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疆宗教讀后感

摘要：讀《新疆宗教》 馬品彥著 新疆：五洲傳播出版社，2001，了解新疆宗教文化，體會新疆民族風情，感受新疆文化魅力。關鍵字：新疆、宗教、文化、民族風情 正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個擁有著眾多民族，眾多文化，眾多風情的美好地方，它的宗教也閃爍著獨有的光芒…

在《新疆宗教》書中介紹了新疆歷史上的宗教，宗教現狀，宗教事務管理，宗教建筑與名勝。讓我們對新疆宗教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新疆宗教的發展歷史演變包括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原始宗教階段。這一階段從新疆出現原始宗教直到外來宗教傳入，歷時至少數千至數萬年。新疆的原始人也經歷了同樣的原始宗教產生的過程。他們表現為對日、月、水、動植物以及圖騰崇拜。比如，烏孫人崇拜太陽、古羅布人崇拜麻黃草和小麥等。

第二階段是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階段。構成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還有原始宗教（包括薩滿教）、襖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這一格局一直維持到伊斯蘭教傳入，歷時1000多年。佛教是在新疆流傳時間最長、信仰人數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宗教之一。歷史上，它對新疆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都曾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第三階段是佛教與伊斯蘭教并立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階段。在這一階段，伊斯蘭教通過對和田的宗教戰爭，逐漸將佛教勢力排擠出南疆地區，形成南疆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格局。這一階段的早期，各種宗教都比較活躍，但后期則發生了較大變化，隨著伊斯蘭教的勢力不斷壯大，襖教、摩尼教、景教則日趨衰落。這一格局大致持續了6個多世紀。公元7世紀，新疆地區共有三個地方政權：于闐王國、高昌回鶻王國和喀喇汗王朝。當喀喇汗王朝的統治者把伊斯蘭教定為國教后，通過發動對于闐王國的戰爭，使于闐王國滅亡，佛教結束了在這個地區千余年的統治地位。從此，佛教勢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區。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后，在新疆建立了察合臺汗國。它后來的統治者禿黑魯帖木兒及其后裔強制推行伊斯蘭教。公元16世紀初，伊斯蘭教將佛教勢力排擠出哈密。至此，伊斯蘭教經過6個多世紀的傳播和發展，最終取代佛教，成為新疆地區的主要宗教。從伊斯蘭教傳入新疆一段時期所形成的南疆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格局演變為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

第四階段是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階段。由于維吾爾等民族接受伊斯蘭教，原先這些民族信仰的宗教，如襖教、摩尼教、景教便逐漸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主要在漢族中流行。此后，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也相繼傳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演變為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這一格局一直延續至今。

可見新疆的宗教發展也是漫長的，有多種向著幾種發展。到現在保持穩定。新疆宗教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按照這一政策，每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這個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個教派的自由；有過去不信教而現在信教的自由，也有過去信教現在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載入中國憲法，使公民的這一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實質，就是讓宗教信仰問題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公民個人自由選擇。中國還實行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一致的政教分離原則。政教分離原則的基本要求是教會與國家分離、教會與學校分離。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政權不干涉宗教內部事務。心屬于宗教內部的事務，一律由各宗教組織和宗教團體自行解決，政府不得行使宗教組織和宗教團體的職能；對各個宗教以及同一宗教里的各個教派，不分大小一視同仁，國家政權既不能被用來推行某種宗教，也絕不允許被用來禁止某種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二是宗教組織和宗教團體不得與國家分享行政權，也不得干預國家的行政權，絕不允許宗教干預國家行政、干預司法、干預學校教育和社會公共教育、干預婚姻、干預計劃生育等。

宗教的現狀是與個人和宗教團體有關的，在我國是不受國家政權所干涉的，這也使得宗教有著較大的自由，使得新疆宗教可以持續的發展著。

新疆宗教事務管理

依法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職能，宗教事務作為社會公共事務的組成部分，理所當然地要納入國家的管理。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讓人們自由地去選擇自己信仰還是不信仰宗教；同時，政府依照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以便更有效地保障所有公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界的合法權益。

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通過這種管理，糾正干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和正常的教務活動、侵犯宗教團體合法權益等違背中國宗教政策的現象；一方面是通過這種管理，把宗教活動納入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軌道，促進宗教活動正常化。

上述也是中國政府管理新疆宗教事務所依據的原則和所實施的內容。1988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制定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暫行規定》，這是新疆歷史上第一部宗教法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后，新疆地方政府又于1990年制定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活動管理暫行規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職業人員管理暫行規定》，于1994年制定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條例》。這些法規的規定，使新疆有關宗教的法制建設逐漸趨于健全和完善，為全面實現新疆宗教事務的法制化管理奠定了基礎。這些宗教法規與1994年國務院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管理條例》，以及中國其他法律中有關宗教方面的規定，共同構成了新疆宗教事務管理的法律體系。

宗教建筑與名勝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宗教的紛爭早已化作縷縷輕煙隨風逝去，而凝聚了人類創造與智慧成果的宗教建筑與名勝，至今依然向人們展現著它們的英姿。這些分屬不同宗教的建筑、名勝，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它們風格各異，多姿多彩，如鑲嵌在絲路古道、戈壁綠洲上的顆顆珍珠，展現著中華西域文明之光。

其中克孜爾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烏魯木齊陜西大寺等都是擁有著新疆宗教特色的建筑。這也代表著新疆宗教發展所鑄就的輝煌文化。

《新疆宗教》很全面的介紹了新疆宗教。它包含著歷史、文化、宗教特點等。讓我們對這片充滿著民族風情的土地，生有更加濃厚的感情。

第二篇：新疆宗教演變史專題

三、新疆宗教演變史（上）

前言

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要系統研究和正確宣傳新疆發展的歷史，包括民族發展和宗教演變的歷史”。

歷史上，新疆宗教始終在不斷發展和演變。這種發展和演變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外來宗教傳入前的新疆宗教

新疆流行的是由遠古先民自發產生的原始宗教以及由原始宗教發展而成的薩滿教。這一階段從遠古至公元前4世紀外來宗教傳入。

1、原始宗教

遠古時期的新疆居民，已經產生了原始的宗教觀念。他們相信人有可以脫離肉體而獨立存在的靈魂，而且靈魂是不死的。他們還相信萬物皆有靈魂，相信超自然力量，認為大自然的后面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操縱著大自然，并把這種超自然力量神格化和人格化。為了獲得大自然的恩賜，人們便通過各種形式開始了對自然的崇拜。他們崇拜日月山川、風雨雷電、動植物等一切自然現象和自然物。圖騰崇拜也十分盛行。新疆的許多古代民族都以虎、豹、獅子、狼、駱駝等動物，甚至以太陽、樹木等為圖騰。新疆的遠古先民也崇拜生殖，并在此基礎上發展為對祖先的崇拜。

2、薩滿教

原始宗教進入晚期階段后，逐漸出現了專門的神職人員，這一時期的原始宗教被稱為“薩滿教”。據史籍記載，匈奴、柔然、突厥、回鶻等新疆的古代民族，都信仰過薩滿教。薩滿教是生命力極強的宗教。各民族不管歷史上宗教信仰如何變化，不管其接受的新宗教排他性強弱，薩滿教或滲入到新的宗教中，或以傳統文化和習俗的形式存在下來。如維吾爾族至今仍然保留著大量的薩滿教遺俗。如朝拜麻扎時在麻扎周圍插木桿，并在其上掛羊頭、羊皮、布條；在古爾邦節和朝拜麻扎時集體跳薩滿舞；民間尤其是南疆農村，仍然盛行“巴合西（即薩滿）”跳神治病，等等。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等民族也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薩滿教的遺存和習俗。

三、新疆宗教演變史（下）

二、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第二階段是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形成。構成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還有原始宗教（包括薩滿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這一格局一直維持到伊斯蘭教傳入，歷時一千多年。

2、祆教

公元前4世紀前后，產生于古代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即中國所稱之祆教經中亞傳入新疆。到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魯番地區尤為盛行。當時的高昌政權專門設置了機構和官員來加強對祆教的管理。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歷史上都曾經信仰過祆教，至今這些民族還保留著祆教拜火的習俗，祆教的重要節日努魯孜節已成為這些民族的傳統節日。

3、佛教

公元前1世紀，產生于印度的佛教經克什米爾首先傳入新疆和田地區。經過各地統治者幾個世紀的大力推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疆佛教進入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在塔里木盆地周緣各綠洲，佛寺林立，僧尼眾多，大型佛事活動頻繁，還形成了于闐、疏勒、龜茲、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唐代，南疆地區的佛教已經開始出現了衰落的跡象。但直到11世紀初，佛教仍然是南疆地區的主要宗教。佛教傳入并發展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隨之形成。新疆佛教在佛經翻譯、造像、繪畫、音樂、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藝術等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產，豐富了中國和世界文化藝術寶庫。繼佛教之后，又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傳入新疆，加入到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之中。

4、道教

公元5世紀左右，中國內地盛行的道教隨著漢人的不斷到來傳入新疆。但當時在新疆的傳播范圍不廣，主要盛行于漢人比較集中的哈密、吐魯番等地。清朝時期，由于信仰道教的湘軍大批進入新疆，道教才廣泛傳播到新疆各地，當時，道教的宮觀幾乎遍布天山南北各主要城市。、摩尼教

公元6世紀前后，產生于波斯的又一宗教――摩尼教經中亞傳入新疆。信仰摩尼教的中亞商人和移民，在從阿勒泰到羅布泊一帶建立了許多聚居區。9世紀中葉，以摩尼教為國教的回鶻人在漠北回鶻汗國破滅后，其主體遷入新疆，并在吐魯番建立了高昌回鶻王國。信仰摩尼教的回鶻人在吐魯番地區建造寺院，開鑿洞窟，翻譯經典，繪制壁畫，弘揚摩尼教教義和文化。直到回鶻人改信佛教后，摩尼教才逐漸在新疆消失。

在摩尼教傳入前后，景教也傳入了新疆。景教是中國對基督教的一個早期派別聶斯脫利派的稱謂。景教在新疆早期傳播情況不詳。唐宋時期，景教在吐魯番地區十分盛行。元代，隨著大量畏兀爾人接受景教，景教在新疆各地得到了廣泛傳播。直到清代，伊犁地區還有景教的活動。

吐魯番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文獻殘卷

（三）佛教與伊斯蘭教并立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的演變

第三階段，是佛教與伊斯蘭教并立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在這一階段，伊斯蘭教通過對和田的宗教戰爭，逐漸將佛教勢力排擠出南疆地區，形成南疆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格局。這一階段的早期各種宗教都比較活躍，后期則發生了較大變化，伊斯蘭教不斷壯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則日趨式微。這一格局大致持續了6個多世紀。

1、伊斯蘭教傳入新疆

9世紀末10世紀初，伊斯蘭教經中亞傳入新疆。當時，統轄新疆南部至中亞一帶的喀喇汗王朝的王室成員薩圖克布格拉汗率先接受了伊斯蘭教，后奪取政權后并利用權力開始在喀喇汗王朝境內強制推行伊斯蘭教。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經過同于闐佛教王國歷時40余年的戰爭，滅亡于闐，把伊斯蘭教推行到今和田地區。于闐滅亡后，喀喇汗王朝又發動了對高昌回鶻王國的“圣戰”。這次戰爭雖然對高昌佛教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但最后以失敗告終，未能把伊斯蘭教傳播到吐魯番地區。此后，喀喇汗王朝統治集團發生內訌，分裂為東西兩個政權，無暇對周邊非伊斯蘭地區發動“圣戰”。直到14世紀中葉以前，以阿克蘇、庫車為界，一直維持著南部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北部以佛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

