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門市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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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門市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9日，海門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各界發布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一、楊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間，被告人楊某等人以介紹工作等為由，將被害人孫某等4人騙至海門市海門街道某居住小區，脅迫加入傳銷組織。期間楊某等16被告人對4被害人實施拘禁，并采取恐嚇、威脅、體罰、毆打等行為。被害人孫某、賀某在被拘禁期間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價格購買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謂產品。11月19日，被害人賀某尋機跳樓逃跑受傷，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機關解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楊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他人，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拘禁罪。海門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應予支持。遂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拘禁罪對楊某等16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至拘役5個月不等刑罰，并判處賠償被害人賀某經濟損失。一審宣判后，楊某等16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系由非法傳銷引發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團伙成員均為外來人員，他們以出租房作為犯罪地點，通過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強迫被害人加入傳銷組織。本案被害人之一為了逃脫，跳樓導致輕傷一級。此類案件不僅給被害人身心造成極大傷害，而且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予嚴厲打擊。本案審判，針對日漸興起的傳銷型非法拘禁案予以重拳出擊，既懲處了被告人，打擊了傳銷活動，維護了正常社會秩序，又切實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警醒了更多有可能誤入“快速發家致富陷阱”的人。

合議庭組成人員：陸衛東項曉偉張祖平

二、張某等5被告人非法捕撈水產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初某日，被告人張某經與被告人吳某合謀，由被告人吳某現場指揮遼大金漁25036船和25037船在禁漁期進行捕撈作業。后被告人張某、吳某召集被告人韓某、衣某、王某等人駕駛遼大金漁25036船和25037船出海作業，并于6月至7月間先后在福建、江蘇海域進行捕撈，捕得鳀魚、鮐魚17077箱（重量244534.1公斤），均出售于福建收鮮船，被告人張某得款人民幣34多萬元。7月22日，遼大金漁25036船在江蘇海域非法捕撈時被海警機關抓獲，查獲捕撈所得鳀魚410箱（重量5870.9公斤），案件告破。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張某、吳某、韓某、衣某、王某違反保護水產資源法規，在禁漁期捕撈水產品，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被告人張某等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應予支持。遂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對張某等5被告人分別判處拘役6個月、緩刑10個月至有期徒刑6個月不等，并沒收非法所得34萬多元。一審宣判后，張某等5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被告人在禁漁期內累計非法捕撈的漁獲物數量達到25萬多公斤，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規定的入刑標準。本案是我國2016年8月1日新涉海司法解釋發布后，江蘇海警破獲的省內首起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件。非法捕撈海洋水產品，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破壞了國家對水產資源的管理制度，危害了海洋水產資源的持續發展。本案通過依法懲處非法捕撈水產品犯罪行為，起到了震懾犯罪、警示他人的效果，有利于海洋生態環境的修復。

獨任審理：單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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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某與海門某開發服務中心商品房銷售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2日，原告黃某與被告海門某開發服務中心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1份，約定被告將其開發的某小區第30幢1002號房屋出售給原告，層高為2.8米等。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原告以案涉房屋陽臺層高僅2.4米，不符合約定為由訴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50000元并賠償原告裝修損失35000元。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交付的房屋陽臺層高經測量為2.52米，不符合合同約定的2.8米標準，被告已構成違約。《住宅設計規范》未對陽臺的凈高作出明確規定，但案涉房屋陽臺凈高已達房屋主要功能區臥室、起居室（廳）凈高（2.4米）要求，符合國家標準，不影響陽臺功能的正常使用，被告的違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在雙方未對局部降低層高的違約責任進行約定的情況下，根據案涉房屋的現狀是否影響實際使用、實際凈高是否符合設計規范、出賣方是否存在主觀故意或者過失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判決被告應當向原告支付違約金3000元，并駁回了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原告不服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出賣人交付房屋陽臺的層高不符合合同約定時，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但案涉房屋陽臺層高已達到《住宅設計規范》規定標準，房屋能正常使用，故出賣人的違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買受人不得主張解除合同，僅可主張違約金賠償。違約金的數額可根據房屋的整體建筑面積、價格以及違約建筑的面積、層高、凈高、功能性等結合當事人過錯程度綜合考量。本案裁判結果也提醒商品房買賣合同的雙方，購房人在購房時對于層高有特殊要求的，應當在合同中予以明確；房屋的層高并不完全一致的，出賣人亦應在合同中予以披露。

