9億元，到2012年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分別為161326.2億元和231626億元，年均分別增長14.28%和17.38%。同時，服務業增加值每年的增長率（較比于上一期）高于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并且服務業增加值率呈現上升趨勢。在制造業內部，新舊動能轉換體現為蘊含新動能的制造業行業運行狀況要優于依靠舊動能的制造業行業。
自2012年后，制造業內部的相關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基本上處于下降趨勢。其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增加值，醫藥制造業增加值，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加值以及化學纖維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其他行業，發展速度相對于依靠舊動能的制造業而言仍保持著高增長。
因此，在制造業內部新舊動能逐漸的進行分化，擁有新動能的制造業仍有著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2008-2016年，規模以上電子信息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10.9%。2016年，全國規模以上電子信息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快于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速4個百分點。
00:08:15 就服務業內部發展而言，新舊動能轉換體現在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優先于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以社會服務為代表的生活性服務業的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從2006年的1.52%下降到2014年的0.82%，平均每年下降8.02%。與此同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良好，2016年的四個季度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景氣指數處于上升趨勢，并且指數均高于100，生產性服務業呈現景氣景象。
總而言之，我國新舊動能轉換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著重表現為服務業增加值增長快于制造業增長，并且擁有新動能的制造業內部的行業發展速度較快，與傳統動能的制造業內部行業逐步分化開來；而服務業內部的發展表現主要體現在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體現在生產性服務企業的景氣指數的不斷提高。新舊動能的轉換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00:10:26 第二，新舊動能轉換將是一種長期過程并呈現區域性趨同。我國新舊動能轉換仍需要歷經持續性長期階段，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現階段我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仍較低，并且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能夠顯性代表新動能中的高技術產業發展較為緩慢。
研究表明，新動能的發展主要體現為服務業拉動作用增強。21世紀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持續增長，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達到266290.5億元，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并且在2015年達到338752.3億元。然而，從2007年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率達到最大值（6.57%）后，其拉動率呈現下降趨勢，最低值為2002年的3.51%。
此外，代表新動能的高技術產業發展較慢。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相對較低，2016年也僅僅略超出11%，達到11.8%。并且，高技術產業利潤的增長率從2010年的48.84%的高峰值逐步下降，最低值為2011年的7.84%，后雖有所反彈，但阻擋不了其下降的勢頭；與此同時，高技術產業投資額以及新增固定資產的增長近年來也處于下降的通道。
同時，新舊動能轉換呈現出區域性趨同。中國是一個具有顯著地區間“異質性”特征的大國，中國的人口和資源不是均勻分布的，中國地圖按照騰沖一璦琿縣黑河的“胡煥庸線”分為兩塊，在這條線的兩側不僅人口及其他各種資源分布不均衡，經濟發展水平也有明顯的差異和梯度。由此，中國內部的差異性使得產業可以有效的在國內進行梯度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從不同區域，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來看，2001-2015年期間，東中西部省份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率呈現趨同，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區域間第三產業對GDP增長拉動率隨時間的推移表現出變動的一致性，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表現得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區域間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率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2014年和2015年兩年的差距更不顯著。
00:14:49 第三，新舊動能轉換是一種動態融合過程。經濟發展必然會有新舊動能迭代更替的過程，當傳統動能由強變弱時，需要新動能異軍突起和傳統動能轉型升級，形成新的“雙引擎”，能夠更好地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是我國制造業行穩致遠的兩臺發動機，不可失衡。
既要加大力度發展新技術、新產業，著力提高新發動機“功率”；又要致力于傳統產業改造優化，修復舊發動機。發展新興產業是增加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以后也是新動能。新舊動能轉換是一種動態融合過程，不僅包括利用新動能改造傳統產業、傳統動能，形成新的動能，而且包括積極培育新動能。
全球科學技術發展十分迅速，新一代信息和互聯網技術、數字智能制造技術等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工業革命。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制造，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進行結合，能夠架起人、機器與資源之間的智能互聯橋梁，并產生高度自動化和高度連通的顛覆效應。例如，針對煤炭、電力、化工、冶金和建材等傳統高耗能產業，利用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可以使得傳統產業價值鏈上的各個環節都能產生新動能。
我國正在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而“互聯網+制造業”是重中之重，互聯網能夠從傳統產業的研發設計、流程再造、市場營銷及物流配送等多個方面起到引領帶動作用，甚至互聯網在推動傳統產業技術、工業、裝備等方面，也會加速傳統產業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轉型。可見，新工業革命不僅產生以互聯網為支撐的大規模定制化和智能化的生產方式，而且將直接導致傳統產業制造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00:22:06 現階段，新技術、新模式、新動能正快速地推動傳統動能加速改造升級。通過技術改造可以有效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盤活經濟存量。據估算，我國有大概100萬億元以上的傳統工業資產。經過多年積累，我國工業體系已比較完善，當下經濟企穩主要取決于現有企業和產業能不能修復動力。技術改造具有技術新、投資省、工期短、見效快、效益好等5個特點。
“十二五”期間，我國累計完成傳統產業技術改造投資金額達到37.5萬億元，是“十一五”期間的2.7倍左右。2016年1-8月，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同比增長13%，快于工業總投資10.1個百分點。在制造業內部相關行業的技術改造支出也在穩中有升。例如，醫藥制造業的技術改造支出由2000年的28.82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87.39億元，年均增長9.7%；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技術改造支出由2000年的52.08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16.4億元，年均增長6.9%。
域中的國家火炬計劃項目為新動能的發展提供巨大的資金支持。可以發現，2007年新材料獲得的資金最高，為3209.46億元；其次，是光機電一體化技術所獲得的資金，為2914.90億元；電子與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技術以及新能源和高效節能也獲得了大量資金支持。
新興產業取得科技活動成果也十分顯著。其中電子信息技術、航空航天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以及新材料及其應用所獲得的科技活動成果累計實現額度，從2006年的1354.63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4516.03億元，年均增長18.77%。其中，航空航天技術的科技活動成果實現金額的年均增長率最高，達到28.71%；而年均增長最低的為電子信息技術，為16.65%，也呈現高速增長。
00:28:21
（二）產業轉型升級中新舊動能轉換可能出現的風險
中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階段，這是一個充滿陣痛、十分艱難的過程，經濟增長難免有波動起伏，這是調整轉型時的一種正常現象。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我國產業轉型升級也需要提防兩類風險的出現：一是新舊動能轉換不暢，產業接續可能存在斷檔風險；二是新舊動能轉換可能會引致的經濟分化的加劇。
第一，新舊動能轉換不暢，產業接續可能存在斷檔風險。當前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化，經濟增速仍處于合理區間。然而，經濟新常態下舊動力漸弱，新動力將生，正處于交替期，結構性矛盾突出。
在新舊動力的交替期，傳統動能進一步衰減，新動能尚在培育中，經濟增長動力暫時面臨“青黃不接”局面，經濟增速的放緩不可避免。舊動力漸弱主要表現在傳統產業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出現經營困難、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下滑、地區行業和企業分化明顯；新動力則主要表現為相關產業投資增速和增加值增速均高于傳統產業，但這些增長不能完全彌補傳統產業的減速。
00:31:33 從產業部門來看，總體上制造業步履艱難，但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一枝獨秀，亮點閃耀。2016年前三個季度的工業數據表明，采礦業、高耗能行業的生產增速回落幅度較大，而高技術產業保持高速增長，其中醫藥制造業、計算機、通信等制造業增長也較快。這種經濟分化的趨勢在不斷增強，程度不斷加深。
例如，在經歷2016年3-4月的“短暫躁動”后，制造業和服務業擴張動能減弱，新舊動能接續轉換難度較大。受結構調整、去產能等影響，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增速明顯放緩；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外經濟下行大背景下也難以獨善其身，行業景氣指數繼續下滑，增速出現回落，難以填補傳統制造業下滑空缺。2016年1-4月，戰略性新興產業27個重點行業營收增速下降至10%；5月戰略性新興產業PMI回落明顯，下滑至55.3%，同比下降9個百分點，其中訂單回調幅度較大。
財智BBD中國的新經濟指數（NEI）2月以來連續下降，新經濟占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下滑至30.0%，略高于2015年8月以來的平均水平。盡管新興產業也在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增加值2015年增速為10.2%，近兩年始終比工業增加值的增速快約5個百分點；投資增幅17%，比工業投資增幅高出9個百分點。但問題是，占GDP的比重小。同時，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只占工業增加值的11.8%，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不到8%。
00:34:13 第二，新舊動能轉換引致的經濟分化加劇。我國擁有幅員遼闊的地域，并且東、中西部地區存在著經濟差距，這為我國產業的梯度轉移提供了條件。產業的梯度轉移不僅為轉出地的新興產業的入駐和產業轉型升級騰挪了空間，也帶動轉入地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使原有的潛在要素資源成為可利用的經濟資源要素。
產業梯度轉移是一種新舊動能轉換作用在區域中的結果，然而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仍要謹防經濟分化現象的加劇。經濟分化的加劇，一方面表現為資源和市場加速向新動能增長基礎和優勢好的地區、行業和企業集中；另一方面表現為舊動能經濟部分比重較高的地區、行業和企業加速收縮。這兩種力量可能引致經濟分化問題加劇。
2003年之前東中西部省份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之間的差距較小，2003年之后開始分化，并且在2007年東部省份與中西部省份的分化開始明顯，在2011年達到最大值，之后的年份，東部省份與中西部省份之間的分化未能呈現縮小的趨勢。可見，從全國總體區域分布來看，新舊動能的轉換需要謹防區域間的經濟分化加劇的風險。
同時，區域內的經濟分化問題也將逐漸顯現。以浙江省為例，新經濟和總部經濟較集中的杭州等市第一季度GDP持續兩位數增長（10.3%），而傳統經濟比重較高的紹興、嘉興、金華、溫州、臺州等增速放緩，收縮較嚴重。資源和市場加快向裝備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1-5月，電氣機械、汽車制造和通信電子等新興產業增速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別為8.9%、25.0%和14.6%；
服務業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等新興服務業增長較快；而以舊動能為主支撐的行業如化纖、有色金屬、印刷、煙草、酒飲料茶等制造業增速收縮、利潤下降，全省近半數行業（15個）增速在4%以下。依托大企業做配套協作和在新興產業領域創業創新的小微企業增速較快（9.0%），而缺乏市場先發優勢和能力進行新舊動能置換的中型企業嚴重收縮（3.5%）。
00:39:00
三、新舊動能轉換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新舊動能的轉換推動著產業的轉型升級，因此，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需要確保新舊動能的順利轉換。加快新舊動能轉換，要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為核心，從側重提高發展數量和效益轉向注重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率，一方面挖掘舊動能的新潛力，拓展舊動能的新空間；另一方面，要切實貫徹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體制、模式、業態等全方位的創新，實現新動能發展。
