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七年級地理中東地區的水資源危機

中東地區的水資源危機

中東是世界上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但同時也是水資源最貧乏的地區。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和地中海以東的沙漠覆蓋并威脅著大片地區。中東地區雨量很少。離地中海215公里的開羅年平均降水量僅有28毫米。中東地區21國的人口正已平均百分之三的速度增長，進一步加速了水資源的緊張狀況。

各國間圍繞水的矛盾層出不窮。半個世紀以來，中東各國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圍繞領土問題爆發了多次大規模戰爭和沖突。如果說領土是20世紀中東許多沖突的導火線，那么，水有可能成為21世紀中東爆發戰爭的根源。

中東地區的水資源主要來自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約旦河三大水系。尼羅河全長6700公里，發源于非洲赤道山地和埃塞俄比亞高原，流經布隆迪、埃及等9國。尼羅河河水總量為840億立方米，埃及的份額為560億立方米，但由于尼羅河流經9國，加上非洲地區連年干旱，埃及實際上得不到它應有的份額。近年來，埃及開始大興水利，筑渠蓄水，從而引起了其它尼羅河沿岸國的不滿。

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幼發拉底河發源于土耳其東部山區，在土耳其境內綿延約1000公里，從土耳其進入敘利亞再到伊拉克。全長2700公里，百分之九十的水來自土耳其山區，它是3國的重要經濟命脈，關系著土、敘、伊3國的切身利益。土耳其把幼發拉底河看作是本國的河流，擁有絕對主權，敘利亞和伊拉克則表示竭力反對。從20世紀60年代起，土敘伊三國就幼發拉底河水資源問題進行談判，但一直未能達成協議。

約旦河為約旦、敘利亞、以色列3國共有。多年來，阿拉伯和以色列一直圍繞水資源進行殊死的斗爭。以色列建國前，移居在巴勒斯坦要求復國的猶太人，大多定居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湖區，以便控制水源。1948年以色列國成立后，通過4次中東戰爭和兩次對黎巴嫩大規模武裝入侵，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埃及的西奈半島、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約850平方公里的領土。

以色列占領這些地區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企圖霸占和掠奪那里的地面和地下水資源。以色列近百分之四十的水來自約旦河西岸。西岸有3個天然地下水池，水資源十分豐富，以色列占用了其中兩個。以色列三分之一的水來自這里。以色列每年從黎巴嫩利塔尼河取水5億立方米，它挖了一條20公里長的地下水渠，把利塔尼河河水引至大巴列湖，與通往納格布沙漠的水渠聯結起來。以色列控制約旦河后，約旦受害最大，因為約旦的水資源百分之四十九來自約旦河。近年來，約旦面臨著嚴重的缺水危機。

最近，以色列同黎巴嫩圍繞哈斯巴尼河的用水問題又發生爭執，哈斯巴尼河經約旦流向以色列的太巴列湖，向太巴列湖提供20-25％的水源。聯合國把哈斯巴尼河劃為以色列與黎巴嫩的界河。但以色列一直在抽取該河的河水。近些年，黎巴嫩在河邊興建了抽水站，并鋪設了管道，準備向邊界的一些村莊供水。這立刻引起了以色列的強烈反應。以方認為黎巴嫩的這一舉動企圖改變該河的水道，減少流入以色列的水量，并揚言如果黎巴嫩不停止這一舉動，就炸毀抽水設施。以外長佩雷斯警告黎巴嫩此舉可能導致“戰火”。

中東絕大多數國家淡水不足，因而圍繞水資源問題之爭一直不止，阿以水資源之爭在中東水資源諸矛盾中尤為突出，阿以之間爆發的5次中東戰爭幾乎都與水資源密切相關，成為中東局勢動蕩不安的一個根源。日益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已經成為中東各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趨于升級的水資源之爭也成為該地區面臨的一大挑戰。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指出，水資源已成為事關阿拉伯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問題，其重要性不亞于安全問題。由此可見，制訂一種該地區有關國家都能接受的合理分配水資源的方案勢在必行，但要解決這一錯綜復雜的問題并非易事。水資源之爭是中東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它與領土和安全問題密切相關，如果中東不能實現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該地區的水資源矛盾、特別是阿以水資源之爭就難以得到解決。