2、伊斯蘭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

14世紀中葉，統治新疆的地方政權東察合臺汗國可汗禿黑魯帖木兒皈依伊斯蘭教后，首先強迫王公貴族和蒙古人改宗伊斯蘭教，之后在伊斯蘭上層勢力的配合下，在汗國境內強制推行。其后裔是伊斯蘭教更加狂熱的推行者，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強制民眾接受伊斯蘭教，并對吐魯番、哈密等不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不斷發動所謂“圣戰”。到16世紀初，伊斯蘭教在哈密已取得主要宗教的地位，這標志著伊斯蘭教在經過6個多世紀的傳播后，最終取代佛教成為新疆地區的主要宗教，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也隨之形成。

（四）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的發展

第四階段，是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多種宗教并存格局。16世紀初，伊斯蘭教在歷經6個世紀的傳播后，最終取代佛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在這一階段，由于維吾爾等民族接受了伊斯蘭教，原來主要由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漸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只是在漢族中流行。17世紀初，衛拉特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區興盛起來。此后，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也相繼傳入新疆。新疆繼續保持了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這一格局一直延續至今。

隨著伊斯蘭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原來主要在維吾爾等民族中流行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隨之逐漸消失。從明朝起，隨著衛拉特蒙古進入新疆，由他們所信仰的藏傳佛教在新疆興起，并逐漸發展成為北疆地區的主要宗教。17世紀后期，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阿帕克和卓借助藏傳佛教的勢力，擊敗了自己的政敵黑山派和卓勢力，并滅亡了葉爾羌汗國，足見當時藏傳佛教勢力之大。清代，隨著信仰道教的大量清軍、漢族商戶和百姓的到來，已衰落了的道教開始復興。當時，大型的道教宮觀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帶有我國多神崇拜的道教廟宇，如萬壽宮、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娘娘廟等等，卻遍布天山以北和東疆各地。在南疆地區，道教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據《回疆通志》記載，在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烏什、葉爾羌、英吉沙爾、喀喇沙爾等地，都建有數量不等的道教宮觀。當時新疆道教的宮觀數量之多，僅次于伊斯蘭教的清真寺。

從18世紀后期起，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中國又稱基督教）相繼傳入新疆。東正教是隨著俄羅斯人陸續遷入新疆而傳入的，此后也主要在俄羅斯族中流行。基督教和天主教則是由一批西方的傳教士傳播到新疆。到民國初年，基督教和天主教已傳播到全疆各地，在天山南北各重要市鎮，如烏魯木齊、伊寧、喀什、哈密、莎車、綏定、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兩教的教堂。

伊犁發現的元代基督教文物

（五）新疆宗教演變史的特點與啟示

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鶻王侯群像

1、多種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歷史演變的基本特點，也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自從外來宗教傳入新疆形成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以來，構成這一格局的宗教不斷在發展演變，但不管其如何演變，都未能改變多種宗教并存的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受統治階級宗教政策的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主要宗教的地位會發生改變，但是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教獨存”的情況，“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并存”始終是新疆宗教演變的基本格局。

2、新疆多種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變，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點所決定的

自古以來新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這種信仰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如維吾爾族歷史上就先后信仰過原始宗教、薩滿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蘭教。民族宗教信仰的不斷改變，也是導致新疆多種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及其演變的重要原因。

3、宗教無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文化現象，必須與其所處的時代以及人文地理環境相適應。

凡是不能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宗教是沒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的消失就是不能與新疆的社會相適應的結果。佛教和伊斯蘭教在傳入新疆后，就是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從而與新疆社會相適應，逐漸演變為帶有鮮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佛教和伊斯蘭教，才成為新疆歷史上流傳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宗教。

喀什艾提尕爾清真寺

4、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態度對新疆宗教的演變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佛教和伊斯蘭教之所以能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與當時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對這兩種宗教的支持分不開的。西遼和蒙古時期的宗教寬容政策，最終導致了這一時期新疆各種宗教的發展和興盛。不管實行怎樣的宗教政策，都包含著對宗教事務的管理

5、多種宗教和諧共存始終是新疆宗教歷史的主流。

歷史上雖然也發生過佛教與伊斯蘭教的戰爭，但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這只是一個不和諧的小插曲。伊斯蘭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在同其他宗教并存的幾個世紀里，沒有再發生過沖突，一直是和諧并存的。多種宗教在新疆不僅能夠和諧并存，而且能夠相互吸收融合，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別點的佛教、伊斯蘭教、祆教等。

但“三股勢力”特別是宗教極端勢力卻罔顧歷史事實，不僅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變的歷史，否認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區，而且極力破壞新疆多種宗教和諧并存的歷史傳統，甚至大肆鼓吹極端思想，破壞和詆毀新疆傳統的伊斯蘭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進行分裂破壞活動。各族干部群眾包括廣大信教群眾，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認清其本質，并與之進行堅決斗爭。

第三篇：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

【論

文】

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

——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修訂版)

摘要：宗教事務管理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在新疆，宗教事務管理一直是維穩工作的難點和焦點。包括私辦經文班（點）在內的非法宗教活動，長期做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之一被打擊和控制，但屢禁屢興，宗教極端勢力的有意利用和信教群眾的感情需求相交織是其禁而不止的主要原因。目前的政策設置并不能有效解決信教群眾的需求問題，非法宗教活動還將長期存在。

關鍵詞：新疆；非法宗教活動；管理

2012年初夏，新疆先后發生兩起案件，引起廣泛關注。5月，在庫爾勒市一個非法教經點，有一名學經兒童被非法學經人員毆打致死，有人在網上惡意傳播“維（吾爾族）少年學習《古蘭經》被扣在拘留所離奇死亡”，境外媒體借此抨擊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6月，和田市警方在一處非法教經點解救54名被控制的學經兒童時遭暴力抗拒，數名民警受傷，12名兒童燒傷。據官方介紹，近幾個月已發生過數起非法學經兒童受傷案件，4月烏魯木齊市就有一名兒童因無法背誦經文被非法教經點的人打死。非法教經和非法學經都是政府重點打擊對象2。

宗教是一種社會現象，宗教活動是一種社會行為，宗教事務管理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在新疆，多年來宗教事務管理一直是維穩工作的難點和焦點。1996年中央明確提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理論上辨析合法與非法之界、現實中保護合法和打擊非法，是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內容。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向媒體表示，“非法宗教活動必然導致宗教狂熱，宗教狂熱必然導致極端宗教思想，宗教極端思想必然導致暴力恐怖事件的發生”，新疆將加強宗教事務的管理，保障合法宗教，制止非法宗教，抵御滲透，打擊暴力恐怖活動3。根據相關政策，私辦經文班（點）、非法修建宗教活動場所、跨區傳教講經、利用課堂宣傳宗教、非法印刷傳播宗教讀物、私自組織信教人員朝覲等都屬于非法宗教活動。

作為一個信教者，教授和學習經文如何成為非法，表面的個體行為如何演化成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事件，其中所顯示和表達的政治意義、社會影響、文化內涵，作為社會政策之一的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如何變化，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內容。

李曉霞1

一、非法教經現象，又稱為私辦經文班（點）、地下經文學校等，指未經政府批準擅自開辦的以傳授宗教知識為主要目的的講經班（點）。在新疆，非法教經現象主要發生在信仰伊斯蘭教的教民中。

宗教知識傳承、宗教活動延續是建立在宗教經典、教義、教規和儀式傳授的基礎上的，12 作者為新疆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本文初稿曾刊發在本《通訊》第117期，此為修訂版。

王渠，新疆官員回應“維少年習經被扣后離奇死亡”傳言.http://xj.people.com.cn/n/2012/0605/c186332-17110023.html 3 新疆主席：暴力恐怖活動無一不是宗教極端思想作祟.http://news.163.com/12/0306/13/7RTSS8QS00014JB6.html 由此方可代代相傳并擴大信眾規模。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阿拉伯語，意為“誦讀”）被信眾（穆斯林）認為是真主安拉的語言，要經常誦讀，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聽到的第一句話和離世前聽到的最后一句話都是《古蘭經》經文，而且只有誦讀阿拉伯文本的《古蘭經》才有意義。對于非阿拉伯語系的穆斯林，學習誦讀阿拉伯語經文，是其宗教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經文教育有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等多種途徑，對伊斯蘭教職人員的培養，多數是通過宗教學校教育完成；而對普通的穆斯林，幾種方式都存在。

穆斯林傳統的宗教教育形式為經堂教育（又稱寺院教育），主要通過經文學校來實施。自伊斯蘭教傳入新疆，經文學校作為宗教人士的培養機構迅速發展起來，并逐漸壟斷穆斯林的文化教育。經文學校分三等，高級學校（大學）設在喀什、莎車等地大寺院內，專門培養上層宗教人士；中級學校設在較大的縣鎮寺院里，為成年穆斯林學習宗教知識的場所；初級學校遍及鄉村，入學者基本為少年兒童。學習內容包括宗教儀式、阿拉伯文、《古蘭經》、《圣訓》以及伊斯蘭哲學、法學、文學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4。新疆建省（1884年）前后，清政府在新疆廣設義塾，20世紀初后出現了各類新式學校，經堂教育受到沖擊。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鄉村普遍設立小學校，始于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1933-1944年）。小學課程包括維文、算術、社會、地理等，并設經文課，聘請阿訇每周給學生教經文兩小時。

到上世紀新中國成立之初，新疆的學校教育仍分國民教育和經堂教育兩種。遍及南疆各地城鄉的伊斯蘭教寺院多設經文學校，莎車區4縣（莎車、葉城、澤普、麥蓋提）有經文學校137所，學生6367人5。在阿克蘇，由毛拉教的宗教小學和中學學生有2.86萬人6。公立和會（即各民族文化促進會）立小學也上經文課。1951年上半年，喀什地區共有公立和會立小學291所，學生5.53萬人7。1949年，莎車、疏附、英吉沙、巴楚、阿圖什、岳普湖六縣，有普通學校262所，學生5.15萬人；有宗教學校312所，學生1.06萬人。

堅持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之初就面臨著如何處理宗教問題，認為“少數民族的宗教問題，是一個歷史性、民族性的群眾思想信仰問題”，應“十分審慎，切忌急躁”，“不要輕言改革”，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信教自由政策”8。1950年，時任喀什軍區政委的王恩茂在給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王震的報告中，專門談到保留還是取消經文學校的問題。他認為取消經文學校的條件還不成熟，建議暫不決議取消。其理由，一是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要求；二是群眾的覺悟還沒有達到希望取消的程度，也沒有足夠的好的新式學校可以替代。但可以對經文學校進行改革，如反對強迫進校，改善課程內容。另一份報告中又指出，小學的經文課一定時間內還可以保留9。

由于在宗教方面理想的社會目標和現實的審慎態度相矛盾，政策實踐中對經文教育的處理出現反復。1950年，教育部門對小學進行接管和改革，學校停授經文課。1952年，中共新疆分局根據宗教界的要求，在小學恢復了一周兩節經文課，規定由學校老師教授，學生學習與否聽其自便10。1950年，明令取締經文學校，但并沒有被有效實施，1953年后經文學校發展迅速。在疏勒縣，上經文學校的學生1949年為625人，1950年為481人，1951年為223人，1952年為196人，1953年為1626人，超過了1949年，經文學校達到53所。1953年，新疆省做出宗教不得干涉學校的決定11。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些初級和高級經文學校停辦，宗教學校及學生在減少。莎車縣9個區（包括城管區）有經文學校 45 薛健，《新疆南部地區和田喀什基礎教育》，新疆大學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頁

