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制史復習思考題

思考題

1．清政府立憲舉措及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

答：清政府立憲舉措：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1901年，清政府面臨列強蠶食中國的局面，于1905年清廷派大臣考察列國憲政，以期仿效謀富強國家，其目的有三：一是皇位永固；二是抵御外侮；三是兼有削藩統權。實施預備立憲是清廷不得巳而為之的結果。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后，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一是設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二是制定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并于1908年宣布立憲以九年為期。大綱的精義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獨攬統治權；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的權利義務。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三是《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制的“憲法”。其采用責任內閣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權，擴大了國會和總理的權力，但用君主立憲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統治地位，對人民民主權利只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

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認識晚清預備立憲的保守性和欺騙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它的積極意義：一是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二是清政

府在實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相應地對舊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它縮小了皇帝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比例，調整和改造了君主專制制度，直接沖擊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拉開了封建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序幕。三是預備立憲傳播了憲政知識，進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識分子，為我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四是《欽定憲法大綱》所確立的君主立憲憲政制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失民主政治的成分，客觀上對當時人們思想起到了不小的沖擊作用。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有其值得肯定的價值。五是《欽定憲法大綱》它雖然帶有濃厚的封建性，但畢竟同舊有的傳統封建法典不同，它打破了傳統中華法系的傳統結構，使憲法作為根本大法獨立于刑法、民法等普通法之外，全面、集中地規定了國家與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六是《欽定憲法大綱》的結構比較完整。具備了名稱、正文、附錄、實施日期。

2．中華法系“諸法合體”是如何走向“諸法分立”的？

答：中國的法制歷史源遠流長，從我國封建社會最早的一部粗具體系的封建法典《法經》，到秦朝在《法經》的基礎上制定《秦律》、漢朝《九章律》，隋朝《開皇律》、《大業律》，唐朝《永徽律疏》，宋朝《宋刑統》，明朝《大明律》，直到清朝《大清律例》，一脈相承，形成以中華法系，中華法系在結構上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集刑事、民事、行政、訴訟等內容于一體，用刑罰方法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在這樣的法律架構中，實體法和程序法完全融合，刑事法律規范異常發達，民事法律規范則處于從屬地位，形成了“重刑輕民”的規范格局。清末變法修律導致中華法系走向解體。隨著修律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規的出現，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傳統格局開始被打破，延續幾千年的中華法系開始解體。傳統的中華法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法典的“諸法合體，以刑為主”體例被西方式的由多個部門法共同組成的體系所取代；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一本于禮”、“家族本位”為基本特征的法律文化受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制原則的巨大沖擊，形成中西法律文化匯合的新特征。晚清政府新制定的法律，均參照了西方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結構模式，從而徹底改造了傳統中華法系的法律結構。如在修律中產生了中國首部憲法性文件，規定了中國法律史上從未有過的國會權力、權利義務等概念和內容。從1902年到1911年，通過大規模的立法活動，初步形成了以公法與私法為主體的新的法律架構，邁出了與世界法律接軌的第一步，為我國最終融入傳統大陸法系奠定了形式和思想基礎。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清廷的法制改革不了了之。但是，中國法制“諸法分立”的進程沒有停止。民國時期，中國法制“大陸法系化”的進一步發展，基本形成了 “大陸法系化”的“六法全書”。新中國的法律體系有兩大源頭：一是革命根據地法，二是蘇聯法。革命根據地法一方面受蘇聯法律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當時國統區法律的影響。不過前者是公開的，后者是潛在的。蘇

聯法的前身是作為大陸法系成員的俄國法；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則自清末以來一直以大陸法系為師，內容上雖然不斷有變化，但形式、風格、組織、程序上自有難以逃脫的習性或胎記。因此，新中國法的兩個源頭都是大陸法系的，而大陸法系的一個特點就是“諸法分立”。

3．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在法制建設上的建樹。

答：南京臨時政府法制建設建樹頗多：

一是南京臨時政府制定具有憲法性質的政府組織法。《組織大綱》，共4章21條。其特點主要是：（1）受美國憲法影響，基本上采用總統制共和政體；（2）中央國家機關權力分配實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原則；（3）采取一院制的議會政制體制，參議院是國家立法機關。其歷史意義在于，作為政府組織法，《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它使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民國第一屆政府得以依法成立，樹立起法治的良好開端。

二是具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文件《臨時約法》。《臨時約法》是辛亥革命的積極成果，也是當時國內資產階革命黨人、立憲派袁世凱為首的大地主買辦階級等各派政治勢力，在列強暗中干預下，相互斗爭妥協的產物。制定《臨時約法》的目的在力圖用法律制約袁氏，防范其專權，用以保衛尊重的民國政體。《臨時約法》共7章56條。根據孫中山民權主義為理論基礎，吸收吸收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平等自由”等憲法原則而制定，集中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精神。其主要內容：（1）《臨時約法》確認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它以根本法形式宣告朕及國家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滅亡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誕生；（2）仿效歐美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防止個人獨裁，徹底否定了君主集權專制政體；（3）具體規定了人民權利和義務和保有財產和營業的自由。《臨時約法》的特點：

（1）規定的政權形式和權利關系是為了防止袁世凱專權獨裁；

（2）規定了修改《臨時約法》的嚴格的程序。規定了嚴格的修改修改憲法的程序，只能由2/3以上的參議院議員或臨時大總統提出，并經參議員4/5以上出席，出席議員3/4同意后，才能進行。《臨時約法》的歷史意義：（1）它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廢除了封建帝制和等級特權制度，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首次將人民渴望的民主、平等、自由賦予法律效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項偉大創舉。它確認了辛亥革命的積極成果，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喚起了民主意識，為以后反對帝制復辟奠定了思想基礎。（2）它確立的民主法制原則，在中國法制史上也是創舉，在維護民主權利，一切依法辦事，徹底否定了封建法統。

三是頒布了其他革命法令。（1）保障人權廢除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如解除“賤民”身分，禁止買賣人口；提高女權；取消官僚特權與革除官廳陋習。（2）發揚“國魂”革除封建陋習。禁煙禁賭；勸禁纏足；發布《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3）整飭吏治任人唯賢。四是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1）建立新型的司法機關。為貫徹

三權分立，實現司法獨立的資產階級法制原則，中央設“臨時中央裁判所”，后改稱“法院”；地方審判機構稱作“審判廳”，實行四級三審制。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干涉。（2）改革審判制度。仿效西方文明的審判方式，頒布《禁止刑訊文》、《禁止體罰文》，廢除封建的刑訊體罰制度。（3）采用律師制度。為確保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草擬《律師法草案》，實行律師辯護制度、公審制度、陪審制度。

南京臨時政府法制建設，臨時政府法制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進步性，給幾千年封建法制籠罩下的中國帶來了一線新的曙光，民主共和、主權在民、平等自由、保障人權、司法獨立、法制原則等等開始深入人心，體現了民主思想和法律觀，對提高人民民主覺悟，爭取人權，維護國家尊嚴，具有很大啟蒙作用，意義深遠。

第二篇：《中國法制史》課后思考題參考答案

高等學校法學核心課程教材系列

《中國法制史》課后思考題參考答案

第一章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

一、關鍵詞解釋

以德配天：周族推翻商王朝定都鎬京后提出的政治思想。簡言之，即認為“天”不是一個部族的專有祖先，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哪個部族有“德”，哪個部族就能獲得“天”的佑護，強調不能僅僅對“天”負責，更要關注人世民心，這一政治思想鮮明的體現了西周時期由“重神”到“重人”的轉變歷程。

明德慎罰：“明德慎罰”是“以德配天”政治思想的自然延伸，“以德配天”主張“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就是說“民心”即“天意”。“明德”就是提倡“德治”，注重教化的作用；“慎罰”就是指立法、司法、刑罰處罰要寬緩、慎重。此思想奠定了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中的“重德”、“仁政”傳統。

出禮入刑：禮與刑是夏商西周三代法律體系的兩個基本方面，其本質是相同的，所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入刑”正指出了“禮”、“刑”評價標準相同這一特點，對于人們的行為，凡是“禮”所允許的，“刑”也不加以禁止，而凡是“刑”所禁止的，那么“禮”肯定也對此予以否定。

五

刑：指夏商西周時期常用的刑法體系，即三代的主要刑罰。包括“墨、劓、臏、宮、大辟”五種刑罰。“墨”又稱為“黥”，是指在臉上刺字；“劓”指割去鼻子；“臏”又稱“刖”，指砍腳、砍腿或剜去膝蓋；“宮”指破壞罪犯的生殖器官，男子去勢，女子閉幽；“大辟”指死刑，執行方式有斬、殺、焚、磬、埋、棄市等。

傅

別：指西周時期民事法律制度中的借貸契約。具體來講即將債劵剖為兩半，合劵稱為“傅”，分劵稱為“別”，債權人執右劵，債務人執左劵。

質

劑：指西周時期民事法律制度中的買賣契約。具體來講即將買賣貿易分為大小兩類，大型買賣例如奴隸、牛羊等用長，即“質”；小型買賣如兵器、珍奇用短劵，即“劑”。

六

禮：指西周時期婚姻締結程序。西周時期婚姻關系的合法成立除了遵循婚姻締結的各種條件外，還必須以一定程序形式完成，這一程序即簡稱“六禮”。包括“納彩、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個步驟：“納彩”即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提親；“問名”即男方請媒人問女方的生辰、姓名、生父母的姓氏；“納吉”即男方占卜得吉兆后將結果告知女方，決定結婚；“納征”又稱“納幣”，即由媒人代男方向女方繳納聘金，此后婚約成立；“親迎”即男方新郎親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

同姓不婚：指西周時期結婚締結的禁止性要件。該原則的確立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優生方面的考慮，周人已經意識到近親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二是政治上的考慮，即通過婚姻關系的締結加強與異姓貴族的聯系，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并且維護宗族內部的倫常，所謂“娶于異姓，附遠厚別也”。