00:40:29
（一）區域產業升級孕育著巨大的動能
不同區域的新舊動能，是不一樣的，經濟增長的活力也各不相同。例如，珠三角地區新技術驅動的產業不斷發展，極大帶動了地區區域發展；長三角和珠三角一些地區已經完成了新舊動能轉換；中部地區承接產業梯度轉移，按照梯度轉移理論同樣可以獲得經濟增長的動力；西部地區有著后發優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后起之秀；而東北地區由于其經濟發展的理念思路及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問題，經濟發展較為緩慢。
同時，區域之間要素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潛在的要素資源若能夠進入到市場，成為可以流動性的生產要素，可以繼續帶來新的動能。特別是一些區域的開放，意味著更多的資源要素投入新的生產領域，從而增強經濟動能的新空間。
00:42:12
（二）通過改革開放釋放產業新動能
大量研究發現，我國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對較高。高成本直接表現為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以及資本要素的升高，另外則是制度的成本。高的制度性成本給產業發展施加了巨大的阻力，因此，釋放產業新動能必須通過改革降低制度性成本，例如進行結構性減稅和降費。
對政府而言，需要創新政府管理、優化政府服務，完善政府職能，營造包容支持創業創新和培育新動能的制度環境。政府的改革，必須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深化行政審批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全面落實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大力推進“一門式、一網式”政務服務模式，拓展網上辦事大廳功能，提高行政服務效能，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釋放產業新動能：第一，加強中小微企業公共創新服務平臺建設，推動科技服務機構加強技術集成創新和服務模式創新，以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第二，建立產品和服務標準動態調整機制，釋放產業管制權及減低準入門檻培育新動能；第三，加快建設科技創新平臺體系，促進技術交易市場，縮短科技成果轉化周期；第四，探索包容創新的審慎監管制度，對新產業新業態采取既具彈性又有規范的管理措施，推動以分享、信息、生物、綠色、創意、智能等為特點的新興經濟業態成為增長新引擎，擴大群眾就業和創造財富新空間。
此外，通過對內、對外開放以提高產業的整體發展效率，釋放產業新動能。對內開放而言，我國產業的開放仍具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例如，我國大量基礎產業市場的競爭仍不夠充分，和競爭市場比較合意的產業組織結構仍沒有形成，并且這些產業本身的效率相對降低。
通過進一步的開放，可以形成有效的可競爭市場，不僅推動產業本身的發展，同時產生對其他產業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溢出效應。對外開放而言，需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提供的新機遇，利用這一戰略平臺展現新優勢、發展新貿易、開拓新投資，構建有利于我國的全球價值鏈，為產業新動能的培育提供充分的國外資源。
00:45:48
（三）挖掘舊動能的潛力拓展發展新空間
舊的產業結構是新舊動能順利轉換的基礎，沒有舊產業結構的支撐，新產業結構形成也就無從談起。新舊動能轉換落地的方法在于不拋棄舊動能，通過適當的改造來挖掘其新的潛力，拓展其新的空間，使其煥發新的生命力。
新技術新業態，尤其是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融合最深入、輻射帶動作用最大的網絡信息技術迅速發展。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網絡信息技術為核心、以互聯網為依托的信息經濟迅速發展，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為此，需要積極運用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繼續淘汰落后產能，同時立足創新驅動，依托“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推動傳統產業邁向中高端。
此外，促進實體經濟升級，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匯聚眾智眾力，使傳統產業在與新動能融合中形成更加適應市場需求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提升產品和服務價值鏈，煥發新活力，通過生產組織方式創新使傳統產業釋放新的增長動能，并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加快新舊動能平穩接續、協同發力，促進覆蓋一二三產業的實體經濟蓬勃發展。
第六節
05區域經濟發展與新舊動能轉換
中國進入新常態后，面臨經濟增速降低、結構再平衡、新經濟模式不斷涌現等為特征的經濟環境，為當前經濟增長帶來巨大壓力和挑戰。一些傳統的支撐力量正在消退，與此同時，一些新的力量則在成長，有的新業態新產業呈爆發式成長。厘清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新舊動能變得極為迫切，結合區域發展維度，梳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能夠清晰的勾勒出中國未來發展藍圖，破解當前困局。00:01:22
一、工業化推動新舊動能轉換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工業化一直是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隨著中國工業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部分省份和地區率先實現了工業化后，工業化程度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步消失。
未完成工業化的省份和城市，工業化因素仍然是區域發展的主要動能，而處在工業化后期以及完成工業化的城市和省份，工業化因素是將被代替的舊動能。總體東部地區的工業進程快于西部地區，全國各地的工業化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梯度。
北京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城市，已經完成工業化，而且服務業的勞動效率在這兩個城市也是最高的。完成工業化的特大城市，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能依靠產業結構的變動，而是以創新或新的商業模式為推動。
計算得到廣東、湖南、江蘇、安徽、浙江、陜西、天津、內蒙古、遼寧和寧夏的工業化指數在0.5和1之間，表明10個省份的工業化進程已經完成一半，廣東和湖南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進入中后期階段，較為明顯的是廣東、江蘇、浙江和安徽服務業較為發達，雖然同是進行到工業化的一半，但是內部結構卻不一樣，湖南、陜西和內蒙古的第二產業發展較為充分。
而新疆、山東、黑龍江、吉林、山西、重慶、福建、河北、湖北、甘肅、海南、廣西、青海、河南、四川、云南、江西17個省份的工業化指數在0.2-0.5之間，按照工業化的判斷標準，這17個省份正處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只有西藏還處在工業化的初級水平。工業化伴隨著經濟增長，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完成本質是三次產業內部勞動效率的提升。00:06:58 可以說，改革開放近40年，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對勞動力的解放，提高了產業內部的勞動生產率，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隨著工業化進程的逐步完成將會減速，北京和上海工業化已經完成，特大城市勞動力的效率已經提到很高的水平，在提高單人的生產效率不是新動能的主要來源，探索大城市經濟增長動力仍然是一項棘手的研究。也許近年的京津冀一體化整合以及雄安新區建設探索將是特大城市經濟發展的新方向和新動力。
從歷史上看，全國的工業化進程也許比截面更為直觀，能夠反映1995-2014年間中國工業化演進的過程。全國的工業化指數H在2011年之前都是小于0.5，說明1995-2010年的中國都處在工業化初級階段，這一階段都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
2011年后，全國工業化水平大幅提升，工業化進程已經完成過半，轉而經濟增長處于換擋期，隨著工業化完成過半，經濟增長難以維持以往的高速增長，需要內涵式發展。由于國內個別省份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甚至個別特大級城市北京和上海完成了工業化，再以工業化為經濟增長動力已明顯不足，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動能。
典型區域的動能比較按照全國典型區域劃分。選擇京津冀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和遼寧省）、長江三角洲流域（包括：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蘇省）、珠江流域（包括：廣東省、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由于數據收集的原因，這里只包括廣東省）和少數民族地區（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進行分析，來對比工業化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動力。00:09:30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對比了典型地區工業化進程，總體上觀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快于長江三角洲流域；京津冀地區排第三；工業化作為區域發展的主要動能將依次遞減，工業化水平最低的東北三省和少數民族地區仍然將工業化作為區域發展的主要動能。
長江三角洲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京津冀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均處于工業化后期，而東北地區才完成了工業化一半的進程，少數民族地區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依靠發達省份的經濟增長。
00:13:30 隨著全國主要經濟增長地區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地區的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難以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各地區需要新的增長動力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地區也有利于新動能的產生，以《財富》雜志于2017年7月20日發布的最新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公布的數據為例，全國共115家入榜。
其中，京津冀地區上榜59家，主要集中在北京56家，河北2家，天津1家；珠江三角洲地區共11家，其中，深圳6家、廣州3家、佛山2家；長江三角洲流域共15家，其中，上海8家、浙江3家、江蘇4家。東北地區沒有上榜企業，少數民族地區僅有1家上榜。工業化過程一定伴隨著企業的成長與發展，但隨著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或完成工業化的特大城市，無法再主要依靠工業化促進經濟增長，而需要另外新的動能。
就山東省濟寧市的區域經濟發展與動能轉換來說，根據現有基礎和發展潛力，聚集資源要素，加快打造濟寧高新區增長極（“一極引領”），發揮“五區示范”：任城運河新城、兗州工業聚集區、鄒城（鄒西）現代工業新城、濟寧經濟技術開發區、曲阜文化建設示范區示范帶動作用，“多點突破”：集中突破省級以上經濟開發區（大企業專業園區）、信息技術產業基地、醫養結合示范省先行區等重點區域，加快形成“1+5+N”的全市新舊動能轉換總體布局。00:16:51 在濟寧市的多點突破上，面向：A.省級開發區（大企業專業園區）。支持太白湖新區打造總部經濟、生態經濟聚集區，加快建設濟寧高新區國家新型工業化示范基地（工程機械）和安全產業示范園、濟寧保稅物流中心和青島保稅港區（鄒城）功能區、濟寧新材料產業園化工新材料產業基地；
汶上紡織服裝產業集群、梁山專用汽車專用車特色產業基地和全媒體教育基地、金鄉大蒜外貿轉型升級示范基地、泗水健康食品產業示范區。依托如意集團、華勤集團、太陽紙業、菱花集團、山推股份、中銀電化、辰欣藥業、東宏管業、凱賽生物等龍頭企業建設專業園區，延伸產業鏈條，再造發展新引擎。到2022年，力爭各開發區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長10%以上，占全市比重較2017年提高5個百分點。
B.省級數字經濟和信息技術產業基地。結合任城區、兗州區、鄒城市、濟寧高新區、濟寧經濟技術開發區等采煤塌陷地綜合治理項目建設一批醫養結合服務綜合體，開發休閑、養生、旅游、娛樂、康體等多種產品。C.現代高效農業示范區。破解農業“規模小、投入散、融資難、風險大”為重點，建設規模化、綠色化、標準化、科技化、集約化、融合化“六化結合”的農業產業、生產、經營新體系。D.大運河文化帶。E.軍民融合產業發展區。00:21:47
二、產業轉移伴隨著新舊動能轉換
產業轉移總是伴隨著技術溢出，轉出地一般轉出生產效率較低的產業而吸納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或更高形態的產業，轉出產業將作為轉出地的舊動能而淘汰；而承接地接受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同樣接受技術轉移，技術溢出，承接產業將作為承接地的新動能，因此，產業轉移必定帶動了新舊動能轉換。在赤松要（Akamatsu，1962）.大來（Okita, 1985）、弗農（Vernon.1966）和Kojima（2000）等提出的雁陣理論基礎上，國內學者蔡防（2009）等把中國產業轉移概括為：一是國內產業轉移符合雁陣模型，隨著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比較優勢的相對變化，產業在國家和地區之間發生持續轉移；
二是雁陣式的產業轉移是由產品生命周期相關特征決定（Vernon.1966），從而隱含著與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相關性；三是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發展階段、資源稟賦以及歷史遺產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是產業相繼承接差異引發的（Okita，1985）。
00:26:33 目前，國內產業轉移對新舊動能轉換的研究較少。顯而易見的是，伴隨著國家支持西部、東北等政策的出臺以及對區域發展的重視，非中心城市的經濟動能增加得益于國家宏觀戰略的實施和產業轉移的帶動，而且大量學者驗證了中國區域間的產業轉移趨勢。早在21世紀初期，有學者研究表明工業發展向中西部擴散與轉移的趨勢。
賀燦飛和潘峰華（2011）的研究發現中國制造業的集聚程度變化開始進入拐點，大多數產業在2004年左右集聚程度進入高位，維持穩定或者開始下降。吳三忙和李善同（2010）研究發現1997-2003年，中國制造業整體重心向東南移動，2003年后呈現制造業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動新趨勢。賀曲夫和劉友金（2012）分析，雖然產業轉移的規模尚且不大，不過自2005年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產業數量和規模都在不斷擴大。