喀什地區教育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3，第40頁 6 《王恩茂文集》（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9頁 7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第40頁 8 《新疆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9 《王恩茂文集》（上冊），第30、51頁 10 新疆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新疆教育年鑒1949-1989》，新疆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頁 1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第40頁 104所，學生2,422人，分別比1955年減少5所和683人12。1958年自治區再次明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13。

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錯誤逐漸增長，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動難以正常進行，但并非沒有活動，甚至也有私辦經文學校的現象。筆者曾在和田地區檔案館看到一份1972年自治區群眾工作座談會的總結，其中提到參會同志反映：“近年來宗教活動猖獗，大量修復禮拜寺，經文學校很多?? 有的大隊，小學教員答應宗教人士在孩子放學后，由阿訇管理。建議對經文學校進行取締，不準宗教人士強迫兒童學經文”14。

70年代末，開始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別是1982年中共中央下發19號文件，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對待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宗教活動由分散、秘密的活動逐步轉向集中、公開的活動，“文革”中被破壞的清真寺重新修復并大量新建，宗教人士的社會地位迅速上升，而且宗教活動快速升溫，有的地方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其中私辦經文點的大量出現成為宗教活動無序的焦點問題之一。對宗教活動的管理，由放任到收縮，非法宗教活動與宗教管理力度此起彼伏，總體上隨著非法宗教活動的社會負面影響日益擴大，宗教管理工作愈加深入細致，管控壓力增加，反彈壓力也在增強，私辦經文班（點）現象禁而不絕，部分時期甚至出現高漲。

20世紀80年代初，新疆各地穆斯林群眾聚居的城鄉都出現了宗教人士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或教經點，以傳承宗教知識、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為目的。對私辦經文班（點）最先表示反對的是教育部門。198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關于正確處理少數民族地區宗教干擾學校教育問題的意見》（中辦發[1983]16號），指出各地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或經文班，使大批學齡兒童棄學念經。對未經政府批準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要逐步予以解決。某些地區民族中小學要求開設阿拉伯文課，不能同意，更不能借學習阿文之名，恢復宗教課。1984年，自治區黨委也明令“絕不允許私自開辦經文學校”，要堅持宗教不得干預教育的原則，對于擅自開辦經文學校（班），擅自在家中吸收兒童學經文的，有關部門要“積極做好疏導工作，予以解散”。同時，為解決年輕一代宗教職業人員培養問題，準備在烏魯木齊市建一所伊斯蘭教經學院；允許自治區伊協常委以上具有較高宗教知識水平的宗教界人士，經伊協批準可收2-3名18歲以上的青年學經15。

禁令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時任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他在上世紀50年代因為參加民族分裂活動，被判20年徒刑，1977年刑滿釋放。從1987年開始，阿大辦地下經文學校。據不完全統計，全疆各地追隨阿學經的塔里甫（亦稱滿拉，為宗教學校的學生）約有800余名，號稱“八百弟子”。這些塔里甫后來遍布散落全疆，成為各地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骨干分子16。庫車的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從1986年開始公開招收塔里甫，到1990年初，已累計培養塔里甫700人。如此眾多的塔里甫出現，是疏于管理造成，也是因為當時并沒有把此類行為提高到影響國家安全的政治高度來認識。

隨著私辦經文學校的社會影響增大，政府的政策趨于嚴厲，開始由“疏導解散”變為“查禁取締”。1988年，自治區人民政府專門做出規定，嚴禁地下經文學校和經文班（點），嚴禁私自帶培塔里甫，并對地下經文學校、經文班采取一系列的查禁取締行動17。為規范日益升溫的宗教活動，1988年和1990年，自治區先后出臺有關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活動、宗 12 新疆六年來宗教工作報告（1956年8月），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1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第40頁 14 自治區群眾工作座談會總結（1972年1月29日），和田檔案館全宗號51，目錄號1，案卷號2 15 郭泰山，李進新，《新疆宗教問題政策文獻選編》（內部刊印），第265、278-280頁 16 張秀明（曾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頁 17 馬品彥，《新疆反對非法宗教活動研究》，《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教職業人員管理的3個暫行規定。但地下經文學校仍呈上升趨勢。據1990年1月調查，新疆私人擅自辦的經文班（點）938個，共帶塔里甫（滿拉）10,742人，其中最多的是喀什地區，350個經文班、4,000人。參加學經的人，大部分是城鎮初、高中待業青年，較年輕的個體戶、初高中學生18。自1990年起每年查禁各種經文學校1,000余所，其中許多是在校學生19。這些在校學生或晚上學經文，或半天上學、半天學經文，有些輟學全天學經文。

鑒于參與1990年巴仁鄉反革命武裝**的許多骨干分子是葉城縣經文學校培養的，培養宗教接班人的問題，不只是宗教人士和信教群眾所關心，也被政府極為關注。1990年，王恩茂指出：經文學校不能不辦，但不能辦得過多、過濫，放任自流。要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由愛國宗教人士辦。不允許反動分子利用經文學校培養反革命骨干分子20。私辦經文學校的問題由人民內部矛盾開始向敵我矛盾轉化。私人開辦經文學校（班）遭全面解散，各地建經文學校有計劃有組織地培養愛國宗教人士。到1991年底，烏魯木齊等10個地州市已辦起經文班31個，經文點57個，培訓年輕的伊斯蘭教職人員829人。同時解散私辦經文班（點）900多處，遣返塔里甫10,000多人，讓其中18歲以下的少年重新回學校讀書，基本改變了伊瑪目私帶塔里甫的無政府狀態21。1994年頒布施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條例》，規定宗教團體經批準，可開辦宗教院校和經文班（點），培養宗教教職人員。未經批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私自開辦宗教院校和經文班（點）。1999年，自治區下發《關于組織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的意見》（新黨統發[1999]04號文件），再次規范合法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的活動。

事實上，非法宗教活動一直沒有終止。自1996年中央7號文件把非法宗教活動列為影響新疆穩定的最主要的危險之一，為鏟除非法宗教活動、遏制宗教狂熱、打擊民族分裂分子，1997年后自治區連續多年在重點區域實行集中整治，但非法宗教活動，包括私辦經文班（點）屢禁不止。1997年私辦地下經文班（點）在有些地方出現更加隱秘化、分散化，甚至向教學手段電子化方向發展的特征22。喀什地區，1996年至2000年6月間，學經人員增加了8.84倍。其中年齡最小的3歲，90%為在校學生23。

1999年以后，宗教狂熱再升溫，各地私辦地下教經點增加，學經人員呈低齡化和女性化趨勢，不少已經演變成暴力恐怖場所24。1999年1至10月，全疆共查處地下講教點、教經點118處，遣散學經習武人員1,326名25。有研究者判斷，2002年以后，非法宗教活動在新疆蔓延的勢頭基本得到遏制26。2004年1至10月，全疆共取締非法講經點420處，“泰比力克”活動點10處，查處有關人員2,457人。2006年1-5月，全疆共查處地下教經點112處。在阿克蘇查處的一個地下教經點中，40余名學經人員中15歲以下的有18名。隨著查處力度的加大，在新疆區域范圍內私辦經文班（點）的空間縮小，新疆籍人員，主要是青少年，有組織、成規模地到內地省區的經文學校、阿拉伯語學校學經的現象越來越突出。這類學校多以學習《古蘭經》為基本內容，同時灌輸民族分裂思想，鼓動學經者在未來為“圣戰”奉獻自己的一切27。2011年全疆查獲的非法教經點數量仍呈上升態勢，女性教經者增多，1819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4頁

馬品彥，《新疆反對非法宗教活動研究》，《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20 《王恩茂文集》（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03頁 21 王文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的歷史與現狀》（1992年2月），載于《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22 李建生，《目前新疆地區的非法宗教活動及其遏制和預防》，《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23 《中國調查報告（2000-2001）——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1年，第270頁 24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142頁 25 《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第118頁 26 李建生，《目前新疆地區的非法宗教活動及其遏制和預防》，《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27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193、199、159頁 在校生學經者增多，跨地區教學經同“遷徙”相結合滋生的暴力恐怖團伙犯罪突出28。由于地下講經活動隱蔽和分散，有的是以走親訪友為名在家中進行，因此實際被發現被查處的地下經文班（點）只是非法教經活動中的一小部分。

二、由以上概述可見，我國政府對于宗教教育的政策，通過建立合法的宗教學校、經文班（點）滿足宗教教職人員培養和提高的需求，同時禁止私辦地下經文班（點），規范宗教教育場所和教師，以避免強迫兒童接受宗教教育、打擊極端宗教勢力、避免宗教狂熱現象發生，體現了政教分離、宗教不得干涉教育的原則。從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的政策變化看，由開始的“疏導解散”變為一律“查禁取締”；由主要關注宗教干預教育和影響兒童成長到防范宗教極端勢力的傳播和動員；由全部禁止辦班（點）到選擇宗教學識高的愛國宗教人士帶培，表現出控制為主、疏導為輔且控制愈加嚴格的政策取向。從政策效果看，雖然制定和不斷完善相關法規，并以集中整治、加強學校管理、意識形態領域宣傳教育等方式改善社會環境，但私辦經文班（點）屢禁不絕，甚至隨著國內外形勢和管控力度的變化而峰谷迭現，20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末都被稱為宗教狂熱期、非法宗教活動頻發時期，至今不斷出現的非法教經活動仍在產生著廣泛的社會影響。

對于私辦經文班（點）何以屢禁不止的原因分析很多，主要有：國外敵對勢力分化、西化戰略以及國際伊斯蘭教復興的影響；國內民族分裂和宗教極端勢力打著宗教旗號、利用信教群眾的虔誠信仰培植宗教極端分子，煽動宗教狂熱和分裂情緒；信教群眾出于宗教感情和學習經文知識的需要，主動送子女進地下經文班學習；教職人員培養多年斷檔，在位人員多年事已高、宗教學識有限，需要培養大量年輕的后繼者；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滯后，教學條件差、水平低，升學率低，學校教育缺乏吸引力；少數民族年輕人就業困難，宗教人士社會地位高，收入相對穩定，該職業對部分學生家長和學習具有吸引力；一些干部對宗教事務“不敢管、不愿管、不會管”，等等。無疑，上述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只是在不同時段其重要性有所不同，譬如，宗教教職人員短缺、斷檔的危險，在20世紀80年代表現得更為突出，政府開始允許建立合法的宗教教育機構后，該問題開始得到緩解；因學校教育落后不能讓所有孩子接受正規義務教育的問題，也主要出現在上世紀80、90年代；普通信教群眾學習經文知識的需要則一直存在，至今很難從合法渠道得到完全滿足。

從研究者的角度，有一個影響因素是應該被提到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所謂的宗教“改革派”，即“瓦哈比派”在新疆一些地方迅速傳播，是造成私辦經文班（點）迅速增長、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而政府相關部門對其如何定性、如何處置審慎決策，部分宗教事務管理干部認識不清、不愿管理，也是許多非法宗教活動的參與者質變為宗教極端分子的原因之一。

