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十年來國內外關于鈦合金材料的研究

近十年來國內外關于鈦合金材料的研究

趙宙

化學化工學院化學三班 蘭州 730070 摘要：鈦及鈦合金因具有優異的綜合力學性能在航空、航天、船舶、石油、化工、兵器、電子等行業得到高度重視和廣泛應用15年前國外高度重視新型鈦合金的研制近幾年國外更重視鈦合金性能改性和挖潛。國內從鈦合金研發開始一直重視新型鈦合金研制，10年前重點是仿制,之后是既創新又仿制,目前以創新研制為主。本文介紹近10年國外、國內鈦合金研究的發展現狀、趨勢與差距，及對我國鈦合金研制的建議。

關鍵詞：鈦合金材料、性能、發展、研究、應用

Research on titanium alloy material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Zhao Zhou Chemic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class 3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itanium and titanium alloy with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the aviation, aerospace, shipbuilding, petroleum, chemical industry, the weapons industry, electronic indus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widely used 15 years ago abroa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ype of titanium alloy in recent year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erformance of titanium alloy modification and tapping.Domestic starting from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itanium alloy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ew titanium alloys developed, focus on generic 10 years ago, after is both innovative and generic, mainly developed at present.In this paper, the recent 10 years on the titanium alloy research home and abroad, th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trend and gap, and some Suggestions of titanium alloys developed in China.Keywords: titanium alloy materials,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1 鈦及其鈦合金的簡介 1.1 鈦的簡介

鈦是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一種重要的結構金屬，在地殼中的豐度為0.56%，在所有按元素中居第9位，而在可作為結構材料的金屬中居第4位，僅次于Al、Fe、Mg，其儲量比常見金屬Cu，Pb，Zn儲量的總和還多。我國鈦資源豐富，儲量為世界第一。

鈦是一種金屬元素，灰色，原子序數22，相對原子質量47.87。能在氮氣中燃燒，熔點高。鈦是一種新型金屬，鈦的性能與所含碳、氮、氫、氧等雜質含量有關，最純的碘化鈦雜質含量不超過0.1%，但其強度低、塑性高。99.5%工業純鈦的性能為：密度ρ=4.5g/cm3，熔點為1725℃，導熱系數λ=15.24W/(m.K)，抗拉強度σb=539MPa，伸長率δ=25%，斷面收縮率ψ=25%，彈性模量E=1.078×105MPa，硬度HB195。1.2 鈦合金的簡介

鈦合金是以鈦為基加入其他元素組成的合金。鈦有兩種同質異晶體：882℃以下為密排六方結構α鈦，882℃以上為體心立方的β鈦。

合金元素根據它們對相變溫度的影響可分為三類：

1）.穩定α相、提高相轉變溫度的元素為α穩定元素,有鋁、碳、氧和氮等。其中鋁是鈦合金主要合金元素，它對提高合金的常溫和高溫強度、降低比重、增加彈性模量有明顯效果。

2）.穩定β相、降低相變溫度的元素為β穩定元素，又可分同晶型和共析型二種前者有鉬、鈮、釩等；后者有鉻、錳、銅、鐵、硅等。

3）.對相變溫度影響不大的元素為中性元素，有鋯、錫等。2.鈦合金的性質及優越性

鈦合金因具有強度高、耐蝕性好、耐熱性高等特點而被廣泛用于各個領域。2.1 熱強度高

使用溫度比鋁合金高幾百度，在中等溫度下仍能保持所要求的強度,可在450～500℃的溫度下長期工作這兩類鈦合金在150℃～500℃范圍內仍有很高的比強度，而鋁合金在150℃時比強度明顯下降。鈦合金的工作溫度可達500℃，鋁合金則在200℃以下。2.2 抗蝕性好

鈦合金在潮濕的大氣和海水介質中工作，其抗蝕性遠優于不銹鋼；對點蝕、酸蝕、應力腐蝕的抵抗力特別強；對堿、氯化物、氯的有機物品、硝酸、硫酸等有優良的抗腐蝕能力。但鈦對具有還原性氧及鉻鹽介質的抗蝕性差。2.3 低溫性能好

鈦合金在低溫和超低溫下，仍能保持其力學性能。低溫性能好,間隙元素極低的鈦合金,如TA7,在-253℃下還能保持一定的塑性。因此，鈦合金也是一種重要的低溫結構材料。2.4 化學活性大

鈦的化學活性大，與大氣中O、N、H、CO、CO2、水蒸氣、氨氣等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含碳量大于0.2%時，會在鈦合金中形成硬質TiC；溫度較高時，與N作用也會形成TiN硬質表層；在600℃以上時，鈦吸收氧形成硬度很高的硬化層；氫含量上升，也會形成脆化層。吸收氣體而產生的硬脆表層深度可達0.1～0.15 mm，硬化程度為20%～30%。鈦的化學親和性也大，易與摩擦表面產生粘附現象。2.5 導熱系數小、彈性模量小.3 鈦合金的發展史

第一個實用的鈦合金是1954年美國研制成功的Ti-6Al-4V合金，由于它的耐熱性、強度、塑性、韌性、成形性、可焊性、耐蝕性和生物相容性均較好，而成為鈦合金工業中的王牌合金，該合金使用量已占全部鈦合金的75%～85%。其他許多鈦合金都可以看做是Ti-6Al-4V合金的改型。

20世紀50～60年代，主要是發展航空發動機用的高溫鈦合金和機體用的結構鈦合金，70年代開發出一批耐蝕鈦合金，80年代以來，耐蝕鈦合金和高強鈦合金得到進一步發展。耐熱鈦合金的使用溫度已從50年代400℃提高到90年代的600～650℃。A2(Ti3Al)和r（TiAl）基合金的出現，使鈦在發動機的使用部位正由發動機的冷端（風扇和壓氣機）向發動機的熱端（渦輪）方向推進。結構鈦合金向高強、高塑、高強高韌、高模量和高損傷容限方向發展。

另外，20世紀70年代以來，還出現了Ti-Ni、Ti-Ni-Fe、Ti-Ni-Nb等形狀記憶合金，并在工程上獲得日益廣泛的應用。

目前，世界上已研制出的鈦合金有數百種，最著名的合金有20～30種，如Ti-6Al-4V、Ti-5Al-2.5Sn、Ti-2Al-2.5Zr、Ti-32Mo、Ti-Mo-Ni、Ti-Pd、SP-700、Ti-6242、Ti-10-5-

3、Ti-1023、BT9、BT20、IMI829、IMI834等[2,4]。鈦是一種新型金屬，鈦的性能與所含碳、氮、氫、氧等雜質含量有關，最純的碘化鈦雜質含量不超過0.1%，但其強度低、塑性高。99.5%工業純鈦的性能為：密度ρ=4.5g/cm3，熔點為172 5℃，導熱系數λ=15.24W/(m.K)，抗拉強度σb=539MPa，伸長率δ=25%，斷面收縮率ψ=25%，彈性模量E=1.078×105MPa，硬度HB195。4 目前國內外鈦合金的研究 4.1 國內

4.1.1高溫鈦合金

近10年及將來5~10年高溫鈦合金研發主要集中 在600e高溫鈦合金。600e高溫鈦合金研究對象主要是Ti60和Ti600。Ti60合金是以中科院金屬所為主研。Ti600是西北有色金屬研究院獨家研制的,Ti600 合金的研制達到中試試驗規模,國外一公司已正式訂購。Ti60鈦合金名義成分為Ti2515Al24Sn22ZrMo2013Si21Nd20105C,是在Ti55基礎上改進研制的, 是一種用稀土金屬Nd強化的綜合性能良好的近A型熱強鈦合金。該合金長時間工作溫度可達600e,用于航空發動機高壓段的壓氣機盤、鼓筒和葉片等零件。金屬所在Ti60金基礎上又研制出Ti60A合金(Ti2518Al2410Sn2315Zr2014Mo2014Si2014Nb2014Ta20105C)。4.1.2 高強鈦合金

高強鈦合金研究主要集中在TB8(B21s),TC18(BT22)高強鈦合金,TC21高強高韌損傷容限型鈦合金]等。4.2 國外 4.2.1船用

美國Tmiet公司與美國海軍聯合開發了一種具有強度適中、韌性高、焊接性能好的近A鈦合金,命名為Tmietal5111,其名義化學成分為Ti25Al21Zr21Sn21V2018Mo2011Si[3]。該合金的突出特點是具有良好的斷裂韌性及抗應力腐蝕性能,同時又具有良好的室溫蠕變性能。其沖擊韌性約為Ti26Al24V的3倍,并且易焊接,可以進行大規格型材的焊接,主要用于艦船制造和海洋工程。在Tmietal5111合金基礎上添加0105%P,它3創制出了Tmietal5111Pt合金，主要為了提高耐縫隙腐蝕性能,以達到一種合金多種用途的目的。除船用外,該合金還可以向石油化工及氯堿工業推廣應用。4.2.2生物醫用

最新開發的生物鈦合金主要有:Ti25Al23Mo24Zr,Ti26Al27Nb,Ti213Nb213Zr,Ti235Zr210Nb等。

4.2.3 飛機

鈦合金是當代飛機和發射機的主要結構材料之 一，美國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設計的各種先進軍 用戰斗機和轟炸機中，鈦的用量已在 20%以上。如 第 3 代 F-15 戰斗機的鈦合金用量占 27%，而第 4 代 F-22 戰斗機的鈦合金用量占 41%。F-22 戰斗機 是美國洛克西德公司、波音公司和通用動力公司設 計的戰術戰斗機，是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第 4 代戰斗機。它首次將隱身、高機動性和敏捷性、不 加力超音速巡航等特性融于一體，將作為美國空軍 2000 年以后的主力制空機種。

F-22的發動機上還采用了美國新發展的阻燃鈦 合金 Alloy C，E，用于高壓壓氣機機匣、加力燃燒 室筒體及尾噴管上。

在艦載飛機 F/A-18 中，鈦合金主要用于飛機的 承力框縱梁、翼根和尾部結構等關鍵部位。所用鈦 合金主要有 Ti-6Al-4V 和 Ti-15-3(Ti-15Mo-3Al-3Sn-3Cr)。機身和機翼接頭均采用 β 退火的 Ti-6Al-4V，而制動器扭力管用 Ti-6Al-4V 鑄 件。另外，為降低成本，提高材料利用率，在著陸 攔阻鉤支架接頭及發動機安裝架還采用了熱等靜壓 的 Ti-6Al-4V 粉冶金制造。

