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

淺論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

摘 要：1967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成立，以及1993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協議》的達成，確立了現今以TRIPS協定為核心、WTO與WIPO及其他國際組織相互支持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然而，這一體系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處，隨著國際社會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也不斷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這需要我們不斷的探討與研究。

關鍵詞：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人權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

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基本內涵

嚴格的說，“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并不是一個明確、獨立，有自己特定內涵的法律概念，至少現在在我國還沒有一個嚴格的界定，而僅是在學術研究中有相關探討。一些學者嘗試對這一概念下過定義，例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吳漢東教授認為，“所謂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概括的來說是指以多邊國際條約為基本形式，政府間國際組織為協調機構，通過對各國國內知識產權法律進行協調而形成的相對統一的國際法律制度?！睂τ诰唧w的概念，不同學者可能措辭不同，然而就其實際內涵來說，我們須認識到：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絕對不是指用本國法去保護依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它首先是指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或國家間雙邊條約的締結，其次是指參加了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或締結了知識產權雙邊條約的國家，如何以其“公”行為去履行自己參加或締結的國際條約的義務。這也就要求一國國內法至少要達到國際條約的最低要求。

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理解上，許多人往往將其與知識產權的涉外保護相混淆，很多人不明白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與涉外保護有什么區別，在以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為主題進行討論的情況下往往將其闡述為知識產權涉外保護的相關問題；而且，在現今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逐漸被劃歸國際公法范疇時，很多人表示不可理解，他們認為知識產權具有私權屬性，不應由公法來調整，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觀點，是因為這些人仍未搞清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要探討的到底是什么問題，它與涉外保護到底有何區別。我們之所以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歸于國際公法的范疇，是因為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內涵在于：一國怎樣依照它加入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要求，以其“國家”的地位調整其國內法，使之與公約相符合，從而使該國在用國內法從事知識產權的涉外保護時，不致違反國際公約。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產生和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然而各國由于擔心展覽的技術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護而拒絕參加，這就直接引發了各國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問題的關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發達國家逐漸開始互相承認各自的知識產權并達成了一些共同保護的協定。1883年2月，法國、比利時等11國在巴黎共同簽署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并根據該公約成立了保護工業產權聯盟，這一舉措，開創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新紀元。此后，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多邊條約不斷涌現，諸如1886年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等，這些公約奠定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的基本框架，使知識產權逐漸進入國際保護時期。為了更有效地在國際上保護知識產權，管理、監督和執行各個公約，1967年7月14日，51個國家在斯德哥爾摩簽訂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并根據該公約將《巴黎公約》與《伯爾尼公約》原有的兩個機構合并，成立一個政府間的國際機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由此，知識產權保護國際保護體系形成。

然而，以世界產權組織為中心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制，到20世紀末開始發生了動搖。這一方面是因為國際貿易的形式和內容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原本的保護體系本身也存在許多缺陷，諸如整體保護水平不高、義務主體不定、爭端解決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逐漸凸顯。

7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以美國、歐共體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猛然發現，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為中心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并未能很好的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利益，而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利用他們的知識產權來創造自身的財富，這使得這些發達國家極其不滿，他們跳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轉而求助于關貿總協定來解決這一問題，他們致力于將知識產權的保護納入到關貿總協定的框架內，然而這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遭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最終經過多年的斗爭與妥協，談判各方終于在1993年形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協議》（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縮寫TRIPS）。

三、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中兩點問題的探討

（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與發展中國家利益

既然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包含了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締結這一內涵，那么這其中就少不了國家間利益的妥協。由于歷史的因素，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一直處于較為落后的地位。在殖民時期，其內政處于列強的控制之下，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實際去發展；在取得了國家、民族的獨立之后，往往處于一窮二白的境地，許多方面不得不屈從于發達國家的意志。在知識產權的發展上正是這樣，發達國家為了其自身利益不斷追求知識產權保護的高標準化，而無視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需求，無論在知識產權規則制定還是各種利益平衡上，發展中國家都處于“邊緣化”的被動地位，他們只能呼吁，因為他們不具備與發達國家相抗衡的實力。

TRIPS協議的達成，標志著知識產權保護實體規則全球化的正式開始，保護標準已經提升到了發達國家的標準，由于在經濟實力和科技文化方面與發達國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適用知識產權的國際統一標準對發展中國家來講是“形式上平等”而“實質上不平等”。對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無能為力，他們最終只是獲得了發達國家的市場準入和貿易優惠。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中也象征性得給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然而這些條款措詞相當模糊，缺乏法律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因此，盡管這些條款可能確立了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原則和宗旨以及權利和義務，但幾乎所有這類法律條款都難以得到確實的執行。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與人權保護

有人認為知識產權屬于基本人權，所以談知識產權與人權的沖突有些不太合適。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全球諸多公共健康危機發生后，誰也無法否認現今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與人權保護制度之間確實存在一些難以調和之處，國際社會中的諸多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1998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召開了專家會議，討論了知識產權與人權的關系問題。2000年8月，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促進和保護人權分會就“知識產權和人權”的沖突出臺了一個解決方案，其中指出知識產權與人權之間“現實存在的或可能的沖突”包括：