新疆穆斯林絕大多數屬遜尼派（也稱正統派），其中的“瓦哈比派”是傳入新疆較早的一個教派，但因人數太少，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影響不大。此后，隨著朝覲人數增多和宗教方面國際交往加大，從國外傳入的名為“瓦哈比派”的觀點得到迅速傳播，信眾規模迅速擴大，其發展的重要方式就是通過私辦經文班（點）方式培養信徒（塔里甫）。葉城縣的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及其培養的“八百弟子”都屬于此類派別。由于其打著遜尼派內改革派的旗號，提倡簡化禮拜程序、不收乜貼、扶貧幫困、學習科學知識等，得到年輕人和一些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黨政干部的支持。發展之初，其政治企圖尚不明顯，與傳統 28 阿不都熱扎克·鐵木爾等主編，《2011~2012年新疆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頁 派宗教人士為爭奪信教群眾、爭奪宗教領導權，發生沖突，并日益尖銳。傳統派認為“瓦哈比派”背叛伊斯蘭教義、挑戰伊斯蘭傳統，但他們大多因年事已高，講經水平有限，被地下經文班（點）訓練出來的年輕塔里甫攻擊時應對困難，不能從正面抵銷和遏制其發展，接受“瓦哈比派”觀點的群眾迅速增多，最嚴重的和田地區由90年代初的數千人增加到1997年約10萬人，占和田地區信教人總數的10~15%。當時地方宗教管理部門大多認為這是宗教內部派別之爭，不宜干預和管理。而大量的從私辦經文班（點）培養出的塔里甫處于“三不管”狀態：不屬宗教人士，職能部門不管；未嚴重觸犯法律，公安部門不管；大多在外活動，基層組織管不了。這些人成了宣傳該派觀點的骨干力量。

將所謂“瓦哈比派”定性為“反動的”，在1990年巴仁鄉反革命**發生后就出現了。**發生兩周后王恩茂指出，“國外進來的反動教派是來者不善?? 今后不能允許這些派別29進來”。**的組織策劃者、骨干分子大多是地下經文學校出來的塔里甫，私辦經文學校被認為是極端宗教勢力的搖籃。與傳統教派不同，接受該觀點的人以“安拉獨大”反對政府，以鼓吹“圣戰”煽動分裂活動，以宗教派別之爭掩蓋奪取政權的目的。但政府相關部門對其與非法宗教活動、與宗教極端勢力關系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漸深入和清晰的過程。1997年，自治區有關調查組認為：新疆重大的騷亂、**和重大惡性事件都有持“瓦哈比”觀點的塔里甫參與或作為骨干，凡是“瓦哈比”活動頻繁的地方，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猖獗的地方，“瓦哈比派”已成為80年代以來新疆**的主要根源、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重要理論武器、影響新疆長久穩定的重要隱患。傳統派宗教人士雖也有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的，但主要是不懂法律或法律意識淡薄導致，基本不帶有政治目的，更多是出于宗教感情30。最終，該觀點被認為是“國際極端宗教勢力的一種混合物和變種在國內的反映”，明確提出“新疆不存在瓦哈比派”31。對宗教極端勢力打擊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對私辦經文班（點）的打擊，取締他們的培養基地和傳播渠道。

“傳統派”基本都是愛國宗教人士。政府對愛國宗教人士給予政治肯定、生活補貼、思想培訓，并通過宗教院校、經文班（點）培養愛國宗教人士的繼承者。但愛國宗教人士也會有私辦經文班（點）的現象。因為除了少數社會名望高、教識水平高的教職人員可帶塔里甫學經文32外，大多數人并沒有合法的資格，有的人以培養宗教接班人、傳播宗教知識、擴大本人在宗教界的影響、增加個人經濟收入等為目的私帶塔里甫。這種非法宗教活動，并無分裂目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因其沒有取得合法身份也在取締范圍內。合法帶培塔里甫的宗教人士范圍被嚴格限制的原因，一是目前宗教學校及經文班（點）的培養對象主要針對 2930 《王恩茂文集》（下冊），第503頁

有關瓦哈比派的內容主要來源于《關于我區瓦哈比派問題的調查報告》（1997年6月），《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31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149頁。不承認瓦哈比派的結果，使部分確屬教派因素的瓦哈比派信眾直接被認為與宗教極端思想有關。2012年筆者在哈密市五堡鄉調查，當地政府提供的文字材料稱該鄉“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人員431人”。據說這些人是上世紀90年代就接受瓦哈比派的影響，現在依然持此觀點，年輕男性留大胡子，實行教派內婚。政府不能使其不信，只能限制其不再擴大傳播范圍。32 20世紀80年代前期開始，自治區伊協常委30多人每人可帶培徒弟2至3人；沒有伊協常委的縣，可選一名政治思想好、有宗教知識的愛國宗教職業者，帶培徒弟1至2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局《新疆伊斯蘭教方面落實政策的基本情況和今后意見》1985年7月19日）。1999年《關于組織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的意見》（新黨統發[1999]04號），允許縣（市、區）伊協副會長以上的愛國宗教人士經批準后帶培2-3 名塔里甫。2001年《關于加強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新黨辦[2001]6號）規定，優秀愛國宗教人士每位可帶培塔里甫（滿拉）2-3名，時間3-5年，帶培對象自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5歲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經過推薦、審核、備案程序，發學習證。至2005年底，南疆四地州先后安排了491名愛國宗教人士帶培了1419名塔里甫（任紅《新疆伊斯蘭教教育現狀研究.》，《中國穆斯林》2009年2期）。北疆的富蘊縣2011年有持證伊斯蘭教宗教人士87名。2006年，經地區統戰、民宗部門批準，首批由13名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22名。（《關于加強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的實踐與思考》，縣委統戰部2011-07-01，富蘊黨建網）未來的宗教教職人員，其數量有限；二是現有許多宗教教職人員的宗教學識水平不高，能力有限33；三是大量分散的講經活動會強化當地的宗教氛圍，不利于管理和引導宗教活動的有序開展，對宗教極端勢力形成事實上的支持；四是許多學齡兒童家長希望孩子學經，教經放開會對義務教育造成沖擊，伴隨強迫兒童學經現象發生，違背我國宗教活動不能妨礙義務教育、不得向18以下兒童灌輸宗教思想的法律法規。

私辦經文班（點）主要面向的是信教群眾和他們的子女。筆者以為信教群眾對宗教的感情和需求，是私辦經文班（點）持續不衰的最重要原因。普通信教群眾對孩子學習經文的需求，有信教因素，有民俗習慣，有就業愿望，還有道德希冀。相當一部分穆斯林家長認為，作為穆斯林應該懂得起碼的經文知識和宗教禮儀。在穆斯林重要的人生禮儀活動（如婚禮、葬禮等）中，包括誦讀經文在內的宗教禮儀早已成為民俗習慣，尤其是葬禮中，參加者口誦經文是禮儀的重要部分。一些家長認為學習經文、接受宗教禮儀訓練的孩子更懂禮貌，更聽家長的話，在傳統觀念濃厚的鄉村，有宗教常識并遵守宗教規范的孩子會受到村民贊譽。20世紀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生的信教群眾，基本沒有受過較為完整的宗教教育，多數家長并無能力為孩子傳授簡單的經文知識和教義解析，家庭教育無法勝任宗教知識的傳遞，對社會教育的需求則變得更為強烈。每當宗教氛圍濃厚之時，私辦經文班（點）即成為宗教升溫之表現，又成為推動升溫之動力。

如果說教授經文者可能有政治企圖，對于絕大多數學習經文者或其家長，并非起于分裂或反政府的思想。但少數別有用心者卻可順應群眾的需求，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極端分子的企圖和群眾的需要在私授經文這一活動上結合起來，部分愛國宗教人士也持沿襲宗教傳統、傳授宗教知識的觀點私授經文，使對私授經文合法與否、禁授經文合理與否的認識并不因為政府禁令就被信教群眾，甚至包括不少黨員干部，所完全認可和接受。在私辦經文班（點）這個問題上，政府的意識形態理念和維穩責任、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的壓力和困惑、信教者的傳統和感情、宗教職業者的責任和追求、民族分裂勢力的利用和企圖、宗教極端勢力的目標和無情，相互交織交鋒，政府雖嚴格控制、堅決打擊，卻防不勝防，屢禁屢興。

三、多年來，自治區黨委政府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新疆反分裂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更為突出，維穩壓力和社會控制力度在不斷增大，宗教活動的合法空間收縮、非法范圍擴大，宗教人士的自主行為減小、受規范限制行為增多，如不得進行跨地區的宗教活動和跨縣（市）的傳教活動；以新臥爾茲為范本，規范講經活動；組織集體朝覲活動，嚴禁個人私自零散朝覲；加強宗教教職人員管理，定期參加學習、考核及民主評議等。政策針對宗教教職人員的成效明顯，如規范教經解經；面對信教群眾的則效果有限，如送孩子去私辦經文班（點）學經文。非法宗教活動，包括私辦經文班（點），長期禁而不止，其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宗教活動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和社會基礎，雖然大多數信教群眾不會主動參與非法宗教活動，但卻可能因虔誠的信仰和同教同族感情而默許、認可、庇護各類以宗教名義進行的被認為是無害他人的活動，譬如私授私學經文。

如上文分析，私辦經文班（點）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現有教職人員培養接班人；二是宗教極端勢力培養同道人；三是普通信教群眾及其子女學習宗教禮儀和經文知識。目前，合法的宗教學校及經文班（點）基本可以滿足教職人員接班人問題，宗教極端勢力屬嚴厲打擊對象，絕不能留下讓其發展的空間，普通信教群眾的需求卻難有合法的滿足渠道。普通信 33 2001年全疆宗教人士培訓班對參訓人員情況統計顯示，2000名主麻寺哈提甫（維吾爾語系）中，高等宗教院校和中等宗教院校分別占2.1%、7.4%，1810人屬自學宗教（地下）的占總數的90.5%；40歲以下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別為43%和40%。參見阿比孜·尼亞孜《當前新疆反分裂斗爭與伊斯蘭教關系的幾個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教群眾的宗教感情和極端勢力、分裂勢力的政治企圖混雜于私辦經文班（點）的行為中，使問題的復雜性和處理難度極大。有研究者指出，“一律禁止，堅決取締”的做法，可能將所有學經文的塔里甫推到政府對立面，使其易被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所利用。但其好處是：始終保持一種高壓態勢免于失控；迫使部分青少年放棄到私辦教經點學經的打算；防止實際操作中因分不清敵我或人民內部兩種不同性質的教經點而對其制止不力。并認為學經者為少數，處置得當就不會出現與絕大多數信教群眾直接對抗的情況。這種高壓態勢若能堅持十幾年、幾十年，私辦教經點的問題估計將不再像現在這樣突出34。

對于我國的宗教問題，理論上早已形成長期性、群眾性、復雜性的共識，在宗教工作中，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獨立自主自辦、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方針。但在實踐中往往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宗教鴉片論”的長期影響，宗教被認為是難以控制、制造麻煩的社會問題。很多人認同這樣的觀點：宗教是愚昧人的信仰，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學文化知識的普及，宗教的影響力日益衰減；宗教是貧困者的信仰，隨著民生改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們由因無奈而相信神力轉為靠個人致富而相信人力，信教者將大量減少。甚至一些管理者還主觀地認為，只要不給宗教傳播的空間，若干年后人們自然會因宗教情感越來越淡漠或宗教知識貧乏無知而放棄信仰，無視在開放的信息社會，人員、信息、知識、思想交流之便利和頻繁。對于宗教的長期性、群眾性、復雜性認識不足，在管理中有時出現粗暴、簡單的做法。1982年，中央就明確指出，“那種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文化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宗教就會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那種認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可以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35