合議庭組成人員：杜開宇孫建玉黃芬

四、原告何某等人與被告保險公司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保潔中心為曹某等清潔工在保險公司投保團體意外傷害保險。保險條款約定：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遭遇意外傷害，并因該意外傷害導致身故、殘疾的，保險人依照約定給付保險金；又約定：意外傷害指以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觀事件為直接且單獨的原因致使身體受到的傷害。保險期間，曹某在自家宅后休息時跌倒在田邊并當場死亡。保潔中心隨即通知保險公司，該公司未出險且拒絕理賠。曹某法定繼承人何某等人遂訴訟來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萬元。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曹某因意外傷害死亡有接處警工作登記表、事故證明和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等證據證明，能夠證明死亡系因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且其證明力已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保潔中心在曹某死亡后立即報險，保險公司如認為是非意外傷害死亡應當及時提出異議并有權要求進行尸檢，但其并未及時提出。現曹某遺體已經火化，通過尸檢確定其死亡原因的條件已喪失，此應歸咎于保險公司怠于行使權利，應自行承擔由此導致的不利后果。遂判決被告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萬元。

【典型意義】

保險公司在接到投保人報險后，如對被保險人是否屬于意外傷害致死有異議，應負有通知家屬保全尸體以備尸檢的義務，以便進一步查明死因。現保險公司既未出險查勘，也未通知家屬保全尸體。至本案訴訟時，曹某尸體早已火化，導致死因無法查明的責任在于保險公司，故其需對此承擔不利后果，并按保險合同約定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給付保險金。本案裁判結果對于警示保險公司如何正確理賠意外傷害保險具有典型意義。

獨任審理：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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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某與工行包場支行借記卡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蔡某在工商銀行包場支行辦理了牡丹靈通卡，并預留其使用的手機號碼。2013年12月下旬，有人聯系蔡某，稱可以辦理高透支額度信用卡。蔡某據對方要求，往牡丹靈通卡上存入20萬元，并將牡丹靈通卡、身份證、駕駛證、戶口本的掃描件發送對方郵箱，還將預留在支行的電話號碼修改為對方的電話號碼。2015年1月3日、4日，蔡某牡丹靈通卡上的存款通過第三方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的平臺分別被轉出49989元、49979元。1月4日中午，蔡某向公安機關報案，稱自己銀行卡上存款被盜走99968元。公安機關予以立案偵查，但至今未果。蔡某認為其辦卡后妥善保管，未經其操作，卡上存款兩次被轉走共計99968元。工行包場支行應當賠償其存款損失99968元，并應賠償存款的利息損失。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儲蓄存款合同雖約定蔡某憑借預設密碼進行支付，但當前銀行卡存款支取有很多渠道，不能排除存款人通過網絡、電話等其他方式支取、使用存款。蔡某系被他人騙取相關個人信息，他人利用其信息在支付寶開立賬戶并綁定本案所涉借記卡，通過網上消費將卡內資金盜走。蔡某作為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應當具備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但其將銀行卡預留電話號碼修改為他人電話號碼，導致他人能夠接受支付寶驗證碼而完成支付寶平臺上的開戶行為，是其資金被盜的直接原因。工行包場支行按支付寶付款指示進行付款，其行為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和相關交易規則，其在蔡某存款被盜過程中不存在過錯以及違約行為，蔡某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遂判決駁回原告蔡某的訴訟請求。蔡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在網絡支付、交易平臺日益發達的當今社會，由于銀行卡存款的支取渠道日益增多，儲蓄存款合同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就顯得更加重要。無論合同中有無明確約定，存款人均需保證個人存款信息不被他人利用。因存款人自己將信息透露給第三人而導致的存款損失，需自己承擔責任。本案裁判結果對于警示廣大社會公眾保護自己的銀行交易信息具有典型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黃新江沈健陸建英

