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法理學視角看我國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原因

從法理學視角看我國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原因

[摘要]刑訊逼供危害很大，又屢禁不止。有關防治刑訊逼供的探討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不乏從不同的角度探尋刑訊逼供的產生原因以期尋求防治方法。下面我從法理學角度探討刑訊逼供的成因，以期對此問題感興趣的朋友有一定幫助。

[關鍵詞]法理學；刑訊逼供；原因

刑訊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員采用肉刑或變相肉刑折磨被訊問人的肉體或精神，以獲取其供述的一種極惡劣的審訊方法。在刑事案件中，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臨不可預期的肉體的痛苦與違反自己意志的供述之間進行選擇時，更易傾向于選擇后者。刑訊逼供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會造成受審人的肉體傷害和精神損害，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而按照刑訊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機關的正?；顒?，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威信。因此，中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61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等法律條文均有明確規定禁止刑訊逼供。但現實情況是，預防刑訊逼供的效果不甚理想，刑訊逼供現象屢禁不止，因刑訊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錯案時有耳聞，如杜陪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這些案件的出現對當事人和司法系統造成極大的傷害和負面影響，這是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的。如何消退中國司法領域里的這個頑癥？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作了不少探討。筆者試圖從法理學角度探討刑訊逼供的成因，為構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穩定和諧的社會而努力。

一、長期以來專制思想的影響，官重民輕、權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與人們的腦海中，左右著人們的道德標準。

在中國傳統的人治社會中，中國法律的主要任務是社會控制，法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擊犯罪，維護政權穩定。統治者對司法程序和人權漠然視之，法律從來沒有被用做保護個人權利的工具，只是統治者用以控制社會的一種工具。從周一直到明清，形成了“定罪量刑，處罰輕重”全憑口供和“無供不錄案”為基調和原則的封建司法傳統，從而使刑訊逼供成為古代合法審問、定罪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案獄訴訟中，作為王權代表的審案者的審問是否成功的主要標志就是訴訟當事人是否“服”，而為了這個目的，刑訊逼供必不可少。不僅對被告施行刑訊逼供，而且對證人也不例外。在封建社會，從立法上就確定了司法工作人員擁有可以對犯人行使刑訊逼供的特權，由于該特權的行駛被賦予懲惡揚善的正義色彩，從而使這種特權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逐漸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并加以肯定而保留下來，并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使之成為一種習慣或具有傾向性的社會行為方式，致使從底層社會到政府官吏已普遍從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上接受了刑訊逼供具有正當性的思想，認為刑訊逼供對于貫徹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政權有積極作用。于是，刑訊逼供具有正當性的思想在刑事司法領域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時至今日，在很多政府官員眼中，法律仍舊是自己手中隨心所用的工具，仍被看作是社會管理的多種手段中的一種，為肯定的政治目的服務，而不是把法律當成最權威及最莊嚴的準則加以遵循。

二、體制不完善的影響，無罪推定、非法證據排除、監督體制等不完善仍然存在。

中國刑事訴訟中沒有確立無罪推定原則。雖然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審判，任何人不能被確定有罪”，但這只能說是中國刑事訴訟法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吸收。況且，中國立法機關的一貫立場是“既反對有罪推定，也不贊成無罪推定”。依他們的觀點說，中國對刑事案件的處理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實事求是；以法律為準繩，罪當其罰?！币虼嗽谒痉▽嵺`中，無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數的司法工作人員所接受。

無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雖然最高院在對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中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這僅說明中國對非法采集的言詞證據不予采納，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也是肯定通過非法取證行為所獲取的物證、書證的證明效力的，即所謂的毒樹之果理論。當然筆者亦不贊成完全否定此間接證據的效力，但應視具體的情節而定，這點將在下面的對策中具體談到。

現有的偵查監督體制本身不嚴密，導致偵查權的濫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與國家公權力相對抗的合理的制衡力。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在此偵查監督中，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83條指出，“人民檢察院根據需要可以派員參加公安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發現違法行為，應當即時通知糾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檢察院只有對公安機關偵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員到場監督的義務，而對于大多數案件的監督只有靠訴訟參與人的指控或人民檢察院在審理公安機關呈遞的案件材料時發現。然而刑訊逼供正是在這“大多數案件”中出現的，而靠訴訟參與人的指控或人民檢察院在審理公安機關呈遞的案件材料時發現又是很不現實的。因為這些都屬事后監督，對其就存在一個證明問題。中國現行司法實踐中依然是采取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這就存在一個舉證難的問題。以上是對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案件的討論，那么對于檢察機關負責立案偵查的案件又應由誰來監督呢？中國法律尚未有明確規定。

刑訊逼供的查證難，懲罰力度輕，有時甚至存在部門保護主義。中國現行法律規定

對刑訊逼供案仍然采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舉證責任由主張的“被刑訊人”承擔。被刑訊者在向司法機關控告他們曾遭受到刑訊逼供時，就會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訊逼供的證據。然而刑訊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訊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進行的，除非刑訊行為在他們身上留下了顯著傷痕、殘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況由于他們對在其身上留下的傷痕等各種證據無法及時固定，以致當他們恢復人身自由后向檢察機關控告時，舉證已成為一個艱難的過程。其次，對于刑訊逼供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發生的指名問供、誘供、騙供及采取顯著輕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認定為構成刑訊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門保護主義，這就為刑訊逼供的合法化打開了制度之門。

