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問題淺析

【論文提要】：食品安全是全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面對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應運而生，這充分顯示出黨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場、懲治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信心和決心。為了做好法律規范之間的銜接，充分利用刑事審判職能，預防和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現狀，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理差異，提出司法實踐中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問題，然后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四點建議。筆者認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礎。當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與《食品安全法》實施的銜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擊力度。然后結合《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有關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食品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各部門間的工作協調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體系。

【關鍵詞】：食品安全 犯罪 問題 理性之策

一、司法現狀：在罪與非罪和寬嚴量刑間徘徊

《食品安全法》的出臺和實施，預示著應該盡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為一個新課題，展開討論和研究。筆者認為，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產、銷售過程中發生的犯罪活動，它直接危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從犯罪構成上看，該類犯罪的犯罪主體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單位；主觀方面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包括國家有關食品質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包括社會公共安全；客觀方面表現為生產、銷售偽劣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非法經營行為等，并應達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屬性和特征，理論界沒有統一認識，因此，在處理食品安全事故的過程中，往往難以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為逍遙法外。同時，司法實踐中，往往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歸屬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之中，而忽視了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處理結果大相徑庭的情況。下面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處理的情況，窺視一下司法現狀：

——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虎頭蛇尾。2004年，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在全國引起轟動，造成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嬰兒12人，輕、中度營養不良的嬰兒189人，重度營養不良患兒28人。雖涉案20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但是最終主要被告人生產商池長板只是以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罰金5萬元，銷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罰金2萬元，這與該案所產生的嚴重后果顯得不太相稱，與民眾期望相去甚遠。[2]

——沒有記者暗訪，“毒火腿”案何去何從？浙江金華火腿全國聞名。2003年10月底，因記者暗訪發現永泰火腿食品廠曹錫平、曹錫洪兄弟用兌入“敵敵畏”農藥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獲刑。“毒火腿”真的是記者暗訪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廠這一家生產？這些問題很難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為何之前對此無人問津？雖然內情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由此判斷，曹錫平、曹錫洪兄弟因300只未銷售出的“毒火腿”而領刑，只是代人受過而已。[3]

——廣州蘇丹紅“元兇”罰人未懲企業。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生產、銷售含有“蘇丹紅”成分食品添加劑數量為23萬余公斤，銷售金額400余萬元，譚偉棠、馮永華作為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直接責任人員，因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處罰金，應該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該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的經營行為，同樣侵害了市場經濟秩序，理應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4]

——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園“陳餡月餅”和“毛發醬油”事件在“報道是否屬實”的爭執中“消化”；北京蜀國演義酒樓用福壽螺替換海螺，致70多人引發廣州管圓線蟲病，以酒樓民事賠償宣告結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從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鹽、油到各種中高檔食品，幾乎無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夠追究責任人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

——三鹿案件的查處，彰顯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決心與力度，但罪名的適用卻引起各界爭鳴。2009年3月，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張玉軍、耿金平、田文華等人分獲重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處罰金。該案的查處，昭示了司法機關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對同一犯罪事實根據不同的參與環節，分別適用三個罪名引起爭議。特別是對三鹿總裁田文華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存有疑問，有的同志認為“三聚氰胺雖非劇毒，但根據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質，起碼是非食品有害物質。這樣，三鹿高管完全應該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田文華的辯護律師梁子侃則認為，三鹿案發后，無論是調查組還是媒體，都稱之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華的罪名是重大責任事故罪可能更妥當。[6]

二、實踐困惑：罪名競合的選擇與犯罪情節的認定

分析司法實踐現狀，之所以出現處理結果迥異，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護等人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和對犯罪情節的認定上。

（一）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

我國刑法規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經營罪以及侵犯知識產權類犯罪等。刑法在此設置了兩種形式的罪名競合：

一是法條競合。法條競合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因刑事立法對法條的錯綜規定，導致數個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其內容上發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本節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法條競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之間存在重合和交叉關系。

二是想象競合。想象競合也叫觀念的競合，是指基于一個犯罪意圖，實施一個危害行為，而觸犯兩個以上異種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條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行為人為了牟取利益，實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時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類罪名和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罪名，這就是一種想象中的競合。

首先，在法條競合時，要求重法優于輕法，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條文認定犯罪的標準不一致，而致實踐中不好操作。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慎重起見，司法機關往往習慣于以“疑罪從無、疑案從輕”的原則選擇輕法。

其次，由于行為人在犯罪的各個環節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選擇適用罪名的差異。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團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進入市場后，導致眾多嬰幼兒引發泌尿系統疾病、多人死亡”這一事件，雖然從原料的購置到奶粉的生產、銷售是三鹿集團一個完整的生產線，但是，因行為人在不同環節參與的程度不同，而致觸犯的罪名不同：張玉軍等人提供以三聚氰胺和麥芽糊精為原料配制原奶添加劑，構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人給三鹿集團提供含有添加劑的原奶，構成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三鹿集團及主要責任人使用含有添加劑的原奶生產嬰幼兒奶粉，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如此細致的劃段定罪，給司法實踐出了一道難題：是適用共同犯罪理論？還是每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要進行劃段定罪？

第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的多是選擇性罪名，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包括生產偽劣產品罪、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三個罪名。從理論上講，選擇性罪名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開使用，但是根據現有的立法規定，司法實踐中并不存在獨立的生產偽劣產品罪。因此，在實踐中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應如何解決？

第四，對想象競合犯，要求從一重罪處罰，但是由于該類犯罪所侵害的客體不同，可能導致犯罪主體和附加刑的差異，且有時可能很難作出孰輕孰重的判斷，這時，對罪名選擇也就大傷腦筋。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比較，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刑起刑點（三年以上）高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五年以下），但是二者的最高刑期（死刑）是一致的；同時，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單位可以構成犯罪，且有罰金附加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不存在這種情況。假如一個犯罪行為在這二者之間產生競合，該如何選擇罪名呢？當然，還需要根據具體的犯罪情節來考慮，但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難題。

