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商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商關系 作者：雪珥

一部當代中國公司史、甚至整部當代中國改革史，無論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商關系史。政府與企業、權力與資本的關系，既是改革的基礎，又是改革的對象，還是改革的結果。

甚至可以說，所謂改革史，就是政府在找尋與探求自己權力邊界的歷史。政商關系所涉及的對象，其中的“政”，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與“商”的關系問題上，在涉“商”的利益格局上，并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也如同“政”與“商”一樣，存在著巨大的博弈——此時的地方政府，更類似“商”的地位，與掌握了更強資源配置能力的中央政府進行博弈。考諸中國歷史，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正是考驗“國家治理結構與治理能力”的難題之一。

“商”也有多個層面。當代改革35年歷史中，政商關系的最主要層面，一度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學界此前研究頗為著力的“政企關系”，基本聚焦于此。普通民眾與媒體，則似乎更為關注政府與民營企業的關系，關注的焦點主要在于：一是“政”對“商”的管制及為此展開的博弈;二是“政”與“商”的非規范性合作，即通常說的錢權交易、官商勾結。容易被忽略的是，圍繞著政府與國有企業展開的政商關系博弈，其過程與結果卻往往也對民營企業有著深遠的影響——比如市場管制的強化或放松、比如宏觀調控的落實或者落空(所謂“空調”)，比如產權的私有化改制(那是能直接變身為民營企業的)。政商關系的不同層面與不同組合，都值得深入而細致的記載與研究。

改革之前

“改開搞”(改革、開放、搞活)之前，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系相對簡單。

建國后，中國集全國之力推進工業化，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到絕對的主導地位。“商”方面，除了“國營企業”之外，就是“集體企業”，政府對所有經濟部門下達指標、提供生產資料，實行統收統支。私營經濟并沒有生存空間。

在這期間，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出現過兩次以放權為標志的改革嘗試。第一次是1958年的“體制下放”，一些中央部屬企業被下放給地方，但次年為了應對“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困境而被收回。第二次是1970年的再度“下放”，工業、交通等主要“條條”上的2600多家央企及事業單位，連同其財權、物權、計劃管理權、勞動工資權等，下放地方。這兩次低力度的改革，絲毫沒有觸及政商關系的核心，僅僅是將企業的“婆婆”，從中央換成了地方，婆媳關系的核心沒有改變。即便如此，地方及企業的積極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激發，凸顯“放權”對利益的引爆作用。

1970年的“下放”之后，地方政府日益成為管理經濟的主體，除了接收部分央企之外，地方性國企以及集體企業也開始加速發展，各省因此也成為小而全的經濟體，產業結構的趨同性日趨嚴重，再度呈現“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中國特色央地關系。

無論是歸哪個婆婆管，計劃經濟的“父愛主義”光輝，始終籠罩著彼時的中國企業，雷霆雨露，都是“父愛”，企業不需要也不允許獨立行動、甚至不需要也不允許獨立思考。“市場”則是一個萬惡的名詞，代表著資本主義的腐朽與沒落。看似和諧的政商關系下，其實是脫離、甚至背離了成本收益法則及價值規律的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也因此，改革之初對文革的聲討，就有“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表述。當代改革的第一階段，是“放權讓利”，就是為企業——當然是國有企業，因為彼時只有國有企業——松綁，擴大企業自主權，落實企業的經濟責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就在于能坦然直面自己的問題。對于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這次會議坦陳，其缺點在于權力過于集中，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突出。對企業“放權讓利”，這一思路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同一首歌”，可以看作是農村改革經驗在國企的運用。

1978年，鄧小平的故鄉四川開始“擴權”試點，首批參加的企業是5家。次年7月，國務院頒發5個文件，對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征收固定資產稅、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及改善折舊費等，做出規定，企業獲得了利潤留成，在定員定額內有權決定自已的機構設置、任免中下層干部等，政府對企業的考核也僅僅集中在產量、質量、利潤、合同執行情況等。