其他如聯合攻擊戰斗機（JSF）是一種低成本、多用途戰術攻擊戰斗機，將取代美國空軍現役的 F-16C 和 A-

10、海軍的 F/A-18E/F、海軍陸戰隊的 F/A-18 和 AV-8B 等機型。V-22 是美國貝爾直升機 公司為海軍陸戰隊研制的運輸型傾轉旋翼機，具有 直升機能垂直起降、懸停等優點，又增強了固定翼 飛機高速飛行與遠航的優點。V-22 傾轉懸翼機是能 與噴氣發動機或直升機相媲美的技術。其中風檔密 封框架、發動機短艙主結構、主防火墻等使用了鈦 合金，而作為轉子系統、發動機主要支承件的傳動 接頭，則由 Howmet 公司用一個整體鈦鑄件取代了 原有的 43 個元件和 536 個緊固件。5 結束語

目前，鈦及鈦合金在各個領域里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鈦合金必將有廣闊的前景和發展空間，它將為人們提供更大的便利，創造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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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近十年來學生英語聽力研究綜述

課程考核試卷（論文）（2014 —2015 學年第 2 學期）

課程名稱：畢業論文寫作指導 開課單位：外國語學院 考核年級、專業： 任課教師：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一、論文題目：近十年來學生英語聽力研究綜述

二、寫作要求

1.確定一專題，撰寫文獻綜述；

2.文獻綜述條理要清晰，文字要通順簡練； 3.字數不少于1000字； 4.文獻不少于20篇；

5.參考文獻要符合外國語學院規定格式)； 6.字號用小四號，字體用宋體，行距1.5倍。

近十年來學生英語聽力研究綜述

隨著時代和全球化的發展，英語變得越來越重要和普遍，成為了國內學生的必修科目。但在應試教育下，課堂教學和實際應用脫節,很多學生通過了英語四、六級考試,但畢業工作后卻發現聽不懂，也講不出。根據二語習得理論，語言的輸入是語言習得最基本的條件，沒有語言輸入就不會有語言習得，相比語言產出而言，語言接受對語言習得更具有根本作用，學習者正是從語言接受中歸納出語言規則，建構起語言系統，并形成語言能力的，所以英語聽力十分重要，聽得懂才能說得出。聽力理解是有目的地運用儲存在大腦里的原有信息對所聽到的新信息進行選擇、整理和加工的過程。聽力是人們日常交流活動的核心（Morley, 1984;Rost,1990），是學習者獲得可理解性輸入的一個主要渠道（Krashen, 1981），但語言習得過程中卻又容易被人忽略（Feyten, 1991）。該文通過中國知網收集了七十三篇文獻，重點分析了近三十篇2006到2015年就如何提高學生英語聽力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分類與分析，比較完整地展示了英語聽力研究的現狀、影響聽力的內外因素、提高的方法，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一、國外對聽力理解的研究(1)聽力理解交際學說

羅絲(R.S.Rose,1998)認為聽與說是一個完整交際過程的兩個方面,他提出一種交際模式,認為交際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即聽與說是不可分離的。(2)聽力理解三層面說

查理茲(J.C.Richards,1983)認為聽力理解包括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找出句子中的命題；

確定談話人的談話意圖；激活有關的知識。(3)聽力理解二層次說

里弗斯(Rivers,1968)認為外語的聽力理解包括兩個層次的言語活動:辨認和選擇。

二、國內對聽力理解的研究 2.1聽力理解的三層次說

舒云祥(1998)認為聽力理解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層次或階段,一個人的外語聽力水平的提高基本上都經過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是語音識別、句子理解、語段理解。語音識別指處于這一層次人主要通過知覺加工對以聽覺形式呈現的語言刺激進行初步的編碼加工，這是聽力理解的初級階段；句子理解是指句子的理解過程是多種相互聯系的心理活動的復雜結合；語段理解是指在一般情況下,人們聽到的不是單個孤立的句子,而是由一系列的句子組成的語段。語段理解的基礎是單句理解,但又高于句子理解。2.2聽力理解的四層次說

章兼中、俞紅珍(1998)則認為聽是一種有目的的、主動的、積極的交際行為,聽話者總是帶著一定的目的或意圖去獲取信息,并對信息積極主動地加工處理,最后作出反饋。這四層次分別是認知語音、認知語句、判斷分析理解意義、重構意義。

三、學生英語聽力的理論基礎 3.1聽力的三種模式

英國語言學家理查茲(J.C.Richards, 1990)《語言教學大全》中認為,聽力理解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自下而上模式的聽;一種是自上而下模式的聽。自下而上模式是指把聽力材料當作語料意思的信息來源，理解過程的始發點是接收到有關語料,對聽到的有關語料進行分析,直至把意思弄懂，自下而上模式的基礎是聽者的詞匯和語法能力；自上而下模式指聽者調動背景知識來理解所聽語言材料的意思。交互作用模式是1977年由魯梅哈特(Rumelhart)提出的,他認為聽力是一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加工相互作用的過程。3.2圖式理論

圖式思想從康德的認知理論,即把認知分為感性和理性知識作為重要來源,以后經皮亞杰(Piajet)和巴特利特(Bartlet)等人發展成為現代認知心理學的圖式理論。圖式論認為,聽者的聽力能力由三種圖式來決定:語言圖式、內容圖式和修辭圖式。語言圖式指的是學生掌握的有關語音、詞匯、語法、語用和語篇等方面的語言知識；內容圖式指學生對聽力材料主題和內容范疇，既與材料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程度；修辭圖式指的是材料的體裁和篇章結構方面的知識；語 2

言圖式是內容圖式和修辭圖式的基礎。圖式有助于聽者考慮語境、排除歧義、準確判斷。有助于聽者對上下文的預測。3.3二語習得理論

整個二語習得過程是在情景交際中發生的,沒有互動,二語習得就不會發生。交際活動有兩種方式,Dulay Burt和Krashen(1982)認為目標語作為母語的使用者說,學習者聽而不說作為一種交際方式。這是注重對語言學習者的信息輸入的觀點。但是,交際活動往往是雙向的,因此目的語作為母語者的信息輸入與學習者的信息產出是互相影響的。語言的學習首先具備周圍的目標語言環境,然后感知到目標語言,可理解性輸入,吸收,內化,最終才能輸出。

四、影響學生聽力的因素及提高聽力方法 4.1學生情感方面的因素

總結發現，情感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四點，分別是學習動機、焦慮心理、課堂氣氛和其他因素。學習動機來源于作者內心，如果學生想學、愛學對聽力的興趣點高，往往聽力學習的成效就會很高。反之某個學生對聽力不感興趣，完全只是為了學英語而不得不聽，那么聽力學習的成效就會很低。因此從某個角度上來說提升學生聽力學習的動機正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點的關鍵。焦慮心理，一般來說，聽力好的學生往往在聽力練習過程中身心比較輕松，而聽力不好的學生在聽力訓練過程中往往表現出焦慮的特征。課堂氣氛對學生的學習也十分重要，根據調查顯示,生動、活潑的英語課堂氛圍往往更能促進學生英語聽力能力的提升，沉悶、枯燥的課堂氛圍則會降低學生學習興趣，學生聽力能力難以提升。其他因素包括學生性格、不良的聽力習慣等因素，這些因素均會對大學生聽力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4.2知識方面的障礙

經過總結發現，影響學生聽力的知識方面的因素主要有語音知識不足、詞匯知識不足、語法知識不足、文化背景知識匿乏。語音是直接影響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學會正確的發音、讀音，既有利于學生更好地學習英語，更加有利于學生的聽力。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米做不成飯，同樣的，詞匯量不夠，聽力聽起來就會覺得十分吃力，仿佛在聽天書，要想提高英語聽力，掌握足夠的詞匯量是十分必要的。提高英語的理解力才能提高英語的聽力能力，而語法知識 3

是提高英語理解力的最根本的環節。只有提高語法的水平，才能聽懂說話人所想要表達的意思。最后，基于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所以，想要提高英語聽力，了解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尤為重要，因為在某些看起來一般的聽力句子里面往往蘊含著濃厚的文化背景信息，如果不了解，就會誤解而使聽力出錯。4.3學習方法方法的因素

根據總結，在這里將學習方法分為學習策略還有學習技巧。O’Malley和Chamot(1990)認為在二語學習中，學習者會使用幾種學習策略：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社會和情感策略。元認知是認知主體對自身認知過程的認識，也就是說它是再認知的過程，是認知主體利用自己的認知知識積極的調節自己的認知過程。聽力元認知意識也就是聽力主體在聽力過程中對聽力過程的有效意識。簡單來說，是學習者自身對于學習的計劃、自我約束、管理等。認知策略是使外語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上，以認知心理學為理論基礎。簡單來說，就是學習者利用所有可以幫助理解的策略，比如使用以前所學的知識等，去學習新的知識。社交情感策略包括合作學習、詢問澄清、交流、自我鼓勵、培養情緒等等，這些都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別人的長處，分享發現自己的不足，積極尋找解決的方法。學習技巧即提高英語聽力的策略有自身準確的發音；加強英語詞匯、語法及英語文化背景的學習；培養“ 讀”“ 聽”的良好學習習慣；“ 泛聽”與“ 精聽”結合, 專心聽懂一盒磁帶比你囫圇吞棗的聽了十盒磁帶的效果要好得多，VOA Special English是很好的聽力材料，但還需要聽一些外國人說話正常語速的東西從口語訓練入手加強聽力訓練；帶著問題聽、聽清關鍵詞、有效運用預測等等。

國內學者在英語聽力研究領域里無疑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依然存在著重復研究現象嚴重、聽力實證研究的學習者范圍不夠廣、實證研究中的對比研究在不同學習主體之間的對比研究不多，此外，關于英語聽力的語際對比研究則更少。但是對未來的展望，在研究內容上，將聽和說或視“聽”說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將是今后聽力研究的重點，英語聽力研究與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相結合的趨勢將越來越顯著，其研究的視角和思路將得到進一步地拓展；在研究成果應用上，關于英語聽力教學研究的理論成果對聽力教學實踐的指導作用將更加明確化和具體化；在研究方法上，實證研究將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英語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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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2012(2)

第三篇：近十年來抗日戰爭研究述評

近十年來抗日戰爭研究述評

榮維木

? 2013-04-17 14:35:19

來源：《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8期

摘要：本文對近十年來國內抗日戰爭研究的狀況進行了評述，主要包括日本侵華政策與侵華罪行、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治、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戰時社會經濟、戰時中國外交和戰爭遺留問題等方面，并對抗日戰爭研究的學術進展、學術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簡要的分析。

