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型政商關系的努力方向

新型政商關系的努力方向

——學習總書記關于新型政商關系重要講話精神

游立壽

大家好！今天，有機會同大家一起討論交流，感到非常高興。首先，我代表鎮黨委政府向在座各位企業主，并通過你們向廣大員工，致以誠摯的問候！

過去的一年，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按照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牢把握經濟社會發展主動權，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妥善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經濟保持低速增長，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全年主要目標任務順利完成。

過去的成績來之不易，是市委市政府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全鎮干部職工努力奮斗的結果，也凝結著在座各位企業老板們的心血和智慧，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政商關系涉及政府與市場、公職人員與企業家的關系，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密切相關，是一個既復雜又敏感的問題，也是當前各級黨政干部、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社會各界普遍關心的熱點話題。今年3月4日，總書記在全國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將新型政商關系精辟而深刻地概括為“親”“清”兩字，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指明了努力方向，廓清了新時期政商交往的方向和內涵，明確了政商交往的新標尺。

當前，省、市提出要加大企業創新發展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健康新型政商關系對于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和經濟生態，規范市場秩序，堅定發展信心，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挑戰，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各級黨政官員積極作為、主動服務，幫助企業排憂解難，政商關系總體上處于良性互動狀態。總書記在3月4日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是在我們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指引下實現的。”“長期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經濟是穩定經濟的重要基礎，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是金融發展的重要依托，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政商之間相互協作和共同努力的結果。

當前，公有制經濟也好，非公有制經濟也好，在發展過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問題，也面臨著一些困難和挑戰，需要我們一起來想辦法解決。主要問題是：市場準入限制仍然較多；政策執行中“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現象大量存在；一些政府部門為民營企業辦事效率仍然不高；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融資渠道狹窄，民營企業資金鏈緊張，等等。

對目前遇到的困難，有的民營企業家形容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習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一時一事會有波動，但長遠看還是東風浩蕩。我國經濟發展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優勢凸顯，我國仍然是全球投資機會最好的國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施展才華面臨的空間更加廣闊、機遇更加充分、前景更加美好，完全可以有更大作為。

信心很重要。我國發展一時一事會有波動，但長遠看還是東風浩蕩。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大勢，提振發展信心，提升自身綜合素質，完善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激發企業家精神，發揮企業家才能，增強企業內在活力和創造力，推動企業不斷取得更新更好發展。

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在一些領域也出現了不健康的政商關系，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使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變成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效應，破壞了政治生態環境，敗壞了社會風氣。

去年，全國工商聯就政商關系多次赴地方開展調研，訪談550多名黨政部門負責人、企業家和商會負責人，召開5次由紀檢、政法部門有關人員和專家學者以及民營企業家參加的研討會；同時，開展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2700多份。通過分析階段性調查結果，國內不健康政商關系的部分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政府干預市場過多過寬。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公職人員和企業家認為，“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權力過大”是導致官商勾結的主要原因。很多企業反映，當前通過審批、管理、監督、處罰、資格認證等環節進行尋租，仍是形成官商勾結的重要因素。有干部說：“政府的權力就像火焰，企業家離得遠了，得不到溫暖；離得太近了，又會被燒傷。”

公權力特別是一把手權力過度集中。各級黨政一把手權力過大，是腐敗高發人群。一些副省級或副廳級干部落馬，其問題大多是在擔任市委書記、市長或縣委書記、縣長等一把手期間發生的。

行政執法司法自由裁量權過大。有的企業家反映，一盒薯片過期，罰2000元合法，罰5萬元也合法。在司法審判中，金錢案、權力案、人情案等常交叉發生，與濫用自由裁量權關系很大。

公權力行使缺乏有效信息公開和監督機制。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公職人員和企業家認為，“黨政官員的權力缺乏約束和監督”是產生不健康政商關系的重要原因。一些工程項目、政府采購依然存在暗箱操作、違規招投標等現象，有些招標文書為鎖定對象而設計，中標后轉包出去，“抽提成”已成為民營企業經常反映的問題。

法治規則不健全。某市中級法院副院長說：“十八大以前，我們辦理的民商事案件中，來自方方面面的官員過問甚至干預的非常多。由于法治缺失，潛規則替代了法治規則，導致不健康政商關系滋生蔓延。”某檢察院干部反映，目前立法對不作為規定不清，亂作為界定不明，檢察機關不好介入。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反腐敗斗爭呈高壓態勢向前推進，經濟和政治生態不斷改善，官商勾結現象明顯降低。問卷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對反腐敗工作表示支持，認為腐敗現象得到了遏制。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黨政干部不作為、不擔當、不與企業家聯系交往的現象。

