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問責官員復出現象看我國行政問責制度

從問責官員復出現象看我國行政問責制度

[摘要]：行政問責制度是強化政府職責、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官員問責制”成為新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亮點，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通過問責官員復出現象研究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并希望通過制度建設來進一步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度。

[關鍵詞]：行政問責，官員復出 監督 機制

一、我國行政問責制度。所謂行政問責制，是指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由于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法定職責，由特定的問責主體對其進行責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認為，形式意義上我國行政問責制是從2001年國務院頒布實施《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后開始的，實際意義上問責開始于2003年的“非典”時期。2003年為應對“非典”危機,中央掀起了一場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問責風暴”,包括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文康、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在內的千名官員被問責，官員問責開始走入了公眾的視野。此后幾年中，問責制逐漸趨于制度化、規范化。從密云踩踏事故、到開縣井噴，再到阜陽劣質奶粉事件，每次突發事件的背后，都會有相關的政府官員被問責。

在我國目前政府和黨內問責的方式主要是公開道歉、責令書面檢查、通報批評、公開譴責、誡勉，引咎辭職、撤職、免職、責令辭職，行政處分，刑事追究等；問責范圍不但包括對重大事故、濫用職權行為的問責，而且還包括對行政決策失誤、對行政效率低、推諉扯皮、個人行為不當等行為的問責。

二、問責官員復出現象。

一次次的鐵腕問責，一批亂作為、作為不力、不作為、無作為的政府官員因此丟掉“烏紗帽”，《中國新聞周刊》對“問責風暴”的評價時：這場風暴有可能導致一場影響深遠的體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過眼云煙式的“運動”。部分問責官員甚至絕大多數問責官員往往在被問責一段時間后重新復出，或官復原職，或異地任職，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別重大礦難被降級和黨內嚴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頂山市市長李恩東，4個月后即調任河南省水利廳副廳長。因宜黃強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職的宜黃縣縣委書記邱建國和宜黃縣原縣長蘇建國,被宣布分別出任撫州金巢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和撫州市公路局局長。

官員被高調問責，隨后又被不經意地發現低調復出，幾乎成了現實操作手法的鐵律，沿著出事→問責→冷卻一段時間→悄然復出→被發現→輿論嘩然→解釋復出符合規定→不了

1了之(個別新的任命被撤銷)的不算完美但有驚無險的軌跡一路狂奔。這些官員在突發事件發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調的被問責，但是經過一年左右的問責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調的安排復出，如果新聞媒體和公眾沒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眾怒的政府官員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發現了，輿論與公眾的不依不饒往往會得到被問責官員上級的解釋“其復出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人民群眾缺少一個應有的說明，問責官員被問責后很快復出，程序不公開透明，對人民群眾來說就是“傷口上灑鹽”。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研究員劉明望認為行政問責的根本目的在于強化行政監督、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但從根本上講，民意無 1.陳霄 學者稱問題官員幾乎100%復出 免職如同帶薪休假 [N] 法制日報，2011-12-14

力對官員是否復出進行制約，而官員的重新啟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隱蔽的復出，又觸犯了公眾的敏感神經：沒有享受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一些官員從“下崗”到“上崗”周期不過半年，引發公眾較大爭議。問責制度形同虛設，官員問責期間如同“帶薪休假”。如果沒有最高層的雷霆行動，依據現存制度約束，制度派生的自發懲處保障不足。集體負責往往讓你找不到大錯，多部門交叉管理體系往往讓你難辨真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官員推脫技巧往往讓你找不到方向，權力集中而責任分散

2的現狀往往讓你一頭霧水，而自上而下體制內監督所限往往讓追究效能不長久。

蘇州大學教授楊海坤認為問責官員的隨意復出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非正常現象，具有虛化和架空行政問責制、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助長官員“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眾對蟄伏一年即復出的官員頗多微辭，向有關部門詢問時，往往得到“該官員復出符合相關規定”的回復，這種回復根本不能讓人民群眾滿意，問責制成為假問責。不利于維護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打著有關規定的旗號，問題官員的復出往往如魔術般3神奇。