五過之疵：指西周時期規定的法官責任。“五過”具體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就是說，如果法官“倚仗權勢、挾嫌報復、庇護親屬、收受賄賂、受人請托”而枉法裁判，導致斷案錯誤就要以錯判之罪予以追究。

五聲聽獄訟：指西周時期的案件審訓方法。“五聲”具體指“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要求司法官從言辭、神情、呼吸、聽覺、目光五方面去了解當時人的心理活動。如果一個人心虛理虧，就會在語言、神態、表情、氣息、眼神等方面表現出來，司法官可以據此對其口供的真實性作出判斷，以輔助斷案。盡管略顯簡陋、粗糙，但其是長期審判實踐的總結，蘊含了生理學、心理學方面的原理，有一定的合理性，相較于神明裁判是重大的進步，為后世所采用。

二、問答題

1、簡述西周禮與刑的關系

答：禮與刑是三代法律體系中的兩個基本方面，其本質是相同的，都是調整社會關系和規范人民行為；但兩者的作用又各有側重，即有共同性，又有區別，兩者相輔相成，相互補充。

禮與刑的共同點在于：一、評價標準相同。對于人們行為的態度，凡是禮所允許的，刑也不加以禁止；而凡是禮所禁止的，必然也為刑所不容；二、緊密依存，缺一不可。禮是行為規范，告訴人們做什么，不做什么，刑是制裁手段，對違反禮的行為進行懲罰；如果只有禮沒有刑，禮就無法獲得威懾力，如果只有刑沒有禮，刑則要么因沒有準確的適用對象而變得無用武之地，要么成為沒有精神指導的殺人機器。

禮與刑的不同點在于：一、作用不同。“禮”是積極的規范，著重于教化和預防，可以治本，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事前；而“刑”是消極的制裁，著重于處治和懲罰，只能治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事后。二、適用對象有側重。“禮”主要是調整貴族內部關系的準則，貴族從“禮”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特權，盡管庶人也有“禮”，但庶人從“禮”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義務；“刑”的鋒芒主要是針對庶民，奴隸和異族，當然不是說貴族就不受“刑”的制裁，只是說針對“刑”的制裁，貴族有一定的特權。

2、怎樣理解“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答：“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指“庶人無禮，貴族無刑”。夏商西周三代的庶人也有需要遵循的禮，而貴族也并非不受刑的制裁。

“禮不下庶人”是指庶民不能享有只賦予貴族以特權的那些高貴的，用以區別貴賤等級的“禮”，他們只能遵守那些與其日常生活相關的禮，如婚禮、喪禮、祭禮等。

“刑不上大夫”不是說貴族犯有嚴重危害宗法等級秩序的罪行而不以刑懲，而是指貴族犯罪后，在審判和執行方式上享有不受肉刑處罰的特權，比如可以法外施恩，享受訴訟上的特權和執行方式方面的優待等等。

3、簡述西周的婚姻制度

答：西周的婚姻制度規定比較詳細，成熟。

在婚姻形式上，實行一夫一妻制，但由于貴族可以納妾，實際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與妾之間界限嚴格，真正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實際上是平民。

在婚姻條件上，西周規定婚姻成立需要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奉父母之命，沒有媒證的婚姻，社會不予承認。此外，從婚姻締結的禁止性規定來看，主要是“同姓不婚”。此舉一是基于優生學角度的考慮，周人已認識到近親結婚不利于后代的繁衍，二是基于政治和倫理角度的考慮，即所謂“附遠厚別”，通過婚姻關系加強與異姓貴族的聯系，擴大政治勢力并維護宗族內部的倫常關系。

在婚姻程序上，凡正式婚姻的成立，除了符合婚姻締結的條件外，還需經過嚴格的程序，即“六禮”，也就是西周時期婚姻締結程序。西周時期婚姻關系的合法成立除了遵循婚姻締結的各種條件外，還必須以一定程序形式完成，包括“納彩、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個步驟即“六禮”：“納彩”即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提親；“問名”即南方請媒人問女方的生辰、姓名、生父母的姓氏；“納吉”即男方占卜得吉兆后將結果告知女方，決定結婚；“納征”又稱“納幣”，即由媒人代男方向女方繳納聘金，此后婚約成立；“親迎”即男方新郎親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

4、簡述西周的繼承制度

答：西周的繼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繼承制度。為防止統治集團內部的內訌，確保貴族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維護宗法等級制度，西周于建國之初就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度，也稱為宗祧繼承制度。

該制度規定，王位或爵位的繼承必須是妻生的第一個兒子，而不管他是否賢能，如果妻沒有兒子，則立最貴的妾的第一個兒子，而不論其年齡如何。由于王位或爵位的繼承者同時也享有祭祀祖先的權利。因此該制度也被稱為宗祧繼承制度。

這一制度規定了誰是祖先的嫡系后嗣，誰就擁有主祭權，誰也就是王位或爵位的繼承者；而財產繼承則要從屬于王位或爵位的繼承，即庶子只能由嫡長子分給其部分財產，這種制度下面婦女沒有獨立地位，也沒有繼承權。

5、簡述西周訴訟審判制度的主要變化

答：關于西周的訴訟審判制度，史料記載比較詳細，從中可以看出其主要變化主要體現在這樣一些方面：

告訴。西周時期將案件分為“獄”和“訟”兩類，“獄”大致相當于現代的刑事案件，當事人要繳納“鈞金”（三十斤銅）作為訴訟費；“訟”大致相當于現代的民事案件，當事人要繳納“束矢”（一百支箭）作為訴訟費。告訴時嚴禁卑幼告尊長，如堅持告訴則告者有罪。

審理。首先是要求當事人雙方都要到庭，坐地對質，當然貴族可以派臣屬為代表參加訴訟。其次是非常重視口供，為此創制了“五聲聽獄訟”的審判方式，要求法官從“辭、色、氣、耳、目”五個方面判斷當事人口供的真實性；西周時期還允許刑訊，并采用“盟詛”、“盟誓”的方式確保口供的真實性；再次，從證據方面來看，證據種類包括了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結論等等，可以說較為全面。

判決。西周判決時候要求法官必須不偏不倚、不縱不枉，法律無明文規定時可以類推，比附定罪。另外，還規定了司法官的責任，即“五過之疵”，即指西周時期規定的法官責任，“五過”具體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就是說，如果法官“倚仗權勢、挾嫌報復、庇護親屬、收受賄賂、受人請托”而枉法裁判，導致斷案錯誤就要以錯判之罪予以追究。

第二章

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律制度

一、關鍵詞解釋

鑄

刑

書：春秋末期，公布成文法的運動首先發生于鄭國。公元前536年，為鞏固“作封恤”、“作丘甲”等改革成果，鄭國執政子產將鄭國的刑書鑄于彝器上，公之于眾，作為國家的常法，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次舉遭到了晉國大夫叔向的強烈反對。

鑄

刑

鼎：公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和荀寅領兵在汝濱筑城時，征收了民眾一鼓鐵，用以筑成鐵鼎，將范宣子執政時期修訂的刑書鑄于鼎上，公布于眾，史稱“鑄刑鼎”。這是新興勢力在晉國取得政權后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但遭到了孔子的反對。

竹

刑：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顓殺鄧析而用其所著之“竹刑”。鄧析是比鄭國執政子產思想更為激進的鄭國大夫，因其對子產公布的刑書不滿，而私自編寫了一部法律，并將其刻之于竹簡之上，史稱“竹刑”。“竹刑”開始并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其后經過國家的認可并向全國公布，便具備了法律效力。

守法守吏十三篇：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了戰國時期齊國的部分法律史料，共十三篇，整理小組將其定名為《守法守吏十三篇》，有《守法》、《要言》、《庫法》、《王兵》、《市法》、《守吏》、《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法》、《上扁（篇）》、《下扁（篇）》，內容涉及刑事、經濟、軍事諸法，是戰國時期齊國的法律。

法

經：戰國初期魏國臣相李悝總結春秋末期以來各諸侯國立法司法的經驗，結合魏國的具體情況，制定了《法經》。《法經》共有《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六篇，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為立法宗旨，將《盜法》、《賊法》置于篇首，劾捕盜賊的《囚法》、《捕法》其次，整治其他犯罪行為的《雜法》再次，最后以《具法》對刑懲予以加、減。從整體上看，《法經》是一部“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法典。《法經》貫徹了法家“重刑輕罪”的法制原則，主要維護新興地主階級權利和新的封建等級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的法律，其編撰體例、罪名、刑制等對秦漢以及后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商鞅變法：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變法之一。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銳意進行法制改革，前后近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戰國時期法家變法中最具成效的一次。商鞅變法一方面清除了秦國舊貴族的政治經濟勢力，另一方面鞏固了新興地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其他法家變法，使秦國一躍而成為令其它六國畏懼的強國，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提出了一系列

“法治”理論和“法治”施行方法，在法律上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封建等級制度等，為對秦及后世的法制的統一和發展也具有深刻的影響。

分

戶

令：分戶令是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時制定的法律之一，其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即要求家里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者，需要另立戶籍，使每個勞動力都能發揮其勞動潛力，以此增加戶稅來源，進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二、問答題

1、試述春秋時期成文法的公布及意義

答：春秋時期成文法的公布是時代的要求，是新的法觀念、法律意識影響的結果，也是時代的必然趨勢。

春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以“禮法”進行社會控制的社會，“禮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臨事制刑”，貴族既是立法權的擁有者，也是司法權的行使者，存在司法專橫的情況，“禮法”制度也缺乏一個客觀公正的法律標準。春秋以來，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推動社會的日益變遷和進步，要求一種新的，適應生產力水平發展和時代要求的規范體系替代以前的禮法體系，以確認新的社會秩序。于是，法從禮中分離出來，成為客觀和相對公正的規范體系就有了必要。可以說，成文法的公布正適應了這樣的時代要求。