新中國成立以后，除上世紀50年代初期新舊制度、新舊政權過渡期間繼續經文學校和學校中開經文課的做法外，歷來都禁止宗教教育進入學校，禁止私辦經文班（點），該政策延續50多年，私辦經文班（點）一直禁而不止。那么，有沒有可能通過政策調整把信教者讓子女學習經文的需求納入合法渠道，以社會教育的方式完成？與新疆不同的是，內地一些省區在這方面管理相對松弛，甚至一些經文學校、阿語學校有意吸引新疆籍的孩子去學習，由此也引起新疆部分信教群眾對本地禁辦政策的質疑和不滿。顯然，目前新疆的宗教問題更為復雜，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否的問題，而是和反政府、反“異教徒”的極端思想、和民族分裂主義密切相關。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非法宗教活動呈蔓延之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帶動境內宗教狂熱升溫、極端宗教思想抬頭、狹隘民族意識膨脹、反漢排漢氛圍濃重、境內意識形態領域雜音和噪音不斷，借用宗教旗號‘包裝’的違法犯罪活動增多等。”“如果人為地擴大宗教陣地，任憑宗教自由發展，不僅會帶來很大的現實麻煩，而且后患無窮。”36

對于宗教事務管理的“堵”與“疏”，長期以來都是宗教事務管理者和學者探討的熱點問題，很多人認可宜疏不宜堵，但“怎么疏”卻難走到決策層面。過去30年的教訓，往往政策上開個小口實施中泛濫為失控，對于疏導后果的擔心使疏導的設想不能成為現實，甚至相關言論也成禁忌。因此，目前看，不論是政教分離、宗教不能干涉教育的要求，還是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制止宗教狂熱、反對民族分裂的現實，都很難出現政策讓步的局面。而由剛性的高壓嚴控政策必將導致進一步縮小宗教活動合法空間、擴大非法和打擊的范圍，以應對分裂勢力和極端勢力無孔不入的活動，這些年的政策演變軌跡可以證明此點。這就使教民學經需求和政府管控理念成為“死結”，地下教經點問題不會因為嚴格管控而消失，甚至不會減少。同時因地下教經點導致普通涉案群眾及其親屬的數量在增多、抵觸心理在增大，質疑 34 申建華，《對解決當前宗教方面幾個突出問題的思考》(1998年 12月)，《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35 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通知（1982年3月31日），簡稱19號文件 36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84、106頁 宗教信仰自由的聲音在持續。

筆者以為在宗教事務管理中“疏”的方式仍是應該考慮的。把18歲以上、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有學習經文需求的年輕人的學經行為納入合法宗教活動范圍，由統戰、民宗部門審核、監管的社會組織（如伊斯蘭教協會）實施，聘請政治合格、宗教學識豐富的愛國宗教人士，在規定地點、按規范內容對學經青年進行基本經文知識和宗教禮儀的短期傳授，對滿足信教群眾學習經文的需求、減緩其對宗教傳承教育的危機感、弱化因政府嚴禁私授私學經文出現的對立情緒、避免或減少地下經文點的引誘、抑制宗教極端勢力的傳播渠道等將起到有益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對非法地下教經點的嚴厲打擊也顯得更為合理37。

長遠看，通過改變現有社會環境來減少群眾對學經等宗教活動的需求，這也是新疆政府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宗教管理政策的目標之一。自治區黨委提出“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希望通過倡導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構成消解，進一步增加信教者社會生活中的世俗化因素，而民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科學知識普及，也有助于信教者更為關注現世生活和個人成就。

最后，鑒于非法宗教活動中很多是普通信教群眾以非法的方式滿足個人的信仰需求，管理者對此進行處置時，應更包容更規范，避免因擴大打擊面而使信教群眾站到政府的對立面。

2013年筆者在烏魯木齊市與管理民宗事務的領導談及如何滿足信教群眾的學經需求問題，該領導說，也曾設想在烏魯木齊做些試點工作，但如果實行，肯定會使全疆希望學經的人員往烏市集中，其結果不論在宗教事務管理還是在流動人口管理都會出現新的問題，沒有領導敢于承擔這樣的風險。

第四篇：宗教極端主義在新疆抬頭

宗教極端主義在新疆抬頭

原標題：宗教極端主義在新疆抬頭

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影響維吾爾社會，也成為新疆維穩的難題。由于智能手機等新興媒體的普及，年輕人更易受影響。

記者／張伊揚

宗教極端主義正成為治理新疆不得不面臨的嚴峻挑戰。此次魯克沁鎮暴力襲擊事件，也顯現出宗教極端思想的危害。

根據大陸官方的報道，當地不少居民反映，近些年魯克沁鎮極端宗教開始抬頭，治安環境也出現惡化勢頭。居民憂心地看到，有些人宣揚宗教極端思想，認為凡是不贊同他們觀點的穆斯林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有些穿牛仔褲、短袖T恤衫的維吾爾族女孩走在路上，也會遭到“善意”的規勸甚至謾罵，詛咒她們“下火獄”。在烏魯木齊著名的維吾爾族聚居區二道橋，已經有穿著短袖T恤衫女孩的手臂被刻意劃傷。

當地木卡姆村清真寺的伊瑪目則坦言，他發現那些參加了非法宗教地下講經班的人，其宗教用語以及禮拜的動作都跟他們不一樣。烏魯木齊一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告訴記者，現在一些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就是一手拿著《古蘭經》，一手舉著武器的“戰士”。

極端思想擴散

一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記者說，極端主義思潮已從中亞擴散到了新疆南部的維吾爾社會，近兩年還有向全疆擴散的趨勢。至少兩年前，就曾有和田地區維吾爾人士向記者透露令人擔憂的跡象：當地有人攻擊賣煙、酒的店鋪，這在早年是難以想象的。

生活在喀什的律師尼加提（化名），也覺得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少。曾經很要好的一個朋友，突然說要嚴守戒律，戒煙戒酒，每天五番禮拜。有一次去看望他，這個朋友已經不愿意再跟他一起吃飯。原因是他“沒有嚴守戒律，算不上真正的穆斯林”。

對于尼加提來說，鄯善發生的事件應該并不陌生，多年前，他就接觸過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而隨意殺人的案件。一些缺乏教育的農民因為接觸境外的光盤或是錄像，一旦被極端思想控制，頭腦就會異常簡單，作出愚昧的事情。

匿名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企業主也向記者透露，極端思想在僅有小學或初中文化的外來打工者中容易傳播。他們通常會嚴守戒律，并且只與相同信仰狀況的人住在一起。“他們生活單調，頭腦相對簡單，極容易被極端思想控制，也容易被教育成守法的人。”。

即便在烏魯木齊的本地居民中，女人們中間也憑空生出了越來越多的“規矩”。對此，維吾爾學者吐爾文江認為也不必太過擔心。他說，以前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學校的維吾爾族學生回到南疆的家里，也會特意穿上長袖衣服、戴上帽子，這樣做沒有別的目的，只是不想給自己找麻煩，但回北京時一定會換掉。這不是純宗教的東西，沒必要非得高度政治化、敏感化，而即刻杜絕這種現象也不現實。

“政府要做的是真正解決好其他經濟社會問題，對于這種現象，要容忍其在一定時間段存在甚至蔓延，相信更長的時間后，可以改變這種狀況”。

前述維吾爾知識分子認為，維吾爾社會目前正在不斷尋找世俗文化與宗教發展的新平衡點。文化停滯不前制約了人的思想，而非理性擴展的宗教所帶來的極端思想，正在不斷占據人們心中那些本該由文化發展所占據的部分。張春賢到任后提倡的“現代文化”，其實是看到了新疆深層次問題的關鍵所在。對于現代文化，官方給出的正式解讀是“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相互欣賞、一體多元、融合開放”。但現代文化推行在新疆遭遇到的現實困難，仍是當地特殊的宗教與文化環境。

吐爾文江力挺這種觀點。他表示，維吾爾族其實是分階層的，每個階層的想法不同，訴求也不同，政府要做的是要推動這種多元化。不能把維吾爾族看成鐵板一塊，放在完全對立面，否則，極端人群的基礎只會越來越龐大。

但他并不贊同一些反恐專家的說法，認為新疆已經有了組織嚴密的暴力恐怖組織。他進一步解釋，新疆目前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都屬于零散個案，并無內在規律性，也沒有組織機構的聯系。“如果非要說有，那就是一種極端主義思潮。我并不認為鄯善的那幾個人知道4年前的韶關事件，雖然都發生在6月26日，巧合而已。”

新媒體工具助推極端思想傳播

前述維吾爾知識分子介紹，極端主義與現代文明的斗爭，還集中體現在16-24歲左右的維吾爾族青年人當中。

這從新疆公安廳日前發布的一則通緝令似可佐證。警方于7月2日發布通告，懸賞通緝11名涉殺人、縱火等犯罪行為的維吾爾族男子。當中只有一人是1975年出生，其余10人都是“80后”，且集中在“85后”，文化程度普遍在小學至初中。

記者在新疆采訪期間，一名青年維吾爾族老師抱怨，他的弟弟不愿參加爺爺的葬禮，說這不是伊斯蘭的風俗。最令人憂心的是，受到極端思想影響的學生，其中很多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而非以前的草根文盲青年。

而各種新媒體的快速普及，是年輕人受影響較多的重要原因。

一位在媒體工作的維吾爾族人士說：“現在南疆的青少年很容易便能獲得一些極端宗教的視頻、音頻與圖片。幾百塊錢就能買一部智能手機，一些視頻很快便在青少年群體中流傳。畫面里，一個人用維吾爾語宣講，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站著一排排拿著槍的阿拉伯兄弟。這正是南疆獨特的伊斯蘭式反叛”。

一種在大陸互聯網和手機上流行的有聲圖片社交軟件，讓這位維吾爾族青年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另一面。使用者可以從網上下載或者自己拍攝圖片，然后給照片配音，制作成“可以說話的圖片”。

類似的新型社交工具開放性強，所有人都可以轉發、評論。因為當地青少年普遍漢語程度低，很多人看不懂漢字，而相關的維語軟件又不多，這種軟件可以直接用維語播報，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方便易學好操作，因此在南疆的青少年中廣為流傳。

而該社交軟件里內容最多的，一種是拿著槍和《古蘭經》的塔利班戰士，這被一些當地青少年奉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另一種是維吾爾族女孩的各種自拍。凡穿著保守或者傳統阿拉伯服飾的女孩，會贏得瘋狂的贊美，而穿著現代或者有些暴露衣服的女孩，有可能會收獲幾千條辱罵。

類似新型媒介在南疆維吾爾族青少年中的普及，使得宗教極端思潮的傳播變得更為容易和廣泛。

而南北疆之間原本遙遠的沙漠、山巒的阻隔，已經不再能造成傳播的障礙。從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來看，近兩年更有向全疆擴散的趨勢。根據當地人的觀察，居住在北疆的哈薩克族也有受到影響的跡象。

世俗社會反彈

宗教極端思想、保守主義的擴散在維吾爾社會引發了反彈。

《鳳凰周刊》記者在新疆采訪期間，大多數受過教育、已經世俗化的維吾爾族學者、民眾都反對宗教極端思想。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已經切身感受到極端主義的壓力，以及對生活的干涉。

匿名維吾爾族人士告訴記者，他曾在齋月期間在大巴扎喝石榴汁，但馬上就有人指責，齋月里大庭廣眾吃東西，像什么話！另一次他去街上購買新鮮烤制的面包，居然有維吾爾族保安制止：不要吃，不清真。甚至有人當面對他說：你們是維吾爾，我們才是穆斯林。