（二）犯罪情節的認定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構成，一般都需要一個特定的客觀要件，上面已對幾個罪名進行了列舉，不再贅述。理解和把握這些要件是確定罪名和科學量刑的關鍵。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有的要件本身存在瑕疵及一些職能機構的不健全，以致于造成違法分子得不到應有懲罰，無法實現打擊犯罪活動的目的。下面著重談一下實踐中經常遇到的三個問題。

第一，“銷售金額”的認定問題。

“銷售金額”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也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及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判處罰金的主要依據。但是，“銷售金額”恰恰又是司法認定中的一個難點：首先，只有著手銷售才會產生銷售金額，而在司法實踐中查獲的多數是在生產環節，銷售金額無從談起。如我們上面提到的金華“毒火腿”案，由于記者暗訪發現了加工中的“毒火腿”，然后在其即將進入市場銷售時，一舉查獲，根本不存在銷售金額。其次，即使有銷售行為的，因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隱蔽，特別是一些小企業、小作坊沒有正規的經營賬目，造成偵查取證困難，具體銷售金額同樣難以查實，這是大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得到查處的主要原因。生產偽劣產品按貨值金額高于銷售金額的三倍的標準，且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這相對于銷售者來說顯失公平，也有違于立法的本意。同時，偽劣產品尚未銷售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處罰時，并處或單處的罰金刑應如何計算？只能面對罪不能罰的尷尬局面。

第二，食品的衛生標準問題。

由于《食品安全法》已經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同時廢止，《解釋》中規定的不符合衛生標準的依據將不復存在，急需依照《食品安全法》出臺新的標準。但是，《食品安全法》只是規定了食品安全標準，并在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給食品生產經營者確定了具體經營要求和禁止性規定，并未對食品衛生標準作出解釋。雖然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規定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公布前，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現行食用農產品質 3 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的行業標準生產經營食品”，但并未對司法程序的依據作出解釋。法律法規之間的不銜接，給司法實踐帶來了疑難和困惑。

第三，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鑒定問題。

刑事案件的鑒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鑒定，如故意傷害案件的傷情鑒定，是由司法機關授權的機構行使，這樣才能充分維護刑事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對“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鑒定，《解釋》第四條規定由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行使，這是否有悖于刑事司法原則？衛生行政部門的鑒定結論是否能夠直接運用于刑事審判？這是司法人員經常討論的問題。

三、理性之策：食品安全犯罪理論體系的確立

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基礎。2009年年初，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羅云波教授在接受《食品指南》記者專訪時講到，法律和法規體系不完善，讓人有空子可鉆，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食品生產領域的摻雜使假為什么屢禁不止？原因就是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以及執法不嚴格。[9]面對頻發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需要大家通過多層次的調查研究，形成一套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論體系，規范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完善犯罪情節的使用瑕疵，然后施以有效打擊，才能維護良好的食品安全市場秩序。

（一）針對《食品安全法》的實施，盡快作出配套的刑法規定

第一，從食品“衛生”到食品“安全”，并不是簡單的詞語更換，而是一種新理念的樹立，是將食品事件正式納入了社會安全的范疇。

在以前的司法實踐中，很難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食品衛生事件牽扯在一起。現在，三鹿案的判例和《食品安全法》的實施，使二者產生了必然的聯系。因此，建議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章節里面增添危害食品安全的內容。第二，《食品衛生法》已經廢止，與之相應的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亦應隨之修改，可變更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這樣就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不再存在法條競合。第三，犯罪成本太低，是我國食品行業制假、售假猖狂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對于一般的違法行為加大了處罰力度，刑事立法也要隨之調整，應對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擴大罰金刑的倍數，徹底消除制假、售假分子重新犯罪的機會。第四，《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的檢驗機構的設立作出了規定，建議刑事司法鑒定，應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準設立的機構中，由司法機關的委托認可后選擇確定。

（二）修改“銷售金額”要件

實踐證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單純把“銷售金額”作為量刑依據是不科學的，盡管《解釋》做了補充規定，學術界對此也頗有爭議。有的同志認為，應該將“銷售金額”改為“經營金額”；[10]有的同志則認為，可根據生產和銷售的不同環節，同時適用“經營金額”與“銷售金額”兩個標準。[11]筆者認為，適用“經營金額”同樣不可取，所謂經營包括買進和賣出兩個環節，因此，設定“經營金額”，有可能造成犯罪數額的重復計算。設定犯罪數額要件，要根據具體的犯罪行為來確定，這是立法的本意。《食品安全法》第九章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中，一直是適用“貨值金額”進行處罰，因此，我們可以將“貨值金額”確定為生產偽劣產品罪的犯罪標準，這樣，一方面可以與《食品安全法》的處罰相銜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的不科學的說法。而對銷售偽劣產品的或即生產又銷售偽劣產品的，應定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標準仍沿用“銷售金額”。需要說明的是，設置的“貨值金額”犯罪標準可以稍高于“銷售金額”。對于其他的將“銷售金額”作為罰金刑標準的罪名，可以增加一項內容，即“產品未銷售的，并處或單處貨值金額的**至**倍罰金”。

（三）規范對單位犯罪的處罰

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數都將單位列為了犯罪主體，但是，不知何種原因，查閱了大量相關案例，均將單位犯罪排除在外。追究犯罪單位的刑事責任，有利于保障不同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保衛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健康。[12]三鹿集團是中國食品工業百強、中國企業500強、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就是這樣的大型企業，在其觸犯法律時，仍不惜以其破產為代價而予以嚴厲懲處，這向全社會發出了一個訊號：一切危害食品安全、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違法行為都將受到嚴懲。由此，筆者認為，各地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均應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主動放棄一些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不為違法行為做保護傘、開綠燈，加大對企業違法犯罪行為的查處和懲治，堅決清除一切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動。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防控機制