成文法的公布最早發生在鄭國和晉國。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將刑書鑄在彝器上，公之于眾，成為國家常法，史稱“鑄刑書”；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和荀寅將范宣子執政時期修訂的刑書鑄于鼎上，公布于眾，史稱“鑄刑鼎”；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顓殺鄧析而用其所著的“竹刑”為國家常法；這些都是這一時期成文法公布的典型代表。

成文法的公布有重要的意義在于：它首先宣布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奴隸制法律形態的結束和成文法的誕生，使客觀的以罪統刑的刑法規范開始出現，從此封建制法律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其次，成文法的公布也拉開了春秋戰國時期成文法運動的帷幕，春秋末期一直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進行變法改革，公布法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成文法運動；最后，成文法的公布對維護新的社會秩序、推進法制變革具有重要意義，它拉開了中華法系的序幕，為歷代封建王朝的法制發展奠定了基礎。

2、試述《法經》的結構和內容

答：戰國初期魏國臣相李悝總結春秋末期以來各諸侯國立法司法的經驗，結合魏國的具體情況，制定了《法經》。

從體例來看，《法經》共有《盜法》（涉及公、私財產受到侵犯方面的法律）、《賊法》（主要是關于政權穩定與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囚法》（涉及審判、斷獄方面的法律）、《捕法》（關于追捕罪犯方面的法律）、《雜法》（對狡詐、越城、貪污、賭博、淫亂等行為懲治的法律）、《具法》（是關于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六篇，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為立法宗旨，將《盜法》、《賊法》置于篇首，劾捕盜賊的《囚法》、《捕法》其次，整治其他犯罪行為的《雜法》再次，最后以《具法》對刑懲予以加、減。

其內容根據明董說《七國考》中所載，主要有：“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日萌盜心焉。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妻氏；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博戲罰金三布，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夫有一妻二妾，其刑馘；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群相居，一日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則族。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罪人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

從整體上看，《法經》是一部“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法典。《法經》貫徹了法家“重刑輕罪”的法制原則，主要維護新興地主階級權利和新的封建等級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的法律，其編撰體例、罪名、刑制等對秦漢以及后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試述商鞅法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答：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變法之一。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銳意進行法制改革，前后近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戰國時期法家變法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剝奪舊貴族特權。

首先是廢除奴隸制的“世卿世祿”，規定除國君嫡系以外的宗室貴族，若無軍功，就撤銷其爵祿和貴族身份，有功的人才能享受尊榮，沒有功勞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享受優越的物質生活。其次是取消“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商鞅建議秦孝公施行“刑無等級”，不論誰觸犯了了國家法律，統一按法律規定治罪，剝奪了舊貴族的特權，再次是獎勵軍功，規定不論貴族或是平民，只要有軍功，就能按照軍功大小獲得爵位、田宅和官職，打破了“貴賤不愆”的原則，使得廣大中下層民眾能夠通過為國立功的方式獲得政治地位和經濟財物，激發了社會活力，擴大了新興地主的社會基礎。

第二、發展農業耕織。

首先是獎勵農耕，先后頒布《廢井田》、《墾草令》、《為田開阡陌令》等法令，發展農業生產，促進農業進步；其次是獎勵紡織，對努力從事農業生產的，布帛生產多的農戶免除徭役，進行獎勵；再次是加強賦稅，頒布《分戶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即要求家里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者，需要另立戶籍，使每個勞動力都能發揮其勞動潛力，以此增加戶稅來源，進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第三、強化中央集權和基層控制。

一是推行郡縣制，在地方進一步完善郡縣制度，設郡首、縣令為長官，由君主直接任免，進而由國王控制全國的行政權、軍事權；二是推行基層連坐制，從法律上將民戶之間建立起連帶責任，戶與戶之間有罪要相互糾舉，獎勵告奸，懲罰隱匿者，一戶犯罪，同一什伍里的民戶皆要承擔責任，以此來維護地方社會的穩定。

商鞅變法一方面清除了秦國舊貴族的政治經濟勢力，另一方面鞏固了新興地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其他法家變法，使秦國一躍而成為令其它六國畏懼的強國，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提出了一系列

“法治”理論和“法治”施行方法，在法律上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封建等級制度等，為對秦及后世的法制的統一和發展也具有深刻的影響。

第三章

秦朝的法律制度

一、關鍵詞解釋

云夢秦簡：云夢秦簡反映的是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秦國的立法成就，于1975年12月在湖北云夢城關睡虎地十一號墓中發掘出。墓主人叫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在秦始皇時期擔任與司法有關的工作，云夢秦簡所載主要是墓主生前根據工作需要抄錄的戰國末期及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法令文書等。云夢秦簡總計一千八百多支，分為四類，包括：一、秦律十八種，是較為完整的律文，如《田律》、《徭律》、《工律》、《軍爵律》等；二、《秦律雜抄》，是對律文的抄錄，如《除吏律》、《游士律》、《捕盜律》、《戍律》等；三、《法律答問》，即對律文的解釋；四、《封診式》，是關于審判原則、訴訟程序和案例等的法律文書。云夢秦簡所載內容并非秦律的全部，且所載大部分法律令文制定于秦統一之前，但這些法律、令、文在秦國統一中國后仍然繼續沿用。

法律答問：法律答問是秦官方對法律所做的疏釋，其以問答的方式，對秦律某些條文、術語及律文意圖做了明確的解釋，內容涉及盜、賊、囚、捕、雜、具六篇的范圍，可能是秦代司法官吏對律文做出的統一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廷

行

事：廷行事即官府成例，司法人員可以以此作為審判時定罪量刑的依據。廷行事的出現說明秦代已經把判例作為司法實踐中除律令外可以援引的審判依據了。

焚

書

令：令是國家針對一時之事而發布的政策、命令，其往往是以國君的名義發布的，有時也由中央高級官員代表國家發布。《焚書令》是秦始皇用法令進行文化專制控制的表現之一，具體內容是：“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保任連坐：秦代規定任用官吏必須有現任官吏保薦，保薦人對被保薦人的不勝任和犯罪要負一定責任，這一制度即保任連坐制度。

上計制度：即每年年初由地方官郡守、縣令制定工作計劃，內容包括土地的開墾、人口的增長、賦役的征發、司法治安狀況等方面，并將計劃上報中央，年終中央有關部門根據改官吏的計劃對其工作進行考核，評出優劣，并給予獎懲。

公室告與非公室告：“告”即向官府告發犯罪。公室告與非公室告是秦代根據案件性質和當事人的身份所做的劃分。“公室告”即向“公室”（官府）檢舉揭發“賊殺傷，盜他人”之類的形式犯罪的訴訟行為，告發人可以是知情人、受害人，也可以是官方代表，受害人告發犯罪，類似今天的“自訴”，官方的代表糾舉犯罪，類似今天的“公訴”，公室告屬于強制告奸的范圍；“非公室告”是“公室”（官府）不予受理的案件，一般來講，“子告父母”和“臣妾告主”之類的以低卑告貴尊的案件屬于非公室告，非公室告屬于一種限制親屬相告，側重保護父權家長制的訴訟制度。

二、問答題

1、試述秦代的刑罰體系

答：秦代的刑罰體系主要由死刑、身體刑、徒刑、經濟刑、流放刑、恥辱刑、族誅連坐刑、資格刑等刑罰種類構成，下面分述如下：

死刑，秦代的死刑執行方式眾多，手段殘酷，有腰斬、梟首、棄市、磔、生戮、定殺、坑、車裂、抽脅、絞、具五刑等，反映出早期封建法律的不成熟悉性，也是法家重刑主義，重刑輕罪的體現。

身體刑，也稱肉刑，以人的肢體、器官、肌膚等為懲罰對象的刑罰，秦大量繼承奴隸時代的身體刑，并且適用范圍廣泛，常同徒刑復合使用，主要包括黥、劓、刖、臏、宮、笞、榜掠、髡、鋈足等。

徒刑，在秦代使用非常廣泛，是一種在官府的拘押下進行勞作的懲罰，根據勞作方式和強度的不同，秦代的徒刑可分為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候等等，這些徒刑又會根據受刑者罪行輕重，附加肉刑或恥辱刑。

經濟刑，秦代的經濟刑主要有“貲”與“贖”兩類，“貲”是對較為輕微的刑事犯罪直接給予“貲甲”、“貲盾”等具有經濟處罰性質的處罰；“贖”是由犯人繳納一定數量的金錢以替代其當被判處的其他刑罰。

流放刑，主要是“遷”和“謫”兩類，“遷”是將犯罪人及其家屬流放到邊遠、艱苦的地方；“謫”的含義和“遷”大致相同，不但將犯人或身份地委較低的特殊人群流放到邊遠地方，還要參加當地的戍邊。

恥辱刑，即剪去或剪短受刑者的頭發、胡須、鬢毛等，具有恥辱的性質，多與徒刑復合使用。

族刑，即一人犯罪而連帶其家人、族人、同宗，甚至同里處以死刑的懲罰；連坐刑，即一人犯罪連帶其同事、鄰居、家人等都要受到刑罰處罰，連坐方式主要有什伍連坐、家人連坐、鄰里連坐、職務連坐（保任連坐）等。

資格刑，即剝奪犯罪者的任官資格，爵位以及某種政治上的資格的處罰方法。主要有廢、籍、沒、除官爵、削爵等。廢，即是廢除犯罪者任官資格永不敘用；籍，即將犯罪者一門籍沒為奴隸；徒，就是將犯罪者家資沒收于官，人口遷徙。

2、試述秦代強化吏治的主要措施

答：秦代強化吏治的主要措施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對官吏的選任有嚴格的要求。一是用“能”作為考察官吏的基本要求，具體來講即要求為官者做到“五善”，也就是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恭敬多讓”；二是對任官資格作了種種限制，如要求官吏必須年滿三十，明法，不得任用被撤職或是有犯罪記錄的人，官吏升遷后不能任用舊部署為下屬等；三是規定“保任連坐”制度，即規定任用官吏必須有現任官吏保薦，保薦人對被保薦人的不勝任和犯罪要負一定責任，以防止官吏的營私舞弊和官吏質量。

