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公平制度

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錦鳳小學保障教育公平

制度

第一條 為促進教育公平，堅持均衡編班，均衡配置校內教育教學資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國家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試行）》，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編班是指學校日常教學和班級行政管理的學生編班。

第三條 各年級學生（包括新生）實行常態編班，按照男女生比例、父母文化程度、學前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對均衡原則隨機將男、女學生分配各班，不設重點班，不擅自舉辦實驗班，不分區內、區外班，不得按學生的學業成績進行分班。學校不為編班舉行任何形式的考試、測試。在編班前如學校組織考試、測試，學生應當拒絕參加。學生或其法定監護人可向學校上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舉報。

第四條 新生入學分班后，學校不再重新編班。個別學生因學科能力以外的原因確需調班的，經學校辦公會研究同意可以調班，但年級調班人數原則上不得超過該年級學生總數的1%。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一律不得調班。

第五條 學校統一采取先確定班主任，再均衡配備各科任課教師，然后將學生均衡分到班級，最后由班主任抽簽確定班級的辦法編班。鼓勵學生家長、教職工代表參與編班過程，實行陽光操作。

第六條 嚴禁以學生獲獎、競賽、各類考試成績為編班依據。第七條 嚴格按照規定安排每個班級的人數，班額要相對均衡。年級班級編定后，不得隨意調換任課教師或給學生任意調班。嚴禁按照考試成績給學生排隊，嚴禁按照考試成績安排學生上課和考試的座位。

第八條 嚴格按規定組織考試（測試），不準違反教學規律，頻繁進行考試，不準張榜公布考試結果，更不允許依據階段考試成績進行動態編班。

第九條 學校要均衡配置校內教育教學資源，根據教師年齡、知識、能力結構相對均衡配置每個班級的教師。特別要重視優質教師資源的均衡分配，體現和尊重每個學生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公平權利。

第十條 學校對教師工作業績的考核要以推進素質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考核教師教育教學工作情況，不得單純以學生學業成績高低作為教師工作考核的唯一內容。可以把發展性評價（學生學業成績的提高幅度）作為教師教學業績評價的重要尺度。

第十一條

本制度由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錦鳳小學負責解釋。

第二篇：教育公平與制度保障

教育公平與制度保障

——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現狀分析

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由此產生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公平問題已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期一個獨特的社會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不僅有助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真正普及和質量提高，而且有助于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本文基于對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市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問題

①的專門調查，并結合全國其它省市的調查研究，從制度層面分析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公平問題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的對策思路。

一、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公平問題

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是伴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所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對于保障這一特殊群體公平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各級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門已做了大量工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做好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的法規、政策性文件。但由于經濟發展的差距和歷史形成的體制、機制原因，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仍然面臨著公平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不了學。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中國兒童中心對北京等九城市的抽樣調查表明：九城市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約為280萬人，義務教育階段入學率為90.7%左右，照此計算，九城市中有26萬多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未入學；隨著年齡增大，失學的比例逐漸提高；從8歲到14歲，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未上學的比例由0.8%增至15.4%，女孩失學比例為3.9%，明顯高于男孩（2.6%）。不僅如此，調查還發現，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不能適齡入學，6周歲兒童中有46.9%沒有接受入學教育。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超齡現象也比較嚴重。調查表明，在9周歲的孩子中20%還在上一、二年級，13和14

[1]周歲還在小學就讀的孩子占相應年齡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30%和10%。父母的流動不同程度地延誤了兒童的學業。這表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存在著接受義務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并且女童較之男童機會更加不均等。

二是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不了好學校。目前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讀于公辦學校，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就讀于辦學條件差、教育質量低的民工子弟學校。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2006年7月，該市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公辦學校上學的22.8萬，占62.3%，而在獲準民工子弟學校上學的有4.3萬，占11.7%，在未獲準民工子弟學校上學的有9.5萬，占26%，也就是說，有近37.7%約13.8

[2]萬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是在已獲準或未獲準的民工子弟學校上學。另據對武漢市的調查，該市進城務工人

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有14萬人，其中：在公辦中小學上學的學生有8萬人，在已審批和未經審批的簡易民辦中小學上學的學生近6萬人，約占全部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43%。其它城市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這表明盡管中央政府一再強調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應以流入地政府為主和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但在目前情況下，民辦中小學及民工子弟學校仍然承擔了相當數量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即使是就讀公辦中小學，他們絕大部分也上不了示范性公辦中小學。據對北京等九城市的抽樣調查表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正規市示范性中小學大城市僅占6.8%，中等城市占13.4%，小城市占7.9%。武漢市是全國率先接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的城市之一，全市現有313所公辦中小學接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但其中沒有一所是重點學校。這意味著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即使成績優異，僅僅因為社會身份的差異（無城市戶口），就不能享受優質的學校教育資源。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城市戶口具有了“世襲”和“先賦”特征，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戶籍制度的牽掣。