1、妨礙使用知識產權制度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

2、植物種植者對植物新品種享有權利的后果，以及對遺傳改良生物授予專利給對食品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帶來的影響；

3、“生物海盜（biopiracy）行為，即跨國公司掠奪社區尤其是土著社區對其自有的遺傳和自然資源以及文化遺產的控制；

4、對獲得專利藥品的限制以及對享有健康權的沖擊。2001年8月，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促進和保護人權分會就知識產權與人權、以及TRIPS協議對人權的沖擊做了報告，指出由于TRIPS協議的實施并未充分地反映所有人權的基本性質和不可分割性，包括人人有權享有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帶來的利益、健康權、食品權、自決權，因此TRIPS協議所體現的知識產權制度與國際人權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沖突。

由于知識產權法主要規定的是與科技等相關的無形財產權的問題，所以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很少涉及知識產權與其他法律領域的關系，同樣，人權條約關注的是基本人權問題，未曾考慮到知識產權對人權的影響，所以在知識產權與人權現實沖突的今天我們有些措手不及?，F在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當知識產權的行使對人權造成損害時，兩者誰應居于優先地位。大部分的WTO成員既是TRIPS協議的締約方，同時也是國際人權條約的締約方，根據善意履行國際條約義務的國際法原則，WTO成員不能為了實施WTO協定所規定的義務就不履行其根據國際人權條約所承擔的國際義務。而且國際人權法規則是對早已存在的各文明國家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的宣告，具有國際強行法的特征，所以當一個國家面臨知識產權與人權的抉擇時，人權應居于優先地位。

參考文獻：

[1]鄭成思。知識產權法（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2，76.[2]萬鄂湘，馮潔菡。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新發展[J].電子知識產權，2003，（）：61-62.

第二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5.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對于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它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制度，又是開展國際間科學技術、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基本環境和條件之一。它將促進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科學發現和發明創造，使科技投入獲得應有的回報，促進科技事業的持續發展。同時，國際合作的發展使各國法律制度在大方向上日益趨同，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在世界范圍內已經逐步納入有關國際協議的框架之下，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我國的對外合作。

首先要明確什么是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在國際技術交易過程中會涉及技術的專利權，商標權，商業秘密等問題，這些就是知識產權在國際上保護的問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界定主要看它有沒有跨國性。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重要性，首先，對于一國的經濟有重要的作用，特別那些高新科技，核心技術，通常國家都會限制它交易的。其次，對于企業來說，他可以排除自己的知識產權在國外被侵犯。對知識產權進行國際保護是開拓國際市場的基礎，如果你的權利不受保護，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話，就不能將你和他人區分，不能體現你的優勢，也就會很容易的喪失已有的市場

第三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最新趨勢

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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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權，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經濟資源。在當代，知識產權也已成為一個戰略問題，在國家和企業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正在向全球一體化的統一實體法方向發展，并逐步取代關稅等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保護范圍不斷向高新技術領域拓展。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基于知識產權戰略的重要性，探討我國知識產權現狀和發展趨勢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Ⅰ.國際

一．國際知識產權的總體發展趨勢

美國華盛頓大學劉江彬教授認為，過去的一年內，有關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國際上發生了數件大事，這些事件對將來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將會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可以歸結為下列的十件大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于1993年8月正式簽訂;關稅 貿易總協定(GATT)于1993年年底達成包括知識產權的多種協議;中國大陸與臺灣均大幅度地修訂了知識產權相關法規;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專利侵權官司初審敗訴，賠償一億 二千萬美元;美日開放市場談判破裂，美國恢復超級301條款;臺灣于1993年被列入特別301條款“優先觀察”名單;中國與美國因知識產權問題展開談判;美國為了符合關稅貿易總協定 的有關規定，醞釀修改相關法規;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侵害問題日漸嚴重;國際科技公司收取知識產權權利金的要求日漸普遍。

劉江彬教授認為，以上這些事件，多數與亞洲地區有直接或間接關系。從長遠看，這些事件對知識產權保護發展的影響正面多于反面。亞洲國家若能順應其發展趨勢，因勢利導，提出因應對策，則會在知識產權保護發展方面更加得心應手，并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劉

江彬教授認為，最近的將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1.關稅貿易總協定可能會成為主要戰場

由于關稅貿易總協定，于1993年底達成了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多種協議，這樣就把關貿總協定與知識產權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在此次協議中擬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確保協議的執行。因此，可以預見，將來關貿總協定(GATT)可能成為各國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糾紛最主要的解決場所之一。但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否能達到成立目的，目前尚言之過早。

2.美國301條款的影響仍然存在

美國法律界對于GATT達成協議后，美國是否能再使用301條款尚有不同的看法，大部 分學者持否定態度，但仍有不少學者持肯定態度。持肯定說的學者并非完全站在法理的立場，而是站在務實的立場，他們認為特別301條款效力宏大，美國政府和企業對它的效果非常滿 意;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為，301條款也并不完全符合一般國際法的常規。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美國301條款的影響會依然存在。3.保護電腦軟件應探索新的方式