關鍵詞：抗日戰爭研究 學術前沿 述評

作者簡介：榮維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抗日戰爭研究》副主編。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中僅有的以中華民族的完全勝利而告結束的民族解放戰爭。戰爭期間，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在各個政治派別之間、在各個民族之間、在國內人民與海外同胞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表現出中國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時，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國家和人民遭受的損失比近代以來任何一次外敵入侵造成的損失都要慘重。另外，受到戰爭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以及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在戰爭結束時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并且這種變化最后促成了中國近代歷史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告結束。所有這些表明，抗日戰爭歷史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對象。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抗日戰爭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國顯著加快了實現現代化的步伐，作為促進現代化的系統理論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中華民族復興歷史的研究成為熱點；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新的惡浪，以及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聲音出現，也促進了人們對抗日戰爭歷史和日本侵華歷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來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評述。

一、日本侵華政策與侵華罪行

關于日本侵華研究，以往多注重實證方面的研究，而近年來開始有人做理論方面的探討。針對有人認為日本存在軍國主義而不存在法西斯主義，有學者明確提出：法西斯主義不僅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在日本興起，而且它“不僅改變了日本社會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論，強化了近代軍國主義確立以來的對外政策，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從多方面作了社會動員與理論準備”。日本法西斯擴張理論，“既有對傳統武士道、日本主義、天皇中心論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現代法西斯理論家、活動家針對時局提出各種論述，以及軍部各決策機構制定策案綱要所確認的指導思想，表現五花八門，極富于詭辯性、多樣性、獨特性、應用性與豐富性”。[1] 還有學者提出：“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國內有許多侵略理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東亞聯盟論、東亞協同論和大東亞共榮圈論。”“這些理論在實現日本獨霸東亞、稱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樣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東亞聯盟論主張以王道為指導，以‘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為條件，建立東亞聯盟；東亞協同體論則主張以協同主義為指導，用協同主義代替中國的民族主義；大東亞共榮圈則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名，擴大侵略，以獲得更多的資源。”[2] 這些研究，對于人們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以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期間戰略策略的演變，提供了較新的視角。

關于日本侵華罪行的實證性研究也有很多新的成果。如有關日軍細菌戰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隊，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四部隊，而由于史料的缺乏，華北一八五五部隊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謝忠厚的《華北甲第一八五五細菌戰部隊之研究》，則利用中央檔案館檔案，填補了這一空白。該文對一八五五部隊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機構、細菌試驗及細菌作戰罪行的基本情況做了比較詳實的介紹。文章披露，該部隊成立于1938年，其本部隱蔽在北平城內，先后在華北16個城市設立了辦事處、支部或分遣隊，并在野戰師團配屬了細菌戰班，與陸軍病院配合行動。關于該部隊的罪行，文章根據史料提出：一八五五部隊“在北平和各地的細菌武器工廠中，使用數千抗日軍人和居民進行人體試驗和活體解剖；在華北戰場上，以極其隱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細菌武器，并與‘三光’作戰相結合，殘忍之極，僅1943年在魯西北霍亂作戰中，就致使中國軍民死亡20萬人以上”。[3]

關于南京大屠殺研究，因史料的發掘而取得進展。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殺中的日軍屠殺令研究》，利用日文史料對屠殺是否得到日軍高層命令進行了詳實考證，得出這樣的結論：“日軍在攻占南京的過程中屠殺的大量俘虜，不是所謂‘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發、散發事件’，而是由現地日軍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軍在師團一級確實下達過屠殺令”。[4] 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學者還對戰爭犯罪動因與特征進行了探討。如日本學者石田勇治在《日德兩國種族屠殺研究之比較》一文中，提出日軍戰時屠殺應具有種族屠殺的屬性，即“戰前和戰爭期間的種族主義泛濫，對現實和想像中的非人化的敵人重復宣傳，在心理上使士兵更容易執行屠殺敵人的政策。種族偏見被廣泛地煽動起來，日本人的腦海里深深地烙下了民族優越感。對于非戰斗人員和脫離部隊士兵的大規模屠殺，以對敵人進行集體處罰的名義被合法化。這些士兵并不認為自己是殺人犯，而是把自己當做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愛國者”。[5] 作者還把南京大屠殺、“三光”作戰、生化武器的試驗與應用，都看作是種族屠殺的案例。

二、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治

以往的研究比較多地側重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對戰爭的影響，而近幾年，有人開始對中國共產黨在戰時的政治傾向進行研究。王檜林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兩種趨向：融入世界與轉向民族傳統》一文，從宏觀方面分析了中共戰時兩個并存的重要的政治發展趨向。他提出：“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化進程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封建國家，中國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學習西方，這就產生了一個融入世界的問題。中西文化接觸后，在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同時，也出現了割裂中國文化傳統、過分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現象；但是一因中國文化傳統深厚，二因傳統文化有其實效性，這就產生了轉向民族傳統的問題。近代以來這兩種趨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戰爭期間更有突出的表現。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上面兩種趨向做了順應的變化。中共本來只是在共產國際劃定的范圍內活動，對帝國主義國家采取堅決對立的立場，這時則積極與美英打交道，認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連成一體’。中共長期激烈地反傳統，甚至聲稱‘五四”被埋葬在歷史墳墓里’了。這時轉為主張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形式’、‘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這些是中共黨史上的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對中國有著極大的意義”。[6] 他的觀點給人的啟示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兩個政治趨向，在戰后相當長的時期曾經中斷，但作為歷史經驗，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作用。

由謝忠厚等人合著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雛形——彭真關于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思想與實踐》，是把抗日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前后接續的特殊時期，具體地考察了它對中國現代化的推進作用，即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為例，具體地論證了共產黨人如何推動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向現代化進步的實踐及其結果。作者特別強調，“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社會”，是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重要奮斗目標，奮斗的結果則是，中國社會形態中出現了過渡到現代化而必經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雛形。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針對西方一些學者關于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利用了農民的民族主義”，新中國成立“是農民自發性向政權結構挑戰的頂點”等觀點，提出：“抗日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密切聯系著”，而通過這一時期共產黨對社會改造的努力，極大地削弱和摧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基礎，這是與打敗侵略者同樣重要的勝利，它使抗日戰爭成為新舊中國歷史接續的樞紐，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由此完成。[7]

三、抗日戰爭中的敵后戰場

敵后戰場一般也稱解放區戰場，后一種稱謂來源于中共七大時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和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對敵后戰場的研究歷來受到重視，著述比較豐富，而現在比較新的觀點有以下方面。

關于敵后戰場的戰略方針問題。過去一般認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或“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會議上提出的。而近年來有人提出這個戰略方針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早在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即提出“游擊戰爭對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有很大的戰略作用”。[8] 也有人提出不同觀點，認為1937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仍然是為著南京政府戰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規戰為主，直到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游擊戰戰略方針才為全黨接受，而在此前，中共黨內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9]

關于敵后戰場形成的時間問題。過去一般都根據毛澤東的說法，認為中國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這些年有人提出，抗日戰爭開始時中國只有一個戰場，即國民黨正面戰場，而中國分為兩個戰場的最早時間只能始于1938年以后。[10] 這種觀點是立足在敵后戰場戰略作用的表現方面，即抗日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敵后戰場的獨立戰略作用才比較明顯地發揮出來。也有人具體地考察了八路軍、新四軍各部挺進敵后作戰的過程，提出敵后戰場形成于1939年春。

關于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的關系。過去由于對正面戰場的貶斥，很少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現在多數人認為，兩個戰場之間有著互相依存、互相協同、互相配合的關系，缺少哪個戰場，中國抗戰都無法堅持。有人總結：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都是在總的持久戰方針指導下的整體戰爭的組成部分，它們之間既有戰略上的配合，也有戰役戰斗上的配合，抗戰前期是戰役戰斗的配合；中、后期則是戰略上的配合（注：參見何理：《中國抗日戰爭是整體的民族戰爭》，1999年1月東京“中日軍事史國際研討會”發言。）。還有一些文章對兩個戰場相互配合的具體史實進行了闡述。

關于敵后戰場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尚有學術分歧。有人明確提出，在中國戰場上，對日作戰的主要戰線就是正面戰場。[11] 贊成這種意見的并非少數人。他們主要是從日軍侵華戰略和中國抗日的作戰規模方面來考察問題，認為即使是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也沒有完全放棄正面進攻，在正面戰場發生過多次重大戰役，其規模遠遠超出了敵后戰場。持不同意見者則認為，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敵后戰場的積極作戰成為遲緩日軍正面推進的一個重要因素，日軍的主要作戰目標被迫轉向推進線的后方，因此敵后戰場上升為中國抗日的主戰場。而敵后戰場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戰規模的大小而論，而應看實際效果。有人統計，在8年抗戰中，日軍傷亡133萬人，其中有52萬人是在中國敵后戰場被殲的，占全部被殲人數的40％；如以作戰軍隊的人數比例來看，敵后戰場軍隊人均殲敵是正面戰場軍隊人均殲敵數的兩倍。[12]

四、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

正面戰場，是指在日軍侵華推進線上中日兩國軍隊交戰的戰場。它主要位于中日兩國正面軍事對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點線兩側和其他戰略要地。由于在這個戰場作戰的中國軍隊主要是國民黨的軍隊，因此一般也稱其為國民黨正面戰場。過去由于海峽兩岸的嚴重對立，對正面戰場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鄧小平對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的合作進行肯定，并開始展望第三次國共合作，史學界對正面戰場的研究開始重視起來，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資料與專著。其研究成果有以下方面。

關于國民黨的戰略方針。過去一般僅強調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對其戰略方針卻無研究。現在則一般認為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消耗戰”，它的基本內容是“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就寫明對日“長期抵抗”，不久蔣介石更明確提出：“長期的抗戰，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8月國防會議，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戰”的戰略方針。關于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與共產黨的“持久戰”之異同，現在尚有爭論。認為不同者強調，兩個戰略的指導路線有本質區別，在片面抗戰路線指導下的“持久消耗戰”只能是節節抵抗、節節后退，因而是消極的戰略；認為相同者則強調，兩個戰略所依據的是同一客觀條件，想要達到的戰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們“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則區別”，并且這正是兩黨軍事合作的基礎。[13]

關于國民黨是否開展過敵后游擊戰。與前述戰略問題相關，近年來還有人提出國民黨為了實現持久消耗的戰略目的，也曾提出過抗日游擊戰的方針并加以實施。相反的意見則認為：在抗戰初期，國民黨并不重視游擊戰，也未曾計劃在敵后部署游擊戰爭，少數部隊在敵后開展游擊戰，也是違抗蔣介石的命令而與中共合作的結果，這些部隊后來都參加了八路軍；武漢失守后，國民黨才開始重視敵后游擊戰，并成立了冀察戰區和蘇魯戰區，但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使正規軍作戰得到游擊戰的支援和配合，二是為了限制和破壞中共敵后根據地的發展。這些部隊后來有相當部分投敵成了偽軍，其余的則撤退到國統區，還有一些游雜部隊，活動范圍狹小，很少抗日作戰，因此并不存在一個國民黨的敵后游擊戰場。[14]

