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治理

前我市城市管理顯現“四多”現象，即“流動攤點多、違章建筑多、小街小巷多、弱勢群體多”。城市管理和執法工作面臨著“人手少、任務重、壓力大、經費少、要求高”的實際狀況，而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人民群眾對城市管理的要求日益提高，管理力量不足，管理不能全面的問題已日益突出，如何構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城市管理模式，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城市管理，形成“大城管”格局，最終實現“全覆蓋、經常化、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應該是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思考的重點問題，也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點。[找材料，到網，一站在手，寫作無憂！]

一、××區目前在城管方面的主要做法

1、按照屬地管理原則，進一步理順城市管理工作體制，實現重心下移。理順城管工作體制對加強和改進城市管理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區委、區政府領導對此項工作一直高度重視，多次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提出了“條塊結合、合理分工、分清責任、區別對待、統一執法”的指導思想。2005年初，區城管執法分局按照“強化屬地執法、健全管理機制”的指導原則，在曲江、文峰街道開展城管執法大隊派駐街道試點工作。今年，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又在汶河、東關兩個街道推廣了這種做法。目前，區內的四個街辦均有城管執法大隊派駐，形成了“分局、大隊、中隊”三級執法網絡，通過城管執法大隊派駐街道，不僅健全了城管執法的基層網絡，而且實現重心下移，屬地管理的目標，使街道城管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得到了延伸和拓展，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礎性作用逐步體現，主觀能動性得到了進一步發揮。對轄區內出現的問題形成有效的互動，初步形成了“條為塊服務，塊為條分憂”的局面。

2、逐步健全基層網絡，城管工作逐步向社區延伸，強化關口前移。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通過健全組織網絡，自上而下，形成一個完整的工作體系，使工作不斷向基層延伸，將問題解決在基層。實行城市精細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最終目標。按照城市管理“全覆蓋、經常化、高水平”的要求，構建城市管理網絡，不斷延伸觸角，努力實現全覆蓋。市、區、街道三級城管人員配備相對合理，而作為承擔大量基礎性城市管理任務的社區，由于沒有專職人員和經費，城管工作不能保持延續性和長效性。對此，結合近期實施的數字化城市管理，加大了對社區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給社區配備了專門的電腦接入數字化城市管理網絡，明確社區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所有的權利和相應承擔的工

作任務，并通過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的案件辦理及回復率，量化考核各社區的工作落實情況，努力形成“權責一致、保障到位”的新社區城管體制，新機制的實行已經切實增強了社區工作人員城市管理的意識和責任心，提高了問題的處置率。

3、加大保障力度，逐步加大城管經費和人員投入，增強管理和執法能力。隨著城市建成區面積的不斷擴大，城市管理要求的不斷提高，城市管理任務不斷加重，區政府逐年加大了對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政府撥款逐年增加。2002年撥款532.6萬元，2003年撥款611.7萬元，2004年撥款789.7萬元，2005年撥款978萬元,h 上述費用含環衛經費和專項經費。今年，還專門投資120萬元，用于建設區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在全區的4個街道和29個社區設立了數字化城市管理網絡。在人員上，也盡可能的創造條件配齊城管執法人員和協管（更多精彩文章來自“秘書不求人”）員，通過市、區兩級政府逐年努力，區城管執法分局的人員已從最初的正式執法人員50人，協管員30人，逐步發展為正式執法人員88人，協管員120人，結合城管執法大隊派駐街道，各街道也按照1:1比例相應配備了協管員，目前，各街道的城管隊伍都有30人左右。

二、存在的問題

1、城市管理網絡不夠完善。目前，“三級管理”中街道一級作為政府派出機構，在城市管理中發揮的管理作用還不夠充分，盡管各街道都有城管衛生科，但由于人員編制及經費落實不足，城管衛生科尚未發揮顯著的第三級管理作用，社區也沒有城市管理專職工作人員和處置力量。

2、城管工作經費缺口大。2006年，區城管執法分局預算共需經費約584萬元，其中僅正式人員的人頭經費就需330萬元，而實際預算撥款359萬元，相差225萬元。環衛經費缺口更大，2002年經財政局、審計局審計，當年缺口526萬元，2003年缺口288萬元，2004年缺口205萬元，2005年缺口180萬元，2006年預計缺口200萬元。街道、社區的城市管理工作經費至今也未落實。

3、城管處置力量不夠。數字化城市管理，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對問題不僅要求處置，還要求處置及時和徹底。目前，××區各鄉鎮、街道、社區以及專業部門的處置力量都明顯不足，其中包括處置隊伍、專業裝備，車輛等。

