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刑訊逼供法律成因

隨著法制建設進程的加快，執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刑訊逼供這一頑癥正在公安機關內部逐步被征服。但在實際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審訊手段的辦案人員在面對無任何證據或證據不足的犯罪嫌疑人時，產生了厭戰、逃避的思想，在審訊過程中或變相體罰或明哲保身或盲然觀望。引起刑訊逼供的原因有許多，其中法律原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憲法中沒有對警察權進行約束，也沒有司法適用性；刑法中對刑訊逼供的罪名界定不明確等。刑訊逼供雖然被法律明文禁止，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卻屢禁不止。而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是我國法律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從法律制度本身上尋找刑訊逼供的原因，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一、刑訊逼供的憲法成因

（一）、憲法對警察缺乏約束力。

由于我國警察體制的獨特性，使得我國警察的權力很大。在我國，治安警和刑警的權力可以共享，這樣帶來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國警察在進行治安管理的時候，通常可以用刑事偵查權力，而在進行刑事偵查時又要拿治安方面的權力來用。這些權力的目的是好的，警察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需要擁有權力。但是權力過大，措施太多，手段過于嚴厲，而且缺乏有效的約束，只有警察內部的自我監督。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中，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內部的制約在一定情況下可以見效，但卻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畢竟在一個機構里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利益追求。一旦出現問題難免會寬忍、寬容。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刑訊逼供就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因此需要有一種力量來約束它，而憲法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限制作用。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憲法是如何來限制警察權的。

美國聯邦憲法第四條修正案（1791年）：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據，以宣誓或代誓言保證，并具體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和扣押狀。第五條修正案：無論何人，除非根據大陪審團的報告或起訴，不得受判死罪或其他不名譽罪行之審判，唯發生在陸、海軍中或發生在戰時或出現公共危險時服現役的民兵中的案

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第六條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享有下列權利：由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州和地區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而公開的審判，該地區應事先由法律確定；得知被控告的性質的理由，同原告證人對質；以強制程序取得對其有利的證人；取得律師幫助為其辯護。

人權宣言中有這么一句話：權利無保障，分權未確立的社會便沒有憲法。這實際上是說憲法是規定權利（力）的法律。任何國家的憲法都將國家機構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作為主要內容加以規定。對于國家機構的授予權和賦予公民各項權利，它一方面表明了國家要保障國家機構的權力和公民權利得以實現，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對這兩種權力（利）的限制。對權力（利）的限制則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其得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憲法也可以叫“限法”。這種“限法”其實質就在于限制國家權力和公民濫用權利。這就是不允許任何公民拋開憲法而濫用權利。

但我國現在的警察權就似乎有點在憲法之外獨立運行的嫌疑了，最集中表現在濫用警察權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沒有造成重傷和死亡）卻沒有法律的有效制約。刑訊逼供侵犯的是憲法賦予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生命權和健康權。正是由于這實在的犯罪對待另一種可能的犯罪沒有憲法的制約，所以才會使得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特別是對待抓到的現行罪犯。“不打他怎么會交代其它罪行呢？”這是一些警察一貫奉行的看法。由此看來，如果不對警察權，特別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予以有效的約束，那么杜絕刑訊逼供就根本無從談起。讓我們通過下面這個刑事訴訟辦案期限看看犯罪嫌疑人最多可以被羈押幾天。刑事拘留，30天；批準逮捕，7天；逮捕，210天（發現新罪，210天）；審查起訴，45天（改變管理，45天）；補充偵查，30天；審查起訴，45天；補充偵查，30天；審查起訴，45天；一審，75天（改變管理，75天）；補充偵查，30天；一審，75天；上訴抗訴，10天；二審，75天；發回重審，75天；二審，75天；死刑復核、無期限執行，7天，槍決或注射

法制日報，1996年5月28日第六版

。一算得知：除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及死刑復核的期限外，刑事訴訟中的犯罪嫌疑人被羈押的最長期限為

1187天。

現代法治社會遵循兩個原則：一個叫控審分離，即追究犯罪的機構和處罰公民的機構是分離的。一個機構有偵查犯罪、收集證據權，但無權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要想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須由一個機構授權。第二個是司法最終裁決原則，司法機構的代表就是法院。顯然，目前的做法與這兩個原則不相符合。