六、施某等67名村民訴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船舶生產制造企業，其制造項目環評文件取得江蘇省環保廳審批同意，但項目需配套建設的污染防治設施未通過環保竣工驗收。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居住于被告廠區北側，被告分段工區距原告較近，生產過程中所排放噪聲、粉塵等對原告正常生活有影響。原告多次向有關部門投訴信訪。經環保部門監測，被告北側廠界白晝噪聲值超過《工業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排放標準》規定限值標準。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存在噪聲、粉塵污染的環境侵權事實。鑒于被告能夠采取相應措施降低或減少噪聲、粉塵，并達到國家規定標準，可以給予被告六個月的整改期限。遂作出判決：

1、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采取整改措施，使其廠區北側分段工區生產作業中產生的噪聲、粉塵符合國家規定標準（以法定的環保監測數據為準）；

2、逾期不能達標，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分段工區的生產作業，排除噪聲、粉塵對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的侵害。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被告為船舶生產制造企業，其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噪聲、粉塵等環境問題，影響周邊居民的環境利益。企業經營生產權益與周邊居民環境利益存在沖突。當這兩種利益沖突時，法院應當優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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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慮居民的居住環境利益。法院同時也兼顧企業生產經營需要，判決給予被告六個月的自行整改期限，使企業有機會通過降噪、降塵改造后做到達標生產。判決還確定，被告在整改期內未能達標的，則停止生產。該案的審理和裁判，對于如何衡平被侵權人和污染者雙方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沖俞永平姜妮妮

七、戴某、蔡某訴如東縣栟茶鎮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案 【基本案情】

戴某、蔡某與徐某系東西鄰居，兩家住房之間有南北通道。2013年9月23日，徐某在通道一側其使用的土地上建造圍墻、車庫，戴某、蔡某進行阻止，并向被告舉報徐某的違法建設行為。被告于當日向徐某送達停工（核查）通知書，責令徐某停止建設行為。徐某收到通知后，沒有停止施工，直至將圍墻、車庫建造完工。后戴某、蔡某多次向有關部門及領導信訪舉報徐某違法搭建車庫和圍墻行為，均未得到處理。戴某、蔡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期間，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徐某自收到處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自行拆除案涉違法建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未對戴某、蔡某的投訴作出處理，未對徐某的違法建設行為作出處理決定。直至戴某、蔡某提起本案訴訟后，被告才對徐某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被告的行為已構成拖延履行法定職責。遂判決確認被告如東縣栟茶鎮人民政府拖延履行職責的行為違法。第三人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鄉鎮政府對鄉、村莊規劃區內違法建設行為，負有查處的法定職責。原告作為權利受侵害人，有權要求鎮政府履行職責，鎮政府的不作為導致原告向有關部門多次投訴舉報并上訪，激化了矛盾。雖然鎮政府在行政訴訟期間作出了處罰決定，但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故被法院貼上了程序違法的標簽。法定職責必須為，本案對鄉鎮政府依法履行職責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俞秋萍姜妮妮施慕娟

八、徐某訴如東縣公安局等行政處罰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8日15時許，徐某到如東縣政府1號門以解決其醫療糾紛為由要見政府領導，值班保安等告知其先到信訪局登記預約。但徐某不聽，數次欲強行闖入被勸阻。接著，徐某先后攔車、進行手機錄像、強行擠門等，均被制止。期間徐某以保安拳擊其腰致腰疼為由長時間躺在1號門前道路上。后徐某起身又至縣政府2號門欲闖入被制止后，躺在2號門前道路上，直至當日20時11分許被120車帶離現場。如東縣公安局以徐某擾亂單位秩序為由作為治安案件受理，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給予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處罰。徐某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南通市公安局經復議予以維持。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徐某以要見政府領導以處理其醫療糾紛為由，長時間滯留縣政府大門口，并攔截過往車輛、強行闖入縣政府，且不聽勸阻長時間躺在縣政府門口的通道上，其行為已擾亂了政府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依法應予以行政處罰。徐某在六個月內曾受到治安管理處罰，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條第（四）項的規定的從重處罰的情形。如東縣公安局作出的被訴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的基本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處罰適當。南通市公安局經復議作出維持被訴行政處罰決定的復議決定，程序合法，結論正確。遂判決：駁回原告徐某的訴訟請求。