4、環衛裝備和環衛設施差。一是垃圾運輸車輛少，車況差，按規定要配備40輛，而目前僅有26輛，而到明年4月就有10輛車要報廢。二是垃圾運輸中轉站少，按規定要有60座，而目前僅有11座。三是廁所陳舊，全區有230多座直管公廁，占市區公廁量的80%以上，絕大部分年代久、老化，老百姓怨聲載道，急需翻修。

5、社區城管工作薄弱。首先沒有專職城管人員，其次缺少專業經費，這樣基本上形成了“晴天靠風吹、雨天靠水沖、突擊靠人工”的現象，尤其表現在小街巷的保潔上。

6、社會參與程度不高。目前的城市管理已呈現“大城管”格局，單單依靠政府部門難以徹底實現全面的城市管理，而由于宣傳、教育等方面的原因，群眾對城市管理的認識和參與程度、以及市民素質不高，自覺遵守法律法規的意識不強，企業參與城市管理積極性不高，還沒有完全引入競爭機制。

三、對策與建議

城市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作，也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必須立足實際，更新理念，大膽探索，勇破難題，加快實現城市長效管理，提升管理效能，不斷優化區域環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日益顯示出其民本、規范、服務、效率的特征，城市管理工作必須從全新的角度、更高的起點，來審視、反思和完善。為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參考。

1、堅持城市長效管理的四項原則：

（1）以人為本——“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城市管理必須滿足居民的精神、物質需求，使居民對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感到滿意。堅持堵疏結合，注重人情化關懷、人性化操作，扶助困難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和管理壓力。強化城市管理的社會宣傳，對居民進行持續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努力提高城市人口素質，增強市民環境意識，倡導良好的社會風尚。

（2）依法管理——城市必須依靠法規來治理，才能井然有序，保障長治久安。要不斷完善城管方面的法律法規，注重法制教育，加強執法管理，并使兩者環環相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執法公正。

（3）綜合治理——突破經驗式管理、問題式管理、突擊式管理的單一管理模式，結合目前實施的數字化城市管理，建立起綜合管理模式。

綜合運用行政、法律、經濟、教育等多種手段，從以行政手段為主向以法制手段為主轉換，從單一手段向諸種手段共同作用轉換。（4）公眾參與——公眾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是城市管理的基本細胞，只有社會組織與公眾廣泛而自覺參與，城市管理機制才能從被動外推轉化為內生參與，從而實現城市管理的良性循環與可持續性。

2、構建城市管理的六大工作機制：

（1）綜合協調機制。一是加強城管執法部門與衛生、公安、工商、環保等相關專業主管部門的協作。二是完善區與街道、社區層面既聯系又獨立的運行機制。繼續深化城管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和改進城管執法大隊派駐街道制度，從制度層面支持和強化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責任和權力；加強對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協調和監督，形成“塊塊負責、條條保障，條塊結合、區街聯動”的城市管理工作格局。（2）責任包干機制。明晰管理職責，進一步理順街道辦事處和專業管理部門的職責，解決管理中的職能交叉和邊緣性問題，避免出現管理空隙。根據責任和權利相一致，事權和財權相匹配的原則，加大對街道、社區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按“誰許可誰負責”的原則進行管理，對一項事務涉及多個部門的，按“誰為主誰負責”原則予以界定，切實履行好城市管理職責，發揮保障作用，實現“條塊結合”。細分責任范圍，以路為線，縱橫成網，建立四級管理責任區。一級為街道，二級為社區片，三級為責任塊，四級為責任點，點面相間，條塊結合，格網成面，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不留死角。實行錯層管理、網格管理，推行環境承包制，做到責任主體具體化、工作標準清晰化。（3）快速反應機制。城市管理具有動態性、反復性的特點，現在實行的數字化城市管理就是要提升管理效率，我們必須增強快速反應能力和應急處置能力。在具體管理活動中，把握階段性、及時性、經常性三個環節，使轄區始終處于嚴格的監管之下，對重點地區和違規易發地段在管理時間上保持連續性。在城區主次干道兩側、窗口地段和公共場所實行嚴格的定人、定時、定崗、定責“四定”管理，強化“門前四包”責任制，隨時糾正違規行為。在管理技術上，加快推進城市管理信息化、數字化，促進城市管理工作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科技型、精準型轉變。

（4）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市場競爭，是提高城管作業水平的外在驅動力。要堅持政府管制與社會參與互補原則，突出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在深化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