收集各省份（自治區、直轄市）2002-2016年的產業數據，將31個省份共劃分為4個區域。單獨考察三次產業的轉移，通過運用地理信息系統空間分析中的疊加分析和重心模型，將區域產業的產業重心數據表現在圖中，可以觀察出產值重心點在空間轉移的軌跡，進而分析國內產業轉移趨勢。00:33:04
（一）第一產業轉移動能
2001-2015年第一產業重心轉移的路徑。若只看第一產業2001年和2015年的兩個重心點，再把它們用直線連接起來，可直觀看出2001-2015年從大趨勢上觀察，全國的第一產業重點朝向西北。具體可以把路徑具體劃分為兩階段觀察：2001-2013年，第一產業的重心點移動軌跡表現出螺旋上升狀態，向西偏北方向移動。
其中，2003-2006年，這四年的重心點較為集中，有向北偏移的趨勢，但是幅度極小，故產生的影響不大：2007-2013年的重心點移動軌跡并沒有很強的規律性，只能看到其一直向北的走勢，2008年和2011年兩年的移動路徑較特殊，均向南轉移；從2013年起，其重心點開始向西南方向轉移。總的來說，第一產業的重心移動軌跡呈現先向北再向西南方向轉移的情況。
從象限分布圖來看，第一產業的重心點主要分布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且較為密集。重心點移動軌跡的起點在第四象限的右下角，終點落在第二象限。2003-2006年的重心點在第四象限，但是靠近第三象限，2007年和2008年的重心點在第三象限；2003-2008年的重心點都很集中，2008-2009年有一個東北方向的跳躍，2009年的重心點在第一象限，有且只有該點。2010-2015年的6個重心點落在第二象限，處于西北方向，在全國地圖中應當處于西部地區。
說明2001年以來，第一產業往西北方向轉移趨勢顯著，顯示出西部開發戰略的成效，第一產業的產業重心逐步由東南向西北轉移，隨著西北地區產業素質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改善，第一產業向中國更為縱深的區域發展。
00:37:13
（二）第二產業轉移動能
2001-2015年第二產業和工業重心轉移的路徑。第二產業重心點移動軌跡和工業產值重心點移動軌跡，可以觀察出兩條移動軌跡大體趨于一致，都大幅度向西偏移，而且2011年后，大幅向南偏移，而小幅繼續偏西。只不過第二產業的在工業產值的北面，較工業產值的重心點軌跡更偏向西側，第二產業中的建筑業比工業的重心點更偏北和南。
工業產值重心點在2001-2004年大部分處在最東邊，與新中國成立初東北形成的重工業基地有關。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工業重心開始向西轉移，而且有向南偏移的趨勢。可以將轉移路徑劃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2004-2007年工業產值重心轉移南北向基本不變，但向西移動跨越較大；第二階段2007-2010年重心路徑南北波動較大，2008-2009年間產業重心跨幅較大，2012年后工業重心向南移動較大。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后，第二產業以及工業產業重心點一直大幅度地向南偏移，到2014-2015年間不僅大幅度向南偏移，而且有向東回歸的趨勢。工業向西發展的趨勢在2013年出現阻礙，2011-2015年第二產業以及工業產業重心主要向南轉移。
00:40:58
（三）第三產業轉移動能
我國第三產業的重心點轉移軌跡，第三產業重心總體是向西移動的。若把轉移路徑分為兩階段觀察，第一階段2001-2009年，這一階段沒有形成明顯的趨勢性轉移，南北轉移波動比東西幅度大。第二階段2010-2015年間，產業中心向西偏移趨勢明顯，第二產業帶動的三次產業向西部偏移，而2012年后，第三產業重心又有向南偏移的趨勢。
從分析看出，國家“把東部沿海地區的剩余經濟發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鞏固國防”戰略有較大成效，三次產業的重心不同程度的向西部轉移，也伴隨了新舊動能轉換，尤其是在提出西部開發戰略四年后才有效果，最為明顯的是從2004年開始，中國工業產業重心向西部轉移的趨勢顯著，極大提高了西部省份的經濟發展，西部產業承接帶動地區的經濟發展，充當了西部區域的經濟增長引擎。
然而如上所述，第二產業從2012年、第一產業從2014年開始，產業中心向西發展的趨勢明顯減弱，重心向南發展形成強勁趨勢，產業承接作為西部地區的主要經濟動力開始減弱，東部地區舊動能轉出較少。工業從2014年開始重心掉頭有向東發展趨勢，表明東部地區工業動能轉出率降低，只有第三產業重心仍然向西發展，但是從2014-2015年的趨勢分析，向西發展的動力減弱，西部地區依靠產業轉移和產業溢出的發展模式難以維系，經濟發展需要新的動能。比如：濟寧市發展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新動能。以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醫養健康為重點，推動新興產業加速崛起、擴容倍增、重點突破，培育形成新動能主體力量。以山東省信息技術產業基地和山東大數據產業聚集區建設為引領，依托華為、IBM、中興等龍頭企業。
集中建設濟寧高新區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任城區智慧城市產業基地，形成以濟寧高新區和任城區為核心、多個特色信息產業園區聯動發展的產業格局。深入實施“6501”三年行動計劃，開展專項招商活動，對接世界500強企業和京滬深杭等知名企業，積極引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前沿信息產業。
到2022年，濟寧市力爭新能源新材料銷售收入突破800億元。依托任城中建、德豐重工、天意機械等企業，打造全省裝配式住宅產業基地。2022年，力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500億元。加快建設濟寧高新區生物醫藥基地、鄒城魯抗醫藥產業園、兗州生物醫藥產業園和濟寧（嘉祥）生物產業園，打造魯南醫藥產業基地。到2022年，力爭全市醫養健康產業規模突破500億元。
比如濟寧市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形成新動能。以高端化工、紡織服裝、高效農業、文化旅游和現代金融為重點，加快與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新動力融合，推動傳統優勢產業整體躍升，培育形成新動能基礎力量。到2022年，力爭高端化工主營業務收入突破1000億元。到2022年，力爭紡織服裝銷售收入突破1500億元。到2022年，力爭建設兗州區、金鄉縣等農業“新六產”示范縣8個、示范主體100家。
第七節
三、創業帶來的新動能
創業是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2016年12月28日，清華經管學院中國創業研究中心發布了《全球創業觀察2015/2016中國報告》，報告以創業環境和政策、創業質量和創業融資等不同方面綜合分析了全球創業活躍程度，分析指出中國創業活動的主體是青年，占創業者總體比例的41.67%，創業動機以機會型創業為主，64.29%的創業者為機會型創業者。
同時顯示，中國創業活動在二十國集團中處于比較活躍的狀態。中國早期創業活動指數為12.84%，比大多數創新驅動國家，如美國（11.88%）、英國（6.93%）、德國（4.70%）和日本（3.83%）更活躍。報告顯示，中國創業活動主要集中在客戶服務業，高附加值產業創業比例較低。
00:02:44 中國客戶服務產業（如批發、零售等）創業比例占所有行業的69.79%，而高附加值的商業服務業（如信息通訊、金融、專業服務等）創業比例為8.2%。發達國家的商業服務業創業比例更高，如英國（35.49%）、美國（32.79%）、法國（31.42%）、德國（26.89%）。
報告顯示，我國創業活動的創新能力和國際導向有待提高。與二十國集團相比，中國的創新型企業比例為25.80%，在效率驅動型經濟體中排在前列，與創新驅動型經濟體相比還有一定差距，落后于加拿大（36.10%）、美國（36%）、英國（36%）和德國（34.20%）。我國創業企業的產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仍需提高競爭力。中國創業企業擁有25%以上海外客戶的比例也相對較低，為5.46%，落后于加拿大（27.93%）、德國（25.13%）和美國（11.67%）等發達國家。
在高成長企業方面，中國創業企業表現較好，5年內能創造20個及以上就業崗位的公司占調查人口的3.51%，在二十國集團中是領先的，創業帶動就業方面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通過收集歷年的法人單位數來衡量創業，仍然以京津冀地區、東北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為典型，來對比分析各區域的創業水平。
2008年以后，中國企業法人單位數有較大增長，明顯的新開企業法人單位數增長較快，2015年新增企業法人單位數達218162個，而2006年新增的企業法人數僅有70353個，2015年是2006年的3倍多，創業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引擎。
通過對中國典型區域的創業水平分析，進而分析各區域創業水平對地區發展的影響。珠江三角洲地區企業法人數在2013年前都是增長的，但2014年企業數量下降到132000家，比2013年少了22815家，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珠江地區所謂的“倒閉潮”開始，2015年企業法人單位數進一步下降到59838家。
從珠江三角洲地區區域的創業水平來看，由于區域發展過度依賴于勞動密集型低端產業，在國際供求關系重大變化下，缺乏競爭力的企業擠出市場，短時間內珠江三角洲地區區域的創業水平難以恢復到經濟危機前的水平。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出現了強勁的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趨勢。區域不同，創業帶來的新動能也不同。長江三角洲地區好于珠江三角洲地區，從體量來講，企業法人數持續增加，2005-2013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當年企業法人數最高占全國達25.89%，總體量也基本上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2倍，到2014年則達到3倍，而到2015年接近7倍。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地區雖然也深受經濟危機的影響，但是在2013年以來逐漸企穩，各項經濟指標都在變好，企業法人單位增長較穩定，新的經濟動能正在發力。
00:12:00 06科技創新與新舊動能轉化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我們正處于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推動力的第五次技術革命的展開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主要特征是通過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加速融合，伴隨社會分工形態和產業組織結構的更新，以信息技術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
全球創新分工體系的重構和創新要素的全球流動為我國新舊動能轉化帶來了重大的外部機遇，與此同時，我國創新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信息技術的井噴式發展更是為新舊動能轉化提供了充分條件。盡管我國已經在構建跨國公司、推進政策和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取得進展，但在制度監管、企業組織模式、科技創新管理等方面仍存在大量制約新舊動能轉化的弊端。（視頻：聚焦十九大：創新驅動開啟新征程。）
為此，應當以包容審慎底線思維的思路，進一步推進制度監管創新以適應新模式、新業態的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新特性；加強中試環節，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以“雙創”帶動中試。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我國順應并參與到全球創新體系，充分利用中國大市場、大數據以及信息技術，創新業務模式，尋求增長的新動能。
00:19:30
一、科技創新趨勢與新舊動能轉化
（一）全球創新分工體系重構為我國發展新動能提供外部機遇
全球創新地圖從歐美為中心向歐美亞三足鼎立發展。據估計，2015年全球的有效專利為1060萬件。其中約四分之一在美國（占總數的24.9%），其次是日本（18.3%）和中國（13.9%）。這顯示了隨著世界各國的創新研發投入不斷增強的同時，世界創新地圖也在發生變化，由以歐美為中心的創新格局，逐漸向以歐洲、北美，以及亞洲的“三足鼎立”趨勢演變。
1.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為我國融入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實現發展動力的轉換創造了歷史性機遇。新的全球研發布局下，研發與創新已經不再局限于發達國家中位于技術前沿的跨國公司。在創新全球化過程中，新的世界分工突破了以國家劃分的單位，轉變為以企業為邊界、遍布全球的研發網絡。
基于此研發網絡，大量的科技人才、創新資源通過各研究中心、大學、科研機構的互動，形成在全球性的創新資源流動，推動知識的外溢，促進創新鏈、產業鏈的延伸。從研發全球化的研究單位類型來看，主要有技術轉移研究單位、原產地技術研究單位、全球技術單位、公司技術研究單位和區域技術研究單位等。
一批跨國公司開始在全球設立研發機構，吸引并充分整合當地科技人才等創新資源。跨國企業全球研發布局，一方面是基于東道國重要的市場地位或巨大的市場體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配置整合當地的人才資源。
我國正通過加入創新全球化，嵌入全球價值鏈，整合全球研發資源，培養自身的科技新動能。以華為公司為例，華為已經在全球各地建立16家海外研發中心，設計研發領域包括光電、無線技術、技術標準、未來網絡等12個方面，并且與國外一流高校，如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建立研發合作關系。
00:23:53 2.創新資源全球流動與配置，為中國新舊動能轉換帶來更多可能性。創新全球化的具體表現為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全球化流動，其內在動力是國家爭奪創新資源和跨國公司全球研發布局。創新全球化及全球創新鏈形成的核心在于知識資源及其載體人力資本的流動，全球各國在爭奪創新資源上的斗爭日益激烈。
美國硅谷除了其毗鄰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先天優勢外，美國通過政府采購及出臺的支持創新制度，如打造宜居生活環境和積極落實移民政策，以吸引高學歷、高科技人才移民。硅谷公司自身優秀的創新文化氛圍和股票期權形式的人才激勵機制更是有利于人力資本在此集聚。
印度建立了班加羅爾等國際知名園區，采取多項措施吸引各種創新要素，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倡導辦公、財務活動電子化，在財政、稅收政策上基于大量的扶持，并通過銀行間接融資以及上市融資、風險投資等直接融資方式為創新資本提供支持。
我國各省、市陸續通過對科技領域管理制度改革的推進，吸引全球創新資集聚。從2016年開始，廣州市出臺《關于加快集聚產業領軍人才的意見》《廣州市人才綠卡制度》多項“引資引智”政策，為海外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居留、購房購車、子女入學等服務，促進國際創新人才在廣州聚集。北京市先后出臺“京科九條”、“京校十條”等政策，以及14個配套實施細則，同時在全國率先對科研人員展開股權激勵，深化股權獎勵個人所得稅等試點工作。
上海市為打造科創中心，吸引全國全世界的創新和資源，出臺科創中心建設“22條”，從落實人才戶籍政策、擴大創新資助經費等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新創業人才，構建關鍵領域創新型平臺以及天使投資協會，整合海內外以及社會各界創新資源。
00:27:32
（二）我國信息化技術發展為新舊動能轉換提供充分條件
信息技術是本輪科技革命的主要推動力。2015年計算機技術在全世界的已公布專利申請中占比最高（占總數的7.9%），其次是電氣機械（7.3%）和數字通信（4.9%）。近年來大數據技術的蓬勃發展和在各領域的滲透應用，各新興企業及大型跨國企業紛紛在互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能領域布局，加大對計算機技術研發的支持和投入。
