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百年回顧：革命、意識形態與現代化

百年回顧：革命、意識形態與現代化 作者：嚴壽澂 來源：燕南網

來源日期：2004-12-31 本站發布時間：2004-12-31 2:17:42 閱讀量：279次

過去一百年的中國，可說是一個革命與意識形態的時代。先是反滿革命，清廷傾覆，民國肇造，政權入於項城袁氏之手。國民黨於是有「二次革命」，旋即失敗。袁氏躊躇滿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國人反對，不久病死。北洋系群龍無首，一再分裂，連年混戰。孫文則據廣州，倡「國民革命」，聯俄容共，蔣中正繼之，終至擊敗北洋，於民國十六年遷都南京，與其先前盟友共產黨決裂，實行所謂訓政，成黨治之局。共產黨則依賴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在江西建立所謂蘇維埃政權（不知當時贛省農民對此洋名作何理解？），發動「土地革命」。內戰再起，持續十年。倭寇大舉入侵，國命危如累卵。國、共二黨迫於形勢，暫時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離，摩擦不斷。日本投降，不一年而雙方又兵戎相見。共產黨外有蘇聯之援，內得宣傳與組織之力，終於戰勝國民黨，定都北京，放棄「民國」國號，代之以「人民共和國」之稱，集中一切權力與社會資源，以建立其「無產階級專政」（原先名為「人民民主專政」；「民主」與「專政」結合，真乃辯證法之妙用）。四十年間，號令三嬗，變化亦云速矣。共產黨甫得天下，不遑寧處，立即投入不斷的革命運動之中：土地改革、肅清反革命、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農業集體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斗爭、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所謂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極。這百年間天翻地覆的革命進程，第一個「果實」，便是有形（制度）及無形（意識形態）專政的不斷加強與人民自由的不斷喪失；第二個「果實」，則是大量的冤魂厲鬼，為數當不下五、六千萬，在中國歷史上可謂「莫之與京」。嗚呼！革命之功偉矣。

此一革命狂瀾，發軔則在義和拳之亂。百年以前的庚子（1900年），拳民在清廷默許之下，橫行京、津、豫、晉一帶，「扶清滅洋」，焚教堂，殺教士，拆鐵路，斷電線。列強徵兵自衛，清廷遂向各國宣戰。英。俄、德、日等八國組成聯軍，長驅直入，京師陷落，那拉後挾光緒帝奔西安。次年辛丑，和約簽定。一齣鬧劇，以巨額賠款與喪權辱國收場。清廷此役中的舉措乖張與外強中乾，徹底暴露了傳統政治的弊病。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從此丕變，排外之風頓息，崇洋之習則與日而俱增，革命形勢至此成熟。在此之前多年，孫文即已謀革命，然而響應者多為會黨及海外華僑。革命思想之深入國內讀書人心中，則在庚子、辛丑以后。

庚子拳亂，表面看來，是因民、教沖突而起。（近世基督新教之入中國，挾著炮艦的武力與鴉片貿易的財力，自始即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初期入教華人，多為社會邊緣成分，無賴、地痞之流，在洋教士前百般恭順，對於同胞則欺詐壓迫，多行不義。而中國北方，向來有好勇斗狠、結社習武的風氣。民、教沖突於是不可避免，終至釀成義和團滅洋教之舉。）然而深入一層看，可說是中國社會對強加於自身的現代化的最后反抗。自此以后，傳統勢力日益衰替，現代化趨向佔了絕對的上風。

庚子事變，肇端於戊戌維新中的政爭；而戊戌維新，則導源於中日甲午之戰。甲午慘敗，創鉅痛深，危機感彌漫於知識階層，於是群趨改革之途，形成三股潮流：一是康有為倡率的變法維新，二是袁世凱主持的北洋新政，三是孫文領導的革命排滿。三者的主張雖大有不同，卻都代表了中國的現代化趨勢。所謂現代化或近代化，即是力圖適應世界情勢，改革神州舊法，亦即仿效西方，步上工業化之路。現代化與西化或工業化，大體上可以等同。三股潮流同異交錯。康、袁二人所欲效法者，是德國與日本的現代化，亦即君主立憲、國家集權。當時的孫文所祈嚮的，則是民主政體、地方分治的美國式現代化。康與孫，一主保皇，一倡革命，然而同有理想主義色彩，都主張徹底改造中國社會，有迫不及待之意（康氏所謂速變全變），至於社會是否能接受，似未暇多慮。袁氏則是現實主義型實干家，以增強實力為要務，不尚空談（與后來的鄧小平頗有幾分相似），辛丑以后，主持北洋，為新政的領袖，在內政、軍事、工業各方面成績頗有可觀。若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一段歷史實不可抹殺。

清廷雖迫於形勢，推行改革措施（光緒三十一年的廢科舉，乃是中國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大事），然而缺乏誠意，不能得士心。宣統年間的親貴攬權，更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促使了清朝的滅亡。其時能為全國重心、且能順應世界現代化趨勢者，只有北洋系。辛亥秋，武昌新軍革命，而后南北和談，清帝退位，孫文辭去民國臨時大總統之職，政權歸於袁世凱。此乃大勢所趨，不得不然，絕非如國民黨宣傳所謂孫文的大公無私，亦非如共產黨宣傳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欲明歷史真相，必須破除神話宣傳與意識形態的障眼法。

民國初年，在北京政府治下，內政革新與工業化自有其成績。然而因內在與外在的原因（如人口過多，資金缺乏，能源產地交通不便，海關為外人控制等），工業化的速度畢竟不快。更嚴重的問題，則是發展的不平衡與內地民生的惡化。鴉片戰爭以后，互市大開，財富日益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內地的蕭條，則日甚一日。中國人口早已過剩，社會上本多無業游民與江湖棍徒。太平軍之亂，汪士鐸滯留南京，身歷目睹革命的慘酷，深感作亂的溫床，正是大量的游民與光棍。（見其《乙丙日記》）爾后歷次革命，其實都是激進的知識分子與江湖棍徒結合所成之果。孫文結合會黨，蔣中正利用青幫，毛澤東、彭湃在湖南、廣東的「農民」運動，更是以農村中各式光棍為主力。（孫、蔣、毛諸人，都是讀過書的社會邊緣人物。）亂源不塞，亂象不止。欲塞亂源，必須平衡經濟發展，改善內地民生。而民初的北京政府與其后的南京政府，對此均未有足夠的注意。現代化的失衡、游民與棍徒的日增、部分知識分子的日趨激進，三者相蕩相激而不止。中國歷史上最大棍徒毛澤東，把握了這一社會的脈動，利用西方文化中最激進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與最嚴密的組織形式（列寧式共產黨），終於奪得了江山，成為中國過去百年中第一號呼風喚雨的人物。

中國社會之多游民，多江湖上人，足見其不是封建。所謂封建社會（如中世紀的歐洲與近代以前的日本），指的是層次分明、上下相維的等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內，封君與民近，指臂相使，秩序井然；而人民則限制於固定格局之內，不得自由。中國自秦、漢以來，早已不再是封建，而是一個經濟上放任、各階層之間可自由流動的士農工商社會。傳統中國，並不是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地域社會，相安於一個共同世界之內；此即中國人的「天下」。高踞於社會之上的是皇帝，尊嚴無比，然而與社會極為隔絕（俗語所謂「天高皇帝遠」），實際影響力甚小（皇帝確是「專制」，但只能在其影響力所及范圍之內專制，對於整個社會，則是欲專制而無由）。全國性的統治階級，厥惟官僚，而官僚人數有限，與社會亦頗隔絕。國家的統治，實際上只能到縣一級；秦、漢以降，直至1949年，都是如此。傳統的中國，乃是無數自治社會的集合體；國家的職責，則是保障這一集合體大致上的和平與安寧。此即所謂大一統。大者，「有容乃大」之「大」；一統須「大」，亦即一統須包容，不容不能成其大。所以傳統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國多制，國家只求在極小范圍內統一（最主要的一點，是「天無二日」，亦即不許公然稱尊），其余則聽任各地方自行其是，社會與國家不相涉（〈擊壤歌〉所謂「帝力於我何有哉」，鄭板橋詩所謂「官租完了離城郭」，正是對此的寫照）。在大體和平安定的共同世界之內，人人各遂其私，便是天下之大公。歷代政治家所以「綱維天下」者，其實不過如此。這就是「無為」，乃為治的極致。