其次是對官吏進行考核獎懲。考核方式包括了平時的考課和每年的“上計”。例如平時的考察，如正月大考查，就要對成績優秀的官吏要獎以酒肉，對成績低劣的官吏要進行訓誡，即“誶”；而每年還有“上計”，具體是指每年年初由地方官郡守、縣令制定工作計劃，內容包括土地的開墾、人口的增長、賦役的征發、司法治安狀況等方面，并將計劃上報中央，年終中央有關部門根據改官吏的計劃對其工作進行考核，評出優劣，并給予獎懲。

再次是對官吏執行職務過程中的嚴重違法失職進行刑事處罰。秦代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規定從傳世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主要有不直、失刑、縱囚、不勝任、不廉、吏見之不舉等，對官吏重罪輕判、輕罪重判、枉法裁判、過失裁判、不能及時發現犯罪行為，發現犯罪而不懲罰、知道有人犯罪而不糾舉等等瀆職犯罪都做了詳細規定并予以相應懲罰。

3、試述秦律維護皇權的主要規定

答：秦律維護皇權的規定主要：一、謀反罪，即陰謀政變或造反，推翻皇帝或現有政權的行為，除參與者都要被處以死刑外，還往往要株連家族或鄰里，是性質最為嚴重的犯罪。二、不道罪，即操縱國家政務大權，發動政變及其他一些倒行逆施的行為，屬于政治性犯罪。三、不忠罪，即對皇帝不忠心。四、不行君令罪，這主要是針對官吏而言，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犯令”、“廢令”，即“令曰勿為而為之，令曰為之而弗為”的行為，如犯此罪官吏要被免職或調任其他工作，同時被追究刑事責任；另一種是“偽聽命書而弗行”，就對命令陽奉陰違，也要追究官吏的責任。五、妖言誹謗罪，誹謗就是對皇帝和朝政進行批評指責，妖言則是以自然界的特別現象制造奇談怪論，惑亂人心。六、泄漏皇帝行止罪，即透露了皇帝的住所或行動，也要進行嚴厲的刑事制裁。

4、簡述秦律有關思想言辭犯罪的主要規定

答：秦律對思想言辭犯罪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個：一、偶語詩書、以古非今罪，偶語詩書即聚眾談論古代經典的行為，以古非今即是以古代的事例為標注來議論當代皇帝和政治方的行為，這兩種行為都要被處以非常嚴厲的刑事制裁。二、妄言罪，即煽動反對、推翻秦始皇或秦王朝政權的言論，對這種犯罪秦律規定要族誅。三、非所宜言罪，即說了不該說的話，這種不該說的話當然是對統治者不利或是統治者不愛聽的話，為統治者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四、投書罪，即投匿名信，如秦律載：“有投書，勿發，見輒燔之，能捕者賞臣妾二人，系投書者鞫審讞之。”

5、試析秦朝法制的主要特點

秦朝法制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龐雜繁密，解釋清晰明確

秦統治者為了使人們從生產到生活各方面一切“皆有法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但秦律中各部法律法規之間沒有形成有機的體系，如關于手工業的法律就有《工律》《工人律》《均工律》，這三部法律之間不知是何關系，且三者可以合并到一起，這樣不僅使法律更為簡明，而且也能避免相互之間的矛盾。

秦律的條文也極為細密，如《牛羊課》規定，飼養10頭成年母牛如果有6頭未生小牛或者飼養10頭成年母羊有4頭未生小羊的，飼養員要被處以罰一盾的處罰。秦律在概括性和法典化程度上都很低，這與立法和編撰法典的經驗還不多，以及秦律是從商鞅變法以來陸續制定都有極大的關系。

另外，秦統治者很重視對法律的律意解釋和適用的指導，如云夢秦簡中的《法律答問》就是秦官方對法律的正式有效解釋和批示，說明以法律解釋為主的律學研究在秦代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

（二）刑種繁雜，手段殘酷

秦律規定的刑罰種類就有八種，而每種又可以分為幾等或不同的執行方法。而且在處刑上往往還幾種刑罰并處；另外秦律還大量適用死刑，且執行方式殘酷，加上秦律的繁密，秦人動輒就觸犯了刑律，所以秦的犯罪特別多。

秦律刑罰殘酷，究其原因，一是秦王朝剛從奴隸社會演變而來，必然會保留一些奴隸社會的殘余；二是受法家重刑主義思想的影響；三則與秦王朝面臨的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舊貴族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秦國貴族與六國貴族的矛盾等眾多矛盾相關，這些矛盾都非常尖銳，因此，秦統治者不得不用嚴刑予以鎮壓。

（三）注重證據，不倡刑訊

秦律規定為追求案件真實情況，必須進行反復詢問、詰問，只有在詢問、詰問仍不能得到真實情況的時候才能進行刑訊，而且盡管秦律規定可以刑訊，但是卻不提倡刑訊，認為通過刑訊、笞掠得到證言是屬于下策；另外，在司法中，秦律要求重視現場勘驗何法醫檢查的結論及其他證據的作用，《封診式》中就有大量的記載，說明秦的法醫檢驗水平已經達到相當水平，檢驗制度也初步形成了。

6、秦律如何調整封建經濟關系

答：秦律調整經濟關系主要從下面幾個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是對戶籍的管理，因為戶籍關系到國家的賦稅和徭役，進而會影響經濟關系，所以秦律對戶籍有嚴格的規定。對嚴重違反國家戶籍管理的行為主要有匿戶（不到官府登記的行為）、弗傅（滿十七歲不登記成為成年戶籍的行為）、匿田（基層稅收官員征收田租隱瞞不報的行為）、逋事（接到官府征發服徭役的命令卻逃走不報到的行為）、乏徭（到達服役地點又逃跑的行為）、乏弗行（不服徭役）、失期（服役者不能按時到達制定地點或者不能按時完成某項工作任務），不遺程敗程租（田租繳納不足額或者繳租質量達不到要求）等罪名。

其次是對土地所有權進行保護，秦律規定了“盜徙封”之罪，即私自移動田界、侵占田間溝埂及鏟平田疇等行為要分別處以罰金或恥辱刑，偽造房屋和土地證書要按照“盜”罪處理。

再次是對貨幣金融等進行管理，秦代非常重視對貨幣的管理，其貨幣分為錢、金、布三種，不合格的錢幣不允許流通，同時嚴厲打擊偽造貨幣、私造貨幣的行為。

7、試析秦律的時代特點

答：秦律的時代特點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看：

法令統一，決于君主。秦王朝是在消滅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過了戰國時代血腥的征伐和戰爭，所以當秦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有組織且能有效管理的王朝的時候，必須要求有與統一的帝國相適應的法律進行控制。全國地域得到統一后，秦進一步統一了包括度量衡在內的各種社會規范，法律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工作就是一方面將秦國以前的法律推行到其控制的統一的地域中，另一方面就是對秦國舊有法律進行整理和修訂，從這兩個方面實現對全國法制的統一。當然，在法制統一的過程中，秦始皇牢牢掌握著國家權力，包括立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無論行政或是法律上的問題，最終的決定權都掌握在君主手中。

法網嚴密，重刑輕罪。秦王朝是在結束戰國紛繁的戰事基礎上建立的，法家思想和商鞅的變法對秦的崛起和統一有深刻的影響，所以統一后的秦王朝繼續實行了法家的政策、思想，對社會進行嚴密的控制，法家“重刑輕罪”、“事皆決于法”的思想貫穿于秦律中。在有統一法律、法令的基礎上要求大至國家活動，小至個人言行、穿著都要以法律規定辦理，一切活動都要有法定模式，另外對犯罪行為（特別是危害皇權和政權統一的行為）要進行嚴厲甚至是殘酷的打擊，即“以刑去刑”，“輕罪重罰”，用統一的、嚴厲的法律體系和刑罰制度對社會進行控制。

刑懲殘酷、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秦王朝是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處于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階段，所以法律中的刑罰手段和執行方式多有沿習奴隸時代的特點，即肉刑處罰多，刑罰執行手段殘酷、威懾恐嚇作用強的特點。另外由于封建經濟、政治制度處于逐步鞏固和發展的時期，法律對封建制經濟的規范和力度也還不多，盡管法律有經濟、刑事、行政等多方面的調整對象，但主要還是以刑事法律調整為主，手段也重要采用刑罰懲罰為主。

第四章

漢朝的法律制度

一、關鍵詞解釋

約法三章：這是劉邦率軍破秦入關至初，為爭取民心，以廢除秦朝苛繁嚴法為號召，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與秦的法律相比，的確大大地簡省了，使得“兆民大悅”，是兩漢的立法開端。

九

章

律：隨著漢朝政權在全國的確立，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使漢朝統治者意識到漢初的“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治國，因此，丞相蕭何受命制定新的法典，這部法典即是著名的《九章律》。《九章律》參照、借鑒了李悝的《法經》和秦律，并在它們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正和擴充。《九章律》在繼承《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六篇外，又增加了《戶律》（有關戶籍、婚姻、賦稅方面的規定）、《興律》（有關徭役、防備方面的規定）、《廄律》（有關畜牧、驛傳方面的規定）三篇，合為九篇，故稱為《九章律》。《九章律》是漢代的基本律典，漢代法律體系的主干，不僅兩漢承用，而且對后世王朝也影響巨大。

傍

章

律：《傍章律》是叔孫通受漢高祖劉邦的命令制定的，是就《九章律》未涉及的問題而制定的十八篇有關禮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因為其“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司法官）”，有依傍于律令之意，故而稱為《傍章》。