1980年，試點企業達到6600多家;198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擴大了企業生產經營計劃權、產品銷售權、產品價格權、資金使用權和人事勞動權等10項權利，放權讓利的改革從試點轉向全面實行。“放權讓利”，意義不可小覷，這是市場機制第一次開始撕開計劃經濟的大網，尤其是撕開僵化的教條主義的大網。“政”開始變了，“商”也同樣開始變了。“放權讓利”，因為有著相當的彈性空間，政、商兩邊的經濟預期都難以穩定，因此，1983年開始推行“利改稅”，試圖明確政、商的利益分成。“利改稅”，就是將國有企業的利潤確定一個比例，和稅合并，采取利稅合一的方式，上繳財政，此外的其他利潤則屬于企業。1983年4月，“利改稅”第一階段展開。國有大中型企業不必再向主管部門上交利潤，而是將其所實現利潤的55%，繳納企業所得稅;國有小企業則按超額累進方式繳納。1984年10月，“利改稅”開始第二階段，國有企業向政府繳納所得稅和調節稅，稅后利潤歸企業自主安排。

“利改稅”之外，還在投資體制方面推行“撥改貸”改革，將政府對企業的預算撥款改為銀行貸款，變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這項早在1979年就開始試點的改革，到1985年全面推開。松綁讓利

松綁的結果，是企業的活力得到了進一步的釋放，政商關系從“父子”式命令服從關系，轉換到“父子”式談判關系。

這一改革階段，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力度，似乎超過政府與企業的博弈。為了集中財政收入，中央在1982年提出，以地方總收入的固定比例作為中央財政收入的模式，這成為此后6年的主流。當然，福建和廣東例外，這兩個省份由于國有企業比例較低，且有著得天獨厚的海外資源，地方政府因此在提供稅收優惠、土地供應等方面有相當自主權。在地方政府推動下，閩粵出現大量私企和中外合資企業，而其財政上繳方式并非固定的比例，而是一個固定總額，這當然引起了其他省份的羨慕嫉妒，他們還要再過若干年，才能享受這一特殊的待遇。“放權讓利”改革，出現了不少問題，重點在于兩個“截留”：一是“權力截留”，地方和主管部門截留中央下放給企業的權力;二是“資金截留”，企業通過各種手段截留國家收入、濫用國家資金。

解決的突破口，放在了推行國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制以及股份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十二屆三中全會獲得通過，以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為中心的體制改革，正式推出。

相應的配套改革也陸續出臺：1985年開始，國有企業實行工效掛鉤制度;1986年開始，國有企業開始實行勞動合同制。1987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將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作為調整政企關系的主要形式。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報告指出：“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把經營權真正交給企業，理順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和生產者的關系，??是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目前實行的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是實行兩權分離的有益探索，應當在實踐中不斷改革和完善。”

承包制的原則，是“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收多留、欠收自補”，以經營合同的形式，規范政府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自晚清開始中國現代化進程以來，一個多世紀中，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以契約方式試圖規范政、商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但是，承包制下，政府對企業監管的動力不足，容易導致失職;經營者短期行為嚴重，不利于長遠利益，承包制迅速顯出疲態。1990年,第一期承包制到期以后，雖然政府與大多數國有企業仍維持了承包制的形式，但多數改成“一年一定”的滾動式承包。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系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是社會主義前進的需要”;“利用外資，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這一年，誕生了大量民營公司，其中有不少日后的重量級企業，因此，被普遍稱為中國現代公司元年。

不過，這一時期的民營企業不少是以特殊的變通方式出現的。

一是鄉鎮企業。1984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在興辦社隊企業的同時，鼓勵農民個人興辦或聯合興辦各類企業。同年3月，在《關于開創社會企業新局面的報告》中，社隊企業被改名為鄉鎮企業，明確鄉鎮企業由社辦、隊辦變為鄉辦、村辦、聯產辦、戶辦，這等于是為私營經濟開了綠燈。不過，大量的私營企業還是小心翼翼地戴上了集體企業的“紅帽子”，這為日后的產權紛爭埋下了禍根。

二是外資企業。1983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利用外資工作會議，進一步放寬了吸引外資的政策。