第二篇：關于水資源危機

關于水資源危機

當今世界面臨著人口、資源與環境三大問題，其中水資源是各種資源中不可替代的一種重

要資源，水資源問題已成為舉世矚目的重要問題之一。地球表面約有70%以上面積為水所覆蓋，其余約占地球表面30%的陸地也有水存在，但只有2.53%的水是供人類利用的淡水。由于開發困難或技術經濟的限制，到目前為止，海水、深層地下水、冰雪固態淡水等難被直接利用。比較容易開發利用的、與人類生活生產關系最為密切的湖泊、河流和淺層地下淡水資源，只占淡水總儲量的0.34%,還不到全球水總量的萬分之一，因此地球上的淡水資源并不豐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對水資源的需求量不斷增大。本世紀以來全世界淡水用量增長了8倍，其中農業用水增長了7倍，城市用水增長了12倍，工業用水增長了20倍，而且世界淡水用量以每年5％的速度遞增。目前世界上大約有90個國家，40％的人口出現缺水危機，30億人缺乏用水衛生設施，每年有300萬－400萬人死于和水有關的疾病。到2025年，水危機將蔓延到48個國家，35億人為水所困。水資源危機帶來的生態系統惡化和生物多樣性破壞，也將嚴重威脅人類生存。過去50年中，由水引發的沖突共507起，其中37起有暴力性質，21起演變為軍事沖突。專家警告：隨著水資源日益緊缺，水的爭奪戰將愈演愈烈。水資源的危機已成為全世界關注的問題。

最新版《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指出,到2030年,47%的世界人口將居住在水資源高度緊張的地區,將有0.24～7億人因為缺水而背井離鄉,對水資源的爭奪也將加劇,并成為一個日益政治化的問題。全球水資源需求量從未像今天那么大，并且，由于人口的增長和遷移、日益提高的生活標準、食物消費的變化，以及能源尤其是生物燃料產量的增加，這種需求仍將增加。但一些國家已經達到了其水資源利用的極限。氣候變化的影響很可能使這種情形惡化。無論是在國家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或是在不同活動領域之間，水資源的競爭正在加劇。這有可能使水成為一個日益政治化的問題。

減少水資源需求和浪費，以及改進水資源管理的政策措施業已存在，而且，許多國家已經通過立法尋求對其水資源進行良好的保護和管理。但是，這些改革舉措仍未產生顯著效果，因為對水資源保護和管理所采取的行動往往被單獨限制在這一領域范圍之內，而有關水資源的重要決定都是由這一領域之外的人做出。為了使決定更有效，需要來自所有領域，包括農業、能源、貿易和金融的決策者參與，因為他們都對水資源管理具有決定性影響。

安全飲用水、衛生設施和食物產品，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仍然不足。這種“一切照舊”的情形意味著到2030年，全球大約有50億人(占世界人口總量的67％)仍將缺乏有所改善的衛生設施。在這種情形下，實現水和衛生千年發展目標(MDGS)，到2015年，將無法持續獲得安全飲用水和基本環境衛生設施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的前景既是充滿希望的，也是令人擔憂的:按目前的發展趨勢，屆時超過90％的世界人口將獲得改善的飲用水源；同時，基本衛生設施的進展仍然不足。除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國家，世界正朝著完成飲用水MDGS的道路前行。這一地區發展嚴重滯后，有大約3.4億人缺乏安全飲用水。世界距達成衛生設施MDGS仍遙遙無期，5000萬非洲人缺乏足夠的衛生設施，其他許多地區也處于落后。如果要達到聯合國設定的目標，仍然需要我們加倍努力。貧困與水資源之間的聯系顯而易見:生活標準每天低于1.25美元的人數同缺乏安全飲用水的人數大體相當。這種情況對健康產生重要影響:發展中國家大約80％的疾病

同水有關，每年導致大約300萬人死亡；每天大約有5000名兒童死于腹瀉，或者說每秒死亡17

人。總體而言，通過改善水供應、衛生設施、衛生條件和水資源管理，世界范圍內大約1/10的疾病可以避免。

水資源需求劇增帶來巨大壓力。盡管部分人口仍然無法獲得足夠的水資源，但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在過去50年里，全球淡水抽取量增加了3倍，而同一時期灌溉面積增加了1倍，這個基本現象與人口的增長密切相關。世界人口現約有66億，每年增長大約0.8億，這將意味著每年增加大約640億立方米的淡水需求。然而，到2050年出生的30億人口中，將會有90％居住在發展中國家，許多人居住在已經缺水的地區。