十八世紀歐洲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嚮往的，正是這樣一種國家不干涉社會生活、讓人民自謀福利的境界。自由派經濟學鼻祖亞當 斯密倡導放任主義，以法文名曰laissez-faire。斯密提出此一原則，乃受重農派經濟學家魁內（Francois Quesnay）的濬發。而魁內的思想，則得自另一法國人波瓦伏爾（Pierre Poivre）的啟迪。1740至1758年間，波氏廣泛遊歷中國各地，返國后向歐洲介紹中國思想。Laissez-faire一詞，正是波氏用以翻譯「無為」二字者。（見英國學者J.J.Clarke近著《來自東方的啟蒙：亞洲與西方的思想邂逅》[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7；p.50）中世歐洲，厲行封建制度，農工商各業，不得自由發展。工業革命既起，束縛之感愈甚。放任無為思想正適合當時需要，因此大有功於歐西的現代化。

反觀中國，二千年來的社會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義的。國家只求茍安，不圖進取。一切改良與進步，皆出於社會的自動自為。國家若是越俎代庖，必定僨事。西力東侵以前，中國的文明發展程度，遠在周邊地區之上，無須與他族爭勝。近代與西方接觸，纔覺我不如人。鴉片戰爭以后，接二連三對外失敗。有識之士深感若不急起直追，不足以圖存，現代化刻不容緩。然而中國茍且因循已久，而且幅員太大，人口太多，廣大內地，更難在短時間內感受到非現代化不可的壓力。若仍採用傳統的無為政策，讓社會自謀進步，則功成無期，國亡有日。於是現代化不得不由國家主動。洋務運動中的新式工業，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中國原有的國家體制，乃是為天下一統，而不是列國並爭所設計，實在是不適宜於大有為（亦不適宜於專制壓迫，所謂「封建專制」云云，都是受意識形態障蔽的無知妄說）。於是增強國家的功能與權力，便成為現代化的需要。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固然是出於個人野心，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仍是建立現代國家努力的一部分。不過袁氏奉為楷模的現代國家，不是英、美，而是德、日。他要當的皇帝，不是漢高、明太，而是威廉、睦仁。帝制失敗，北洋系分崩離析，成一政客爭權、軍閥混戰之局，國家權力更為削弱。

西力東侵以后，中國與日本均圖變法自強，建設現代國家。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進展甚速。中國的現代化，雖不可說絕對不成功，但與東鄰相較，顯然是瞠乎其后。不明事理或勢利眼者，便以為國民性有優劣（如被捧為近世圣人的紹興周某即為一例）。但是這類自命先知先覺而其實茅塞其心的人物，忘記了兩個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國遠較日本為大，無論就地域或人口而言，相差何止十倍。變小較變大為易，應當是常識。就社會的複雜性而言，日本亦遠不能與中國相比。其次，近世以前的日本，尚在封建之世，雖處於分裂狀態，但社會的凝聚力遠過於中國。而且日本還有一個「萬世一系」的皇室，乃摶合各藩的最佳機構，統一自較易。一旦統一，上下相維，成功自然較速。中國的社會，久已是一盤散沙，摶聚不易。湘、淮軍平洪、楊之后，漢人地方勢力興起，清廷政治上已不再能如昔日之中央集權，外重內輕局面逐漸形成。滿洲統治者一方面對漢人新興勢力猜忌防制，另一方面自身日趨腐化（握晚清政柄五十年的那拉後即為腐化的典型），領導新政的核心力量不易形成。於是雖有同、光時期的自強運動，終於無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度長絜大。

袁氏歿后，北洋系段琪瑞、吳佩孚等人仍有武力統一之舉。吳氏功敗垂成，尤令當時不少人扼腕。（吳氏骨氣之硬、操守之廉、愛國心之強，在民國以來政治人物中實罕見其匹。中、日戰起，吳氏大義凜然，抗拒日寇誘降，卒以身殉。重慶、延安雙方皆大加表彰。）統一固須武力，而徒恃武力不為功。北洋內部的紛爭，因武力統一政策而更不易彌合，與南方的分歧亦更難消除。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世界，已進入了一個革命與意識形態的時代。受此時代潮流的鼓盪，新文化運動興起，青年知識分子日趨激進。在此形勢下，北洋人物愈顯落伍與反動，不論吳佩孚如何清廉，且一度頗得輿論界的好評，又如何能集合全國英彥，形成為建設新國家的核心？

孫文領導的國民黨於是奮起而代之。孫文先據廣州，與南方的政客、軍閥縱橫離合，卒未有成。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共產黨專政。孫文恍然有悟，知俄國共黨之所以成功，得力於

（一）有一套革命的意識形態，（二）有嚴密的黨組織，（三）黨組織控制軍隊。於是依樣做去，宣傳所謂三民主義、孫文學說（究其實，不過是西方民粹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等的混合雜湊品），改組國民黨，設立黃埔軍官學校以建立黨軍，軍中則設置黨代表以宣傳主義，外結蘇聯，內合中共，準備所謂北伐。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不免遺憾。其后繼者乘北洋派內訌，終於革命功成，統一南北，遷都金陵，國旗、國歌均行改易，黨治行於全國。孫文以提倡「民國」始，以建立「黨國」終，真是歷史的吊詭。

不僅此時的中華民國實已改朝換代（故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號），改組后的國民黨，亦已與前迥異。國民黨本有二大系，一為以黃興為代表的新軍，一為以陳其美為代表的會黨。辛亥革命，新軍之力居多，孫文則傾向於會黨。南京政府成立，陳其美系掌握了「黨國」，新軍系遂日遭排擠，革命功勞亦大半被抹殺（辛亥革命的過來人陳敬第[叔通]對此深致憤慨［見其寫印本《百梅書屋詩》自注］，黃興女婿薛君度亦對此大感不平），江湖人物則彈冠相慶。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儼然以要人之身活躍於政、商二界，更是「黨國」的一大特色。

在黨治體制下，「革命」成了神圣名詞。在此名義下，何事不可為！（孫文在廣州發行紙幣，云可兌換銀元，流通之后則不準兌換。百姓怨咨。文則曰：「革命的貨幣是不能兌換的。」當時廣東商會曾有揭帖，指責革命軍政府的乖張暴戾行為。）而一為「反革命」，則罪不可赦。人民的自由，遠較清末民初為少。革命愈進，專制愈烈，人民的自由亦愈少。這是百年來中國歷史的鐵律。

現代的革命政權，需要意識形態的支撐。民國既已化為黨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便成了國家的功令。其時的國民黨，已由「以俄為師」轉而為以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為師，武有藍衣社的橫行，文有新生活運動的鼓躁，表面上轟轟烈烈，頗極一時之盛。然而在黨組織與意識形態兩方面，共產黨都占了上風。經孫文改組后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相似，都是以列寧的俄國共產黨為藍本，但是一為旁支，一為嫡系。中國得俄共的真傳，其組織的嚴密，行事的冷酷，迥非門外學藝的國民黨所能及。現代中國二大革命政黨的組織對決，國民黨因先天不足，未戰實已先敗。

就意識形態的蠱惑力與控制力而言，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較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更是逖乎后矣。現代意識形態的特點，就是泛政治化，人間世的種種，皆透過其意識形態來觀照，而賦予政治的含義。馬克思主義更是獨出冠時，聲稱人類至今的所有思想，都是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有局限性，不能如實映照事物真相，惟獨其自己是「科學」，代表人類思維的最高境界，往古來今，宇宙界與人生界的一切，概不出其范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流弊，是科學拜物教，將科學作為膜拜的對象，此即所謂科學主義（人類一切思想活動，皆有其適用范圍與限度，科學亦非例外。科學主義之弊，正在於越出科學的界限，侵入其他領域；而其所謂科學，亦只是一些教條，從未經過批判與反思）。馬克思主義既自命代表科學真理，又有獨斷的宗教性（上天下地，唯我獨尊，與西方的一神教極為相似）；既有道德訴求（所謂解放全人類），又絕不寬容（任何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不論當初如何「進步」，在現今無產階級當令的時代，說到底，都是革命的絆腳石）。在民生凋敝、外族侵陵的近世中國，這樣一個既否定舊有的一切、又自信代表未來萬世的革命意識形態，對於激進知識分子，自然是大有吸引力了。

國民黨政府治下，中國的現代化其實頗有進展。尤其是1931至1937年間，長江下游地區的經濟可說是一片繁榮（西方有學者稱之為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然而時間短促（日本大舉入侵，東南財富之區悉入敵手），發展極不平衡，內地民生問題遠未解決，加上當時山河破碎（東北陷於倭人之手，內蒙、華北亦岌岌可危），士氣僨張，革命作亂，在文武兩方面都不愁招募無人。共產黨對此加以充分的利用，所以能屢敗屢戰，游刃有余，與國民黨的優勢兵力周旋十年之久。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國際與國內派之分，一以王明為首，一以毛澤東為首。國際派恪守馬列主義教條，對於黨組織與意識形態的一套，固然是得心應手，然而不明白在中國而言革命，非發動江湖棍徒不辦。歷來的革命造反，必得有所謂江湖豪傑參加，方能成氣候（所謂歷史上的農民大起義，乃是惑於意識形態宣傳的現代歷史學家的發明。中國交通不便，農民分散各處，又無全國性的組織，試問如何能發動大規模的造反？）。毛澤東深解其中三昧，既能憑借革命的意識形態與黨組織，又能利用江湖棍徒以發動群眾，運用之妙，可謂出神入化。毛氏之所以成為新朝的太祖高皇帝，豈偶然哉！（然而凡事都是因緣和合而成，若無外在機緣，共產革命還是不會成功。這機緣便是日本的全面侵華。1961年，毛氏接見日本人，公然說，中國革命的成功，得感謝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是為明證。）