不法食品企業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罪魁禍首，但社會監管和防范體制的不健全，卻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可乘之機；消費者的維權意識不強，又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空間。因此說，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要從根本上消除食品的安全隱患，不能單純地依靠司法機關的打擊和懲治，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法》從理順監管體制、建立風險監測制度、統一食品標準、加強食品添加劑管理、強化食品企業責任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下一步需要各有關的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工作間的協調和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機制。同時，應不斷加強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識。要經常性地通過各種媒體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宣傳食品安全法律知識，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產經營企業等。應嘗試把食品安全納入職業教育規劃，努力培養食品安全專業人才；把食品安全常識列入中小學的教育課時，引導學生不買街頭無證商販出售的各類食品；加大對公眾的食品科普教育，教育公眾掌握簡單的食品質量識別方法和正確的食品加工烹調方法等等。只有我們把預防食品安全的工作做到前面，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

【參考文獻】：

[1] 2009年3月1日新華社記者張景勇、周婷玉、吳晶撰寫的《食品安全法誕生歷程：從“基層民聲”到“國家大法”》一文。[2]根據新浪網的資料整理。

[3]根據金華新聞網的資料整理。

[4]根據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初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內容整理。

[5]王文琦撰寫的《問題奶粉是偽劣還是有毒？》一文，2009年1月1日《廣州日報》。

[6]南方報業網2009年2月2日《田文華上訴否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要求撤銷》一文。

[7]高銘暄《刑法專論》（上卷），國防工業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94頁。

[8]同注（7），392頁。

[9] 2009年第三期《食品指南》雜志。

[10] 《人民法院報》（理論專刊）2001年12月17日楊萬明、劉為波撰寫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立法完善》一文。

[11]網絡資料，《也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銷售金額》，作者解春。

[12]高銘暄的《我國刑法單位犯罪幾個問題》一文。

第二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7月31日新聞發布會材料之二

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目 錄

1、被告人鄭禮橋、羅六清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鮮獲刑

2、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陳洪勇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案

——加工銷售病死豬肉構成犯罪競合適用較重罪名

3、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被告人蔡順田、黃淑寬等非法經營案

——飼料公司實施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獲刑

4、被告人馬小榮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拉面湯料中添加罌粟籽粉獲刑

5、被告人楊濤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銷售違規添加藥物的保健食品獲刑

6、被告人張進勇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案 ——濫用食品添加劑致人中毒獲刑

7、被告人饒秀香生產、銷售假藥案

——出售藥品包裝供他人生產假藥亦構成犯罪

8、被告人王輝、徐紅德、于洪權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 ——制售假冒進口抗腫瘤藥按重罪被判刑

9、被告人胡新華、周銳、李春雷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生產、銷售假藥案

——假藥生產銷售一條龍均獲刑

10、被告人韋開源、張達志、何子瑞等銷售假藥案 ——銷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獲重刑

案例1

被告人鄭禮橋、羅六清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鮮獲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鄭禮橋，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羅六清，男，1972年5月28日出生，漢族，農民。2010年9月，被告人鄭禮橋未經辦理生產經營許可證，在重慶市九龍坡區含谷鎮租賃民房，開始加工生產食品牛血旺，并雇用被告人羅六清共同生產。在牛血旺的加工過程中，二被告人明知甲醛對人體有害仍然添加用于保鮮。至2011年3月17日案發，鄭禮橋、羅六清累計加工生產含有甲醛的牛血旺50萬余斤，并銷往當地各農貿市場，銷售金額12.5萬元。

（二）裁判結果

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鄭禮橋、羅六清在生產、銷售的牛血旺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判處被告人鄭禮橋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五萬元；判處被告人羅六清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八萬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三萬元予以追繳。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本判決已于2011年6月8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2 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陳洪勇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案 ——加工銷售病死豬肉構成犯罪競合適用較重罪名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胡昌彬，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柯名治，男，1970年6月3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陳洪勇，男，1968年7月30日出生，漢族，個體戶。被告人黃圣華，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楊金河，男，1946年12月21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陳國亦，男，1957年10月27日出生，漢族，農民。2010年10月，被告人胡昌彬承租林定華（另案處理）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街道南峰村廢棄的養豬場，從事病死豬肉的加工、生產、銷售活動。2011年1月，胡昌彬開始與被告人柯名治共同加工、生產、銷售病死豬肉。至2011年3月份，胡昌彬、柯名治將撿回來的及收購的共計百余噸的病死豬肉進行宰殺后加工成排骨、肉、豬皮、臘腸等，作為食品銷往山東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一些地區，銷售金額達人民幣54萬余元。其中，向被告人黃圣華收購重約2.5噸的病死豬，向被告人楊金河收購重約2.5噸的病死豬，向被告人陳國亦收購重約0.5噸的病死豬。期間，被告人陳洪勇先后兩次向胡昌彬、柯名治購買重約11噸的病死豬肉，支付貨款3萬元。2011年3月14日，執法部門對胡昌彬、柯名治的加工、銷售病死豬肉窩點進行執法檢查，當場查獲病死豬肉5.93噸。經檢驗，送檢豬肉豬圓環2型病毒呈陽性。

2011年3月29日，胡昌彬、柯名治再次到福清市上逕鎮收購兩

大袋病死豬肉，運回加工窩點途中被公安機關查獲。經檢驗，送檢的樣本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病毒和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病毒均呈陽性。

（二）裁判結果

福清市人民法院判決、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認為，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明知病死的豬肉不能供人食用，食用后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仍共同加工生產、銷售病死豬肉，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同時，胡昌彬、柯名治將病死豬肉加工生產后作為合格豬肉銷售，銷售金額達54萬余元，其行為亦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依法應當以處罰較重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被告人陳洪勇、黃圣華、楊金河、陳國亦明知是病死豬肉而予以銷售，其行為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被告人陳國亦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自首，依法予以從輕處罰。被告人陳洪勇、黃圣華、楊金河到案后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依法可予以從輕處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胡昌彬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柯名治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陳洪勇犯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黃圣華犯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被告人楊金河犯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被告人陳國亦犯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作案工具予以沒收，繼續追繳各被告人的違法所得。