二年律令：《二年律令》是劉邦去世不久的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通行的律令，共二十八種，《二年律令》是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的竹簡自名，包括二十七篇律合一篇令，分別是《盜律》《賊律》《具律》《告律》《亡律》《捕律》《收律》《襍律》《錢律》《置吏律》《均輸律》《傳食律》《田律》《□市律》《行書律》《復律》《賜律》《戶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興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關令》。與《秦律》相比，相同的有《置吏律》《田律》《效律》《金布律》，相似的有《爵律》《關律》，清晰地反映了法律領域漢承秦制的軌跡，也有未見于《秦律》的新律，如《均輸律》《告律》《錢律》等，清晰地說明了漢律的發展和更新。

決

事

比：又稱“比”，“已行故事曰比”，因此，“比”是經中央政府確認，可以用作斷案量刑根據的典型案例，也就是判例。“決事比”源于秦代的“廷行事”，其形成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由特殊案件的審理和判決而來；二是由官府匯編整理的判例集或含有案例的召令冊而來。漢代“比”的數量很多，由于其形式靈活，又能闡發律令精神，隨時修正和充實律令，因此為漢司法官所樂用，“比”對促進漢代法律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諸儒章句：諸儒章句是漢代法律注疏的一種，如東漢的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就等引用儒家經典注釋漢律，這些主要是學理上注疏，即所謂章句。在儒家思想成為漢代法律主要指導思想的情況下，各家對法律的注疏可謂汗牛充棟，這些注疏原本沒有法律效力，但是經過皇帝的確認便具有了法律效力，可以作為判案的依據。

箠

令：令即“王者之命”，是皇帝在律之外，應時隨變而發布的召令，屬于變通性的法律形式。《箠令》是漢景帝元年，針對笞刑過重且不統一、不規范的弊端（“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而定的法令。《箠令》對笞刑的刑具“箠”的規格以及笞刑的執行方式等作了限制性規定，更加強調“笞刑”的教化功能，提高了受笞者的存活率。《箠令》的頒布是景帝刑制改革深入的表現之一，使得漢代的刑制向文明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

上

請：又稱先請，是賦予一定范圍內的貴族官僚的法律特權，他們犯罪后法、司不得擅拘、擅決，而必須奏“請”皇帝裁斷，以維護官僚貴族的特權，也是對儒家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種維護。上請制度始于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經宣帝、平帝、東漢光武皇帝等，將范圍逐步擴大到縣長、郡首、皇帝宗室、王公、列候及其子嗣、廉吏等等，不遵循上請原則的司法官吏要承擔刑事責任。

阿黨附益之罪：阿黨是指“諸侯有罪，傅相（朝廷指派監督諸侯的官吏）不舉奏”，后引申為與諸侯結黨營私；附益是指在朝的官員“阿媚諸侯”，“欲增益諸侯王”，幫助其獲得非法利益。犯此罪者，一般重處死刑，余者或減死刑一等，或免除官爵。

親親得相首匿：親親得相首匿是漢代隨著儒家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而逐步得到承認和確立的一種制度，簡而言之就是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互相包庇犯罪是可以減免刑事責任的。漢宣帝時期以詔令的形式對此予以正式確定，其認為親屬之間（祖孫三代親屬和夫妻之間）互相隱瞞犯罪行為，是合乎父子之親、夫婦之道的，對這重行為，法律不應該追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親親得相首匿是對儒家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種維護，是孔子“親親相隱，直在其中”的倫理觀念在法律令文中的直接體現，其意義在于維護父權和夫權為中心的封建國家的家庭倫常關系，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該原則被唐律所吸收，進一步發展成為了“同居相為隱”的律條。

疑獄奏讞：奏讞是漢代創制的疑獄逐級上報復審制度，“讞”即評議刑罪，早在秦代的時候就有萌芽，疑獄奏讞到漢代得到了系統化、制度化，疑罪奏讞制度要求對于疑獄，地方官吏不能確定的必須逐級上報，直到皇帝，當然也有出土文獻中記錄越級上報的案例的。疑獄奏讞制度對于統一適用法律，慎重處理案件，減少冤獄具有重要作用，對整頓司法秩序也有積極的效果，但該制度到東漢時期逐步有名無實，流于形式。

春秋決獄：《春秋》決獄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經典的精神原則或事例作為判案的依據，是漢代出現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實踐中用于定罪量刑的還有《詩》、《書》、《禮》、《易》等經典，所以也稱為“引經決獄”或“經義”決獄。春秋決獄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漢初，到漢武帝時期，由于儒術的獨尊地位和統治者的提倡，《春秋決獄》開始盛行，大儒董仲舒將任職諸侯王相時期引經斷罪的案例二百三十二事編成《春秋決事比》，對當時的司法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春秋》決獄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據案件的事實探究行為人的動機，實際上更側重于“論心定罪”，即主要依據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來判案：動機善良而違法的，可以減免責任，動機邪惡即使行為合法，也要予以處罰。《春秋》決獄與承襲秦律而制定的《九章律》相比較而言，量刑相對寬緩，對調節社會矛盾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其隨意性，對司法也肯定有負面的影響。《春秋》決獄與據律斷案并存于司法活動中，是“禮法并用”的早期表現之一，在《春秋》決獄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禮制精神的法律觀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隱”等，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吸收，從而促進了中國封建法律的禮法結合。

錄

囚：錄囚是皇帝或上級長官直接詳審罪囚，平反冤獄的制度，為漢代所首創。西漢時期就有州太守與郡太守定期巡視轄區錄囚的制度，皇帝錄囚始于東漢，漢明帝、和帝等都在京城洛陽諸獄錄囚，有時平冤后還會追究當事法官的刑事責任。錄囚制度是受儒家“天人感應”、“仁政恤刑”等學說影響的后果，對于及早發現冤案，改善司法狀況，穩定社會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后世所沿襲。

矜

恤：即對老幼廢疾者或婦女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監禁方面給予優待的原則。該原則從漢初、漢惠帝、漢景帝至漢宣帝甚至到東漢光武帝幾個時期，經歷了一個漸進完善的過程。該原則使得老幼廢殘和婦女等弱勢群體在一定范圍內的犯罪得到減免，這既不會對封建統治造成重大的危害，又可以標榜統治者的仁慈，緩和社會矛盾，是我過古代法律文化和精神進步的表現，對減少濫殺，培養尊老愛幼，憐恤殘弱的社會風氣有一定作用。

二、問答題：

1、試析漢初文景帝的刑制改革

答：漢朝立國之初，天下凋敝，國庫空虛，財源枯竭，人民四處流亡，無以為生，因此，棄亂思治成為了時代的要求，而秦帝國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也促使統治者必須適應社會發展尋找新的統治方略，因此，“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就順應了此時的時代和統治要求成為漢初的治國方略，文景帝時期的刑制改革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漢文帝即位后，黃老思想得到了更好的貫徹，社會經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社會穩定，風氣良好，為漢文帝的刑制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其改革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廢肉刑，定刑期。將黥改為髡鉗城旦舂，劓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即將黥、劓、刖刑改為了笞、徒、死刑；其次是規定了歲刑刑期。規定了髡鉗城旦舂為五歲刑，完城旦舂為四歲刑，鬼薪白粲為三歲刑，司寇為二歲刑，隸臣妾分別為一歲刑和二歲刑，復作（女犯）與罰作（男犯）為一歲刑。

漢景帝在漢文帝改革的基礎上繼續進行了刑制改革，其于漢景帝元年頒布《箠令》，針對笞刑過重且不統一、不規范的弊端（“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繼續改革，《箠令》對笞刑的刑具“箠”的規格以及笞刑的執行方式等作了限制性規定，更加強調“笞刑”的教化功能，提高了受笞者的存活率。

文景帝改革刑制后，漢代的刑罰體系主要變化在于身體刑和徒刑，肉刑在很大程度和范圍上得到了廢除，徒刑的使用逐步占據了重要地位，另外贖刑的使用也規范擴大起來。總的來講，漢文、景兩帝的刑制改革，在懲罰犯罪的同時保存了勞動力，適應了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為封建五刑制度（笞、杖、徒、流、死）奠定了基礎，使漢代的刑制向文明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2、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漢代法制有哪些變化

答：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漢代的法制法律原則、審判制度、司法領域方面出現了新原則、新制度，這些制度是儒家思想的直接體現或者就是儒家經典在法律中的引申。從下面幾個方面可以看出：

法律原則方面。（1）上請原則。又稱先請，是賦予一定范圍內的貴族官僚的法律特權，他們犯罪后，司法官不得擅拘、擅決，而必須奏“請”皇帝裁斷，以維護官僚貴族的特權，是對儒家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種維護，也是儒家經典思想中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和特權的精神的直接反映。（2）矜恤原則。即對老幼廢疾者或婦女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監禁方面給予優待的原則。該原則使得老幼廢殘和婦女等弱勢群體在一定范圍內的犯罪得到減免，這既不會對封建統治造成重大的危害，又可以標榜統治者的仁慈，緩和社會矛盾，是儒家“仁政”思想原則在漢律中的直接體現。（3）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簡而言之就是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互相包庇犯罪可以減免刑事責任。其實質是對儒家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種維護，是孔子“親親相隱，直在其中”的倫理觀念在法律令文中的引申，其意義在于維護父權和夫權為中心的封建國家的家庭倫常關系，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

審判制度方面。最主要的體現就是《春秋》決獄。《春秋》決獄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經典的精神原則或事例作為判案的依據，是漢代出現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審判制度；司法實踐中用于定罪量刑的還有《詩》、《書》、《禮》、《易》等經典，所以也稱為“引經決獄”或“經義”決獄。《春秋》決獄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據案件的事實探究行為人的動機，實際上更側重于“論心定罪”，即主要依據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來判案：動機善良而違法的，可以減免責任，動機邪惡即使行為合法，也要予以處罰。《春秋》決獄與據律斷案并存于司法活動中，是“禮法并用”的早期表現之一，在《春秋》決獄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禮制精神的法律觀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隱”，反過來又促進了法律的更進一步的儒家化。