有罪推定的基本含義是指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為有罪，可以不經其他司法程序而將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為罪犯對待；或者雖經司法程序才能夠將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這種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設有的。也就是說一個人一旦被控有罪，司法官員首先先入為主的假定其是有罪之人，然后才張開相應的司法活動。我國長期以來貫徹的都是有罪推定的理念。雖然我國在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12條確定了“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原則，并且對訴訟活動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的稱謂在法律規定里加以區別和確認，而不是一律運用“罪犯”的提法。在偵查和檢查起訴階段改稱為“犯罪嫌疑人”、在審問階段改稱為“被告人”、在有罪判決生效后才稱為“罪犯”。但實務中仍舊以對待“罪犯”的方法對待犯罪嫌疑人的現象卻沒有杜絕。由于在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經過刑事偵查、檢查起訴和人民法院的審理后都被認定為有罪，無罪的裁判占的比重不大。這樣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刑事偵查人員往往憑自己的認識和判斷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斷的供述。對犯罪嫌疑人像對待罪犯那樣處以“刑罰”超期羈押、刑訊逼供也就被長期在肯定的空間保存下來。

刑事偵查人員職業法律意識的欠缺是有罪推定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與非職業的法律意識相比，專業化是職業法律意識的重要特征，它更強調意識主體對法律和現實的忠誠，嚴格從法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并力求克制自己的感情好惡和排除社會干擾，不是用低級的法律意識即法律心理來支配自己的行為，而是用高級的法律意識即法律思想體系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說，刑事偵查人員在職能活動中不僅要樹立準確的權力觀，在尊重并保障人權的同時，也要時常明白地認識到自身行為的目的，跳出活動中主體的束縛,在對自身及客體準確認知的基礎上，客觀地面對所遇到的困難或僵局，避免先入為主、思維定勢的消極影響。而在刑訊逼供活動中，行為主體已認定行為相對人就是真正的罪犯，其活動也都是在此前提下進行的證據搜集，當沒有充足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一前提時，就采取了直接而粗暴的手段以求省時省力地獲得最具價值的口供，打開偵查“黑箱”。因此，可以說刑事偵查人員的職業法律意識欠缺是刑訊逼供行為產生的重要條件，而加強刑偵人員的職業法律意識也是避免刑訊逼供產生的一道重要防線。

當前的刑訊逼供主要發生在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一般是刑事案件中的行駛偵查權的偵查人員對于刑事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傳統的法律文化的影響，因為古代審案者集偵查和審問于一身，所以他們仍舊認為自己就是審案者,是司法的官員，應當要求犯罪嫌疑人認罪；另一方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國家刑事政策以及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的刑事訴訟法條文內容都使得公、檢、法、司工作人員形成牢固的觀念，必須要求犯罪嫌疑人“坦白交待”、“認罪服法”；另外,從刑事偵查的技術角度來看，刑偵工作中的取證困難，也使得刑事偵查人員習慣性地滋生出必須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口供是證據之王”的認識和觀念。

導致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從法理學視角來對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思想意識進行追根溯源。筆者認為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最根本原因即有執法人員受中國古代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也有現實制度層面的影響。只有使執法者從根本上轉變“權力本位”、“唯上聽從”、“官僚本位”、“ 法律工具論意識”和“先入為主”等思想觀念，以及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執法部門分工、配合及制約，從思想意識上、充分認識到刑訊逼供行為的錯誤影響和社會危害，從制度上堅決防治這種行為的發生，才是我們從法理角度分析刑訊逼供的動力和目的。

參考文獻：

[1] 周士敏.論中國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J]，法律與監督，1996(3).[2]劉廣

三、孫世崗.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及其證據力辨析[J]，硯臺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4).[3] 譚勁松.我國口供補強規則研究[J]，法律適用，2003(5).[4]閔春雷.增設拒絕作證罪的立法思考[J],延邊大學學報,2003(6).[5] 陳柏新、陳柏安.非法獲取的刑事鑒定結論應當排除[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3).[6] 譚鈴.對我國建立沉默權制度的想象[J]，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J]，2009（3）.

第二篇：從證券交易所的視角看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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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證券交易所的視角看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

(上)邱永紅 深圳證券交易所 法律部經理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稱公司管治)，是一整套賴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機制。近年來，公司治理結構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在全世界范圍內確立上市公司治理的共同原則是擺在各國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為此，國際組織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紛紛開始進行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1]

本文試從證券交易所的視角出發，結合證券交易所的自律監管實踐和案例，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若干完善對策與建議。

一、我國證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與創新

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逐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充分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深圳、上海證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均進行了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下面以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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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為例，來闡述證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與創新。

(一)制定了一系列的業務規則與指引，夯實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礎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應“制度先行”。近年來，深交所相繼出臺了《股票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變動管理業務指引》等，對上市公司治理各方面進行詳細規范，夯實了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礎。

(二)積極開展 “清欠解?！惫ぷ?，遏制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行為

“股權分置”和“控股股東占款”是多年來困擾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兩大沉疴，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兩大“攔路虎”。自2005年以來，管理層將股改和清欠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并下決心解決股改和割掉控股股東占款這個“毒瘤”。