目前從國際上看，以著作權法保護電腦軟件，已暴露出不少破綻，許多軟件也無法符合專利新穎性的要件，以專利法保護軟件也非全然可行。因此，許多學者重新考慮這個問題，產業界也正在千方百計想辦法，以其他方式尋求保護，預計美國將會在年底前提出有關研究報告。

4.海峽兩岸知識產權法會更加接近

近幾年來，海峽兩岸修正法律及制定新法，其中部分主要內容還是根據與美國方面知識產權的協議。例如，兩岸專利法為保護農化品、藥品、植物新品種、回溯保護等等問題;著作權法則為合理使用、保護期限、租賃權、軟件保護等問題?？梢灶A見的是，海峽兩岸經過國際上的壓力及自己內部的修正和調整，知識產權法律的內容會更加接近;又因為法院的判決需與國際上的判例符合，則更進一步促成在立法與司法兩方面互相保護對方的知識產權。無形中，把兩岸知識產權制度的距離拉近，使兩者更能相容，更接近國際上的水平。

5.美國的產業界更加關注中國的司法制度 美國產業界和政府，他們大都了解這幾年中國大陸立法的努力，也了解大陸已建立了知 識產權的專業法庭。他們訴求的重點是在法律的有效執行，特別是電腦軟件等著作權產品侵 害問題的解決。大陸方面法律界人士要求美國產業界不要以政治手段施加壓力，而應通過正 常的司法程序尋求救濟。美國產業界采取的方向將會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美國政府的壓 力，另一方面通過法院提出訴訟，控告政府或私人的廠商。向大陸法院提出訴訟的美國廠商，希望建立有效的判例，并試驗大陸法院的司法能力，是否能在判決中獲得類似美國法院的結果。第一批法院的判決非常重要，美國的產業界正在關注著大陸的司法制度。

6.對新科技知識產權的保護會更加積極

目前，美國產業界和學術界最常見的有關知識產權的研討會，不外乎生物工程、軟件保 護、技術轉移等。前兩個課題與最熱門的科技關系密切。例如，醫學、藥學、遺傳工程、通訊網絡、資訊產業、電子計算機等。除了因為這些科技高新且復雜外，也是獲利機會最大的項目。因此，政府及產業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經費，知識產權的數量也會大量增加。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新的知識產權問題，特別是有關生物工程的專利和電腦的法律保護問題，對科技、法律、管理等方面造成相當困擾。又因為競爭激烈，再加上利益所在，各方人馬無不全力以赴，并希望通過技術轉移回收研究、開發經費。目前，除了產業界外，政府的實驗室，大學及研究機構，對技術轉移問題都非常重視，也因此獲得了相當的效果。將來，任何國家或私人企業，若能充分掌握高科技知識產權的計劃、制造、管理、運用和轉移，則無異掌握了科技發展的權柄，可以主導科技發展的方向及興衰的命運。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新趨勢

現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主要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以國際貿易體制為框架，推行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二是以執行機制與多邊爭端機制為后盾，推行高效益的知識產權保護。1.新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出現

在WTO框架下，西方發達國家就知識產權問題，一向奉行“要么接受，要么走開”的原則，以實現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一體化。但事實上，發達國家仍在試圖達成新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以提高保護標準。今年7月，歐盟委員會已正式采用《反假冒貿易協定》，受到歐洲公司的熱烈歡迎。該協定旨在加大全球打擊假冒和盜版行為力度，謀求建立新的打擊全球假冒盜版的國際知識產權執法框架，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強化執法實踐。雖然中國沒有參加到該協定中，但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其中，顯然是該協定的重要目標之一。事實上，即使不參與，中國產業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于該協定之外。因此，面對這類新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中國政府要采取積極的應對策略，團結其他發展中國家，努力在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2.雙邊協定與單邊主義的復活

WTO《2011年世界貿易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WTO成員已簽署了300多個雙邊和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有評論認為，眾多雙邊、多邊協定有削弱WTO規則之勢.這種雙邊協定和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的產生，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形成了“超Trips條款”、“綠色壁壘”和“技術壁壘”。從1995年WTO取代關貿總協定后，截至今年3月，在WTO框架下磋商的爭端中，涉及知識產權的爭端不到10%，這一過低比例并非因為知識產權爭端少，而是因為大多數的國際知識產權糾紛選擇了雙邊協定或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來解決。吳漢東指出，雙邊協定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更傾向于延長期限、增加內容和強化執法。這種傾向在單邊制裁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比如著名的美國“337調查”和“特別301報告”。全球化必將帶來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的一體化，因此必須在面對現實的同時保持警覺。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在被動接受、合作博弈與戰略籌謀之間，仍然存在相當大的運作空間。

3.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興起近年來，以別樣視角看待知識產權問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共識，發展中國家正通過各種渠道，在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公共健康和知識共享等領域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對此，國際人權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已展開行動，紛紛提出：通過對部分藥品專利實施強制許可以解決公共健康危機；以維基百科、遠程教學等非財產權方式促進知識在全球共享；在生物技術專利與遺傳資源問題上達成互惠等切實可行的制度設計。

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繼續主導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制定，但各種國際組織正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格局是有益的、健康的，中國可以在其中發揮與其地位相匹配的作用。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有效執行問題