人口增長意味著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對水的需求。農業目前是最大的水資源消耗者，占所有水消耗的70％(相比工業的20％，家庭用水的10％)。到2050年，如果農業水資源生產率得不到進一步改善，全球農業需水量將增加70％～90％，而一些國家已經達到其水資源利用的極限。與此同時，近年來出現了一些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的變化，尤其是新興國家日常飲食中肉類和奶制品的相對重要性有所增加。生產1公斤小麥只需要800升～4000升水，而生產1公斤牛肉需要2000升～1.6萬升水。據估計，中國消費者1985年人均食用20公斤肉類，2009年將超過50公斤。相比之下，2002年每名瑞典居民的肉類消費量為76公斤，美國則高達125公斤。

近年來，生物燃料的生產也在猛增，這對水資源需求產生了重大影響。2008年全球乙醇產量為770億升，是2000年和2007年期間產量的3倍，到2017年將達到1270億升。巴西和美國滿足世界需求的77％，是兩個主要生產國。但是生物燃料在能源總產量中的比例仍然很小。統計2008年汽油運輸燃料市場中的乙醇比例，美國約為4.5％，巴西約為40％，歐盟約為2.2％。盡管它們有可能幫助減少對礦物能源的依賴，但鑒于其投入以及目前的生產技術，根據本報告作者的觀點，生物燃料可能會對生物多樣性和環境施加過多的壓力。主要的問題是需要大量的水和肥料來栽培作物:生產1升生物燃料，竟需要1000升～4000升水。

與此同時，能源需求正在增長，相應的水資源需求也在增長。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預計將增長近55％。僅中國和印度，就將占到這一增長的大約45％。2004年～2030年間，預計水電將以1.7％的年均增長率增長——總體增長60％。鑒于礦物燃料供應減少，需要轉向更清潔的能源，并有可能動用額外儲備來適應氣候變化導致的加劇的水文變異性和不確定性。盡管大壩因會帶來深刻的環境足跡及其會造成大量人口流離失所的趨勢而遭到批判，但在許多人看來，它還是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適用，這些國家的水電潛能相當可觀。氣候變化加劇水資源緊缺。科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即全球變暖將導致全球水文循環的加劇和加速。這種加劇可能轉化為蒸發率和降水量的不斷增大。盡管現在仍不確定這些變化將對水資源產生哪些影響，預計水資源缺乏將會影響到水質和諸如干旱、洪水等極端天氣現象的出現頻率。預計到2030年，47％的世界人口將分布在用水高度緊張的地區。單是在非洲，到2020年，將有0.75～2.5億人因氣候變化而用水緊張。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的水資源缺乏，將對移民產生重大影響。預計將有2400萬～7億人會因為缺水而流離失所。

亟須加大水資源投資。并非只有富國在水資源部門投入，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繁榮將部分取決于它們在水資源領域的投入。水資源開發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在水資源方面的投入，會有各種程度的回報。在增加獲取安全用水和衛生設施方面每投資1美元，預計將產

生3美元～34美元的回報；另一方面，如果投入不足，受損的GDP有可能達到10％。在非洲大陸，因無法獲取安全用水和基本衛生設施而造成的總體經濟損失預計每年可達284億美元，即GDP的5％。衛生設施方面的投入也有益于生態環境。今天，發展中國家80％以上的污水未經處理排放，從而污染了河流、湖泊和沿海地區。據估計，工業化國家更換老化供水基礎設施和衛生基礎設施的總成本可能高達每年2000億美元。

水資源短缺只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諸多問題之一。盡管在水資源基礎設施和水資源部門能力發展方面的投入能夠產生效益，但為此劃撥的政府預算分配和官方援助卻很不充足。例如，對整個水資源領域的官方發展援助一直在減少，僅保持在總援助流量的大約5％。

改善水資源管理可有效提高利用率。面對水資源日益匱乏的現象，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把水資源管理戰略與發展計劃結合起來，報告指出，如果按通過滲漏流失的水量判斷，城市供水管網和灌溉系統的效率都非常低。在地中海地區，估計城市地區有25％的水資源流失，通過灌溉水渠流失的水量則達20％。