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醫患糾紛應通過協商調解或民事訴訟等途徑解決，患者跑到政府辦公場所鬧訪顯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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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非理智的行為，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影響了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近年來，不少醫療糾紛的患者通過非法上訪擾亂政府機關辦公秩序以期擴大事態給醫院施壓，這不僅加劇了醫患矛盾，還帶來了負面影響，這種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重者還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合議庭組成人員：俞秋萍陳立新姜妮妮

九、李某訴蔣某、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經案外人陸某介紹，與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形成用工關系，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月止在南京地鐵三號線車站公共區裝修工程的工地上從事裝飾裝修工作，雙方未簽訂書面的用工協議。原告在工作期間只是領取了部分生活費，工資報酬未結算。2015年2月17日，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的工程負責人蔣某在原告多次討要下，僅給付了原告部分工資款，并經結算，余款39400元，由被告蔣某以個人名義出具《欠條》一份，載明：今欠人民幣39400元，2015年3月30日前付清。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工程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所承包，被告蔣某作為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承建工程負責人，經結算后出具給原告《欠條》的行為系代表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的職務代理行為，故原告李某主張的工資款，應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給付。原告與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勞動用工關系的事實，被告明確認可，原告也不持異議。原告主張的僅是經結算后尚欠的工資款報酬，不涉及其他的勞動爭議，且雙方已對原告的工資進行了結算，被告并以書面形式承諾應付工資的金額和具體時間，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被告要求根據勞動法規定應仲裁前置的抗辯，缺乏事實依據，于法不符。據此，判決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給付原告李某勞動報酬人民幣39400元。

【典型意義】

用工方與農民工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實際進行用工的情況甚多。如按照勞動爭議案件對待，須先行仲裁程序，再進入訴訟程序的話，農民工追索工資的難度就加大了。對持欠條主張勞動報酬，且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等爭議，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這對保護農民工依法追索勞動報酬，切實解決惡意欠薪問題具有示范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偉張麗麗馬培松

十、某貸款公司與黃某、夏某等規避執行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8日，黃某向某貸款公司借款人民幣300萬元，夏某等人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同年7月31日，案外人曹某明知夏某有4000多萬債務，仍與夏某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夏某將持有的432萬元亞正公司股權，等價轉讓給受讓方曹某；曹某于次日前以現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給夏某將股權轉讓款。8月2日，亞正公司將股東由曹亞剛、夏某變更為曹亞剛、曹某。曹某成為亞正公司股東后，即以亞正公司享有的對夏某女婿經營的恒能公司的債權330萬元、為夏某代償給恒能公司的150萬元債務抵作曹某應付的股份轉讓款。

2012年8月14日某貸款公司起訴黃某、夏某歸還借款。2014年12月4日，海門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判令黃某歸還某貸款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幣300萬元并支付相應的利息；夏某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執行過程中，某貸款公司要求確認被執行人夏某轉讓股權給案外人曹某的行為無效或依法撤銷該轉讓協議。

【裁判結果】

曹某明知夏某外債嚴重，仍與夏某協商，以亞正公司享有的對夏某女婿經營的恒能公司的債權330萬元、為夏某代償給恒能公司的150萬元債務抵作曹某應付的股份轉讓款，嚴重損害了包括申請執行人某貸款公司在內的其他債權的人的利益，且與雙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具有明顯惡意串通的情形。亞正公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曹某以公司資產抵償其個人債務，不符合法律規定，不能代表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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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支付股權轉讓對價義務。其行為符合規避執行行為的情形。海門市人民法院遂作出裁定：被執行人夏某與案外人曹某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典型意義】

本案中“轉讓”股權是一起較為典型的規避執行行為。根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認定和處理規避執行行為若干問題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對規避執行為可以立案審查，經審查符合相關法律行為無效或應予撤銷的，可裁定確認該行為無效或撤銷該行為。本案依據前述規定依法裁定股權轉讓協議無效，將對類似規避執行行為起到震懾作用，樹立法律權威，促進社會誠信。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偉陳東萬海鋒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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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濱海縣人民法院發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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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江蘇省漣水縣人民法院發布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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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布涉互聯網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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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海安縣人民法院公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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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縣人民法院公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3月10日上午，江蘇省南通市海安法院召開2016十大典型案例新聞發布會。中國網、中國江蘇網、江海晚報、海安電視臺、南通日報等媒體記者應邀出席了發布會。黨組成員、副院長李宏林通報2016典型案例并與媒體進行互動交流，黨組成員、副院長孫衛華主持發布會。