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可說是充滿了吊詭。共產黨之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即是一大吊詭。中共的壯大，意識形態居功至偉，然而其終得天下，則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結果。中共的骨干，一為激進知識分子，一為江湖棍徒（毛氏一身二任，自是當然領袖），與所謂無產階級渺不相涉。工農群眾，則是被動捲入。「無產階級革命」云云，神話而已。馬克思主義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實不待辨而明。凡意識形態，其信奉者必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猶如一神教，必以為自己所奉之神乃唯一真神，禁錮思想，虐殺異教，即由之而起）。然而事實上，任何一種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環境內形成，不得不受時、地的限制，合於此者未必合於彼。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若要成功，必作修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成功，正因大加修正之故，足證其決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然而其革命意識形態的性格，決定其必帶宗教性，非堅持「放諸四海而皆準」不可。兩難局面於是形成。中國黨內所謂左與右、教條與修正、務虛與務實之爭，都是此一兩難局面的表現。

凡革命意識形態，必有烏托邦色彩。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基於兩個概念，即前進與歷史歸宿：人類脫離草昧之后，由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最后是共產主義社會，至此無可再進，是為人類的歸宿。共產黨則是此一「規律」的先知，其任務是發動革命，最終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繼續革命」，以國家權力摧毀原有社會有形無形的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國民經濟瀕臨破產而后止。革命意識形態當道，此乃必至之數。

從破產邊緣步入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則是唾棄了意識形態、以務實為歸的結果。所謂改革開放，說穿了，正是返回百余年前李鴻章開啟的洋務或自強運動之舊（鄧小平所謂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確為至理，不過這也正是當年自強運動的宗旨）。數十年的「折騰」，幾千萬的人命代價，究為何事？

自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橫掃一切」，其背后的理據，正是非徹底改造原有社會，不足以言現代化。而今日改革開放之際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恰恰不在主導徹底改革社會的國家，而在屢被革命、歷劫余生的民間社會。此乃百年中國的最大吊詭。其中機括，有待后來史家的辨析了。

后記：

茫茫禹域，鼎鼎百年，窮乏之困、兵燹之慘、焚坑之烈、束縛之苦，可以凄愴傷心者多矣。固天運之有數，抑人謀之不臧？然人定勝天，剝極終復，升平富足之境，或不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歲次己卯十月廿四日識於星洲寓所

（作者單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化系，原載《百年》2000年一月號）

第二篇：百年革命 三封家書

百年革命 三封家書

梁 衡

《人民日報》（2011年06月23日版）

林覺民《與妻書》（局部）

聶榮臻給父母的信

一個八路軍戰士給妻子的信（局部）

林覺民（1887—1911），字意洞，福建閩侯人。少年時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回國，留下絕筆《與妻書》。“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聶榮臻（1899—1992），字福駢，四川江津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論時間，從第一封信算起已經整整100年，恰是辛亥革命百年祭；第二封已經89年，與共產黨黨齡相仿；第三封也已64年，比共和國還長兩歲。而寫信者當時都是熱血青年，都是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準備犧牲的普通的戰士。其結果，一個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個成了共和國的元帥，一個沒入歷史的煙塵，代表著那些無數的無名英雄。

細看就會發現，這三封跨越百年，不同時代的家書中都有一條紅線一以貫之，就是犧牲個人，獻身革命，為國家、為民族不計自己并家庭的得失。正是這一代代的前赴后繼，不計犧牲才鑄就我們這個民族，鑄就中華文明。這是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歷史精神，而它在革命，特別是戰爭時期更見光輝，又由代表人物所表現。唯此，歷史才進步，人類才進步。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紀念活動少不了拜謁故地，披覽文物。

三月，我有事去褔州，公余又去拜謁了一次林覺民故居。林覺民的《與妻書》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物。黃花崗72烈士，其事跡大多湮滅，幸有這篇美文讓我們能窺見他們的心靈。廣州黃花崗烈士碑上72人名單（隨著后來的發掘，實際上已超過72人）中，林覺民三字人們撫摸最多，色亦最重。《與妻書》早已選入中學課本和各種文學的、政治的讀本，我亦不知讀了多少遍。印象最深的是“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他反復給妻子解釋，我很愿與你相守到老，但今日中國，百姓水深火熱，我能眼睜睜看他們受苦、等死嗎？我要把對你的愛擴展到對所有人的愛，所以才敢去你而死。林家福州故居我過去也是去過的。這次去新增的印象有二。一是書信的原物。在廣州起義前三天，1911年4月24日，林知自己必死，就著隨手扯來的一方白布，給妻子陳意映寫下這封信，豎書，29行。其筆墨酣暢淋漓，點劃如電閃雷劈，走筆時有偏移，可知其時“淚珠與筆墨齊下”，心情激動，不能自已。其揮墨泣血之境，完全可與顏真卿的《祭侄稿》相媲美。二是犧牲前后之事。起義失敗，林受傷被捕。審訊時，林痛斥清廷腐敗，慷慨陳詞，宣傳革命，說到激動處撕去上衣，挺胸赴死。審訊官都不由嘆道：“好一個偉岸的美男子。” 某日晨，家人在門縫里發現有人塞進來的《與妻書》，同時還有給父親的一封信，只有幾十個字：“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其壯烈而平靜之舉概如此。

福州之后又兩月，有事去重慶之江津，才知道這是聶榮臻元帥的家鄉，便去拜謁紀念館并故居。聶帥抗日時主持被中央稱為“模范根據地”的晉察冀根據地建設，解放后主持“兩彈一星”研究，為國防建設立了大功。總其一生都是在默默地干大事。他在20歲那年離開家鄉去法國勤工儉學，開始了探求真理、苦學報國的革命生涯。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毅等同為我黨領導集體中的早期留歐人員。聶帥留法時期的家書保存完好，現在收書出版的就有13封，且都有手跡原件，從中可以看到這批革命家的少年胸懷（去法國時聶20歲，周22歲，鄧16歲）。現在故居前庭的正墻上有一封放大的家書手跡，是聶榮臻1922年6月3日寫給父母的：

父母親大人膝下：

不得手諭久矣。海外游子，懸念何如？又聞川戰復起，兵自增而匪復狂！水深火熱之家鄉，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強無故侵占我國土。二十一條之否認被拒絕，而租地期滿又故意不肯交還。私位飽囊之政府，只知自爭地盤，擁數十萬之雄兵，無非殘殺同胞。熱血男兒何堪睹此？男也，雖不敢以天下為己任，而拯父老出諸水火，爭國權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兒之有責！況男遠出留學，所學何為？決非一衣一食自為計，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樂以自足，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能享安樂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視為終身之事業也！……

叩稟

金玉安

男榮臻跪稟 6月3號

我拜讀這封89年前海外游子的家書不覺肅然起敬。那個時代的有為青年留學到底為了什么？“決非一衣一食自為計，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樂以自足，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能享安樂也。”這與林覺民“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何其相通。

要考察一個人的思想，家書大概是最可靠的。因為對親人可以說真話，而且他也想不到日后會發表這信件。看了林、聶的兩封家書又使我聯想到五年前在河北涉縣參觀八路軍129師師部舊址時見到的另一封家書。那是一個不知名的普通八路軍戰士（或是干部）在大戰前夕寫給妻子的一封短信，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與妻書》。從重慶回來我就趕快翻檢所存資料，終于找出那張發黃的照片，但手跡還清晰可辨，全信如下：

喜如妹：

我倆要短期之分開了。這是我們的敵人給我們的分開之痛苦，只有消滅了我們的敵人，才能消除這個痛苦。

我的病暫時也沒有什么要謹（緊），因病得的很長，一時亦難除根。我很高興在黨和上級愛護之下給我這五個月的時間休養很不錯。我這此（次）決心到前方要與我們當前的敵人搏斗，拿出最大決心和犧牲精神與人民立功。我第二個高興是你很好，特別是對我盡到一切的關心和愛護。同時我有兩個很天真活潑的小孩，又有男又有女。你想這一切都使我很滿足，永遠是我高興的地方。

戰斗是比不得唱戲，不是開玩笑，是有犧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滅敵人。趟（倘）我這次到前方或負傷犧牲都不要難過，謹記我如下之言：