廢水處理也可以增加可用水資源的供應，一些國家已經在回用處理過的廢水。但用于農業的城市廢水仍然有限，除了少數幾個水資源非常有限的國家，加沙地帶(巴勒斯坦領土)占40％，以色列占15％，埃及占16％。

海水淡化是干旱地區使用的另一個處理程序。在已經達到其可再生水資源極限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塞浦路斯)，海水淡化被用以獲取飲用水和工業用水。

根據專家研究，我國的水資源存在兩大主要問題：一是水資源短缺，二是水污染嚴重。我國是一個干旱缺水嚴重的國家，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

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僅為900立方米，并且分布極不均衡。20世紀末，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存在供水不足問題，其中比較嚴重的缺水城市達110個，全國城市缺水總量為60億立方米。據監測，全國廢污水排放量由1980年的315億噸增加到2002年的631億噸。多數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趨勢。日趨嚴重的水污染不僅降低了水體的使用功能，進一步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的矛盾，而且還嚴重威脅到城市居民的飲水安全和健康。

為緩解水資源危機，有關專家認為應該采取的措施：

一是節水優先。這主要體現在控制需求，創建節水型社會。在國家發展過程中，選擇適當的發展項目，建立“有多少水辦多少事”的理念，杜絕水資源浪費。同時需要采用良好的管理和技術手段，提高水資源利用率。積極發展節水的工業、農業技術，大力推廣應用節水器具，發現并杜絕水的漏泄，包括用水器具及輸水管網中的漏泄。

二是治污為本。這要求我國的水污染防治戰略應盡快實行調整，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控制和全過程控制。錢易認為，我國目前還有大量的工業企業仍然是粗放型的生產模式，工業廢水處理并不理想，即便實現了達標排放，還是有大量的污染物排入了江河湖泊中，污染程度已經超過了河流湖泊自身的環境容量。隨著經濟的發展，工業廢水的排放量還要增長，污染物也會隨著增加。如果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實行污染物排放的源頭控制和全過程控制，污染物排放會有較大幅度的削減，工業生產也可以做到增產不增污。三是多渠道開源。這主要指開發非傳統水資源。錢易指出，為了提高供水能力，過去主要著眼于傳統水資源的開發即當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開發，當發現地下水水位持續下降和地表水逐漸枯竭后又想到遠距離調水。遠距離調水除了需要十分昂貴的基建投資和運行費用外，還有施工、管理等各方面的困難，同時生態影響是近年來人們關心的又一重要問題。現在世界各國紛紛轉向非傳統水資源的開發。非傳統水資源包括：雨水、再生的污廢水、海水、空中水資源。目前我國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只有60%，城市廢水利用幾乎沒有。而以色列的城市廢水利用達到90%，美國的洛杉磯也是利用處理過的城市廢水澆灌綠地。城市廢水的再利用不僅減少了污染，還可以緩解水資源緊張的矛盾。另外，隨著技術進步，海水淡化成本趨低，并且海水可以直接用作工業冷卻用水和沖洗用水。香港很多公用衛生場所的沖洗就是采用海水

第三篇：中東地區水資源問題的全球治理分析

摘 要：隨著近年來全球范圍內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通過全球治理來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本文就以全球治理的視角來探討中東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集中考察了中東地區比較突出的水資源問題，對于其現狀和治理情況以及阻礙治理的障礙性因素進行了分析，意在為新治理路徑的選擇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中東地區；非傳統安全；水資源問題；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3-0059-03

中東地區因其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和特殊的歷史、民族、宗教等原因，一直是國際熱點地區。巴以沖突、伊拉克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傳統安全問題已經引起各國的廣泛關注。然而不可忽視的是，該地區也面臨著嚴峻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如反恐問題、難民問題、水資源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作為中東安全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存在對諸如巴以沖突這類傳統熱點問題具有巨大的制約作用，它的治理狀況能夠對中東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了中東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嚴重性，在多層次和領域對這一問題的解決進行了許多嘗試。應該說，針對中東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全球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探尋新的治理路徑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中東地區水資源問題現狀及治理情況分析

中東地區長期受到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困擾，安全形勢不容樂觀。這一地區涉及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主要有：恐怖主義、水資源問題、難民問題、環境問題、經濟安全等，其中水資源問題成了近年來中東地區面臨的越來越突出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之一。