這些被統稱為“非公有制經濟”，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報告是如此闡述的：“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對私營經濟地位的認可，也寫進了1988年修訂的憲法，并在此后的中共全會上不斷被強調，私營企業開始登堂入室，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政府與私營經濟的政商關系，即便在臺面上，也曾經出現波折。1989~1992年期間，受特殊政治氣候的影響，私營經濟一度出現了政治地位不穩的傾向，直到鄧小平以南巡講話的特殊方式力挽狂瀾。而在臺面下，私營企業與政府、確切地說是與政府中掌握權力的官員們，開始了大規模的“勾兌”。在“經濟人理性”的驅動下，政商關系中錢權交易、官商勾結的負面表現，日趨普遍。東方風來滿眼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拉動全國改革提速，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不同性質企業的構成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作為主流和主力的國企，改革的目標修訂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實行“抓大放小”，即國家集中力量重點支持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國有大企業和企業集團，增強其在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競爭力。而對數量眾多的國有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小型企業，實施放開搞活，允許其以不同改制形式轉變為非國有企業。“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經觸及到了政商關系的核心：政商關系的焦點，不僅僅是利益如何分配，而是如何清晰劃定政府的權力邊界。實踐表明，這一輪涉及深水區的改革進展并不順利： 一方面是“慢”，在百戶試點企業中，80%以上選擇了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大多數試點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極不規范;組建全行業性的控股公司使下屬企業的自主權被上收，造成嚴重的行業性壟斷;企業辦社會包袱、富余人員包袱沒有解除;政府機構改革不徹底，政府仍然用管理國有企業的老辦法管理改制后的企業。另一方面是“亂”，在這個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地方層面上的政商關系，也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一方面，隨著地方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革加速，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淡化;另一方面，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強勢崛起，客觀上倒逼地方政府心不甘情不愿地調整自身定位，從主導經濟的主角回歸到招商引資搭臺的配角。中央-地方博弈同樣受到影響，為確保中央財政收入，中央政府加大了直接征稅的力度，“分稅制”在此時應運而生。

2003年國資委的出現，應該是圍繞國有企業的政商關系發展的標志之一。國資委的設立，就是為了實現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相分離，解決由于出資人缺位而導致的國有企業多頭管理但卻無人負責的問題。此前一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在堅持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政商體制的瓶頸

競爭性領域的大量原國有企業，通過各種形式，轉為私營企業或混合型的股份制企業。其中，國企管理層收購(MBO)引起輿論的激烈爭辯，一批經濟學家擔心在當前法律缺位條件下所進行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產權改革，無法避免國有資產流入到私人口袋的命運。這場引人矚目的爭議，反映了政商關系已經走到了涉及根本的瓶頸。至于非公經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中，終于獲得了與公有制經濟完全平等的地位：“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無論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是私營經濟的發展，本應逐漸被限制權力的“政”，卻表現得更為活躍。尤其在房地產行業，實行了分稅制之后的地方政府，儼然成為最大的地產商，而中央政府則在飄忽不定的“宏觀調控”中搖擺，這些都在客觀上為地方、部門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

改革35年，從1984年的“公司元年”開始算，也有30年的歷史，中國的政商關系，卻依然停留在叢林時代，直接表現為反腐敗的形勢極其嚴峻。其實，在腐敗與反腐敗的拉鋸戰背后，是“政治制度化”的缺位在政商關系中的體現，正如亨廷頓所言：“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種表征。”

“叢林”最大的特點，就是規則的缺失，這既賦予了“狼群”極大的紅利空間，也同樣造成了極大的風險——沒有任何一頭狼是絕對安全的。樂觀地看，這種不安全感，或許正是推動規則完善的最大壓力與動力。

第二篇：新型政商關系

習近平用“親”“清”二字密切新型政商關系

“兩會”伊始，總書記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并參加了聯組討論，強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重申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三個沒有變”，要求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再用“親”“清”兩字闡明新型政商關系，這些重要論述鮮明表達了我們黨的大政方針，提振了各類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的信心。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對于國企、民企關系問題有些不太準確的認識，有人以“國進民退”為名抨擊國企改革，有人以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時困難為借口鼓吹“全面私有化”。而事實的發展證明，“兩個毫不動搖”是憲法原則，沒有變也不會變，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是我們引領新常態、提升綜合國力的關鍵支撐。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個方面絕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進程中“一個都含糊不得”。當前，針對民營企業發展中經歷的“尋租”以及歧視性待遇，有必要正本清源、優化發展環境，用“親”“清”二字闡明新型政商關系，重塑法治經濟必需的規則與倫理。

