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的挑戰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其的引領

自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由于它自身的科學性，也更由于其代表廣大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而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20世紀上半葉，也確實在馬克思主義的引領和鼓舞下，各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許多艱苦卓絕的斗爭。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人抓住了歷史賦予的機遇，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之間的世界大戰，推翻了本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也由此在這些國家中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國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從而團結億萬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時，伴隨著現代化的發展，我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擴大、拜金主義盛行、貪污腐敗層出不窮等等問題，而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全球化趨勢和科技信息化的發展，非主流意識形態不斷蔓延，各種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錯誤思潮和思想觀點不斷滋生，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首先是對于廣大群眾，意識形態的引領必須十分注意方法。雖然，黨和政府一直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和宣傳，但是多年來效果并不理想。這固然與大環境中客觀存在的諸多問題有關（它們的克服要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制度的完善），也與我們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工作不力有關。我們過于強調灌輸，但是在循循善誘上還很不足，結果是形式主義嚴重，教師本身就言不由衷，學生就更不當回事，甚至產生反感。理論和實際的脫節使之往往一到社會上就會顯得軟弱無力。

其次，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更要注意的是意識形態能否主導社會輿論的問題。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媒體對輿論導向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媒體的作用日益為人們所重視，通過媒體擴大自己的知名度從而謀取自己私利的最大化，也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特點。與此相應，媒體的各種惡意炒作也就成了一種通病。商業文化的泛濫，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乃至色情、頹廢、暴力等等不良文化充斥在媒體上，成為社會的公害。媒體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如何起到正確思想引導的作用，實在是場嚴峻考驗。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這句話在今天更加顯出了它的實際意義。“唯一準則”、“最高準則”，已經被一些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的人丟到一邊去了，在市場大潮下，由于利益的驅動和認識之不足，這些部門的指導思想、改革設計乃至制度安排偏離了鄧小平所說的原則。這些偏離已經造成了不少惡果，引了廣大群眾的不滿。

最重要的是是無序的社會意識形態掏空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共識。30多年社會轉型將中國社會從大一統的國家控制中解放出來，社會自主空間漸漸擴張，社會意識形態慢慢生長。其中，一個突出變化就是:物質欲求以及個人利益的覺醒。在改革開放之前，人們飽受極端禁欲主義以及畸形集體主義之苦，強迫人們去追求所謂杜絕私心、私利的“道德烏托邦”，矯枉過正，導致整個意識形態的系統崩盤。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社會意識“收復失地”的過程。但是，社會意識的擴張不是理性的，存在一種報復性的反彈，過去那些被壓抑的欲望和意識，以加速度的方式瘋長蔓延開來，充斥于各類社會空間。這種非理性蔓延會抑制理性的生長。“狹隘的極端主義”、“詭辯的相對主義”、“不加分析的懷疑主義”即是這種非理性的社會心態。理性是社會意識的清醒劑。失去理性支撐的社會意識，一旦蔓延開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它與愈來愈峻急的社會情緒結合，形成巨大的解構力量。

當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面臨著這樣現實：價值共識缺失，找不到價值，即便有，也是局部性的，不穩固的。在價值判斷問題上，對于個人而言可能是理性的，表現為在個人利益的算計上往往是清醒的；但對于社會共同體而言，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為沒有辦法把一個個原子化的價值個體用一個共同的價值紐帶聯接起來。個人的理性與集體的非理性并存，造成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極端無序性。而且，這種無序的社會意識對一個社會共同體的良性發育是不利的。所以，面對這些問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在中國社會起引領作用，需要中國共產黨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由于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不正確理解，一些人以為和諧就是一團和氣，不能講斗爭，甚至也不能進行批評了。其實不然，和諧不是沒有矛盾，也絕不是不要斗爭，而是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在人民內部絕不能搞殘酷斗爭；人民內部也會有犯法的事情，這些要由執法機關依法處置；人民內部的不同觀點和意見，則必須通過“團結—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來處理。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擺事實、講道理，不以勢壓人，也不能采用無限上綱的方法，是人們相互學習、相互批評，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凈化自己靈魂的方法。這些年來，我們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少了，庸俗的作風多了。它是導致社會正氣不足、歪風邪氣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就必須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開展以團結和進步為目標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只有這樣，才能把意識形態的引領作用落到實處，解決好人們思想上的問題和疑惑；也只有這樣，才能在積極向上的氛圍中，既活躍思想，又逐步形成共識，心情舒暢，和諧相處，共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理想的實現而奮斗！

同時共產黨是我國的政治領導力量，是先進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首先加強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和領導，確保指導思想的一元化，防止多元化的思想侵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階層，造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領導階層的喪失。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倡導者，共產黨的身體力行，定會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輻射力，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可。加強黨的建設，不僅僅是從理論上提高，更重要的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定要克服現在社會中存在的領導干部只注重理論，卻不付諸行動的現象，否則，不僅不會起到作用，反而會起到反作用。

為實現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引領，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宣傳文化陣地建設。歷史經驗告訴了我們宣傳文化陣地的重要性，你不去占領，其他思想就會去占領。我們要牢牢控制住各種文化傳播途徑，尤其要加強網絡管理和監督，絕不給錯誤的思想意識提供傳播途徑。另外，過去我們在宣傳方式上的誤區，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外在形象，所以，我們要改變宣傳方式，注重理論宣傳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注重宣傳要適應時代的變化，一定要注重現實生活的實際意義的重要性，將理論與現實生活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和優越性。