三是一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不起學。進城務工人員因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主要就業領域是加工制造、低端的服務行業以及技術含量不高的生產性單位，工資普遍不高，并且常常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和被拖欠。但多年來，城市公辦學校在招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時都要收取較高的借讀費、贊助費。這種不合理的收費成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進入公辦學校的一道壁壘，也是影響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的主要問題和進城務工人員反應最強烈的問題之一。近年來，盡管各地為了貫徹“兩為主”的政策，幾乎都在取消或降低借讀費和贊助費，但教育費用仍然是進城務工人員家庭的最大負擔。據調查，除雜費之外，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小學階段，一般每學期要交“借讀費”、“贊助費”300—400元；中學階段500元左右，少數城市更高。此外，還有服裝費、保險費、郊游、上網、班費等費用。進城務工人員從總體上看是一批經濟收入比較低下的群體，過高的“借讀費”、“贊助費”及其他教育支出，常常使他們難以承受并使其子女對進城上學望而卻步。據對武漢市的調查，該市政府2004年就明確宣布學校取消借讀費，并將“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列為當年政府要辦的十件實事之一，但大多數進城務工人員仍然認為孩子在武漢上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費用太高。其中認為借讀費太高的占被調查進城務工人員的52.9%，認為學費太高的占30.9%，兩者合計為83.8%。對“為什么不將孩子帶到城里上學”的詢問，進城務工人員最經常的回答是“費用太高，讀不起”、“在家里省錢”。城市的生活費用相對較高，尤其是過高的學校收費迫使不少進城務工人員放棄子女進城上學的選擇，而將子女留在家鄉上學，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面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所收取的過高的“借讀費”、“贊助費”本身就是一種歧視性的做法，違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則，剝奪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所以在對進城務工人員的需求調查中，反應最強烈的是要求“禁止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收取借讀費”、“降低過高的學雜費”、“根據情況適當減免學費”等。

二、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公平問題產生的制度根源

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公平問題的出現，與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和教育體制密切相關。我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制結構社會，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以“城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同樣體現在公共教育政策中，即把城鄉兒童以“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分成標志鮮明的兩大類別，將城市兒童與農村兒童割裂開來，讓城鄉兒童在不同的制度架構中獲取不均等的教育資源。因此，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城市的義務教育由政府財政負擔，而農村的義務教育卻由農民自己買單。在這樣一種體制下，把普及義務教育所需的資金交由城鄉政府各自負責籌措與分配，實際上等于默許了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客觀差異對義務教育的不利影響和制約。其結果只能使義務教育的發展取決于城鄉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取決于城鄉政府各自的財政收支狀況，由于城鄉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總存在著一定甚至是比較懸殊的差距。以2005年義務教育生均撥款經費為例，當年小學生均預算內事業費支出城市1679元，農村1205元，城鄉倍率1.4；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支出城市236元，農村142元，城鄉倍率為1.7。初中生均預算內事業費支出城市1835元，農村1315元，城鄉倍率為1.4；初中生均預算內公

[3]用支出城市307元，農村193元，城鄉倍率為1.6。在這種“二元”教育體制下，農村教育積貧積弱，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備都遠遠落后于城市。許多農村學校實驗儀器和圖書嚴重匱乏，開不齊國家規定的課程，達不到教學的基本要求。國家教育督導團發布的《國家教育督導報告2005》顯示：2004年，小學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城鄉之比為2.9∶1；初中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城鄉之比為1.4∶1。農村中小學師資力量薄弱，至今農村教師隊伍中仍有大約31萬名教師未達到國家規定的合格學歷，小學教師年齡老化現象十分嚴重。小學和初中教師中高級職務比例偏低，初中尤為突出，2005年城市初中高級教師所占比例為12.36%，而農村僅為2.33%。正是由于城鄉教育差異的懸殊，一方面必然會誘使農村適齡兒童流入城市接受較為優質的教育，從而對城市義務教育產生巨大的需求效應；另一方面，為了維護這種僵化的二元教育制度，即使政府確立了“流入地政府為主”和“公辦學校為主”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難的“兩為主”方針，但不少城市公辦學校仍以種種理由拒收或少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有的地方政府則采取指定部分學校招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而其它學校特別是優質學校則不允許招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有的接受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公辦學校則將這些孩子單獨分班，與當地學生分班學習。這是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一種“隔離”和歧視的做法，嚴重阻礙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解決，并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此外，在這種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下，由于把普及義務教育所需的資金交由城鄉政府各自負責籌措與分配，那么，一個地方的學生越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就越大。仍以2005年為例，當年全國城鎮小學生預算內經費1675元，城鎮初中1835元，照此計算，像北京、武漢等大城市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支付的經費將是一個巨大的數目。盡管中央政府反復強調，流入地政府要制訂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減免有關費用，做到收費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但一些學校和地方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仍持排斥態度。目前不少地方均抱怨財政困難，難以接受更多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有的則認為由

流入地政府單獨承擔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費用不合理，提出應讓其原籍政府承擔或分擔部分教育費用。有的甚至認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相當于擇校讀書，從較為落后的鄉村轉到相對發達的城市接受教育，就是一種擇校，擇校就意味著他們對當地政府提供公共教育的放棄。由此推論，流入地政府不僅可以不承擔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投入，而且可以對其收取較高的學費或借讀費。

總之，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公平問題產生的原因相當復雜，但制度是影響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公平問題的最重要因素。

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的制度保障

由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公平問題主要是現行的體制和制度造成的，因此，要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能公平接受義務教育，必須為其提供制度保障。