“親”就是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幫助解決實際困難。這一要求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個別領導干部推諉卸責，為了避嫌干脆繞著問題走，對民企發展中的信貸壓力、稅費負擔視而不見，不愿意出手相助。“親”字強調的正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國企、民企都是親生的，法定的公權力對企業的職責必須真誠對待、嚴肅履行。

“清”就是清白純潔，不搞權錢交易。以往，有官員勾連企業主并非為了改善營商環境、助力經營發展，而是瞄準了“錢袋子”，用手中的審批權“尋租”“揩油”謀私利。“鐵八條”高壓之下，徒增企業負擔的吃拿卡要少見了，破壞公平競爭的私相授受收斂了，但仍然離不開久久為功，將清廉內化在干部與企業家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

理想中法治化的政商關系，既不是勾肩搭背、狼狽為奸，也不是敵視對立、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合理的監督機制下“相敬如賓”，彼此保持適當的距離，坦坦蕩蕩在桌面上討論問題、解決困難。摒除庸俗的政商關系論，砸碎腐敗的利益共同體，官員落馬與企業敗局才能真正消亡，中國經濟也才會在鳳凰涅槃的自我矯正與修復中，迎來浩蕩的改革東風，平順地向前行進。

第三篇：中國政商關系

馬云5月8日就任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主席演講時表示，企業家應妥善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并堅持“四不”原則（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同時，馬云認為企業家的道德、價值觀、社會責任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這顯示中國政商關系仍有待進一步規范治理。

中國“政商關系”主要表現為政商結合或聯盟的特征，政商結合顯示民營企業家既是政治菁英也是經濟菁英的雙重角色，形成一種“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或“親朋資本主義”。金錢和權力的“聯姻”結果，導致政企不分、干擾政府行政職能的正常行使，也影響企業自主權的行使。黨政干部兼職企業導致規則的制定者、市場的管理者和市場主體趨于一體化。政府官員兼公司領導的雙重身份，使其既可憑借政府領導的權力為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源，也可借公司領導的身份逃避法律和政策對官員的監管。

另一種政商關系類型則是經濟菁英與政治菁英的利益聯盟關系。許多私營企業主寧可選擇“與黨政領導人搞好關系”，建立緊密的政治接觸關系，試圖獲得政治合同、公共工程，或規避政府部門的攤派與刁難。這源于民營企業家擁有較多經濟資本，但卻較欠缺體制性的政治資本，亟需政治后援。企業家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積極建構“體制化關系網絡”，并通過與地方官員建立非正式的關系網絡影響政策形成。這種社會網絡是以地方官員為中心，正是企業成功經營的重要前提。有時企業家正是透過私人帶有隱蔽性的接觸互動，發揮比制度性政治參與或抗議、游說更為有效的利益表達方式。

地方政府一直控制著地方經濟運行的主要生產要素，包括項目審批權、土地、財政資金、信貸擔保及政策環境等，這些因素皆影響民營企業成長。當民營企業取代國有企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時，地方官員的晉升及財稅皆高度依賴于民營企業發展。地方官員由計劃體制下的“計劃執行者”，在改革開放時期搖身一變為“政治企業家”。這種政企合作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雙贏”的利益交換關系。地方官員提供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政策和資源，企業則提供地方官員所需的政績及財政稅收，甚至尋租及貪腐機會。

相對而言，大企業比中小企業更有機會與地方官員接觸及建立豐沛政商關系，其取得融資貸款機會、數額較大及期限較長；企業主運用共生合作關系，規避政府法規。政商關系有時可被視為民企非正式的自我保護機制，企業家的政治身份，發揮了替代法律制度為公司發展提供產權保護的作用，諸如減少地方政府亂收費及亂攤派，防范其他市場主體的侵害，及規避政府行政壁壘和所有制歧視。