信息化推動新舊動能轉化，主要體現在對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實現對舊動能的改造升級；通過促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之間融合產生的新業態、新模式催生新動能。
目前，互聯網是我國最為活躍的領域。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31億，全年新增網民4299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53.2%，同比提高2.9%。我國境內外上市互聯網企業數量達91家，總體市值為5.4萬億元。其中，騰訊公司和阿里巴巴公司的市值總和超過3萬億元，兩家公司作為中國互聯網企業的代表，占中國上市互聯網企業總市值的57%。
00:30:09 1.信息技術對企業價值鏈各環節進行改造，降費提效促進新舊動能轉化。信息技術滲透促進傳統企業價值鏈各環節，促進各個環節的低成本化和高附加值化。另外，大數據和傳統制造業的結合，可以將企業價值鏈上各個孤立環節連接起來，包括企劃、采購、研發、制造、營銷、物流、客戶、用戶等，能夠更快速、更有效地滿足用戶需求。
截至2016年12月，我國對信息化系統進行內部部署的企業占總樣本的60%，遠高于2015年的46.6%，其中有50.4%的企業建有辦公自動化系統（OA）、28.2%的企業建有企業資源計劃系統（ERP）以及25.9%的企業建有客戶關系管理系統（CRM）。在銷售環節，截至2016年12月，分別有45.3%和45.6%的企業通過互聯網進行在線銷售和在線采購。
在營銷推廣環節，有38.7%的企業通過互聯網進行營銷推廣，遠高于其他類型，如戶外廣告、傳統媒體（電視、雜志、報紙）等，互聯網成為企業營銷推廣的最主要手段。信息技術也開始滲透到生產環節，不斷對舊動能進行升級改造。
上市企業三一重工通過和騰訊云合作，在全球范圍接入超過23萬臺工程機械數據，收集超過1000億工程機械工業大數據使得機器故障維修時間縮短為24小時以內，同時易損件備件滯留庫存與同行業相比減少40%以上，每年直接為下游經銷商減少備件庫存超過3億元。
00:34:14 2.信息技術激發產生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為傳統產業注入新動能。在過去10年中，借助大數據和平臺和共享等新的商業模式，蘋果、谷歌、facebook、亞馬遜、阿里巴巴等平臺型企業獲得快速發展。傳統企業在新興企業的包圍威脅下，也開始持續探尋和定義企業的價值主張，以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商業模式尋求新的突破和自身轉型。
隨著互聯網思維和分享經濟的廣泛滲透，近年來，我國無人超市、020生鮮、共享單車等新服務模式層出不窮，傳統的零售業、旅游業、醫療行業等得以改造升級，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獲得極大地改變。2016年，我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為4.7萬億元，占全社會總消費品零售的14.2%，同比增長23.9%，說明互聯網成為零售業的主流渠道。
從種類來看，除了不斷促進產品的多樣化、售后服務的優質化以及物流的高效化外，企業還進一步對跨境網購、農村網絡購物等渠道進行開拓，以及對母嬰、醫療、家裝等細分市場進行深耕。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大數據和云計算在各個領域的大量應用，供需信息及時更新、整合分散資源實現快速匹配以及信用認證等分享經濟的相關要素得以快速發展，推動分享經濟在各個領域各個環節發展和滲透。
2016年我國分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34520億元，同比增長103%，主要分布在生活服務、生產能力、交通出行、知識技能、房屋住宿、醫療分享等重點領域。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6000萬人，同比增加1000萬人。其中，分享經濟平臺的就業人數約為585萬，同比增加85萬人。分享經濟的發展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以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優化組合，降低了創新創業的門檻；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提高了創新創業的效率。
2016年，分享單車、知識付費以及平臺直播成為分享經濟的三大亮點，共享經濟不僅實現對傳統交通出行部分的升級改造，更以知識分享、信息變現為突破口形成新產品、新行業。
分享經濟新業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互聯網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加速融合，預計未來幾年，“互聯網+”在產品、空間、資金、知識技能、勞務、生產能力等領域會迅速繁殖，出現更多的平臺企業。與此同時，實體企業的各個環節，如創立、用工、研發、設計等也將被分享基因改造，實現技術融合、產業融合、數據融合、產銷融合、虛實融合。
00:40:40 3.信息技術催生新產品，產業內部融合培育新動能。為了更好應對激烈的科技創新能力競爭，高科技產業之間開始相互滲透、強強聯合。隨著人工智能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協同推進下取得突破性發展，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推動制造業智能化、信息化進程。制造業企業廣泛引入人工智能，使生產過程更“聰明”、更有效率。2016年我國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總體為34億美元，4年來平均增速達到34.5%。
與此同時，物聯網發展也開始起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醫療、工業自動化等典型應用大量涌現。在這種背景下，移動互聯網與物聯網兩大產業開始出現明顯的融合趨勢。另外，互聯網技術向移動互聯趨勢發展，越來越多于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相結合嫁接，變成人體能力增強的技術軌跡。（視頻：上海，互聯網＋打造寬廣創新空間 傳統產業完成升級轉型。）
第八節
二、中國新舊動能轉換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監管制度供給創新不足，難以適應新組織、新業態發展
由于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變化快，且互聯網經濟下業務多表現為跨地區以及多產業融合，使得地方性、行業性法規沖突凸顯，由于涉及范圍大、修訂面廣，法律法規難以配合適應監管，導致當前一方面促進發展新經濟的制度供給創新不足，另一方面監管模式也不適應新經濟的發展。
1.傳統監管的地域分割與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跨地域性沖突。以網約租車為例，我國網絡約租車已經形成較大規模，根據CNNIC最新發布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6年12月，網絡預約出租車用戶規模達2.25億，較2016年上半年增加6613萬，增長41.7%，網絡預約出租車用戶占網民的30.7%，比2016年年中提高8.4個百分點；
曾經長期存在的“打車難”、“出行難”等問題得到極大緩解，這是“互聯網+”下共享經濟的杰出代表，但由于我國傳統出租車行業監管滯后，網絡約租車行業進一步發展面臨極大瓶頸。我國政府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監管方式主要是劃歸出租車公司所在市縣交通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監管，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
但互聯網技術推動下，“滴滴出行”的經營范圍早已突破北京，遍布全國360多個城市。如果按照傳統的監管方式，“滴滴出行”需要根據經營區域向相應的社區的市縣道路運輸管理機構提出申請并且登記，這種監管方式將使得“滴滴出行”輕資產的經營優勢大打折扣。
00:03:59 2.傳統監管的行業分割性與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跨界融合性沖突。我國傳統政府監管主要是依據行業特征設立，但“互聯網+”經濟下產業邊界模糊，導致原有監管模式出現“要么多頭監管，要么不知道誰來監管”。以新興的“共享單車”為例，如按照傳統監管模式，“共享單車”屬于交通部門監管；但是“共享單車”同時還對其押金進行托管等服務，屬于金融部門監管范疇；而其對于大數據和網絡的使用，由于涉及用戶信息安全問題，可能又需要公安部門協同作戰。
在互聯網時代，產業的跨界融合將逐漸成為新常態，但我們的監管方式仍然較為落后。截至2016年底，我國共享單車用戶數量已達到1886萬，預計2017年將飆升至5000萬。2017年1月，作為共享單車的兩大領頭平臺，摩拜單車和ofo單車雙雙宣布用戶量超過1000萬，故對這類跨界企業的監管以及傳統監管方式的改革迫在眉睫。
00:06:52 3.傳統監管下的資源約束難以適應新動能下監管主體激增。我國傳統政府監管主要是以事中事后監管為主，但在互聯網經濟下創新門檻降低，使得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新的企業。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發布數據，2016年，全國新登記企業5528萬戶，同比增長24.5%；創業板新股發行募集額2185.98億元，同比增長41.9%；新三板新增掛牌數量5067家，掛牌企業數量實現翻番；
技術合同成交額首次跨越萬億門檻，同比增長15.97%。如果仍然按照原來事中事后監管的模式，將面臨監管資源難以滿足激增的監管需求的現象。當前全國各地行政管理部門紛紛反映“事中事后監管難”，這其實是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與互聯網下監管主體激增矛盾的必然結果。
00:08:19
（二）大量企業創新組織模式陳舊，制約企業新舊動能轉換
我國企業大多數仍然處于附加價值低端環節，加工貿易仍為高新產品進出口主導方式。2015年，加工貿易方式下高新商品出口2.6萬億元，占同期機電商品出口的63.0%；進口15億元，占同期我國機電商品出口的44.0%。
盡管進出口總量中加工貿易比例與2014年相比有所下降，但由于我國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等條件仍比較落后，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高新產品進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標志著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仍較差。制約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促進新舊動能轉換的因素主要包括：
00:09:24 1.科技研發制度具有較強路徑依賴，企業主體地位薄弱。長期以來，中國創新體制一直帶有嚴重的計劃經濟色彩。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的科技研發主要是作為政治任務集中派給科研院所、大學等科研機構完成，在科技宏觀管理上，主要靠行政命令，手段單一，管理水平低。到1985年科技體制推行改革，核心是實現創新組織從科研機構和國有企業雙主體向企業單主體轉變，但由于經濟或者科技體系的發展也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轉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據科技部最新數據顯示。2017已經公示的40個專項擬資助的1078個項目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司企業獲批項目分別占36.6%、40.1%、23.3%，獲批經費分別占35.5%、41.7%、22.8%。可見公司企業在創新資源配置中仍不占優勢，正在構建的國家創新體系并沒有改變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薄弱和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結構模式。
00:11:30 2.對外創新投資和技術知識依賴程度高，自主創新動力不足。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企業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和全球創新網絡，參與全球競爭。我國企業在長期合作和技術引進下，形成對國外和新技術及發展模式的依賴，企業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將我國研發中心處于跨國公司整個全球創新鏈的低端，干擾了我國企業正常的研發活動，導致我國企業甚至面臨低端鎖定風險。
00:13:07 3.企業創新組織形式陳舊，開放性、國際化程度較差。雖然在國家政策的積極鼓勵以及國際市場激烈競爭下，企業開始認識到自主創新的重要性，但我國大多數企業在創新模式和組織方式上仍然處于自封閉狀態，極大地制約了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大中型企業到小型企業，無論是產品創新還是工藝創新，封閉式獨立研究仍是主要創新方式。
這類傳統的創新模式具有極強的封閉性、排他性、高成本性和低效性。在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創新全球化的新階段，產品生命周期和技術創新周期日趨縮短，技術人才全球流動性增強，外部創新資源可用性也在不斷提高，封閉式的創新模式，長期看，無法應付市場的快速變化和激勵挑戰，面臨著與市場需求脫離的風險。
00:14:37
（三）科研成果轉化的中試環節薄弱
按照科技活動的一般規律，科技成果的轉化可大致分為技術研發、成果獲得、中試、生產和商品化等五個環節。其中，中試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基礎研究和實驗室階段的許多成果都存在技術進步小、技術參數不穩定、不能直接轉化等情況，產業化開發過程中還存在較大的技術不確定性和風險。
科技成果需求方出于規避技術風險的考慮，不愿引進或投資該類科技成果，使得科技成果難以產業化。要推廣或應用這些科技成果，必須首先進行中試。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法》鼓勵各企事業單位通過中試模式實現科技成果轉化，但從實踐來看，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環節仍然較為薄弱，原因如下：
00:16:16 1.中試階段本身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較高。中試階段要經過的技術、生產和市場的試驗本身具有創新性、探索性、失敗概率高的特點。即使試驗成功，中試階段獲得的也不是直接的經濟收入，而是一套成熟的技術和有關生產、市場的知識，這些技術和知識能否給中試生產主體帶來利益依然是完全不確定的。同時，與實驗室和生產階段相比，中試階段的項目所需的創新資源投入很大，導致了中試階段的高風險性。
2.我國中試環節在創新資源配置上不具備優勢。中試需要投入一定數量的專業中試人才、試驗生產設備、實驗設備、在線檢測設備等創新資源。但我國各類創新資源主要集中在科技成果的研發階段，而對于中間試驗、工業化試驗等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環節投入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缺乏中試基地，大部分科技成果處于實驗室階段，應用于實際生產還必須進行二次或三次開發。而作為科技成果需求方的企業，為了規避風險，不愿引進或投資這類科技成果。
00:19:01
三、科技發展與釋放新動能的政策建議
（一）推動政府監管制度改革，打造新動能新型監管制度
由于我國新經濟、新動能正處于探索和試錯階段，對新經濟和新動能的監管也尚缺乏成熟經驗借鑒。對于新動能培育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新模式、新產品，及其對傳統競爭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帶來沖擊，對此應當遵循審視包容的態度，底線思維不斷放寬市場準入條件；