除了對正面戰場的整體研究外，郭汝瑰、黃玉章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是迄今為止關于抗日正面戰場研究最為系統的一部專著。該書不僅對正面戰場軍事戰略等全局性軍事問題深入論述，還分析了各戰役利弊得失，并對敵后與正面兩個戰場的關系進行了比較符合實際的分析，主要強調了兩者的配合作用。

五、抗日戰爭中的社會經濟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經濟，是在極為特殊的條件下運行的，它與中國抗戰的進程及勝負結局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它也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過去的研究比較側重對抗日根據地經濟的研究，而近些年的研究開始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如關于戰時國統區經濟研究，以往一般是以近代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框架來指導，較少注意在戰時國統區經濟相對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近些年的研究，開始注意從戰時狀態下中國經濟與反侵略密切相關的大背景下考察問題，對國民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如有人提出，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的經濟政策，總體上順應了全國抗戰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實施促進了西南經濟的發展，并有利于擺脫抗戰初期的被動局面。[15]

因與現實借鑒相關，戰時西部地區經濟研究仍為熱點。李云鋒、曹敏的《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與西北開發》，也主要以原始資料為依據，對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戰略構想，舉措與實績，以及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16] 作者認為，國民政府早在戰前就有了開發西北的戰略構想并著手實施，而在戰時則積極推進這一戰略。西北開發包括交通水利建設、農業開發、工礦業發展等項；西北開發的結果使農業進步、工業近代化程度提高、商貿繁榮、東西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擴大，不僅為打破日軍的經濟封鎖、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戰爭勝利做出了貢獻，也為改變西北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礎。

另外，關于戰時社會經濟制度改革，也成為研究熱點之一。溫銳、游海華的《抗日戰爭時期贛閩粵邊區的第一次現代化浪潮》，對戰時贛閩粵邊區的社會經濟變革的原因、過程、結果進行了分析；又如黎志輝的《蔣經國與“贛南新政”時期的社會動員》，對蔣經國主政贛南時期的新政措施進行了分析。這些研究與以往不同，以現代化的視角對抗日戰爭進行了審視。[17]

六、戰時中國外交

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中國抗日需要外援，另一方面，中國戰場又具有牽動全局的作用。這就決定了在戰爭期間中國的外交活動不僅十分頻繁，而且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戰時外交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來這方面取得的研究進展如下。

關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以往一般認為，中國是單方面的受惠國。現在則有人提出，中國僅希望簽署中蘇互助條約，對互不侵犯條約并無興趣，只是蘇聯施以不簽此約就不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壓力后，中國才同意訂立這一條約。作為條約的附加條件，中國承諾不與第三國簽訂《共同防共協定》，這就緩解了蘇聯對日本聯華制蘇的擔憂。所以，這一條約對蘇聯也是有利的。[18]

關于《蘇日中立條約》。有學者認為它分化了日德關系，保證了蘇聯在遠東的安全，使之能夠集中力量準備對德作戰，這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具有意義。但蘇日互相保證尊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19]

對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相當長的時期內，學術界對其持肯定態度。新的研究則認為，此約既有蘇聯協助中國對日作戰的一面，也有蘇聯恢復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失去的權益的一面，不應全面肯定。它的積極因素是，蘇聯紅軍根據條約精神對日宣戰，加速了結束戰爭的進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國勢力。消極因素則是將雅爾塔協定合法化，反映了蘇聯的民族利己主義。[20] 也有人明確指出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中有關旅順、大連、東北鐵路和外蒙古的內容，都嚴重侵害了中國的主權。[21]

戰時中英美關系研究中，新約運動引人注意。1943年，英美同意與中國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簽訂新約，一些學者對此予以充分肯定，認為盡管此后在實際上中國并未取得與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國已經擺脫了屈辱地位。新約的訂立，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奮勇抗戰的結果，因此，肯定新約并不是對國民政府的褒揚，而是對中國全體軍民抗日業績的肯定。[22] 異議者則認為，新約并不標志著中國已經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因為新約廢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權，并未廢除所有的特權，而且在新約簽訂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態度對待中國，雅爾塔會議便是明證。[23]

另外，關于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學界的共識是：中國抗日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中國戰場牽制了日軍大部分兵力，有利地配合了歐洲戰場盟軍作戰；中國是以最大的犧牲堅持抗戰來贏得大國地位的；蘇聯與美、英等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也是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因素之一。

七、戰爭遺留問題

關于戰爭遺留問題，是指與戰爭歷史密切相關而在戰后沒有解決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戰爭受害民間訴訟引起兩國重視，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認歷史事實的現象頻頻發生，并對日本政府保守勢力產生影響，使得戰爭遺留問題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首先是釣魚列島的主權歸屬研究。1894年日本實際占領了該列島，1945年后，該列島受美國托管，1969年美國結束托管，1971年將該列島作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歸還日本。新中國成立以后多次申明對該列島擁有主權。近年來，有人以中國古代文獻論證，早在15世紀以前中國就已經發現了釣魚島并為之命名。以后幾個世紀，在日本圖籍中不僅沿用了中國對釣魚島及附近島嶼的命名，而且明確將其劃在中國海域之內。另據明清文獻數種，釣魚列島列入中國版圖之后，曾先后劃歸中國福建和臺灣海防區域。雖然日本在甲午戰爭后吞并了釣魚列島，但按照《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應將其交還給中國。[24] 還有人以日本文獻論證，日本在1894年實際占領釣魚列島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識是：“釣魚列嶼系臺灣附近清國所屬島嶼。”[25] 論者還對日本霸占釣魚列島的歷史過程做了詳細闡述。

其次是與戰爭受害訴訟相關的實證研究。該研究包括中國慰安婦受害、勞工受害、生化武器戰時受害與戰后遺害等研究。其中關于慰安婦問題的研究，中國起步較晚，落后于日本和韓國，但近年也取得一些成績。如關于受害人數，有學者考評后提出，在日軍中36萬—41萬的慰安婦中，大多數是朝鮮和中國受害婦女。[26] 針對日本右翼提出的戰時慰安婦是商業行為的產物，中國學者依據史料論證了慰安婦制度的起源，指出這一制度完全是為日本侵略方針服務的。2003年8月4日發生的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傷害中國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人們對日本化學戰及化學武器遺留問題的關注。步平的《日本在中國的化學戰及戰后遺留化學武器問題》，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化學武器的具體史實，認為在戰爭期間，日本至少生產了700萬枚以上的化學武器；在中國戰場實施化學戰超過2000次，造成近10萬人的直接傷亡；戰后遺留化學武器又傷害2000人—3000人，并且這種傷害還在繼續。[27] 作者還敘述了中日兩國關于解決遺留化學武器的共識，認為對日本化學戰責任的追究可以成為日本人正確認識侵華戰爭歷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關于史觀的研究。該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右翼教科書的剖析方面。從2001年日本科學文部省第一次通過右翼教科書之后，中國就出現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書的著述。其中由張海鵬、步平主編的《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對戰后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出現、演變的歷史過程進行了系統評介，比較深入地分析了該問題產生的日本國內與國際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過來對日本社會和周邊國家產生的影響，并針對日本扶桑社教科書錯誤史觀和對歷史歪曲的具體問題進行剖析。值得重視的是，針對右翼教科書中的錯誤，中日韓三國學者已經聯合起來，撰寫了客觀描述東亞歷史的三國共同歷史讀物，該書已于今年5月底在三國同時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觀時，還有一個問題應該引起注意，這就是關于民族主義的評判。榮維木在《中日戰爭遺留問題研究述評》一文提出：“民族主義在中華民族抵御外侮時起到了戰勝侵略者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維護民族利益也是我們進行戰爭遺留問題研究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動力。”“但是，還必須看到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這就是，從更高的角度來看，戰爭遺留問題也是一個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問題，是一個關系亞洲、世界和平與人類美好前途的問題。從這點來看，我們對它的審視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義的支配。特別是在我們批判日本社會存在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時候，我們就更應該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樣的程度。實際上，戰爭遺留問題已遠遠超出了民族主義所能容納的范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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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近十年來中國口述史學研究綜述

溫大歷本光頭佬

近十年來中國口述史學研究綜述（2003—2013）

摘要：近十年中國口述史學研究發展迅速，已經從一新興學科崛起為一門成熟的學科。近十年口述史學研究方向日趨多元化，研究領域不再局限于傳統史學范圍。在史學整體化和大眾化發展趨勢的浪潮中，口述史研究成果呈現也日漸豐富。本文試就十年中國口述史學研究方向，研究領域以及研究成果做系統總結論述。關鍵詞： 口述史 研究方向 研究領域 學科特點 發展現狀

1948 年哥倫比亞大學設立口述歷史研究室 ,標志著口述史的誕生。今天 ,口述歷史研究室已經遍布世界各國 ,口述史學蓬勃發展。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口述史料在歷史歷史紀實著作中大量使用，有關口述史的學術理論及實踐指導書籍大量問世，口述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國內興起，有力沖擊了傳統史學研究。特別是到21世紀，口述史研究日趨規范化和專業化，研究視角不再單一淺顯，研究領域以及研究方向也取得了新的進展，口述史的生成方式和呈現形式日趨多元化。口述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走向成熟。本文就2003-2013年十年間中國口述史學研究成果按其不同類別做一大致分類，主要分為六個部分進行論述：現代口述史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特點；口述史的生成原因與形式；口述史資源的檔案化；口述史資源的展示與呈現；口述史的現實應用與價值；大陸口述史發展現狀及主要問題。

一、現代口述史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特點

口述史是歷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何謂口述歷史？從內容上來說，口述歷史主要是指非親歷者或知情者寫作的歷史回憶錄，但又有別于回憶錄，它是由歷史研究工作者和愛好者在采訪當事人的基礎上經過一定稽核的史實記錄，能夠揭示一些文獻資料所缺少的而又具有較高可信度的史實。從而不僅可以讓人們多了解一些歷史真相。而且可以使歷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歷史事實，更具有科學性，從研究方法上來說，口述歷史研究是研究者基于當事人的采訪，并結合文獻史料，對當事人的生平或某一相關事件進行研究，也可以說是田野史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它必須走出書齋去做大量的采訪和調查，在采訪和調查中還可以獲得散落在民間的史料，獲得研究的新線索。從而擴大史料搜集的范圍和研究的視野。從形式上來說，口述歷史是文獻歷史之外的另一種歷史表述，也具有兩者互補、互動的意義。此外，在文字表達上，口述歷史一般比較口語化，比較生動活潑，比較為讀者所喜聞樂見，從而使歷史學更加多樣化，更加貼近讀者，貼近社會，進一步繁榮和豐富歷史學。