首先，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深交所專門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組，聯合各地證監局，多次走訪重點轄區，對存在占用問題嚴重的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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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進行現場督導，并緊密依托當地政府及國資管理部門的積極支持，不斷總結經驗，探索創新手段，鼓勵上市公司采用股改與清欠相結合等多種形式清欠，使得艱巨的清欠工作得以高效和有序地進行。

其次，為促使股權分置改革積極、穩妥和有序推進，徹底解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他關聯方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和違規擔保問題，根據《關于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意見》、《關于集中解決上市公司資金被占用和違規擔保問題的通知》等有關規定，結合窗口指導和信息披露審核發現的問題，深交所于2006年2月出臺了《股權分置改革工作備忘錄第12號—清欠解?！?，要求存在資金被占用或違規擔保問題的上市公司在進行股權分置改革前，應當根據不同情況，會同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他關聯方制定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在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及其摘要中進行披露。

再次，深交所在其網站“誠信檔案”欄目中專門開設了上市公司“資金占用”專欄，定期公布上市公司資金占用及清欠進展等有關情況，包括公司名單、占用資金總額、占用情況說明和清欠安排，是清欠攻堅戰的又一有力措施。[2]

最后，作為推動上市公司清欠工作的重要舉措，深交所還聯合上交所自今年6月1日起，定期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發布《關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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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股東及其附屬企業非經營性資金占用的通告》，公開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其附屬企業非經營性占用資金余額及清欠承諾情況，兩所聯合清欠通告的定期發布對上市公司加大清欠力度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不少上市公司在兩所發布通告前解決了資金占用問題。[3]

經過深交所和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上市公司清欠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兩市共有380家上市公司完成了清欠工作，22家上市公司部分完成清欠工作，合計清欠金額335.68億元，占所需清償資金總額的70%;同時，兩市共有8家上市公司以股抵債或以資抵債方案已獲股東大會通過，進入清欠程序，金額合計23.71億元。

(三)全力推進上市公司治理專項活動，切實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為加強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切實貫徹落實中國證監會的有關規定，深交所于2007年4月16日發出《關于做好加強上市公司治理專項活動有關工作的通知》，詳細部署上市公司治理專項活動，要求各上市公司在10月底前完成自查、公眾評議、整改提高三個階段的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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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各上市公司切實落實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深交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在6月30日前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內部控制制度、接待和推廣制度，并報深交所和當地證監局備案。

為做好上市公司治理的評議活動，敦促上市公司及時披露公司治理專項活動的相關公告，深交所還在官方網站(。

[10]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內部人控制權肆意膨脹，產生了一系列弊端，如：過分的在職消費、信息披露不規范、短期行為、過度投資、轉移國家資產、不分紅、忽視中小股東權益、惡意經營和職務犯罪等。

[11]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問題，在其發源地美國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以破產的安然公司為例，在安然事件爆發前，安然公司17名董事會成員中，有15名為獨立董事，其中不乏社會名流，包括美國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秘書長、美國商品期貨交易管理委員會前主席、德州大學校長、通用電氣公司前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英國前能源部長等等。安然公司的獨立董事們從安然公司直接領取各式各樣的收益，僅在2000年，安然公司召開了九次董事會，獨立董事每人接受了公司7.9萬美元的薪金。安然共簽署了七份涉及14名獨立董事的咨詢服務合同，還有許多項與不同獨立董事所在企業進行產品銷售的合同，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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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職的非盈利機構捐款。安然董事會被人稱為“有濃厚人際關系的俱樂部?！卑踩还惊毩⒍峦緝炔咳艘黄鹜ㄟ^各種方式從公司獵取收益，直至公司破產。

[12]與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監事會一樣，伊利監事會在歷史上也基本上沒有行使過什么監督權。所以對其“出位”表現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監事會被公司實際控制人當成了排除異己(不聽話的獨立董事)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監事會制度的悲哀。

[13] 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報送股權激勵材料時，應同時報送公司治理專項活動的自查報告、整改計劃、當地證監局及證券交易所對公司治理情況的綜合評價以及整改建議、整改報告。而上市公司治理專項活動的三個階段要持續一定的時間，這在客觀上也延緩了上市公司推行股權激勵的速度。

[14] 林旭《股權激勵因何進展緩慢》，載《證券時報》，2007年05月31日。

[15] 22家中，民營企業達到13家，占比近60%，其他9家涉及國資公司，其中典型國資3家，分別為華僑城(000069.SZ)、瀘州老窖(000568.SZ)和上海家化(600315.SH)，6家屬于非典型國資企業，其運營機制也具有民營企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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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授予高級管理人員的股權數量按下列辦法確定：

(一)在股權激勵計劃有效期內，高級管理人員個人股權激勵預期收益水平，應控制在其薪酬總水平(含預期的期權或股權收益)的30%以內。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總水平應參照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或部門的原則規定，依據上市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辦法確定。

(二)參照國際通行的期權定價模型或股票公平市場價，科學合理測算股票期權的預期價值或限制性股票的預期收益。

按照上述辦法預測的股權激勵收益和股權授予價格(行權價格)，確定高級管理人員股權授予數量”。

[17] 2006年8月10日，深交所發布了《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適用于主板上市公司)，在中國證券市場首次明確提出“公平信息披露”概念，是信息披露監管工作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深化。8月16日，深交所出臺《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除延續主板指引的概念、原則、構架體系外，針對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的自身特點，增加了保薦機構責任等規范要求?！渡鲜泄竟叫畔⑴吨敢烦雠_的目的在于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它取消了特定對象的“特權”，維護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將所有投資者置于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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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承擔投資風險、共同獲得投資收益，使證券市場的“三公”原則更加充分地得以體現。