三、目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問題。

（一），中國傳統的人情觀念過度干涉行政問責制度。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情在社會交往中往往會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因為人情，官員之間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關系。在我國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問責往往是由上級行政機關進行，問責主體與被問責官員之間難免會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關系。因為人情，問責主體對被問責官員的處罰流于形式，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問責官員被問責，往往是象征性的問責，在事件影響變小，群眾不滿情緒平息后，問責官員往往通過關系向上級跑官、要官。

問責官員，特別是一些群眾意見很大的官員的隨意復出說明，我國問責官員能否復出、復出的時機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決于上級領導的主觀意志，而非固定的規則。如果上下級黨政負責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級黨政機關之間不存在規制之外的既得利益關系，那無可厚非，但現實情況下，基于庇護關系、裙帶關系等建立的共同體，在政治生態中，并非是一種例外。4

（二），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缺乏統一的法律法規。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巋做過一個統計，目前關于官員問責復出的規則，尚無法律法規，散見于若干規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黨的條例，也有政府的規定，5既有中央出臺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盡管問責的方式包括公開道歉、責令書面檢查，通報批評、公開譴責、誡勉，引咎辭職、撤職、免職、責令辭職，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問責”被當成了一種行政處分，鮮見予以刑事處罰的。現行的問責制度威懾力遠遠不能震懾住行政官員。以問責比較嚴厲的免職為例，中國一直是職級雙軌的官員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職務，行政級別還在那里，官員依舊享受納稅人為自己提供的各項待遇，不在其位，卻享受著在其位時的待遇，加上復職往往很輕松，因此中國的免職問責制度被稱作“帶薪休假”。

以上海靜安大火為例，四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高偉忠、周建民、張權和馮偉被控涉嫌濫用職權罪與受賄罪，再次印證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敗”。但目前存在一種現象：只要官員犯了錯，就拿問責來應付公眾，有些官員可能還涉及貪污腐敗，應該追究刑事責任，但有了問責的“保護傘”，反而能輕松過關。即使被問責官員決策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但往往是被處以行政處分，“帶薪休假”結束后就可以復職了。在這種情況下，問責制度不僅 2.陳 虎 從“問責風暴”到“問責機制”［J］ 《科學時報》，2008-10-15 3.鄧清波 問題官員復出果真“符合規定”[N] 工人日報，2009-5-15（11）．

4.毛昭暉

問責官員屢復出引發對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監督 人民論壇，2010-6-24

5.顧 杰.論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與完善［J］.理論月刊，2004（12）.遠離了我國建立問責制度的本意，還成為了保護官員不受刑事制裁的保護傘。

（三）問責官員違規成本低。

現實情況下，問責官員往往具有政府官員、黨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多重身份，因為某種事件被問責，并沒有阻止官員其他權力的行使。

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干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這意味著，被問責官員一年后復出“合法”又“合規”。在這一條款下，除了問責時限，“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按照有關規定”等都是模糊籠統的規定。這樣的話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就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官員違規被問責的成本極小，這樣官員沒必要擔心自己被問責，因為即使自己因為某事件被問責，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為成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按照有關規定重新復出，只要低調點，依舊可以重新擔任領導崗位。風險小，成本低，某些官員就可以毫無忌憚作威作福。

（四）問責主體不明確。

《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若一年后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除應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履行審批手續外，還應當征求上一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意見。” 也就是說被問責官員復制在經過所謂的審批手續后在經過上級黨委組織部門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凈凈”的復出了。這樣官員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級負責，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觀點認為：政府官員行使權力要受到權力機關、政府專門監督機關、行政系統內部、政府之外的監督系統四種問責方式。我國憲法規定，我國不僅有行政機關內部的上級對下級的同體問責，還有人大、政協、民眾等異體問責，但中國當前的行政問責機制更多的還是停留在黨組織和行政系統內部自上而下的問責即同體問責上，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民主黨派、社會公眾等異體問責主體往往不能發揮其作用。