口述歷史作為歷史學的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它的學科涵義上來說，具有比較明顯的歷史學二級學科的特點。

第一，它的研究對象的相對獨立性。口述歷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它的研究對象，從總體上來說，當然與作為一級學科的歷史學是一樣的。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對象，也就是以某一當事人口述的親歷歷史或生平經歷為研究對象，而有別于一般史學以文獻史料為主要研究對象。相對于一般史學，口述史學是另一種史學。口述歷史的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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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類同于目前已設立的歷史學中的各種二級學科，即各種二級學科之間既有交叉又有區別，各二級學科都不能包含它，即使是與之關系較近的史料學也不能包含它，因為史料學所講的主要是文獻史料，而口述歷史所講的是口述史料，且不僅僅是史料，還包含如何利用口述史料進行史學研究的問題。

它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口述歷史研究不僅需要有一般歷史研究的知識和方法，而且需要獨有的知識和方法。如需要根據自己的研究計劃對當事人進行采訪，在采訪的過程中需要協調與被采訪對象的關系，恰當把握被采訪對象的心情，激發被采訪對象的記憶，幫助被采訪對象如實說出所經歷和所知曉的史實；還需要運用各種現代媒體進行史料采編；對采訪到的資料需要有不同于文獻史料的整理和保存。這些都是一般歷史學和史料學不能所及的。

它的內容范圍的廣泛性。口述歷史建立在各類當事人和知情人講述各種史實的基礎之上，因此它所涉及的內容范圍構成是相當廣泛的。在縱向構成方面，口述歷史可以涉及近現代史、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橫向構成方面，口述歷史的研究對象不僅將繼續面向上層和精英社會，而且正在向下層民間社會擴展，它所覆蓋的領域包涵著政治史、人物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等各個專門史和各種方志。口述歷史的這種內容范圍構成，既跨越了所有的專門史，也不能為現有的任何一個歷史學二級學科所包涵。第二，第三，二、口述史生成原因與形式

口述歷史的起源于生成有其自身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類的口述傳統。口述史學有它悠久的傳統。了解這種傳統及其延伸 ,將使我們對于現代西方口述史學 ,對于它的發展進程中的困難 ,以及它的未來前景 ,會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史學發展的歷史 ,可以從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與史詩談起 ,一位歷史學家這樣寫道:史學史從神開始 ,人們最早認為神創造了世界和歷史 ,而跟神交通的人 ,即那些宗教家 ,是最早的歷史學家。

其實 ,口述史學史也是這樣。在邈遠的洪荒年代 ,在文字發明之前 ,神、巫與詩人可說是水乳交融、渾然一體。那時 ,一個氏族的詩人 ,就是這個氏族的歷史檔案庫。詩人們可以將神或巫作為抒發情感的媒介 ,祭神巫祝 ,行詠歌手 ,正是通過世代的口耳相傳 ,在神話傳說或英雄史詩中 ,為后世保存了原始先民最初活動的記錄。于是 ,就有了十口相傳為“古”的說法。這在世界各個民族與地區 ,都大體如此。

我們以中國為例。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多為英雄人物 ,它大抵反映了原始先民對自然界進行斗爭的故事 ,也有一些是反映氏族部落間原始戰爭的。其中前者流傳至今甚多 ,如治水的故事。當然 ,神話傳說中最著名的治水英雄 ,當數夏后氏的禹了。關于氏族、部落間戰爭的傳說 ,尤以黃帝蚩尤之戰最為著名。

這些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 ,不管在具體事件上的真實性如何 ,但總的看來 ,卻是原始社會人們社會生活的一種折射，從中也可依稀看出一些原始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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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對英雄人物的頌揚是原始先民傳述歷史的一種最古老的形式 ,也是一種最古老的口述歷史。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 ,文化漸啟 ,文字既出 ,各種文獻資料也紛紛出現 ,這就開始了用文字記載歷史。然而 ,此后的古代歷史學家 ,由于文獻資料的匱乏 ,在歷史著述中 ,口述歷史仍是記述歷史的重要方法 ,時愈古而愈顯其重要性。我們這里以古希臘杰出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公元前 460-前 396)撰寫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例。為了寫作這部著作 ,修昔底德也繼承了希羅多德的傳統 ,大量采用口碑史料。他奔赴各地 ,進行實地考察 ,尤其重視當事者的口述 ,并從事件的目擊者那里取得可靠的材料。

只要歷史學在發展 ,口述史學悠久的傳統就不會被湮滅或阻塞 ,歷史學家總是不斷地“發現”它 ,運用它 ,直至現代口述史學運動的崛起 ,以及口述史學的現代復興。

所以，綜上所述，口述傳統在口述史的起源、建構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人類一以貫之的口述傳統，才會有現代口述史的復興，才會出現現代口述史學科。

三、口述史資源的檔案化

1、口述檔案的概念：“口述檔案”這一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初才出現的，根據《檔案術語詞典》，口述檔案是指為研究利用而對個人進行有計劃采訪的結果，通常為錄音或錄音的逐字記錄形式。用檔案定義的標準，也可以通俗地將其理解為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有事件當事人或事件親聞者口述的，以標準方法采集的各種文字、聲像形式的歷史記錄。

2、口述檔案的構建、編纂：

(1）樹立口述檔案意識。口述檔案工作在國外的開展已相當普遍, 就連肯尼亞、津巴布韋、斯里蘭卡等這些發展中國家也十分重視這項工作。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 更需用口述史料作為撰寫歷史的補充、印證, 使之與文字檔案相輔相 成, 相得益彰。(2）、制定口述工作計劃。計劃性是口述檔案工作有別于其它類別檔案工作的一個顯著特征。各級檔案館必須在充分了解館藏和廣泛開展社會調查研究的基礎上, 制定出可行的專題計劃。這一計劃應該是有重點、有目的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的。(3）開展口述訪談工作。開展口述談訪工作首先要做好周密的準備, 即對每一位受訪者的相關資料進行搜集和研究, 擬出訪談大綱, 確定訪談內容和法律協議書, 準備好各種錄音和錄影器材。以便在訪談時抓住重點并有序地開展工作, 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訪談中的盲目性。

3、口述檔案的價值：(1）彌補歷史。就歷史檔案的廣度而言, 我國文字檔案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人類的活動無比豐富, 本當相應地形成十分豐潤、厚實 的歷史記憶, 但令人痛心的是戰爭、災害、人為的破壞給歷史檔案帶來的散失觸目驚心,形成了令人遺憾的空白點, 因此, 文字檔案的大量散失急需口述檔案予以補充。(2）印證歷史。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問題是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國際史學界的“ 老大難”問題, 但由于種種眾所周知的原因, 修史工作連同歷史學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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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都要受到統治者的制約, 因此, 以往的歷史研究往往帶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口述檔案的建立為之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契機。從廣義上說, 口述檔案工作的目的是印證和重視歷史, 而非讓史學者去解釋歷史。構筑歷史的真實足跡僅僅依靠現有的館藏檔案和一些實物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為補充, 兩者必須相互印證, 才能夠真正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3）鑒別歷史。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劉小萌認為: 鑒別歷史文獻, 一種是把它與歷史事實相對照, 從邏輯推理上, 相關資料研究上去判斷它的價值;一種就是通過當事人的口述來鑒別。有很多歷史事件的文獻, 經過和許多當事人的口述一對照, 馬上就發現問題。

四、口述史資源的呈現形式

1、口述史資源與圖書館：

(1）口述史在現代圖書館資源建設中的作用：

1)口述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價值: 口述歷史完整地再現社會發展軌跡 , 彌補了正史的不足。口述歷史是面向人民大眾的歷史 , 更注重的是對普通人歷史的記載 , 更重視普通人的社會生活經歷。立體地再現了社會的整體發展狀況 , 而不再僅僅囿于官方的、經過增刪過的書面史料 , 對于社會、歷史工作者來說是充分挖掘埋藏在社會下層的、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的重要途徑。

2)口述史料是圖書館文獻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獻資料是社會在物質、文化和社會運動等方面包括自然界本身所遺留的記載和遺跡 , 按其所依托的載體可以分為三大類 : 一是文字史料；二是文物史料；三是口述史料 , 主要指經過口傳或為后人記錄成為史料的民間傳說、社會歌謠、歷史人物講話、錄音錄像以及訪問調查的原始資料。

（2）圖書館口述史工作的倫理問題： 1）： 口述歷史倫理的概述：口述歷史倫理 ,主要是指口述歷史活動或行為過程所涉及的道德關系和口述歷史工作中所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它不僅包括口述歷史活動主體的道德品質和修養 ,同時還包括口述歷史活動的道德觀念、工作模式的道德準則、口述資料整理和利用的社會道德評價等等。

2）：口述歷史倫理資源建設中的倫理沖突表現：口述歷史由于涉及口述者對其他人或事件的見解 ,不可避免會涉及他人隱私與是非的爭議。其實 ,在做口述歷史的過程中 ,最常見的問題是一些受訪者的遺忘和虛擬事件的細節 ,加之受訪者自身立場的限制 ,視野的局限以及個人難免的感情色彩 ,其敘述不可避免的會與歷史本身有出入 ,有些遺忘屬年深日久 ,記憶出現偏差 ,是無意識的 ,也有些卻是選擇性的失憶。至于虛擬 ,有些是出于某種動機的故意編造 ,也有些是為顯示自己見聞廣博的炫耀。受訪者口述的內容有時必然摻雜當事人自己片面、單方面的認知 ,甚至有些僅僅是為討好采訪者 ,惟恐他會空手而歸 ,編造事件事實。凡做訪談者無不備感惱火的 ,是在受訪人見到自己的陳述變成文字以后 ,往往會對其中很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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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拒絕承認 ,甚至親自捉筆一改再改 ,而他們所不肯認可的 ,往往正是口述中最精彩最鮮活的部分。將涉及隱私或政治上的顧慮排除不論 ,這也多是受訪者長期生活于官方語言的籠罩之下并自覺向其靠攏的表現 ,結果卻是采訪者的一切努力前功盡棄。而與此矛盾的卻是 ,對于圖書館來說 ,口述的聲音最終要變成館藏 ,否則這種口述便不能實現它在學術上和社會上的價值。受訪者的虛擬雖然是個人行為 ,他在敘述時可能未考慮到其敘述的內容是否有誹謗他人、揭露他人隱私、泄露國家秘密的可能性 ,而圖書館的口述歷史工作人員如果對這些問題不能很好把關 ,很可能會導致口述資料存在毀謗侵犯他人隱私等倫理問題 ,甚至會涉及法律責任。