司法領域方面。（1）錄囚。錄囚是皇帝或上級長官直接詳審罪囚，平反冤獄的制度，為漢代所首創。錄囚制度是受儒家“天人感應”、“仁政恤刑”等學說影響的后果，對于及早發現冤案，改善司法狀況，穩定社會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后世所沿襲。（2）大赦。這是體現封建國家對犯罪進行普遍寬赦的制度，赦前之罪，不論舉發與否，都一律免除或減輕刑事責任。西漢時期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響，將赦免制度化、規范化，凡登基、冊后、災異等兇吉之事，皇帝都會頒布大赦令，而且赦免對象廣泛且頻繁。大赦制度對緩解社會矛盾有一定的作用。（3）秋冬行刑。漢代形成了秋冬行刑制度，即除了對罪大惡極者處決決不待時外，死刑的執行均在立秋之后，冬至之前這段時間。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特殊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發端于陰陽思想的則時說，董仲舒將其充實、發展，認為其是順天行誅、天人感應的重要體現，且能增強司法領域的威懾力。

3、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漢代法律原則有哪些發展變化

答：漢代早期法律原則主要有特權原則、自首減罪原則、誣告反坐原則等，但在隨著儒家法律思想對法律影響的逐漸加深，漢代的法律原則還形成了一系列體現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新刑法原則，主要有：

上請原則。又稱先請，是賦予一定范圍內的貴族官僚的法律特權，他們犯罪后，司法官不得擅拘、擅決，而必須奏“請”皇帝裁斷，以維護官僚貴族的特權，是對儒家提倡的宗法道德的一種維護，也是儒家經典思想中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和特權的精神的直接反映。上請制度始于漢高祖七年，經宣帝、平帝、東漢光武皇帝等，將范圍逐步擴大到縣長、郡首、皇帝宗室、王公、列候及其子嗣、廉吏等等，不遵循上請原則的司法官吏要承擔刑事責任。

矜恤原則。即對老幼廢疾者或婦女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監禁方面給予優待的原則。該原則從漢初、漢惠帝、漢景帝至漢宣帝甚至到東漢光武帝幾個時期，經歷了一個漸進完善的過程。該原則使得老幼廢殘和婦女等弱勢群體在一定范圍內的犯罪得到減免，這既不會對封建統治造成重大的危害，又可以標榜統治者的仁慈，緩和社會矛盾，對減少濫殺，培養尊老愛幼，憐恤殘弱的社會風氣有一定作用。這是儒家“仁政”思想原則在漢律中的直接體現。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親親得相首匿是漢代隨著儒家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而逐步得到承認和確立的一種制度，簡而言之就是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互相包庇犯罪可以減免刑事責任。漢宣帝時期以詔令的形式對此予以正式確定，其認為親屬之間（祖孫三代親屬和夫妻之間）互相隱瞞犯罪行為，是合乎父子之親、夫婦之道的，對這重行為，法律不應該追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親親得相首匿是對儒家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種維護，是孔子“親親相隱，直在其中”的倫理觀念在法律令文中的直接體現，其意義在于維護父權和夫權為中心的封建國家的家庭倫常關系，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

4、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漢代訴訟審判制度有哪些變化

答：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漢代的審判制度出現了顯著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儒家的經典精神或原則設立司法審判的制度。漢代訴訟審判制度主要有以下的發展和變化：

春秋決獄。《春秋》決獄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經典的精神原則或事例作為判案的依據，是漢代出現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審判制度；司法實踐中用于定罪量刑的還有《詩》、《書》、《禮》、《易》等經典，所以也稱為“引經決獄”或“經義”決獄。春秋決獄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漢初，到漢武帝時期，由于儒術的獨尊地位和統治者的提倡，《春秋決獄》開始盛行，大儒董仲舒將任職諸侯王相時期引經斷罪的案例二百三十二事編成《春秋決事比》，對當時的司法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春秋》決獄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據案件的事實探究行為人的動機，實際上更側重于“論心定罪”，即主要依據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來判案：動機善良而違法的，可以減免責任，動機邪惡即使行為合法，也要予以處罰。《春秋》決獄與承襲秦律而制定的《九章律》相比較而言，量刑相對寬緩，對調節社會矛盾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其隨意性，對司法也肯定有負面的影響。《春秋》決獄與據律斷案并存于司法活動中，是“禮法并用”的早期表現之一，在《春秋》決獄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禮制精神的法律觀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隱”等，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吸收，從而促進了中國封建法律的禮法結合。

錄囚。錄囚是皇帝或上級長官直接詳審罪囚，平反冤獄的制度，為漢代所首創。西漢時期就有州太守與郡太守定期巡視轄區錄囚的制度，皇帝錄囚始于東漢，漢明帝、和帝等都在京城洛陽諸獄錄囚，有時平冤后還會追究當事法官的刑事責任。錄囚制度是受儒家“天人感應”、“仁政恤刑”等學說影響的后果，對于及早發現冤案，改善司法狀況，穩定社會秩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后世所沿襲。

大赦。這是體現封建國家對犯罪進行普遍寬赦的制度，赦前之罪，不論舉發與否，都一律免除或減輕刑事責任。赦免古已有之，但偶爾一用，且適用范圍有限制。西漢時期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響，將赦免制度化、規范化，凡登基、冊后、災異等兇吉之事，皇帝都會頒布大赦令，而且赦免對象廣泛且頻繁。大赦制度對緩解社會矛盾有一定的作用。

秋冬行刑。漢代形成了秋冬行刑制度，即除了對罪大惡極者處決決不待時外，死刑的執行均在立秋之后，冬至之前這段時間。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特殊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發端于陰陽思想的則時說，董仲舒將其充實、發展，認為其是順天行誅、天人感應的重要體現，且能增強司法領域的威懾力。

5、試析春秋決獄

答：《春秋》決獄也就是引用儒家《春秋》等經典的精神原則或事例作為判案的依據，是漢代出現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實踐中用于定罪量刑的還有《詩》、《書》、《禮》、《易》等經典，所以也稱為“引經決獄”或“經義”決獄。《春秋》決獄反映了儒家倫理思想對漢代司法領域的滲透，漢儒通過皇權力量要求法官斷案時遇到律無正條或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件時根據《春秋》經義斷案，實際上賦予了《春秋》經義極高的法律效力，使其成為了凌駕于其他法律之上的一種法律形式。

春秋決獄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漢初，到漢武帝時期，由于儒術的獨尊地位和統治者的提倡，《春秋決獄》開始盛行，大儒董仲舒將任職諸侯王相時期引經斷罪的案例二百三十二事，編成《春秋決事比》，對當時的司法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春秋》決獄與承襲秦律而制定的《九章律》相比較而言，量刑相對寬緩，對調節社會矛盾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其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據案件的事實探究行為人的動機，實際上更側重于“論心定罪”，即主要依據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來判案：動機善良而違法的，可以減免責任，動機邪惡即使行為合法，也要予以處罰。“論心定罪”這種審判原則是從道德立場出發，過分強調了主觀動機而相對忽視了犯罪的客觀事實，為司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開了方便之門。

《春秋》決獄與據律斷案并存于司法活動中，是“禮法并用”的早期表現之一，在《春秋》決獄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儒家禮制精神的法律觀念，如“原心定罪”、“父子相隱”等，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吸收，從而促進了中國封建法律的禮法結合。

6、試析漢代法制的特點

答：漢代法制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下面兩個方面：

一、開始了“禮法結合”的進程

首先，在表現形式上，使禮儀制度載典入律。確立《傍章》、《朝律》等重要法律規范的同時，又確認經學大師門引經注律的“諸儒章句”，使其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司禮法結合的早期表現；其次，在內容精神上，開始引禮入法。受儒家三綱五常、親親、尊尊、天人感應、仁政恤刑、父子相隱等理論的影響，創設了新的罪名和制度；為維護君權，設立了大不敬、大逆無道、腹誹等罪名，為夫權，夫妻同罪而異罰，采取“七出三不去”的離婚原則，為維護父權，制定不孝為重罪，制定《輕侮法》允許為父報仇；再次，在刑法適用上，首創上請制度和親親得相首匿、矜恤老弱等原則；最后，在司法上方面創設了《春秋》決獄、錄囚、大赦、秋冬行刑等制度。

二、體系龐雜，律條繁雜

漢朝居于封建社會前期，在法律體系和法典編纂方面有明顯的不足。一是律條結構較為混亂，二是律文和各種法律規范形式繁多，尤其是漢武帝以后，法網繁密，東漢時律令更是繁多，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具有法律效力的“諸儒章句”，相互抵牾，各類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有二萬多條，七百多萬字，為法律的適用帶來了不少困難。

第五章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一、關鍵詞解釋

泰

始

律：《泰始律》制定于曹魏末年，前后歷經四年，是司馬昭為晉王時，因感到前代法令繁雜，而命令賈充、羊祜、杜預等十四人重新制定的律典。他們以漢《九章律》和魏《新律》為基礎，于晉武帝泰始三年完成并于次年公布，稱為《泰始律》或《晉律》。《泰始律》完成后，著名律學家張斐、杜預為之注釋，以統一對法律的解釋，經晉武帝批準一并頒行，注解與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后人把張、杜的注解與《泰始律》視為一體，稱為“張杜律”。《泰始律》與前代法典相比，有了重大的進步，表現在：（1）法典編纂更為合理，其就漢《九章律》新增十一篇，并改魏《新律》“刑名”為“刑名、法例”，仍置于篇首，并對篇章設置進行了調整，使得體例更加合理；（2）刪繁就簡，《泰始律》僅有620條，比漢律、魏律顯得更為“寬簡周備”；（3）減少了重法條款，廢除了漢以來貴族官僚犯罪不許出仕的禁錮之法及軍士逃亡妻子收孥等規定；（4）引禮入律，形成了一些體現儒家思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則；（5）增加律疏注釋，明確概念名詞。《晉律》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惟一通行于全國的法律，并被東晉和南朝所沿用，是這一時期承用時間最長的一部法典，另外，《泰始律》以寬簡著稱，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簡的里程碑。