（五）問責范圍不明確。

《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指出，對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等七種情形，將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但在現實情況下，行政問責機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會輿論強烈的關注或得到上級領導的批示后才會啟動。行政問責的范圍還僅僅局限于影響較大的責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傷的安全生產事故和性質惡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的范圍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嚴加問責，只能給官員一時的震懾，事故平息后，官員思想往往松懈下來，僥幸心理事后死灰復燃。

我國法律規定行政首長負責政府的全面工作，實行集體領導制的黨委負責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領導政府的工作。凡是屬于重大問題的都需要在黨委會上集體討論、集體決策,問責制度缺乏公平性，就無法讓被問責的官員心服口服，也無法讓群眾滿意。但是各地出臺的問責制，主要是對行政官員進行問責，而同樣作為決策者的黨委領導干部卻很少被問責.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國首次提出將黨委領導列入問責范圍.四、解決問責官員復出的對策。實現新形勢下行政體制改革，對于加快我國法治政府、誠信政府和責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義。增強政府官員的責任意思，建立責任政府，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實現行政問責

6制度的規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強問責的力度。

要提高問責主體的問責意識，問責官員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相對于普通群眾，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官員的亂作為、不作為、無作為和作為

不力勢必會浪費大量的國家資源，因此當官員被問責后，其受到的懲治措施應當更加嚴格，我認為官員問責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對多次受到問責的官員加重處罰，對錯誤極大或引起社會極大公憤的官員永不錄用。

問責官員復出,其待遇、福利應該根據其問責方式的不同，相對于本級別待遇低一個或者兩個層次,上級黨委和政府應該對其建立長期觀察機制,在規定時限內問責官員表現良好,可以恢復與其級別相符合的待遇.對其升遷應該遠嚴格于一般官員升遷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選人用人機制.問責不應該只在出現重大事故時進行，更應該在平時加以應用，擺脫運動式風暴式問責，實現問責的常態化.。

對引起社會重大不良反應的事件,對此事件作出決議行政機關領導、黨委成員和其它行政人員都應進行問責.（二）拓寬問責范圍。

對于行政問責范圍，有的學者認為，“行政問責的指向是無作為、不作為、亂作為、作為不力。”行政問責的范圍既應包括違法行為，還應該包括政治上、道義上、個人言行上造成強烈負面影響的行為等。即問責范圍不但包括對重大事故、濫用職權行為的問責，而且還應包括對行政決策失誤、對行政效率低、推諉扯皮、個人行為不當等行為的問責。7對決策失誤、弄虛作假、鋪張浪費等不依法履職的行為，給予誡勉談話、通報批評、責令辭職等不同程度的問責。

（二）明確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具體標準，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官員復出設立具體的標準程序和相關的規范約束，建立一個完善的官員復出機制。

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存在一種現象，即如果有領導關注、媒體報道、公眾強烈關注，那么往往會有幾個官員就問責，反之就不追究。應確立行政問責的標準。行政問責標準的確立，可參考行政責任的構成要件，即要求主體有違反行政法律義務的行為，同時在進行違反行政法律義務的行為時存在過錯。8但在具體承擔責任時，不僅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如動機、目的、事后態度等方面，還應考慮違法行為的情節及后果。目前我國行政問責的法理依據主要是法規、規章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紀律規范，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比較少。鄧小平說：“還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應當制定一個關于行政問責的專門法律。要堅持“權責一致”的思想，明確各級政府與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責任。王錫鋅教授認為，“這里面實際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員在被問責以后，復出的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必須要有實績，而且還必須是突出的。”

對使官員確立“有權必有責，有責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思想，強化官員的責任意識。對所有問責官員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經問責調查僅有輕微過失并未造成公眾利益損害，政治思想素質過硬，且確有能力的官員，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完全可以讓其復職乃至升職，重新為人民你服務。但是對于一些犯了嚴重錯誤的官員，必須清除出公務員的隊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其網站上公布，當前我國公務員共689萬人，事業干部近3000萬。689萬的公務員隊伍,不缺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員.現階段問責官員問責期限較短，只有一年的問責期限，應延長問責期限，我認為可以借鑒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據問責官員所受處分的不同確立不同的處分期限。例如免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的，問責期限應該遠多于一年，以三年為佳。