美國華盛頓大學亞洲法研究所所長Haley教授認為，自本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日益強調其在全球的經濟利益。為此，美國同其他國家進行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中，把如何在海外充分保護美國知識產權持有者的權利提到了一個非常優先的地位，并且十分關注知識產權保護的有效執行問題。

Haley教授認為，在當今的國際社會里法律是有領土性的，即便是由條約所確定的國際 規則也賴于主權國家的法律實施，法律實施就意味著國家強制。要保證對專利以及其它的知 識產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一般而言，國家強制機制必須是靈活的、有效的、普遍適用的。

無論強制的方法究竟是刑事制裁還是民事救濟和禁止性補救亦或任何形式的行政控制或上述方式的任何形式的結合，國家應能夠在必要時通過對人身加以強制來保障法律的遵守。這意味著國家應有能力識別并制止侵權，沒收侵權商品，并施加法律所規定的任何懲罰。Halev教授還認為，在上述應滿足的先決條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識別侵權，在商標侵權和版權侵權以及其他一些單從侵權物品的表面形態即能證明在侵權的案件中，侵權識別相對來說容易一些。即便如此，國家還應能夠獲得有關信息并對侵權物品的所有主要銷售市場實行監督。在專利侵權中，特別是在涉及零部件和生產工藝的專利侵權中，要想使法律得到有效的實施，國家應具備廣泛的調查權利以確認其侵權，例如，應有權進入工廠，搜查辦公室，沒收有關記錄和檔案等。因此，任何知識產權要想有效地執行，需要政府有廣泛的資源來控制和監督經濟活動。這也意味著，對知識產權提供充分保護，要求有相應的新的管理和監督資源，或者將現存的資源從一個管理地區移到另一個地區的能力。

除此之外，知識產權的有效執行還需要發展和完善司法職業隊伍，它是提供有效司法救濟的必要前提。要建立有效的司法機制也決非易事，司法系統要有效地運轉，法官就必須享有為實施法律規則所必須之地位和控制權。同時，也必須保障法官受到法律規則的約束?？傊?，知識產權的有效執行要求國家政治上應服從一個獨立的權威性的司法機構，或者一個由不受政治影響的公務員為主導的司法機構，由這個機構來實施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

四．關于平行進口問題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Wegner教授認為，平行進口問題是關貿 總協定中尚未解決的一個有爭議的領域，也是中國目前立法實踐中的空白。平行進口指的是 一國未被授權的進口商從外國的知識產權所有者手中購得商品并未經批準輸入本國，而該知 識產權此前已在本國受到了法律保護。平行進口存在的條件是商品在一國的零售價高于在另 一國的批發價，兩者的價格差有可能導致平行進口。對于是否允許平行進口，應按照商標權、專利權和版權三種情況分別進行討論。

對于受商標保護的商品，通常規則是擁有同一商標的相同商品情況不允許平行進口。在 美國，這一規則是由Weilceramics案所確立的，它規定只要所銷的是有真正標識的真正商 品，即使沒有得到商標所有者的同意，也是允許進口的。但也有例外的情況，不允許平行進口的例外情況之一，是以同一商標在不同國家出售的商品之間存在著實質和外觀上的差異。如在SHIELD肥皂案和PERUGING巧克力案中，同一商標的商品質量是不同的，因而法院禁止平行進口，其出發點是基于商標的屬地性原則;不允許平行進口的另一例外情況，是同一商標在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所有權。例如，ROLEX手表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其在美國和瑞士的商標分別為兩個不同的公司擁有，因而平行進口是被禁止的。歐洲國家和日本所采納的原則與美國有所不同，歐洲國家允許作為歐洲內部商品自由流動出現的平行進口，而日 本則無條件地允許真正商品的平行進口。

對于專利權的保護，歐洲、日本和美國均建立在屬地性原則基礎上，但也存在著根本的區別。美國和日本嚴格地運用屬地性原則，以防止專利商品平行進口。美國還保留著這樣的法律，去某國銷售的專利商品，如果不符合美國專利法，則永遠不允許輸入美國并在美國銷售。而歐洲國家之間則存在著不受專利權限制的商品自由流動。

對于版權的保護，美國法律規定，根據限定國家的許可證，在國外制造的制品未經授權而進口是不允許的。法院在審理中涉及到首次銷售理論和進口權之間的關系，在一些案例的判決中僅給予在美國合法制造和銷售的制品以首次銷售以保護，根據許可證在國外制造的制品進口到美國時則構成侵權。

中國目前很少有關平行進口的國內立法實踐，這是因為中國擁有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因 而，目前行平進口所獲得的差價，還不能刺激外國制造的商品以平行進口的方式在中國轉售。

對中國來說，目前保護平行進口的政策主要是理論性的。

五．醫療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的最新發展趨勢

日本2008年專利申請公開/公布量和授權量,其中生命科學領域的專利申請公開/公布量和授權量分別達到27870件和9255件，較上年均大幅增長，增幅分別為11.7%和29.0%。