改革中，著力在環衛工作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逐步培育和發展城市維護作業市場，達到管理和作業的分離，通過政府公開招標，企業競標管理，以此促進管理的標準化，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績效。（5）考核激勵機制。建立有效的考核激勵機制，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實施長效管理的重要保障。一要強化目標考核，按照“責任目標化、目標數字化”的要求，將考核從定性型向定量型轉變，建立數字化的量化考核體系，采取多種手段和形式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考核，實行職能部門與街道之間的雙向考核，將年度考核與日常考核結合起來，對城市管理的實際效果進行客觀評價。二要嚴格獎懲措施，把激勵機制貫穿于各項工作之中，無論是日常管理，還是階段性工作，都要有考核、有獎懲，以考核為依據，通過物質、精神等多種手段進行獎懲，鼓勵先進，鞭策后進，激發活力。

（6）投入保障機制。一是經費保障，在城市管理過程中，確保必要的城市管理經費開支，逐步加大投入，逐步改善裝備，提高管理和執法能力。二是建設保障。充分發揮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對城市管理的基礎性作用，增強規劃的前瞻性、預見性，管理前移，規劃建設與管理要加強溝通與反饋，克服建設“后遺癥”現象，做到標本兼治。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老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優化農貿市場、公廁等配套設施，為城市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礎平臺。三是隊伍保障。科學核定城管執法隊員、協管員人數，充實管理力量，保證管理需要。強化城管隊伍的專業化培訓，嚴格管理，建設一支紀律嚴明、作風過硬、反應快速的城管執法隊伍。

3、健全管理機制，強化屬地職能的幾個具體建議：

（1）確保城市管理和行政執法的正常經費。除區政府每年財政撥款外，市政府對××區要實行傾斜政策，真正做到工作重心下移，與其配套的一些政策也要相應下移。

（2）適當增加鄉鎮、街道城市管理專職工作人員，以4-5人為宜，同時在各社區明確一名副主任專事城市管理工作。

（3）同時與城市信息化管理相配套，適當增加區級處置力量。加大對環衛工作及環衛工人先進事跡宣傳力度，以逐步提高其社會地位，逐步改善、提高環衛工人待遇。當前應盡快解決體改后環衛工人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問題（經調查一測算，一次性交納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分別為667.2萬元和759.33萬元）。

（4）不斷加大對××環衛設施和裝備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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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城管，但我覺得單從職業而言，城管本身，我是很愿意接受的。長遠來說，占道經營，非法經營，本身對社會治安也造成隱患。我家樓下經常堵得我車都開不出去，頭疼死??老百姓小本經營，該如何規范，是政府應該著手解決的，城管不過是旅行職責——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匪類亂來??

建議書

0城管 發表于0秒前 城管,建議書,小販,部門,衛生 作文網

建議書廣州市的城管部門：廣州是個大都市。而今年又在“創建國家衛生城市”，所以注意衛生是很重要的。而偏偏一些無牌小販卻在街邊亂擺賣。為了全力配合城管部門和有關機關工作，我建議廣大市民應該積極開展“遠離街邊小販”的活動。為此，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城管應加大對“亂擺賣”等現象的打擊力度。

常勇是解放區城管局二大隊隊長，面對關系民生、繁重而艱辛的城管工作，他不叫苦、不喊累、不畏難，辛勤工作，樂于奉獻，他經常對自己說：“我是一名普通的城管隊員，但我要做一名出色的城市衛士。”

人文關懷促和諧

城管執法面對的多是下崗職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如果執法方式不當，有可能得不到群眾理解，甚至出現暴力抗法事件。因此，常勇積極推行親情執法，以換位思考的理念構筑了一片和諧的城管天地。

為充分調動商戶參與城市管理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常勇發動城管隊員結合各責任路段管理情況，用親切生動的語言寫出《致沿街經營商戶的一封信》，深入淺出地說明“三種經營”等違章經營行為造成的危害以及創建衛生城市和宜居城市給廣大商戶帶來的好處，引導經營商戶積極配合城管工作。他還鼓勵隊員們與商戶談心、交朋友，主

動給商戶講解有關法律法規、幫助商戶解決實際困難，并廣泛征求意見、建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營造了良好的城市管理氛圍。轄區經營商戶開始逐步養成自覺遵章經營的良好習慣，商戶參與城市管理和“創衛”工作的積極性也明顯提高，市容市貌開始從源頭發生轉變。

溫情服務當公仆

城管工作需要嚴格執法，但必須尊重商戶人格，講究執法藝術。常勇深知城管執法對象多為困難群體，每一個影響市容、堵塞交通的商販背后都有一個貧困的家庭和艱辛的故事。所以，他經常教導隊員們說：“雖然治理‘三種經營’是為了大多數市民的利益，但一定不能忘記，我們還要服務那些最需要照顧的困難群體。”因此，他帶領隊員始終堅持“三先三后”原則，即先宣傳、后處理；先通知、后限改；先主動、后強制，文明執法，溫情服務。在執法管理過程中，根據不同情況，他先后幫助家庭確實困難的12個商販分別聯系了菜場和瓜果蔬菜定點街市，安排他們免費進場經營，既妥善解決了他們的生計問題，又做好了市容管理工作。