同時，對于科技創新過程中仍然存在的大量體制機制弊端，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釋放新動能，降低企業創新過程中面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競爭力，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驅動的主體，有意愿、有能力、有渠道進行創新。具體措施如下：
00:20:31 1.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所具有的跨地區以及復雜性，應充分簡政放權。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具有跨地區發展的顯著特點，而現有經濟社會管理中注重上下層級管理以及屬地管理的制度，在監管實踐中嚴重制約了新動能的發展。因此，應當賦予地方在網絡經濟監管方面更大自主權，讓地方政府在法律、行政法規允許的范圍內，充分發揮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社會經濟多樣性強的特點，激發理性競爭，打造監管創新的氛圍。
00:21:40 2.針對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所具有的跨產業性，應強化部門協同監管以及多方參與，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已有的行業管理制度與互聯網經濟的跨行業、跨部門等發展實踐的現實需求不匹配，應當通過調動多方參與、強化部門間協同監管促進營造良好政策環境。政府部門、平臺企業、社會組織以及消費者都應當在對新動能發展的監管中起重要作用。
政府應在底線思維上鼓勵新業態的創新，將營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平臺企業應當完善和加強內部治理，同時也應通過大數據監管體系強化對平臺用戶的監管。社會組織應當充分發揮行業自律，通過標準化建設以及反饋機制的構建，成為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監管部門之間的紐帶。00:23:11 3.創新監管技術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對新經濟進行監管。應當考慮以科技改造現有監管方式，以人力監管為主的傳統監管方法逐步向以信息化技術和互聯網平臺為支撐的新型監管方式轉型。構建起一套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新機制。一方面，盡快爭取全面實行政務活動的網絡化、虛擬化、信息化。讓信息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另一方面，逐步實現對數據的自動化流程管理，做到數據精準管理。真正打破信息孤島。
00:24:09
（二）加強建設中試環節，推進科技成果轉化
健全相關扶持政策，加大對科技成果中試階段的投入。可以從財政、稅收、金融、土地、平臺建設、科研投入、人才引進、成果評價、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出臺支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支持技術加工基地建設，發展技術加工產業。
鼓勵有能力的科研單位自身建設工程中心或中試基地，鼓勵科研單位與政府、企業、中介機構等聯合建設工程中心或中試基地等。鼓勵有能力的企業自身、企業與科研單位建設工程中心或中試基地，鼓勵等聯合建設工程中心或中試基地等。從單純重論文、重專利轉向理論研究成果、實驗室成果與技術加工成果、產業化應用并重。
以“雙創”帶動中試環節發展，激發和調動廣大科技人員轉化的積極性作為重點。充分利用人力資源，在“雙創”中鼓勵科研人員創業或者和其他企業聯合創業，或者產學研結合創業等方式。發揮各類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作用，推動科技成果等創新資源與大學科技園、孵化器、眾創空間等方面進行對接。政府降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門檻，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跨進去，構建規則公平、機會公平的創新體制和環境。（視頻：激發創新創業微活力，加快新舊動能轉化。）
00:29:19 比如，濟寧市在加強產業人才引進方面。開展十大產業人才需求預測研究，建立產業領軍人才信息庫和網絡平臺，健全“線上線下”精準對接機制。實施魯西科學發展高地人才支持計劃和“創新行動·智繪濟寧”三年行動計劃，重點引進國家“千人計劃”“萬人計劃”、泰山學者、泰山產業領軍人才等高層次人才。完善柔性引進人才機制，制定“高精尖缺”人才來濟短期工作政策，打造“周末實驗室”“周末專家團”等專業服務團隊。
構建引才網絡，做優做實海外聯絡站。啟動“虛擬人才港”建設，設立人才服務局，在濟寧高新區規劃建設人才綜合服務平臺，對各縣（市、區）人才統一提供服務、兌現獎勵政策，用三到五年時間，引進50名國內外知名院士，支持院士帶領團隊創辦企業或項目。健全完善產業人才服務“綠色通道”，取消妨礙人才自由流動的戶籍、學歷等限制，集成“圣地人才一卡通”服務功能。
濟寧市將不斷健全人才支撐體系。實施人才強市戰略，營造有利于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倡導崇尚專業、愛崗敬業、工匠精神的社會氛圍，最大限度釋放人才紅利，實現“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定期組織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民企二代”和青年企業家境外培訓。依托曲阜師范大學、濟寧醫學院、濟寧學院、濟寧職業技術學院、山東理工職業學院等，探索建立高校學科專業、類型、層次和區域布局動態調整機制，加快推進新工科建設。
第九節
07新開放與新舊動能轉換
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歷經沿海開放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兩個主要開放階段，中國積極抓住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重要機遇，大力引進外資，主要依靠勞動力比較優勢，推動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但是，長期以來，中國主要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參與全球分工，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產業結構亟須升級。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因素加劇，呈現“分化復蘇、波動復蘇、脆弱復蘇”三個新特點，加劇了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的難度。隨著中國不斷融入全球化，中國與世界同處于發展的重大轉折期，原有的開放理論已經不適應國際國內復雜形勢，我國需要新的開放戰略來適應產業發展的需求，通過新開放來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創新決定著開放的深度與速度，開放影響著創新的廣度和力度，只有將兩者相結合，通過開放促進創新，釋放發展新推力，通過創新深化開放，重塑發展新動力，才能最終引領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因此，從新開放理論入手，結合我國“一帶一路”和自貿試驗區建設兩大開放戰略，我國產業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機制、進程和效果，并探討如何通過戰略和體制的優化來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加快推動新動能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00:04:14
一、新開放理論和新舊動能轉換機制
與新開放相關的理論是張幼文提出的“新開放觀”，其核心是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創新與升級，實現中國在更高開放階段、更高效益的開放政策理念。新開放觀不是對中國傳統開放戰略和開放政策理念的簡單批判與否定，而是要在借鑒吸收中國過去數十年對外開放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從理論上重新審視中國對外開放戰略與政策思維，突破傳統開放的體制約束與觀念束縛，形成發展的新動能，在更高層次上推動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00:05:12
（一）新開放理論的核心 1.創新對外開放戰略
新開放觀提出，要轉變對外開放戰略思想觀念，就要用全球化的戰略眼光看待中國的對外開放，站在全球的角度把握中國所處的位置，從而提升對外開放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思考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需求。
當前，世界經濟總體處于長周期的相對衰退期，各國經濟發展都面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復蘇調整壓力。新開放觀提出，要在世界經濟的總格局下，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理念協調起來，使得開放戰略與國內發展的目標一致。換言之，中國的對外開展戰略，不僅僅是被動地應對開放，還要為自身發展注入不竭的動力。
00:06:38 2.建立開放的新路徑
改革開放已經快40年，我國開放的環境和目的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對外開放戰略理念要從被動地接受國際要素轉向主動培育國家要素競爭優勢。具體來說，通過新開放來形成產業發展的新路徑，要以產業政策主導外資引進，而不是服從于數量增長；要加快加工貿易戰略的轉型與升級，提升在全球價值中的地位，獲得產業發展的地位。
提高中國制造的品質，擴大內需，成為國內經濟增長新動力；要以多種形式的技術引進實現技術的集成創新和消化吸收再創新，推動原始創新；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建立，創造包括國內外企業、人才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利于自主創新；要與各國協同推進世界經濟結構性改革，促進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00:09:09 3.建立新的涉外管理體制
中國的對外開放從突破體制約束與觀念障礙起步，在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之后，現有的涉外經濟體制再次成為改革開放的桎梏。具體而言，首先，要建立符合國際收益的指標體系代替目前的規模化指標體系；其次，要完善投資管理制度、金融管理系統，培育對外開放的市場主體，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主體地位。另外，改善投資環境是制度性開放的核心任務，通過優化服務來實現。00:11:37 4.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
隨著中國成為全球貿易大國、投資大國，中國提升對外開放的戰略地位的迫切性提高。因此，要用全球戰略意識，規劃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組合全球化經濟與知識經濟的主導性要素，實行“全球組織型發展戰略”。并從經濟大國的角度設計對外開放戰略，頂層設計應該把“以大求強”作為對外經濟關系的戰略基點，承擔起大國的責任。00:13:25
（二）新開放理論和新舊動能轉換的內在邏輯
新開放觀理論可以歸納為四個新，即新戰略、新路徑、新體制和新安全，勾畫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機制，這是新開放理論和產業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的內在邏輯。即：（1）中國產業發展新動能的形成，必須突破原有的開放制度，在新的開放戰略指導下完成；（2）圍繞新的開放戰略，形成各產業發展新的通道，通過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獲得產業發展的新動能，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
（3）新的戰略，必須配合新的體制安排，才能突破產業發展的天花板，從內而外保障產業新動能的形成；（4）在中國開放近40年的背景下，中國的產業發展與全球政治經濟緊密相連，因此，穩定的國際政治經濟是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保障，必須通過從參與到主導全球治理的模式，才能從根本上保障自身的發展。
00:16:30
二、新開放戰略和新舊動能轉換路徑
“一帶一路”倡議和自貿試驗區建設都是在2013年提出的開放戰略。“一帶一路”倡議側重對外開放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是我國加強國際合作、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的重要途徑；自貿試驗區是我國對標國際通行規則、探索貿易投資制度改革的試驗田，這與新開放的理論核心是高度重合的。
“一帶一路”倡議統領自貿試驗區建設的戰略目標，自貿試驗區是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落腳地，兩者同為我國新時期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內容，相互促進、互為補充。
00:18:04
（一）“—帶一路”倡議與產業新舊動能轉換
“一帶一路”倡議是依據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而來，是中國實現新開放的重要戰略路徑。“一帶一路”倡議的形成和未來的發展，具有強烈的時代和世界發展的背景。當今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際經濟貿易投資格局和多雙邊規則都在深刻調整。歷史上所有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圍繞著自身實力展開全球化。（視頻：一圖看懂“一帶一路”。）
這個全球化也會被自身的能力所限制，也就是它的勢力所能達到的最大范圍和交通設備所能到達的最遠點，于是形成自身全球化的格局。中國提出并組織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不難看出，是國家審時度勢，在推動中國更緊密地與世界經濟融合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激活中國與亞歐大陸經濟潛力的重大戰略舉措。
與原先的TPP、TTIP等協定截然不同，“一帶一路”倡議是以實體經濟合作為基礎，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和平發展共贏為追求，強調開放包容，允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盡可能地廣泛參加，達到互利互惠、互利共贏高標準發展目標的戰略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實現新開放的重要戰略路徑。“一帶一路”倡議以區域的開放安排為經，以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暢通的“五通”為緯，是推動我國企業主體進行全球價值鏈布局，實現區域經濟合作新路徑和全球治理新框架的重要開放戰略。00:24:38 1.區域開放和新動能形成
第一，內向的區域安排。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已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全局的戰略中心區，東部地區占全國經濟總量的60%，人口密集，而西部地區地廣人稀，面積占全國的57%，人口只占全國的23%。中國外貿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這一區域占到進出口總額的87.4%，出口額的86.8%，進口額的88%。經濟重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對外通道的路線選擇。