第二篇：論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

論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基于自身利益對現存社會關系自覺反映而形成的認知體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藝術、宗教等社會學說及觀點所構成，反映了一定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并為其服務，成為其政治綱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社會思想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精辟地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①任何社會都存在著主流意識形態和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一個社會思想文化的中樞和支柱，構成一個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礎和載體，起著擴大政治認同、進行政治整合、規范政治行為、增強政治體系的合法性、促進政治穩定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主導地位得到確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仰并認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社會利益集團的分化，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多樣化，主流意識形態趨于弱化、淡化，非主流意識形態發生了十分復雜的分化。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各種社會思潮如新儒學、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利己主義、后現代主義、拜金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這些社會思潮的意識形態理論通過各種渠道如國內學者的闡述和發揮、文學藝術、影視媒體以及互聯網等廣泛地傳入中國社會各階層，從而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

第一，信仰和認同發生危機。由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遭遇挫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跌入低潮，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敵對勢力傳輸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加上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時期，因而社會各界有些人深受影響，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迷茫、模糊、動搖、失落甚至淡漠，政治信仰發生危機，道德規范發生困惑與失范，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等思潮泛濫，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遭到巨大沖擊。

第二，意識形態發生分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社會的經濟成分、物質利益、生活方式、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的思想狀況也日趨復雜多樣，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多樣性已經成為我國思想文化領域不容忽視的客觀現實。因此，不僅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出現了非主流意識形態，而且非主流意識形態也日益分化和多元化。這深刻說明了主流意識形態所受到的巨大壓力及所承負的引領和整合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巨大社會責任。

第三，主流意識形態被淡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是一種經濟形態，同時也是一種價值體系，自主、平等、競爭、信用、法制等觀念，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市場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和市場經濟的趨利性，不僅導致人們價值觀念的多元化，而且也使人們更多地關注自身的利益。經濟全球化不僅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則去選擇和評判意識形態，而且也使人們會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主流意識形態被沖擊、被淡化甚至被重構的傾向日益突出。

盡管我國現階段存在著多種意識形態成分，但是，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中居于核心地位，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不容否認的。馬克思主義第一次正確揭示了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結合新的時代特征、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和新的科學成果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不斷得到創新和發展。在俄國，列寧曾經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俄國實際結合起來，創立了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在中國，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性飛躍，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在世界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許多共產黨人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本國的國情不斷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創新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創新和發展、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長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戰斗力之所在。

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和發展、與時俱進，說明了一個很深刻的道理，即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引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設和發展。面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所遭到的巨大沖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迫切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為指導，回答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為指導，對新現象、新問題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和總結，不斷推出有理論深度、有社會影響、有創新價值的理論成果，豐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體系，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戰斗力、吸引力，真正成為社會思潮的主導力量，為社會大多數成員提供精神支撐。

第三篇：中國社會發展趨勢

21世紀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新趨勢

21世紀是一個“文明大轉換”的世紀。21世紀的中國社會在變革：社會成分日益復雜，社會結構再度調整，社會利益重新分配，社會生活急劇變化。在社會職能不斷轉變與完善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是現代社會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生活、醫療、教育、服務、調節等廣泛領域中去實現人與社會和諧一致，促進社會進步的專業與實踐。社會工作研究與實踐者，面對社會變革帶來的新情況、新變化、新問題，必須去了解、去適應、去解決。

中國社會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發展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具現代意義的社會工作產生之日起，各國的社會制度如社會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掌握專門知識的人去具體實施，并使社會福利等朝著社會工作研究指引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作為活動的準則、作為調動和約束人們行為規范的社會工作相關政策，有了長足進展。政策理論研究，亦結合各國的實際正逐步深入。中國的社會工作開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紀初，中國的歐美留學志士，就對社會工作開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牽涉面是局部的，發展是緩慢的。新中國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來，在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教育、保健、服務、行政等社會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對個性的政策規定，另一方面更重視諸多方面的政策理論研究。發展意味著在現實基礎上的提升。隨著社會各層面的深度改革，穩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弱勢人群追求，這促使社會穩定機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著作為有效機制的社會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據社會工作的鮮明的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針對我國社會工作現狀遠遠不能滿足客觀需求的事實，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紀，中國社會工作在政策上必將有一新發展。

一是根據不同內容，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體系。如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社會保障體系“在?九五?期間，要加快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存在城鄉差別的社會救濟制度將向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在21世紀，社會互助政策、法規將臻于完善，工作機構和運用體系趨于完整，形成規范化的社會互助制度。加強社會工作考量及服務評估制度。確立社會工作者應有的職業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證下開展工作，制定社會工作者職業道德教育規劃規則等等。

二是鑒于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現實，采用靈活的政策制定形式。從東部到西部，從城市到海島、到農村、到山區，我國社會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國各項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紀一個發展趨勢。在利用現有的政策資源，在引進、消化、本土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較規范的法律、法規，以國家行政機關頒布的形式固定并實施。社會工作政策也可以針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存在的差異性，以全國性的法律、法規為依據，制定實施范圍相對限制的相關政策。社會工作政策還可以注重專項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如結合社會工作資源與特點，民間群眾團體制定一些適用于團體內部的條例、規定、指示，具化為符合社會工作對象特點，操作性強的要求、方法與措施，并在實踐中完善。如中