甘于奉獻老黃牛

許多認識常勇的人發現，自打今年年初以來，原本胖乎乎的他一下子瘦了幾公斤。這是因為，在常勇默默勤勞工作的背后，還有許多常人難以承受的家庭負擔。今年年初，常勇的母親被確診身患癌癥，之后做了3次手術，還經常去鄭州化療。3月份，常勇的父親又被診斷為胰腺炎。再后來，常勇已有身孕的妻子一天天行動不便起來，正是需要人照料的時候。千斤重擔全壓在了常勇一個人身上。然而，為了不影響正常工作，常勇舍小家顧大家，他把父母安排在同一家醫院治療，白天按時上街治理“三種經營”，晚上再到父母床前精心侍候，給妻子送去安慰。領導和同事知道他的情況后都勸他請假休息，可他只是在母親做關鍵性手術時請了半天假，之后再沒有因為家里的事而耽誤過一天工作。

海門城管執法局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以來，始終堅持以人為本，注重與人民群眾溝通，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務，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

在學習調研階段，我局開展了城管進校園活動，旨在加強對海門市區學校周邊流動攤點的打擊及車輛秩序的管理，創造一個衛生秩序、安寧整潔的社區和校園生活、學習環境；進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環境和校園學習環境，提升城市品位和城市形象。讓市民和學生參加城管的執法實踐活動，培養全體市民的城市文明意識和公德意識，通過進校園的大手拉小手活動，帶動全市人民共同關注學習實踐活動期間城市管理工作。

此次海門城管局通過“城管進學校”活動的開展，“教育一個學生，帶動一個家庭，影響一個社區”，從而全面提升城管宣傳工作，逐步建立城管宣傳教育社會化制度。

活動主要通過宣傳版面巡展，采取制作漫畫圖片展板；制作城管宣傳展板、宣傳畫頁、便民手冊等發放；執法人員進學校、進課堂，深入淺出地講解城管法律法規知識；通過學生向家長和市民發放城市管理資料等方式，宣傳城管職責職能；城市管理法規知識及處罰依據、標準；城市環境衛生常識；典型案例介紹；城管辦事程序、服務承諾；與學生密切相關的城市管理工作情況等。

活動開始后，海門城管局將選拔優秀執法隊員到中小學校擔任校外輔導員，每個星期組織執法隊員深入到每一個中小學校，講一次城管法規教育課，將根據學生的年齡和心理特點，選擇有針對性的典型案例，對學生做好講解，配合學校開展城管知識競賽、演講比賽、作文比賽等活動；分批組織學生上街清潔城市公共設施，清掃白色垃圾，體會城市管理工作的艱辛；在學校組織發動“城管志愿者”，佩戴“城管小袖章”隨執法隊員參與城市管理；學校、城管聯手治理學校周邊流動攤販和車輛停放秩序等。

為充分調動學校師生積極參與“城管進學校”活動的積極性，樹立城管宣傳先進學校和學生，有關方面將對學校和學生評比，頒發“城管教育示范學校”牌和“優秀小城管”獎狀。

通過“城管進學校”活動，拓寬了與市民的溝通渠道，增強了青少年和市民對城市管理的責任感，提升了城市管理社會化程度。同時，借“學校”這個突破口，通過生動而貼近生活的宣傳和社會化的服務方式，增進了市民對城市管理工作地理解、支持和配合，營造了“人

人參與、齊抓共管、大家受益”的社會氛圍。(海門市城管局

本報訊（記者肖持剛）經營物品擺放不許超出門線、人行道停車不得占壓盲道、移伐樹木必須得到園林部門許可、遇到噪音擾民可打12342城管特服熱線舉報??這些連一些大人都未必完全熟悉的城管法律知識，如今五味什字小學的同學們卻人人熟記在心，并正在變成“小手拉大手，同走文明路”的良好行為。

昨日，市城管綜合執法局、碑林綜合執法局及市教育局領導，來到五味什字小學，與小學生及部分學生家長一起，參加了該校“小手拉大手，同做美麗西安維護者”的主題活動，將城管法律知識送進校園。該校師生還通過班級主題隊會、征文、繪制宣傳畫等多種形式，推進城管法律知識學習取得實效。同時通過“小手拉大手”活動，帶動學生家長參與城管法律知識的學習。參加昨日活動的一位從事商店經營的張姓學生家長說：“孩子們通過演講、作文、漫畫等形式表現出的，希望家長們都能模范遵守公共秩序的良好心愿，使自己對以往占道經營的錯誤行為有了更深的認識。以后再想出店經營孩子這道關恐怕都難過。”