1.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義務教育是一種依照法律規定，適齡兒童和少年都必須接受的，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必須予以保證的，帶有強制性的國民教育。《義務教育法》第四條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同樣應是依法受保護的少年兒童，應同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他們的義務教育是我國義務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城市義務教育一樣，是一種應由政府來保障的公共產品，具有重要的社會公益性。所以，政府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責任，保證他們公平接受義務教育。

2.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流入地政府應負主要責任。根據義務教育的性質，政府應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提供保障，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的問題是，在一個政府被劃分為多個層級的大國，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責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和農村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劃分，也就是說，究竟該由哪級政府來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買單？毫無疑問，流入地政府應負主要責任，應是主要的財政供給者。這是因為，首先，進城務工人員子女進城上學不是“擇校”，而是由于父母工作地點的變化而隨遷就學，與其他市民工作調動子女轉學并無不同，也與那些工作地和居住地并未變化，僅僅是為了子女上更理想的學校而“擇校”有本質的區別。第二，大批進城務工人員到城里就業，不僅為城市創造了財富，也為國家增加了稅收，并推動了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應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有權享受當地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第三，在現實社會中進城務工人員絕大多數仍然是城市中的低收入階層，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應得到社會的關愛和幫助，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更不應向他們及其子女實行歧視性收費。由此可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實行歧視性收費都是不合理的。流入地政府應切實根據教育部等六部委的《意見》精神，不僅應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提供經費支持，而且應是主要的財政供給者。只有這樣才能使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享有城市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權利。當然，強調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以流入地政府為主，決不意味著推卸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責任。相反，為了合理分擔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的成本，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充分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特別是對于一些經濟發展比較慢、財政困難的地方和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經濟較為落后的城市，中央和省級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設立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專項資金，分擔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而決不要將負擔轉嫁到進城務工人員的身上。

3.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應以城市公辦學校為主。既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流入地政府應負主要責任，那么，要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就必然應以城市公辦學校為主。因為城市公辦中小學，均是由政府財政舉辦，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公共服務，必須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公民。城市的公辦教育資源不僅屬于城市居民，也應屬于那些未能獲得城市居民身份的所有進城務工人員。如果說城市居民的子女可以享受公辦教育資源，那么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也應有權享受這一資源。這樣就可以使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能夠從小接受較為優質的教育，融入城市文明，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當前城鄉教育非均衡發展的情況下，即使是城市里的薄弱學校，在農村一些鄉、村均可稱得上是優質學校。因此，政府不僅應明確規定“兩為主”的方針，而且要規定開放包括示范性中小學在內的所有城市公辦學校，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可以根據其居住地選擇就近入學，并一律免收借讀費，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的管理，應以流入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為主。每學期初，由學生家長或其他監護人持暫住證、就業證和相關證明材料向暫住地教育部門提出申請，由該教育部門向學生發放《義務教育入學通知書》，并就近安排到指

定的學校就讀。這些孩子進入公辦中小學后，應有正式學籍，并在評優獎勵、競賽活動、升學等方面和城里學生享有統一的權力和標準，以消除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所遭受到的歧視，為他們提供均等的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

4．保證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應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辦學。強調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上學以“流入地政府為主”和“公辦學校為主”的方針并不排斥其他社會力量參與辦學。在現代社會，義務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主要由國家和政府投入。但是，這種投入并不一定必須投入公辦學校或建立公辦學校來承擔義務教育。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也不一定必須選擇公立學校就學。他可以選擇上公辦學校，也可選擇上民辦學校。對于選擇民辦或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也有權利獲得公辦學校學生獲得的相同的公共財政支持，而接受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民辦學校或民工子弟學校也應獲得政府相應的財政支持。特別是民工子弟學校大多建立在公辦學校輻射不到、流動人口密集的區域，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公辦學校的供給不足，方便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近入學，更應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為此，應改進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撥款制度，促進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間均衡發展。財政對義務教育階段同級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撥款制度是影響學校間均衡發展的重要條件，為縮小義務教育階段同級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間發展的差別，應對同一城市內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即不分公辦學校或民辦學校，按照其接納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學生數量撥付相應的經費，并對辦學條件差的民工子弟學校傾斜。同時，也可實行“教育券”的方式，將政府預算內義務教育經費直接分配給學生，由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對戶籍所在地的子女，他們可以憑其戶籍享受政府發放的教育券，憑券自由選擇學校；對于非戶籍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可以憑其所在社區居委會或用人單位的證明領取教育券，自由選擇學校。學校憑“教育券”到政府財政部門兌付現金。這也是一種義務教育投入由“暗補”變“明補”的方式。此種方式不僅有利于使學生及公辦和民工子弟學校公平地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而且教育質量高的學校也可因此獲得高入學率，提高政府財政投入的效益，同時也有助于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及民工子弟學校打破地區和戶籍的限制，積極招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擴大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的機會。當然，在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舉辦民工子弟學校的同時，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門應規范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行為，提升其教育能力。

總之，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同其他孩子一樣，也是國家的未來。對轉型期出現的這一龐大特殊群體，如果現在不采取措施保證他們公平接受教育，后果不堪設想。因此，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能否公平接受義務教育，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這一難題的破解，是一個系統工程。但只要進一步加大現行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力度，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問題就不難解決。

第三篇：教育公平呼喚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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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呼喚制度創新