以東南沿海地區為經濟重心，必然對海洋通道產生依賴，要避免過度的依賴就必須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要實現平衡發展，就必須實現陸路通道的便利快捷。“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中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安排，主要包括三大走向：一是從我國西北、東北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二是從我國西北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從我國西南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
主要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能源資源區塊、重點產業集聚區為合作平臺。這種新的區域開放制度，通過向西開放和向西發展，把廣大的西部地區從開放的末梢變成開放的前沿，使西部地區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極，一方面有助于將東部沿海加工產業的梯度轉移，形成與東部在產業、貿易、交通的合作；另一方面通過新的區域開放安排，打造具有中西部特色的產業價值鏈。
第二，外向的區域安排。中國傳統的貿易伙伴主要是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一方面，近年來逆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構筑貿易投資的壁壘，不利于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培育。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是各行業價值鏈的主導者，而我國企業在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處于從屬地位，在這些市場中很難成為行業的主導者。“一帶一路”外向的區域安排，有別于傳統的區域合作，將給中國產業和企業發展帶來新的動能。
中亞地區涉及中國政治、經濟、能源、安全等多重利益，環中亞地區富有石油天然氣資源，亞歐地區經濟高度發達，是中國能源進入的主要區域之一。通過“五通”將開放區域串聯，首先，將有助于保障我國產業發展的動力需求。其次，開展產業鏈的跨國合作，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等各類產業園區；
開展農產品深加工，構建從農產品種植、深加工、包裝到進出口的農業產業鏈；順應國際產業發展趨勢，擴大在紡織服裝、電子信息、醫療化工等領域的投資，降低企業成本，規避貿易壁壘；此外，還可以擴大在金融、醫療、物流等服務領域的合作。第三，通過相對寬松的競爭環境提高我國企業開展國際投資和跨國經營的能力，建立在相關產業中的主導地位。00:32:03 2.領域開放和新動能的形成
區域的開放安排只是路徑的支持，而“五通”則是從制度層面來保障區域開放的效果，尤其是政策、設施、貿易和金融的暢通是有效推動區域開放路徑、實施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保障。
第一，政策溝通。政策溝通是沿線國家合作的重要保障，目前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國家已達到65個，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政策溝通主要將圍繞四個方面進行：一是加強安全事務對話與合作，以營造安全穩定的環境；二是建立貿易投資政策溝通平臺，積極推動投資貿易、人員往來便利化；
三是加強公共外交建設，培養中亞地區對華友好力量，建立“讓各國領導支持、各國政府辦事、各國民眾參與”的全方位合作關系；四是加強法律政策協調。國家旅游局數據顯示，中國已與4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締結各類互免簽證協定，19個沿線國家和地區給予中國公民落地簽便利，以進一步促進沿線國家的旅游交流。
第二，設施連通。基礎設施建設是互聯互通的優先領域。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比較優勢所在，在裝備、技術、人力、資金等各種優勢，是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前期是抓關鍵通道、關鍵點和重點工程的建設，優先打通路段，暢通行進路段。為后期的貿易投資、文化交流和人員合作作鋪墊。設施聯通還有助于帶動中國基礎產業全面走出去，積極帶動全球資本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將在世界經濟史上開創一個新的奇跡。
第三，貿易暢通。貿易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內容，“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量明顯增長，說明存在的巨大市場潛力和戰略價值。但是如果要保證縱深推進貿易暢通，一方面需要解決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貿易壁壘，改善設施條件，降低通關成本，提升通關能力，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視頻：“中歐班列” 原來“一帶一路”這么繁忙。）
00:38:30 另一方面，推動服務業與服務貿易的開放，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開放將大大增強整個制造業的競爭力。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為主的開放，需在總結以往產業開放經驗基礎上有序推進。
第四，資金融通。中國正在由資本輸入國向資本輸出國轉型，“一帶一路”的推進還有助于人民幣“走出去”和國際化。如果人民幣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結算貨幣，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要以深化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為契機，加快推動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國際化，重點在于貨幣金融體系的建立和金融監管的合作。
堅持在有序開放中完善機制，高度重視防范潛在風險。全方位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定風險，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因害怕風險而邁不開對外開放的步伐。服務業中的金融開放，特別是資本賬戶開放，涉及國家經濟金融穩定，要在穩妥可靠基礎上有序推進。
第五，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的社會根基，過去絲綢之路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是今天開放和合作的基因，它昭示著亞歐兩個大陸之間文明交融，要弘揚古代絲綢之路凝聚而成的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贏的價值理念，讓21世紀亞歐各國之間文明對話更加順暢、更加便利。民心相通還包括教育、醫療、科技、文化等多層面的合作，形成產業發展的新增長點。（視頻：厲害了我的國！原來“一帶一路”在外國人眼里這么厲害。）
第十節
08企業改革與新舊動能轉換
本部分主要通過企業改革來闡述新舊動能轉換。首先分析在“舊動能”下我國企業發展面臨著幾大方面的問題：國有企業的“僵尸化”問題；民營企業的產業鏈低端鎖定等；以及外資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競爭加劇以及政策優惠優勢不在而導致績效下降。在此基礎上，本部分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大方面分析各自的新動能培育方向。
在國有企業方面，國有企業分類推進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軍民融合是國有企業新動能培育的重要方向。在民營企業方面，打造“隱形冠軍”、實行差異化戰略、中心企業之間合并以整合資源和聯手國際巨頭將是民營企業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方向。在外資企業方面，則應該因地制宜地滿足國人的高端消費需求，以及不斷培養創新能力以打造核心競爭力。（視頻：習近平對國有企業改革作出重要指示。）
00:03:17
一、“舊動能”下我國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一）國有企業
1.國有企業發展面臨多重困境。國有企業是特殊的企業形式，是由政府投資或控股的企業，經營活動具有營利性和公益性特點：營利性是通過具體的經營活動實現企業資本的增值體現的，公益性是政府借助市場手段對經濟進行調節實現的，后者也是國有企業與常規企業的主要區別。
國有企業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然而，現階段國有企業仍面臨著下列幾方面的困境：（1）相比起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大部分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這是最為大眾所詬病的問題。（2）在效率低下的前提下，國有企業仍然占據了大量的國家和社會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民營企業有擠出效應，國企大而不強，而部分領域“國進民退”。
（3）由于政策的原因，某些行業為國有企業所壟斷，也無須參與到全球市場，缺乏足夠的國外與國內市場競爭，行業壟斷為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提供了“保護傘”，且行業壟斷地位妨礙市場主體公平競爭。（4）國有企業由于與政府關系密切，因此，在經營不善的時候不能及時退出市場，當地政府和銀行往往會通過政府補貼和信貸支持的方式勉強維持國企的運行，這樣很容易使國有企業“僵尸化”。
00:08:15（5）部分國有企業存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如鋼鐵、煤炭和化工行業的國企。（6）由于國有企業歷史使命的不明確和目標定位的模糊，使國有企業產出效率低下，國有企業既面臨提高盈利水平的任務，又需要提高對公眾的服務能力，兩者的矛盾性使國有企業改革在各方面未能全面落實。
（7）國有企業分類不清也影響了對國企的考核和評價。（8）大多國有企業仍分布在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較低。一些國有企業還在走擴大規模、增加投入的外延式道路，內涵式增長模式尚未形成。企業創新能力亟待提高，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研發投入有限，不少核心關鍵技術受制于人。國際化經營能力較弱，跨國經營指數遠低于國際水平。
由于有政府這個“靠山”，以往很多國有企業都是依靠著行業壟斷、銀行低息信貸和政府補貼得以發展和壯大。然而，自從2013年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外需不足且內需增長乏力，并且面臨的不確定性加大，因此，國有企業績效開始進入下行通道。
2013-201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主營收入和利潤總額都在不斷地下降，2015年利潤總額的增長率更是超過-20%。同時可以看出，從2013年開始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也在不斷增長。其中，煤炭、石油、建材和石化等行業產能過剩嚴重，鋼鐵和有色行業繼續虧損，大中型國有企業成為國有經濟虧損的“重災區”，經營績效持續下跌。
因此，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國有企業亟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日益開放和競爭的市場，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過往的行業壟斷及銀行低息信貸等舊動能無以為繼的時候，國有企業必須培育新動能，以此作為日后的核心增長點，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效益。00:11:13 2.僵尸企業擠占了大量資源，嚴重影響其他企業發展 僵尸企業（zombie firm）指那些已經喪失自我發展能力和市場活力的企業。通常這些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連年虧損，甚至瀕臨倒閉。僵尸企業之所以“僵”而不死，主要是它們依賴非市場因素生存，靠政府補貼、銀行續貸等方式獲得給養。在所有類型的企業中，國有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重是最高的。
總體而言，對于我國來說，僵尸企業的形成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與潛在僵尸企業的利益捆綁。正是由于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破壞了市場的功能，與潛在的僵尸企業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面對僵尸企業的破產危機，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績和社會穩定的考慮，不愿企業倒閉破產，在地方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甚至下降的情況下，失業救濟等支出將使地方政府面臨更大的財政收支壓力，從而對僵尸企業難以痛下“殺手”，持續利用財政補貼或動員債權銀行支持等手段，寄希望企業能夠繼續維持、風險在短期內不爆發。毫無效率的不斷輸血最終導致虧損企業成為僵尸企業。
00:12:50 第二，市場化退出機制的不完善。按照市場化的原則，僵尸企業本應該是退出市場的，但造成現階段這部分企業“僵而不退”的原因在于市場化的退出機制不完善，導致這類企業積重難返，企業難以拿到“死亡證書”。破產案件的審理周期冗長，社會成本較高。
據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統計，2011-2013年，審結的28件破產清算案件平均審理期為347天。同時，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各項政策措施不配套，致使政府、企業、銀行、法院，對僵尸企業市場出清望而生畏，對企業依法破產或依法重整更是很少問津。
00:14:17 第三，銀行出于不良貸款的考慮，難以對僵尸企業貿然“斷供”。僵尸企業的另一個重要的成因在于銀行不斷地對其供血，對于銀行而言，主要擔憂出現大規模的不良貸款。銀行給企業每一筆貸款，都是作為銀行的資產存在于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一旦貸款企業的還款能力出了問題，對應的貸款就要被當成不良貸款。因此，為了避免出現不良貸款，銀行會在企業剛遇到困難的時候提供資金。
由于僵尸企業的存在，大量的金融資源流向僵尸企業，導致健康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投資率下降，給經濟體埋伏下長期的隱患，這就有可能導致經濟僵尸化，再多的資源投入也難以推動經濟增長，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就是前車之鑒。
因此，對于處于新常態的中國經濟來說，僵尸企業的處置是實體經濟振興的重要抓手，僵尸企業退出市場，不僅能夠減少低效企業的比重，提升經濟的質量，而且能夠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使效率高的企業配置到更多的資源，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在產能過剩行業中存在的大量的僵尸企業，是我國提升行業整體的生產效率，實現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的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00:15:42
（二）民營企業