有些黨政干部見到企業家“躲著走”。調研中發現，有的黨政干部感到“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有的采取“不接電話、不批文件、不辦事情”等。個別官員談商色變，故意離其甚遠，只怕不“清”，不怕不“親”。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公職人員認為，不愿與企業家接觸的原因是“怕惹麻煩”。

有些黨政干部對企業家采取“軟拒絕”。企業家反映：有的官員雖然接觸企業客客氣氣，但就是不拍板、打“太極拳”、推諉扯皮，為避責而不作為，抱著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做事的心態；或新官不理舊賬，前任領導定的事，后任不予承認。有企業家說：“以前是臉難看、門難進、事難辦，現在是飯不吃、禮不收、事不辦。”根據問卷調查，少數黨政官員不作為的原因，其中“怕擔責任”占76%，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65%。

不少黨政干部感到“不清楚如何交往”。他們感到與企業家交往的度不好把握，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得不采取消極的態度。隨著被查處的官員數量不斷增多，一些企業家也感到“害怕”與官員接觸，以防萬一受到牽連。

不健康的政商關系，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激發全社會創業創新活力；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投資和發展信心，更不利于共同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挑戰。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總書記關于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論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破解當前政商交往難題給出了明確答案，特別是突出了干部靠前服務、遵規守紀的內涵，明確了法治底線和廉政紅線，為領導干部在與企業家交往中如何把好分寸明確了根本原則。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發表后，在全社會特別是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各地黨委政府都在積極學習和深入貫徹，許多地方已經對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進行了努力探索，有的省出臺了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意見、規定或細則，有的省制定了領導干部聯系民營企業工作方案，有的省開展了黨政領導干部與企業家談心活動，有的省提出了把破解政商關系難題作為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

為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構建“親”與“清”新型政商關系的要求，圍繞下沙鎮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的“工業強鎮、綠色立鎮、和諧興鎮”的奮斗目標，結合我鎮情況談四點看法：

暢通政商溝通機制。鎮黨委政府成立企業服務中心，全鎮干部下掛服務企業，明確了工作任務和要求，就是要建立完善制度化、經常化的政企溝通機制，坦蕩真誠同企業主接觸交往，主動積極傾聽企業呼聲，關注大家的困難和困惑；創造條件積極引導廣大企業主主動同各級黨委政府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鎮企業服務中心要積極作為，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讓政商關系在“清”的前提下“親”起來，實現政府與企業的良性互動，提振企業發展信心，共同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挑戰。

厘清權力和責任邊界。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明確責任和權力邊界，進一步提高辦事效率，把辦事流程、時限和責任人員情況向企業公開，讓服務信息可見、可查。企業反應的困難和問題可以由鎮里直接解決的馬上落實，責任到人；需要由市里部門解決的鎮企業服務中心全程代辦，企業派人配合；特別重大事項需提請市黨政班子會議研究的，由鎮黨委政府負責與市委市政府領導溝通匯報，總之，要讓政商關系更加清白，做到交往有道、廉潔互信、共謀發展。

完善干部監督問責機制。根據鎮黨委政府下發的企業服務中心工作實施方案和鎮干部職工崗位績效考評方案，把責任明確化、透明化、程序化，建立責任認定和評估制度。堅持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探索建立企業對鎮干部和站所服務質量、工作作風的評議制度，對懶政、怠政、庸政行為進行曝光和責任追究，對守廉政、能干事的黨政干部給予嘉獎。

深入開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實踐活動。增強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對企業發展的信心和對社會的信譽。引導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守法誠信、堅定信心，潔身自好走正道，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致富思源、義利兼顧，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發揮企業主才能，為全面建新下沙貢獻力量。

第二篇：新型政商關系

習近平用“親”“清”二字密切新型政商關系

“兩會”伊始，總書記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并參加了聯組討論，強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重申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三個沒有變”，要求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再用“親”“清”兩字闡明新型政商關系，這些重要論述鮮明表達了我們黨的大政方針，提振了各類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的信心。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對于國企、民企關系問題有些不太準確的認識，有人以“國進民退”為名抨擊國企改革，有人以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時困難為借口鼓吹“全面私有化”。而事實的發展證明，“兩個毫不動搖”是憲法原則，沒有變也不會變，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是我們引領新常態、提升綜合國力的關鍵支撐。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個方面絕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進程中“一個都含糊不得”。當前，針對民營企業發展中經歷的“尋租”以及歧視性待遇，有必要正本清源、優化發展環境，用“親”“清”二字闡明新型政商關系，重塑法治經濟必需的規則與倫理。