（二）、現行憲法還沒有司法適用性。

公民受到刑訊逼供后，不能用憲法這個國家根本大法保護自己。當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可直接以憲法為依據向法院起訴，法院也能依憲法審判案件，這是“憲法司法化”的核心。我國憲法學研究和實踐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沒有把憲法當作一部法，并通過法院來實施，誤以為我國憲法是不具有直接司法適用性。憲法的適用依賴于依照憲法制定的其他部門法，憲法是用來調整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基本關系的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其中的核心內容之一。憲法司法化是世界各國憲政實踐經驗的總結，而憲法司法化的觀念之所以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已將憲法作為一個“法”來看待，將憲法作為裁判準則由某一特定機構反復使用。每部法律都有自己的味道，如果我們能經常體會憲法的“味道”，就不難理解憲法司法化了。刑法的“味道”是苦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打”和威懾；民法的“味道”是酸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恢復原狀；而憲法的“味道”是甜的，因為它的目的是保證公民的最基本的權利不受侵犯。刑訊逼供恰恰是侵犯了人最基本的權利——生命權和健康權。如果憲法司法化，那么公民就可以充分體會到這部國家根本大法給他們所帶來的“甜”的“味道”，讓實施刑訊逼供的人體會苦的“味道”。

二、刑訊逼供的刑法成因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從這個規定看，刑訊逼供行為可以定為三重罪名：致人傷殘、死亡的，定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只有不致人傷殘、死亡時，才定刑訊逼供罪。從本法條字面意義上理解，對刑訊逼供的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但由于法條規定得不明確，致使實踐中操作不易，造成打擊、處罰不力，沒有很好地起到刑法的預防和教育作用，司

法實踐中以刑訊逼供罪處罰的可謂少之又少。

所謂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員，也就是說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各地設立的保安隊等不能成為刑訊逼供罪的主體。但現在基層的情況是由于警力不足，保安人員等協助辦案的情況較為普遍，他們實施的用肉刑或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只要不致人致傷、死亡的，法律處罰沒有依據，這無意中助長了司法工作人員指使或放任協助辦案人員進行刑訊逼供。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刑事訴訟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肉刑或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但刑法對實行肉刑或變相肉刑的程度如何，沒有作出具體規定，也沒有規定情節嚴重才構成犯罪的規定，這是否就意味著只要實行肉刑或變相肉刑就構成了刑訊逼供呢？那打一個巴掌算不算刑訊逼供呢？

三、刑訊逼供的刑訴法成因

（一）、“罪從判定”原則未能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審判之前的訴訟地位。

《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可簡稱為“罪從判定”原則。這項原則的內容主要包括：（1）將原有刑訴法在偵查階段規定的被告人改為犯罪嫌疑人，并允許律師提前介入偵查階段提供法律幫助；（2）對補充偵查的案件經過兩次偵查，證據仍然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3）一審程序中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該原則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某些合理因素，但不是國際上普遍適用的無罪推定原則，真正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在于強調嚴格的證明責任。它首先設置了一個“對被告人在判決確定前應視為無罪”的假定，而“罪從判定”原則主要目的在于統一定罪權，強調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審判權，因此它沒有從根本上即程序法的角度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判之前的訴訟地位問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加上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來受到有罪推定的影響較深，致使警察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認為壞人打幾下有什么關系。

1998年10月5日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假定其無罪。”該原則的確

立，將從根本上使警察轉變觀念，從而徹底杜絕刑訊逼供的發生。

（二）、證據制度不完善

在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有一個頗為著名的法則“毒樹之果法則”。按照該法則的規定，通過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搜查、訊問等偵查活動獲得的證據材料不得在審判中用作證據。我國的《刑訴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本法條雖然強調了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嚴禁刑訊逼供等行為，但法條沒有作進一步的引申規定，即未同時規定對于偵查機關通過刑訊逼供所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作為證據使用，亦即沒有確立非法取得的口供應當予以排除的規則。另外，我國做了明確的規定：偵查人員不得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希望能夠減少辦案時對口供的依賴，但這條規定其實并不完善。因為口供總是以書面形式存在的，而這書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實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過刑訊逼供；相反，偵查人員卻可以通過口供中具體的犯罪情節，獲得其他的證據材料。由此，刑訊逼供就好比“毒樹”，而通過刑訊逼供獲取的口供及相關證據可稱為“毒樹之果”。在此不難看出，我國刑訴法對待違法收集證據的行為和違法收集到的證據的態度是：毒樹應當砍掉，但毒樹上的果實卻應當吃掉。