對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2年4月9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3 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被告人蔡順田、黃淑寬等非法經營案 ——飼料公司實施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獲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

被告人蔡順田，男，1966年10月7日出生，漢族，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總經理。

被告人黃淑寬，女，1964年1月5日出生，漢族，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財務會計。

被告人蔡福明，男，1960年2月16日出生，漢族，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銷售員。

被告人甘豐華，女，1975年8月4日出生，漢族，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出納員。

被告人郭瑤卿，女，1978年3月22日出生，漢族，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發貨員。

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新飼料公司”）營養研發部于2008年生產出一種飼料添加劑，即核心料，海新飼料公司將該核心料添加到該公司生產的綠寶18大豬預混料中進行銷售。2010年10月，因添加了核心料的飼料被檢出含有違禁成分，海新飼料公司決定停止生產該核心料。后客戶多次向海新飼料公司總經理被告人蔡順田提出購買與綠寶18預混料喂養效果類似的飼料。2011年1月初，蔡順田就是否重新生產核心料的相關事宜召集被告人黃淑寬、甘豐華開會。經商議，三被告人在明知核心料含有

有毒有害違禁成分的情況下，仍決定由海新飼料公司營養研發部重新生產該核心料，并確定核心料的價格為450元/公斤。由蔡順田負責聯系客戶，黃淑寬掌握專門收取貨款的銀行帳戶，甘豐華負責取款轉帳。會后，蔡順田雇用被告人蔡福明、郭瑤卿負責核心料的銷售和中轉發貨，并告知對方核心料是未經國家批準生產的飼料添加劑，不能公開銷售，暗示核心料中含有國家禁止添加的物質。2011年1月至3月，海新飼料公司利用硝酸、甲醇、乙酯等化工原料，組織營養研發部工人以化學合成的方式生產核心料原粉，后摻入沸石灰稀釋后用無任何標識的白色編織袋包裝。期間，海新飼料公司共銷售核心料3000公斤，銷售金額163萬元，非法獲利20萬元。經鑒定，海新飼料公司銷售的核心料中含有苯乙醇胺A（克倫巴胺），屬于國家明確規定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添加的物質。案發后，被告人甘豐華、郭瑤卿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其涉嫌非法經營罪的事實。

（二）裁判結果

岳陽市云溪區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違反國家規定，生產、銷售國家明令禁止在飼料中添加的物質，銷售金額達人民幣163萬元，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已構成非法經營罪。被告人蔡順田作為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黃淑寬、蔡福明、甘豐華、郭瑤卿作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依法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蔡順田對單位犯罪起主要決策作用，黃淑寬、蔡福明、甘豐華在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均系主犯；郭瑤卿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甘豐華、郭瑤卿構成自首，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法院依法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判處被告人蔡順田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判處被告人黃淑寬有

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七十萬元；判處被告人蔡福明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萬元；判處被告人甘豐華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判處被告人郭瑤卿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追繳被告單位龍海市海新飼料預混有限公司違法所得一百六十三萬元，上繳國庫。宣判后，被告單位及各被告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本判決已于2012年2月15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4 被告人馬小榮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拉面湯料中添加罌粟籽粉獲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馬小榮，男，1982年8月28日出生，回族，個體戶。2011年6月，被告人馬小榮購買碾磨成粉末狀的罌粟籽，并摻入拉面湯調料內。6月8日起，馬小榮在位于銀川市金鳳區其經營的“津津有味牛肉面館”的拉面湯內加入摻有罌粟籽粉末的拉面湯調料，制作牛肉面銷售，每碗牛肉面銷售價格4至4.5元。至6月27日，該牛肉面館因拉面湯中檢出那可丁、罌粟堿、蒂巴因、可待因、嗎啡成分而被銀川市金鳳區衛生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查封。

（二）裁判結果

銀川市金鳳區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馬小榮明知罌粟籽系有毒、有害物質，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為謀取利益，其仍將罌粟籽粉摻入食品中銷售，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馬小榮認罪態度較好，可酌情對其從輕處罰。法院依法判處被告人馬小榮有期徒刑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尚未使用的拉面湯調料予以沒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本判

決已于2012年2月2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5 被告人楊濤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銷售違規添加藥物的保健食品獲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楊濤，女，1979年1月2日出生，漢族，上海晟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7年底2008年初，被告人楊濤開始通過實體門店及網店銷售從廣州等地購入的“田田雪牌清減潤腸膠囊”等減肥保健食品。2011年3月9日，上海市閘北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在楊濤租賃的倉庫當場查獲“粒可瘦田田雪清減潤腸膠囊”、“田田雪牌清減潤腸膠囊（閃電強效瘦）、”“俏妹牌減肥膠囊”等八類減肥保健食品，共計51箱4089盒，并口頭告知楊濤上述保健食品中可能存在有毒、有害成分，在查封期間禁止再行銷售。之后，楊濤仍通過其網店繼續銷售上述減肥保健食品100余盒，直至案發。經檢驗，上述減肥保健食品中均含有國家明令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的“西布曲明”成分和違法添加的藥物成分“酚酞”，上述八類減肥保健食品均屬于有毒、有害食品。2011年4月25日，楊濤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楊濤在被執法人員告知其所售減肥保健食品中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禁止銷售的情況下，仍予以銷售，其行為屬于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食品的行為，構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楊濤具有自首情節，可依法從輕處罰。法院以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被告人楊濤有

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違法所得及繳獲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沒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本判決已于2011 年9月26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6 被告人張進勇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案

——濫用食品添加劑致人中毒獲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張進勇，男，1975年8月26日出生，漢族，無證個體商販。