這種政商關系透過權力與金錢結合，形成官商一體的“紅頂商人”或“紅頂公司”，積極建立權勢及與政府有關部門領導個人的特殊關系，借此尋求政治代言人與個人保護傘，利用各種手段拉攏腐蝕干部以獲取經濟特權等，大量存在民營企業家直接擔任黨政公職的“紅頂商人”、“企業家公務員”和“政商兩棲”現象的爭論與異議。國有企業產權私有化過程中，企業利益往往為干部及企業家共同侵吞，非常明顯充斥著“干部資本主義”或“干部經濟”發展的特色。

當民營企業主勢力強大，就會出現統治集團“迎合”企業主的情況，通過政治安排滿足其對政治地位的追求，因此作為現有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挑戰中共的黨國體系。有些表面上與國家、地方政府脫鉤的私營企業，實際上仍與干部存在千絲萬縷般的緊密利益共同體關系，原有傳統體制的權力主導群體，作為改革的推行者，在新制度中依然占據優勢地位，常利用其公共權力及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影響社會經濟，通過與有關部門領導的政治接觸獲致經濟特權。

就此而論，民營企業家難以真正成為反對官僚體系的主體力量，其因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私營企業主的力量，來保障地方稅收及就業；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家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控制體系，并從中獲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各種保護，所謂“政府企業”或“企業政府”即意味著緊密的政商關系。準此觀之，短期內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政商關系中勢將難以消除。

作者是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第四篇：構建新型政商關系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

對于任何政府來說，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始終是最重要的關系，是決定自身盛衰興亡的基礎。在當代社會，人民群眾是劃分為階層、界別、地域、團體的。作為人民政府，正確處理與各階層、界別、地域、團體的關系，及時解決彼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對于正確履行政府職能，促進社會和諧和良性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2016年3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同全國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見面時，特別強調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這個問題，應引起各級政府高度重視。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凈化政治生態、理順市場秩序的必然要求。近年來，一些地方腐敗叢生，政治生態惡化，市場秩序混亂。一個直接的重要原因，是那里的政商關系出了問題。有的政府官員與私營企業主過從甚密，“勾肩搭背”。憑借這樣的關系,官員進行權力輸送，以權謀私，完成權力“變現”;商人進行利益輸送，借權謀利，實現利益最大化。這種不良的政商關系和權錢交易帶來的腐敗，給社會發展帶來極大的損害。理所當然，黨和政府開展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堅決打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行為。然而,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一些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又走上另一個極端。他們對商家敬而遠之,該辦的事不辦,生怕被冠以“權、利輸送”之名;商家到政府部門辦事時,“門好進了、臉好看了,事卻難辦了”。不論是官的亂作為還是不作為，都是政商關系病態的表現。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社會官僚和“紅頂商人”之間那種舊式政商關系的延續，必須堅決摒棄。在“破”的同時，應“立”起健康、科學、透明的新型政商關系。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關鍵是作好“親”“清”二字文章。習近平主席提出，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二字。之所以首先講“親”，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其中就包括全心全意為經商辦企業的這部分人服務。政府官員對人民必須有“親”的情感，絕不可對民營企業家不理不睬，對他們的正當要求置若罔聞，對他們的合法權益不予保護，而要懂得親商、安商、富商。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真心實意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但，凡事須有度，交往有底線。政商交往應該為君子之交，不能超越“清”的底線。彼此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種關系。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只講“政”一方不行，“商”一方也必須相向而行，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不論是民營企業家，還是其他經商者，都是中華民族一份子，都應該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事，遵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與時俱進，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有了這個基礎，“親”“清”二字文章就好做了。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只要政商雙方都按照“親”“清”二字去做，新型政商關系就一定能夠建立起來。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為保障。這是歷史經驗的啟示，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要求。其基礎，是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國家法律體系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應把“親”“清”的成熟做法固化為制度。按照制度規定，努力搭建有利于商家發展的平臺,改進服務流程，提升服務質量和效率,以優質服務贏得商家的信賴;堅決貫徹執行廉潔自律準則和政府各項廉政規則，自覺斬斷與商家的各種非法利益鏈接,杜絕權力尋租,建立起純粹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作為商家，要把政府當成“娘家人”。當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和問題時，及時通過法制渠道反映和解決。如果遇到政府人員故意刁難和不作為，可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要建立健全嚴格的內控制度,堅持依法經營、誠信經營。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新型政商關系就一定能夠鞏固和發展下去。