第二篇：什么是城市治理

什么是城市治理

1980年代末以來，有關“治理”(governance)的討論方興未艾，是當今西方學術研究廣泛使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并成為了一種顯思想、主流學術，由此也相應地成為了一種“時髦的詞語”。正由于這種時髦，也就出現了濫用，而在中文文獻中，這種現象似乎更為嚴重。這與我們固有的對“政府”、“管理”等詞的認識及相應的思維定式有關，而在接受外來思想時過分的實用主義(或更多的是功利主義)意識起了作用，總想把別人說的概念與某一種現象聯系起來，以便于進一步使用。在城市規劃領域中出現了兩種最典型的誤讀，一是將治理讀解為是政府的一種管理方式，二是將治理讀成了是對公眾參與的強調。確實，治理這個概念與這兩方面都有關系，但卻不是僅指其中的任何一個，也不是這兩者的簡單加和。

“治理”一詞久已存在，但在現在西語意義上的使用，肇始于世界銀行1989年一份報告，此后在一系列的國際政治、經濟組織中廣泛使用。這種使用有其很深刻的原因。這些國際組織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前提是不得干預主權國家的內政，但又對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不滿，尤其是以世界銀行或地區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希望受援國都能遵循它們所確立的制度理念，因此便用“治理”一詞來指代“國家改革”或“社會政治變革”的含義，從而以“一個相對而言沒有攻擊性的論題用技術性措辭來集中討論敏感問題，而不致于讓人認為這些機構越權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因此，從這個詞的重新被挖掘出來使用的目的上就可以看到，是為了尋找到一種不同于傳統的政府管制的做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治理從頭起便區別于傳統的政府統治概念”。

有關治理的概念有多種定義，但相對較為廣泛認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發表的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中的定義。這份報告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從這樣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治理的理解如果從管理或管制的角度去理解則必然會存在誤差。這一點在有關治理的經典文獻中有一本J.N.Rosenau等主編的書，它的書名就是《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就是明證。

治理的實施需要公眾參與，但公眾參與并不就是治理。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公眾參與制度的實施與運作，或者說，公眾參與制度的“元制度”才是治理概念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說，將治理引入到城市規劃領域，可以改變我們對城市規劃作用方式的理解，同時也可以使我們通過城市規劃發揮作用的機制發現規劃作用方式的轉變。這種新的理解和轉變要求我們對城市規劃的整體理解及其哲學基礎發生改變。我們應該看到，城市規劃不僅僅是政府行為，更是政治行為，當然，這里的政治是廣義的而不是狹義的，尤其不是中文中的狹義。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就可以較好地把握治理在城市規劃中的運用。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城市規劃究竟是怎么得到實施的，其背后的實施機制究竟怎樣，這些問題如果不得到解決，那么就不可能界定我們的規劃體系，也不可能設計我們的規劃制度。如果我們對城市規劃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一點還搞不清楚，那么很顯然，我們所設計的規劃體制仍然不可能保證經過法定程序批準的規劃得到實施。

在認識治理的概念的同時，我們有必要分清楚政治的謀略與技術的策略。在一定的意義上，政治的謀略充當著目的的角色，而技術的策略則擔當著手段的作用，但這兩者本身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我們不能被技術的策略所迷惑，而應看到在此背后所被遮蔽著的政治謀略。在很多的情況下，政治謀略往往是技術策略發展演變的真正動力。但多少年以來，我們的規劃師只關注技術手段的演變，卻沒有關心過這種演變為什么會形成，其結果就導致了技術手段的濫用和異化，甚至是一種非常好的手段最終也只能導致沒落。這不僅是我們在考量城市規劃發展中需要注意的，而且，在接受任何新的觀念時也同樣需要注意。摘自中國城市治理現代化研究院 乾泉 編撰

第三篇：中國近代城市大氣污染及其治理

中國近代城市大氣污染及其治理

胡 勇 《光明日報》（2013年03月08日 15 版）

大氣污染已成為全球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近期許多城市持續的霧霾天氣更引起國人對此高度關注。考察我國歷史，明清時期在一些大城市中空氣污染問題已經開始顯現，但主要屬于生活廢氣產生的污染，到近代又加上工業生產的廢氣排放和交通工具的尾氣排放，大氣污染日益嚴重。對這一問題以往國內學術界研究不多，本文擬從燃料需求轉變、工業布局及城市化與大氣污染的關系切入，對近代以來大氣污染的概況、特點及社會各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防治措施進行簡略探討，以作引玉之磚。