國志愿者活動，經過幾年的發展與運作，就很有必要將之制度化，健全機制，有明確的章程制度、志愿服務站、扶貧接力、社會招募等志愿服務項目完整的運行規則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會工作政策的實施能力。改變多頭管理的現狀，向統一管理機構發展。改變政策制度的實施機制與監督制度較為薄弱的現狀，執行與監督分設，加強法制責任制度。改變當前政策實施范圍大部分局限于城市的傾向，面向廣闊的農村新天地，擴大政策有效覆蓋面。在實施過程中，時刻接受社會工作實踐的評判與檢驗，及時作原有政策修訂、補充與豐富。及時注意與社會各項政策的配套與銜接。

中國社會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擴大

一是城市社會工作新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研究。當前學術界普遍認為，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卻未達到工業化初期水平。調整社會結構已是當務之急，亦是趨勢。國家也要加大力度，采用適當的政策加快城鎮建設。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強，個體心靈封閉日益加深，心靈對可以產生共鳴的空間需求日益強烈。每個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來的自我，他們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認同，增加“人”與“域”之間的契合，這對社會工作的研究與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紀，作為城市基本細胞之社區，隨著其功能的完善，人們對社區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無論采取諸如“新老樓區結合”、“現代化小區”、“高層建筑”、“企業封閉小區”等模式，社區都離不開地域條件，因地理環境（自然的、文化的、經濟的）、人員結構的差異而各不相同，社區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這是社會工作新的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

二是農村（包括海島、山區、水鄉）區域社會工作新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研究。在側重都市社會工作研究同時，另一個現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視的社工領域占地球版圖相當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農村，包括海島、山區、水鄉等區域社會工作研究，在21世紀，將成為社會工作研究的重要領域。各個社區將要根據不同的區情、縣情、鄉情來確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島特色、山區特色、水鄉特色的社會工作新路子。同時，為大多數人謀求利益的社會活動必須在各地方得以實踐，像健全農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實保障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者的合法權益，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等農村區域社會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將是社會研究的重要內容。

中國社會工作社會化研究新趨勢

一是加強社會工作對象社會化研究。人的社會化，是人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與周圍他人的聯系與互動，不斷反映并調適與他人關系，形成人的社會屬性，促其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21世紀人的社會化的內容形式將更為廣泛。從20世紀的“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乃至更高層次的社會活動家，21世紀人的社會化，突出表現首先是融入市場，在更為激烈、更為成熟的市場競爭中，具備更深蘊意；其次是走向社會，21世紀將改變20世紀以來的個體在社會上有單位行政領導，在家庭中依靠家長親友的狀況，跳出行政與家庭親屬網絡的社會支持體系，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實現文化的融合、心理的歸依，尋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新的和諧。社會工作一個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網絡，協調關系，擺脫困境。因此，在人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針對上述特點，針對人們在教

育、生活、就業、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應使“多數人為少數人服務”與“少數人為多數人服務”相結合，遵循個人目標與組織相一致的原則。如社區工作的開展采取聯合體、聯絡站、聯誼會等多種形式，不僅僅從管理性、保護性上服務，更從發展性服務著手。

二是強調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工作程度。社會工作主動參與性與社會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為21世紀文明標志的環保問題，其關鍵是建立公眾參與的社會環境與社會機制。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不僅是一種有效的社會監督，更是一種有效的自我教育與社會教育。社會工作的社會化理論，重要一個方面是意欲尋找社會工作的主動參與的準確契合點，以提高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三是探索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工作模式。這是近年來形成的創新思路。針對人們的衣、食、住、游、購、娛生活領域的無限拓展，社會工作模式值得探討。如今后社會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對減弱，但其作用發揮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并持續，因此，要發展社會化的、具有一定獨立資金與資源的民間機構并探索新型的工作機制。如社會保障體系，要逐步形成獨立于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管理服務社會化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又如社區服務的可持續發展，要增加感召力、號召力與影響力，建立社區工作社會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發展的態勢。

中國社會工作“網上社區”研究新動向

21世紀，更加豐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來越多的各階層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為“網友”，使他們沉湎于“網上世界”。他們為了過網癮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資電腦硬、軟件。“網上一代”在網絡中獲得知識、交流思想、參與活動。一個“虛擬”的社會大群體現實地存在著。面對由此形成的更機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際，如何建構“網上社區”結構、機制和功能，把“網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發展？