第五篇：政商關系案例分析

政商關系案例分析 2016/10/24 21:53:00

案例一：建龍參與通鋼改制釀悲劇

7月24日，吉林通化鋼鐵集團總經理陳國君遭受工人圍攻致死。北京建龍重工集團董事長張志祥參與通鋼改制以悲劇告終！

成立于1958年的通鋼集團幾乎是通化市的代名詞：通化市各種產業均圍繞這個龐然大物而建立，與通鋼上游關系密切的產購銷一條龍的各個環節無不產生了巨大的財富光暈，各種利益盤根錯節。

2005年12月27日，建龍集團參與通鋼集團重組，持有通鋼集團36.19%的股權。吉林省省屬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陳富貴稱，“2005年建龍入股通鋼是非常正常的市場行為”。

按照建龍經驗，只要整治好采購和銷售兩大環節，3個月內就能使成本壓縮1/3。但通鋼的復雜性顯然超過了張志祥以往并購的任何一個鋼廠。

2005年，通鋼開始大面積壓縮人員，3.2萬在崗職工被削減至1.9萬人，在崗工人薪酬落差進一步拉大。建龍入股之前，職工對通鋼也有不滿情緒，建龍入股之后，職工將所有憤怒都發泄給了建龍。

2009年7月22日，吉林省國資委與建龍確定最終方案：建龍集團以10億元現金及其持有的通鋼旗下礦業公司股權，實現對通鋼控股，建龍承諾不裁員。建龍控股通鋼成為7月24日慘劇爆發的直接誘因。

記者點評：體制改革不到位的代價

散見于全國媒體不同角度的海量報道中，通鋼事件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這是一場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之間角力釀就的悲劇。這場改革中，當地政府是強力推動者，民營企業是參與者，企業內外的既有利益群體形成強大的對抗力量。

矛盾的焦點對準了這樣一些問題：由政府強力推進的改制過程中，股權出讓的價格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當？是否存在腐敗與國有資產流失？在新的利益調整中，各方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員工群體的利益訴求是否得到了尊重？

擺平地方政府——安撫原管理層——輸入市場機制，這是此前民企參與國企重組最常見的經驗。在這個經驗的邏輯里，官商繞開了員工群體，在新的利益框架中，這些人的利益表達是缺席的，他們被迫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并且，在對一個體制的弊端積重難返的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所牽涉到的利益群體不只是既有的企業內部各階層的利益格局，還有一個龐大而盤根錯節的企業外部“圍廠”經濟體的利益格局。

當建龍遵循往常既有的邏輯和經驗進入時，改革的阻力和難度顯然被低估了——不管是參與者建龍，還是作為主導者的當地政府。

在中國漫長的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這是一個新舊體制與新舊利益格局發生尖銳沖突的最極端的樣本。由此亦足見，未來中國完成國有企業改革的阻力與難度。

通鋼事件之后，《吉林日報》發表社論：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企改革，不能徘徊，不能退縮，更不能回頭。

這是改革的必然趨勢。然而，如何推進，這仍然是最大的難題。政商關系分析 2016/10/24 21:53:00

案例二：政府限期山鋼重組日鋼

在鋼鐵業“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日照鋼鐵集團董事長杜雙華雖竭盡所能，最終還是不得不失意離場。

8月26日晚，接近談判的人士透露：“山鋼重組日鋼雖然沒有正式簽訂重組協議，但山東省政府極力推進此事，下令必須在本月內完成重組簽約。”

今年一季度，日照鋼鐵克服了金融危機的沖擊，逆勢實現利潤6億元，而由濟鋼、萊鋼等企業整合而成的山鋼集團，今年上半年巨額虧損12.85億元。

去年11月，在山東省政府的主導下，山東鋼鐵和日照鋼鐵簽訂了重組意向書，由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此重組顯然非日照鋼鐵本意。