（三）建立全面、規范、有序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

謠言止于公開，制度在于透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本就是一種監督。建立全面、規范、有序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是問責制得以順利推行的重要基礎。7.尹 權.試論我國行政問責范圍的擴大 ［J］ 企 業 技 術 開 發，2011-5第30卷第9期 8.應松年：《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頁。

若沒有程序正義，也就沒有實體正義。官員復出的程序設置非常重要，必須經過認真、細致、慎重、嚴格的考察和評議。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要堅持對人民負責的思想。凡被問責的領導干部，復出前應提前向人民群眾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見，把被問責干部復出的監督權交給人民群眾；確保人民群眾相應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重新安排工作時應向任職地人大、政協通報，而非單純的由上級黨委 組織部門作出決定。問題官員“干干凈凈”地復出，是對受傷害的民眾負責，是對官員獎懲體制負責，也是對每一個官員負責。問責官員相對于一般官員來說，因為其復出的社會影響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眾更多的監督。韋伯就曾指出：“科層制通過保守特有信息來源的秘密性來提高

10監督性，公務秘密概念是科層制特有的創造，沒有比科層制更熱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問責機制。

行政問責機制包括行政系統內部問責和行政系統外部問責。僅僅依賴行政系統內部問責是遠遠不夠的，還要依靠系統的外部問責作為支撐和輔助，只有內部外部兩張問責制度相互結合才能保證問責機制的健康運行。行政系統的外部問責包含人大、民主黨派、新聞傳媒、社會公眾等組織群體或個人。

共產黨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問責要堅持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人大是我國權力機關，問責要堅持以人大為問責主體中樞，實現其對政府問責的正常化；各民主黨派是我國的參政黨，因此問責要增強民主黨派通過政協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力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司法機關要增強自身的獨立性，通過司法權制衡行政權，加大司法審查的力度；同時充分發揮公民和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使之實現問責主體的多元化。

只有加強黨、人大、民主黨派、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問責力度，建構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以人大為中心，以司法問責為后盾，以民主黨派、新聞傳媒、人民群眾為重要力量的異體問責體系，健全同體問責機制，才能使行 政問責機制不斷得到系統化、法制化的建設。11

五、結語

上述涉及的問題或許不盡全面,但是仍可以從中看出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弊端,這應當得到政府和群眾的關注.建立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還需要一個長期而漫長的過程。責任政府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導向，是一種對政府公共管理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定行政問責的主體、范圍，建立一個完善的官員復出機制,使人大、政協和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行政問責機制中，發揮強有力的監督作用，才能使政府官員真到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我國問責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化、規范化，并最終建立起廉潔、高效的責任政府。9.李軍鵬.責任政府理念［J］.電子政務，2004(4)：24-25.10.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林榮遠，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242-245 11．劉巖 實現行政問責主體多元化的思考［J］ 時代經貿，2011年第15期

第二篇：1六名三鹿奶粉事件問責官員復出

1六名三鹿奶粉事件問責官員復出

近日，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記過處分的國家藥監局食品安全協調司司長孫咸澤，開始以國家藥監局副局長身份公開出席活動。

近年來，多名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問責的官員陸續復出，包括原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原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等。

原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司副司長鮑俊凱，在處分下達前，已異地升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這一職務調整在2009年4月初經媒體披露后引起爭議，國家質檢總局又將鮑俊凱調回總局任科技司副司長。而他這次重返國家質檢總局任職，距離外調安徽不足半年，距離被記大過處分不足兩個月。

原河北省農業廳廳長劉大群，也早于2008年11月就調任河北邢臺市副市長、黨委副書記。此后于2009年1月當選為邢臺市市長。

我們國家不像一些歐洲老齡化嚴重國家，人才極度缺乏，我們國家最不缺的應該是公務員從業人員，每年的國考火爆都能達到幾千選一，這么多人才備選，為什么還要提拔重用這些帶病人員？他們的錯誤不是一般的重，都嚴重到免職撤職的程度，理當永不錄用，為何能夠閃電復出？長則數月，短周幾天，真當是休假玩？