北

齊

律：《北齊律》的制定前后經歷15年的時間，于武成帝河清三年完成。《北齊律》共949條，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現在：（1）合晉律刑名兩篇為名例篇，置于律首，封建律典的總則至此確立；（2）歸并篇目，確定12篇的法典編纂體例，12篇篇名依次為：名例、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3）確立“重罪十條”制度，懲罰嚴重危害封建統治秩序的重大犯罪；（4）設立了“權令”、“別格”，與律并行，開隋唐律、令、格、式并行的先河。《北齊律》集中總結了漢魏晉以來封建立法經驗，使得封建法典的體系合內容進一步完善，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對后代封建法制影響最直接，最深遠的一部法典，名

例

律：這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一個重大立法成就，確定了后世封建律典的第一篇為《名例律》。《名例律》由《法經》的《具律》，經過魏《新律》的《刑名》發展而為《泰始律》、《北魏律》的《刑名》、《法例》，至《北齊律》確定魏《名例律》，《名例律》作為封建律典的第一篇，規定了罪名、刑名，定罪量刑及輕重加減的基本原則，從而在整部律典中居于提綱挈領的重要地位，增強了中國古代律典在體例上的科學性。

重罪十條：重罪十條制度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夏朝就有“不孝”最的記載，代皆有沿習，秦律有謀反、誹謗、犯上等罪名；漢律出現了大逆無道、大不敬、惡逆等罪名。《北齊律》將歷代重大犯罪歸納為十種，即重罪十條：“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如果犯此十項重罪，不在贖議之列。“重罪十條”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侵犯皇權的尊嚴及危害封建政權的犯罪；二是侵犯父母尊長，破壞家族倫常關系的犯罪，后來為隋《開皇律》所繼承，形成“十惡”制度，并未唐、宋、元、明、清刑律所沿襲。

準五服以治罪：五服制度即中國古代喪服制度，即以父系宗親為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按喪服質地、樣式及服喪期限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故稱五服、五服制度原屬禮治內容，晉律將其納入法律，作為確定親屬之間立嗣、繼承、贍養等民事關系及親屬相犯定罪量刑的依據，形成“準五服以治罪”制度，其使用原則是：尊長殺卑幼，服制愈重，處刑愈輕，服制愈輕，處刑愈重；卑幼殺尊長，服制愈重，處刑愈重，服制愈輕，處刑愈輕。若為侵犯財產的犯罪，則服制愈重，處刑愈輕，服制愈輕，處刑愈重。“準五服以治罪”的制度對后世影響很大，被隋唐繼承，延續至明清。

登

聞

鼓：一般情況下，封建法律都不允許越級上訴，只能逐級陳告，但為了避免因審級限制而可能使重大冤屈得不到洗雪，統治階級總結了以往的法制經驗，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一些新制度。西晉武帝時期就仿古制，在朝廷正門外置一“登聞鼓”，由冤屈者可以擊鼓伸冤，官府聞聲錄狀，奏報皇帝，這就是所謂的“登聞鼓”直訴制度，即受冤者不服判決，可以不受訴訟審級的限制，直接訴冤情于皇帝或欽差大臣。這種制度有助于彌補絕對禁止越級上訴的不足，加強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客觀上有利于老百姓冤情的表達，為封建后世所沿襲。

測

立：這是南朝陳施行的刑訊制度的一種，對不招供者先鞭二十，笞三十，然后身戴刑具，在“高一尺、上圓、劣容囚立兩足”的土垛上站立約一個半小時。若仍不招供，則反復拷打站垛，其結果是“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則多”。這種刑訊制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合司法狀況的混亂。

二、問答題

1、試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典編纂的變化

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典編纂的變化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

一、法律形式日漸規范。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包括律、令、科、比、格、式等，科、格、式上升為獨立的法律形式，同時法律規范調整的范圍日趨明確，這樣使得各種法律形式能夠各司其職，發揮作用。

二、律典編纂由繁入簡，趨于定型。

秦漢時期由于立法經驗和技術的缺乏，律典的體系龐雜，內容繁多，法典化程度較低，不便于法律的掌握和適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律典的制定方面，比較注重簡明扼要，注意律典的規范性和概況性，因而比較重視篇目的辨析、歸并，罪名、刑名概念的確定，從而使封建法律的律典由繁入簡，趨于定型，顯現新的面貌。主要表現為：（一）法典體例上的變化，形成了總則在前，分則在后的模式。自魏《新律》開始，則將總則性質的“具律”改為“刑名”，并提前至律典之首，統領分則各篇，這種體例確定后，經晉以后各朝至《北齊律》，最終將總則性質的內容定為“名例”，從此，總則的名稱及總則與其他各分則篇的關系固定下來。（二）經魏《新律》、晉律、北魏律的不斷變革，至北齊律，最終確定了律典十二篇的編纂體例。（三）開創了法律注釋附律的新體例。晉律頒行后，張斐、杜預兩位律學家為之做注，合為一書附于律后，同樣具有法律效力，這種以注附律的新體例，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引禮入律，儒家思想逐步法典化。

漢代的立法結合主要司通過司法及對法律的注釋的渠道進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開始直接引禮入律，將儒家思想作為立法的精神基礎并直接將禮分內容規定為法。主要表現為：（一）封建特權制度法律化。例如“八議制度”、“官當制度”直接體現了封建特權的法律化結果；（二）罪行的確定以禮制為標準。“準五服以治罪”制度體現了儒家倡導的親親之意及綱常禮教，而“存留養親”制度體現了儒家提倡的孝道，仁恕觀念，“重罪十條”的內容主要包括侵犯皇權的尊嚴及危害封建政權的犯罪；和侵犯父母尊長，破壞家族倫常關系的犯罪，作為封建社會打擊的重點，亦體現了儒家的國家觀，法律觀和家族觀。

2、南朝之法制有哪些建樹？南北朝法制“北優于南”之說評析

答：南朝法制的建樹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首先是南齊于永明九年（公元491年）由王植、宋躬等以《晉律》為藍本刪定法律，制定《永明律》，但未公布實施。其次是梁朝由蔡法度、沈約等在《晉律》基礎上撰成《梁律》20篇，《梁令》、《梁科》各30條。最后是陳朝范泉、徐陵修訂律令，最后成律30卷，令30卷，科30卷，但內容基本沿襲梁律。

南北朝時期法制，北朝立法頻繁，創制較多，而南朝因循守舊，立法沉寂，建樹不多，形成了“北優于南”的局面。造成這一情況總的原因在于北朝統治者積極學習漢法，吸收魏晉律學的成果，多次修改，積極創新；而南朝政權多以北方南逃士族為代表，不思進取，日趨腐朽，律學也呈現衰落趨勢。

西晉以后，北方政權大多由少數民族建立，進入中原地區后，為適應行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很多少數民族的統治者都積極學習漢族地主階級的先進統治經驗，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在學習過程中，大量進行修律活動，并積極吸收漢族知識分子和律學家參與，所以北朝的法制更多得繼承了魏晉以來律學的發展，北朝的法制也出現繁榮的景象。而南朝政權多是以難逃貴族為代表建立的爭取，偏安一隅，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恰又盛行佛教和玄學，這一社會風氣和南朝政治統治者的身份一經結合，即導致了南朝統治者普遍輕視名法，士大夫階層形成了以清談為高逸，法理為俗務的風氣，導致南朝的律學衰落，立法沉寂。

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法結合進一步發展表現在哪些方面

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法結合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封建特權制度法律化。

表現在如下制度中：

首先是八議制度。八議制度是指八類權貴人物犯罪后“大罪必議，小罪必赦”，享受特殊優待，司法機關不得擅做處理的制度。這八類人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議制度的直接淵源是《周禮》中的“以八辟麗邦法”，自曹魏《新律》開始正式載于律文，“八議”制度的出現是封建禮法結合的產物，是“刑不上大夫”禮制原則的具體體現。

其次是官當制度。官當制度即以官品或爵位抵罪，是貴族官僚犯罪后享受的一種特權。以官抵罪始于西晉；《北魏律》對官當做了進一步的規定；《陳律》正式使用“官當”這一名稱，隋唐時期繼承了官當制度。

二、罪行的確定以禮制為標準。

表現在如下制度中：

首先是“準五服以治罪”制度。五服制度即中國古代喪服制度，即以父系宗親為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按喪服質地、樣式及服喪期限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故稱五服、五服制度原屬禮治內容，晉律將其納入法律，作為確定親屬之間立嗣、繼承、贍養等民事關系及親屬相犯定罪量刑的依據，形成“準五服以治罪”制度，體現了儒家倡導的親親之意及綱常禮教。再則如“存留養親”制度。即對犯死罪者，因其為家中獨子孫，若將其處死，家中年邁之父母、祖父母將無人奉養，經奏請皇帝法外開恩，可將改罪犯免死，待其為家中老人養老送終后再對其執行流刑的制度。也體現了儒家提倡的孝道，仁恕觀念。

其次是“重罪十條”制度。《北齊律》將歷代重大犯罪歸納為十種，即重罪十條：“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如果犯此十項重罪，不在贖議之列。“重罪十條”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侵犯皇權的尊嚴及危害封建政權的犯罪；二是侵犯父母尊長，破壞家族倫常關系的犯罪。作為封建社會打擊的重點，體現了儒家的國家觀，法律觀和家族觀。