而在今年“4·23”巴楚事件與“6·26”鄯善事件中，均有多名維吾爾族人被暴徒殘殺，更加在民間激起了維吾爾族世俗派的強烈反彈。

此次鄯善暴力襲擊事件之后，有維吾爾族網友在微博寫道：“你說這是他們的自由和權利，沒錯。但當他們成為主流，你就不可能有不蒙面、不穿黑罩袍的自由，當你對他們說不的時候，你只有面對死亡。你蒙了面，他們會要求你別看電視，別穿牛仔褲，會要求你將來未成年的7歲女兒，嫁給幾十歲的男子”。

在新浪微博上，有關保守與世俗的爭論在維吾爾族網友中隨處可見。

一名在內地工作的知名維吾爾族人士回新疆總會發現，越來越多阿拉伯裝扮的女孩，就忍不住在微博上抱怨，大意是我們是維吾爾人，又不是阿拉伯人，干嘛穿這么多阿拉伯服飾。結果遭到大批保守主義言論圍攻，十幾分鐘后便不得不刪除。

不過該人士也收獲了維吾爾族網友的大量評論支持，且激發了網友們熱烈的討論。

不少人表達了對來自阿拉伯地區或是阿富汗的極端主義和愚昧行徑的不滿和諷刺。有網友戲稱，“要么哪天會被這些人氣死，要么就被他們搞石刑給砸死”。

對本民族的擔憂隨處可見。一些網友認為維吾爾社會已經產生了分裂或是產生“社會和文化上的斷層”，另有言論認為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

甚至有網友開始困惑于新興媒體（包括智能手機）一方面傳播現代文明，一方面也能傳播極端、保守思想的雙面性，認為“混沌才剛剛開始”。

長效措施抑制極端思潮

連續發生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使得中共治理新疆政策是否會變化引發猜測。

吐爾文江稱：“起碼我沒有看出有任何政策風向上的變化。關于維穩，新疆一直都是這么說的，這次高層的公開表態也多是姿態性的東西”。

他認為，連續發生的恐襲事件，并不表示現行民生措施、經濟發展、法治建設、改善社會管理等長效舉措方向錯誤，反而應繼續推進，以最大程度削弱極端勢力的社會基礎，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問題。

“治疆不能目光短淺。長時間積累的問題，想一個政策出來，幾個月、一兩年就能見成效，新疆沒有這樣的解藥。”吐爾文江說，新疆有救沒救關鍵得看戰略戰術，“如果能夠堅定執行一個長期的政策，新疆問題絕對是有解藥的。”

而在一個討論新疆問題的論壇中，就有人發文力挺現行政策：在政治上真正貫徹民族平等，在經濟上大力發展民生與就業，在文化上對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意識形態上發揚與時俱進的精神，這不是對分裂勢力、暴力犯罪的放縱，也不代表政府軟弱無能。

近期微博爭論可見，也有維吾爾族網友將新疆避免“阿富汗化”的希望寄托于官方，“新疆不會有阿富汗的趨勢是因為政府的差別，雖然政府也不是什么都做得很好。大方向上把握的還是不錯的。”

對于新疆發生暴力恐怖襲擊，政府部門有意避開民族、宗教問題，并將近期的暴力事件歸咎于新疆的分離主義者和恐怖團伙。

但和以往歷次暴力事件一樣，許多維吾爾族學者的說法卻更多地將始作俑者指向民族政策。在后者看來，這些暴力沖突大多是新疆民族關系緊張、新疆當地人的高失業率以及對政府一些社會管控措施的不滿造成的。

吐爾文江說，解決新疆問題的核心，“是要堅定地相信新疆絕大多數人民是心向祖國的。但現在，少數民族精英群體在表達訴求和意見時有顧慮，怕被扣上有民族情緒的帽子”。他表示，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不是懼怕暴徒，也不是無原則地維護自己的民族，但每次暴力事件后很少有人會主動發聲譴責，這是有原因的。

他說，對待少數民族精英群體應該在用人以及維護個人權利上公平公正。只有國家依賴、政府重用，他們才會有歸屬感，關鍵時候才會站出來。

“如果可以倒計時，我們寧愿回到30年前”。吐爾文江看起來有點沉重，“這才只是開始，也許這會成為新疆的常態，未來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將越來越大”。他說自己最擔心的是新疆民族間的隔閡會越來越嚴重，“雖然我們不會建物理的墻，但會有村莊的墻、河流的墻，還有心理的墻”。

暴力活動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不會被消除，強度在短期內上升的可能性也存在，但這不能改變新疆穩定的大局。

特約撰稿員／吐爾文江·吐爾遜

在“7.5”事件的4周年窗口期，新疆的局勢突然變得看似要失控，似乎大有要進入一個急劇動蕩時期的征兆，不過筆者并不這么認為。應該說現在新疆所出現的暴力活動既有以往政策延續反應的因素，也與近年來宗教極端主義思潮的不斷擴張有關，宗教極端主義現在已成為對新疆安全的最大威脅。

一方面，新疆地方政府所施行新政的效果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另一方面，新疆暴力活動的根源并非只是貧困和發展不足的因素，因此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并不能完全消除暴力活動的滋生土壤。還必須要在建立社會公平機制、權利分配、機會分享、法制化管理以及宗教、民族政策的認識和落實等方面采取制度性措施，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鏟除暴力活動。

新疆現在面臨的形勢是最復雜的時期，宗教極端主義思潮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傳統分裂思想、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社會矛盾、維吾爾族社會在發展變遷中的社會問題、政府社會管理中的失誤等多種因素攪合在一起，使得新疆的社會穩定問題緣由錯綜復雜，解決起來也極為棘手。尤其是原教旨主義思潮對維吾爾族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日益明顯，并且有擴大的趨勢。對于新疆局勢未來的走向，我認為，暴力活動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不會被消除，強度在短期內上升的可能性也存在。但這不能改變新疆穩定的大局，作出這個判斷的依據是新疆人民日益厭惡暴力活動，而且開始主動參與到反暴力的社會行動中，人民的選擇決定了新疆的發展方向。

那么新疆今后應該怎么辦？應該采取一些什么樣的政策路徑？我認為可以從以下若干方面著手。

第一，從戰略選擇上，新疆今后應對社會穩定的措施必須要兼顧近期和遠期。既要注重近期的問題和對策，尤其更要注重長期的戰略規劃。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制定的政策能看到三年的不多，能看到五年以后的極少，能看到十年以后的根本就沒有。造成目前“消防隊員式”的維穩狀況，哪里有問題就解決哪里，缺乏戰略眼光和長期政策規劃，這一點必須要改變。

第二，加快培育維吾爾族產業工人階層。在新疆可以看到，經濟社會發展較快的北疆地區、城市的維吾爾族受原教旨主義思潮的影響明顯比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南疆、農村地區要小得多。因此，加快南疆維吾爾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推動城鎮化建設，不斷提高維吾爾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維吾爾族社會趨于開放，是抵御原教旨主義思潮的根本途徑。尤其要強調的是大力培養維吾爾族產業工人隊伍，目前的現實是維吾爾族的社會分層中缺乏工人階層，維吾爾社會沒有經歷工業化的洗禮。促進更多的維吾爾人進入工廠務工，逐步壯大維吾爾族產業工人隊伍，有利于培養出維吾爾工人階層，在維吾爾社會中樹立現代價值觀念、效率觀念、紀律觀念，促進維吾爾農村社會的分化。

第三，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實現維吾爾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對于維吾爾族中宗教氛圍日益趨于濃厚的現狀，依靠運動式的強制干預根本不會有效果。宗教屬于精神價值層面，從長遠來看，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采用文化的方式。只有在維吾爾人中進行多元文化的傳播，大力進行現代文化理念、行為方式的傳播，引導維吾爾族向現代化轉型才最終可能使維吾爾族社會成為一個完全世俗化的社會，這也是新疆提出以“現代文化”為引領的重要動機。以外宣的理念和力度在維吾爾族民眾中進行現代文化傳播，應當充分利用所掌握的電視、廣播、報紙、網絡、文藝團體等優勢資源為民眾提供密集的、豐富多彩的、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特別是要制作一大批價值觀念上透射現代文化理念的、內容上反映少數民族現實生活的、形式和技巧上吸引群眾的電視劇作品出現在電視節目中。增強少數民族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借鑒在內地很成功的一些流行文化的類型，如“快樂女聲”“中國好聲音”“中國達人秀”“我是歌手”等引入到維吾爾族社會中推廣，提高普通民眾的文化參與性，實現文化類型多元化。

第四，培養維吾爾族的文化先鋒和意見領袖。作為對社會公眾進行以現代文化為引領的傳播者，文化先鋒非常重要。在每一次文化形態變化的過程中，都會涌現出一批思想開放、思維敏捷、知識淵博，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并為公眾所信服和崇拜的文化先鋒，通過著書立說、宣傳演講在公眾中傳播新文化理念，推動文化變革和轉型。現在在維吾爾族中缺乏對于民眾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文化名人，造成在一些大的事件發生時，維吾爾社會中沒有清晰有力的聲音。對于原教旨主義的觀點和行為，許多維吾爾人也反對，但是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觀點領袖。應該要采取有力措施，培養具有良好專業知識、人格魅力和社會責任感的維吾爾族社會名人和意見領袖，并且通過電視、網絡等平臺，為他們建立社會影響力。通過他們引領維吾爾族社會思潮，倡導現代觀念、文化，澄清消除民間謠言。在發生突發事件或重大事件時，傳遞正確信息，引導民眾輿論。

第五，掌握宗教宣傳的話語權。政府必須要掌握解經、釋經的話語權。在宗教教義的宣傳、解釋方面利用所擁有的人員、傳播工具、資源等優勢牢牢把握主動性。這一點一方面通過培養宗教人士來實現。目前新疆維吾爾族中的宗教人士的現狀是年齡大、文化水平低、宗教學識不高，因而對信徒的影響有限，削弱了政府解經的影響力。從長遠的發展趨勢和策略選擇看，可以在國內重點高校內設立中國伊斯蘭教高級研究院（經學院），最高學位可以授予伊斯蘭神學博士。拓展學員來源，創新教育方式，培養一批品行好、具有較高伊斯蘭教學識和理論素養、精通阿拉伯語、漢語甚至外語的維吾爾族宗教人士以掌握宗教宣傳主動權。另一方面可以甄選國外宗教出版物中或組織編寫關于弘揚伊斯蘭教積極教義的讀物出版，提供給群眾，滿足信眾對宗教知識的正當合理需求，占領信眾精神需要的陣地，充分擠壓非法宗教出版物的生存空間。

在宗教管理方面尊重客觀事實，采取創新性的舉措。伊斯蘭教經文的基本知識是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可以考慮在指定的社會培訓機構開辦伊斯蘭教基本知識和經文培訓班，對于授課內容和教師進行規范和資格認證，讓地下學經點從暗處走到明處。這樣既可以滿足信眾對經文知識學習的需求，又可以極大壓縮那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地下講經點。第六，建立反恐處置日常化機制。“6·26”事件再一次暴露出新疆現有的反恐機制的嚴重不足，在基層公安機構建設、人員配備、警員能力及訓練、武器裝備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新疆有效防范暴力恐怖活動需要的是構筑一個立足公安日常業務、覆蓋面廣、訓練有素、反應靈活、擁有較高技術應用范圍和手段的基層警察網絡，而不是依賴幾支特戰警隊。反恐不是游擊戰，也不是攻城拔寨戰，不能依靠臨時的、高強度的嚴控，而是需要一個長期的戰略規劃，構建反恐理念、機制和措施，尤其是需要建立針對恐怖主義活動預警、處置的分級制度，根據不同的級別，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