（3）：圖書館口述史的著作權歸屬：

由于口述歷史以口述為基礎 ,由口述者完成 ,但實際上口述一般由訪談者和訪談對象共同完成 ,二者既相互聯系 ,又可以相互獨立存在 ,因而此處還涉及到口述資料著作權的最終歸屬問題。

2、口述史資源與博物館：

（1）： 促進診釋方式和診釋主體多元化：傳統展覽的診釋主體往往僅限于設計人員，而作為展覽的策劃和制作者他們并不重視與現場觀眾的深層互動。其難以突破的局限是,觀眾所看到的僅僅是靜態的展品和文字,所觀所想者也只是展品的外部特征及其表層意義,而蘊于其中的一些更為重要的

信息則渺不可得。而從現代意義而言，博物館展覽是一項藝術診釋活動。為了更好地診釋展覽理念、展品內涵、外延以及存有爭議的問題,西方許多歷史博物館將口述歷史錄音和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覽中。如,美國史密森學會中的絕大多數博物館都成功收藏了為數不菲的口述歷史訪談,并以錄音和錄影的方式將其展示給參觀者,從而使口述歷史成為展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解讀關乎展品的社會歷史情境：作為固化了的歷史遺存,展品似乎只能見證“是什么”,而不能診釋“為什么”再者,就展覽規律而言,歷史背景的過 多鋪敘,極易流為教科書式的刻板敘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博物館展覽必然要放棄因果聯系的探 索。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口述歷史的博物館

化,或可為此另辟蹊徑。一些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史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啟示。他們認為,剖析口述歷史的產生背景及其創作者、傳播者的心路歷程,不僅能夠層級透析蘊含其中的歷史真實,而且還能揭示更為深刻 的世事變遷根源。同樣,口述歷史的博物館化,也可起到解讀展品賴以存在的社會情境和社會根源的作用。

3、口述史資源與大眾傳媒：

現在許多優秀的口述歷史影像作品，都充分挖掘、利用了口述歷史和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媒體的共同特征，受到好評。電視新聞節目，特別是訪談類節目，和口述歷史的結合是一種很自然的方式。這主要是因為：第一，訪談類電視節目和口述史都擅長和主要依靠人物訪談。第二，目前口述史料的保存介質和傳播媒介除了錄音、抄本以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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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地開始運用影像和網絡，這就為電視介入口述史提供了便利條件。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媒體認識到口述實錄也是一種新聞表述方式，開始運用口述實錄的方式來進行采訪。在尋找和挖掘題材方面，許多媒體在訪談和記述中也更關注當事人在歷史條件下的生活細節，他們也認識到讓當事人自己“說話”是最有真實感也最有感染力，可以見微知著和以小見大，展現那一段歷史和那一代人。因為如此，他們的歷史敘述常常帶有豐富情感，這比歷史文獻呈現的歷史更生動、更鮮活，更容易感染人。口述實錄的新聞講述方式增強了報紙的可讀性和電視的收視率。老百姓喜歡這樣的形式，因為這種口述實錄的方式，以當事人口述的形式，讓人覺得更客觀、更真實、更可信。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媒體接觸口述歷史，也出現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節目。

五、口述史的現實應用與價值

1、口述史與歷史記錄視角：

(1)口述史與中國史記錄：

1)口述史與中共黨史：借鑒口述史學有助于黨史研究找到新的視角 ,可以有力地促進黨史研究。口述史學是主張“自下而上地看歷史”的 ,而目前的黨史研究可以說是深受傳統史學的影響 ,主要是“自上而下地看歷史”。以往的黨史研究 ,主要關注的是政治史、軍事斗爭史、黨的建設史和思想史等領域 ,還有就是黨的領袖的生平與思想研究。對于普通黨員群眾在黨的歷史上的作用與地位 ,人民對黨的認識的轉變以及對黨的政策的反應 ,黨所領導的經濟建設等方面 ,則著力較少。黨史研究 ,應該突出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的作用。具體而言 ,就是應該研究人民群眾 ,研究黨的隊伍中的“小人物”,即下層黨員和干部 ,應該研究與共產黨合作過的人的活動。以往的黨史研究對這些方面的關注是不夠的。而口述史學恰恰是在“總體史”和“新社會史”勃興的背景下興起的 ,對于社會史當然也就傾注了更多的熱情 ,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2)口述史與抗戰史：

A． 抗戰口述史研究的興起和發展：用口述方法搜集、整理抗戰史料在內地早已開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 20世紀 80年代初 , 整理和出版的大量有關近現代中國革命和社會變遷的史料中 , 便包括今天所說的口述史料。20世紀 80年代特別是 90年代以來 , 抗戰口述史研究開始蓬勃發展。究其主要原因 , 一是當代西方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在內地的廣泛傳播 ,為它的發展提供了科學和系統的方法論 , 學術界開始將抗戰口述史研究作為獨立的學科來建設。二是日本軍國主義復興、日本教科書事件和日本首相等高級政府官員不斷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和事件 , 激起了中國政府和民眾對日本侵華史的強烈關注和研究。

B． 抗戰口述史學的特點和價值：第一 ,抗戰口述史在歷史認識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開創了抗戰史研究的新模式 ,并因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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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獨特的史學社會價值。第二 ,抗戰史口述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這是抗戰口述史學受到史學界高度重視的根本原因之一。抗戰口述史料具有口述史料的一般特征。口述史料與文獻史料相比 ,具有直接性(一手資料)、具體性、真實性等特點 ,這是口述史料的重要特征和價值所在。抗戰口述史料無疑也有這些特征和價值。

3）口述史與文革史：

A．口述史方法有助于充實“文革”史研究的史料來 源。“文革”時期是到目前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最為特殊而敏感的一段時期，其結束迄今不到 30 年時間，即使以起始時間計算，也不到 40 年，這就造成“文革”史料的三個特點：一是史料搜集與整理工作開展的還不夠很充分，就現有史料來看，大部分仍然集中于政治史和黨史方面；二是檔案開放程度還極為有限，很多檔案史料一般研究者還很難企及；但也有有利條件，即第三點，很多親歷者還健在，非常有利于口述史料的搜集。B．口述史方法有助于拓展“文革”史的研究視角。“文革”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的性質問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早已做出了正式結論，但很多專家、學者和普通親歷者并沒有就此結束對“文革”的繼續認

識與反思，回憶“文革”的文章、書籍，研究“文革”的論著都很多。

（2）口述史與少數民族史：

1）口述史把民族史的研究推及到普通民眾中去,反映了他們的心聲。這符合歷史學貼近現實、走向大眾的發展趨勢,正如保羅·湯普森在《過去的聲音口述史 》中所說“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并使歷史密切與現實相聯系 ”不論地位、文化程度高低,每個人都有機會敘述他所知道的歷史并發表個人的看法,這就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多層次、多側面的視角。

2）口述調查可以獲得“原生”材料。我國的少數民族多處在偏遠地區,經濟文化相對不發達,歷史上許多民族無自己的文字或者文字出現得較晚。相應地,民族文獻史料也較為欠缺。民族的歷史主要通過口頭的方式代代傳承。調查者通過有意識的尋找,可以發現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使得口述調查往往具有“拓荒者”的性質,從而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空白。

（3）口述史與婦女史：20世紀 80年代開始, 口述歷史被女性主義者引用為一個重要工具, 以提取一直以來被忽略的婦女生活經驗和故事。透過口述故事的補充, 她們希望將婦女的聲音重新引介到歷史的中心。結果, 經過不少學者的努力, 過去三十年有關婦女的傳記、自傳以及口述故事開始漸漸進入成為我們今日歷史的重要部分。

女性主義者對于口述歷史的重視, 來自對正統歷史的失望, 因為它們不僅少有記載婦女的生活和故事, 更對婦女在歷史中的角色存在有意無意地扭曲和貶抑。女性主義者相信口述歷史可以更有效地保存婦女的聲音, 填補傳統歷史記錄的空白, 使不單是婦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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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體人類的歷史更全面。再者, 因著它獨特的資料收集和演繹的方法, 口述歷史能更深入地開發女性鮮為人注意的生活部分, 通過來自不同階層和社群的婦女所闡述的故事, 更有效地開發不同的婦女議題和展示其中的復雜性。

2、口述史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交流：

（1）在新聞史中，口述史運用更強調私人敘事對宏大敘事的霸

權的化解，將長期淹沒的個體重新拉出水面，從而達到對歷史畫面的深層描繪。

（2）在人類學研究中，口述史學 作為其主要研究方式之一，在與歷史學研究的交往中，它最突出反映了口述史學的“特點”（也可被稱之為弊端）。人類學家們通過田野考察，明確提出要做歷史學家不愿“屈尊”做的事翻歷史學的“垃圾箱”。[8]口述史料的真實性問題在此存在最激烈的爭論：真實可否是多重的？ 既有記憶外延的真實（集體記憶、無意識、潛意識層面的真實），也有內容的真實；或者是知道的真實與理解的真實；甚至是意志的真實與記憶的真實（即人類學家在取舍可靠史料中發現的“文化限定”）。

（3）在文學研究中，口述史學運用更突出地反映出其作為一場

場虛構世界對于真實的想象的本質從文學史層面上，中國小說具口述傳統，自古以來由聽入看的演變過程（唐德剛《小說與史學》）。

3、口述史與族群、社會群體、社會記憶的建構：

（1）口述史與海外華裔：

四、五十年代的美國學界，開始興起了一股研究中國史和亞洲史的熱潮。單在當時哥倫比亞

大學歷史系，就有三個大的研究計劃：包華德主持的“民國名人傳”計劃；魏復古主持的“中國歷史計劃”；狄百瑞主持的“亞洲文明計劃”。?在這一股中國史研究風潮下，以口述史視角研究中國近現代人物也開始出現。最

早從事中國近現代人物口述歷史人物訪談實踐者為美國著名駐華新聞記者羅拔?卜頓，他在1949年脫離新聞界后，從福特基金會中申請到一筆經費，采訪了當時留在香港的中共早期創造者之一的張國燾。“工作經年，積稿數百頁。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2）口述史與山西移入民鄉村：口述史是碎片化的歷史，不僅有家庭生活的內容，也有遷移經歷的回憶。這些成為廣大山西移民不為人知的歷史故事。有些移民故事是家庭內代代傳承的，當這些家庭史被反復講述傳承時，便具有文化象征的功能。