近代燃料需求的轉變與城市大氣污染的出現

燃料的使用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不斷變化，如近代學者指出，“故視燃料使用之情形如何，即可斷定其工商業發達之程度。”（史維新：《我國燃料問題》，《科學的中國》，第2卷第1期）明清以來隨著煤炭的廣泛使用，在帶來進步和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尤其是煤炭燃燒產生的硫化物導致大氣污染日益嚴重。據臺灣學者邱仲麟研究，明代初期北京軍隊和市民主要以木材為燃料。到明代中期，因周圍山區木材被砍伐殆盡，不得不轉而依靠煤炭作為取暖、做飯及手工業的燃料。到民國時期，我國家庭用電能者僅限于少數特殊家庭，大部分地區尚停滯于柴草與煤炭之間。儲存冬煤成為北京市民每年必做的功課。每個家庭主婦，除了忙制御寒的棉衣外，還要設法存儲煤炭，準備度過無情的嚴冬（樂民：《北平的燃煤人》，載楊寶玉主編《煤炭流通文史資料》，煤炭工業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頁）。在上海，市民生活同樣一天也離不開煤炭。據時人描述，1945年上海一度出現煤炭來路不暢的情況，使部分家里沒有煤球的人燒不熟飯（春生：《米與煤》，人人社1945年編印，第2頁）。時人指出“食糧燃料，皆為民生日用必需之品，二者之盈虛調劑，與一地或一城鎮之治安，皆有密切之關系。”（《南京之食糧與燃料》，1932年，第1頁）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居住密集，煤炭等燃料的使用不斷增加，對城市大氣污染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明清時期。據王偉杰研究，清乾隆時北京有人口62萬，每年燒煤15.5萬噸；1941年每年燃煤64.1萬噸；1949年用煤是103.5萬噸。燃煤產生的煙塵顆粒物和二氧化硫，不僅對人體健康有影響，還飄浮在大氣中，造成環境污染。

生活用煤的影響還在其次，近代以來，對大氣污染影響最大的還是工業燃料釋放的有害氣體和煙塵。近代工業化較早的城市對煤炭的需求相當大。如近代上海為全國工商業中心，工廠機器的發動，交通工具的推進，均以煤炭是賴，數百萬人口，日常賴以舉火為炊者，亦以煤炭為主。當時上海成為全國最大銷煤區域，1935年有人統計全國每年用煤約2500萬噸，上海每年銷煤為300萬噸，占總額七分之一強（汪警石：《近年來上海煤炭之概況》，《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1號）。

上海作為工業化最早的城市，19世紀后半期已經出現多次大氣污染的記載：1856年3月，“天雨血，三日晨有黑雨冰雹。”（同治《上海縣志》卷30）嘉定1858年“四月十五日鹵雨。”（光緒《嘉定縣志》卷5）1898年6月21日下咸雨，植物黃萎（民國《嘉定縣續志》卷3）。1923年5月24日《申報》記載，“浦東大團附近前日清晨忽然天降紅雨，登時紅色滿庭。”鹵雨、黑雪等的出現，反映了上海大氣污染的日益嚴重。當時，上海疫喉連年爆發，顯然與此有關（轉引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173頁）。有位作者描述上海的情形：“我不幸住在上海煤煙繚繞的區域內，兩個鼻孔終日充塞著烏黑的煤灰，家中的門窗大開時，不消片刻功夫，桌上榻上就薄薄地鋪著一層煤灰??我想

象我住在這種煤灰豐富的環境中，我的肺臟早已染成灰黑色，變成所謂炭肺了。”（無塵：《都市的煤煙問題》，《新中華》雜志，第4卷第5期）類似者還有重慶。20世紀二三十年代，重慶絲織、面粉、制革有了相當的發展，近代煤礦、石油工業也已初創。抗戰后，隨著沿海工業的內遷，重慶迅速成為西南地區乃至大后方的工業中心，同時也帶來嚴重的工業污染而成為著名的“霧都”。雖然重慶多霧有地理環境的原因，但工業和生活用煤多，空氣中懸浮小顆粒多，加重了霧霾。時人生動描述了霧霾之中生活的苦悶：“早上，只要我剛一打開窗子，第一個來拜訪我的，便是那些游離在太空中的，和彌漫在宇宙里的霧霾??”“??生活在霧霾的海里，桎梏在霧霾的籠里，看不到一絲陽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鮮空氣。”（秋田：《霧霾》，《宇宙風》，1942年第140期）近代廣州也不能幸免于煤煙的污染。一些官員甚至認為“煤煙必然由淡而濃”，市民生計才能解決。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論調對近代城市的污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樹文：《論所謂濃密煤煙的問題》，《廣州市市政府公報》，1930年第360期）。