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定會成功的，只是時間之長短，但也不是很長的。家人一定要翻身。要求民主與獨立，這是全世界勞苦大眾都走革命這條道路，蘇聯革命成功是我們的好好榜樣。

就是我犧牲了也是很光榮的，是為革命而犧牲，是有價值。在任何情況下我是不屈不撓，堅決□□□部隊與敵人戰斗到底。一直把敵人消滅盡盡為止。望你好好保重身體，多吃飯，不生病，我就死前方放心。同時希你好好扶養豐豐小兒、小女雪雪，長大完成我未完之事。一直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到共產主義社會。謹記謹記。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即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居安徽省霍山縣石家河保瓦嘴□。

茂德

一九四七·四·二·□于魏□

臨別之寫

這封信寫得很鎮靜、樂觀又有幾分悲壯。作者和林覺民一樣也是抱定必死的決心，但其悲劇氣氛要少些，更多的是充滿勝利的信心。劉、鄧領導的129師1940年6月進駐涉縣時不足9000人，到1945年12月揮師南下時已發展到30萬正規軍，40萬地方部隊。這個署名“茂德”的作者，就是這支大軍中的普通一員。也許他真的已經在戰火中犧牲，那一雙可愛的小兒女豐豐、雪雪現在也該是古稀老人。這封上戰場前匆匆寫給妻子的信，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人的真實生活。

我把三封家書的手稿影印件放在案頭，輕撫其面，細辨字跡，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感慨良多。這三件文物，都是用毛筆書寫，所書之物，一件是臨時扯的一塊白布，一件是異國他鄉的信紙，一件是隨手撕下來的五小張筆記本紙頁，皆默默地昭示著其人、其地、其時的特定背景。論時間，從第一封信算起已經整整100年，恰是辛亥革命百年祭；第二封已經89年，與共產黨黨齡相仿；第三封也已64年，比共和國還長兩歲。而寫信者當時都是熱血青年，都是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準備犧牲的普通的戰士。其結果，一個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個成了共和國的元帥，一個沒入歷史的煙塵，代表著那些無數的無名英雄。細看就會發現，這三封跨越百年，不同時代的家書中都有一條紅線一以貫之，就是犧牲個人，獻身革命，為國家、為民族不計自己并家庭的得失。林信說：當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聶信說：決非為一衣一食，而為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食；茂信說：我或負傷犧牲你都不要難過，是為革命而犧牲，是光榮的，有價值。百年革命，三封家書，一條紅線，舍己為國。我們還可由此上推1000年，政治家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上推2000年，思想家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目的不同）”。其一脈相承的都是這種犧牲精神——為理想、為事業、為進步而犧牲。國歌唱道：“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還有一首歌唱道：“為什么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她；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正是這一代代的前赴后繼，不計犧牲才鑄就我們這個民族，鑄就中華文明。這是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歷史精神，而它在革命，特別是戰爭時期更見光輝，又由代表人物所表現。唯此，歷史才進步，人類才進步。

我從百年歷史的煙塵中檢出這三封革命家書，束為一札，獻給祖國，并祭先烈。這是一束永不凋謝的歷史之花。

（2011年6月15日）

第三篇：百年黨史回顧心得體會

百年黨史回顧心得體會

——感懷黨恩,不忘初心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將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

回顧前瞻,碩果累累,一代代領導人用他們的智慧和熱血為我們筑起了一道堅實的城墻。

坐在電腦屏前，靜氣凝神，仿佛經歷著百年前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慶祝典禮上了發表重要講話。

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大會的群眾流行隊伍揮手致意。

2009年10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2019年10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包頭，一個美麗富庶的地方,這個地方還有一個被譽為草原明珠的基地--包鋼。

1959年的金秋10月,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來到塞外“鹿城”包頭。他健步登上包鋼一號高爐平臺，為高爐出鐵剪彩······霎時間，鐵水奔流，金花加四濺，映紅了藍天，映出了草原人民的笑顏。從此，內蒙古結束了“手無寸鐵”的歷史，包鋼成了邊疆各族人民的驕傲。

5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包鋼已成為我國最重要的鋼鐵基地之一,是內蒙古草原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包鋼的建設和發展，徹底改變了包頭市貧窮落后的面貌，包頭的工業產值，1985年就突破了30億大關。市屬6個區和兩個旗縣及一個市(昆都侖區、青山區、東河區、九原區、石拐區、固陽縣、土默特右旗、白云鄂博市和包頭稀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擁有上千個工業企業。包鋼的所在地昆都侖區，已成為舉世矚目的稀土工業基地；青山區建立了以機械、發電為主的新型工業體系。此外，東河區發達的商業，白云鄂博的石拐的采礦業以及郊、縣、區興旺的農業，也使包頭憑添色彩。

藍天上飄著朵朵白云，白云下面是美麗的草原包鋼，今日的包鋼，不僅成為塞外鋼城發展的“骨架”，而且也是自治區四化建設的“脊梁”。

身為包鋼的一員職工我無比的驕傲和自豪，幾年下來，身在其中的我深深的熱愛上了這里。領導的體恤，工友的互助、互愛，以及職工們對這份事業的認真態度也感染了我的熱情，為了包鋼的建設和發展每一位職工都在奉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高唱“工人偉大,勞動光榮”,保持工人階級本色,發揚“工匠精神”、“勞模風采”，嚴格要求自己執行各項標準、制度，精心管理，創新工作。將工作安排的井然有序，不求回報，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個細胞奉獻著，熱愛著自己的所擁有的工作崗位。這同樣也是每一個普普通通包鋼人的精神和理想追求。

面對現如今日益膨脹的多元化新型材料,包鋼的主導形勢經受著嚴峻的考驗,生產優良的產品,創新卓越的品牌成為包鋼首要的任務,這就要我們每一位職工和領導團結一心,鼓足干勁,一起努力,立足本崗,夯實本領,以堅定的信念和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戰,再創輝煌。用一顆誠摯的心去對待工作，向身邊的勞模學習。致敬，用他們的精神感染、鼓舞大家，凝聚力量，助推企業高質量發展。

超越自我,堅忍不撥是每一個包鋼人共同的精神理念,愿我們把這份包鋼情埋于心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為包鋼喝彩，為包鋼人喝彩。

回顧黨的100年的光輝歷程，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到，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就沒有神州大地的凝心聚力，就沒有草原兒女與全國各族人民的血肉聯系，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更沒有全國各族人民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如今讓我們以滿腔的熱血為包鋼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努力奮斗。

精整丙班閆奇佐

第四篇：中國經濟學百年回顧

中國經濟學百年回顧 ■林毅夫 胡書東／文

自１９０１年嚴復翻譯出版《原富》以來，現代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歷時整整１００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學發展，充滿了無數的艱辛與曲折。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與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關，共同度過了風風雨雨的一百年。經濟史決定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術史。鴉片戰爭之后，中華文明由盛而衰，與之伴隨的是外來學術思想與理論在中國的廣為傳布。矢志于救亡圖存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從外來的先進思想理論中探索建國、富強的真理，西方各種學說，包括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也由此開始。

經濟學的傳播：

危難中國的渴求

兩次鴉片戰爭既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同時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中西方發展差距，從此以后，向西方學習、重振中華成為一股越來越強大的社會潮流。這股社會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此后，經過馮桂芬、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義思潮得以發端，并達到了高潮，對于商品貨幣經濟的認識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１８６７年北京同文館就開設“富國策”課程，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講授美國經濟學家福塞特（Ｈ． 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后來該書由汪鳳藻翻譯，丁韙良校訂，于１８８０年出版。最早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除了《富國策》之外還有１８８６年由海關總稅務司翻譯的《富國養民策》（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為英國人Ｗ． Ｓ． Ｊｅｖｏｎｓ），以及１８８９年英國人傅蘭雅口述、徐家寶筆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這些譯作當時并沒有在中國知識界傳播開來。實際上，直到１９０５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后，經濟學才像其它“新興”學科一樣真正開始引起國人的重視。１９０５年以后，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加上科舉制度被廢除，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脫離傳統經書的羈絆，投身于社會現實之中，出國留學、興辦實業蔚然成風，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新軍。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后，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思潮逐漸傳播開來，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學習、傳播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熱潮，經濟學也隨之在中國得以擴散開來。

京師大學堂在１８９８年設立，嚴復作為首任校長主持工作之時，就開設了經濟學課程，聘請日本教師教授，及至嚴復翻譯的《國富論》出版，中國經濟學科的近代化進程加速。北京大學于１９１２年設立了中國最早的經濟學系——商學科。同時陸續有不少學生負笈歐美，學習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譯介也更為全面，出版了不少經濟學原理、財政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的書。伴隨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圍繞中國的若干現實經濟問題，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見交相迭出。