第三篇：從全球與未來的視角看我國海洋戰略調整范文

從全球與未來的視角看我國海洋戰略調整

中國社會科學院 高 恒 2009年9月10日

21世紀被不少人視為“海洋世紀”。今年7月11日是鄭和航海壯舉600周年紀念活動。也許，海洋問題確確實實值得當前國人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熱情。本文從全球與未來的視角探討我國海洋戰略的調整問題。

一、牢固樹立整體海洋觀

進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世人普遍的共識。特別是一些大國正在把經濟外交提升到對外戰略的核心地位。鑒于區域經濟集團化的發展，經濟全球化也就有不平衡的突出特點。據統計，世界上約有3/4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離海岸線200公里以內地區。隨著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活動的不斷擴展，經濟全球化在深度和廣度上也在不斷加強。不言而喻，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海洋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牢固樹立整體海洋觀已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對于我國來說，其重要性更是顯而易見。

綜觀我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凡是正確處理陸海關系的時候，也就是社會發展比較順利和比較繁榮的時候；凡是不能正確處理陸海關系的時候，也就是社會發展比較坎坷和比較緩慢的時候。從今后10

方國家和某些發達國家那樣，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特別是在海洋事業發展問題上要著眼于長遠和科技因素，更要著眼于海洋公土的科研與開發。要積極地去搶占世界海洋公土中的戰略制高點，要把眼光放在2050年以后，要把眼光放在22世紀。

四、綜合安全必須要有全球化屬性

經濟全球化歷來就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所謂經濟全球化的狹義理解，主要是指：產業、生產、運輸、交換上的全球化特點。所謂經濟全球化的廣義理解，主要是指產業生存與運作的基礎上與相關條件的全球化特點。如信息全球化、技術全球化。當然，如果從保證經濟全球化正常進行的角度來講，還有個綜合安全全球化問題。例如，歷次的石油危機就告訴世人，沒有經濟新秩序作保證，經濟全球化就隨時可能被中斷。作為廣義的海洋產業來講，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其脆弱性也就會越大。比如，戰爭、地震、污染、海盜、恐怖等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就是難以從根本上避免的。就我國而言，早已是缺油大國。如果我們不從多渠道考慮石油來源問題，我們就非?？赡苁苤朴诮洕蚧?。因此，不從綜合安全全球化角度考慮問題和預作防范，那就難免會遭到毀滅性的沖突。

五、不斷提升海洋文化全球化的程度

經濟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是會不斷提升的。作為上層建筑的海洋文化，其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也必然會隨之提升。歷史告訴我們，西方海洋文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對外擴張而發展起來的。因此，歷來就帶有極強的掠奪性和殘酷性。與此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海洋文

七、經濟全球化將不斷催生新技術革命高潮的到來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統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是全人類所共有的財產和賴以生存的3.61億平方公里的家園。與此同時，海洋也是人類蛋白質資源的大寶庫。為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我們必須進一步開發與保護海洋。而要做到這一點，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必須不斷地推動海洋高科技革命向前發展。

從當今和未來的角度講，在海洋高科技中占有何種地位就直接標志著該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弱。特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從1994年11月生效以來，發達國家幾乎都把發展海洋高科技當成了海洋開發的重中之重。他們不僅搶占海洋資源，而且把爭奪要點瞄準了高科技。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中國也必須奮起直追。我們僅僅有一個《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是遠遠不夠的！

八、經濟全球化中的戰略制高點是人才工程建設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物質運動的過程。同樣，也是人才運動的過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當然有著很多物質上的差距。但是，最大的差距還是人才上的差距，特別是人才素質上的差距。因此，經濟全球化中的爭奪焦點是戰略主動權，而戰略主動權的核心便是人才工程建設，人才爭奪與使用將是關鍵中的關鍵。

從海洋人才爭奪來看，發達國家一直占有明顯的優勢。而對中國而言，人才的爭奪則處于明顯的弱勢。到目前為止，我們海洋專業技術人才僅僅一萬多人。這與一個世界海洋大國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第四篇：從問責官員復出現象看我國行政問責制度

從問責官員復出現象看我國行政問責制度

[摘要]：行政問責制度是強化政府職責、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官員問責制”成為新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亮點，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通過問責官員復出現象研究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并希望通過制度建設來進一步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度。

[關鍵詞]：行政問責，官員復出 監督 機制

一、我國行政問責制度。所謂行政問責制，是指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由于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法定職責，由特定的問責主體對其進行責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認為，形式意義上我國行政問責制是從2001年國務院頒布實施《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后開始的，實際意義上問責開始于2003年的“非典”時期。2003年為應對“非典”危機,中央掀起了一場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問責風暴”,包括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文康、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在內的千名官員被問責，官員問責開始走入了公眾的視野。此后幾年中，問責制逐漸趨于制度化、規范化。從密云踩踏事故、到開縣井噴，再到阜陽劣質奶粉事件，每次突發事件的背后，都會有相關的政府官員被問責。