唐山、鞍山等既是近代新興資源型城市同時又是鋼鐵、水泥等大型工業基地，煤炭的消耗量也相當大，城市環境污染尤為嚴重。1881年，開灤唐山礦建成出煤，后唐山細棉土廠、唐山制鋼株式會社、唐山發電所等相繼建成投產，城子莊一帶開始形成水泥、煉鋼、發電粉塵污染區域，粉煤灰池、鐵礦渣堆也開始在這一帶出現（《唐山城市建設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頁）。20世紀前期有人描述鞍山的情況：“以工業區的巨人那樣姿態而出現的鞍山在東三省占據著驕傲的最高的寶座。既看不見藍天，也沒有飛鳥，地上更不生一些紫花碧草??煙，煙——煙遮蓋了一切，它用那冷酷，窒塞的可憎的黑色濃汁，涂抹一切的東西。”（成聚：《黑煙籠罩下的鞍山》，《廣播周報》1936年第100期）

近代大氣污染與工業布局、城市化進程及治理措施

近代以來大氣污染問題的凸顯與中國新式工業布局不合理以及城市化的畸形發展密切相關。首先，全國范圍內的工業布局不合理。據調查，1927年，上海、武漢、天津、無錫、北京、廣州、重慶等幾大城市集中了全國近40%的新式工廠。1933年，上海、天津、武漢、無錫、廣州、青島六城市工業生產值占全國69%。其次，近代城市內工業空間布局也不合理。上海早期外商及華商企業大多設在黃浦江、蘇州河沿江地區，形成楊樹浦、南市、曹家渡、閘北4個工業集中區。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工廠10079家，分布在工業區的2263家，占全市工廠22.5%；分布在非工業區的7816家，占77.5%，大量工廠與居民住宅交錯在一起，對空氣質量影響很大。抗戰時期，沿海及長江中下游的工礦企業有400多家遷到重慶。絕大部分內遷工廠在對重慶的地理環境、生產資源、市場等都不十分清楚的情況下，漫無系統，倉促興建，工業區和居民區犬牙交錯，布局極不合理（《重慶市志》第1卷，第774—775頁）。

城市化進程加快伴隨不合理的工業布局造成的病態發展帶來很多不良社會影響。首先，工業的高度集中，勢必對這些工業集中的地區和城市的環境產生不良影響。上海的粉塵、廢氣污染于19世紀末在租界出現，如吳蘊初味精廠初創時，設在上海的一條弄堂內，由于工業的廢水、廢氣擾民，曾引起附近居民與吳蘊初的矛盾。其次，人口過于集中及布局不合理所產生大量生活污物、污水容易造成空氣質量下降。再次，近代城市集中大量現代化交通工具，容易造成空氣污染。例如1940年代汽車排放污染空氣的情況在一些大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公共租界1940年不僅出現了公共汽車的擁堵，還帶來煙塵污染。為此工部局多次警告公共汽車公司，要求其投入更多資金購進新式不冒煙的公共汽車（《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會議錄》，第28冊第572頁）。

對于城市空氣污染問題，明清時期尚缺乏有效應對，而近代以來政府和民間均采取了一

定的措施。政府頒布一些條例、實施工廠檢查，開展工廠安全運功、平民新村運動、改善城市基礎設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比如針對北京居民因煤毒致死的慘劇時有所聞，政府張貼布告，告訴百姓安設煤筒，開啟窗戶，或把爐子拿到院子燃燒后再拿進屋。在上海，1887年石印社的煤煙被周圍居民視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煙囪等減輕污染措施（《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會議錄》，第9冊第592頁）。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陸上交通管理規則，其中規定“汽車行駛時，不得瀉放發出巨響或含有煙霧惡臭氣體。”廣州市政府制定頒行車輛肩輿交通規則，其中規定“車夫須常注意車機潔凈。勿許機油飛燼，及放出穢氣等弊”。濟南市政府也頒布過取締市區桐油煎熬的法規（《取締煎熬桐油》，《濟南市市政月刊》，1930年第3卷第2期）。

對于空氣污染問題，近代中國知識界較早就開始關注。當時的報刊對近代西方工業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大氣污染現象多有報道評論，并警醒國人：“各國人士，漸漸對這個問題加以注意。東京警察當局且已于最近舉行煤煙防止宣傳，開始‘都市凈化運動’了。??對于這個問題，還是昏昏沉沉，麻木無知的，恐怕只有我們中國了！”（胡渭橋：《都市煤煙防止問題》，《科學時報》1935年第3期）一些專門介紹歐美和日本煤煙防治技術的文章不時見諸報端。當時提出的舉措包括限制煤炭的使用量和范圍、增加工廠煙囪高度、對汽車進行更新換代、設立完備的污物處理廠、限制化學工業、將污染嚴重的工廠搬到郊外以及培養干練伙夫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提出一些有見地的思想，如實施分散主義的城市建設、建設田園都市，通盤考慮交通、城市與鄉村、農業與工業的協調發展；市政專家董修甲還提出小都市對于交通管理、治安、衛生好處極大，應該積極建設小都市、花園城市、衛星城市（董修甲：《都市建設的集中主義與分散主義》，《國民經濟月刊》1937年第1卷第1期）。盡管這些認識并不完全科學，有些措施也未能真正實行，不過仍間接對緩解城市污染有所幫助，對我們今天正確認識和應對空氣污染與霧霾問題亦有一定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第四篇：治理城市牛皮癬文章范文