“親”就是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幫助解決實際困難。這一要求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個別領導干部推諉卸責，為了避嫌干脆繞著問題走，對民企發展中的信貸壓力、稅費負擔視而不見，不愿意出手相助。“親”字強調的正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國企、民企都是親生的，法定的公權力對企業的職責必須真誠對待、嚴肅履行。

“清”就是清白純潔，不搞權錢交易。以往，有官員勾連企業主并非為了改善營商環境、助力經營發展，而是瞄準了“錢袋子”，用手中的審批權“尋租”“揩油”謀私利。“鐵八條”高壓之下，徒增企業負擔的吃拿卡要少見了，破壞公平競爭的私相授受收斂了，但仍然離不開久久為功，將清廉內化在干部與企業家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

理想中法治化的政商關系，既不是勾肩搭背、狼狽為奸，也不是敵視對立、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合理的監督機制下“相敬如賓”，彼此保持適當的距離，坦坦蕩蕩在桌面上討論問題、解決困難。摒除庸俗的政商關系論，砸碎腐敗的利益共同體，官員落馬與企業敗局才能真正消亡，中國經濟也才會在鳳凰涅槃的自我矯正與修復中，迎來浩蕩的改革東風，平順地向前行進。

第三篇：構建新型政商關系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

對于任何政府來說，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始終是最重要的關系，是決定自身盛衰興亡的基礎。在當代社會，人民群眾是劃分為階層、界別、地域、團體的。作為人民政府，正確處理與各階層、界別、地域、團體的關系，及時解決彼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對于正確履行政府職能，促進社會和諧和良性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2016年3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同全國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見面時，特別強調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這個問題，應引起各級政府高度重視。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凈化政治生態、理順市場秩序的必然要求。近年來，一些地方腐敗叢生，政治生態惡化，市場秩序混亂。一個直接的重要原因，是那里的政商關系出了問題。有的政府官員與私營企業主過從甚密，“勾肩搭背”。憑借這樣的關系,官員進行權力輸送，以權謀私，完成權力“變現”;商人進行利益輸送，借權謀利，實現利益最大化。這種不良的政商關系和權錢交易帶來的腐敗，給社會發展帶來極大的損害。理所當然，黨和政府開展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堅決打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行為。然而,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一些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又走上另一個極端。他們對商家敬而遠之,該辦的事不辦,生怕被冠以“權、利輸送”之名;商家到政府部門辦事時,“門好進了、臉好看了,事卻難辦了”。不論是官的亂作為還是不作為，都是政商關系病態的表現。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社會官僚和“紅頂商人”之間那種舊式政商關系的延續，必須堅決摒棄。在“破”的同時，應“立”起健康、科學、透明的新型政商關系。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關鍵是作好“親”“清”二字文章。習近平主席提出，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二字。之所以首先講“親”，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其中就包括全心全意為經商辦企業的這部分人服務。政府官員對人民必須有“親”的情感，絕不可對民營企業家不理不睬，對他們的正當要求置若罔聞，對他們的合法權益不予保護，而要懂得親商、安商、富商。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真心實意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但，凡事須有度，交往有底線。政商交往應該為君子之交，不能超越“清”的底線。彼此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種關系。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只講“政”一方不行，“商”一方也必須相向而行，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不論是民營企業家，還是其他經商者，都是中華民族一份子，都應該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事，遵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與時俱進，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有了這個基礎，“親”“清”二字文章就好做了。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只要政商雙方都按照“親”“清”二字去做，新型政商關系就一定能夠建立起來。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為保障。這是歷史經驗的啟示，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要求。其基礎，是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國家法律體系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應把“親”“清”的成熟做法固化為制度。按照制度規定，努力搭建有利于商家發展的平臺,改進服務流程，提升服務質量和效率,以優質服務贏得商家的信賴;堅決貫徹執行廉潔自律準則和政府各項廉政規則，自覺斬斷與商家的各種非法利益鏈接,杜絕權力尋租,建立起純粹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作為商家，要把政府當成“娘家人”。當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和問題時，及時通過法制渠道反映和解決。如果遇到政府人員故意刁難和不作為，可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要建立健全嚴格的內控制度,堅持依法經營、誠信經營。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新型政商關系就一定能夠鞏固和發展下去。