自2010年3月起，被告人張進勇在未經工商登記和未取得食品衛生許可的情況下，在其位于上海市奉賢區金匯鎮的暫住處加工生產生雞肉串并銷售牟利。在加工生產過程中，張進勇明知作為食品添加劑的亞硝酸鈉必須限量使用（最大限量值為0.15g/kg）的情況下，仍在生雞肉串制作過程中過量添加，后多次銷售給個體商販許海萍（另案處理）。2011年3月8日，許海萍在奉賢區金匯鎮西街農貿市場外將從張進勇處購買的生雞肉串炸熟后出售，四名兒童食用后出現亞硝酸鹽（主要成分系亞硝酸鈉）中毒癥狀并住院治療。后經鑒定，從被告人張進勇及許海萍處查扣的生雞肉串中亞硝酸鹽含量嚴重超出國家標準限量。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判決、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認為，被告人張進勇未經工商登記和衛生許可，無證生產、銷售食品，且在明知食品添加劑亞硝酸鈉須按標準限量使用的情況下，在生產食品中過量使用并予以銷售，致使多名兒童食用后中毒，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其行為系在《刑法修正案

（八）》施行之前實施，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對其適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的規定，即被告人張進勇的行為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張進勇被抓獲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法可以從輕處罰。綜合被告人張進勇的犯罪事實、情節、危害后果、認罪態度等，判處張進勇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查獲的生雞肉串及亞硝酸鈉予以沒收。

對本案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11月16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7 被告人饒秀香生產、銷售假藥案

——出售藥品包裝供他人生產假藥亦構成犯罪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饒秀香，女，1968年4月27日出生，漢族，浙江省立同德醫院保潔工。

2011年5月至11月上旬，被告人饒秀香利用自己在浙江省立同德醫院作保潔工的便利條件，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仍從該醫院病區配藥房的垃圾箱內收集外觀完整、整潔的泰能藥品藥盒，出售給王永芳（另案處理），共計獲利人民幣500余元。

（二）裁判結果

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饒秀香應當知道他人收購藥品包裝用于制售假藥，其為謀取不法利益，違反醫院嚴禁私下出售醫療廢棄物的規定，收集藥品外包裝并出售，為制售假藥者提供幫助，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依法判處被告人饒秀香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非法所得人民幣五百元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本判決已于2012年4月12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8 被告人王輝、徐紅德、于洪權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

——制售假冒進口抗腫瘤藥按重罪被判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王輝，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漢族，陜西偉達藥品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徐紅德，男，1988年4月24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于洪權，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張曉峰，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漢族，陜西偉達藥品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員工。

2004年5月，被告人王輝與其妻任靜注冊成立了陜西新世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王輝任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經營范圍主要包括醫藥產品等的技術開發、咨詢以及醫療器械的銷售等。2007年9月，公司名稱變更為陜西偉達藥品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偉達公司”），經營范圍增加了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公司自成立起未取得國家藥品經營許可和藥品質量管理規范認證資質。2009年4月，王輝通過互聯網與在北京專門經營假冒進口品牌抗腫瘤類藥品的被告人徐紅德取得聯系，在明知徐紅德沒有從事藥品經營資質，不能提供進口藥品檢驗報告和進口藥品注冊證，且所提供進口抗腫瘤藥品來源不清的情況下，向徐紅德購買進口抗腫瘤類藥品。徐紅德將自制及部分來源不明的進口品牌抗腫瘤類藥品銷售給王輝。2009年4月17日至2011年1月26日，王輝通過銀行卡轉帳向徐紅德支付貨款共計人民幣1 907 660元。2009年9月，王輝通過被告人于洪權在互聯網上發布的信息與其取得聯系，從于洪權處購買沒有進口藥品檢驗報告和進口藥品注冊證的進口品牌抗腫瘤藥品。2009年9月14日

至2010年1月20日，王輝通過銀行卡轉帳向于洪權支付貨款共計人民幣480 440元。王輝通過偉達公司網站宣傳，假冒恒宇公司抗腫瘤藥銷售中心的名義對外銷售抗腫瘤藥品。被告人張曉峰明知偉達公司沒有銷售藥品的資質，其亦非恒宇公司的工作人員，仍幫助王輝提取和安排發送藥品。從偉達公司庫房現場查獲的進口品牌抗腫瘤藥品經檢驗均被認定為假藥。

（二）裁判結果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認為，被告人王輝、徐紅德、于洪權、張曉峰為謀取非法利益，違反國家藥品質量管理制度，置患者生命、健康于不顧，生產、銷售假冒的進口抗腫瘤藥品，其中，被告人王輝銷售假藥，金額達238.8萬元，被告人張曉峰幫助王輝銷售假藥，其行為均已構成銷售假藥罪；被告人徐紅德、于洪權實施生產、銷售假藥行為，其中徐紅德銷售假藥金額達190.76萬元，于洪權銷售假藥金額達48萬余元，其行為均已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各被告人所售藥品均為抗腫瘤藥品，主要以癌癥患者為使用對象，大多數藥品為注射劑藥品、處方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犯罪情節惡劣。被告人王輝、張新峰的行為同時又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告人徐紅德、于洪權的行為同時又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依法應以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處罰。張曉峰系從犯，依法對其減輕處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王輝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被告人徐紅德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被告人于洪權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被告人張曉峰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各被告人違法所得依法追繳，上繳國庫；查扣的藥品依法予以沒收銷毀。

對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7月12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9 被告人胡新華、周銳、李春雷等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生產、銷售假藥案

——假藥生產銷售一條龍均獲刑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周銳，男，1983年1月7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胡新華，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李春雷，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紀旭，男，1993年8月10日出生，漢族，無業。被告人劉鵬，男，1978年6月2日出生，漢族，無業。被告人王慶舫，男，1968年11月27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羅翠華，女，1970年2月25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謝治國，男，1978年4月10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倪云，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漢族，農民。被告人肖三春，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漢族，農民。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胡新華在北京市通州區非法生產“精華潔癬寧”、“活胰糖平膠囊”等治療牛皮癬、糖尿病的藥物銷售牟利，銷售金額共計人民幣66.9萬余元。胡新華還指使胡軍華（另案處理）生產“精華潔癬寧”、“化癬康”等藥物銷售，銷售金額達人民幣8.7萬余元。此外，胡軍華還與被告人肖三春共同生產上述藥物。