移入民口述史表現了在回憶基礎上集體共通的歷史感受，一方面是在宏大敘事中的日常生活史，揭示出歷史洪流背后多樣的移民人生。另一方面，利用口述史的資料，借以分析山西移入民村落類型轉化中記憶層面的多重理解，移民在經過遷徙之后，如何定居在他鄉異地，也就是說口述史對村落形成的意義是什么。（3）口述史與社會記憶：“與個人的記憶相比，社會記憶指的是關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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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集體觀念。社會記憶包括象征符號和故事，它們幫助一個社區定義和解釋在現實條件下如何記憶（或想要記住過去）過去。”公眾歷史是有組織的工作，其目的在提供民眾既正確又有意義的歷史，而口述歷史正是達到這類目標的最當然的工具。公眾歷史與口述史關系密切，兩者所吸引的工作者和響應的人士有別于傳統史學著作所吸引的。實際上，口述史并不僅僅是言語表達，它還是社會操演，有具體的場景和聽眾，有具體時空的限制，有具體時空條件下的手勢和表情。藏人的格薩爾，蒙古人的江格爾，柯爾克孜人的瑪納斯，以特殊的記憶形式進入說唱者的操演并不斷加深、重現、重構或重造地方社會記憶。口述史與歷史教育：

（1）口述歷史教育的概念：口述歷史教學就是把口述歷史這樣

一種搜集史料和研究歷史的方法運用于歷史教學當中的一種教學模式。

（2）口述歷史教育的功能：

1）口述歷史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許多學生習慣性地認為，歷史課是教師唱獨角戲的單向活動，學生的學習因而是被動的。我們不能否認，歷史課堂，尤其是一些注重理論分析的課堂，如果授課教師講課的藝術不是特別的優秀，往往會使課堂教學顯得比較枯燥，課堂氛圍比較沉悶，很難激發學生的興趣，也不易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而如果把口述歷史引入教學，卻能夠把以往那種單向的歷史知識傳授變成一種充滿活力、內容豐富的動態的活動。

2）口述歷史教學能夠拓展學生的視野。如今許多大學生

尤其是低年級的大學生，他們的思維習慣很大程度上還受著以前中學時代那種固定模式的影響，認為歷史知識應該從書本上獲得，書本上講的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們的目光也難以跳出書本范圍。這種埋頭于書本的做法既限制了學生的思維，也束縛了學生的視野。而口述歷史教學通過教導學生抬起頭來，把目光投向周邊環境，去尋找歷史人物，然后面對歷史人物去挖掘史料。在做這種口述歷史的過程中，學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去接近自然，體驗生活，探究事實真相，通過實踐去感受豐富的田野知識，去領略這世間的人文情懷。這種口述歷史的教學方法可以開闊學生的心胸，使他們開眼看歷史。

3）口述歷史教學能夠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能力。首先，可

以培養學生以口頭表達和文字表達兩方面為主的表達能力。其次，可以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口述歷史過程中，從訪問題目的設計、訪談中的問答、訪談后的文稿整理，都需要進行縝密的思考，故思考能力就這樣得到了培養。再次，可以培養學生的組織協調能力。口述歷史一般是由三個人組成活動小組共同進行

4、溫大歷本光頭佬 的，這一過程必須是小組中三個成員齊心協力才能完成，在工作的分配和某些問題的討論中都要相互協調溝通，才能使工作順利完成，故通過口述歷史這一活動的進行，學生的組織協調能力也必然得以提高。

六、大陸口述史發展現狀及主要問題

1、發展現狀：利用口述史料寫作和研究歷史,在中國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但口述史成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卻只能追溯到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在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交流與接軌的過程中口述史學闖入人們的視野。同時,由于運用口述史料 的悠久傳統和口述史學靈活多樣的研究領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個學科接納。最近幾年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紛紛問世,以《張學良口述傳奇》、《讀書》2003年第10期發表有關口述史的系列文章以及以書代刊的《口述歷史》的出版發行為標志,口述史成了備受人們青睞、似乎人人都可以談上一談的熱門話題,正如《北京青年報》的報道《忽然火了“口述史”》。這種境況帶來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廣,但同時對口述史的泛化和濫用也混淆了人們的認識。作為學術研究,口述史學的發展必須要有堅實的理論作基礎,這既是學科獨立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它未來發展的動力之源。應該說,經過多年的實踐,建設中國自己的口述史學理論已經具備了一定條件,但就目前國內口述史學的狀況來說,理論性的研究還相當薄弱。

2、主要問題：（1）介紹西方研究的多,具有獨到研究的少。創立于西方的口述史學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為此,國內一些學者在引進和介紹西方口述史學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幾部關于西方史學的著作中也有關于口述史學的介紹。另外,西方口述史學的理論性著作也陸續被翻譯出版。然而,如同任何由西方傳人 的現代社會科學學科都要經過本土化一樣,口述史學要在中國生根,僅僅照搬是不行的。因為西方口述史學的理論、方法及規范等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其中的很多內容對中國并不適用。

（2）零星研究的多,系統研究的少。世紀年代以來在史學的幾個重要期刊上陸續發表了一些探討中國口述史學建設和研究的論文,較早的如楊立文中國口述史學》、鐘少華《中國口述史學當議》,近年有楊祥銀《當代中國口述史學透視》、程獻《口述史三題怎樣采集和解讀》、周新國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口述史學》、鐘少華《呼喚中國口述史學騰飛》等等。這些文章或主要評說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狀況,或對某些問題發表意見,對亟需理論指導的口述史實踐來說,盡管難能可貴,但顯然是杯水車薪。

（3）口述史學科定位不明,由此造成了目前學術界對口述史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學術規范無所適從的問題,進而阻礙了口述史學科的建設進程。有些研究成果用口述史之名,但并不把口述史

溫大歷本光頭佬

著作作為最終產品。制作口述史的目標也不只是存留歷史或澄清歷史事實,而更多地是把口述史看成一種方法或手段。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資料的真偽,也不嚴守歷史學的規范,甚至并不在乎口述者說了什么,而是關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場合與誰講的,為什么這樣講,講的背后有什么文化意義。

七、總結

綜上所述，近十年來口述史學研究取得了比較大的進步，特別是學者們加強了對口述史學理論層面的研究，這對口述史學的學科建構和完善是非常有益的。但要看到還存在一些不足。目前中國口述史學理論架構尚未完全形成，全國尚無學術界認可的較為統一的學術規范、職業規范、法律規范，缺乏統一的全國口述史工作規范。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解決。

第五篇：近十年來情緒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近十年來情緒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摘要：本文主要綜述了近10年來，情緒心理學研究中所取得的進展和將來的研究趨向。首先介紹了情緒實驗研究中實驗材料的標準化和成像技術應用的發展概況;其次討淪了情緒智力的構成成分和情緒調節研究的進展;再次分析了情緒和認知之間的交互作用關系;最后探討了感情系統的加工特征。

關鍵詞:腦成像技術 情緒智力 情緒 認知 感情系統 情緒研究方法的發展

一門學科的發展與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精密的研究手段緊密相連。近幾年情緒研究所取得的進展首先表現在實驗方法的發展上。其主要表現為:

1.1 實驗材料的標準化

在刺激材料的選取方面，近幾年，開發了系列標準化刺激材料和實驗程序。如Lang等(1995)的情緒圖片、Gross(1995)和Philippot(1993)的系列電影片斷、Bradley等人(1994, 1997)的聲音、字詞材料、Gerrards一Hesse等人(1994)的故事、想象或社會交互作用等實驗材料。

1.2 腦成像技術的應用

將分辨率高、無創傷性的腦認知成像手段如fMRI ,PET等應用于情緒過程，尤其是腦機制的研究是近10年來情緒研究的一個十分活躍的領域，為感情過程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如Beauregard等人(1998), Phillips等(1997,1998a,1998b)和Cabeza(2000)等人(1998)的fMRI研究，George(1995), Lane(1997), Paradiso(1997)等的PET研究。但是，fMRI ,PET技術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瞬時清晰度仍然存在著局限性。比如fMRI的時間分辨率低，血流反應明顯地落后于實際的電信號1到2秒，并且fMRI不能在一毫秒一毫秒的基礎上追蹤活動的變化。為了使fMRI或PET的研究更加精確化，可以通過下述測量方法進行補充研究。這些方法有事件相關腦電范式、驚跳探測方法、連續的自我報告測查、言語原始記錄回顧分析、非言語圖形評估方法、面部肌電描記器和對嬰兒及其與之相互作用的人或事進行觀察的方法。

實驗室研究雖然能夠嚴格控制相關變量，揭示出復雜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實驗室范式的生態效度和外部效度有時是不穩定的。因此，如何把實驗室結果推廣到現實生活中并改進人類的情緒，是實驗室研究需要改進的目標之一。下一步研究的趨向是:在兼顧實驗室內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生態效度的基礎上，開展以檢驗特定概念假設為目的的情緒研究。將實驗法、樣本法和評估法等多種方法綜合使用。情緒智力

自1990年，美國耶魯大學的Salovey和新罕布什爾大學的Mayer教授正式提出了“情緒智力”的概念，Goleman出版了《情緒智商》一書以來，“情緒智商”(EQ)風靡全球，廣為普及，成為情緒研究中轟動最大、對人們日常生活影響最廣的領域之一。情緒智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

2.1 情緒智力模型的建構

情緒智力的構成分是情緒智力的核心，它不僅關系到情緒智力與傳統智力的本質區別，而且也是編制情緒智力測量問卷的基礎。以Mayer et al.,(1999)為代表的傳統情緒智力觀點認為，情緒智力是由一系列固定的、靜止的心理能力構成的，范圍從識別一個人的表情到改變一個人自己的情緒反應。如Mayer等(2000)認為情緒智力由四個元素構成:情緒知覺、情緒同化、情緒理解和情緒調節。Ba:一。n(2000)認為情緒智力由五個維度構成:個人內部能力、人際能力、壓力管理能力、適應能力和一般心境能力。現代的情緒智力觀認為情緒智力是個動態的加工過程。如Barrett.L.F和Gross J J(2001)提出了情緒智力的動態加工模型— 情緒表征和調節的加工模型。該模型認為“情緒智力是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加工，它隨著時間的變化，使個體在產生和調節情緒反應中成功地調配心理表征，而不是一組固定、靜止的、分等級的能力”。

綜合上述觀點，我們認為情緒智力至少由情緒知覺、情緒加工、情緒分化和情緒調節幾種能力構成，但是情緒智力到底是由哪些有效成分構成的，這些成分之間是如何動態地相互協調，則需要進一步探討。