作者：白虹光

來源：《教育與職業·綜合版》2008年第02期

教育能夠顯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狀態，促進人口素質的提高以及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當今世界，教育公平已成為教育現代化的基本價值，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發展教育的基本出發點，接受教育已經成為公民的基本權利。

從現實來看，教育公平可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教育機會的均等，二是教育資源占有的均衡，三是教育質量的普遍同質，四是教育政策的平等，五是教育體制的公平。

由于教育公平屬于人們精神需要的層次，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觀念的轉變，人們對教育公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要求教育機會均等，還要求教育公平有“量”(接受義務教育、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的年限等)更有“質”(接受高質量教育)。

因此，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逐步實現教育公平：首先，教育作為公共產品，受益者雖然主要是個人，但卻直接關系到民族的素質和國家的命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應把實現教育公平作為重要目標和理想；其次，依法治教、加大投入，特別是要建立和完善國家對弱勢群體特別是城鄉貧困家庭子女、殘疾兒童等就學的資助體系，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再次，應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確保教育公平的實現。例如，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支持民辦教育的發展，對民辦學校一視同仁，給予資金、政策的支持，以解決目前教育供求緊張的矛盾。

由于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目前我國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很多。合理的制度可以促成教育公平，不合理的制度將會加大教育的不公平。因此，要加快制度創新的步伐，大力改革現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制度創新促成教育公平。

最后，還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教育立法，以法律來保障教育公平的實現。對于教育領域中各類違法犯罪行為要堅決予以制裁和打擊，對于教育收費不規范和亂收費的現象要花大力氣糾正，以法律作為實現教育公平的堅強保障，樹立教育部門的良好形象，辦讓人民真正滿意的教育。

（本文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許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第四篇：教育公平

怎么看教育公平

安徽銅陵，一個以盛產銅礦而得名的城市，近年來因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而廣受關注。經過十幾年的改革探索，銅陵市通過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創造了一個“學校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遠近之別”的“銅陵模式”。很多地方盛行的“擇校風”，在這里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孩子們在公平、寬松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教育事關民族興旺、人民福祉和國家未來，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促進教育公平，讓所有孩子共享同一片藍天，是億萬家庭的殷切期盼，是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體現。

●為什么教育公平問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們舉辦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基本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由1949年的1.5％上升到79.2％；職業教育快速發展，顯著改善了新增勞動力結構和素質；高等教育規模躍居世界首位，毛入學率達到24.2%，進入大眾化階段；國民受教育程度顯著提升，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49年的1.6年提高到8.7年。教育發展保障了廣大人民群眾受教育的權利，提高了全民族的素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同時也應看到，當前教育改革和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期待還不適應，特別是教育公平問題還很突出。據2009年年底的一項調查顯示，56.5％的人認為存在教育不公問題。這反映了人們對教育公平問題的高度關注。

當前，人們對教育公平問題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在接受教育尤其是優質教育的機會、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質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現象，會讓我們對此有直觀、切身的感受。

比如，“擇校熱”高溫不降。在我國許多城市，中小學擇校非常普遍。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聲譽和質量較好的學校，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家長操勞、奔波數月，通常還要支付數額很大的“擇校費”。為了增加“擇校”資本，孩子們不得不參加各種各樣的“占坑班”、補習班，考取名目繁多的證書，幼兒教育“小學化”、小學教育“初中化”傾向愈加嚴重。這些現象多年來禁而不止，治而不愈，成為教育領域的一大“頑癥”。

比如，困難群體公平受教育機會尚未得到充分保障。一部分農民工隨遷子女還在辦學條件不達標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學，國家助學體系尚沒有覆蓋普通高中教育，沒有做到“應助盡助”，殘疾兒童教育水平仍落后于普通兒童教育水平，等等。

再比如，不同地區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公平，部分地區學生入學機會偏少。這種現象多年來一直備受爭議，由此引發的“高考移民”問題時有發生。教育寄托著億萬家庭對美好生活的期盼。解決好這些問題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對個人來講，它關系每一個人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的一生；對整個社會來講，直接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正因為如此，教育公平問題才受到群眾廣泛關注。

●影響教育公平的原因是什么？

“中央給咱辦實惠，農民種地不交稅，娃娃上學不交費，真是和諧好社會。”這是近年來我國農村許多群眾發自內心的感慨。可以說，隨著免費義務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有學上”、“上得起學”已經不是問題了。人民群眾現在對教育問題的意見，對教育公平的呼喚，實際上主要是對“上好學”的期待。

當前，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教育公平呢？

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由于自然條件、歷史基礎和具體政策等多種原因，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大。而發展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責任主要在地方，地方的教育水平直接受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區域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差距必然帶來教育發展的差距。2008年上海市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為15473.62元，而貴州省僅為2310.83元，相差近6倍。可以說，教育不公平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在教育領域的直接反映。

教育投入不足。“窮國辦大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真實寫照。雖然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斷增加，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較低，2008年只達到3.48%，不僅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且低于部分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教育發展的需求還存在很大差距。教育投入的不足，嚴重制約著教育條件的改善和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的擴展。