在我國目前政府和黨內問責的方式主要是公開道歉、責令書面檢查、通報批評、公開譴責、誡勉，引咎辭職、撤職、免職、責令辭職，行政處分，刑事追究等；問責范圍不但包括對重大事故、濫用職權行為的問責，而且還包括對行政決策失誤、對行政效率低、推諉扯皮、個人行為不當等行為的問責。

二、問責官員復出現象。

一次次的鐵腕問責，一批亂作為、作為不力、不作為、無作為的政府官員因此丟掉“烏紗帽”，《中國新聞周刊》對“問責風暴”的評價時：這場風暴有可能導致一場影響深遠的體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過眼云煙式的“運動”。部分問責官員甚至絕大多數問責官員往往在被問責一段時間后重新復出，或官復原職，或異地任職，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別重大礦難被降級和黨內嚴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頂山市市長李恩東，4個月后即調任河南省水利廳副廳長。因宜黃強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職的宜黃縣縣委書記邱建國和宜黃縣原縣長蘇建國,被宣布分別出任撫州金巢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和撫州市公路局局長。

官員被高調問責，隨后又被不經意地發現低調復出，幾乎成了現實操作手法的鐵律，沿著出事→問責→冷卻一段時間→悄然復出→被發現→輿論嘩然→解釋復出符合規定→不了

1了之(個別新的任命被撤銷)的不算完美但有驚無險的軌跡一路狂奔。這些官員在突發事件發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調的被問責，但是經過一年左右的問責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調的安排復出，如果新聞媒體和公眾沒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眾怒的政府官員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發現了，輿論與公眾的不依不饒往往會得到被問責官員上級的解釋“其復出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人民群眾缺少一個應有的說明，問責官員被問責后很快復出，程序不公開透明，對人民群眾來說就是“傷口上灑鹽”。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研究員劉明望認為行政問責的根本目的在于強化行政監督、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但從根本上講，民意無 1.陳霄 學者稱問題官員幾乎100%復出 免職如同帶薪休假 [N] 法制日報，2011-12-14

力對官員是否復出進行制約，而官員的重新啟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隱蔽的復出，又觸犯了公眾的敏感神經：沒有享受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一些官員從“下崗”到“上崗”周期不過半年，引發公眾較大爭議。問責制度形同虛設，官員問責期間如同“帶薪休假”。如果沒有最高層的雷霆行動，依據現存制度約束，制度派生的自發懲處保障不足。集體負責往往讓你找不到大錯，多部門交叉管理體系往往讓你難辨真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官員推脫技巧往往讓你找不到方向，權力集中而責任分散

2的現狀往往讓你一頭霧水，而自上而下體制內監督所限往往讓追究效能不長久。

蘇州大學教授楊海坤認為問責官員的隨意復出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非正?，F象，具有虛化和架空行政問責制、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助長官員“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眾對蟄伏一年即復出的官員頗多微辭，向有關部門詢問時，往往得到“該官員復出符合相關規定”的回復，這種回復根本不能讓人民群眾滿意，問責制成為假問責。不利于維護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打著有關規定的旗號，問題官員的復出往往如魔術般3神奇。

三、目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問題。

（一），中國傳統的人情觀念過度干涉行政問責制度。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情在社會交往中往往會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因為人情，官員之間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關系。在我國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問責往往是由上級行政機關進行，問責主體與被問責官員之間難免會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關系。因為人情，問責主體對被問責官員的處罰流于形式，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問責官員被問責，往往是象征性的問責，在事件影響變小，群眾不滿情緒平息后，問責官員往往通過關系向上級跑官、要官。

問責官員，特別是一些群眾意見很大的官員的隨意復出說明，我國問責官員能否復出、復出的時機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決于上級領導的主觀意志，而非固定的規則。如果上下級黨政負責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級黨政機關之間不存在規制之外的既得利益關系，那無可厚非，但現實情況下，基于庇護關系、裙帶關系等建立的共同體，在政治生態中，并非是一種例外。4

（二），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缺乏統一的法律法規。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巋做過一個統計，目前關于官員問責復出的規則，尚無法律法規，散見于若干規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黨的條例，也有政府的規定，5既有中央出臺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盡管問責的方式包括公開道歉、責令書面檢查，通報批評、公開譴責、誡勉，引咎辭職、撤職、免職、責令辭職，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問責”被當成了一種行政處分，鮮見予以刑事處罰的?，F行的問責制度威懾力遠遠不能震懾住行政官員。以問責比較嚴厲的免職為例，中國一直是職級雙軌的官員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職務，行政級別還在那里，官員依舊享受納稅人為自己提供的各項待遇，不在其位，卻享受著在其位時的待遇，加上復職往往很輕松，因此中國的免職問責制度被稱作“帶薪休假”。

以上海靜安大火為例，四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高偉忠、周建民、張權和馮偉被控涉嫌濫用職權罪與受賄罪，再次印證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敗”。但目前存在一種現象：只要官員犯了錯，就拿問責來應付公眾，有些官員可能還涉及貪污腐敗，應該追究刑事責任，但有了問責的“保護傘”，反而能輕松過關。即使被問責官員決策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但往往是被處以行政處分，“帶薪休假”結束后就可以復職了。在這種情況下，問責制度不僅 2.陳 虎 從“問責風暴”到“問責機制”［J］ 《科學時報》，2008-10-15 3.鄧清波 問題官員復出果真“符合規定”[N] 工人日報，2009-5-15（11）．