2.2 情緒調節的研究

情緒調節是情緒智力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情緒調節是近十年來情緒研究中一個令人興奮且成果豐富的領域，其主要表現:

2.2.1 對情緒調節的理解更加深人

傳統上，心理學對情緒調節的理解持狹義的觀點，認為情緒調節主要是通過壓抑和發泄等策略來調控消極情緒的。近年來人們對情緒調節的理解持寬泛的觀點，第一，情緒調節不僅是減弱或消除負性情緒，而且也包括增強、維持或降

低正性情緒;第二，情緒調節既能有意識、有控制的進行也能無意識、自動的進行。第三，情緒調節沒有好與壞的衡量標準，也不暗含社會認可的標準。成功的情緒調節是個體根據情境的變化，靈活地采取既有益于自身的身心健康又能適應 社會環境需求的策略來控制自己的情緒。

2.2.2 注重情緒調節過程的動態交互作用

近幾年.情緒調節過程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孤立地探討情緒的不同構成成分如情緒體驗、生理反應、行為表現、認知評價等的調節過程.而是轉向了對不同情境下、不同情緒調節過程的交互影響方面的探討，并提出了一些動態的情緒調節

過程模型。如Gross(2002)的情緒調節過程動態模型。Bonanno(2001)的情緒自我調節模型，強調情緒產生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根據體內的自我平衡進行調節。Bonann認為情緒調節過程是由三個階段有順序地組織起來的:(1)基本的控制調節過程，調節即時的情緒反應，其調節方式有情緒分立、情緒壓抑、情緒表達、大笑等;(2)預期調節過程，通過回避某些地方或情境或人群、重估或談論有關情緒等方式為將來的情緒控制需要做準備;(3)探索調節過程，嘗試使用新的技能、知識或資源，進行情緒調節。

2.2.3 不同情緒調節策略產生不同的影響

已有研究發現不同的情緒調節策略對情感、認知、社會行為、心理健康等會產生不同的影響。Gross(2002)的研究發現，采取不同的情緒調節策略如認知重估和表達抑制對不同的情緒及情緒的不同方面產生不同的影響。就厭惡情緒

而言，抑制降低了厭惡情緒的行為表達，而增強了心血管和皮膚電系統的交感神經激活，對厭惡體驗沒有顯著影響;認知重估降低了厭惡的體驗，但沒有明顯的心血管和皮膚電系統的交感神經激活。

但是關于情緒調節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卻出現了兩類不同的觀點:一類觀點認為情緒調節對于心理健康是必須的。自弗洛伊德(1926/1959)開始，一些臨床學家都強調生理健康需要恰當地控制情緒沖動。Gross和Munoz(1995)也認為靈活地調節一個人負情緒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一個組成部分。Gross(1998)的研究也表明，抑制負情緒可能會增加機體的免疫能力，從而提高個體的健康水平。另一類觀點認為情緒調節有害于身體健康。Smith(1992)指出抑制極端憤怒的表情表達與高血壓和冠心病有關。Pennebaker(1990)的研究表明情緒抑制也許會加重小病，危及免疫機能。

情緒調節是一個應用價值極大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探討和驗證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及其對個體的心理活動、身心健康的影響，不同情緒調節策略中的文化差異等是將來研究的重點。情緒和認知的關系

關于情緒和認知之間的關系，在80年代頗有爭議。當時的爭論認為二者是獨立的。目前研究者們不再關注認知和情緒之間的相同與相異的爭論，而是強調二者之間的整合與交互影響。

3.1 情緒對認知的作用

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情緒狀態能夠強烈地影響不同的認知加Z過程。如Damasio(1994)報道的Elliot的神經病案例。情緒不僅對智力具有積極作用，而且對工作、生活也具有促進作用。這種影響作用主要表現在情緒智力上。Goleman(1995), Mayer和Salovey(1993)的研究證實，像IQ一樣，情緒智力是決定生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10年對認知和情緒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情緒的影響具有普遍性，其影響已經擴展到認知和行為的所有方面。這些領域包括注意、感知覺、記憶、心理防御、主觀幸福感、態度和說服、推理和決策、表情表達、情緒感染、人際關系和政治信息處理等。

此外隨著社會的變化，新的情緒研究領域不斷出現。如隨著社會對健康問題的關注.情緒研究的注意力就轉向了情緒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再如隨著計算機、機器人技術、電信業的發展，要求開發出新的語音、面部識別軟件，這就引起了對情緒性聲音和情緒變化的面部信號的研究興趣。此外.經濟投資中的情緒研究可能成為新的研究領域。

3.2 認知對情緒的影響

關于認知對情緒的影響，可歸結為以下兩方面:

認知評價是情緒構成的必需成分和情緒產生的前提條件

自Arnold(1960)和Lazarus(1968)強調對事件的主觀評價在情緒誘發中的作用開始，近幾年，許多的心理學家如Scherer(1993), Ellsworth(1991)等都提出了情緒的認知評價模型。他們假設有機體在一定數量的緯度上評價誘發事件 或情景的意義，評價的結果決定即將發生的情緒。但是從哪些維度來評價刺激的意義仍然存在著爭議。許多早期的研究更強調單一的效價或強度評價維度，而Roseman等(1996)認為評價的維度應包括意外性(unexpectedness)、情境狀態、動機狀態、可能性、控制潛力、問題資源等多方面。對此，需要通過多方面的實驗研究，進一步證實人們究竟是從哪幾個維度來評價事件或情境的意義。另外，關于認知評價是如何產生情緒的問題，Scherer(2000)近期提出了一種觀點，認為認知評價和情緒之間不是一種線性關系而一種非線性關系，即“情緒是由對事件的非線性動態評價所產生的次級系統”，對此很值得研究。

記憶影響情緒的加工

關于記憶在情緒中的作用，過去給予較少關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情緒的記憶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到了90年代，出現了若干個情緒記憶模型，如Teasdale和Barnard(1999)的整合認知子系統的情緒認知模型;LeDoux(1996)的情緒記憶模型和Damasio(1994)的神經心理學模型以及自傳體記憶等，闡述記憶在倩緒誘發和調節中的作用。

Ochsner,Barrett(2001)歸納T語義記憶在情緒加工中的作用:第一，語義記憶是關于情緒起源、進化和后果的圖式化知識的儲藏所。第二，重復使用的語義知識充當情緒激活的潤滑劑，當適當的線索出現時，習慣性的、易通過的情緒知識由于多次使用導致自動激活。第三，通過相似價值的刺激之間的聯結，從詞、客體、視覺想象等方面獲得情緒的意義。第四，儲存在杏仁核中的語義知識和情景記憶中儲存的具體情感相聯系，并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行為。

總之，情緒和認知之間是交互作用的。但是認知和情緒是如何交互作用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感情系統的加工特征

4.1 感情系統的加工通路

Shizgal(1999)對老鼠的一系列腦電刺激研究、Cacioppo等(1996)對人類的一系列ERP研究表明，處理與感情評價過程有關的神經系統回路，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應與辨認、區別(非評價過程)有關的神經系統回路處分開。例如，頭皮

后正相電位的空間分布研究顯示，在非感情范疇內，空間分布相對地是勻稱的，而在感情范疇內，頭皮啟正相電位的空間分布較多地偏向右側面，這種不對稱的激活與大腦右半球在情緒中的重要作用相一致;同時，ERP的研究也指出，感情

和非感情評價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依賴于許多共同的信息處理加工。由此可以推斷出，感情的加工過程是由兩個通路來完成的:知覺加工通路和感情評價加工通路。知覺加工通路主要是接受多種多樣的刺激物和事件的輸入并轉換成刺激的多維度表征，在已有知識經驗的指導下，通過辨認、區分等構建刺激的客觀特性，產生對當前刺激的知覺;感情評價回路主要對當前刺激的感情意義進行主觀評估，并發動相應的情緒反應。

4.2 感情評價的加工通路

關于感情評價的加工通路，目前有兩種觀點:單一通路論和多重通路論。單一通路論如Green等(1993)認為，個人的、有價值的信息從變化的感覺通路中派生出來。例如。情緒的概念組織研究認為，由于生理限制可能抑制雙向動作(接近/回避)的行為表現，所以，人們關于情緒的知識是按層次組織的.縱向分布在正性和負性情緒之間。多重通路論認為.感情評價的加工通路不只一條.而是兩條以上的多重加工通路。近期，許多理論家已經假定，處理態度、愛好和組織行動的感情系統，在輸人時的信息加工，至少起源于兩個專門評價通路，第一個通路是與威脅有關(即否定或消極)的信息加工，第二通路是與安全和喜愛(即肯定或積極)有關的信息加工。

多方面的研究證據表明，多重評價激活方式是存在的。如Davidson(1993)lx]的研究表明，大腦兩半球的不對稱性，與積極和消極信息加工、整合后產生不同情感反應的專門評價通路是一致的。Robinson和Downhill(1995)l9]使用計算機斷層攝影術(CT)調查與中風有關的病變部位和情感癥狀之間的關系表明，嚴重的中風后抑郁與左前額極損傷有正相關關系，與右前額極損傷有負相關關系。

但是，也有不少證據對多重評價通路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如某些腦成像研究認為，不同的神經系統結構可能既包括積極也包括消極的感情過程。George等(1995)使用PET技術，觀察被試在回憶高興、悲傷或中立的記憶內容時，高興、悲傷或中立的面孔變化，結果顯示血流流向同一腦區而不是雙向變化川。感情主觀體驗的測量研究表明，人們對情緒概念的評定是兩極組織而不是分離為積極和消極的感情體驗。在跨文化、多維度情緒量表和跨文化情緒性喚起圖片評定研究中，已經發現了積極和消極感情在概念上是相似的。

Cacioppo和Berntson(1994)提出了一種折衷的觀點，認為積極和消極評價通路是部分分離的，在反應階段是單一激活，在開始感情加工階段時，存在著多重激活。具體說,(1)當一個刺激物在影響積極和消極評價激活時具有相反作用時，產生雙向相互激活;(2)當一個刺激物僅影響積極評價或消極評價激活時，產生雙向激活;(3)當一個刺激物既增加(或降低)對積極的評價激活也增加(或降低)對消極評價激活時.產生單向激活。積極和消極評價通路的部分分離，提示不同性質的情緒或情感具有不同的激活功能，由此引起了人們對積極與消極情緒或情感不同作用的興趣和關注。其中積極情緒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可能是最富有前景 的研究課題。

此外，情緒的生物、生化、神經系統基礎方面的研究，情緒個體差異的研究也是受歡迎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