資源配置不合理。我國20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重點學校制度。在教育投入總量小、教育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集中財力、物力辦好一批中小學，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曾產生積極作用。而重點學校制度也同時導致了學校之間資源配置不均衡。近年來，國家取消了重點學校制度，加大了薄弱學校改造力度，堅持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傾斜。但是，重點學校本身長期積累的名牌效應依然存在，人們形成的固有觀念很難改變，這些學校依舊能夠吸引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優秀學生，加劇了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甚至造成了同一區域內學校之間兩極分化的局面。

政策制度不完善。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我國教育發展進入新階段，但影響和制約教育公平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一些已經落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合理制度如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加劇了教育不公；省級政府統籌管理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的機制尚未建立。同時，對新出現的一些問題，如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初中后教育”等，還沒有可供依據的法律和制度規范。

人民群眾教育需求日益增長。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受教育程度逐漸成為影響個人職業、收入乃至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家庭“投資”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對子女接受教育的關注度空前提高。再加上獨生子女普遍化，人們都希望讓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這必然造成對優質教育資源需求不斷增長與供給短缺的矛盾凸顯，使教育公平問題日益突出。

為推動教育事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科學發展，中央作出了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

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重大決策。從2008年8月啟動，《規劃綱要》的制定歷時1年零9個月，經過40輪大的修改，兩次面向社會各界公開征求意見，2010年5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在這個描繪中國教育未來10年改革發展路線圖的綱領性文件中，鮮明地提出“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理念貫穿始終。它昭示了黨和政府大力促進教育公平的態度和決心，讓人們進一步看到了實現教育公平的美好前景。

●如何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對于當前教育發展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人們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強烈的，是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均衡。義務教育作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強制性、免費性和普及性，是最應體現教育公平的領域。抓好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就抓住了促進教育公平的關鍵。

近年來，在推動義務教育全面普及的同時，黨和政府積極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2005年,教育部專門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把義務教育工作重心轉到均衡發展上來。2006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將均衡發展納入法制化軌道，強調各級政府的法定義務。《規劃綱要》提出用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區域內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目標和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

當前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如城鄉、區域之間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區域內校際之間資源配置不均衡，優質教育資源短缺、輻射面窄等。要以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基本要求，以提高教育質量、促進內涵發展為重點，通過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推進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把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提高到新水平。

一是“提質量”。在人人都有學上之后，人們對教育公平的關注主要體現在教育質量上。促進均衡發展要把提升質量作為根本，更加注重教育的內涵發展。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推進素質教育，深化教學內容、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改革，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切實減輕學生課業負擔，讓學生從應試教育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生動活潑學習、健康快樂成長。

二是“縮差距”。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后，城鄉、區域間發展不均衡上升為義務教育的主要矛盾之一。促進均衡發展，就要大力加強對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發展的支持。在財政撥款、學校建設和教師配置等方面向農村傾斜，盡快形成城鄉同標準、一體化發展的格局。加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完善對口支援制度，促進老少邊窮地區義務教育發展。很多地方為此進行了積極探索，如成都積極統籌城鄉教育發展，大力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廣東省開展“千校扶千校”活動，組織發達地區1000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對口幫扶欠發達地區薄弱學校，收到良好效果。

三是“重配置”。合理配置資源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根本措施。陜西吳起縣投入5億多元統一全縣建校標準，實現了辦學條件均等化；安徽銅陵市鼓勵教師跨校兼課、兼職，促進了高水平教師資源共享。要從硬件、軟件等各方面促進區域內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努力辦好每一所學校。推進學校標準化建設，取消設置重點校和重點班，統一學校公用經費和生均教育經費標準，加大薄弱學校改造力度。實行區域內教師和校長交流制度，加強薄弱學校教師隊伍建設。加強教育信息化建設，搭建優質教育資源共享平臺。

四是“建機制”。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建立長效機制。要打破校際和城鄉之間的分割，形成城鄉和地區義務教育共同發展機制。認真總結一些地方探索的學區管理、集團化辦學、農村九年一貫制、示范性高中和重點高中招生指標定向分配到初中等做法和經驗，創新教育管理運行機制。強化督導評估，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評估和激勵機制。

還應注意的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不是“削峰填谷”搞平均主義，更不是一個模式辦學，千篇一律、千校一面。在大力扶助薄弱學校的同時，要鼓勵優質學校繼續辦出水平、辦出特色。

●如何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和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加快，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逐年增加，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日益凸顯。據統計，2009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工隨遷子女適齡人數達到997.1萬人。如何給這些孩子一張安穩的書桌，讓他們像城市的孩子一樣接受義務教育，健康成長，是促進教育公平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為解決這一問題，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早在2001年，就明確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依法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權利的“兩為主”政策。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發文要求多渠道安排農民工子女就學，在入學條件等方面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2006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把接納非戶籍居住地上學的兒童納入政府管理的范疇。2009年中央財政下撥20億元，專項用于補充接收農民工子女的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公用經費和改善辦學條件等。各地也紛紛出臺政策，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經過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民工子女就讀難的問題。但目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公辦學校入學“門檻高”、農民工子女學校教學質量低等問題。而且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加快，這一問題將更加突出。如何進一步解決好農民工隨遷子女的上學問題呢？