社會工作必須結合自身特點和“網上社區”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區域，通過建立“網上社區”，發揮其正面效應。社會工作介于以法律、法規、行政力量等對個人與社會實行強制性干預和以輿論宣傳、思想信仰、倫理道德等力量對個人與社會產生導向性干預這兩者之間，而網絡，其涉及領域寬廣，很難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規去約束網民的行動，何況，“網民”更具有匿名性、間接性等特點。社會工作“網上社區”社區工作的開展由此更具挑戰性。“網上社區”社會工作因此更應注意強化對策性研究，找問題、擺原因，更要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緩解矛盾。“網上社區”的工作思路要突破傳統在封閉環境中建立的說教式的意識形態，結合傳統的工作方式與思維模式，采取靈動活潑的形式，融入“網民”生活，激活“網民”的主動性與參與性，不斷放大、增加認同感與歸屬感，并可探索在新領域建立相應專業化的“網上社區”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廣東深圳市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設在互聯網絡上的“深圳青少年網”，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會，通過開放各種學習培訓、法律輔導、心理咨詢、就業指導、婚戀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網點，設立“網上文學社”、“網上學院”、“網上義工站”，將這納入大范圍的、普及的社會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團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讀書網”等，亦發揮強大先發優勢、領域優勢，“寓教育于服務”，做好引導青年、教育青年與服務青年的工作。

“網上社區”的社會工作必須利用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提高其響應速度、服務效率。將計算機管理、信息網絡技術、中介服務、城市救助、再就業等內容引進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提高服務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滿足成員要求，使信息資源、服務資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國社會工作者專業化與職業化研究新態勢

目前，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社會工作實踐者對社會工作的認識是有距離的。政府部門多從社會工作管理層面來考察，專家學者多從學術、理論高度進行分析，社會工作實踐者多從教育、服務細節入手。如何使這三方面有機糅合，使理論研究、實際操作與對策性研究相結合，形成“三位一體”的統一狀態？根據國情，應經常組織由黨、政、團、院、所等人員參加研討座談會；組織省、市、區社會工作的經驗會、理論會、觀摩會等，使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達到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培養造就既具有科學理論，又具有實踐經驗的成功職業工作者。

社會性工作必然以人為本，以前述的社會化為基礎，以法制化為保障，以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為方向，全面注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專業建設。建立并擴展專門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實用可行的系列訓練課程，加強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在學科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培育學術環境、氣氛與條件，為人才的成長與學術的成熟做一些實質性的工作。目前，我國社會工作教育尚處于恢復發展初期，專業教育的現狀遠未達到現實對專業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應大力加強學科建設，拓展學科領域，擴大招生對象，廣泛吸引有志于社會工作的青年學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用社工的方法和價值觀去應對實際問題，從而走專業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二是專門機構建設。建立有專門從屬的社會工作團體及下屬從事各類福利服務的機構。既讓專業教育的社會工作者有專門的實踐部門，又為社會工作者提供職業崗位，壯大專門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的骨干隊伍，并為社會上熱心于社會工作的義務者，創造他們投身于社會的大服務中去的有利環境，使之在參與和體會中得以成熟。

三是專業制度建設。建立公認的職業守則和保證守則被執行的審核與證照制度。建立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職業權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工作者的錄用與聘任制度，建立激勵機制與制約機制等等。唯有如此，社會工作者才能不是單憑愛好、興趣而業余的、義務的，亦使社會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有切合實際的政策依據、法律依據，更讓政府行政機構依法管理、監督如社區等的工作與對象。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社會工作者以其專業化、職業身份得到社會的認可。從而使社會工作不只是專業化的解困救難手段，更為保障良好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環境，維護社會穩定發揮專業功能。

第四篇：中國社會筆記

中國社會

導言 見筆記本

第一講 社會身份與集團角色

社會身份——主要討論的是在社會中扮演的公共角色。

幾個關注的問題：

1，集團的身份和角色

比如說，士紳的消失——是消失還是轉化？

2，權力的分化和結構的關系

比如說士紳和官員的權力是怎樣分布的？——中國基層政府行為與士紳階層的消失的關系。在傳統社會，國家和士紳的權力的功能、類別、分化，治權領域的分化。是集權還是分權？

參見費孝通對于這一問題的看法。《皇權與紳權》

中國租稅關系復雜，農民起義時抗租還是抗稅，需要區分看待。

3，官僚和君主的關系 韋伯對于官僚的看法，把官僚放在現代化過程中來看待，他對比的是官僚制與其之前的統治形式——君主制的關系，探討在從君主制向官僚制轉換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

官僚除了服務于君之外，還增加了新的服務對象——民，因稅收的產生，君主與貴族富人形成對立，最終達成協定，引進官僚系統來執行協定，最終形成“君主——官僚——國民（富人貴族）”的管理模式。國家作為一個政治機構發生了轉型。

韋伯討論的理想類型：隨著時間發展，君權和官僚集團的權力發生分化，君權——》政客，關心權力的獲得，通過交易來處理權力，代表支配性利益團體的利益。官僚集團——》公務員，中立于利益團體等沖突派別，穩定于專門的程序，根據資歷、考試、技能產生和晉升，服務于國民。雖然官僚系統最終變成一個黑洞，但這一發展比起君主制仍是一個進展。在一些國家，政治變動可以頻繁，但國家管理仍井然有序，原因就在于此。

參《叫魂》，孔飛力在韋伯的框架下探討中國官僚和君主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是挑戰了韋伯的理論。專制權力（君權）與常規權力（官僚）在中國并非不能共存，而是相互依賴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主子和臣之間的關系，君依賴于臣的原因是信息的獲得而膩煩與細節，另一方面卻對臣權感到不安，因此常通過超越常規權力在社會底層發起運動來重塑權威。臣方面由于沒有安全感，采取“跟人而不跟規矩”和消極作為的作風，充分利用自己舉薦的權力來編制保護網。君臣運動你來我往，循環往復。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政治問題可以被定義為行政問題，行政問題也可以被定義為政治問題。薦 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