1、徐某拾得他人手機盜刷支付寶構成盜竊罪案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徐某前往海安某超市購物時，在超市門口拾得張某遺忘的手機一部。徐某將手機據為己有后，拒不接聽失主來電。當日，徐某通過該手機支付寶的當面付功能（無需密碼），在海安樂天瑪特超市、蘇果便利店消費合計2922元。后張某報警，公安機關傳喚徐某到案。歸案后，徐某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并賠償了張某的全部經濟損失。涉案手機亦由公安機關發還給張某。2016年9月，海安縣檢察院指控徐某構成盜竊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海安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徐某犯盜竊罪，判處拘役2個月，緩刑4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宣判后，公訴機關未抗訴，徐某也未上訴。

【典型意義】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各種可便捷支付的APP越來越受到廣大手機用戶的青睞。拾得他人手機拒不返還屬于侵占行為；行為人拾得他人手機后，利用手機內支付寶進行消費，屬于盜竊行為，數額較大的，構成盜竊罪。本案的判決，一方面提醒公眾注意做好手機安全防護措施，另一方面對拾得他人手機者亦具有一定警示作用。

2、韓某訴工商銀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韓某先后在工商銀行某支行申領取了尾號為3241、4201的理財金賬戶卡，并申請為尾號為4201的銀行卡辦理網上銀行及手機銀行，開通了對外支付功能，確認電子密碼作為其身份確認工具。

2015年10月12日，韓某使用上述尾號為3241的銀行卡自助購買了價值24.7萬元的理財產品。2015年12月3日，韓某尾號為3241的賬戶通過網上銀行辦理了一筆金額為22.23萬元的理財產品質押貸款。貸款發放至尾號為4201的銀行卡后，被人通過手機銀行轉出22.228萬元。

2016年1月20日，上述貸款逾期，銀行方要求韓某及時還款。次日，韓某到公安局報案稱：“2015年12月3日，我遭受他人電信詐騙，根據對方要求提供了涉訴銀行卡密碼、電子密碼器生成的動態密碼等信息。”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

2016年3月11日，案涉理財產品到期，銀行方扣除逾期貸款后將余款匯入了韓某賬戶。韓某遂起訴要求銀行一方賠償其損失22.23萬元。海安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原告韓某的訴訟請求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作為電信詐騙引發的民事糾紛，與以往的盜刷銀行卡所引發的糾紛有著明顯的區別，其責任界定亦大有不同。本案原告輕易相信陌生人的電話謊言，多次泄露銀行賬戶、密碼及電子密碼器的動態密碼，系其遭受損失的主要原因。銀行方通過現代化信息網絡技術提供金融自助服務是大勢所趨，應予鼓勵。在銀行一方已經盡到風險提示義務的情況下，不宜將客戶因被詐騙而遭受的損失轉嫁到銀行。同時，本案還涉及當前民生熱點，該領域犯罪多發易發且難以防范，銀行的機制防控與群眾自我保護須兼備，本案具有較強的警示教育意義。

3、張某以牟利為目的買假主張懲罰性賠償遭駁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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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張某在海安某超市購買散裝火鍋料0.588千克、鐵尺梳打餅一盒，合計消費36.20元。2016年10月，張某以上述食品標識不規范、無法定信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超市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000元。法院經審理查明，張某同年曾分別在海安境內其他九家超市及泰州一超市購買食品，后均以食品信息不全、過期銷售等理由訴至法院，要求銷售者給付懲罰性賠償金。自2015年起，張某在海安法院起訴的類似糾紛就達30件。海安法院認為，張某以牟利為目的、故意購買可能存在質量問題的食品，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遂判決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以牟利為目的買假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購買人主張對商品銷售者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判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有助于明晰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規定的適用范圍，遏制職業打假人的濫訴行為。