強化流入地政府責任。廣大農民工為流入地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流入地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規劃，指導和督促公辦中小學認真做好接收就學和教育教學工作。建立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將所需經費納入地方財政保障范疇，對接收農民工子女人數較多的學校給予補助。制定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做到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采取措施幫助家庭經濟困難的農民工子女就學。

發揮公辦學校主渠道作用。充分挖掘公辦中小學潛力，合理調整和完善學校布局，新建、改擴建一批學校，盡可能多地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降低入學門檻，簡化入學手續，不得隨意設置入學條件限制。對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要與當地學生在收費、管理等方面同等對待，不得違反國家規定加收借讀費及其他任何費用。

扶持社會力量辦學。農民工子女在短時期內完全進入公辦學校就讀還不太現實，必須進一步發揮民辦農民工子女學校的作用。要將農民工子女學校納入民辦教育管理范疇，制定審批辦法和設置標準，在辦學場地、辦學經費、師資培訓、教育教學等方面給予支持和指導。加強對這類學校的督導工作，規范其辦學行為，促進其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的提高。

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根本上要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問題。2010年6月，廣東省出臺有關規定，實行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政策，只要積滿60分，農民工就可以申請入戶，其隨遷子女就學問題也將得到有效解決。應逐步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逐步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吸納有條件的農民工轉為城鎮居民，使其子女真正享受“同城待遇”。

此外，隨著很多農民工子女開始進入高中階段，他們接受“初中后教育”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由于借讀費用昂貴、戶籍障礙、高考政策限制，以及各地在教材、課程等方面的差異，使得他們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難度更大。應研究制定農民工子女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讓流入地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的大門也向他們敞開。

●如何保障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上得起學？

2009年8月16日，來自四川廣安的小張懷揣錄取通知書，惴惴不安地來到中國科技大學新生報到處報到。剛出家門時還為學費發愁的小張馬上安心了：在出示有關證明后，馬上通過“綠色通道”順利辦好了入學手續。“不帶一元錢，也可進校園”，為保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入學，全國高校普遍建立了“綠色通道”制度，對經濟困難學生一律先辦理入學手續，再根據核實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資助。

“不讓一個孩子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是教育公平的重要體現，是切實保障全體人民特別是困難群體受教育權利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種原因，我國城鄉還有一些學生家庭經濟比較困難，這些孩子的上學問題一直牽動著黨和政府的心。近年來，國家資助政策體系不斷完善：在義務教育階段，全面免除學雜費，為農村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補助；在中等職業學校，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保障制度，國家助學金每年資助近1200萬人，總資助面達在校生的90%，同時從2009年秋季學期起，對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免除學費；在高等學校，建立健全國家獎助學金制度和國家助學貸款制度，每年資助約450萬人，總資助面超過20%。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是國家對困難學生資助強度最大的制度安排，也是困難學生得到實惠最多、人民群眾最滿意的制度安排。要不斷完善這一政策體系，把各項資助措施落到實處，確保每一個學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無論哪個教育階段，都不能讓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上不起學。

擴大資助范圍。資助范圍要在現有基礎上，向各個教育階段、各級各類學校延伸。鼓勵各地對家庭經濟困難幼兒入園提供資助；推進把普通高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納入國家助學體系；逐步擴大中等職業教育免費范圍，在免除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學費基礎上，將政策實施范圍擴大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子女；完善研究生資助政策，設立研究生國家獎學金。這樣，就能逐步建立起從學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全過程資助體系，實現“應保盡保”。

提高資助標準。由于國家財力有限，目前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標準還不高。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加大資助力度，讓這些孩子不僅上得起學，而且逐步上得好學。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改善學生營養狀況。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狀況，建立國家獎助學金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落實資金保障。完善資助體系，資金投入是基礎。中央和地方財政要足額安排應當負擔的資金并及時撥付到位。省級政府要做好統籌協調，完善省對下轉移支付制度，確保應承擔的資金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高校和中等職業學校要從其事業收入中提取4%—6%的資金，用于助學。加強對各項資助經費的管理使用、審計監察，提高經費使用效益，把國家有限的財力用好。

動員社會力量。長期以來，社會力量在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希望工程實施20年來，募集資金超過56億元，援建希望小學15900多所，資助失學孩子340多萬名。要繼續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崇文重教、扶危濟困的文明風氣，完善各項引導激勵政策，形成社會各界關心教育、幫助困難家庭學生的良好氛圍。

“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是全國億萬孩子的共同心愿；“努力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個學生”，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諾。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全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讓所有孩子都站在公平的起跑線上，讓祖國的花朵共享一片藍天的目標，必將逐步變為現實。

第五篇：淺談教育公平

淺談教育公平

【摘要】

教育公平的內涵 《辭海》對“公平”是這樣定義的:“作 為一種道德要求和品質,指按照一定的 社會標準(法律、道德、政策等)、正當的秩 序合理地待人處事,是制度、系統、重要 活動的重要道德性質”。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公平是指每個社會成員在享受公共教育資源時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對待。我國在法律上規定了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教育公平有法律上的保障。但在現階段，我國教育還存在許多不公平的現象。【關鍵詞】