胳膊擰不過大腿。山鋼重組日鋼的談判尚在進行，山鋼董事長鄒仲深已在山東省委、省政府召開的山東鋼鐵領導干部會議上明確放風，山鋼已為接管日鋼制定預案。

知情人士透露，山鋼與日鋼談判進展順利，將于近期簽署資產重組協議。

記者點評：國進民退擠占民企生存空間

這是一起典型的由政府主導的“國進民退”的經典案例。

按照山東省《關于進一步加快鋼鐵工業結構調整的意見》，建設日照大型鋼鐵基地是該省鋼鐵工業區域布局調整的重點。有經濟學家憂心忡忡指出，由于地方政府對經濟領域的全方位管控，中國出現了可怕的現象：“地方性計劃經濟”。

鋼鐵業“國退民進”已然成潮，其他行業亦未能幸免。在航空業，民營航空如鷹聯航空、東星航空、奧凱航空、春秋航空或者被國有航空公司入股，或者破產，或者被兼并；滬杭高速、嘉金高速、滬青平高速、甬金高速等等民營企業擁有的股權被地方政府逐步收回；房地產領域，2009年，地產業的活躍者清一色是國企背景公司，他們在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杭州等大城市掀起搶地熱潮，制造了一批“地王”。

有經濟學家指出，中國提出改變粗放型發展模式已經很長時間了，為什么至今各地還是大興土木，形成項目依賴性的畸形發展模式，關鍵就是在我國很多經濟領域，國有企業以巨無霸的形式蠶食了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直接的后果是，市場競爭機制發育不起來。大規模投資的背后是能源的大量消耗，是環境的日益惡化，是投入產出的嚴重失衡。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也是沒有活力的。

國進民退的后果是：市場競爭的減弱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倒退。

然而，前30年的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關鍵是市場的放開，民企的成長。如今，我們怎能開歷史的倒車？

在上海，當下經濟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產業結構調整青黃不接，市委書記俞正聲明確表示：民營經濟是最具活力的經濟成分，處于經濟轉型期，發展好民營企業至關重要。2016/10/24 21:53:00

案例三：浙江臺州包辦“民企改制”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臺州政府近期開列了一份目錄，包括銷售額達到5-10億甚至以上的100家民營企業，政府計劃2009、2010、2011三年，幫助它們完成股權的改制。據悉，年內完成24家，目標是希望能達到上市公司的股份結構標準。

100家民企股份再造，這場由政府主導的民企改制浪潮，與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相比，是一次微妙的反向操作。

同樣在浙江，紹興政府出臺了一份名為《紹興市關于新形勢下加強民營企業監管的調查和思考》的內部調研報告，旨在加強對民企監管。他們正醞釀“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成立民營企業黨工委和紀工委，視情委派黨組織負責人進駐大中型民營企業”等措施，將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監管日常化、程序化。

這一監管體系一旦建設完畢，當地上千家規模以上大中型民企，一舉一動，都將在“政府手眼”的掌控之中。

在民營經濟發源地浙江，復次出現與其歷史基因迥然不同的改革動向，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

記者點評：政府“好心未必干好事”

民企大省浙江的這兩項改革探索措施在經濟界引發很大爭議。

管制的寬松、創業與準入自由、經營靈活的制度和政策條件本是浙江經濟繁榮的基石。但是，紹興、臺州的經驗一旦在浙江省“推廣”，有可能使浙江省喪失經濟活力。有專家認為，政府介入企業內部“事務”，且常常扮演“領導角色”，實在是“好心難辦好事”。

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常常成為搞垮民企的外在力量，形式不一而足：

政府干預殺死企業。地方政府為了政績、GDP，常常好大喜功，鼓勵或者強迫民營企業投資一些高風險項目。政府越俎代庖，替代了企業對市場風險的判斷，其結果是，企業最終承擔慘敗的風險。

官員腐敗殺死民企。由于中國體制改革得不到位，政府有關部門公職人員利用手中的職權，在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設置障礙，謀取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甚至形成了“潛規則”。更可怕的是，這種潛規則在經濟不發達地區更為盛行。這也是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發展困難的原因之一。

2016/10/24 21:53:00

案例四：黃光裕入獄

5月24日，被胡潤排位中國首富的黃光裕因為涉嫌操縱股市、內幕交易、行賄等罪名被正式抓捕。

如今，黃光裕的賺錢內幕終于昭然于世：黃光裕高超的騰挪財技，涉及的官員數量之多以及官員層次之高、金額數據之巨、牽涉的人際關系之廣(中國大陸、澳門、香港、公海、英屬群島等等，可能還有其他海外銀行)，已經超出了公眾的想象。