中東地區降水極其稀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干旱區和半干旱區。這里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都在500毫米以下，埃及的阿斯旺地區甚至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毫米[1]2。另外該地區多是沙漠地形，加之氣候炎熱，水蒸發量遠遠大于降水量，因此水保有量極少，降水量的季節和空間分布的巨大差距進一步加劇了該地區的水資源緊張趨勢。中東地區的水源主要來自尼羅河、約旦河等國際性河流，這些河流往往流經數個甚至十數個國家，水資源普遍存在共有現象，這給水權利的分配帶來了麻煩，也給水資源的管理帶來了困難。完全可以說，中東地區就是我們這個水資源邊界與政治邊界不相一致的世界的縮影[1]12。以上說明，從自然條件上講中東地區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貧水地區。

一些人為因素的出現更加惡化了中東地區先天不足的水資源狀況。二戰后中東地區迅速膨脹的人口是這一切的根源，引起了一系列惡性的連鎖反應。在水資源總量不變的情況下，人口的急劇增長，直接導致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的急劇減少。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各國大力發展農業，使得農業用水量猛增。同時，人口城市化的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引起了生活用水量的增長。中東各國用水量的絕對增加，又造成了水環境的嚴重破壞。水污染、浪費和過度開采地下水的現象十分嚴重。

二、中東地區水資源問題的全球治理實踐

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很多是跨國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全球治理的對象具有廣泛的一致性，應對和防范非傳統安全威脅，構成了全球治理的核心內容[2]。由于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跨國性特征，強調國際合作，依靠國際規制以有效應對和解決的全球治理路徑是必然選擇。

中東地區的安全形勢長期惡化，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極為突出。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不僅需要相關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更需要國際社會各個層面的通力合作，以全球治理的方式解決中東地區存在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中東嚴峻的非傳統安全形勢已經引起包括中東各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地區相關國家不斷出臺一系列措施，區外國家也積極同中東各國協作，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內考慮解決中東非傳統安全難題的出路。

水資源危機是長期困擾中東地區的重要問題。國際社會已經充分認識到水資源危機問題對中東地區政治和安全的重大影響，而許多學者更是致力于研究中東地區的“水政治”。①

中東國家對于水資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有切身的體驗，因此從很早開始就紛紛出臺措施加強水資源利用、保護水環境，并且通過國內立法的方式保護有限的水資源。其中埃及、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八個國家都頒布了關于水資源管理的詳細法律條例，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體制框架，具體涉及機構安排、分散和集中管理、所有制和水服務條例、公眾參與、獎懲措施、檢測等。②

中東地區的水源主要來自尼羅河、約旦河等國際性河流，這些河流往往流經數個甚至十數個國家。中東水資源的這種跨界性使得大河流域內的國家不得不面臨水源的跨界利用和管理問題。為了爭奪河流的控制權和利用權，中東國家歷史上爆發了多次沖突甚至戰爭。隨著時代的發展，中東各國也逐漸意識到加強彼此合作才是解決中東水問題的有效途徑。

水資源利用的雙邊合作是最早啟動的，也成為了中東地區最穩定有效的水資源合作治理模式。雙邊合作的典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對于約旦河流域的合作治理。長期以來，巴以雙方一直在水資源利用上開展合作。雙方彼此協調立場和政策，共同采取措施治理共同流域內的水資源；彼此借鑒治理經驗和提供技術支持。

在雙邊合作的基礎上，中東國家在水資源治理方面，也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多邊合作。中東國家的多邊水合作主要有兩種形式：流域內合作和跨流域的水貿易。在流域內合作方面，尼羅河流域的合作最為持久和廣泛。尼羅河流域國家先后建立了諸如“尼羅河國家聯合會”等一系列組織。1999年，九個尼羅河流域國家首次達成合作利用尼羅河水資源的協議，在尼羅河水資源共享的理念下，這些國家水利部門協調分工，科學調配，初步實現了尼羅河水資源的科學利用。②在跨流域水貿易方面，先后有國家提出過“友誼管道”“和平管道”等建議。所謂“友誼管道”，是基于水是一種經濟商品的原則，相關國家之間進行的水商品買賣。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科威特投資從伊朗進口卡爾黑河水以及阿聯酋從區外的日本進口袋裝雨水。“和平管道”則是規模更大的輸水工程。由于土耳其水資源異常豐富，因此在其境內敷設兩條輸水管道，分別向敘利亞、約旦、沙特阿拉伯等八個阿拉伯國家出口土耳其南部塞伊漢河和杰伊漢河河水[1]171-181。由于地理、政治和經濟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中東國家的多邊水合作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因此吸收區外國家參與治理、在國際層面探尋解決中東水資源危機問題的途徑顯得極為必要。在這方面，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起了主導作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與中東北非國家成立了聯合治理水資源小組，彼此建立了穩定的聯系，經合組織為中東國家提供資金支持，以幫助其更好地利用和管理水資源[3]。