愛惜官員的心要是有一半用來愛惜民眾，那我們這個國家也會大不一樣!問責機制虛設，民若奈何？結石兒童的揪心哭聲猶在耳邊，這廂免職官員復出的得出高升的高升，難道就是為驗證中國的官場是最為寬容的官場，當哪兒的官也沒當中國的官舒服？只要站對了隊，保證一輩子榮華富貴。果真如此，中國的未來希望在何方？

第三篇：2012浙江省考申論熱點2—從公共安全看行政問責

從公共安全看行政問責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各種危及公共安全的問題日見突出。食品安全危及廣大人民群眾健康的事件時有發生，礦難事故頻發教訓慘痛，校園安全案件觸目驚心。這中間不容忽視的一個原因是政府監管的失職。加強行政問責制建設，成為完善政府監管的一項有力舉措。

我國已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問責的法律、規定，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但由于歷史、機構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國行政問責制存在一些列問題：如職責不清和職能交叉，責任主體難以明確；問責范圍過于狹窄，行政問責制的相關法制不完善；以同體問責為主，異體問責相對薄弱。這些問題都使得問責制缺乏統一性和科學性而流于形式。問責制未能落實到位，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公共安全問題的頻發，政府工作人員無須為公共安全問題買單，使得防范意識淡薄，甚至“官商勾結”，以牟利為目的，無視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惡劣程度可見一斑。長期以往，政府公信力下降，公共安全難以維護，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社會的和諧穩定受到破壞。

要降低公共安全事故的發生頻率，加強行政問責制的完善是當務之急。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按照建立體系完備、程序科學、適用性強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問責制度體系的目標，從以下幾方面推進我國問責制的完善：

第一，界定行政問責的主體，加大問責力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具有質詢權和罷免權，發揮人大的監督作用，促進政府的有利作為；另一方面，要充分調動公民監督政府的積極性，建立一套使公眾暢所欲言、表達自己意見的機制。

第二，加強多種形式的問責，拓展問責范圍。加強多種形式的問責，如做出書面檢查、通報批評、停職檢查、行政處分等，對公務人員的日常工作起到很好的監督提醒作用，減少甚至杜絕重大安全事故的發生；拓寬問責制的界定范圍，不僅僅局限于重大公共安全問題，因公務人員玩忽職守對國家和人民造成損失的事故也予以問責，追求其責任。

第三，完善問責制體系，保證問責制推行。首先制定全國性的問責法，使得問責辦法避免地方政府為了地方局部利益而產生問責不力的情況。其次加大問責處罰的執行力，避免出現“引咎辭職”或被撤職后很快又復出，且復出的程序不公開的現象。再次，需要建立健全廉潔從政和文明執法制度、行政執法責任承諾和公示制度、行政執法錯案和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考核評議和獎懲制度等制度體系，以保證行政執法責任制的落實和規范運行。

行政問責制的實施是為了提高政府的執行力，使得政府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也是我國建立民主政府，深化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切實推行行政問責制，才能對政府的無作為進行約束，才能加強對市場和社會的監管，減少公共安全事故的發生，才能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第四篇：關于盡快研究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完善“官員問責制”的提案

關于盡快研究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完善“官員問責

制”的提案

摘要：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提案第0039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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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案 由:關于盡快研究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完善“官員問責制”的提案 審查意見：建議國務院交由監察部辦理