第七，建立常態性的突發事件信息發布機制。建議建立一個扁平化的快速、權威、使用多種傳播工具的信息發布機制，當發生突發事件時，及時地分時間、分層次、分內容、采取不同形式向民眾通報相關信息，滿足民眾知情需要。信息化時代，謠言只能止于事實信息的快速、公開和透明。

若不能以歷史和社會學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復興的內外部因素，呼喚用單純強力維穩來對抗這種思潮的聲音令人擔憂。

特約撰稿員／黃章晉

最近幾個月來，新疆發生多起暴力事件。事后的社會輿論中，要求新疆從目前以發展促穩定的思路轉入強化維穩狀態的聲音似乎明顯加大。

一方面，從官方披露的信息看，近期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發生的暴力事件，是互無影響的孤立事件，集中爆發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不是新疆社會秩序惡化的證明。過分的聯想不利于新疆的長期發展。另一方面，雖然官方對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夠多的細節，但仍能清晰地從中看到宗教極端思潮的影響和作用。若不能以歷史和社會學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復興的內外部因素，呼喚用單純強力維穩來對抗這種思潮的聲音令人擔憂。

逆世俗化的社會壓力

鄯善、和田發生暴力事件時，我正在新疆騎車旅行。和田事發當晚，我剛好抵達和田，路遇當地人皆態度友善，未見緊張的民族氣氛，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漢語提醒我早點住進賓館，不要在街上逗留。從我個人經歷看，民族關系未受暴力事件絲毫影響。

然而，拉長觀察時段，新疆維吾爾社會的變化非常明顯。2008年以來，我幾乎每年夏季都會到新疆，幾年間可從維吾爾族女性服飾裝扮上看到一個明顯而迅速的變化，即日趨伊斯蘭保守化。而上世紀80年代初以前，新疆維吾爾族城鎮居民的裝扮看上去比漢族更時尚、洋氣，像伊寧這樣的邊境城市，歷史上受俄羅斯、蘇聯影響，改革開放之初領風氣之先，人們在著裝上比東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而今天的伊寧，不少新疆人從感觀上已經覺得它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會素來觀念風氣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義思潮興起后日趨保守，雖然官方禁止女性戴頭巾，但離開校園后，大家都會戴上頭巾，負有上街糾正學生著裝之責的老師對此已無可奈何。這次我經過的民豐、和田，或許還有不戴頭巾的維吾爾族女性，但我在街上一個也沒看到。

伊斯蘭風格強烈的保守著裝的流行，最初像是追逐一種被大眾肯定的時尚，但它的追隨者達到一定比例，就變成一種判斷“是不是穆斯林、是不是維吾爾人”巨大的社會壓力，很少人能抵抗這種無形的壓力--在校中學生離開校園后，全部戴上頭巾就是這種壓力使然。它并不僅是一種無形的社會壓力，穿牛仔褲、短袖連衣裙的年輕女性，上街可能會遭人訓斥，甚至遭掌摑或被人用小刀劃傷。

男性受到的壓力雖然要小得多，但受宗教觀念影響不喝酒、不抽煙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廳、商店禁止顧客抽煙喝酒，有些售賣煙酒的小商店會在晚上被人破壞。

宗教保守主義思潮的復興，并非只在維吾爾社會發生，回族、哈薩克族也在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只是尚未像維吾爾社會一樣，正變成一種不得不從的社會壓力。烏魯木齊和北疆漢族居多的城市，是今天新疆逐漸高漲的宗教保守主義思潮中的孤島，因為這里集中了維吾爾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

官方顯然注意到了這種變化，但基層的應對措施仍帶有某種程度的專政慣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掛牌禁止戴面紗的人上公交車、進醫院、銀行，甚至行政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大院也掛牌禁止戴面紗者進入。從宗教保守主義思潮傳播的社會心理基礎看，這種打壓很可能起到的是反向效果。

今天，新疆維吾爾社會中的世俗主義群體，正處于宗教保守主義興起與政府強力之間難以選擇的痛苦夾縫中，而新疆社會的發展，亦在宗教保守主義思潮這個全新問題面前，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

新疆宗教極端思想的脈絡

宗教問題一直是新疆尤其南疆基層政府一個日常工作的重點，但新疆宗教保守主義興起這一現象，只是在反“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時，作為一個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敘事中，清晰地談到了其外部源頭：蘇聯解體后，臨近的中亞諸國意識形態真空導致宗教保守主義興起。但它在新疆的迅速傳播影響，卻從未被納入社會學和更寬闊的歷史角度予以分析。1990年以來，新疆各級政府動員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會資源，試圖遏制其擴展的影響未收獲預想成效，其原因或許與此有關。

在很多人看來，伊斯蘭保守主義思潮的那套主張是從未睜眼看世界的一批觀念最封閉落后的宗教人士的發明。然而，從歷史起源看，伊斯蘭世界的保守主義思潮，其實是一種現代性現象，是伊斯蘭社會被動進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全球化時，應對這種外部性挑戰的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蘭復興運動，最早出現在距歐洲最近的北非，1789年拿破侖占領埃及是伊斯蘭世界遭遇的第一次強烈刺激--雖然拿破侖曾宣稱無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蘭經》，并象征性地頭裹頭巾宣布皈依伊斯蘭。不到一個世紀，從北非到東南亞，廣闊的伊斯蘭世界紛紛成為西方的殖民地。被命運宰割和社會瓦解的強烈刺激，促使伊斯蘭世界思考其面臨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世俗主義與回歸宗教正道是最重要的兩類解決方案，后者今天被統稱為“原教旨主義”。

整體上，世俗主義的主張者是青年軍人，而原教旨主義的主張者是宗教與知識分子群體。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毛杜迪、庫特布和霍梅尼等人，今天，無論是通常的保守主義還是新聞中常被提及的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其理論的源頭，幾乎都來自他們。

這些主張回歸宗教的思想家并非只識經書不知世界的人，如現代“泛伊斯蘭主義”的開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歷過英、法、俄，通曉波斯語、英語、法語和俄語，涉足過數學、工程學、醫學、解剖學等領域，對西方思想不陌生，他批判過伏爾泰和盧梭的啟蒙主義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后的內亂，批判過達爾文的進化論是西方弱肉強食的理論工具，其哲學與科學素養遠遠超過同時代的很多人。

在伊斯蘭世界面臨傳統社會日漸瓦解的困境時，在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何規范道德、如何建立社會認同等一系列社會焦慮問題上，他們的觀念和理論對社會中下層和年輕人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在新疆，原有的思想資源被拋棄、人們富裕后的行為失范與蘇聯解體后宗教保守主義思潮的傳入幾乎同步。事實上，即便沒有外來宗教思潮的傳入和影響，宗教保守主義理論觀念也會在本土被發明出來。

1997年初的伊寧暴力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會震蕩。它是由地下宗教熱潮引發社會騷亂的典型樣本。其興起的社會土壤，緣于伊寧維吾爾社會因邊貿等因素崛起一個富裕階層，吸毒、酗酒、賭博、包二奶等現象泛濫，那里成為新疆艾滋病最嚴重的地區。當時一位名叫阿布里柯木的著名宗教人士（被巴基斯坦擊斃的塔利班高級軍官馬合蘇木即是其弟子之一）派出弟子在伊寧傳教后，以郊外傳統“麥西萊普”聚會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們在戒毒、戒酒、戒賭的同時，亦被其極端主義觀念俘獲。

伊寧事件后，官方以強力方式清除了各種可能的暴力隱患，但地下宗教活動卻并未因此銷聲匿跡。在追逐時尚和國際化上曾經領潮的伊寧人，幾乎可算是北疆城市中最保守的，“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維吾爾語中的發音）被人們認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稱呼。如果一個人宣稱因為宗教問題受打壓，私下里會獲得社會的尊敬。

某種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義思潮，與內地漢族社會的宗教熱、漢服熱、儒家熱乃至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樣性質的社會現象。只是與新疆相比，內地社會從清末就開始遭遇強烈的外來沖擊，“五四”運動后，不斷接受各種外來現代化思潮的洗禮，它在由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其痛苦和困惑有一個更長的釋放過程。

另外，新疆維吾爾族社會在轉型中自有其特殊處境。因為新疆開放晚于內地，加之受歷史影響，少數民族教育水平長期落后，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這種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的困境，更容易因此轉向傳統尋求精神慰藉。

十字路口的抉擇

“7·5”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提出以經濟、社會發展促新疆長治久安，這是從1997年將反“三股勢力”作為新疆地方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轉折。2011年起，內地各省市啟動對口援疆工作。今天看，新疆在改善民生上已有明顯起色。

不過，對正處于社會轉型困境的維吾爾社會來說，物質條件的改善并不足以緩解轉型社會的痛苦和困惑。如前所述，維吾爾社會在價值、道德和社會歸屬感等問題上，面臨的困境遠非內地漢族社會可比。從社會學角度而言，單純的經濟建設無法改變目前宗教保守主義思潮席卷新疆的局面。

不能不說的是，如果經濟增長帶來嚴重的社會分化，它必然造成社會情感的撕裂，尤其是如果民族的收入提高速度不同，發展機會不對等，這種撕裂就會變成民族間的強烈隔膜和離心力。很多對口援疆項目在技術上很容易增大內地人與本地人，漢族與少數民族機會的不對等，類似效果與初衷相悖的前車之鑒多不可數，這是特別需要注意的。

張春賢主政新疆后，提出“現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現代文化的內涵是現代知識、現代觀念、現代制度、包括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生產方式、現代生活方式、現代藝術方式等等”），這不但在新疆有針對性，在全國看來亦頗有新意。尤其是從新疆遼闊的農村社會的文化生活現狀來說，此觀念本身可謂久旱甘霖。

由于改革開放后文化事業轉入市場機制，新疆少數民族文化事業受各種大環境影響，相對已極為荒蕪，不但文化影視出版事業乏善可陳，甚至農村居民缺少足夠的娛樂生活。即使有電視機的家庭也不愿看電視--翻譯成維吾爾語的內地電視片，不但與維吾爾人的生活相去甚遠難以理解，而且其較開放的生活方式也與保守的民風相牴牾。

當現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傳播力抵達廣大農村社會，不但現代文化無從談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會逐漸趨于以保守的姿態來消解這種外來沖擊--電腦、VCD在新疆成為宗教思潮最強大的傳播工具，無論如何是一種對現代化的反諷。

據當地消息說，最近新疆文化機構正與土耳其洽談，試圖翻譯引進一批影視文化作品，如果是真，這對在新疆傳播世俗化“正能量”來說，無疑是一項值得大為稱道的思路轉變。不過，現代文化的建設終歸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寬松的創作環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數民族精英與大眾之間文化、精神產品的橋梁，才是緩解新疆農村地區精神文化生活饑渴的根本之道。

不過，對正在新疆穆斯林社會蔓延的宗教保守主義思潮來說，改變其盛行的土壤實非一日之功，它伴隨的是一個社會漫長的轉型過程，應對時自當慎之又慎，即便置于全球視野，現代化過程中，如何應對宗教保守主義思潮也是一個缺乏足夠成功樣本的世界性難題。同時，我們不難見到大量出現反復的失敗案例，其共同特征或許可以總結為，一個社會僅有物質成就而未完成社會和制度的現代化重建，它的發展成就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現反復的。今天的新疆，似乎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

近期發生的暴力事件，如果納入社會發展的積極視角看，它是社會轉型痛苦和復雜歷史積弊的呈現，社會問題當用社會建設的方式來消解，開放和寬容的發展路徑不可因此動搖。如果將最近的偶發事件歸結為強力維穩體制實施力度不夠的結果，并由此引導治疆思路，恐怕才是最令人心憂的。