三、中東水資源治理中的障礙性因素分析

包括中東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為解決中東水資源問題進行了許多嘗試，在不同層面開展了較為廣泛的合作。針對中東水問題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東地區的水危機。但是圍繞中東水問題的國際合作困難重重，至今國際社會仍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中東仍面臨嚴峻的水威脅。阻礙中東地區國際水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東政治格局復雜，國家間對立思想嚴重。反映在水合作上就是互相指責對方的水資源政策，缺乏政治互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雖然在利用水資源方面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卻是極不穩定的。雙方經常互相抨擊對方的政策：巴勒斯坦政府聲稱以色列不僅從約旦河西岸山地蓄水層中瘋狂取水，還在加沙周邊地區大量開鑿水井，意圖從巴勒斯坦盜取水源；以色列方面則針鋒相對地指出巴勒斯坦當局默許其居民私自開采小水井，導致河床下陷，已經嚴重威脅了整個地區的水環境[4]。另外，在中東地區存在水資源分享和利用依據各國實力強弱判定的情況。有分析指出，中東國家在地理優越性、資源占有、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差距巨大，這種實力的懸殊導致了水利用的不公平性，使得平等地分享水資源成為一種政治空談[5]。以色列憑借其強大的國家實力往往在水資源分配中獲取更多的利益，故有人稱之為“水霸權”（hydro-hegemony）[6]。

第二，國際參與的程度較低。聯合國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體，在中東水危機的治理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盡管聯合國建立了水機制以實施世界可持續發展峰會和《千年宣言》確定的與水有關的各方面議程，但在中東水治理中，聯合國水機制卻沒有提供實質性的建議。此外，美國作為對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大國，在中東水治理中卻表現出了一種“超脫”的姿態。美國擁有足夠強大的技術和能力幫助中東國家處理水糾紛、利用水能源，然而美國卻沒有這么做的意愿，而將相關的協商談判問題留給了中東國家自行解決[7]。

第三，中東國家的水資源利用率低下。除以色列外，中東國家普遍存在水資源使用不充分的情況。據統計，中東地區70%的水資源被用于農業灌溉，然而這70%的水資源卻只有一半最終流向農作物[3]。水資源利用率低一方面是由于科技能力欠發達，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很多地區的節水意識淡薄。中東地區低下的水利用率嚴重阻礙了水合作，也影響了國際水合作的成效。

長期以來，傳統安全一直是中東地區安全領域的核心內容，非傳統安全威脅相對被忽視了。其實中東地區的非傳統安全挑戰歷史上一直存在，在近些年來逐漸凸顯。除了以上論述的恐怖主義問題、水資源問題、難民問題，還有經濟安全、能源安全、環境安全等等。值得欣慰的是，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中東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嚴重性，并將其納入全球治理的框架內。國際社會為應對中東非傳統安全挑戰，在不同層面進行了合作，其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中東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這些根源短時間內不會消失。另一方面，現行的治理方式也存在嚴重的弊端，這就使得全球治理面臨重重阻礙。因此，針對中東非傳統安全的全球治理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的、不斷完善的過程，探尋新的治理路徑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第四篇：§11.4水資源危機與節約用水