4.毛昭暉

問責官員屢復出引發對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監督 人民論壇，2010-6-24

5.顧 杰.論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與完善［J］.理論月刊，2004（12）.遠離了我國建立問責制度的本意，還成為了保護官員不受刑事制裁的保護傘。

（三）問責官員違規成本低。

現實情況下，問責官員往往具有政府官員、黨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多重身份，因為某種事件被問責，并沒有阻止官員其他權力的行使。

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干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這意味著，被問責官員一年后復出“合法”又“合規”。在這一條款下，除了問責時限，“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按照有關規定”等都是模糊籠統的規定。這樣的話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就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官員違規被問責的成本極小，這樣官員沒必要擔心自己被問責，因為即使自己因為某事件被問責，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為成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按照有關規定重新復出，只要低調點，依舊可以重新擔任領導崗位。風險小，成本低，某些官員就可以毫無忌憚作威作福。

（四）問責主體不明確。

《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若一年后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除應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履行審批手續外，還應當征求上一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意見?！?也就是說被問責官員復制在經過所謂的審批手續后在經過上級黨委組織部門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凈凈”的復出了。這樣官員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級負責，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觀點認為：政府官員行使權力要受到權力機關、政府專門監督機關、行政系統內部、政府之外的監督系統四種問責方式。我國憲法規定，我國不僅有行政機關內部的上級對下級的同體問責，還有人大、政協、民眾等異體問責，但中國當前的行政問責機制更多的還是停留在黨組織和行政系統內部自上而下的問責即同體問責上，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民主黨派、社會公眾等異體問責主體往往不能發揮其作用。

（五）問責范圍不明確。

《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指出，對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等七種情形，將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但在現實情況下，行政問責機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會輿論強烈的關注或得到上級領導的批示后才會啟動。行政問責的范圍還僅僅局限于影響較大的責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傷的安全生產事故和性質惡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的范圍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嚴加問責，只能給官員一時的震懾，事故平息后，官員思想往往松懈下來，僥幸心理事后死灰復燃。

我國法律規定行政首長負責政府的全面工作，實行集體領導制的黨委負責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領導政府的工作。凡是屬于重大問題的都需要在黨委會上集體討論、集體決策,問責制度缺乏公平性，就無法讓被問責的官員心服口服，也無法讓群眾滿意。但是各地出臺的問責制，主要是對行政官員進行問責，而同樣作為決策者的黨委領導干部卻很少被問責.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國首次提出將黨委領導列入問責范圍.四、解決問責官員復出的對策。實現新形勢下行政體制改革，對于加快我國法治政府、誠信政府和責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義。增強政府官員的責任意思，建立責任政府，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實現行政問責

6制度的規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強問責的力度。

要提高問責主體的問責意識，問責官員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相對于普通群眾，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官員的亂作為、不作為、無作為和作為

不力勢必會浪費大量的國家資源，因此當官員被問責后，其受到的懲治措施應當更加嚴格，我認為官員問責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對多次受到問責的官員加重處罰，對錯誤極大或引起社會極大公憤的官員永不錄用。

問責官員復出,其待遇、福利應該根據其問責方式的不同，相對于本級別待遇低一個或者兩個層次,上級黨委和政府應該對其建立長期觀察機制,在規定時限內問責官員表現良好,可以恢復與其級別相符合的待遇.對其升遷應該遠嚴格于一般官員升遷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選人用人機制.問責不應該只在出現重大事故時進行，更應該在平時加以應用，擺脫運動式風暴式問責，實現問責的常態化.。

對引起社會重大不良反應的事件,對此事件作出決議行政機關領導、黨委成員和其它行政人員都應進行問責.（二）拓寬問責范圍。

對于行政問責范圍，有的學者認為，“行政問責的指向是無作為、不作為、亂作為、作為不力?！毙姓栘煹姆秶葢ㄟ`法行為，還應該包括政治上、道義上、個人言行上造成強烈負面影響的行為等。即問責范圍不但包括對重大事故、濫用職權行為的問責，而且還應包括對行政決策失誤、對行政效率低、推諉扯皮、個人行為不當等行為的問責。7對決策失誤、弄虛作假、鋪張浪費等不依法履職的行為，給予誡勉談話、通報批評、責令辭職等不同程度的問責。

（二）明確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具體標準，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官員復出設立具體的標準程序和相關的規范約束，建立一個完善的官員復出機制。

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存在一種現象，即如果有領導關注、媒體報道、公眾強烈關注，那么往往會有幾個官員就問責，反之就不追究。應確立行政問責的標準。行政問責標準的確立，可參考行政責任的構成要件，即要求主體有違反行政法律義務的行為，同時在進行違反行政法律義務的行為時存在過錯。8但在具體承擔責任時，不僅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如動機、目的、事后態度等方面，還應考慮違法行為的情節及后果。目前我國行政問責的法理依據主要是法規、規章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紀律規范，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比較少。鄧小平說：“還是制度靠得住些?！币虼藨斨贫ㄒ粋€關于行政問責的專門法律。要堅持“權責一致”的思想，明確各級政府與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責任。王錫鋅教授認為，“這里面實際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員在被問責以后，復出的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必須要有實績，而且還必須是突出的?！?/p>