從１９世紀８０年代到“五四”運動前夕的４０年中，中國出版了４０部左右的經濟學著作。從１９０１年嚴復翻譯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為止，中國出版了大約十六七部經濟學著作，主要是翻譯西方和日本的經濟學著作，并且以譯自日本的為多，這反映了１９０５年以后，中國留日學生的激增和日本對中國影響的上升。當然，這期間也出現了幾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經濟學著作，比如１９１０年出版的《調查戶口章程釋義》（陶保霖著）、１９１１年出版的《中國國債史》（梁啟超著）、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比較預算制度論》（吳瓊編著）。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又有近２０本經濟學著作出版，其中中國人自編的著作約占三分之二，多屬財政金融類，這說明經濟學當時在中國的普及速度是比較快的。譯本則絕大多數來自日文著作。在１９０２年以前的譯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譯而成，對原書內容多有省略，且常運用我國傳統的舊經濟概念與術語來附會經濟學，更使人難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義。從１９０２年以后，這類情況有所改進。隨著日本經濟學書籍的大量譯介，中文的經濟學專業術語也大量采用日文譯法，中文經濟學概念體系開始建立。當然，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學仍然處于引進階段，所謂國人自編的經濟學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譯整理，沒有什么創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族資本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從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９年，中華民族工業的工廠數量從６９８個發展到１７５９個，增加了１５７．７％；資本從３．３億元增加到５億元，提高了５４．５％。新增加的資本額超過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資的總額。“五四”運動之后至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期間，中國經受了日本侵略、國內戰爭、資本主義大危機等沖擊，一方面經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當中的沉疴積弊并沒有消除。無論袁世凱及其繼任者的北洋軍閥還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都采取了許多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這個期間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時期，工業化水平和資本積累都有比較大的提高。

“五四”運動之后直到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有兩條線索。許多留學歐美的學者，接受了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回國后積極傳播歐美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另一方面，舊中國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使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迅速地在中國傳播。前蘇聯在較短的時間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工業化成就。這樣的事實對于以救亡圖強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當時國內的以西方經濟思想為主要理論傾向的學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濟學的初步繁榮：

３０、４０年代中國的折射

基本理論的掌握為系統分析現實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兩方面的學者緊密結合中國現實展開研究，現代意義的中國本土經濟學由是發端。從“五四”運動到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先后就幾個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爭論。第一，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期間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第二，與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有關，在３０年代圍繞中國農村經濟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也在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以及要不要進行土地革命；第三，３０年代，針對中國貨幣制度存在的問題，就貨幣本位展開了爭論。

承繼“五四”運動之前已有之勢，國內逐漸開始真正系統、全面地掌握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國內學者圍繞基本經濟學理論、部門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等所撰寫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１９１４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１９１５年回國執教于北京大學。１９２３年馬寅初和劉大鈞一道發起成立“中國經濟學社”，并長期擔任社長。他撰寫了許多經濟學著作，其《經濟學概論》是解放前流行的經濟學原理著作。部門經濟學也有長足進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經對“五四”運動以后至１９４９年期間中國國內翻譯和自編（撰寫）的經濟學書籍進行了統計研究。從中可以看出１９２９年以后中國經濟學的初步繁榮情況。這一時期之所以有這么多中文經濟學著作問世，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息息相關。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是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所謂“黃金時期”，開始出現工業的初步跡象，加上抗日戰爭對國防經濟建設的需要，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實業救國”一時蔚然成風，經濟學當然就有了傳播和發展的土壤。經濟學譯著以３０年代最多，其中１９３０年一年出版了６３本譯著。從國別構成看，到３０年代為止，由日文翻譯而來的經濟學著作雖然在數量上仍比以前有較大增加，但是已經不能像２０世紀前１０年那樣高度壟斷，其相對的重要性則已經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譯過來的已經大大超過了日文。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界已經不再滿足于翻譯由西方販運來的日文二手貨，也說明由歐美返國的經濟學家增多，逐漸支配了大學講壇。

３０、４０年代經濟學的繁榮還體現在專門性的經濟學刊物的創辦上。據胡寄窗先生估計，除了統計期刊外，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各類經濟期刊約為１１２種，其中２０年代有１０種，３０年代４８種，４０年代５３種。不過，這些刊物創刊后一年內就停刊的在半數以上，能維持一兩年之久就很難得了。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研究隊伍仍然很弱小，社會對經濟學的關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為數不多能夠長期支撐下來的經濟期刊中，屬于一般經濟理論探討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國經濟學社１９３０年創刊的《經濟學季刊》成績最為顯著，一直維持到抗戰前夕，是當時全國多數經濟學家支持、認可的經濟刊物。

在３０年代，學界圍繞中國本土的貨幣本位問題發生過爭論。國民政府于１９３５年實行法幣改革，放棄銀本位制，代之以金匯兌本位制。在這個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關于中國的貨幣本位問題，有人主張實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張實行金本位，有人主張維持銀本位。圍繞這些問題，馬寅初、楊蔭溥、劉大鈞等經濟學家都先后發表看法，產生了一些理論著作。如馬寅初（１９３７）的《中國之新金融政策》、楊蔭溥（１９３６）的《中國金融研究》、劉大鈞（１９３４）的《我國幣制問題》等。

另一個廣為關注的本土經濟問題是“經濟建設”與工業化。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期間，國民政府在工業化方面的政策稍見成效。抗戰爆發后，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為了國家的富強，奮力探索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途徑。張培剛教授的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在全面探討了工業化的定義、工業發展與農業改革的關系、工業和農業的平衡以及農業國和工業國的關系問題之后，就中國工業化面臨的急迫問題進行了分析。馬寅初的《中國經濟改造》、吳景超的著作《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何廉、方顯廷的《中國工業化程度及其影響》等，都是很有見地和影響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國學者在農村經濟方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堪稱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杰出代表。這其中有比較特殊的歷史原因。解放前中國是典型的落后農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最重要的地位，只有準確把握中國農村的情況，才能全面把握中國的經濟全貌。著名學者陳翰笙１９２８年受聘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在他的主持下進行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農村經濟調查。１９３３年陳翰笙發起成立了有５００多名會員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擔任第一屆理事會主席。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于３０年代曾就中國農村和農業經濟問題，與幾方面的理論觀點進行了爭論。同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還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經濟學家，比如后來名噪一時的孫冶方、薛暮橋、錢俊瑞、許滌新等，都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有不淺的淵源。此外，南開大學的何廉、方顯廷等人也對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何廉還被譽為中國最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著有《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

在其他方面，中國經濟學家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寶三的著作《中國國民所得》，是中國現代意義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開山之作；陳達的《人口問題》就人口理論、人口數量、質量、人口與國際關系等進行了分析之后，給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經濟學在中國已經走出了單純的學習、普及階段，出現了一批既掌握先進經濟學理論，同時又能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中國學者。總結解放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凡是在學術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國經濟學家，幾乎全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劉大鈞、馬寅初、何廉、方顯廷被稱為中國３０、４０年代的四大經濟學家，享譽國內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國外接受過嚴格、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同時又都懷著強烈的救國救民意識，努力用先進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當時的中國本土經濟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正如馬寅初所說：“如果只研究理論，試問對于今日的中國，實際上有什么好處呢？”

早在２０世紀，馬克思主義就開始在中國零星傳播。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則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是最早向國內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分析中國現實問題的理論家。１９３０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和譯著出版，也有不少關于《資本論》有關專題的介紹。在積極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同時，不少中國學者也在勉力進行本土化的嘗試。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該書自１９３４年北平經濟學社初版起至１９４７年共發行了１１版，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是銷行最廣的一部，其社會影響可見一斑。王亞南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著作最豐富的一位，《中國經濟原論》是其代表作。

經濟學的發展：

經濟發展的孿生兄弟

社會科學的理論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邏輯體系。一般來說，解釋的現象越重要，理論的影響也就越大。自１８世紀工業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是英國經濟，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臺先得月，因此，英國成為當時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著名經濟學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經濟理論研究中心和著名經濟學家的產生地也就逐漸隨之轉移到美國。

自１９２０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成立開始系統搜集宏觀經濟數據，以及１９４７年薩謬爾森出版《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以后，國際上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開始大踏步朝向實證化、數理化方向發展。然而，中國的經濟學自１９４９年開始，隨著國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經濟學家隨著國民黨政府搬遷到臺灣，在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學校繼續教授現代經濟學；有些則漂泊海外，當中一些人對國民黨政府在臺的經濟政策產生了不少影響；也有如蔣碩杰、費景漢、張五常、鄒至莊、劉遵義、李龍飛、蕭政等一些新、老經濟學家在貨幣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等領域在國際經濟學界嶄露頭角。