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的規模增長較快，但是長期以來民營企業依靠的都是以低廉勞動力成本大力拓展市場、高成本低能效、粗放式的“舊動能”發展路徑。然而在金融危機之后和新常態以來，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由于無法應對外部沖擊、產品缺乏核心競爭力等原因陷入了發展困境，甚至倒閉破產。
雖然其中有勞動力成本上升，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國有企業的擠出效應，以及政府和銀行的差別對待等因素，但是核心的原因還是民營企業依靠“舊動能”的發展模式無以為繼。民營企業發展困境的內部因素主要體現在：
1.產業鏈低端鑲定，創新能力匱乏
我國很大一部分的民營企業是出口導向型企業，而在其出口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占據重要位置。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代表為雜項制品，包含紡織服裝等），并在2000年高達36.88%。隨著2001年我國加入WTO，通過融入全球化經濟，我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如機械和運輸設備產品）增加。
然而，也應該意識到，一方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比重仍非常高（都在25%以上），另一方面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中相當一部分采用的都是加工貿易模式，即我國企業進口原材料然后進行組裝生產最后出口到國外，此外，出口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型國有企業，其中民營企業的占比相對較小。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國民營企業出口大部分還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中低端商品，仍在產業鏈中處于低端環節。
我國民營企業處于產業鏈低端鎖定的狀態，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民營企業最初憑借著廉價勞動力、土地等傳統比較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長期從事簡單代工環節，使企業獲利能力偏低，但利潤高的研發、設計等高端環節卻被發達國家牢牢掌握。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缺乏“中國創造”，民營企業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不足，缺乏嵌入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技術優勢。比如，目前我國的科技轉化率僅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還相距甚遠。
00:18:55 2.低成本戰略導向難以為繼
目前民營經濟面臨著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巨大挑戰，同時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換，內需不足的問題成為擺在民營企業家面前的一道難題，產品的結構性過剩，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供給過剩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供給不足同時并存。
00:29:23 企業作為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其經營生產方式、戰略發展方向以及傳統制造業企業轉型是否成功將會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微觀基礎。下面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大方面分析各自的新動能培育方向。
（一）國有企業改革與新動能培育
在“舊動能”下國有企業主要依靠行業壟斷以及銀行低息信貸等方式得以發展壯大，然而在新常態下舊動能已無以為繼，此時國有企業必須培育新動能，以此作為日后的核心增長點，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進入2017年，國有企業改革的三大新動能分別是國有企業分類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軍民融合。
00:19:26
二、企業改革與新動能培育
企業作為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其經營生產方式、戰略發展方向以及傳統制造業企業轉型是否成功將會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微觀基礎。下面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大方面分析各自的新動能培育方向。
（一）國有企業改革與新動能培育
在“舊動能”下國有企業主要依靠行業壟斷以及銀行低息信貸等方式得以發展壯大，然而在新常態下舊動能已無以為繼，此時國有企業必須培育新動能，以此作為日后的核心增長點，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進入2017年，國有企業改革的三大新動能分別是國有企業分類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軍民融合。
00:20:58 1.國有企業分類推進改革與新動能培育（1）國企分類推進改革的含義。解決國有企業分類不清的根本措施是根據國有企業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的不同，從中國實際出發，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不同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進行分類推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國有企業的分類推進主要將國有企業分為公益類和商業類。
商業類國有企業又分為商業一類，充分競爭行業；商業二類，即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承擔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的企業。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原則上都要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積極引入其他國有資本或各類非國有資本實現股權多元化，國有資本可以絕對控股、相對控股，也可以參股，并著力推進整體上市。對這些國有企業，重點考核經營業績指標、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市場競爭能力。
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要保持國有資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國有資本參股。對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放開競爭性業務，促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
對需要實行國有全資的企業，也要積極引入其他國有資本實行股權多元化；對特殊業務和競爭性業務實行業務板塊有效分離，獨立運作、獨立核算。對這些國有企業，在考核經營業績指標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情況的同時，應加強對服務國家戰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以及完成特殊任務的考核。
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引入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這類企業可以采取國有獨資形式，具備條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還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特許經營、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勵非國有企業參與經營。對公益類國有企業，重點考核成本控制、產品服務質量、營運效率和保障能力，根據企業不同特點有區別地考核經營業績指標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情況，考核中要引入社會評價。
進行國企分類推進改革的目的，一是解決國有資本的定位，二是解決考核精準化，三是解決國有資本的流向，在分類基礎上，分類改革、分類考核、分類監管的精準有助于國有企業在政府干預和市場競爭中找到平衡。
00:25:53（2）國企分類推進改革的積極影響。一是“分類”有助于處理好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融性。公有制資本具有特殊的經濟屬性和社會功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需要轉換機制，變革政資政企關系，使公有制資本能夠主動適應和積極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和運行法則。
二是有利于促進國有企業科學發展。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國有企業承擔著多重責任和使命，許多企業“盈利性使命”和“公益性使命”并存，一些應由政府履行或通過購買服務履行的職責仍由企業承擔，一些應由企業自主決策的重大事項仍由政府審批，阻礙了企業市場化體制機制的發展和完善。對國有企業進行功能界定與分類，區分不同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功能定位，形成差異化發展路徑，增強企業活力與發展動力。
三是有利于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仍然有待優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國有企業功能定位不夠清晰、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方向不夠明確是主要原因。對國有企業進行功能界定與分類，有利于進一步明確國有資本投向，優化國有資本配置，從整體上增強國有經濟的質量和效率。
四是有利于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各級履行出資人職責機構成立以來，進行了一系列差異化監管的嘗試，但由于沒有明確的國有企業功能界定和分類，在監管措施、監管內容、監管要求、監管方式等方面仍存在“一刀切”的現象。對國有企業進行功能界定與分類，有利于推進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分類考核，增強國有資產監管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視頻：李克強主持召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
00:29:23
（二）民營企業轉型與新動能培育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面對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外需增長乏力，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強烈，以及產品缺乏核心競爭力，許多依靠低廉勞動力生產低端產品的傳統民營企業開始走下坡路，舊動能開始萎縮。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和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個性化發展，很多民營企業急切需要尋找新動能帶領企業走出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的民營企業中，在近幾年大放異彩的大部分屬于互聯網企業，如騰訊、阿里巴巴等都在積極地培育著新動能，并進行著商業模式創新（如020，即零售業的線上線下融合，以及共享經濟）和技術創新（大數據與云計算）等，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對于傳統的民營企業來說，尋找新動能的道路可以從以下四方面進行突破。
00:30:56 1.中小企業轉型，打造“隱形冠軍”
從中國經濟的特點來看，除了大企業憑借規模優勢在結構調整和創新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外，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也是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結構調整的生力軍。據統計，中國中小企業數量占所有企業的99%以上，全國就業人口中80%以上供職于中小企業。而且，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有著巨大潛力，中小企業擁有我國發明專利的70%，完成了80%以上的新產品研發。
上海30多萬家民營企業，96%以上是中小企業；上海高新技術企業中，90%以上是民營企業。而且，在當前創新發展日新月異的形勢下，諸多中小型企業在市場生態中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國際經驗表明，“專精特新”的發展道路是諸多國家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路徑，這些特色鮮明的中小企業在整個創新戰略中發揮著重要的示范效應。
如德國積極培育“隱形冠軍”，支持中小企業國際化，成為細分行業領域的強者，在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期間，這些作為隱形冠軍的中小企業支撐了德國經濟經受住了歐洲衰退的考驗。日本實施的“一町一品”計劃，大大提升了日本產品的地位和地方經濟的發展，造就了大批堅守本業、執著耕耘、誠信經營和持續創新的“長壽企業”，幫助日本經濟從20世紀80年代的日元強勢和90年代的經濟不景氣中擺脫出來。
從實踐來看，上述國家中小企業的發展路徑具有共同特點，即能夠專注于某一行業領域，發揮工匠精神、做精做強，建立起獨具特色的品牌，做細分市場的領導者；能夠堅持持續的投入、持續的創新，逐漸成長為具有國際化視野、優秀企業文化、先進管理水平的隱形冠軍。00:35:10 2.從“低成本戰略”向“差異化戰略”轉型，同時加強品牌建設
新常態下，民營企業不應盲目追求擴大規模，要擺脫困境，走出價格戰的怪圈，使企業競爭在更高的層次上進行并獲得競爭優勢，必須深耕行業、深入挖掘消費潛力，走專業化、差異化的道路。當一個企業向其客戶提供某種獨特的、有價值的產品，而不僅僅是價格低廉時，這樣就把自己與其競爭對手區別開來了。
差異化可以使企業獲得溢價，即使在周期性或季節性經濟蕭條時，也會有大量忠誠的客戶。如果實現的溢價超出了為使產品獨特而追加的成本，則差異化就會帶來更高的效益。對于很多珠三角或長三角的出口導向型民營企業來說，出路就在于，從最簡單的代工方式逐漸變成設計能力再加工，以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產品附加值。
在新常態下，民營企業實現差異化戰略的一個重要契機是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政策的提出，這為民營企業差異化戰略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途徑，即互聯網+定制服務，青島的紅領服飾集團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眾所周知，國內的服裝行業本來就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大規模低成本的同質商品很多，競爭十分激烈，企業的成本負擔很重。激烈的競爭和日益下降的利潤迫使紅領開始考慮企業的轉型升級，如果紅領從批量化生產轉型為個性化定制。
00:37:54 3.中小企業之間的并購實現資源優化整合，清理過剩產能