閻步克

4，知識分子

成為皇帝的老師——古代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古代知識分子沒有專業分工，而是高低地位差別。對于文科知識分子（師，圣）是掌握規范性知識的人，與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匠）有著不同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對近代知識分子角色轉變的幾大影響：

革命時期，近代知識分子的分化，一些投身于革命，一些跟隨某些政客。革命使得知識分子的身份發生轉化，從“圣哲”到“救國”，從“啟蒙”到“革命”。權力和分派取代了知識和自由。李澤厚對此曾進行批判，救亡壓倒啟蒙。

解放后的政治運動。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對于知識分子產生沖擊，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大師，圣哲”，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發生巨大分化。擁有圣哲目標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越來越少，并且知識分子共享的價值目標不再專一。技術性增強，政治性淡化。

多元價值

專業分工 市場化 ——》知識分子的變化

第二講 社會組織

重點：中國社會組織的特點和變化，中國社會組織相對于現代性的組織有什么特點？

1，《國家與社會革命》：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征 ——農民村社

中國的基層社會組織是農民村社，其基本特征有三：擁有的土地邊界十分清晰；抑制個人的土地擴張；限制資源的流動。

2，韋伯——家長制（亞洲社會）

第一點談到的主要是對外關系的特征，對內關系的特征主要是家長制，包括如下特點：獨一無二的權威人物，一般是實物性而非貨幣性的報酬，權威人物往往是獨裁者，是一種個人化的支配關系，森嚴的等級制同時又帶有家長的溫情。

3，許鋃光——初級組織與次級組織

研究的視角主要看支配性的組織是什么，是初級組織，次級組織還是轉型組織？ 初級組織和次級組織的對比：時間性，初級逐步發展為次級。性質上，初級組織是一種個人化、等級制的關系；次級組織則是非個人化和非等級性的。中國社會基本上沒有發展出標準的次級組織，主體是初級組織。次級組織是民間的、非親屬性質的、自主發展的組織。

中國清末曾出現過次級組織，比如一些自愿的士紳集團、學徒組織、教會、同鄉會、茶館等，但后來的革命掃除了這些組織，最終被自上而下的統一的組織代替。在美國，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與中國不同，其中次級組織起到很大作用。為什么次級組織能夠發展出公共利益？

費孝通“差序格局”，親疏有別，派系和關系結構發展，造成不同派系中間的結構洞（Structure hole）和具有橋梁作用的人。中國的忠誠在于“跟人”而不是跟“某種原則”，但是“跟人”是否也能看作是某種原則。比如群眾忠誠于毛，還是其思想體系和原則。

4，庇護關系 參見《禮物》。網狀結構，上下級之間“照顧、優惠、保護”與“忠誠、服務、禮物”的交換形成的庇護關系網，相互都有特定的責任與義務，二者是“不平等的友誼”，但整體上是互惠互利的，提供各自所有的資源，交換自己所需的資源，是一種工具性和依賴性的關系，追隨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聯系對方，而非是因為同意對方的觀點，因此是對人不對事的。這種關系是強調信用的，不能容許背叛。給予和要求幫助都是具有正當性的。這種組織的形成，并非由于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各自對資源的需求，這種關系是以個人身份組織起來的關系，團結性和內聚性很高，因此組織化程度高，中心人物的動員能力也很高。這種組織體系可以有效抵抗來自外部的掠奪。

庇護關系VS現代性的公共關系： 個人

非個人 特殊主義

普遍主義 工具性

價值、意識 非正式

法律化、正式 私下

公開 內聚

松散

等級性

職位分工（？美化）

5，組織化依附

《共產主義新傳統》，國家通過工廠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國家通過它將權力滲入到社會基層，由此達成自上而下的一統制。如何實現？工人對工廠的組織化依附。

舊傳統VS新傳統，以1949年為分界：上下分離，士紳控制基層VS國家將權力深入到基層，從上而下控制社會。

V.Shue的意見與他不同，“蜂巢政治” ——》第6點

6，非正式組織 傳統組織的現代性與現代功能 第三講 社會關系/結構

一，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 林南在美國（現代）、臺灣（中間）、大陸（傳統）三地廣發問卷，試圖了解三地人際關系的共有模式及差異所在。

邊燕杰研究：工人過節去哪兒送禮？能接觸到哪些人？

1，西方思想中的重要部分，類似于國家、社會等。

這些研究都得先搞清楚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為什么總是二元分制，如公共、私人，國家、社會，普遍主義、特殊主義？因為中國哲學是整體性的和諧的哲學，西方哲學則是斗爭性的哲學：現實本身和設置的理想社會之間的斗爭，正是設置了這種差別，現實向理想推進，才能夠前進。如：理想國。

2，公共與私人：

公共——對整體的。大家都可以接近、共享的，不排他的，無區分的，正式的，有共同的規則。

私人——對個人的。排他的，有權利限制，隱蔽的，收斂的，封閉的，非正式的，部分的。

在中國，公共與私人的定義（觀念）與西方不同。一個例子，市政府檔案館進入要求介紹信，因為檔案館是公享的，在這里，“公共”的涵義與一般的涵義即“不排他性的”，就不一樣了。