大陸本身則走向了另外一種發展方向。自１９５３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中國經濟體制就開始全面向計劃經濟轉軌，自從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后，除了繼續翻譯出版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圍繞總路線開展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下的工業化成為經濟理論界研究的核心內容。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一條快速實現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國家領導人優先考慮的對象，也自然成為經濟學界的中心工作。在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生活泛政治化，特別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經濟學研究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前，經濟學研究主要分為兩大塊，一是普及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二是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尋找支持現行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論根據，并對后者加以詮釋，增強其在理論上的合法性。

這一時期經濟學界比較著名的理論爭論有三起，即５０年代后期圍繞馬寅初“新人口論”的爭論，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圍繞李平心“生產力理論”的爭論，５０年代后期、６０年代初圍繞價值規律和孫冶方價值規律論展開的爭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核心觀點是主張人口增長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反對人口盲目增長。本來無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能推出這一結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受到批判，與馬寅初持相同觀點的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吳景超甚至被批判為“帝國主義的走卒”。李平心的“生產力理論”核心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框架內強調生產力的重要性，將生產力的“社會聯系”看成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在那個特別強調生產關系的年代，這一點被批判為將生產關系當成生產力的附庸。至于圍繞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引發的爭論，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理論和意識與不能取消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社會經濟現實之間矛盾沖突在學術領域的反映。對孫冶方的批判，只是因為他堅持價值規律高于計劃規律，與毛澤東等領導人強調計劃規律高于一切相沖突。用今天的標準看，５０、６０年代發生的三大理論爭論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從學術上講，基本上都屬于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詮釋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顛倒，經濟學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學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一部分經濟學家秉承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以論證和詮釋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為職志，特別是努力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為改革開放尋求理論支持。公允地說，這些研究雖然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但是針對性很強，在一定時期確實起到了從理論上證明改革開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知識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眼界也大大拓寬，而且隨著中外經濟學學術交流的迅速擴大，現代西方經濟學文獻大量流入中國，年輕的中國經濟學者們從中受益頗多，有的還留學海外，純粹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圭臬的年輕學者基本上沒有了，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越來越成為時尚。隨著西方經濟學的重新普及，運用現代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成果開始出現，并呈逐漸增多之勢。他們的研究同樣對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特別是９０年代以后，許多改革措施都凝聚著他們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輩經濟學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現代經濟學的影響，墨守傳統理論的已不多見了。

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而當中國經濟在下個世紀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強經濟的時候，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中國來。實際上，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已經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斷言，誰能成功地解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夠獲得諾貝爾獎。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最權威的七個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評論》（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政治經濟學雜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經濟學雜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經濟學季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計量經濟學》（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經濟研究評論》（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經濟和統計學評論》（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為例，它們在７０年代總共發表主題是中國問題、或者主題不是中國問題但涉及到中國問題的文章數為７８篇，８０年代為８２篇，而９０年代就增長到１３４篇。

在６０年代中期以前，華人學者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是很少的以后隨著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崛起，到國外留學研習經濟學的華人越來越多，華人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開始上升。８０年代以后，隨著大陸對外開放，到海外留學的華人更多，華人經濟學家隊伍不斷壯大，因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也就進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經有一部分華人經濟學家開始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有的還是以研究中國本土問題見長。可以預期，以研究中國問題為主的國內經濟學界將來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和地位會越來越大。

２１世紀：

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１００年了，回眸百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發展歷程，令人感慨萬千！“五四”運動前的中國經濟學發展實際處于起步階段，社會的重視程度也很有限。“五四”運動以后，國外社會科學思潮紛紛進入中國，作為其中一個重要分支的經濟學迎合了國內實業救國的需要，也在知識分子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在３０年代，經濟學在中國出現了初步繁榮的局面，那時的中國政局較為平靜，資本主義經濟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經世致用之學，第一次卷入了中國現實經濟生活之中，并產生了一定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一段較為曲折的歷程，從研究范圍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現代經濟學在大陸的正常發展中斷了。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９０年代以來，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大陸重新開始普及，并在年輕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現了迅速彌補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的趨勢。然而，由于長期封閉落后，在短短１０年、２０年的時間里既要消化國際經濟學界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積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蹤其發展前沿，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難免不走彎路。比如照抄照搬國外理論，而忽視了任何理論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發展階段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邏輯分析和經驗實證，理論爭論常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爭論等。尤其，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流下，整個社會出現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風氣，一些經濟學者也受其影響，發表的論文和著作經常出現抄襲和缺乏深入的邏輯分析、經驗實證等現象。

總結我國百年來的經濟學發展，國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屬于述而不作的性質，真正的理論創新少，介紹國外理論或以國外現成理論為框架研究中國問題或就事論事地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占絕對大多數。按現代經濟學的規范，建立嚴謹的邏輯體系并以實證資料對理論推論進行嚴謹的經驗檢驗的研究和著作還不多見。后者是我國經濟學研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并同時對國際經濟理論發展做貢獻的必由之徑。只要在研究規范上自覺改進，隨著２１世紀中國經濟的發展，致力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必然能迎來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第五篇：教學設計研究 百年回顧與前瞻

教學設計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

張 華

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論著選摘

【摘 要】 20世紀教學設計研究的發展歷程表明:教學設計研究與不同區域的整體文化風格有著內在關聯,北美與歐洲大陸的教學設計研究盡管有聯系,但差異是主要的。教學設計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表現在三個方面：在理念層面，建構主義認識論正在取代客觀主義認識論而成為教學領域的基本觀念；在技術層面，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引起教學領域的深刻變革；在基礎層面，教學論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學的應用學科，其研究開始置于多學科的基礎之

【關鍵詞】

教學設計

客觀主義

建構主義

儀器中心

學習者中心

一、20世紀教學設計研究的發展線索

20世紀是科學的世紀。在科學的世紀里，世間的一切都深深打上科學的烙印。如果說17世紀是理論化、系統化的教學論確立的時期，那么20世紀則是科學化的教學論確立的時期。所謂“教學論的科學化”，是指用典型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對教學進行研究，把教學論置于科學（主要是心理學）的基礎之上。如果說20世紀以前的教學論的研究重心主要是宏觀的教學哲學層面的問題的話，那么當教學論在20世紀進入科學化時期以后其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宏觀的哲學層面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微觀的“教學設計”問題。這是20世紀的教學論與以往時期教學論的重大區別。這里先分階段對20世紀教學論研究的歷程進行全景透視，以把握當代教學論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現實狀況。

（一）20世紀上半葉：科學教學論的早期發展。

在西方世界，教學設計研究存在兩種典型風格：一種風格是信奉“經驗主義”哲學觀，主要流行于美、英等英語國家；另一種風格則信奉“理性主義”哲學觀，主要流行于歐洲大陸。“經驗主義”強調環境對人的成長的重要性，強調經驗在學習中的重要性，因而把“量的研究”作為學習和教學設計研究的主要方式。“理性主義”強調理智的適切性（這種理智或多或少是與生俱來的），強調與理智相關的人的心理的結構與認知過程，因而在對學習和教學設計研究方法上“量的研究”不占主流，“質的研究”則成為重要方式。

在北美，形形色色的教學設計研究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座能夠溝通學習理論（如行為學習理論、認知學習理論）與教育教學實踐的知識的橋梁。教學設計因而發展為一種“規范科學”，旨在把關于人的學習的心理過程的研究與具體的教育教學實際問題的解決連接起來。這樣，20世紀的教學論也就逐漸成為教育心理學的應用學科。

20世紀上半葉，北美教學設計研究起源于幾個心理學家試圖把心理科學運用于教育情境的努力。杜威和桑代克為教學設計研究科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杜威早在1910年出版的《我們怎樣思維》中就設想建立一種特殊的“連接科學”，能夠把心理學研究與教育教學實踐連接起來，這種“連接科學”當然是研究如何設計教學的。與杜威相比，桑代克的貢獻更為突出，可以說他是美國科學教學論的奠基人、開創者。桑代克認為，通過動物實驗所建立起來的“聯結主義學習理論”可以直接運用于教學過程之中，他根據其學習理論建立起一整套包括任務分析、教學方法、教學評價、教學測量的教學設計體系。這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都為教學設計研究打下了基礎。

在歐洲，德國教育學家拉伊同樣在190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實驗教學論》，另一位德國教育學家梅伊曼于1914年出版了三卷本介紹“實驗教育學”及其心理學基礎的講演稿，他們兩人倡導“實驗教育學”、“實驗教學論”，主張把教育教學研究建立在生物學、生理學、實驗心理學的基礎上，運用實驗、觀察和統計方法，從而使教育學成為“科學的教育學”――“實驗教育學”。這開啟了歐洲科學化教學設計研究的先河。

（二）進制20世紀50、60年代：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理論的興盛與“三大新教學論流派”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教學設計研究在西方世界興盛有重要的社會背景。第一，“二戰”以后人口出生率迅速嗇。對當時的教育教學體制形成挑戰；第二，“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國防、科技領域的競爭，必然引起教育方法、教育技術和教學設計科學化水平的競爭；第三，50、60年代，西方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并向社會的各個方面滲透，當時北美的科技文化領域有一種把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向社會科學領域移植的風潮，而此時的心理學領域。行為主義心理學占主導地位，所以，當謀求教學設計科學化的時候自然會把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研究范式運用于教學領域。