歐洲專利局公布的2008年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在專利申請技術領域，2008年，向歐洲專利局提交專利申請最為活躍的領域為醫學技術領域，占總量的11.6%。有機化學(同比增長1.4%)增幅較緩，生物和遺傳工程(同比下降0.9%)增幅略有下降。醫藥領域雖然對專利的依存度高，但是專利申請量和獲得授權的數量并不多。2008年獲得美國專利授權量居前十家公司：IBM(4,186件)、三星(3,515件)、佳能(2,114件)、微軟(2,030件)、英特爾(1,776件)、松下(1,745件)、東芝(1,609件)、富士通(1,494件)、索尼(1,485件)和惠普(1,424件)。專利授權量居前10位的企業中，美國公司只有4個，日本公司則占5個。前十名中沒有一家是醫藥企業。

各國有關醫藥領域知識產權的政策變化：

歐盟：自由貿易協議中的知識產權強硬規定將危及貧窮國家獲取藥品。在與印度、哥倫比亞、秘魯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進行的自由貿易談判中，歐盟官員多次建議應讓藥品制造商從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獲取應得利益，并認為在授權進行仿制藥生產之前，上述國家的行政管理機構應被長期阻止使用專利藥品的相關數據。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建議，在秘魯和哥倫比亞，此類專利可申請最高11年的“數據排他期”。與此同時，在與印度及東南亞10國進行的自由貿易談判中，歐盟委員會同樣加入了類似處于“數據排他期”的知識產權內容，但并未明確期限。

Ⅱ.國內

一．我國知識產權發展現狀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較晚，只有20多年的歷史。通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形成了與Trips協議要求基本一致的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例。雖然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構成了框架性的當代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國在知識產權法律的實體權利保護方面與WTO的要求基本相當，但是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知識產權工作總體狀況還存在著與國家經濟、科技和社會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以及與面臨的國際新形勢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法律體系存在缺陷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法律以單行法的形式出現，各知識產權單行法由不同的部門分別起草。各單行法律的內容、手段等不夠統一、協調，缺乏法典化的統一安排和規范，導致對有些對象重疊調整、規范沖突，而對有些問題卻又出現調整空白，甚至對于同一種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不同的單行法判決的侵權賠償數額也可能會有驚人的差異。

2．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

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首要原因。它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企業擁有知識產權量少，易發生侵權或被他人侵權的現象。在我國，大多數人并沒有把知識產權真正作為財產權來看待，甚至很多企業都沒有認識到知識產權是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他們很

少將知識產權作為財產權來對待，只重視有形資產的積累與保護，忽視了專利、商標、技術秘密等知識產權的保護，不懂得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智力成果。

3．忽視對國內馳名商標的扶植與保護

在大力保護國外馳名商標時，我們卻忽視了對國內馳名商標的扶植與保護，造成國內大量的知名商標在國外被搶注。近些年，贄國商標國外搶注案件每年不下百起，涉及化妝品、飲料、家電、服裝、文化等多個行業。國外搶注者通過商標搶注或進行商標倒賣，或以侵權之名索賠，或索取高額轉讓費，更有甚者利用商標搶注，讓中國企業蒙受巨大損失。

二、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1．宏觀上，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和配套措施不夠到位，執法環境不樂觀。

（1）從歷史發展來看，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起步晚，發展程度不夠高。知識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知識創新，知識創新是種隱性的過程，蘊涵著先進生產力，因此需要法律制度的保護。我國是世界上知識產權制度建立較晚卻是發展最快的國家，這種小步快跑的發展方式，必然帶來了體系的不完善，一切都還有待在實踐中檢驗。

（2）配套立法不全面，與國際法律接軌不協調。沒有知識產權的立法，就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就沒有法律賦予當事人的知識產權。從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來看，我國的立法注重保護成果和給予激勵與獎勵，卻缺失了相應的輔佐制度。還需對一些中國相對薄弱的環節或產業進行保護使其良性發展。在與國際法律接軌方面，雖然我國已加入《巴黎公約》并有完善的專利法，但是反壟斷法的缺失使中國部分產業損失嚴重。例如DVD事件中，從實質上看，是由于我國反壟斷法的缺失，致使在專利費用方面吃了大虧。

（3）司法環境不樂觀，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在法律已經確立該項權利的前提下，執行法律是至關重要的。由于司法保護力度不夠，不法分子掛羊頭賣狗肉，違法成本低而企業維權成本卻相當高。同時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政府部門出于地方稅收考慮，對違法企業睜只眼閉只眼，企業被發現侵權后就銷聲匿跡，而后更名從操就業，讓受侵權的企業無可奈何。

2．微觀上，企業知識產權戰略與實施脫節。

在新形式下，作為高技術企業，紛紛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然而在戰略的實踐過程中卻存在著諸多問題，導致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成了一句空話。

(1)企業研發風險大，現金流吃緊，資金鏈不穩固。知識產權保護的先決條件是要有科技創新成果，沒有成果，保護也就無從談起!因此高技術企業每年必須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并且這種投入還必須是長時間、連續不斷的、大筆的投入；而且投入之后，產出多少、何時產出也是未知數。這種巨大的風險，考驗著企業的決策，最終影響到投入的產出。據調查，很多企業現時發展面臨的困難集中起來就是資金緊張，資金不足導致科研所需的人員、設備、技術投入不夠，技術研發風險很大。