4、如皋某肥業公司訴如皋市國土資源局土地管理行政補償案 【基本案情】

2003年10月，如皋某肥業公司通過拍賣程序依法取得破產企業整體資產，以協議方式取得相關地塊國有土地使用權，并領取了國有土地使用權證。2004年12月，案涉土地被征收。如皋市國土資源局在征收公告中明確，土地補償款由拆遷人在實施拆遷時予以落實。征收過程中，因補償安置事宜未得到妥善解決，該公司向如皋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申請裁決。如皋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于2015年3月作出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裁決書，明確了拆遷補償款的具體數額。2016年1月，該公司以土地補償款的支付主體是如皋市國土資源局，且裁決書中裁決的貨幣補償不包括土地補償款為由，起訴要求如皋市國土資源局給付土地使用權補償款400余萬元。海安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該公司的訴訟請求。該公司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房地產征收過程中，對被拆遷戶合法擁有的房屋、土地、附屬物等需依法進行補償。拆遷人支付的房屋貨幣補償款中已包含對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當事人主張另行補償的，法院不予支持。拆遷工作是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本案對于明確房地產的拆遷補償范圍和保障依法拆遷安置工作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5、胡某以電梯刷卡裝置構成不當履行為由拒繳物業費遭駁案 【基本案情】

胡某系某小區業主，某物業公司為該小區提供物業服務。2016年，物業公司以胡某未繳納2010年至2015年物業費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胡某支付物業費和滯納金。胡某辯稱，物業公司安裝電梯使用裝置，并通過“升級”電梯卡的方式限制其使用電梯，構成不當履行。胡某還反訴要求物業公司退出該小區，退還其已繳納的2009年和2010年的物業費。海安法院一審判決胡某支付2010年至2015年的物業費7689元，駁回物業公司其他的訴訟請求及胡某的反訴請求。胡某不服，提起上訴，后又撤回上訴。

【典型意義】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裝配電梯已成為各商品房小區的“標配”，業主刷卡使用電梯也漸漸成為常態。物業公司設置電梯刷卡裝置能否成為業主拒繳物業費的抗辯事由，需要考慮電梯刷卡裝置設置的目的以及小區的實際使用情況，如果該設置是為小區安全和管理需要，則業主有適當容忍義務；如果該設置是物業公司為迫使業主繳納物業費而采取個別行為，則構成侵權。本案判決對于引導業主正確維權和促進物業公司規范服務具有重要意義。

6、劉某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被解除勞動合同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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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某系某公司車間主任，與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及工作崗位責任書。2008年，公司修改員工手冊，并組織員工學習。2015年4月，劉某所負責班組的操作工違反操作規范，致使產品和設備嚴重損壞，險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為此，公司對劉某作出降職的處罰決定，并將劉某調至新的工作崗位。接到通知后，劉某拒不服從公司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崗位，消極怠工。公司遂作出與劉某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并報送公司工會批準。劉某遂以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該公司支付賠償金。海安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我國現行勞動合同法出臺后，勞動者原來的弱勢地位得到極大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遵守公司合法的規章制度是每一位勞動者的應盡義務。公司員工不服從工作安排，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公司依法作出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無需支付經濟補償金。本案對于平衡勞動者和用工單位之間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者依法依規從事生產服務具有重要意義。

7、離婚時隱匿夫妻共同財產致財產再次分割案 【基本案情】

1998年1月，花某和孫某登記結婚。同年11月，花某生下一女孫某某。因花某長年出國務工，夫妻關系難以維系。2015年4月，花某和孫某經法院主持調解，達成離婚及財產分割協議。2016年7月，花某意外死亡，遺留各類財產約60萬元。因財產繼承問題，花某父母與孫某發生糾紛，花某父母訴至法院，要求分得花某遺留財產的三分之二。孫某提出異議。經查，花某遺留的30萬元存款系花某離婚前出國務工所得，另有14萬余元的理賠款系花某離婚前購買人身保險所獲收益。海安法院一審認為，上述合計44萬余元款項屬于花某在離婚時隱匿的夫妻共同財產，并判決孫某分得其中的26萬元，花某僅分得18萬元（與另外16萬元個人財產一并作為花某遺產，由各法定繼承人繼承）。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離婚時，一方隱匿夫妻共同財產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對隱匿夫妻共同財產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離婚后，另一方發現前述行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本案判決意在警示和防范類似行為的發生。