對使官員確立“有權必有責，有責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思想，強化官員的責任意識。對所有問責官員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經問責調查僅有輕微過失并未造成公眾利益損害，政治思想素質過硬，且確有能力的官員，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完全可以讓其復職乃至升職，重新為人民你服務。但是對于一些犯了嚴重錯誤的官員，必須清除出公務員的隊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其網站上公布，當前我國公務員共689萬人，事業干部近3000萬。689萬的公務員隊伍,不缺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員.現階段問責官員問責期限較短，只有一年的問責期限，應延長問責期限，我認為可以借鑒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據問責官員所受處分的不同確立不同的處分期限。例如免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的，問責期限應該遠多于一年，以三年為佳。

（三）建立全面、規范、有序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

謠言止于公開，制度在于透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本就是一種監督。建立全面、規范、有序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是問責制得以順利推行的重要基礎。7.尹 權.試論我國行政問責范圍的擴大 ［J］ 企 業 技 術 開 發，2011-5第30卷第9期 8.應松年：《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頁。

若沒有程序正義，也就沒有實體正義。官員復出的程序設置非常重要，必須經過認真、細致、慎重、嚴格的考察和評議。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要堅持對人民負責的思想。凡被問責的領導干部，復出前應提前向人民群眾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見，把被問責干部復出的監督權交給人民群眾；確保人民群眾相應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重新安排工作時應向任職地人大、政協通報，而非單純的由上級黨委 組織部門作出決定。問題官員“干干凈凈”地復出，是對受傷害的民眾負責，是對官員獎懲體制負責，也是對每一個官員負責。問責官員相對于一般官員來說，因為其復出的社會影響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眾更多的監督。韋伯就曾指出：“科層制通過保守特有信息來源的秘密性來提高

10監督性，公務秘密概念是科層制特有的創造，沒有比科層制更熱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問責機制。

行政問責機制包括行政系統內部問責和行政系統外部問責。僅僅依賴行政系統內部問責是遠遠不夠的，還要依靠系統的外部問責作為支撐和輔助，只有內部外部兩張問責制度相互結合才能保證問責機制的健康運行。行政系統的外部問責包含人大、民主黨派、新聞傳媒、社會公眾等組織群體或個人。

共產黨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問責要堅持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人大是我國權力機關，問責要堅持以人大為問責主體中樞，實現其對政府問責的正常化；各民主黨派是我國的參政黨，因此問責要增強民主黨派通過政協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力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司法機關要增強自身的獨立性，通過司法權制衡行政權，加大司法審查的力度；同時充分發揮公民和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使之實現問責主體的多元化。

只有加強黨、人大、民主黨派、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問責力度，建構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以人大為中心，以司法問責為后盾，以民主黨派、新聞傳媒、人民群眾為重要力量的異體問責體系，健全同體問責機制，才能使行 政問責機制不斷得到系統化、法制化的建設。11

五、結語

上述涉及的問題或許不盡全面,但是仍可以從中看出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弊端,這應當得到政府和群眾的關注.建立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還需要一個長期而漫長的過程。責任政府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導向，是一種對政府公共管理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定行政問責的主體、范圍，建立一個完善的官員復出機制,使人大、政協和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行政問責機制中，發揮強有力的監督作用，才能使政府官員真到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我國問責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化、規范化，并最終建立起廉潔、高效的責任政府。9.李軍鵬.責任政府理念［J］.電子政務，2004(4)：24-25.10.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林榮遠，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242-245 11．劉巖 實現行政問責主體多元化的思考［J］ 時代經貿，2011年第15期

第五篇：從社會工作視角看當代我國職工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從社會工作視角看當代我國職工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乍聽職工一詞，我感到很詫異，雖是在企業改革大潮的九十年代出生，但祖父和父親都是單位制的雇員，每天的午飯和晚飯時間，家屬區的廠況廣播里，聽到最多的還是：“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智慧的代表?！蔽疫€是比較熟悉工人階級這一概念，比較熟悉一個單位就是一個小社會的環境。逢年過節會有大批的福利分配，一家生活用品事無巨細都是由單位分配。但時至今日情況已大有不同，單位的概念僅僅變成了上班的場所，人情的冷漠已經融入生活的細節中。然而這一切，都是源于那場深刻的變革。

企業體制改革表面上看是加快了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建設，為GDP的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這場深刻的變革帶來的，既有當下立竿見影的弊端，也為長期的發展留下了詬病。自從變革之后，我們國家當代的工人階級，或者說職工隊伍，就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

當代職工隊伍迅速發展，農村城市化大潮中，超過2.5億農民工通過鄉鎮企業等多種途徑進城工作。在各類所有制企業中，除了傳統的產業工人以外，第三產業的興起吸收了大量工人，以腦力勞動為主的工人階層不斷出現。現階段，我國職工隊伍已經壯大形成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群體，廣泛的存在于各行各業中。

由此可知，當代職工作為中國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體制的變遷，被賦予了新的特點，并由此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