(2)企業研究開發模式與管理模式不夠成熟。誠然現在高技術企業已經有較強的知識產權戰略意識。并設有相應的研發部門和管理部門，然而企業的人員管理模式和機構組織模式還是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企業研發部門人手不夠，其他部門不參與企業研發活動，部門問聯系不夠緊密；僅研發部門而言，內部也存在著缺陷，研發過程中任務進度問銜接不緊密，常出現研發的停頓期或空白期，影響了產品的升級換代。

(3)專利技術的產業化，市場化程度低。知識產權的源頭是技術創新，或者稱為知識的再生產。這是知識產權戰略的先決條件，但卻不是知識產權的最高要意。知識產權的最高層次是利益的再分配問題，專利技術的產業化、市場化，才是知識產權的最終歸屬。但是，我們的企業始終沒有意識到這點。投入巨資研發的技術，只有少數的專利被產業化，大部分僅僅以專利的形式終結。

三、我國知識產權的未來發展態勢及發展路徑

1．我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處于后起發展的地位。

我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處于后起發展國的地位我國的知識產權發展由于發展時間較短，總體上還處于初級階段。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相繼頒布實施了《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涵蓋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內容的法律法規，并頒布一系列相關的實施條例和司法解釋，同時進行了多次修改，積極參加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公約和條約；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管理和執法體系，使中央和地方分級設置的知識產權管理系統的功能逐步強化。

但是，在新的國際貿易體制中，知識產權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中國已不可能再像發達國家那樣經歷一過渡期，因此，從政府到企業對知識產權的制度建設準備不及、制度運用經驗不足。正如現任國際知識產權協會主席、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博頓說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在于知識產權制度本身，而在于運用這個制度的經驗”，具體表現為：①知識產權意識薄弱。2008年，全國42.6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申請了發明專利的約占企業總量的2.l％，獲得發明專利權的約占企業總量的0.6％。目前我國自有品牌商品出口量占總出口量的比重不足10％，國內出口企業(外資企業除外)中擁有國內注冊商標的不到20％。②我國的知識產權基本法律體系存在局部缺失，有些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強，需要完善和修改。③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管理部門很多，在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下，管理部門之間缺少溝通渠道和協調機制，政策協調性差，管理越位和缺位現象并存。④知識產權保護達到中高收人國家水平。但知識產權執法水平不高，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護。⑤大部分企事業單位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靈活運用知識產權制度和國際規則的能力，企業運用知識產權戰略的層次較低。

2．我國知識產權工作將逐漸從戰略防御向戰術進攻階段轉型。

我國知識產權發展整體上比較落后，目前只能是屬于防御性階段。BCG(波士頓國際咨詢公司)的調查認為，一個國家的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大體要經歷5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以出口技術含茸較低的產品為主導，靠的是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原材料；第二階段通過加大研發投資，推動技術含量較高產品的出口；第三階段遭遇發達國家企業的知識產權壁壘，被迫付出高昂代價；第四階段吸取教訓，加大在收購、自主開發和知識產權管理方面的投資力度；第五階段則開始享受知識產權的互惠互利，有的企業甚至可以通過知識產權獲取競爭優勢。目前，日韓兩圍都已完成了從第四階段到第五階段的飛躍，而我國將由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邁進。

我國亟需進行知識產權的主動保護，這是積極應對國內外壓力的要求，更是內在的發展需求。知識產權在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中的作用十分突顯。目前，我國的技術發展階段正從以仿制和引進技術為主轉向引進技術與自主研發相結合；部分行業的產品結構從低端向中高端轉移，企業和產業發展面臨激烈的知識產權挑戰；維權成本高，侵權成本低，假冒、侵權的主要受害者是國內企業。因此．實施知識產權制度和保護知識產權不僅是加入WTO和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糾紛的要求。更是我國實現經濟體制轉軌，激勵創新，提高企業、產業和地區競爭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需要。

3．逐步成為知識產權大國，但成為知識產權強國仍有較長的路要走。

總體來看，我國的專利和商標目前已經處于高位，位居國際前列。同時，國內專利、PCT、國外專利以及國內商標和國外商標還保持了快速的增長態勢。

(1)我國在美、歐、日提交的發明專利申請量逆勢保持較快增長。2009年我國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交發明專利申請6116件，比上年同期增長18.8％；向歐洲專利局提交發明專利申請1604件，比上年同期增長7.0％；向日本特許廳提交發明專利申請891件，比上年同期

增長15.6％。而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2009年美、歐、日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同比分別下降12.9％，10.2％和l0.9％。

(2)PCT專利申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最新公布的初步統計數據，2009年全球PCT申請量為155 900件，同比下降4.5％。2009年我國共受理PCT專利申請8 000件，比上年增長31.6％，3年即實現翻番。在2009年擁有200件以上申請的國家中，我國的增長速度最快。