2008年2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周銳為非法謀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胡軍華等人銷售的“精華潔癬寧”、“化癬康”等藥物系假藥的情況下，大量采購并予以銷售，銷售金額達人民幣188.5萬余元。

2010年1月，周銳、胡新華以周雪峰（另案處理）的名義合伙

成立北京盛金順通商貿有限公司，專門為制售假藥提供取貨、辦理郵遞、代收貨款等業務。至2010年11月，銷售假藥金額達人民幣585.5萬余元。被告人李春雷、紀旭、劉鵬作為公司員工，明知北京盛金順通商貿有限公司銷售假藥而具體實施幫助行為。被告人王慶舫、羅翠華生產并通過北京盛金順通商貿有限公司銷售“本草降糖膠囊”等藥品，銷售金額達人民幣32.2萬余元。被告人謝治國、倪云非法生產并通過北京盛金順通商貿有限公司銷售“百草降壓膠囊”、“祛風活骨王”等藥品。

經鑒定，從北京盛金順通商貿有限公司倉庫、胡新華、周銳、王慶舫、羅翠華、謝治國、倪云肖三春、劉鵬、紀旭、李春雷等處查獲的多種藥品均應按假藥論處。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胡新華、王慶舫、羅翠華、謝治國、倪云生產、銷售假藥，其中，胡新華銷售金額達661.1萬元，王慶舫、羅翠華銷售金額達32.2萬余元，其行為均已同時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依法應以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處罰。被告人周銳、李春雷、劉鵬、紀旭明知是假藥予以銷售，其中周銳銷售金額達774萬余元，李春雷、劉鵬、紀旭銷售金額達585.5萬余元，其行為均已同時構成銷售假藥罪和銷售偽劣產品罪，依法應以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處罰。被告人肖三春生產假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其行為構成生產假藥罪。被告人胡新華、周銳、李春雷、紀旭、劉鵬構成共同犯罪，其中胡新華、周銳系主犯，李春雷、紀旭、劉鵬系從犯，依法應當減輕處罰，紀旭犯罪時未滿18周歲，依法應當減輕處罰。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情節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判決：被告人胡新華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百萬元；被告人周銳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

民幣四百萬元；被告人李春雷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被告人劉鵬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被告人紀旭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王慶舫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羅翠華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八萬元；被告人謝治國犯生產、銷售假藥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被告人倪云犯生產、銷售假藥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肖三春犯生產假藥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扣押的作案工具、贓款及贓物予以沒收。宣判后，各被告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本判決已于2012年3月26日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10 被告人韋開源、張達志、何子瑞等銷售假藥案

——銷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獲重刑

被告人張達志，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漢族，個體戶。被告人何子瑞，男，1978年7月25日出生，漢族，工人。被告人陳鮮柔，女，1974年2月5日出生，壯族，個體戶。被告人韋開源，男，1971年11月29日出生，壯族，來賓市信爾藥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被告人余宗區，男，1964年11月25日出生，漢族，個體醫師。被告人蒙夢，男，1982年9月9日出生，壯族，來賓市九山紅藥業有限公司業務員。

被告人黃光恩，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壯族，來賓市信爾

藥業有限公司業務員。

（一）簡要案情

2009年7月至11月，被告人韋開源以廣州市滬穗生物藥業有限公司的名義，將從他人處購買的批號為20090726等多個批次的假“人用狂犬疫苗”銷售給來賓市北五鄉衛生院、紅河衛生院夏至分院、正龍鄉衛生院、高安鄉衛生院、五山鄉衛生院，共計一百余人份。2009年10月21日下午，被害人葉建華（歿年6歲）被狗咬傷，其父葉顯幹用肥皂水沖洗傷口后即將其送到來賓市興賓區正龍鄉衛生院治療。該院于當日至12月3日按正規程序為葉建華接種了韋開源銷售給衛生院的批號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后葉建華出現異常反應，于12月9日送南寧市第四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該醫院診斷死亡原因為狂犬病。經查，2009年8月至12月，被告人楊彬（取保候審期間逃跑，中止審理）從陳彬（另案處理）處購買假“人用狂犬疫苗”，加價后賣給被告人張達志。張達志加價后轉賣給被告人何子瑞，何子瑞加價后轉賣給被告人陳鮮柔、余宗區、蒙夢和其他人。陳鮮柔將假“人用狂犬疫苗”轉賣給韋開源，余宗區將假“人用狂犬疫苗”轉賣給他人，蒙夢將假“人用狂犬疫苗”轉賣給被告人黃光恩，黃光恩轉賣給他人。

一審期間，被告人楊彬、張達志、何子瑞、陳鮮柔、韋開源補償被害人家屬20萬元人民幣。

（二）裁判結果

來賓市中級人民法院、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張達志、何子瑞、陳鮮柔、韋開源、余宗區、蒙夢、黃光恩銷售假“人用狂犬疫苗”，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已構成銷售假藥罪。被害人葉建華死于狂犬病，其死亡與使用韋開源銷售給正龍鄉衛生院的批號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有因果關系。韋開源雖向陳鮮柔購買過假“人用狂犬疫苗”，但亦從他人處購買過，因此認定韋

開源銷售給正龍鄉衛生院的批號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確系來源于被告人張達志、何子瑞、陳鮮柔證據不足。張達志、何子瑞、陳鮮柔、韋開源對被害人家屬自愿補償，有一定悔罪表現，可酌情從輕處罰。法院依法以銷售假藥罪對各被告人作出判決，判處被告人韋開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判處被告人張達志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被告人何子瑞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陳鮮柔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千八百元；判處被告人余宗區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被告人蒙夢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被告人黃光恩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各被告人的違法所得沒收上繳國庫。

對本案各被告人的判決已于2012年1月12日發生法律效力。

第三篇：問題獸藥危害食品安全何時休？

問題獸藥危害食品安全何時休？

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得到人民的重視，但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為謀私利不惜用盡手段而罔顧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近日，一則關于獸藥中添加“瘦肉精”的新聞爆出，再次掀起了人們關于問題獸藥的討論。