有人為黃光裕鳴不平，認為黃光裕是中國難得的“經營奇才”，其走上歧途固然與其自身有關，但中國市場經濟的殘缺，股市監管的不力，政府官員的貪婪無度等等，這些因素讓黃光裕也是受害者。

記者點評：商與政之間應保持怎樣的距離

當黃光裕的賺錢內幕終于昭然于世的時候，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論再一次引發爭議。

民營企業家應當與政治保持怎樣的距離？在過去的30年里，這是一個被反復討論的話題。

誕生于轉型時代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大多有過這樣的經歷：在舊有體制下，民營經濟受到體制內的種種束縛。為了求生存，他們常常破壞或繞開規則，突破束縛。在那些法律與制度灰色或空白地帶，規則、秩序混亂，越軌行為時常被視若無睹，這在當時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在灰色的地帶進行商業的運營，企業家同時面臨著商業與政治的雙重風險。幸運者洗去昨日的“罪行”成為了今日之英雄，而不幸者則將獨自品嘗失敗的苦楚。

失敗無處不在。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大敗局》里，從近十年的包括健力寶、德隆、順馳等在內的十個“敗局”中，總結了“中國式失敗”的經驗：民營企業與政商博弈中的弱勢地位，缺少對一種簡單而普世的商業邏輯的尊重，缺少對公平透明的游戲規則的遵守，缺少對符合人性的商業道德的敬畏。

誕生于市場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勢地位有 目共睹，企業家為之付出的教訓也可謂“血流成河”。吳曉波提醒，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來越錯綜復雜的政商博弈，將考驗中國企業家的最大智慧。

2016/10/24 21:53:00

案例五：政府“培訓”家族企業“富二代”

8月中旬，江蘇省委組織部在江陰黨校培訓富商二代。據報道，江蘇省委組織部計劃用兩年時間在全省培養1000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著力培養一支對黨有感情、帶頭跟黨走、具有現代企業管理能力的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隊伍，引領民營經濟新一輪發展。培訓的形式主要有黨校學習、基地培訓、導師幫帶、掛職鍛煉等。

此舉的背景是：在未來的10年到20年，改革開放后第一代創業者，即將因年事已高而逐漸退隱，而這些生于70后、80后將接過父輩親手創立的企業。中國新富階層已經形成新富家庭。

如今，傳承與革新是這些年輕人共同面臨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如何延續發展勢頭并提升品牌價值，不僅直接影響到民營企業自身的未來，而且也會影響到地方經濟的發展。

新富家族掌握的社會財富與資源，讓他們成為當地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們進入人大或者政協，獲得政治地位，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還會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狀況。

以此為理由，政府出面對民營企業的接班人進行“培訓”。

記者點評：“富二代”需要的不是政府培訓

當政府決定出面對民營企業的接班人——“富二代”進行培訓時，足見其對民營經濟未來繼承者能力的擔憂，也可謂是用心良苦。

然而，此舉引發的爭議是：“富二代”培訓是否應當由政府來完成？政府能否將“富二代”培訓成企業家？“富二代”以及民營經濟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世界企業發展史證明，企業家從來都不是通過政府有形之手培訓而來的，而是經過市場這只無形之手錘煉而來的。況且，政府扮演的角色只是市場的監督者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培訓企業家無論如何不應當是政府的職能之列。

那么，政府的職能是什么呢？為民營企業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引導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

根據統計，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中，家族式經營企業已占到 了90%以上。目前，許多民營家族式企業擴大生產規模以及融資途徑，甚至成為上市公司，但其內部仍然是家族式管理和股東單邊治理模式，這與現代企業發展要求并不相符。中國家族企業始終無法克服以下管理困境：經營者決策風險控制意識較為薄弱；非家族員工流動頻繁；關鍵員工不能得到有效激勵。

這也已然成為今后發展的羈絆。

由此看來，中國“富二代”現在需要的并不是到黨校集中學習，而是建立真正的商業精神，讓家族企業從中國傳統的家族企業樊籠中掙脫出來，脫胎換骨為具有真正現代公司治理機制與分配體制的現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