(3)國內專利申請更是迅猛增長。自1999年以來，國內專利申請量的年增長率大都保持在20％以上，10年翻了三番。1999年，國內申請量首度跨上10萬件臺階；2002年超過20萬件，翻了一番；2006年超過40萬件，翻了兩番；2009年超過80萬件，實現第三個翻番目標。2009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發明專利申請314 573件，比上年的289 838件增長8.5％。全球經濟嚴寒使國外來華申請量同比下降10.9％，而國內專利申請量卻春意洋洋，同比增長達到22.4％，不僅高于同期GDP增長速度，且與上年22.3％的增速相比，增幅反而略有加大，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亮點。2009年我國專利授權數量超過58萬件，同比增長41.2％。其中，國內發明專利授權數量同比增長40.4％，累計專利授權總量突破300萬件；國內發明專利申請和授權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其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達到了2001年的7.6倍多和12.1倍多。較之2008年，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增長17.7％，國內發明專利授權最增長40.4％。2010年3月31日。我國受理的發明專利申請量累計突破200萬件。自1985年4月1日專利法實施到2005年7月21日，發明專利申請量實現第一個100萬件用時20年零4個月；從2005年7月21日到2010年3月31日，第二個100萬件歷時4年零8個月。

(4)商標數饋增長保持了快速發展。截至2009年底，我國商標注冊累計申請量為722.25萬件，累計注冊量為427.88萬件，有效注冊商標量為340.45萬件，商標注冊申請量、商標注冊審查量、有效注冊商標量均為世界第一。2009年，國家商標局共受理商標注冊申請83.05萬件，同比增長18.96％，超過歷史最高水平(2006年76.63萬件)6.42萬件。

另一方面，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主要發達國家的專利申請量僅維持小幅增長甚至下滑，如2009年美同和德國等圍家的悶際專利申請公布量出現近5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尤其美國已經降至2005年的最低水平；2009年歐洲專利局(EPO)受理發明專利申請134 542件，比上年的146 561件下降8.2％；日本特許廳(JPO)受理發明專利申請348 596件，比上年的391 002件下降了10.8％；韓國知識產權局(KIPO)受理發明專利申請163 465件，比上年的167 904件下降了2.6％。

在彼消我長的趨勢下，我國與其它國家的知識產權實力，我國將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十二五”期末我國將成為真正的知識產權大國。但是由于知識產權的質量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需要進一步提升，“十二五”期末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建設知識產權強國需長遠部署。

四、制定和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對策措施

溫家寶總理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是綜合國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自主創新是支撐一個國家崛起的筋骨。只有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才能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概括起來說，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提升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根本之道，是我國企業應對跨國公司挑戰、提升企業競爭力的生存之道，更是保護我國知識財產，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必由之道，是我國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抉擇。

1．著力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

迅速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是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前提。應積極引導社會各界

樹立以下四種意識：一是培養全民知識產權意識，加強對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知識產權宣傳培訓，并把專利知識列為科技人員繼續教育的內容。二是強化知識產權戰略意識。把知識產權貫穿于技術創新全過程，把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經營戰略結合起來，運用專利進攻與防御戰略，大幅度提高企業知識產權擁有量和保護水平，不斷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三是提高品牌意識。要以市場為導向，加大投入，進一步培養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科技含量高的新產品、新品牌。四是樹立全方位保護意識，利用知識產權保護的各種形式和途徑來全方位保護自己的創新成果。

2．著力營造有利于知識產權保護的環境氛圍。

我們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關注重點還僅僅停留在一些國內企業被跨國公司打擊、限制、制裁的事件上，而鼓勵和保護人們的創造性，并能使人們的創造性獲得物質上的回報，這才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出發點。一是要優化輿論環境。以提高全社會知識產權意識為目標，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有針對性地組織知識產權宣傳教育。二是要優化政策環境。專利政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促進專利活動、規范專利行為而采取的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政策和措施的總和，要通過政策引導，形成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和激勵機制。三是要優化法制環境。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通過司法、行政兩條途徑，有力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改善經濟發展軟環境。四是要優化服務環境。培育和發展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市場，鼓勵發展各類中介服務機構，為企事業單位和公眾在專利代理、專利信息、專利實施中介、專利戰略研究咨詢、專利評價評估等方面提供全面、快捷、合法的服務。

3．切實加強國家層面知識產權宏觀戰略的對策研究。

一是要加強對美、日等國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情況的跟蹤研究，及時了解知識產權發展動向與競爭態勢。二是客觀分析知識產權競爭的優劣，制定與自身發展相適應的切合中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戰略。三是把知識產權戰略切實納入到地方、行業及企業的發展戰略當中去。四是選擇一些重點領域（如電子信息、機電一體化、新材料和中醫藥等領域）開展知識產權戰略研究與運用工作，并在培育和形成新的科技優勢后，盡快將其提升為知識產權優勢。五是鼓勵企業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創新，進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

4．加強建設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我們應當密切注視與高科技企業相關的技術和知識產權政策相關的國內外法律法規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電信聯盟ITU等國際組織和論壇的動態消息，及時了解國際知識產權的發展趨勢。盡快完善《反壟斷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增大對反知識產權壟斷的保護力度，對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進行規范,，使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既充分發揮其鼓勵創新和促進傳播的積極作用,，又不致被濫用來限制競爭。