教育公平、策略、教育現狀、教育不公平

一、下面我主要從受教育的不同階段來談談教育公平的現狀：

1學前教育

起點公平，指的是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應該在同一起跑線上，即競賽的規則必須是公平的。學前教育領域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公平問題，這些不公平是使學前兒童個體之間身心發展不平衡，影響兒童接受正規義務教育的質量，制約著全國學前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和國民教育質量的提高。當前，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少數地區的一些托幼機構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與發展，使學前教育資源的分配以“權力”和“金錢”衡量尺度，即以幼兒家長擁有的社會資源、職業以及經濟狀況為標準。同樣的教育機會與資源的享用卻要用不同的代價來換取，這對幼兒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按家長的經濟狀況選擇收費標準不同、檔次各異的幼兒園，也使幼兒幼小的心靈過早地感觸到了社會的不公平和人與人之間關系與交往的不平等。

2、義務教育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城市教育與農村教育的不公平

農村學生比起城市學生受教育機會少，享受的教育資源也非常有限，對于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2）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平

主要是東西部資源分配不均。對于東部發達地區來說不論是師資、設施、培訓機構，還是信息來源都優越于西部地區，對于處在偏遠農村或西部的學生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

（3）重點院校與一般院校資源配置的失衡

由于重點學校占有的教育資源遠遠比普通學校多很多，家長為了不讓孩子輸在所謂的“起跑線”上，擇校費就是再昂貴，也因為自己的孩子在分數上達不到所謂“擇優”的那個標桿，不得不爭著將孩子送往重點學校。雖然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制度已經被教育部明令廢止，但實際上取而代之的“實驗中學”仍然被各種光環所籠罩，在投資、貸款、師資、基建、招生等各個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令廣大家長和學生趨之若鶩，擇校熱演變成教育不公的最突出表現之一，于是巨額的“擇校費”應運而生且水漲船高，讓眾多家庭苦不堪言。

（4）女童與男童在受教育時的期望不同

女性教育參與機會的不平等是我國教育不公平現象的一個持久而衡新的話題。女性教育問題集中在西部的邊遠貧困地區，主要表現為入學接受教育的女生數量不多。在初中階段中途輟學和義務教育后沒有選擇繼續深造的學生中，女生的比例明顯要高于男生。這也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意識而導致的對女童的不公平，這主要是針對于農村地區來說。城鄉或者東西部地區的教育不公平還體現在課程的設置上。大家都知道新課改教科書的編寫者幾乎都是北師大、南京師大、華東師大的專家編寫。盡管在調研時也去了一些農村學校了解情況，但是內容大部分是面向的城市文化。這對于具有農村文化的學生來說是很難與課本文化相融合的，從而導致考試的失利，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3、高中教育

高中教育主要就是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于學習成績不好不能進重點只能進普通高中的學生是不公平的。但是對于進了重點的學生也有不公平現象，重點高中實行的是分數檔次與學費檔次匹配。而且即使進了重點學校后也存在不公平現象，實驗班與普通班教師配備不一樣，各種教育資源的利用程度也不同，學校領導對實驗班同學的期望高關注也多，而普通班同學就享受不到如此待遇。

4、高考教育

高考考試就是平等的分配不平等權利的過程，是調節社會分工的“天平”，不論是科舉制，還是今天的高考制，實質上是腦體分工的手段，也是社會各層上下流動的通道，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平衡器，公平則是判定考試結果是否有意義的準心。計劃錄取體制人為地制造了地位、成分、階層之間的差距，以省為單元組織錄取，不同省份錄取標準差別較大，尤其是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錄取標準倒掛，形成教育不公平的“馬太效應”，高考招生錄取制度的價值基點是教育均等。在制定招生政策中，存在城市價值取向，沒有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狀況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差異，沒有拉開檔次，區別對待，便形成了較大的不公平性。比如說陜西省城鄉存在不平等，不論是教育機會還是教育過程中資源都是分配不均的，但是高考錄取分數線是統一的，這樣對于農村學生來說是不公平的。其次，在入學機會的分配上，國家不是依各省實際參考人數分配錄取名額，而是依據高校向其所在地錄取較多名額和優先照顧城市考生的原則，使高校較多、高教資源豐富地區的入學機會多、入學率高。

5、研究生教育

一方面體現在東西方地區差異上。比如北京、南京、上海研究生導師有名望，國家建設基金多，國家課題多，論文好發表，出國機會多，發展前景好。北大、清華培養的畢業生大都出國了，對個人對國家都是有益的。而相對落后的地區就不能享受到這樣的待遇了。

另一方面城鄉不公平由課程所反映的同質文化來表現出來，學歷越高同質文化的篩選功能越明顯，城市學生數量明顯高于農村學生。性別歧視貫穿教育的始終。對于女研究生社會是一種消極排斥的態度。女博士已是個貶義詞了，一提起女博士人們會說“滅絕師太”又老又丑、呆板木訥、嫁不出去、不會做家務等等。和女強人一樣被視為社會上的怪物。這樣公平嗎？而有些用人單位會因女研究生畢業工作后會馬上考慮婚育問題而以種種理由拒絕女研究生的就業。

總之，縱觀學生從幼兒園上學開始到研究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評職稱始終存在地區差異與性別歧視和同質文化。這三個方面貫穿教育始終，而教育公平的三個層次同樣貫穿教育始終。