提 案 人：潘復生,沈文慶,葛志榮,李曉紅,壽子琪 主 題 詞：行政,監察 提案形式：聯名 內 容：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推進，我國的行政問責建設得到了不斷發展。2006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問責制首次寫入《國務院工作規則》和國務院工作要點。2009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更是把領導干部問責制的實施和推行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理論界也對這一政治現象或行為進行了頗多思考，很多專家和學者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使得相關理論逐步趨于豐富。但具體到落實層面，怎樣才能保證真正意義上的問責制的有效、合法、合理推行還有許多問題。集中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對官員問責的界定不夠明確，從而在具體實施上表現為問責的力度不夠與問責的混亂。這種界定不夠明確首先體現在問責主體和問責客體的界定上。問責主體即由誰來實施問責，理論上說，政府官員經過授權擁有公共權力，責任對象是人民群眾，問責主體應該是人民群眾。但具體到每一個官員的問責上，需要由對其有權問責的部門來負責問責。但就目前看來，官員問責大多還是局限于行政部門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即內部問責（同體問責），在具體問責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問責”，還遠沒有達到“政治問責”的高度。表現在實踐中，就是行政機關充當了問責主體，而立法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出現“話語缺失”現象，人大的問責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很好體現。與問責主體相對應的是問責客體，即被問責的官員，從現實來看，如何準確確定官員的責任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在已有的問責案例中，問責客體大多還局限在重大事故或災難中失職的官員，對于一些官員盲目決策造成巨大損失，以及有關部門在選人用人方面的失誤失察，問責尚少。特別是目前，一些各部門“齊抓共管”、“集體決策”的事情，個人責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難，甚至出現“集體負責”就是無責的情況。

二是問責的內容和范圍界定不夠清晰。問責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門之間有嚴格的權、責、利劃分，并以憲法和法律來規定官員責、權、利。但是現實中法律問責卻是少之又少，使得官員問責的效果大打折扣。單就某一個官員而言，在問責中，具體承擔什么責任，是直接責任還是間接責任，是政治責任、行政責任還是法律責任，現在還是粗線條的。如果在每一部門和每一官員不能明確自己的權責、也無法通過恪盡職守避免失誤發生的情況下，僅為“以平民憤、暫避風頭”而去問責，甚或將推行問責制僅作為有利于宣傳和提升政府形象的舉措，難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而且還會讓官員們無所適從甚至有朝不保夕之慮，甚至可能淪為選擇性懲罰以防止責任范圍擴大，從而掩蓋更大責任。表面上可能問出了一個大快民心的“責任”，但最終仍然“問”得一頭霧水，這樣的問責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是問責監督不到位。民主問責的前提是公眾要有知情權，對政府政務要有了解，對于問責的過程和結果都應該有所知曉。而不公開、缺乏透明度的問責往往會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間，出現所謂的“偽問責”。這種監督的缺失，當前主要表現為：一是問責過程中的監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的官員問責，這樣，在問責中，誰來監督，監督什么，如何監督就成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問責過程中監督缺位對問責的質量和公正性構成了一個挑戰；二是問責后的監督缺失，包括問責效果如何，公眾有何反應，受問責的官員的處理和具體安排等，現有的官員問責在這方面還呈現一種“真空”狀態。形成良好的監督機制及其氛圍，使公眾參與問責，以使官員問責在監督中進行仍是目前完善官員問責的一個議題。

四是缺乏問責官員的權益保障機制。官員問責涉及不少“高官”，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也還是對國家的事業做出了不少貢獻的，是否問責于他們而言就是“永不使用”，還是可以“將功補過”。同時在一些問責事件中，涉及官員種類差異很大，有時為了平“民憤”，“問責”又追求迅速，難免會出現考慮不周的情況。這樣，就很難保證每次問責都是公正的。這就出現了對這些官員的合法權益如何維護，在不公正問責中遭受的損失如何彌補等問題，需要相關的救濟機制作保障，以維護官員問責實施的相對公正性。