8、毛某無借據原件訴顧某、狄某民間借貸案 【基本案情】

因經營需要，顧某長期向毛某借款。2014年12月2日，顧某以還款為由將毛某約至賓館。期間，兩人發生沖突，顧某迅速離開賓館，毛某隨即報警。毛某向民警反映，顧某以匯總借款金額為名，將毛某持有的5份借條原件騙取后撕毀，并迅速扔進馬桶沖入了下水道。毛某還稱，5份借條中有一份系2014年11月20日形成的合并借條，其并未保留復印件。根據民警的要求，毛某憑記憶“還原”了2014年11月20日的借條。此后，毛某憑4份借據復印件、1份借據“模擬件”及相應支付憑證訴至法院，要求顧某及其妻子迪某共同償還借款73萬余元。庭審中，毛某對借款事實無異議，但辯稱借款均已還清，原告亦將借據原件交其銷毀。2014年12月2日，其將顧某約至賓館是為了償還最后一筆8萬元的欠款，并提供了銀行取款憑證。海安法院經審理認為，顧某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還款事實，且其陳述的還款情況亦存在瑕疵。遂綜合查明的其他事實，判決顧某和迪某共同償還原告毛某借款73萬余元。一審判決后，被告提出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民間借貸糾紛的出借人主張借款權利應當提供借據原件。借據原件被損毀后，出借人憑借據復印件及其他證據主張權利，借款人對借款事實無爭議，但抗辯已經償還借款的，出借人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本案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提醒出借人妥善保管借據原件，以免為日后主張權利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另一方面警示借款人誠信做人，切勿自作聰明，免得輸了官司又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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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校生因道路交通事故獲賠誤學損失案 【基本案情】

小張系就讀于海安縣城某中學的一名農村籍學生。2014年10月，小張騎自行車回家時，被趙某駕駛的小汽車撞倒，致小張跌倒受傷。經海安縣人民醫院診斷，小張肝挫裂傷、右側氣胸、牙齒脫落、多處軟組織傷。因住院治療20多日，且傷勢恢復緩慢，學校為小張辦理了一年的休學手續。事故發生后，交警部門認定趙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小張無責任。2015年10月，小張訴至法院，要求趙某及保險公司賠償各項經濟損失5萬余元（其中含2萬余元誤學損失）。海安法院一審認為，小張因交通事故受傷致休學一年，由此造成的誤學損失屬于財產損失的范圍。小張就讀于縣城中學，可以比照城鎮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相關損失費用，遂判決保險公司支付小張一年的誤學損失23476元及其他損失，合計5萬余元。保險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在校學生因交通事故休學的誤學損失應否賠償、賠償標準如何確定，法律并未作出明確規定，而其休學期間沒有收入、延誤參加工作時間，造成的實際損失是客觀存在的，屬于侵權責任的賠償范圍。本案從公平合理的角度出發，農村在校學生損失參照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標準予以確定，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對類似糾紛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10、某制造公司被強制執行案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與某制造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經過海安法院一審和南通中院終審，最終判決某制造公司給付價款和報酬合計140萬余元。因某制造公司在規定期限內未自覺履行判決義務，某科技公司申請強制執行。海安法院受理后，采取凍結銀行賬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法定代表人出境和變更等一系列強制措施，致使被執行人法定代表人無法出國探親。在法院的高壓態勢下，該制造公司給付了執行款138萬余元。某科技公司同意終結此次執行程序并保留剩余債權。2016年5月，某科技公司申請恢復執行。法院再次采取多項強制措施，擠壓被執行人生活經營空間，最終迫使其給付剩余價款及利息7萬元，該案全部執行完畢。

【典型意義】

本案是海安法院多措并舉，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切實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典型事例。被執行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確定的金錢給付義務，人民法院根據權利人的申請，采取限制出境、凍結銀行存款、限制高消費、公布失信被執行人信息等強制執行措施，壓降被執行人生活經營空間，迫使其履行生效文書確定的義務，切實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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