現在的招生制度本身的問題已經發展到唯分數論的地步，一個分數定乾坤，分數高低可以忽視教育所有的內容。使用一個標準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學生，忽視了學生所在的地域差別，更忽視了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差別，這是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農村于偏遠地區無法實現義務教育除了經濟的原因之外，用同一個標準同一個尺子要求他們是一個并不實際的問題；基礎教育圍繞的不是培養人的問題進行，一些學科的教育并不是在傳授知識以及這些知識所體現的思想與認識。而把做題目成了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因此許多大學生畢業之后，你再問他基礎教育中的知識，他只能是曾是相識，有許多學生之所以高分低能，就是因為不能把這些在基礎教育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實際中去。

有人評論說我們的教育缺少平凡，這個評論非常到位，如果教育缺少平凡，那么這種教育就是純粹是為了選拔人，這與過去的科舉制度并沒有不同，違背了是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

二、教育不公對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1、對小康社會建設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小康社會建設是全社會的建設，并非是哪一部分人的建設。而占人口總量80%的農村人口實現不了小康，就不能稱其為小康社會。農村落后的原因很多，其中教育層次不高是重要原因。

2、教育公平的缺失明顯影響了不同地區之間的競爭力，加劇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貧富差別和社會發展差別，使 落后地區的社會綜合發展與改造進展緩慢。如今，我國東西 部地區之間、甚至中西部之間的社會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其中 主要原因在于西部發展的許多條件較差，特別是教育條件較差這一條，明顯導致了兩地人的文化影響力和社會發展力的不同，教育不公導致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造成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結構不合理，引發很多社會矛盾，有些矛盾呈激化趨勢。

3、影響和諧社會建設。有無自由暢通的社會流動機制，公正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安全全面的社會保障機制，靈敏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動態開放的社會穩定機制是衡量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標準。教育不公直接影響上述五項機制的建設。只有掃除教育領域中各種不平等狀況，才有可能有效調節社會各層面的利益關系，拉近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4、教育不公還會引發其它一些不良影響。如教育不公，造成很多農村青少年不能得到良好教育，引發對黨和各級政府的不滿；城鄉教育的巨大差距，導致城鄉對立；一些特權部門和個人利用職權為子女謀利益，引發群眾對腐敗的不滿；一些青少年輟學后，無所事事，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等等。

三、解決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及教育公平的策略及建議

1．政府方面

對于城鄉以及區域之間教育經費投入的差異性，政府應明確職能，在充分認識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重大意義的基礎上，盡快的建立公平、公正的基礎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不僅要加大在財政方面對整個教育的投入力度，而且要加大對弱勢區域及農村的扶助力度，以減少城鄉、區域之間的基礎教育不平衡的問題。同時，政府應有效的約束東部發達地區，發達城市教育經費的投入，對其制定教育經費投入上限；而對于中西部和農村制定相應的教育經費投入的最低限度。只有政府承擔起了對教育的責任，時刻堅持三大原則，才能確保我國基礎教育事業的均衡發展。這是我國的基礎教育事業能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2．學校方面

首先應當取消所謂的“重點中學”制度，取消區分等級學校的簡單做法，把力量轉移到建立和加強學校標準化建設上來，對薄弱學校的建設應加強投入，努力增強薄弱學校在軟、硬件方面的投入，實現軟件和硬件配套設施的均衡發展。在硬件方面，應對教舍進行改建，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保證每個學生在安全、幽靜的環境中成才。另外，學校應當購買必要的教師教用設備，保證教師授課的基本需求。在軟件方面，學校應當適時的培訓在職教師，引進優秀教師，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建立起優良的中小學教師隊伍。校長和教師之間，應適時的進行相互交流，分享優秀教學資源，共同進步，共同提高。同時，全日制公辦學校應積極主動的吸收流動兒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流動兒童教育機制，避免出現流動兒童就學困難等教育不公平現象。

3．學生方面

學生作為教學過程中的主體，教學效果的優劣全體現在學生這個教學主體上。對于學生，教師應當排除差異，公平對待。由于學生存在家庭背景、經濟及個體差異，難免會出現小部分弱勢學生。對待這種學生，應當積極給予關注和關懷，使學生身心得以健康發展，使基礎教育在各學習主體之間得以均衡發展。此外，要使得基礎教育均衡發展，還得考慮生源均衡的問題。由于每個家長對自己的子女都給予殷切希望，想方設法讓孩子到最好的學校去學習，這就使得某些學校出現“人滿為患”，而其他一些學校則出現“門可羅雀”的現象，這樣不僅加劇了基礎教育的巨大差距，還造成教學資源的浪費。所以針對這種現象，教育機構應當制定相關積極的政策，比如：就近入學、劃區域入學等，以避免資源的浪費，增進教育的公平性。

四、總 結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教育公平必將是我國教育事業今后一項重要的戰略性指導思想。教育公平是社會教育的本質之一，它是基礎教育事業均衡發展的重要體現。誠然，現在的教育不公現象必然存在，但，教育事業的均衡發展，尤其是基礎教育事業的均衡發展應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的實踐觀，成為我國教育政策制定時的重要原則，成為我國義務教育事業的評價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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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論教育公平與和諧社會》[J]唐瓊，吉首大學學報，2006年 《今日財富》期刊，雜志社出版社，2007年第4期

《關于教育公平內涵的思考》常秀娟【J】基礎教育研究、2006年

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