上述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了問責工作推進難、問責工作操作難和問責工作監督難“三大難題”。這些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問責制度上的不健全，目前還沒有真正實現由“權力問責”為主向以“制度問責”為主的轉變，問責的法律體系亟待完善。目前問責制適用的法規、條例散見于各種政策文件中。這其中，既有黨的條例（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也有政府的規章（如《大連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重慶市的《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等）；既有由中央部門出臺的，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制訂的。這些規定一方面在問責的范圍、懲處的尺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因而實施起來也沒有統一的標準，問責的彈性較大。另一方面已有的法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責任政府理念，但由于沒有相應的統一法律制度做支撐，可能會導致該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也正因為如此，當一些官員被問責后，有些社會成員提出了種種疑問，包括這些官員是依據何規何矩被追究責任的，被追究責任的官員會不會重新異地做官，允許一些“問題官員”辭職是否可能導致其逃避法律責任等等。因此，必須以立法形式，對有關規定加以整合，形成一部全國統一的問責法律或法規，并在操作層面出臺和規范細則。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1.創造條件，盡快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科學規定問責的范圍、對象、事項、處理程序、懲罰措施。特別是要明確和細化問責的啟動程序、問責事項的調查和確認程序、問責決定的形成程序、問責結果的公示程序和問責的監督程序。只有出臺《國家行政問責法》，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中央相關部門在《國家行政問責法》出臺之前先制定實施行政問責的指導意見，指導地方有關部門在現有的法律規章基礎上結合地方實際制定配套文件規定和細則，從制度入手，從程序上細化，增強問責的嚴密性和可操作性。3.創造環境和條件，強化異體問責。由于同體問責是指行政系統對其官員的問責，或者執政黨系統對其黨員的問責（執政黨對于政府及其官員的問責，在性質上仍然屬于同體問責），容易影響問責的公正性。目前啟動的政治問責制大多數是同體問責制。而異體問責是指系統外部對內部成員的問責，主要包括人大、檢察院、法院對同級的政府及相關官員的問責，人大對檢察院、法院的問責，民主黨派對執政黨的問責、民主黨派對政府的問責等，但核心是以人大為代表的民意機關的問責。異體問責更能體現公正性。因此，廣義的政治問責制應該偏重于異體問責，離開異體問責的問責制是缺乏公正和缺乏持續性的問責制。因此，必須創造環境和條件，強化異體問責。

來源：中國政協網

第五篇：95分官員問責制的理論與實踐——《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一、單選(共 8 小題，總分: 40 分)1.2004年1月，密云縣迎春燈展踩踏導致多少人死亡？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問責制的基本原則不包括下列哪項？

A.堅持嚴格要求、實事求是 B.權責一致、懲教結合 C.依靠群眾、依法有序 D.權力大于法律

3.我國“共和國罷免第一案”發生在哪個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4.江西省萬載小學發生爆炸事件是在哪一年發生的？

A.2001年 B.2002年 C.2003年 D.2004年

5.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廈發生特大火災，造成多少人死亡？

A.35人

B.45人 C.54人 D.65人

6.我國“共和國否決法院工作第一案”發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7.1979年“渤海2號”鉆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8.對政府部門的計劃過程進行評估屬于（）

A.事前評估 B.即時評估 C.事中評估 D.事后評估

二、多選(共 4 小題，總分: 20 分)1.有下列哪些情形時，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

A.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

B.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 D.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 2.問責方式包括下列哪些？

A.責令公開道歉 B.停職檢查 C.引咎辭職 D.責令辭職和免職 3.崗位責任包括下列哪些？

A.違法或者不當履行職責 B.不履行職責或者履行職責不力 C.下屬違法行使權力 D.下屬不履行職責

4.地方政府主要領導人和有關部門正職負責人對特大事故的發生，有哪些情形時應給予行政處分？

A.無責任 B.失職 C.瀆職

D.負有領導責任

三、判斷(共 8 小題，總分: 40 分)1.間接責任大于直接責任。

正確 錯誤

2.對已完成的政府項目和結果評估指的是事后問責。

正確 錯誤

3.領導成員因工作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職。

正確 錯誤

4.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許在全體會議上向部長們提問。

正確 錯誤

5.2001年4月21號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頒布實施。

正確 錯誤

6.一疊丟在地鐵上的國外旅游帳單被網民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員受問責。

正確 錯誤

7.徐州市泉山區區委書記董鋒被網上舉報“一夫二妻”而丟官獲罪。

正確 錯誤

8.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廈發生特大火災，造成54人死亡。

正確 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