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向司法文明的邁進，我們認為，違法收集的證據即使尚未構成犯罪，但只要達到一定程度的違法，由此所獲的證據應該排除。也許排除非法獲取的口供會致使極個別真正的犯罪分子暫時逃脫法律的懲罰，但這是在推進法治過程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從制度上來約束刑訊逼供的發生，非法口供的排除從根本上可消除警察刑訊逼供。

（三）、犯罪嫌疑人不但沒有沉默權，還要履行“應當如實回答”的義務。

我國《刑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犯罪嫌疑人非但沒有享有沉默權，還要履行如實回答的義務，這仿佛回到了幾個世紀之前的“糾問式”審問方式，那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履行這個義務呢？《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就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卻依然規定了“如實回答”的義務，就是按照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犯罪嫌疑人如果盡到“如實回答”義務，那么他就應該獲得相應的權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權利法律并沒有規定。此外，義務與懲罰也是相聯系的，不履行義務，就必須進行懲罰，否則就是對其他履行義務個人的不公正，但是這種懲罰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著可以進行刑訊逼供呢？我國目前并沒有規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絕大多數國家由于確立了“沉默權”制度，被告有權保持沉默。它的目的是防止警察強迫被審訊的人招供，是對沉默權制度的一種保障。盡管程序會制約訴訟的效率，但這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在我國，具體如何移植沉默權制度，還有待于探討，但絕對不能借口我國刑事偵查資源的不足而在以后的立法中摒棄沉默權制度。

（四）、《刑訴法》中沒有涉及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時間、地點和條件

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以及根據該法制定并經多次修改的《實施細則之三》中規定，對訊問的地點、時間、條件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除法律規定的例外情況外，警察對于嫌疑人的訊問應當在看守所或其他被授權羈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進行，警察對于嫌疑人提出的任何咨詢律師的要求以及對此要求的處理結果，必須記入筆錄，訊問時律師是否在場也必須在筆錄中注明，在任何24小時之內，必須保證在押嫌疑人連續8小時的休息，不受訊問、旅行或來自警察的打擾。而且除非被拘留本人或者其適當的成年或法律代理人要求或者符合法律限定的特殊理由外，休息時間應在夜間，不得干擾或被遲延；如果沒有醫生的指示，不得給被拘留者提供能致醉的藥劑；在可能的條件下，訊問應當在暖和的，有充足光線和通風的訊問室內進行，不得讓被訊問人處于站立狀態，原則上每隔兩個小時應當有短暫的休息，并保證普遍的進餐時間；被拘留人有權隨時要求查閱規定其權利的法律文件；一旦警察認為其充分的證據對嫌疑人提出指控，除非嫌疑人另有需要補充說明的事項，警察應當立即停止訊問。

由于我國《刑訴法》沒有規定如此詳細的時間限制。所以警察便可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車輪戰。由于沒有訊問地點的限制，所以警察便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在兩個人之間長時間的對峙，警察難免在“該出手時就出手”。由于沒有訊問條件的限制，所以警察訊問時可以讓犯罪嫌疑人站者，蹲著，站馬步。

四、刑訊逼供的國家賠償法成因

《國家賠償法》的基本思想，是國家機關人員在執行公務時因失誤而導致公民、法人遭受損害，應予賠償。這是在執法過程中的問題，執法人員主觀無意違法。但是，以暴力進行刑訊逼供的非法行為，國家能承擔責任嗎？換句話說，國家能替那些采用非法手段的執法人員“買單”嗎？《國家賠償法》第二十四條：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后，應當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一）有本法第十五條第四、五項規定情形的；（二）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對有前款（一）、（二）項規定情形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十五條之第四項為：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上述條款，有兩點被忽視：其一，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后，應向違法執法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換句話說，國家賠償只是先行墊付，這筆錢最后還得違法者出。其二，對那些違法執法造成后果的人員，“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實踐中，《國家賠償法》這兩條，都沒有完全落實，從而縱容了刑訊逼供的發生。

一國的法律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總是受該國的經濟基礎決定的。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從立法上也加快了與世界接軌的步伐，在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當之間，我們追求的是訴訟價值目標兩者并重的途徑。在此我們深信，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逐步推進，作為司法頑癥而非絕癥的刑訊逼供一定能從制度上得到徹底根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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