3，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

公共關系——符合“公”的條件的關系。私人關系——符合“私”的條件的關系。

二者的關鍵區別在于中心決策點不同：決策點是某種大家共同承認的規則（通常是法律）還是私人？西方學者強調私人關系的發展對個人的保護性作用在于避免強權干涉。

社會學關注的重點是公共關系。韋伯認為，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現代社會法律的重大進展，它明確了不同領域的規則。

4，社會關系的中立化是一個明顯的趨勢

雖然現代社會中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經常移動，但公共關系變得越來越重要。如何評價現代社會的去個人化？它是一種進步，因為使人擺脫了對于其他人的依賴，由此擺脫了他人對我們的控制。私人關系僅僅是內在的、情感的表達，而公共關系更是基于責任、權力的關系，因而更需要保護。公共關系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具體是誰”并不重要，私人關系則是個人感情和表達的需要，“具體是誰”很重要。

二，在中國，公共關系和私人關系的混合

這種混合有兩個特征：1，規則通用？2，私人關系可擴張到公共關系，用于公共生活；同時公共關系也可擴張到私人領域，兩者邊界十分曖昧。——》負面影響：利用公共關系為私人牟利，也可利用私人關系為公共事務服務。由此造成的不公正性更大。正面影響：可通過私人關系來服務于公共事務，如在鄉村社會。三，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

波紋型的同心圓。越近中心，越是表達性，不需要送禮；越遠于中心，越是功利性，越需要送禮。——》越往外，越被迫。例如，林南的研究??

A

B

C

D 四，公共關系

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中的公共關系有哪些發展？

V.Nee 的論文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前，財富占有基本比較平均，主要集中在公用的機構，由干部掌握再分配權力，如房子、工資等，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計劃使得人們的差別不大。進入市場經濟后，財富的再分配權發生變化，主要分配由市場來進行，干部群體的分配權力弱化，Nee預言，當時和未來，干部群體的身份和地位弱化，即掌握政治資源的這些人地位下降。而生產者（包括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相應上升，他們地位將逐漸強大，占有財富。中國的社會轉型理論：Nee的3個結論——再分配經濟VS市場經濟

1）資源分配權力變化。改革開放后，再分配權對資源的控制力減弱，勞動力和商品的價格不再由權力掌握，而是由市場掌握，權力的地位下降。2）市場動力發生變化。再分配經濟缺少動力，缺少激勵機制，（這個觀點受到多方批評），競爭的目標是獲得權力，而非創造性的競爭（知識、利潤、技術等），也沒有保護產權的激勵機制。改革開放后，生產者的收入增加，中國的報酬體系慢慢流向“優秀的人”手中。

3）機會結構發生變化。改革以前，唯二的選擇——干部or群眾，當權者壟斷性的權力，機會結構只利于有權者。改革開放以后，壟斷性權力減弱了，其他的機會選擇增加了，社會中出現了很多新的角色，現在的機會結構更加多元化。普通人的機會、動力、地位增加，有權者則相反。

由此，Nee認為，中國發展的走向是由再分配走向市場，再分配中的獲益者和市場中的獲益者是相互弱化的，從公共關系來講，是一個互克的關系。

對Nee的補充：干部和農民由于共具的某些因素（知識進步，學習，見識）可能都在增加獲利機會等。

2，相反意見，對Nee的批評。

Walder認為，Nee不了解中國。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的轉型經濟雖然發生了類似于Nee陳述的變化，但重要的是，這些變化并未削弱，反而鞏固了國家權力（再分配權力），而非互為弱化的關系。社會財富在哪里？查看國家支出和民間支出的比例，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比較。

Solinger類似于Walder的看法，提出“新合作機構。”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的不同，中國商人缺乏自己的來源等，必須依賴于國家、政府。3，社科院陸學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調查與公共社會關系的變化。十階層論，哪個階層掌握著最多的資源？

第四講 社會行為（主要針對中國）

一，情景優先/導向

在不同情景下，與權威的交流不同。中國人法律的判決是據情景而定，依賴于當事人之間的關系、身份以及法官對事件的看法。——》由此造成的批評：中國很難建立法制。

也有學者認為，這種情景優先導向在中國社會正在弱化。

??邏輯關系？兩起案件：父母和子女之間聯系的紐帶是血緣or行為？

二，情感提升

情感提升意為：盡可能地通過一種方式來調動人們的情感。

一位西方學者的觀點：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區別在于，毛很善于在自己的行為中注入情感，而蔣在公眾面前則不顯露情感，顯得很拘謹，因此毛比蔣更容易貼近群眾。和遠離大眾的精英不同的是，毛在情感上貼近大眾，喚起和激發大眾同樣激烈的情感。在根據地、土改運動中，經常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為群眾演戲、訴苦和控訴的方式來激發情感，用這種方式將群眾壓抑的情緒抒發出來，以此加強了和群眾的親切感。這個模式持續到后來，變成重要的歷史經驗，成為中共的法寶，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他們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宣傳性的鼓動性的工作。美軍的軍中娛樂為打撲克消磨時間等，而中國軍隊則有龐大的文工團。——》共同生活中的情感提升。