e百分文化學校滬科版九年級物理姓名

§11.4水資源危機與節約用水

一、學習目標

1．了解水資源危機；

2．了解水污染的原因及現狀。

二、學習提綱

1、水資源就是指可供人們經常取用，逐年可以恢復的淡水量，海水、千年不化的冰川，不易取用的地下水，（是，不是）水資源。

2、造成水嚴重缺乏的主要原因是水的污染

3、利用和保護水資源的方法：①采取措施；節約用水；②防治水污染；③

植樹造林，保護植被。

第五篇：水資源危機的三個啟示

水資源危機的三個啟示

連續兩年，一開春，宣示“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中央文件就迎面而來，讓人們對水資源危機有了更強烈的感受。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會議指出，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劃定了三條紅線。今年1月份，國務院頒布《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提出用水總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區限制納污、責任和考核四項具體制度。這意味著，水資源已經和糧食安全一樣，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水資源困境如同一塊棱鏡，折射著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領跑全球的經濟增長，配套設施滯后的城市化，保水、節水的制度缺失。實際上，水資源困境已經在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每一條新的發展路徑都需要放在水資源的天平上稱一稱。記者征詢多位專家，獲得三個重要啟示。

啟示一：摒棄粗獷式發展

中國所面臨的水資源危機，由兩個相反的力量造成。一方面是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水資源需求;另一方面，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對水資源造成的巨大破壞。據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今年2月透露，目前全國年平均缺水量500多億立方米，而在2006年，這個數字是400億立方米。不難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水資源短缺問題愈加明顯。

水資源危機的背后，是嚴重的水污染問題。最缺水的地區，往往是高耗水、高污染產業集中的地方。在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環境惡化的最明顯表現，就是水污染。

改革開放后，“先污染，后治理”一度成為很多地方官員的口頭禪。以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忽視環境治理，在很長時期內成為不容辯駁的施政方針。

東莞的發展最為典型，這個河汊縱橫的嶺南水鄉，在成為“世界工廠”10年之后，已經找不到一條清潔的河流，東莞運河成為橫穿城市的臭水溝，市政府斥巨資為運河修了漂亮的漢白玉圍欄，但河水散發的臭味，讓游客不敢靠近。

小化工、小印染、小電鍍、小造紙等高污染企業在中國工業化初期幾乎不受限制。工業的粗放發展，造成嚴重的水污染。據胡四一透露，到2010年，38.6%的河流水質劣于Ⅲ類，2/3湖泊富營養化，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不足一半。飲用水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湖南省環保廳了解到，湘江水質全年90%只達到Ⅲ類水標準。據馬軍介紹，在國際上通常以II類水為飲用水標準，Ⅲ類水需要進行化學品處理才能符合飲用水標準。污染越厲害，加的化學品越多，自來水的口感越差。

湘江供應包括省會長沙在內的4000萬湖南人飲水，有長沙人表示，“（自來水）不放茶葉沒法喝。”馬軍表示，中國五分之一的水源地被污染，而這些水源地供應著三分之二的城市飲用水。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指出，中國現行的污水排放指標，還是上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環境容量本來就比西方國家小得多，“即使每家工廠達標排放，河流水質還是會比正常狀態差很多”。

中國城市化過程中，一度置環境治理于不顧，城市生活污水肆意排入江河，加劇了水污染程度。

長沙市2005年只有兩座污水處理廠，每天處理30萬噸生活污水，而整個長沙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有100萬噸。每天有70萬噸未經處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湘江。直到最近3年，長沙才突擊修起5座污水處理廠。即便如此，由于污染源眾多且難以控制，湘江每年仍有10%的檢測顯示氨氮超標，低于Ⅲ類水標準。

在工業化、城市化迅速推進過程中，不僅沒有實現集約化利用水資源，反而加劇了水污染，導致大范圍的水質型缺水。如果這一矛盾得不到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將不可持續。

胡四一對此抱有深深的憂慮，他表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水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尖銳，我國水資源形勢將更為嚴峻。”

啟示二：“調水”不如“治水”

今年一開春，連續發生了廣西龍江、江蘇鎮江兩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引起社會強烈關注。最近幾年，水資源環境事件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媒體顯要版面。據監察部統計，目前每年發生1700多起水污染事件，最近6年共發生15起特大水污染事故。