經濟下行為民企進行資產并購和產業整合帶來大好時機。經濟下行和產能過剩導致行業預期的普遍悲觀，引發資產估值的大幅下降，也導致大量的企業處于被淘汰的邊緣，這正是優勢企業進行資產并購和產業整合的大好時機。由于民企市場敏感度高，機制靈活，決策速度快，往往可以抓住市場中出現的并購機會，實現快速做大做強，提升和鞏固其市場地位。
民營企業之間進行兼并和收購，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積極意義：一是促進了中小企業間的分工協作，資源與信息的互補，從而實現不同資源的優化整合，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等優勢。二是有利于產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技術和市場，適應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競爭能力，不斷發展壯大。
三是保持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防止價格戰，促進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使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現代化工業的保障。例如，中國水泥企業數量眾多，不僅是集中度低下的原因，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是過度競爭、無序競爭的根源。四是有利于清理過剩產能，在民營企業之間實現兼并和收購之后，從而在清理落后產能的時候同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00:40:20
（三）外資企業改革與新動能培育 1.因地制宜滿足國人高端消費需求
新常態以來，我國居民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級都在逐漸提升，對于高端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長，具體體現在“海淘”等正受到不少消費者的追捧。大家都越來越傾向于購買質量優良且品牌認可度高的產品和服務，而不僅僅局限于過往只能滿足日常需求的低端產品和服務。
一方面，許多外資企業具有先天的優勢，因為其母公司位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品牌能夠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高端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可以根據國人喜好、需求的變化因地制宜地設計、生產和制造出與國際主流不同的、滿足國內消費者要求的產品和服務。這樣既可以形成產品和服務的差異化，提高利潤率，也可以給國內消費者留下良好的品牌形象。00:42:40 2.著重培養創新能力，打造核心競爭力
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外資企業在國內主打的都是低成本的產品和服務，并且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和競爭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其績效在逐漸下降。因此，除了要做到因地制宜滿足國人消費升級之外，外資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外資企業要著重培養自身的創新能力，打造核心競爭力，不要繼續走依賴于低廉勞動力和政策優惠的舊動能老路。
一方面，外資企業試圖向中國轉移更加高端的技術；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建立高端工廠，通過技術創新打造自身核心競爭力，以此才能在未來的激烈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
第五篇：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七〉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七〉
試卷總分：100分, 考試時長：60 分鐘
正確答案以紅色字體標注
一、單項選擇題（每題2分, 共30題）1.“三去一降一補”中的“一降”是指（）。
降庫存 降產能 降成本 降杠桿
2.自（）年后，制造業內部的相關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基本上處于下降趨勢。
2011 2012 2013 2014 3.在制造業內部新舊動能逐漸的進行分化，擁有新動能的制造業仍有著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的發展。
化學纖維制造業 醫藥制造業 化學原料制造業 電子信息制造業
4.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良好，2016年的四個季度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景氣指數處于上升趨勢，并且指數均高于（），生產性服務業呈現景氣景象。
5.我國新舊動能轉換仍需要歷經持續性長期階段，這表現在（）個方面2 3 4 6.工業向西發展的趨勢在2013年出現阻礙，2011-2015年第二產業以及工業產業重心主要向（）轉移。
東 南 西 北
7.以（）為核心的新技術、新產業成為重要新動能，珠三角地區的3選項4打印、虛擬現實、無人機等新技術新產業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人工制造 全面發展 創新 智能制造
8.上海市為打造科創中心，吸引全國全世界的創新和資源，出臺科創中心建設“（）條”，從落實人才戶籍政策、擴大創新資助經費等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新創業人才，構建關鍵領域創新型平臺以及天使投資協會，整合海內外以及社會各界創新資源。21 22 23 9.“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中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安排，主要包括（）大走向。
二 三 四 五
10.（），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創造條件進行先行先試。
加強金融制度創新 增強金融服務功能 健全金融風險防控體系 增強金融制度規范
11.隨著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走向深入，不僅要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的開放，而且要加快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貿易的互動，進一步緩解我國服務貿易的（）。
順差 逆差 差距 分歧
12.在限制方式上，可以采用國際高標準貿易投資協定采用的措施，一般為禁止外資進入的投資領域、對外資所有權有所限制的領域以及基于互惠條款的限制措施，減少業績和高管等涉及企業具體運營的附加要求，增加外商投資的（）。
積極性 參與度 創造性 數量
13.在民營企業方面，下列說法中，不屬于民營企業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方向的是（）。
實行同一化措施
中心企業之間合并以整合資源和聯手國際巨頭 實行差異化戰略 打造“隱形冠軍”
14.按照（）的原則，僵尸企業本應該是退出市場的，但造成現階段這部分企業“僵而不退”的原因在于市場化的退出機制不完善，導致這類企業積重難返，企業難以拿到“死亡證書”。
統一性 規律化 市場化 公平性
15.我國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發展初期通常擴張速度非常迅猛，但相對來說缺乏良好的管理能力，在面臨外部不利沖擊時，無法準確且及時地作出應對，以致陷入發展困境。
中型 大中型 小型 中小型
16.在改革開放之初，大部分外資企業是沖著國內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龐大的未開發市場來的。依靠這些優勢，外資企業在（）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迅猛，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18 19 20 17.（）年的數據顯示，2010年之后內資企業的稅收負擔從22.87%下降到22.7%，而外資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19.25%提升到20.46%，實際稅負率差距縮減為2.24%。政策優惠喪失，稅費負擔加重，結合成本上升以及競爭加劇，F選項4I的流入量也在不斷下降。
2010 2011 2012 2013 18.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指的是（）。
軍民融合 國有企業改革 集體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
19.（）與人力資本流動捆綁在一起，成為自由流動最大的障礙。
社會保障 醫療保障 子女教育 以上均對
20.“四新經濟”是融合發展的，（）是基礎，新產業與新業態是市場的最終體現，而新模式往往是重要的實現方式與手段。
新動能 新技術 物質條件 環境
21.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性和地區性多邊或雙邊安全合作機制的完善和構建，如（）。
WTO 選項1PE選項3 IMF 以上均對
22.濟寧市發展目標，到（），改革開放50周年時，與全省同步完成這一輪新舊動能轉換，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轉高效，產業結構、城鄉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持續優化，發展活力迸發、動力強勁。
2020年 2025年 2028年 2030年
23.20世紀（）初期是居民消費生活的第一次大變遷。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4.（）年，是我國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
1980-1999 1990-2002 1990-2000 2000-2018 25.（）以后，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比較平穩，2000-2013年，年均增長24.3%。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6.2017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TPP，使得TPP難以繼續推進。
中國 美國 日本 法國
27.在持續（）的經濟增長下滑后，中國經濟正進入呈L型走勢的中高速增長時期。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28.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興起，在科學領域，“學科交叉融合加速，新興學科不斷涌現，前沿領域不斷延伸，一些基礎科學領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其中不包括（）。
物質結構 宇宙演化 生物進化 生命起源
29.以下不屬于清潔能源的有（）。
水電 風電 核電 煤炭
30.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位。
一 二 三 四
二、多項選擇題（每題4分, 共5題）
1.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歷經（）兩個主要開放階段，中國積極抓住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重要機遇，大力引進外資，主要依靠勞動力比較優勢，推動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
全面發展 沿海開放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創新
2.我國產業發展也進入了新常態，產業發展的（）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既面臨新的挑戰，也有新的機遇。
宏觀經濟環境 外部經濟環境 制度因素 微觀經濟環境
3.新動能的發展勢不可擋。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以（）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大大拓展了發展空間。
網絡化 數字化 智能化 以上均不對
4.從結構上來看，（）仍然是出口的主力。煤炭 機電產品 原油
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
5.（）的工業化進程均處于工業化后期，而東北地區才完成了工業化一半的進程，少數民族地區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依靠發達省份的經濟增長。
長江三角洲流域 珠江三角洲地區 京津冀地區 雄安新區
三、判斷題（每題2分, 共10題）1.儀器儀表屬于新興行業。（）
正確 錯誤
2.產業的新模式不僅為轉出地的新興產業的入駐和產業轉型升級騰挪了空間，也帶動轉入地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使原有的潛在要素資源成為可利用的經濟資源要素。（）
正確 錯誤
3.改革開放40多年來，農業化一直是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隨著中國工業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部分省份和地區率先實現了工業化后，工業化程度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步消失。（）
正確 錯誤
4.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處于西北部，創業氛圍低。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行，各地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干涉降低，創業環境較以往有較大改善，大大提升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創業能力。（）
正確 錯誤
5.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主要特征是通過工業化和智能化的加速融合，伴隨社會分工形態和產業組織結構的更新，以信息技術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
正確 錯誤
6.跨國企業全球研發布局，一方面是基于東道國重要的市場地位或巨大的市場體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配置整合當地的人才資源。（）
正確 錯誤
7.信息化推動新舊動能轉化，主要體現在對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實現對舊動能的改造升級。（）
正確 錯誤
8.我國企業大多數仍然處于附加價值低端環節，加工貿易仍為高新產品進出口主導方式。（）
正確 錯誤
9.新開放觀提出，要轉變對外開放戰略思想觀念，就要用全球化的戰略眼光看待中國的對外開放，站在全球的角度把握中國所處的位置，從而提升對外開放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思考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需求。（）
正確 錯誤 10.“一帶一路”倡議統領自貿試驗區建設的戰略目標，自貿試驗區是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落腳地，兩者同為我國新時期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內容，相互促進、互為補充。（）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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