首先，職工階級的內部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從產業結構來看，知識產業，第三產業迅速興起，職工階級中從事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使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相對減少，不少夕陽產業的工人不得已要“買斷工齡”，這一點實則非常不合理，但無奈的是，這也是時代的必然。那么，九十年代下崗的這一大批職工該何去何從？他們中多數為中年以上，四五十歲，已經工作了幾十年，所有的積累與熱量都釋放到了國家的經濟建設中。然而一時間，他們的價值再也得不到體現，甚至連社會保障基金也要被剝奪，顯然是不公平的。針對這個問題，我們說首先它是由于體制改革帶來的問題，作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不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根本上說，我們要體現我們身上“使能者”的角色，推動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推動完善社會醫療，失業，養老，生育，工傷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制度的完善。爭取更多的政策資源，需要清楚明確的是，如果不能從保障制度

上給他們以心理上的安全感，那么即使他們的工作問題得到了解決，也只是治標不治本，“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漁”。面對如今這種產業高速更新換代的局面，得不到保障，影響的也不僅是職工一人，而是一個家庭。當然，這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已經工作者前赴后繼的不懈努力。從實際方面來說，是舊的勞動技能不能滿足新產業的需求，那么我們社會工作者又可以發揮我們“增能者”的角色能力，征求他們自己的意愿，通過一些社工專門的小組活動，或者個案幫扶，幫助他們獲得新的適應時代需求的勞動技能。同時做到“信息的傳遞者”，幫助鏈接相關的資源，時事介紹新出臺的幫扶政策，以求在最大程度上解決他們就業的需求。

其次，當今社會，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在推動一國發展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企業也更加注重職工的經濟價值，而忽視他們的社會屬性。相反的，職工自我意識逐漸強化，有些職工已經有了企業一部分股權，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他們自身的競爭意識，法律意識以及作為人的民主意識都明顯增強。這就形成了一對矛盾。當企業現行的制度或是法律保護不能合理有效的維護其利益時，群體性事件就很容易發生。在中國，我們遇到的群體性事件大都是惡性事件，那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工會制度已經脫離了它本身的使命。在國外，不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由工會組織的群體事件無論是罷工也好或是其它形式也好，都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流血犧牲事件的發生，往往對于資本家也是有作用的。因此作為社工，在企業方面我們能做的也有很多。我們需要保持中立的立場來和勞資雙方對話，在其中扮演“調停者”的角色。與企業溝通，向企業反映職工的需求和心聲，幫助企業積極負起它們肩負的社會責任，更好的了解職工，幫助和扶持職工。與職工溝通，幫助他們分析自身與企業的關系，疏導由于改變帶來的心理問題，緩解他們巨大的心理壓力，豐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發現并培養職工領袖，以便更好的適應工作與生活。深化雙方溝通和交流，使雙方利益得到最大化。

再次，職工階級的就業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市場配置勞動力的格局基本形成，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自主擇業，流動性明顯加快。職工對單位的依賴性大大減弱，就業形勢越來越靈活，出現了時令就業，臨時就業，鐘點工，在家辦公等多種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職工都處于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狀態，雖然他們并不知道“漢”在哪里。這種不穩定感和高度的不安全感無疑對職工自身和企業都有非常大的弊端。職工感到不安全，就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無法創造價值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企業感到不安全，對于企業的發展和自身使命的實現也埋下了隱患。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工作者要扮演“催化”角色。我們可以將社區工作的一些技巧運用到其中：將可能彼此并不熟悉的人們召集到一起，營造出一種可以成為社區組織工作基礎的社區感。具體到企業中就是企業的認同感，企業員工與企業訂立的心理契約，催化他們對企業的認同，正是企業社會工作者的一個重要內容。將有關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幫助他們熟悉企業文化，完成他們與企業的心理契約的訂立，加強溝通。

最后，當代職工階層出現了階層分化和貧富差距。由于體制變革和產業升級，職工階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階層分化加快。按照勞動關系轉型，出現了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員，企業管理層，國有單位職工，和私營，聯營，外資，鄉鎮等類型的職工，當然，還有農民工。按照勞動性質分，有可以分為腦力勞動者，具有專業技術和經營管理技能的技術人員和體力勞動者。由于在不同的地區，行業，所有制單位，又由于職工從事不同性質的工作，導致職工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從地區看，東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水平高于西部地區，從行業看，壟斷經濟，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職工收入高于一些傳統行業。此外，由于職工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廣泛，呈多元化趨勢。一些高收入的職工，其收入來源中工資比重下降，其它收入如經營收入，投資收入，第二職業收入比重上升?？梢?，職工內部貧富差距狀況是社會階層貧富差距狀況的縮影。

職工內部中的“弱勢群體”是職工內部貧富差距分化導致的。還有一部分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他們一般從事一些苦，臟，累，險的工作，收入很低，能吃苦耐勞，但文化技術水平不高，福利待遇較差，經常受到歧視，經濟利益，民主權利經常得不到保護，社會保障也沒有。在這樣一類工作中，社會工作者往往要擔當教育角色，教育角色是社會工作理念“助人自助”的具體落實，幫助他們根據自己的意愿獲得相關的能力，使他們能在這樣一個變革的社會中順利的生活下去。通過社會工作特有的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的技巧，讓他們得到多方面的教育，激發和調動他們的潛能，將其潛在的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能力，使他們得到有效的增能賦權。

這場變革似一把雙刃劍，不論是對于社會還是對于我們社會工作者都是有利有弊。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并且給我們社會工作者帶來了極大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在這中間權衡兩方面的關系，讓經濟始終處于一種平穩和諧發展的狀態，是我們社會工作者，尤其是企業社會工作者的重大使命。這對當前的中國具有的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