未經批準，擅自在樹木、地面、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上采用刻畫、涂寫、張貼、噴印等手段產生的各種小廣告，因其量大面廣、花樣百出、難以根治，被形象地稱為“城市牛皮癬”。“牛皮癬”的產生不僅影響了城市的外部形象，也反映了一個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綜合素質。

敖漢旗城管局的調查顯示，目前新惠街頭常見的“牛皮癬”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辦證類、招工類、游醫類、社區服務類、小商業廣告類。

如此量大面廣、十分猖獗的“牛皮癬”能在城市中長期存在，成為城市管理中難解的課題，各地雖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整治，卻如同“割韭菜”，總難根除。“打蛇要打七寸”整治“牛皮癬”要整合執法資源，采取群防群治的策略，發動市民參與，多措并舉，齊下猛藥，方可遏制“牛皮癬”的猖獗勢頭。

1、實行“釣魚”、“伏擊”策略：主是對照號碼進行“釣魚”他若想做生意，必然出現，然后伏擊，一舉抓獲，抓一個罰一個。

2、實行“斬根”行動：張貼者必然有居住地，由此可以展開搜查行動,深入制“癬”者老窩連窩端，此招影響較大，打擊面廣，可以有效遏制“牛皮癬”。

3、實行“截源”行動：此項工作可以由城管部門先進行取證、查實，然后將號碼送通訊部門進行依法停機。

4、實行人海戰略：建立獎勵機制，鼓勵群眾去抓張貼者、去揭發幕后操縱者。

5、實行法律制裁：從現有的法律中尋求解決的辦法，提高可操作性，依法行政，加大處罰力度。

6、疏堵結合戰略：在合適地區開辟一些公共廣告信息欄，讓合理的信息廣告有處安家。

7、實行宣傳戰略：要深入社區宣傳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讓市民了解自己在城市管理中應當履行的義務，進一步提高市民的城市意識和法律意識;要在媒體上對制中“癬“者及時曝光。

8、利用高科技整治：研究新的涂料，提高清理的質量和速度，對于網絡、通訊工具中的“牛皮癬”，要加大監管力度，狠查信息源，采取措施，從源頭上遏制高科技“牛皮癬”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張小小的“牛皮癬”能折射出社會的方方面面，只要全社會高度重視，人人參與，群防群治，“牛皮癬”完全消失的日子就不會太遠。

第五篇：城市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結構

貴州：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核心提要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撐、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

加快推進全省社會治理體制和治理方式創新,普遍建立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片組戶聯系制度。

完善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機制,推廣社區管理“貴陽經驗”,推進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就業促進機制建設。

●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2014年上半年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在職能、機構、人員、資產和財務等方面徹底脫鉤。

重點培育和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和改進社會組織的服務管理,引導社會組織健全內部治理結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發揮愛國宗教團體的橋梁紐帶作用,化解矛盾,疏導情緒,鼓勵宗教界開展公益慈善活動。

●創新群眾工作和有效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體制

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完善省市縣黨委群眾工作體制機制,重點健全完善市(州)、縣(市、區)黨政主要領導與群眾直通交流網絡平臺。

改革行政復議體制機制,健全行政復議案件審理機制,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

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

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全面推廣“銅仁經驗”,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推廣基層矛盾化解“余慶經驗”。創新完善領導干部接訪、下訪、約訪、巡訪、聯合接訪、包案督訪等制度,建立完善社會矛盾糾紛隱患排查化解穩控處置長效工作機制,從源頭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

●健全公共安全體系

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嚴打整治”長效工作機制,推進城市報警與監控系統建設并向農村延伸,加強犯罪實時控制機制建設。

強化反恐體制機制建設。

加強社區警務、社區矯治、群防群治等基層基礎建設。

創新流動人口、特殊人群、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服務管理機制。

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藥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

深化安全生產監管體制改革,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加強安全生產源頭治理,按照分級和屬地管理原則,健全完善和嚴格執行安全許可證制度。

加強省市縣三級國家安全體制建設,擴大國家安全人民防線組織覆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