國民黨的培養重點則精英化，沒有那么貼近民眾。在西方，情感則是和理性對立的，是非理性的一個部分。

引申：《山楂樹之戀》中“純情”與歷史背景的反應，《杜拉拉升職記》電影改編失敗在于只抽離除了個人的感情。優秀的影視作品在于透過個人的感情來反映社會和歷史，如《平凡的世界》——》我加的~·~ 個人的情感是和社會、道德、經濟、乃至政治的背景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主角可愛、能夠吸引人？生理上的東西是可以不斷被替代的，精神上的原因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原因和由來，命運背景是什么——如《斷臂山》。中國的文學作品都比較少地關注這一點。

三，關系依賴

一位西方研究者認為，中國人在私人關系中，情感反而不如關系重要。中國人能利用家庭成功地做成很多事情，尤其是獲得經濟上的利益，這在西方是做不到的。最為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能成功地使得家庭成員、家族成員進入一個企業。利用私人關系來促進經濟上的成功，這有什么機制？

在中國基層的集體化，表面上的集體的，然而實際上是非正式私有產權的發展。宗族網絡在中國的發展最主要的是推動私營企業的發展，市場、信息、集資、雇工、核心決策層很大程度上都來自于親屬。宗族網絡和私營企業的共變關系非常明顯。

由此他認為，私人企業能夠存活下來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和地方官員的曖昧關系，而是家族的網絡資源。私人企業越和地方官員關系密切，則越是發展不起來。反之亦然。

在中國，強關系和弱關系在個人求職過程中的作用，不僅體現在信息的提供上，也體現在對于雇主的影響上。

四，信任

一位研究者認為，中國人的信任度底，這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他的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不符，由此受到一些批評。

社會資本學者舉打保齡球的例子，美國人“獨自打保齡球”，由此透露出信任感的下降，社會資本降低。

在傳統情況下，約束中國人產生信任的機制是共同的生活、歷史以及熟悉程度，后來發展為組織、單位的介紹。單位制弱化之后，社會的信任和約束下降了。很多學者認為，社會的流動和開放造成了信任度的底下。

孩子短期的照看凸顯中國人沒有公共的信任，請保姆公司還是請自己的熟人和父母。市場機制的發展和法律體系的完善在更大程度上制約了這個機制，信任的成本和違約的代價制約了信任的發展，如助學貸款。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方式不能再用來鞏固信任了，而法律成為新的機制。

第五講 社會秩序模式/模式

引——母親給姐弟分蛋糕的例子。兩種秩序。第一種是有第三方權威存在的秩序，第二種是由當事人雙方合約形成的秩序，這種秩序沖突最小。另外一種秩序，永遠是讓弟弟吃大的，姐姐吃小的。（中國常有的秩序）

一，學者提出，影響秩序的要素： 1）權威（統一的規則）2）合約

3）對等的關系（沖突最小的秩序存在對等的關系）4）意識形態（參見“二元整合秩序”）

5）組織（國有企業在基層衰退的例子——國有企業作為基層的一個大細胞，它的興衰極大地影響到基層的秩序和發展；回憶中國鄉村社會，士紳為中心的一系列秩序體系正是通過它所控制的組織來實現的，費孝通提出的

6）權力——不同于權威，專指控制權，尤其是政治控制權《——這個思想來自于《利維坦》經典理論。大多數人統一權力對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兩種思想脈絡。7）社會網絡/社會關系 如果社會資本多（信任強），那么沖突少，秩序好。

二，社會結構對于社會秩序的影響 1，從客觀上說，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對于維系一個社會結構是有正面意義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單一的社會結構與平均主義思想以及剛性（無法撼動的）的權力和權威——》社會沖突較少。

改革開放后，社會結構異質化和多元性增強，需要一個利益協調機制。——不同的代表能夠在機制中提出看法并影響政策，這個機制能夠避免沖突極端化。一個秩序并非沒有沖突，而是有一個能夠協調沖突的機制。

2，從主觀上說，為什么這個社會結構會被大家多同意？（目前尚未無統一定論）

社會機構理論的發展：

社會結構是客觀的——》社會結構是由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組成。一篇文章提出幾個影響結構變遷的steps：先鋒者實踐（社會上的不同意者）—》正當性闡述—》模仿和擴散—》廣泛的認同發生，解釋了秩序的變化和演進（秩序為何能和平而非顛覆性的變化）

三，中國社會秩序

引：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認為，中國人天生不重視秩序，因此社會缺少秩序。為什么在中國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規則始終不能建立?

張靜文章“規則的不確定”，中國的秩序模式不同于西方。

西方是規則模式，事先建立一個強硬的、明確的、公開的規則，用以保護秩序，每個理性人都會衡量，因此秩序增強。——》法制模式 然而中國的模式不同，中國模式被張定義為“利益政治模式”，其中，政治是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采取的競爭性的行動，尤其是爭取控制權的行動。與規則模式不同的是，利益政治沒有一個統一的不可變規則，而是每次都需重新討價還價，建立規則。競爭輸贏是依靠力量、勢力的對比來決定，而非恒定的規則來決定。“不是看誰有理，而是看誰有人”，利益傾向于勢力大的人。案例中不同的贏家：企業家、村委會、企業主、農民。無法確定哪個群體總是贏家，但可以發現規律，勢力大的一方容易成為贏家。——》利益政治模式

為什么法治在中國總是難以實行？——中國文化和歷史不允許??