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理論試圖把行為主義心理學與教學技術整合起來，把教學設計建立在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和先進技術的基礎之上。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理論的基本思路是開發一種教學程序系統以準確分析學習者的行為表現、確定要達到的行為目標、設計教學以達到預先確定的具體學習結果。這種理論還吸收了自動控制理論和系統論的因素，把教學視為各構成因素、流程和信息控制彼此之間相互聯系的復雜系統。這種教學設計理念早在“二戰”期間就被一些心理學家用于開發軍事訓練材料。

1954年，美國杰出心理學家、“新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斯金納發表了一篇題為《學習科學與教學藝術》的論文，該論文迅速掀起了一個關于程序教學和教學機器開發的運動。斯金納在文章中提出了“小步子、循序漸進、序列化、學習者參與、強化、自定步調”6個教學設計原則，從而確立了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的基礎。北美教學設計理論早期發展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如加涅、格拉澤、帕期科無不受斯金納的影響。程序教學的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歐洲，在歐洲引起廣泛討論。但是，由于歐洲大陸的教育教學研究受“理性主義”哲學支配。其教育學更多表現為“人文科學取向”。因此，當北美的教育科學和程序教學傳到歐洲以后，除一些熱心的支持者從教學技術的角度對之贊同以外，許多教育學者則從人文科學的角度對之批評。當程序教學運動衰微以后，更強化了許多歐洲教育學者和教師反對教學技術的偏見，這種狀況持續至今。

60年代的絕大多數時期，北美的教學設計研究依然建立于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基礎之上。這些研究試圖確定在教學中實施行為主義“刺激－反應－強化”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和程序，以保證達到規定的學習結果。這些研究的主要目標集中在行為主義的任務分析和開發學習的行為目標。行為分析的目的是確認學習者成功地守成教學任務所需獲得的一毓細小的、循序漸進的技能或稱“亞技能”，設計指向于獲得這些“亞技能”的具體的目標，使這些“亞技能”的獲得序列化，以使學習者最有效地達到預先規定的學習結果。這些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尋找關于學習者個性差異的變量。

在50、60年代，不僅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理論蓬勃發展，而且在西方世界還產生了一些對教學實踐很有影響的教學理論流派，統稱為“新教學論”。其中最有影響就是所謂“三大新教學論流派”――前蘇聯教育學家贊科夫的“發展性教學論”、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布魯納的“發現教學論”、德國教學論專家瓦根舍因和克拉夫基為代表的“范例教學論”。“三大新教學論流派”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革課程結構與教學體制培養獐優異的智力，進而推動個性整體發展。

（三）20世紀70年代：認知性教學設計理論的興盛。

從60年代未期開始直到整個70年代，行為主義在心理學領域的主導地位漸被認知心理學所取代，以認知心理學為基礎的教學設計理論開始興盛起來。到美國90年代，各種建構主義理論已經對美國的教學設計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歐洲，行為主義心理學從來就沒有像在北美那樣取得過主導地位。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就發展起來的認知理論到70年代依然保持強勁影響，像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在歐洲的心理學界和教育學界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所以，歐洲的教學設計主要是建立在認知理論的基礎上的。

但是，70年代以后興盛起來的認知性教學設計理論并非是對以往的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理論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在新的理論基礎上的超越。在北美，“任務分析”由分析人的行為表現以確定行為目標，轉向于理解不同知識和技能領域中“能力表現”的發展階段，研究者用“任務分析”去確定一個學科領域中能夠把“新手”和“專家”區分開來的不同的學習水平。許多研究描述了像注意和記憶等認知過程的復雜的結構和序列，并且發現，在具體的領域中，知覺在那些高度熟練的人的能力表現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歐洲也產生了一些新的“任務分析”的方式，比如有人開發出了內容取向的“任務分析”法，并將這種方法與標準參照測驗聯系起來。

加涅和布里格斯是70年代認知性教學設計理論的代表人物。加涅早在60年代就是教學設計研究領域中的杰出人物，不過這個時期的加涅是傾向于行為主義的。自60年代未以來，加涅把認知理論整合于其教學設計理念中，成為認知性教學設計理論的重要代表，加涅與布里格斯認為，教學設計應具備四個前提條件：第一，必須為個體而設計；第二，設計應當包括短期和長期的階段；第三，設計應當實質性地影響個體發展；第四，設計必須建立在關于人們如何學習的知識的基礎上。加涅認為人的學習是包括不同層級的。不同類型學習的內部和外部條件是不同的。加涅的教學設計理論正是基于其“學習層級說”的，教學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不同學習結果或能力的產生提供最佳學習條件。加涅和布時格斯的教學設計原理在70年代影響深遠。

（四）20世紀80年代以后：走向整合的教學設計理論。

進入80年代，北美的教學設計理論有一個基本趨勢，那就是把不同教學設計理論的因素與認知科學和教育技術學的發展綜合起來。那種開發唯一的、對所有教學情境都最有效的教學方式的理念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這樣的理念：根據知識和認知過程的我開發出適合于具體的、明確限定結果的最好方式。基于每一個學習者的進步和需要的教學變量和條件受到強調，教師的角色繼續變化，以對學習情境作出更靈活的反映。當教學設計研究者與計算機程序專家合作設計互動教學系統的時候，教學技術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

雖然許多教學設計專家（如加涅）繼續修改其理論以使其能夠適合于所有學習情境，但許多專家在80年代改變了其努力方向。這些研究者致力于分析既存教學設計理論，以確定其對處理具體教學情境的優勢與劣勢。這些研究者不是把現存理論中的因素綜合為一種新的“雜交理論”，而是試圖把最強有力的理論組合起來，以形成一種大規模的、包容許多可能策略的富有變化的系統。各種策略以新的方式組合起來，以便于確定哪些組合和序列明確限定的教學情境是最有效的。教學設計者進而能夠從這些大規模的、事例起來的教學理論中選擇某些具體環節以直接運用于他們所需要的學習結果中，這就使教學設計具有了很大靈活性。

學習者與媒體和環境的交互作用成為80年代教學設計關注的重要問題，該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80年代未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者繼續研究各具體知識和技能領域中的“能力表現”的過程和結構，并開發教學程序以培養這些能力。這類研究有兩個根本前提：第一，學習應當是情境性的，并且是一個指向于特定問題解決目標的積極的知識應用過程；第二，將問題解決策略模式化的重要性，與為新的學習提供動力的過程中沖突或錯誤的作用具有總體的一致性。總之，與行為主義者把學習者視為被環境所創造的觀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認知本位的研究者研究學習者積極改變環境并由此促進學習的方式。

二、教學設計研究的發展趨勢

教學研究或教學設計研究的一般趨勢可以從理念、技術、基礎三個層面加以概括。在理念層面，建構主義認識論正在取代客觀主義認識論而成為教學領域的基本觀念。在技術層面，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引起教學領域的深刻變革。在基礎層機，教學論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學的應用學科，其研究開始置于多學科的基礎這上。

（一）在理念層面，建構主義認識論正在取代客觀主義認識論而成為教學領域的基本觀念。

在理念層面，建構主義認識論正在取代客觀主主認識論而成為教學領域的基本觀念。

傳統教學領域中占支配地位的認識論觀念，不論是行為主義還是認知主義，都屬于客觀主義的范疇。客觀主義認識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從“實在”的性質來看，“實在”是客觀的，是外在于人的心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的心靈、意識、思維是主觀的，是被“客觀實在”所決定的；第二，從知識的性質來看，知識即是對“客觀實在”的摹寫或反映，知識的趔性是由其與“客觀實在”符合的程度決定的，知識因而是客觀的。由“客觀主義”知識觀必然派生出決定論的知識觀和還原主義知識觀；第三，從科學的性質來看，科學是知識的代表或典范，是“真知識”、有價值的知識。科學的使命是發現與“客觀實在”相符合的“價值中立”的“客觀真理”；第四，從人際互動的性質來看，真理是由少數科學家、專家學者經過嚴密的科學發現過程而獲得的，“趔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蕓蕓眾生只是接受和傳播專家們所發現的“真理”，這必然導致權威與服從的人際關系。

在客觀主義認識論看來，教學過程即是傳遞客觀知識的過程。作為知識傳遞過程的教學也具有客觀性，它是由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教學結果完全是可預期的、可重復的。因此，教學應遵循客觀規律，遵循固定的程序和步驟。由于復雜知識可以還原、分解為簡單知識，因此可以對知識教學進行細密的程序設計，這顯然是行為主義教學設計理論的基本觀點。受客觀主義認識論所支配的教學必然具有控制性質。教學是傳遞固定的、程式化的“客觀”知識的過程，學生的心靈是被教學過程塑造的對象，它需要忠實地接受以分辨別類的學科形式體現出的“客觀真理”。這樣，學生必然是被動的，教學即是對學生施加控制的過程。