生豬檢測發現瘦肉精

今年的某一天，浙江省海鹽縣青蓮寺村養殖戶李強根發現自家的生豬有些異樣,便用了從獸藥店買回的獸藥。很快,生豬的癥狀得到緩解。不過,讓他感到意外是,當地農經部門對他家生豬的尿液樣本進行檢測時,卻發現了鹽酸氯丙那林成分。這種成分俗稱“瘦肉精”。其實,在海鹽,生豬出現這種問題的養殖戶,并不止李強根一家。海鹽縣農經部門工作人員回憶說,他們在對多家養殖戶的生豬檢測時,都發現了“瘦肉精”成分。

由此,全國首起在獸藥中添加“瘦肉精”等違禁物質案件浮出水面。而此案中的偽劣獸藥,由于添加了“瘦肉精”等非法物質,在動物體內產生殘留,會直接危害食品安全。

獸藥產品目前存在的問題

2005年第二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農業部組織全國獸藥監察系統共抽取獸藥樣品22958個，合格率為74.5％，其中從生產企業抽取樣品3552個，合格率為94.3％，從經營企業抽取樣品17471個，合格率為70.8％，從使用單位抽取樣品1979個，合格率為71.3％，抽取水產用藥190個，合格率為84.7％。從檢測結果看，從獸藥生產企業抽檢的產品質量較高，而從經營和使用單位抽檢的產品質量較低。其中，獸藥生產企業存在的問題如下：

一、認識不到位

在經歷獸藥GMP認證的洗禮后，生產規模小、管理水平低、競爭力差的企業已經被清理出獸藥市場，這對我國獸藥市場的規范化管理無疑是有利的。然而，部分企業對GMP的理解還存有偏見，他們把GMP當成了護身符、通行證，認為過了GMP就萬事大吉了，而忽視了按照《獸藥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的要求開展各項工作，放松了生產質量管理。

二、生產未取得批準文號的獸藥

個別生產企業在未取得某產品批準文號的情況下，偽造、套用文號進行生產，用同一個批準文號生產多種獸藥或使用過期文號。在去年我所開展的獸藥質量抽檢工作時，發現某企業庫房存有大量未批準就生產的注射用氨芐西林鈉，庫房還存有注射用青霉素鉀，該產品已取得批準文號，但標簽標注生產日期為2006年5月和6月，而我們抽樣日期為2006年4月。

三、任意調整有效成分

為提高產品的使用效果，任意增加主要成份，使某種獸藥由一個主要成份增加為兩種或更多。為降低生產成本，將原料偷梁換柱，如用安乃近替代青霉素等。這些藥物未做過毒性試驗、耐藥性試驗和殘留試驗等，多數存在著分解和藥效不穩定等問題，給動物疫病防治和動物產品安全造成極大的惡果。這也就是為什么養殖戶按照獸藥說明書的休藥期進行了停藥，但飼養的動物仍然被檢測出藥物殘留超標的主要原因。

問題獸藥和飼料何時休？

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問題事關民生，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杜絕問題獸藥，應當是每一位獸藥企業重中之重考慮的問題。如果為了給自己謀取私利而做出違法的事情，不僅損害了自己企業的聲譽和利益，更是危害到了將這些問題豬肉買回餐桌上的百姓的身體健康，而養豬戶http://www.tmdps.cn/ 在防止問題豬肉的同時，也應當睜大眼睛，細心辨別，以防上當受騙。要杜絕問題獸藥的產生與流入市場，需要多方面來協調：

一、加強對獸藥經營企業的監管，堅決取締無證經營，規范進貨渠道，嚴厲打擊假劣獸藥流入市場。盡快實施GSP認證，建立獸藥市場準入制度和從業人員準入制度，對不具備條件的不予發證。開放獸藥經營權，獸藥經營人人平等，創造一個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制定獸藥經營企業考核驗收制度，并定期檢查，防止假冒偽劣產品進入市場和養殖場，危害動物和人類健康。

二、完善法律法規，為獸藥監管提供基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獸藥行業已出現了不少新的情況和問題，從安全動物性產品生產要求和目前管理執法的需求來看，目前的獸藥管理法規已很難適應新的形勢和發展的需要，尚需進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加快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目前，國家獸醫管理體制已基本完成，農業部已把獸醫管理職能從原來的畜牧獸醫局中剝離出來，組建成立了獸醫局，負責全國的獸醫管理工作。各省市應在國家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的框架下，加快轄區內獸醫管理體制改革。

第四篇：食品安全危害

食品安全危害是指食品中所含有的對健康有潛在不良影響的生物、化學或物理因素或食品存在狀況。食品安全危害可以分為三類，即生物的、化學的和物理的危害。

食品中的生物性危害是指對食品原料、加工過程和食品造成危害的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包括致病性微生物（主要指有害細菌）、病毒、寄生蟲等。食物中的生物性危害有可能來源于原料，也有可能來自于食品的加工過程。

食品中的生物性危害（主要指微生物危害）按生物的種類，主要分為以下幾大類：

（1）細菌性危害:包括引起食物中毒的細菌及其毒素造成的危害。（2）病毒性危害:包括甲型肝炎病毒、諾瓦克病毒等病毒引起的危害。（3）寄生蟲危害:包括原生動物(如鞭毛蟲等)和絳蟲（如牛豬絳蟲和某些吸蟲、線蟲等）造成的危害。

（4）真菌性(霉菌、酵母)危害:包括真菌及其毒素和有毒蘑菇造成的危害。食品中的化學危害是指食用后能引起急性中毒或慢性積累性傷害的化學物質。各種有毒化學物質進入食品并使其具有毒性，主要是由于食品在生產、加工、貯存和運輸過程中，受到這些化學物質的嚴重污染。

根據食品中化學危害的來源，可以將其分為三類：（1）天然存在的化學物質（2）有意添加的化學物質（3）外來污染帶來的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危害可能產生的后果有：急性中毒、慢性中毒、過敏、影響身體發育、影響生育、致癌、致畸、致死等。