第六講 社會思潮

引：法國大罷工的思考-歐洲法團主義-理想類型

西方的利益協調機制：政黨提出自己關于國家治理的設想和方案—用這些方案吸引民眾—民眾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支持某個政策—政黨候選人競爭國家領導人—投票選舉來獲得領導人職位，直接選舉和精英（精英是大眾選擇而成的）選舉一起進行，如有矛盾，由法院裁定。精英-大眾-法官的制衡。這種機制的問題：形成一個長期而言的平衡的機制，通過選擇來平衡多方利益。

一，上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史學家馬歇爾提出理論——為什么要建立現代福利國家？建立什么樣的福利國家？

演講內容：經濟的發展以及兩極分化，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沖突，代表分別為資方和工會，這種沖突可能使得社會面臨著革命的危險。馬克思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但是，馬克思只注意到了經濟財富占有的不平等——經濟機制，在一些強勁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并未發生革命或大的**，因為有另外兩項因素綜合了經濟不平等導致的沖突，其中一個是社會機制——社會福利，另一個是政治機制——投票。1，社會福利需由國家提供，因為1）福利能夠使得弱者得到照顧2）福利來自于公民的權利。因此，社會福利必須是由國家建設的一個公共服務，它綜合了權利的不對等，保護和提高弱者的生存，從而使得經濟體制能穩定地進步——》暴力變得不重要，有秩序地改變成為主流。他的權力被總結為“公民權責”體制，形成基于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體系。

二，中國的狀況

中國的情況很像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早期的預言，在政治權利的實行上，聽證會起著一定作用，但目前的關注主要停留在微觀的具體的層面上，其中有意識形態的障礙，理念上的障礙，體制的障礙，也有技術障礙和社會發展的障礙。《——社會的分化和組織化、公開化尚未成熟。

西方學者曾普遍認為，中國沒有利益協調機制，只有控制和壓制。《——疑問，為什么這種狀況不爆發反而能長存？——》尋找社會中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利益協調機制：基層工會的作用(雖然較弱但是仍發揮作用)，可以討論的問題：工人的獎金、分房即其它有關福利備案。

第五篇：《宗教與中國社會》

我與宗教

生活在農村免不了要與宗教打交道，農村有著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動。記得兒時，每每家里進行一些宗教儀式的時候，父母總免不了要我們過去給各種神磕幾個響頭，心里總是生出幾分抵抗情緒。或許是那時學校教育我們那是封建迷信活動的緣故，腦海里想的都是迷信活動怎么危害社會；亦或許是我實在想不明白，像父母這么虔誠的信徒，又是燒香拜佛，又是好酒好肉供奉祖宗的，可這些諸天之上的佛祖菩薩、以及我們那祖宗可曾顯靈過？反正我是未曾見過，也未曾感覺到跪拜他們有何作用。也正是因為如此，從小就不喜歡參加這些活動。更是由于自己的固執與偏見，沒少和父母發生口角，也常常被長輩指責，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最終他們也拿我沒辦法。

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地長大，思想也慢慢的變化了。這個時期的我不再刻意去排斥我之前一直以為的封建迷信活動了，倒不是我喜歡上它了。只是每當家里搞一些祭拜時，父母叫我過去上香磕頭，我乖乖的照做后，父母以及奶奶總是會心地笑著，而不是像以前父母長輩左拉右扯地把我拖過去，而我卻過去對著神位點個頭走人，惹得長輩的不高興。這應該就是人長大了，懂得妥協了。

上了高中后，接受了更高一級的教育，也漸漸地成熟，接觸的人多了，碰到的事情也多了，思想也跟著開闊了。現在已經不是舊社會了，小時候書中講的迷信活動的危害，少有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于是我不再單純的把家里舉行的一些儀式定義為迷信活動，我開始更傾向與把它們歸入到民間的風俗活動中。覺得正是有這些活動的存在，才使得我們這個地方有別與其它地方；也這是有這些活動的存在，才使得我們的農村別具風情。

到了大學以后，特別是上了《宗教與中國社會》課后，才覺得自己其實一直不了解宗教，而在中國也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宗教了。或許是因為中國宗教的獨特性導致的吧！在西方，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禮拜天要到教堂去的，要去做禮拜，要去禱告。而在中國一個再虔誠的信徒也不可能每周都去寺廟燒香拜佛，他們更多的是過年、過節、旅游，或者是有事情才到廟里去。外國人唱說：“中國人常被認為是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之所以會這樣，恰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宗教。

我雖然對宗教認識不多，但上了《宗教與中國社會》課后，也發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宗教與人們的生活聯系的更加緊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舉止言行，都能看到一些宗教帶給我們的影響，或許是佛教照成的影響，亦或是道教。中國的宗教不像西方那樣很有紀律性、組織性，相反，中國的宗教讓人感覺很分散，又感覺是一體的，天南地北的人們在宗教方面卻有著相似的地方。中國的宗教更多的融入民間的各種風俗儀式中，讓人看不清、想不明白，它是不是宗教。

謝謝老師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有機會更好的認識宗教，思考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