第四篇：新型政商關系

構建“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要明確國家與市場、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互動邊界，出臺詳細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但政商關系要想富有活力、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新引擎，僅僅靠“管起來”是不夠的，政、商兩端都要“活起來”。這就涉及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如何重組的結構性問題，也意味著是制度建設、結構流動、心態引導的問題。

總書記日前用“親”和“清”兩個字來概括新型政商關系，不僅為干部作風建設指明了方向，對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態、構建公正的市場環境、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也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必須破除舊式政商關系中阻礙“親”“清”建立的主要矛盾。具體來說，就是企業家依法經商、維權的訴求與少數領導干部以權代法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企業投資經營需求無法滿足與審批壟斷制造尋租空間之間的矛盾；民營資本利益表達需求旺盛與官方維權游說渠道效能不足之間的矛盾；官員激勵機制不足與投機性財富增長過快、社會貧富分化加劇之間的矛盾，等等。

構建“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要明確國家與市場、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互動邊界，出臺詳細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但政商關系要想富有活力、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新引擎，僅僅靠“管起來”是不夠的，政、商兩端都要“活起來”。這就涉及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如何重組的結構性問題，也意味著是制度建設、結構流動、心態引導的問題。為此，不妨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首先，落實好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路線圖，推進司法改革，理順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的權力關系。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在經濟領域里，應該確立法律的權威而不是權力的權威。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路線圖已經明確，真正的難點是各級黨政官員如何落實的問題。將司法的事情留給司法，才能樹立真正的權威。

其次，進一步壓縮審批、壟斷造成的尋租空間。簡政放權是過去3年來政商關系改革中的最大亮點，下一階段，要著重消除行政審批“灰色地帶”，整治“紅頂中介”。如今，一些擁有特殊利益關系的“紅頂中介”機構悄然換了“馬甲”，從政府手中接過認證、審查、評估、收費等審批權限，蠶食簡政放權的改革紅利，隱蔽性更強，也增加了改革的難度，需要我們下更大的決心、拿出更切實的舉措加以整治。

再次，充分尊重民間行業協會商會的自主權。其實，企業家組織起來以集體的方式有序參與到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并不可怕，況且，要想破除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私相授受”、打破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團團伙伙，更需要將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溝通建立在組織化的基礎之上。政府應積極引導這類機構的發展，更多依靠企業家集體管理自己的事務。

當然，財政制度是調節政商關系的關鍵手段，推動公平正義的稅收改革有助于緩解政商沖突。當前，包括結構性減稅、提高財政赤字率、歸并五險一金在內的財政手段已經明確。但稅收對政商關系的調節不僅僅限于企業一端，還應從社會角度尋求破解公務員改革的思路。一個有助于“親”“清”政商關系的稅收制度，應該真正做到抑制不合理的、投機性的高收入，促進中等收入階層的成長，最終形成橄欖形的財富分配格局。

第五篇：建新型政商關系發言材料

建新型政商關系，需要政商兩方面共同努力，但政是主要的方面，責無旁貸，應該率先作為。

一是促進公平競爭和政策落實。主要是制定和落實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推進簡政放權，提高服務透明度和效率。公開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清單，規范中介服務收費標準，精簡評估事項，防止重復評估。

二是開展效能革命。圍繞“突出重點、保障用地，節約集約、高效用地，親情服務、便企利民”等方面，在項目預審、土地供應、不動產確權登記發證等環節做好服務保障。實行首辦責任、一次性告知、限時辦結、結果反饋制度，開展明查暗訪，加強行政效能監督。全面推行限時辦理機制，構建服務企業“直通車”，組織企業負責人等評選市級機關“十佳服務品牌”。

三是建立聯系溝通機制。每年召開1-2次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座談會，建立完善黨政領導干部聯系服務非公有制企業制度，健全政府職能部門與工商聯、行業協會商會定期溝通機制。制定涉及非公有制企業及其經營者重大利益的政策法規，要充分聽取企業及其負責人的意見；

建立重點非公有制企業掛鉤幫扶機制；

充分發揮工商界行業類組織、政務服務熱線電話等平臺作用。

四是規范執法執紀行為。司法、執法、執紀機關在查辦案件中應當依法維護涉案企業合法權益，慎重選擇辦案時機和方式，規范行政執法部門的自由裁量權，不得違法凍結企業賬號、查封企業賬冊、堵塞企業資金流通渠道、發布影響企業聲譽的信息，最大限度減少執法執紀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影響。

五是出臺“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對政商之間交往的事項做出清晰界定。完善商業賄賂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和不廉潔企業及其負責人“黑名單”制度，推進企業誠信評價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