食品中天然存在的化學危害物質主要指食品中自然存在的毒素。根據其來源可將其分為5類：真菌毒素、細菌毒素、藻類毒素、植物毒素、動物毒素。前3種自然毒素屬于生物污染劑，是微生物分泌的有毒物質，它們或直接在食品中形成，或是食物鏈遷移的結果。后2類是食品中固有的成分，但是對人類和動物均有危害作用

有意添加的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是在食品生產、加工、運輸、銷售過程中人為加入的，主要是指各類食品添加劑。只要按照國家標準規定的要求使用食品添加劑，應該是沒有危害的，但使用不當或超劑量使用，就有可能成為食品中的化學危害。

食品添加劑的種類很多，如防腐劑、營養素添加劑、抗結劑、消泡劑、抗氧化劑、漂白劑、膨松劑、著色劑、護色劑、乳化劑、被膜劑、保水劑、穩定劑、甜味劑、增稠劑、面粉處理劑、香精等。

外來污染帶來的化學物質。這類化學物質是食品生產（包括飼料作物生產、畜牧養殖與獸藥生產）、包裝、運輸中或環境污染造成的，是非故意加到食品中去的。這類化學物質包括：（1）農藥殘留。

農藥殘留是指使用農藥后殘存于生物體、食品（農副產品）和環境中的微量農藥原體、有毒代謝物、降解物和雜質的總稱，是一種重要的化學危害。當農藥超過最大殘留限量（MRL）時，將對人畜產生不良影響或通過食物鏈對生態系統中的生物造成危害。農藥將對人體產生危害，包括致畸、致突變性、致癌性和對生殖以及下一代的影響。

（2）獸藥殘留。包括獸醫治療用藥，飼料添加用藥，如抗生素、磺胺藥、抗寄生蟲藥、促生長激素、性激素等。這些化學物質可以在動物體內造成殘留。（3）環境污染帶來的化學物質。如重金屬（鎘、汞、鉛、砷、鉻等）、化合物（氰化物等）、有機物（如多環芳香烴等）等，這些化學物質可以污染土壤、水域，從而進入植物、畜禽、水產品等體內。

（4）食品加工中使用的化學物質。如清洗劑、消毒劑、殺蟲劑、滅鼠藥、空氣清新劑、油漆、潤滑劑、顏料、涂料、化學實驗室的藥品等，如果使用不當，可能會污染食品。

應建立衛生管理制度并在生產、清洗、消毒過程中嚴格執行，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加工中化學藥品的危害。

（5）食品加工中產生的化學物質。食品在加工中也會產生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如3，4-苯并芘（發煙燃料烘烤食物時容易產生），亞硝胺、氯丙醇等。控制食品加工過程中產生有害化學物質的措施包括：改進生產工藝、規范操作過程以減少危害物的生成。

（6）來自于容器、加工設備、包裝材料、運輸工具的有害化學物質。如包裝紙上的熒光增白劑等。

（7）食品中含有的高濃度放射性物質。食品加工或食品原料受到放射性污染而導致食品中含有天然放射性物質和人工放射性物質。

物理性危害是指食用后可能導致物理性傷害的異物，如玻璃、金屬碎片、石塊等。物理危害的來源包括:原料、水、粉碎設備、加工設備、建筑材料和雇員本身。物理危害可能是生產、運輸和貯藏過程中不小心加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加入的（人為破壞）。

當一個消費者誤食了外來的異物，可能引起窒息、傷害或產生其他有害健康的問題。物理危害是最常見的消費者投訴的問題，因為傷害立即發生或吃后不久發生，并且傷害的來源是經常容易確認的。

第五篇：危害食品安全就是危害

危害食品安全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發布日期：2013-03-12 來源：新京報 瀏覽次數：79 核心提示：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個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升級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更有力地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

■ 觀察家·代表委員議政錄

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個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升級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更有力地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

河南法院審理“瘦肉精”系列案件的成功實踐，引起了我們進一步完善有關食品安全立法的思考。為更加有力地震懾食品藥品違法犯罪，保護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建議將《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五個罪名--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納入《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當中，從刑事立法上旗幟鮮明地表明國家嚴厲打擊這些犯罪的決心。理由如下：

其一，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破壞的是市場經濟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的則是公共安全。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設定之時，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國家著眼于保護市場經濟秩序，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列入該章無可厚非。但隨著時代發展，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對社會公共安全的侵犯日益嚴重，尤其是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權產生了極大的危害和影響。因此，應把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權和重大公私財產安全的需要放在首位，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等五個罪名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體系，從而更加有力地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和公私財產權。

其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包括實害和危險兩類。危險是指即使沒有造成客觀實際的結果、但已形成了發生危害結果的可能性。“危險”足以生成某種實害結果的發生，這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最本質特征。食品、藥品等是公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毒、有害食品及假藥、劣藥等直接影響到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危。《刑法修正案

（八）》之所以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由“結果犯”修改為“行為犯”,去掉了“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這一后果要件的表述，就是考慮到此類犯罪具有嚴重的危險性。換句話說，犯罪者一旦實施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行為，就足以造成對不特定多數人生命、健康的威脅或重大公私財產的損失。

其三，人是最寶貴的。食品、藥品安全保障實際上是對人權的保護，是對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維護。現階段，我國食品、藥品安全領域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全面解決，如食品、藥品安全標準不統一、檢測檢驗技術落后、監管部分權限劃分不清、管理混亂、對相關犯罪打擊懲治不力等。因此，把對此類犯罪的懲治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不僅體現了對人民生命的尊重和保護，也是科學發展觀在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中的切實體現。

最后，治亂必須用重典。違法成本太低，刑法的震懾力不夠是食品、藥品領域安全問題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保護好民眾的糧袋子、藥罐子已刻不容緩，應當在刑事立法上開宗明義地表明國家嚴厲打擊上述犯罪的決心，讓膽敢以身試法者承擔更重的刑事責任，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代價，警示后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