建構主義認識論是對客觀主義的根本超越。建構主義的基本內容也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就“實在”的性質而言，人的心理表征與外部世界一樣擁有“真實”的存在狀態；第二，就知識的性質而言，知識是個體建構的，它內在于人的心靈之中，而不是外在于世界之中；第三，就科學的性質而言，科學是一個創造意義的活動，這種活動像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樣，也是帶有偏見并經過人的價值觀念的過濾的。價值是中立的，與意義無關；第四，就人際互動的性質而言，我們依賴于共享的或協商的意義，這些意義在本質上是合作產生的，而不是依靠權威或經過操縱而產生的。

由此看來，建構主義不是一種具體的哲學流派，而是當今許多哲學思潮的共同主張。從英美哲學來看，實用主義、新實用主義、后分析哲學、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哲學思潮在認識論上都有建構主義的性質；從歐洲大陸哲學來看，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解釋學、批判理論、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思潮也都有建構主義的性質。因此，可以說建構主義認識論體現時代精神。

在歷史上對建構主義理念作出突出貢獻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包括皮亞杰、布魯納、維果茨基等。當代西方的建構主義則是在充分吸收了這些學者的基本主張的基礎上，又融合了像后結構主義、解釋學、批判理論等哲學思潮以及認知心理學的最新成就。由此形成形形色色的理論主張，如激進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信息加工建構主義、社會文化認知觀、控制論系統觀等等。

為了進一步理解形形色色的建構議的性質，可以從知識形成的兩個“連續體”進行區分。第一個連續體是“外部輸入――內部生成”連續體。知識是從外部輸入人的心靈的，還是人的心靈內部生成的？這是客觀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分水嶺。客觀主義認為，知識是從外部輸入人的心靈的，人的心靈具有受納的性質，學習過程就是要接受來自外部的刺激或信息，接受人類已有的知識體系。建構主義則認為，知識是人的心靈在與外界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從內部生成的，人的心靈具有自覺能動性，學習過程是主動建構過程，是對事物和現象不斷解釋和理解的過程，是對既有的知識體系不斷進行再創造、再加工以獲得新新的意義、新的理解的過程。盡管所有的建構議者都雍知識是主體與客體在相互作用過程中主動建構和內部生成的，但不同建構主義者對主客體的關系的理解存在差異。如果認為人的心靈在知識形成過程中處于絕對支配地位而外部世界則沒有任何獨立性，那么這種建構主義就是“激進建構主義”。

知識形成的第二個連續體是“個體――社會”連續體。建構主義都認為，主客體的交互作用是知識形成的基本機制，但對這種交互作用的性質存在不同認識。有人區分了三種知識建構：個體的建構――個體與其環境的交互作用；個體間的建構――兒童與兒童、兒童與成人間的交互作用；公共知識建構。持第一種建構的主張可統稱為“個人建構主義”，這種觀點強調認識活動的個體性質，只有個體與其環境的交互作用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識。持第二、三種建構的可統稱為“社會建構主義”，這種觀點強調知識建構的社會性質，強調合作、交往和共享在知識形成中的作用。

這樣，從知識形成的兩個連續體我們可得出四種基本的建構主義――激進建構主義、溫和建構主義、個人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這四類建構主義彼此之間是相互交叉的，如個人建構主義往往持激進建構主義的主張，社會建構主義則往往持溫和建構主義主張。

如果說客觀主義使教學成為人的控制過程的話，那么建構主義則使教學成為人的解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是知識建構的主體，通過知識建構過程而不斷提升自身的意義和價值。

（二）在技術層面，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引起教學領域的深刻變革。

21世紀人類將全面進入信息時代，信息時代以計算機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全面深入運用為特征。在教學領域，盡管人們對計算機的不恰當運用不無擔憂，但是，計算機在教學領域運用卻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這種意義不僅表現在引入了一種新的教學媒體，更根本的是引起了教學交往方式的深層變革、教學價值觀的深層變革。

“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將引起教學領域的革命。信息社會是一種“網絡化社會”，“網絡化社會”的基本交往方式可以稱為“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這種交往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時代的人展開便捷的交往，使人們很容易與世界上著名的信息資料中心聯系起來。地球變小了，人類彼此之間在心靈上靠近了，這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所發生的最深刻的社會變革之一，這種變革所帶來的社會意義和精神意義僅僅是初露端倪，還并未充分表現出來。“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運用于教學領域將會引起一系列深刻變革：第一，教學成為“網絡化交往”。面對面的、發生在真實時間之中的交往僅僅是教學的一種形式、一個組成部分，把學校與社會隔離的藩籬已被“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徹底拆除，教學成為全球化、網絡化的交往；第二，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方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班級授課制及相應的講授教學法已不適應網絡化教學的需求，需要新的多樣化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第三，課程囊括了學校資源和社會資源。當教學成為“網絡化交往”之后，課程就不再只是局限在學校范圍，更不會局限于書本知識。通過計算機網絡，全球范圍的課程資源盡收眼底，教育因而出現了新的面貌；第四，“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為遠距離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它比傳統的遠距離教育方法更加互動，也更迅捷地提供教育信息。當然，“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對教學所帶來的實證性影響還遠未充分表現出來。但僅根據上述影響就足可預知：“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將成為教育和培訓的一種新的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過分運用“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也存在潛在的危險和不利因素。比如，這種交往排除了許多非語言交往的因素，而在面對面的討論中，非語言交往是很重要的。再比如，過分運用“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可能會影響人的社會化過程的某些方面，從而對人的性格和人際交往技能的發展造成損害。

“智能教學系統”或“智能計算機輔助教學”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盡管在斯金納程序教學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漸趨式微，但隨著計算機智能水平的提高和新的軟件的不斷開發，“智能教學系統”表現出新的微型機和省略。新時期的“智能教學系統”超越了斯金納程序教學理論的限制，積極吸收了新的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觀念（如建構主義），并把“計算機為媒體的交往”整合于自身之中，從而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未來教學的發展方向。

盡管信息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濃度和廣度向教學領域中滲透，但教學設計者將越來越指向于發展“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技術觀，而不是“儀器中心的”教學技術觀。“儀器中心的”教學技術觀是極狹隘的，是早期的“計算機輔助教學”的基本特征。當今的教學技術越來越強調學習者中心，通過不斷開發與硬件相適應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軟件，日益提高人機協作和互動的水平，日益提高計算機傳遞系統的效率。新教學技術的利用，比如互聯網絡和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可以建構豐富的、反思性的學習情境，從而為學生的自由探索創造機會，可以說，計算機的最大教育價值在于使學生成為課程與教學的主體，讓學生獲得學習自由，為學生提供可以自由探索、嘗試和創造的條件。這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技術的發展趨勢非但不會降低未來教學設計中技術進步的重要性，反而會為日益進步的教學技術找到意義之源。

（三）在基礎層面，教學論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學的應用學科，其研究開始置于多學科的基礎之上。

20世紀的大多數時期，教學和教學設計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教育心理學的基礎之上的，教學論因而成為教育心理學的應用學科。這種教學論是受“科技理性”所支配、受客觀主義認識論所控制的，因而這種教學論是受效率驅動的，指向于對教學和教學設計過程的有效控制。當教學論走出“科技理性”的狹隘視域的時候，它不再只是效率驅動和控制定向的，更主要的是指向于對教學和教學設計過程的理解。這時，教學和教學設計研究開始置于多學科的基礎之上。哲學、心理學、社會科學、計算機科學、系統動力學、傳播學。等等，都成為理解教學和教學設計過程的基礎學科。

從研究方法看，行為主義研究范式將不再支配教學領域，代之而起的是多種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各種形式的“質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結合將是教學研究方法的主要趨勢。

注：

① See Tennyson,R.D.,Schott,R.,Seel,N.M.,and Dijkstra,S.(eds.)(1997).Instructional Desig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Volumel: Theory, Research, and Models).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p.1-16.② See Wilson,B.G.(1997).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vism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In Dills,C.R & Romiszowsky, A.J(eds.)(1997).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p.65.③參閱陳琦、張建偉：《建構主義學習觀要義評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8年第1期。

④ See Romiszowsky, A.J.(eds.)(1997).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pp.xxviii-xxix.⑤ Ibid.,pp.xxxix-xxx.⑥ See Tennyson,R.,Schott,F., Seel,N.,Dijkstra,S.(1997)(eds.)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Volume 1: Theory, Research, and Models.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p.11-12.⑦ Ibid.,p.12.文章選自《教育科學》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