5．積極推進企事業單位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

加強對企事業單位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分類指導，編制相關知識產權管理制度與辦法示范文本，為企事業單位提供參考、借鑒；對市場經濟主體之間在合作、交往中的知識產權保護與權益分享等事宜，要制定明確的規定；指導基層單位采取“突圍”和“包圍”、自創和并購等各種策略，有效規避他人知識產權，創造和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在對高新技術企業、工程中心和技術研發機構的考核評定中，應當明確將知識產權創造、管理、實施和保護的能力與水平納入考核指標體系。

6．建立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工作體系和知識產權統籌協調機制。

一是要建立權威、高效的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協調機構，解決知識產權管理條塊分割和部門之間不協調的問題，研究和制定國家知識產權總體戰略、政策和對策措施。二是按工業產權劃分管理職能，實行授權管理與行政執法分離。借鑒國際經驗，按工業產權分類，實行專利審查和商標注冊集中管理。與此同時，實行審查授權和行政執法相分離，分別由兩個系統負責。三是加強知識產權預警機制，對有可能引發知識產權爭端，并對國家根本利益、經濟

安全產生重大影響以至嚴重威脅的動向，研究對策，向有關政府部門、行業組織、企事業單位發出預警報告。

7．大力促進專利技術的實施。

制定特惠扶持政策，支持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促進其產業化，著力解決產業技術空心化的問題；對于政府投資且在一定期限內未實施的休眠專利，要制定相應辦法，促進其轉讓和實施；鼓勵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企業開展合作研究，在合理分享權益的基礎上，促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向企業轉移；支持和鼓勵以專利創業，依靠專利技術發展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

結語

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發展趨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結果，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動力來白利一技革命所帶動的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當然，如果沿著客觀經濟規律的白然軌跡發展似乎還不能得出知識產權保護必定國際化的結論但是，山于西方發達國家基于其白身利益的需要將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全面植入，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的進程現實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不難領略到: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帶給我們更多的是強權政治的非公止性和法律規范的非合理性，而隱藏后的卻是那只看不見的手——西方國家的綜合實力 回顧西方資本義國家所走過的歷史道路，可以發現這樣一條清晰的軌跡:從初期的改革促發展，到中期的戰爭促發展，到現代的貿易促發展利用知識產權的壟斷本性來實現其利一技成果的利益化，始終是西方資本義國家貫徹其知識產權國際化保護戰略的本質對此，我們必須 保持清醒的頭腦，惟其如此，才能制定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應對策略。

第四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答：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對于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它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制度，又是開展國際間科學技術、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基本環境和條件之一。它將促進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科學發現和發明創造，使科技投入獲得應有的回報，促進科技事業的持續發展。同時，國際合作的發展使各國法律制度在大方向上日益趨同，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在世界范圍內已經逐步納入有關國際協議的框架之下，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我國的對外合作。

第五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發展新趨勢專題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發展新趨勢

現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主要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以國際貿易體制為框架，推行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二是以執行機制與多邊爭端機制為后盾，推行高效益的知識產權保護。

1.新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出現

在WTO框架下，西方發達國家就知識產權問題，一向奉行“要么接受，要么走開”的原則，以實現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一體化。但事實上，發達國家仍在試圖達成新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以提高保護標準。今年7月，歐盟委員會已正式采用《反假冒貿易協定》，受到歐洲公司的熱烈歡迎。該協定旨在加大全球打擊假冒和盜版行為力度，謀求建立新的打擊全球假冒盜版的國際知識產權執法框架，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強化執法實踐。雖然中國沒有參加到該協定中，但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其中，顯然是該協定的重要目標之一。事實上，即使不參與，中國產業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于該協定之外。因此，面對這類新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中國政府要采取積極的應對策略，團結其他發展中國家，努力在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2.雙邊協定與單邊主義的復活

WTO《2011年世界貿易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WTO成員已簽署了300多個雙邊和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有評論認為，眾多雙邊、多邊協定有削弱WTO規則之勢.這種雙邊協定和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的產生，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形成了“超Trips條款”、“綠色壁壘”和“技術壁壘”。從1995年WTO取代關貿總協定后，截至今年3月，在WTO框架下磋商的爭端中，涉及知識產權的爭端不到10%，這一過低比例并非因為知識產權爭端少，而是因為大多數的國際知識產權糾紛選擇了雙邊協定或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來解決。吳漢東指出，雙邊協定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更傾向于延長期限、增加內容和強化執法。這種傾向在單邊制裁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比如著名的美國“337調查”和“特別301報告”。全球化必將帶來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的一體化，因此必須在面對現實的同時保持警覺。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在被動接受、合作博弈與戰略籌謀之間，仍然存在相當大的運作空間。

3.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興起

近年來，以別樣視角看待知識產權問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共識，發展中國家正通過各種渠道，在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公共健康和知識共享等領域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對此，國際人權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已展開行動，紛紛提出：通過對部分藥品專利實施強制許可以解決公共健康危機；以維基百科、遠程教學等非財產權方式促進知識在全球共享；在生物技術專利與遺傳資源問題上達成互惠等切實可行的制度設計。

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繼續主導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制定，但各種國際組織正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格局是有益的、健康的，中國可以在其中發揮與其地位相匹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