2005年的松花江化學品泄漏事故，給當地造成嚴重的飲用水危機。最終哈爾濱放棄了松花江，另外開辟磨盤山水庫作為飲用水源。

重金屬污染、化學品泄漏，此起彼伏的水污染事故，對集約化用水的城市飲水安全造成的威脅，促使地方政府不斷尋找新的飲用水源。

因黃浦江污染嚴重，上海市放棄了黃浦江，去長江取水。而環太湖地區的無錫等地，也在尋找新的飲用水源地，找不到就超量開采地下水。馬軍指出，每年500億立方米的用水缺

口，多半是由地下水來彌補，結果造成地表沉降。華北地區的地下空洞越來越大，而環太湖地區本來就低洼，地表沉降后，造成嚴重內澇。

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很難就近找到第二水源，一旦發生重大水污染事故，上百萬人口的城市將無水可飲。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大規模的調水工程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甚至在水資源豐富的南方，如廣州、深圳等地，也在進行從河源萬綠湖引水的工程。

由于湘江重金屬污染嚴重，湖南長株潭地區盯上了遠在郴州的東江湖，計劃鑿一條長達數百公里的引水渠，將東江湖水引到長沙。當地人描述，工程之巨，相當于“再造一條湘江”。

清華大學環境系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對記者表示，“水質出了問題，就通過調水來解決，不僅加大了水資源的成本，還會改變水資源布局，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生態問題。”

事實上，梯級開發水電站的水資源開發方式，已經引起一系列生態問題。一些野生珍稀魚類因洄游產卵通道被切斷，瀕臨滅絕或已經滅絕。湖南農業大學生物工程系講師周曉明告訴記者，以前江豚可以從長江游到洞庭湖，再從洞庭湖溯游到湘江上游的永州，而現在，江豚在永州已經絕跡，只能以標本的形式陳列在永州市博物館。

胡四一表示，目前黃河流域水資源開發程度達到76%，淮河達到53%，海河已超過100%，已接近或超過其承載能力，引發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這是水資源危機帶來的另外一個嚴重后果。

傅濤認為，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最好辦法，不是調水工程，而是就地控制污染，并回收污水重復利用。以色列是全世界水資源最短缺的國家，但他們的污水回收利用率達75%，也是世界最高的。

啟示三：行政調控應結合市場手段

剛出臺的“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是通過行政手段來管理水資源。傅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是有必要的，但管得嚴格，未必有效，實際上，通過市場手段來調控效果更好。”

目前的水價是政府定價。由于定價過低，居民節水意識不強，導致浪費嚴重。

比如北京市，假如只有500萬人，水價定為3元/立方米就夠了。現在北京有2000萬常住人口，合理的水價應該更高。現在只有不到4元/立方米，每個北京市民月均用水4立方米，每月僅需16元左右。很多人對這個價格根本不太乎。

一些耗水嚴重的服務業沒有受到水價的合理調控，它們的大量存在，與日趨嚴重的水資源危機顯得極不協調。

北京有175個高爾夫球場或練習場，同時還有數百家桑拿洗浴中心。對一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100立方米水、比以色列還少的缺水型城市來說，水資源的價值沒有得到體現。

據傅濤介紹，以色列制定了完善的水價體系，促使用水者不斷提升用水效率。該國水價實行“累進制”，在不同部門和不同地區，水價呈現差異。為鼓勵回收水的使用，政府確定了低廉的回收水價格。家庭用水根據用水量的不同有三種價格。工業用水在使用者允許的配額內價格不變。為進一步使得水價與成本相符，以色列2000年開征水資源開采費，該費率于2007年進行了調整。水資源開采費根據開采行業、水源質量、開采數量和開采地點的不同而定價不一。水資源開采費將增加生產者的成本，并最終影響水價，使得不同的水資源價格有所差異，成為政府調節水資源利用的政策工具。

在另一個缺水的國家澳大利亞，則通過水權有償交易和許可證制度，對水資源進行管理和調控。

澳大利亞通過立法，將國有水資源以許可的形式分配給地方水利批發商(含水務部門)和農戶，由批發商以買賣的形式將水供應給用戶，從而使水的管理既有宏觀調控，又有市場調節。同時，政府允許不同用戶之間相互有償轉讓用水額度，實行水資源商品化，即通過市場調節配置水資源。

另外，澳大利亞還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取水許可審批制度。遞交申請報告(包括取水量、取水地點、用途以及對環境的影響等)，并繳納申請費；由政府部門在地方報紙上進行公示，征求民眾意見，如有異議，可在規定期限內提出。這個類似環評的作法，可以避免用水者過度開發，破壞水資源環境。

來源于：谷騰環保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