第五篇：新疆宗教歷史調查

新疆民族民俗、節慶宗教調查問卷

摘要：

現當代大學生民族及宗教信仰是當前大學生思想教育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咱們新疆當前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值得關注、重視。此報告調查了石河子大學不同學院不同年級大學生對民族民俗的認識及宗教信仰現狀，分析了信仰宗教的原因，及宗教信仰對大學生學習、生活、工作乃至感情的影響，關注并提出了如何正確對待宗教問題。宗教信仰是一種與環境、時代緊密聯系的多種形式的精神現象，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現象，其具有豐富的內涵，悠久的歷史存在性。大學生宗教信仰的情況需要認真對待,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并有的放矢地對大學生的宗教態度加以教育和引導。宗教對每個時期的社會各方面，每個人的人生價值取向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我們小組設置的問題主要包括民族節慶、新疆民風、各民族飲食等，比較全面地調查了新疆民俗及宗教等問題。

關鍵詞：

民族節慶 ； 宗教信仰 ；宗教影響； 發展策略。

正文內容：

新疆是我國多宗教、信教群眾較多、較集中的一個地區。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和改革的深入，新疆宗教和民族、民俗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問題。要把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向一個新的臺階，就必須研究與解決宗教和宗教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在新疆，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和道教等6大宗教目前均有數量不等的信眾，人口總數逾千萬，約占全疆總人口的60％。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宗教的影響，尤其在新疆。信仰宗教的大學生比例不高，但絕對數不少。我校大學生對于宗教信仰的認識與關注及信教人數也呈現上升趨勢。我們小組根據對石河子大學所有大學生中的調查，隨機抽取100多名學生調查。其中基督教、伊斯蘭教信教人數為多數。調查結果如下：有30.2%的同學熟知少數民族節日，有44.6%的同學不了解少數民族節日；25.2%的同學表示無所謂；有50.2%的同學愿意與少數民族同學共度民族節日，20.9%的同學不愿意與少數民族同學共度民族節日；有28.9%的同學表示沒想過；參加新疆少數民族節慶的次數超過三次的同學占23.8%，超過兩次的占31.9%，超過一次的占39.8%；有4.5%的同學從沒有參加過；有5.6%的同學有宗教信仰；大約81.3%的內地同學都不了解新疆飲食習慣；有39.9%的內地同學感覺不適應當地的民族節日。綜上可知大多數內地同學還是對宗教問題并沒有自己的看法和認識。調查數據顯示，我校學生10級比09級宗教信仰增加了1.3個百分比，宗教在各個方面的影響，已經反映到大學生中，并且其影響程度正在不斷加深。大學生的宗教信仰對大學生的價值觀的形成和未來的健康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生活學習中，宗教信仰滲透到了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本次調查主要采取隨機抽取問卷調查的方法，在全校所有學院以班級為單位，發放問卷，回收率為80%。調查對象多為大一和大二學生，男生占61.4％，女生占38.6％，年齡18到23歲不等，調查時間為2011年10月到11月。調查結果得到，在抽查的總人數100人中，有宗教信仰的占到3.8%，其宗教大部分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百分比分別是32.7%和29.5%，并且調查對象有時參加宗教活動的占30.0％，經常參加宗教活動的占2.6％調查顯示，多數學生擁護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但對國家管理宗教事務的法規了解不多。調查顯示，由此可見，這兩大宗教在大學生中占主要地位。大部分學生主要是通過家庭接觸宗教的,并對其有直觀的了解,成為家族宗教信仰的繼承者,延續者。此外，自身沒有，但家人有宗教信仰的也情況普遍存在。

總結以上所述，可以清晰看到，宗教信仰在大學生的生活圈子內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面對這樣一個結果，我們必須清醒的識到：

第一,宗教中有相當一部分教義教規與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要求相容，這對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以及社會行為的影響,具有積極作用，我們不能把大學生中個別宗教徒與絕大多數非宗教徒的差異等同于政治上的對立，更不該強迫大學生宗教徒改變自己的信仰。但宗教的消極作用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需要我們進行科學分析和正確判斷。尤其在當前邪教勢力、非法宗教活動和境外敵對勢力的宗教滲透,圖謀“西化”“、分化”、“分裂”的嚴峻形勢下,應努力提高大學生的識別能力和抵御能力,自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促進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

第二，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大學生宗教信仰的核心在于“尋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以及“追尋自己的信仰”，其中精神寄托是最為根本的。因此，要進一步加強對大學生的人文關懷，加強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切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第三，要注重培養大學生的科學精神,引導大學生理性關注宗教,幫助大學生在人生信仰、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從而樹立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正確的人生信仰。大學生信教的原因分析：

大學生信仰宗教的內因。當前很多大學生缺乏團體合作精神和競爭性,凡事過于以自我為中心,同時自主精神和自立能力又不強,社會適應性差,同時周圍環境問題復雜,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社會不良思潮的侵蝕滲透以及社會上存在的嚴重的不良之風和腐敗現象,加之近年來我國教育體制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使得大學前馬克思主義教育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對當代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不良的影響,結果造成部分大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出現偏差,不能正確地分辨善惡美丑,重才輕德,利己主義膨脹,功利型價值觀大行其道,客觀上為宗教在大學生中占領一席之地提供了思想基礎。大學生多數處在18～24歲之間,正是心理走向成熟但尚未成熟的時期,他們自我概念增強,但認知能力發展與之不協調,不能深刻、準確、全面地認識問題;概念豐富,但不穩定,情緒變化大,容易偏激、沖動;性意識發展,但不善于處理與異性的關系,經濟地位和心理成熟程度還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意志力提高,智商發展快,求知欲和創造欲旺盛,但現有知識儲備不足以滿足要求;社會需求迫切,對社會的關注度高,但又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大學生求知欲強,接受新鮮事物快的特點使他們比較容易對宗教產生興趣,而認知能力的不完善則使他們容易錯誤地認同一些宗教觀點甚至這些宗教本身;在出現“學習困惑” “戀愛沖動” “擇業焦慮” “貧困自卑”等心理問題時缺乏有效的自我調適方法,容易傾向于宗教所帶來的心理慰藉,進而導致宗教信仰;宗教所具有的接納性和包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部分大學生的自我認同,從而使他們產生對宗教的認同感。

大學生信仰宗教的外因。首先是生存環境的變化。從高中到大學,大學生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一是人際關系環境變化。父母開始缺位,需要重新建立師生關系、同學關系和朋友關系。二是學習環境變化。學習目標不明確,學習管理不嚴格,學習競爭壓力大。三是生活方式變化。從家庭生活到集體生活,大學生必須學會獨立處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鍛煉自己的獨立生活能力。這個過程中大學生比較容易因為學習緊張與競爭壓力造成心理負擔過重,人際關系失調造成社交障礙,理想、目標落空造成內心困惑,情感受挫促成心靈苦悶等,如果找不到正當的解決和宣泄渠道,容易偏向宗教信仰。

其次是社會大環境和家庭環境的影響。由于我國仍處于改革發展期,社會急劇的轉型和變革帶來了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社會失范的現象也比較嚴重,嚴重沖擊了大學生的信仰。三是民族和家庭環境。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有其長期信仰的宗教,該民族學生領教的比例自然就高,民族和家庭因素對大學生的影響根深蒂固,極難改變。四是學校環境。目前多數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流于形式,教育內容和形式簡單化,不能針對學生實際,不能引導學生正確地分析和認識宗教現象;同學群體的影響也比較明顯,大學生年齡相近,心理特點、興趣愛好和價值觀差異不顯著,容易相互影響,信教的學生帶動其他學生參與宗教活動的情況亦有發生。

最后是宗教文化本身的特點,宗教文化以宗教活動、宗教文獻等形式特殊內容新奇的方式對于大學生有較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宗教文化本身有相當內容已經融入了社會生活之中,對于世界和人生有自己獨特的解釋,其中所表現出的一定的哲理性也對大學生產生了吸引。

在社會主義大發展的今天，加強對大學生宗教信仰及民族民風的引導和教育顯得尤為重要。應該采取的基本原則是依法管理、積極引導。學校對信仰宗教的大學生要尊重其選擇,國家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學生也享有相應的法定權利。同時要認識到,大學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確立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對大學生的宗教觀加強教育和引導,幫助他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對于信仰宗教的大學生,也要進行耐心、深入、細致而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和學生的實際問題相結合,對信教大學生能夠改變信仰的爭取改變信仰,無法改變信仰的也要把他們的意志力量引導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的目標上來,實現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相統一,與社會主義建設相結合。主要途徑是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導和同伴教育。首先是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要注意改革方式方法,要有針對性,要結合學生的實際,要生動活潑。其次是注重心理健康教育。要通過心理健康教育,培養廣大學生的良好心理素質,以正確的心態面對自己與社會、面對現實與未來。要通過多種多樣的活動,使學生認識到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到活動中,體驗和學習健康心態,學會正確評價和面對挫折,樹立自信、自強的心態,塑造健康健全的人格。要注重心理咨詢服務的作用,對有心理問題的同學要加強溝通和疏導,幫助他們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解決在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心理沖突,減少宗教對他們的影響。

最后是加強同伴教育。所謂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背景、具有共同語言的人通過分享信息、觀念或行為技能來達到實現教育目標的教育方法。同伴教育有很多優點,例如,由于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具有相同背景,當教育者將經過自己消化理解的內容傳授給被教育者時,被教育者更加容易理解教學內容;由于雙方相近的身份特征,比較有共同語言,教育者的教學態度更加親切,容易被接受,等等。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同伴教育,要注意抓好學生干部和學生骨干的教育培養工作。對于同伴教育的志愿者,要注意加強理論學習,提高他們自身的認識能力和教育能力。對于同伴教育的組織者來說,要注意在實踐過程中的前瞻性和敏感性,能夠及時發現不同教育階段的典型問題并加以重點指導和解決,在教育過程中要注意經驗積累,創新工作方法,不斷提高同伴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大學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高級專門人才的后備軍。他們是否有信仰，信仰什么，不僅關系到個人成長成才的方向，也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我國的思想教育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一種信仰教育，使每個人接受理想信仰教育。因此，面對大學生宗教信仰出現的新情況，以及理想信仰教育的要求，在保護大學生宗教信仰的自由，尊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宗教信仰基礎上，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引導和教育：

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引導大學生深刻認識宗教的本質。高校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無神論教育，引導大學生深刻認識宗教的本質。要通過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幫助和引導大學生劃清唯物論與唯心論、無神論與有神論、科學與迷信、文明與愚昧的界限，增強識別和抵制唯心主義、封建迷信及各種偽科學的能力。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堅定政治立場，明確政治方向，使之成為政治上合格的社會主義大學生。

加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視社會適應能力鍛煉。大學生由于現實問題而產生的心理問題一部分通過自己的努力加以解決，然而大學生畢竟身心還不成熟，更多的問題單憑其個人的力量是難以解決的，現實的壓力和困惑時常使一部分大學生在心理上感到無助、痛苦甚至絕望。此時，如果有意或無意中接觸了虛幻的、超現實的宗教，就很容易走進這一“避風港”來逃避無奈的現實，來擺脫苦悶和困惑，求得心理慰藉。因此，高校要千方百計，采取各種措施，確實解決大學生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消除大學生心理問題產生的現實根源；要根據不同的形勢發展需要和大學生的身心發展需求，有針對性地加強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各種心理咨詢、心理測試、心理講座及其它寓教于樂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進而造就一批具有堅強樂觀的精神、頑強拼搏的毅力、穩定良好的情緒和健全完善的人格的新一代高心理素質的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