第六章

隋唐五代的法律制度

一、關鍵詞解釋

開

皇

律：隋開皇元年，隋文帝楊堅命高颎、鄭譯、楊素等人制定刑律，他們總結三國兩晉南北朝刑典的經驗和成果，制定了《新律》；開皇三年，隋文帝審閱刑部的奏報，發現年斷獄至萬數，認為律文還是太過繁密，又令蘇威、牛弘修訂刑律，削除死罪81條，流罪154條，杖罪1000多條，定名為《開皇律》。《開皇律》確立了12篇500條的律典體系，創立了“十惡”制度，確立封建五刑制度，繼承并發展了漢魏以來法律賦予貴族關了得特權制度等，是隋朝法制成就的集中體現。

貞

觀

律：太宗即位后，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大臣，對唐高祖時期的《武德律》進行了全面修訂，從公元627年至公元637年，歷時11年完成，定名《貞觀律》。《貞觀律》對舊律的變更主要體現在下面兩個方面：一是廢“兄弟分居，連坐俱死”之法，以配官為奴或者流配的形式取代了以往族刑連坐的處死范圍，反映了當時的封建法制較以往的顯著進步；二是創設加役流刑，取代斷右趾作為減死之罰；三是規定了比附類推的法律原則，同時還規定了法官斷案失誤所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貞觀律》使唐律基本定型，以后各朝對唐律雖有修改，但刪改幅度不大。

永徽律疏：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朝編成《永徽律》，其內容基本沿襲《貞觀律》，僅增加了禁止買賣口分田的規定，并將《貞觀律》《名例律》“十惡·大不敬”條文中的“言理切害”改為“情理切害”。同時鑒于當時中央和地方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也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唐高宗下令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統一而詳細的解釋，闡明《永徽律》的精神實質，重要原則制度的源流演變和立法意圖，并設答問，解決法律適用中的疑難問題，這些內容稱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經皇帝批準，于永徽四年（公元654年）頒行天下，律文與律疏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這部法典當時稱為《永徽律疏》，元代以后稱為《唐律疏議》。《永徽律疏》是我國迄今為止保存下來的最完整的、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議》總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立法和注律的經驗，繼承了漢代以來德主刑輔的思想和禮法結合的傳統，使中國封建法律至此發展到最成熟、最完備的階段，標志著中國封建立法技術達到最高水平，《永徽律疏》以其豐富的內容、高超的技術和鮮明的特色而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并對當時周圍其他亞洲國家和后世王朝的封建立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在整個中國法制史發展的歷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十

惡：隋《開皇律》首創“十惡”制度，嚴懲危機封建皇權、政權和違反倫理綱常的十種重罪的制度。唐律予以繼承，并加以完善。根據《唐律疏議·名例律》的規定，十惡分別是：（1）“謀反”即“謀危社稷”，即意圖推翻皇帝的統治；（2）“謀大逆”即“謀毀宗廟、山陵即官闕”，即圖謀毀壞皇帝祖廟、皇陵和宮殿；（3）“謀叛”即“背國從偽”，即圖謀被判國家，投降敵國或偽政權；（4）“惡逆”，即毆打、謀殺尊長親屬；（5）“不道”，即適用兇暴手段致人死亡，或蓄養毒蟲、使用邪術害人，簡言之即惡性殺人行為；（6）“大不敬”，即指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嚴的一切言行；（7）“不孝”，即告、罵祖父母、父母，或供養有缺，或別立戶籍存私錢，私自婚娶，父母去世，匿不舉哀等行為；（8）“不睦”，即家族成員之間的侵犯行為；（9）“不義”，即侵犯非血緣尊長的行為；（10）“內亂”，即家族內部的亂倫行為。“十惡”主要是兩個方面的犯罪，一是威脅、損害皇權和危害封建政權的犯罪；一是破壞社會秩序和封建倫常關系的犯罪。唐律把“十惡”列于篇首，作為刑事打擊的重點，予以嚴懲，其具體規定，一是量刑從重，二是常赦不原，三是決不待時，四是不得享受特權。

八

議：“八議”制度是指八類特權人物犯死罪，司法機關不得擅斷，需將所犯罪行及應議理由奏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八議”特權的主體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親”即皇親國戚；“故”即皇帝的故舊，多指布衣之交；“賢”指大德行的人士；“能”指有治國安邦大才干的人；“功”即曾經為國家立過大功勞者；“貴”即大貴族，大官僚，指三品以上的官或公爵以上的爵位的人；“勤”即為國家勤勤懇懇工作且經涉艱難的人；“賓”即指前朝皇帝及其后代別尊為國賓者。上述八類人犯死罪，司法官吏交由皇帝后，皇帝將其交中央司法機關集體評議，列具應適用的法條，再交由皇帝裁斷，按照通例，一般死罪均可降為流罪，但若犯“十惡”罪的，不得享受八議特權。

官

當：指官吏犯徒流罪可以以官品抵當刑罪。唐代的官當制度非常完善，其規定，五品以上官犯私罪，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犯公罪則各當一年。若犯流罪可折成徒刑，唐律還將贖刑作為官當的補充，即若罪大官小，不盡其罪，余罪收贖，若官大罪小，則流官收贖；官吏以官當罪后，一段時間后仍可以當官。

同居相為隱：即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互相窩藏罪犯，可以減免刑罰。唐律規定，同居共財之人及大功以上親屬、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間，互相窩藏犯罪或通風報信，還有奴婢窩藏主任皆不追究刑事責任；小功以下的親屬之間相為隱，可以減輕處罰；但對于十惡罪的前三惡，不得容隱。同居相為隱是漢“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繼承和發展，但同居相為隱更為完備，表現在：其一，它按親等規定了減免刑事責任的范圍，體現了親親原則，其二，規定對前三惡不得容隱，較好地處理了犯罪容隱問題上國家和家族利益的沖突，既維護了倫常，又有利于鞏固封建政權。

輕重相舉：即類推原則，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如何處罰，唐律規定按“輕重相舉”的原則處理，即對于應當從輕處理的罪，法律列舉重條款以類推其罪；對于應當從重處理的罪，法律列舉輕條款以類推其罪，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唐“輕重相舉”的類推原則使得法網更為嚴密，也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六

殺：唐律根據殺人的情節將殺人區分為“六殺”：即“謀殺”（預謀殺人，尚未實施）、“故殺”（事先無預謀的故意殺人）、“斗殺”（在斗毆中將人殺死）、“誤殺”（錯認了對象而將他認殺死）、“過失殺”（意外事件而致他人死亡）、“戲殺”（以力共戲，如比武中導致殺人）。根據“六殺”的危害性規定了不同的處罰：故意殺人，一般處以斬刑，誤殺、斗殺減故殺罪一等處罰，戲殺減斗殺罪二等處罰，謀殺一般減故殺罪數等處罰，過失殺可以收贖。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刑法的完備與立法技術的發展。

六

贓：唐律將以非法手段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規定為“六贓”罪，即受財枉法（官吏收受賄賂而為他人枉法裁判的行為，常赦不原）、受財不枉法（“雖受有事人財，判斷不為曲法”的受賄行為）、受所監臨（官吏私受部民財物的行為）、坐贓（官吏得了不該得的財物，適用范圍極廣）強盜、竊盜、其中前四項與官吏有關。

保

辜：即對傷害結果不能馬上確定的，先設定一個期限，名曰“辜限”，在“辜限”內受傷者死去，加害人承擔殺人的責任，限外死去或者限內因他故死亡者，加害人只承擔傷人的責任，唐律以這種方式來確定傷人者的刑事責任，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化外人相犯：所謂“化外人”，按《疏議》的解釋即外國人。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上述規定的意思是，同屬一國的外國人之間在中國犯罪，由唐政府按照該兩個外國人所屬國國家的法律處斷；不同國籍的外國人之間在中國犯罪，由唐政府按照唐律處理。這是屬地主義和屬人主義相結合的一個法律原則，在當時世界各國也是罕見的，既維護了國家主權，也能尊重外國人的法律和習俗。

三司推事：唐朝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三大司法機構，合稱為“三司”。唐朝對特別重大的案件，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叫“三司推事”。對地方不方便解京的重案，則由皇帝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前往鞫審，稱為“小三司”。三司推事司明清會審制度的起源。唐三大司法機構既有分工，又有監督制約，有效地加強了封建司法統治及皇帝對中央司法機關的控制。

仇嫌回避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因親屬、師生、或仇隙關系故意出入人罪，唐律規定凡有上述情況的，當事人可以申請該司法官回避。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對法官回避問題進行規范，這一制度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審理。

死刑復核制度：唐律規定，死刑判決，均需報刑部復核，經中書門下省詳議，并奏報皇帝后才具有法律效力，這即是死刑復核制度；死刑判決生效后，執行前都必須向皇帝再做請示后才能執行，以讓皇帝再作最后思考，這是死刑復奏制度。死刑的復核、復奏制度對于防止重大冤假錯案有一定積極意義。

二、問答題

1、試述《唐律疏議·名例律》的主要內容

答：唐律的基本制度和原則集中在《名例律》中，其各項制度并非唐律所首創，而是對前代制度的借鑒、繼承和發展，唐律對前代的立法經驗進行總結和提高，使得封建法律制度體系更加系統、科學和完備。《唐律疏議?名例律》的主要內容可以從下面幾方面來看：

五刑。唐律繼承了隋五刑制度，仍然以笞、杖、徒、流、死為法定五刑，其他還有連坐、緣坐和籍沒等。笞刑是主要用荊條抽打犯人的腿、臀部的刑罰，從10下到50下，分為五等，是五刑中最輕的一等刑罰，有恥辱和教育結合使用的性質；杖刑是用竹木擊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刑罰，從60下到100下分為五等；徒刑一種讓犯人戴枷或束鉗，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其自由，強制服勞役的刑罰，分為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五等；流刑是將罪犯押送到邊遠地方，并強制其戴枷或束鉗服苦役的刑罰，分為三流、加役流、長流等三種；死刑，分為絞、斬兩種。唐律也規定了五刑的收贖制度，即疑罪、官僚貴族及其親屬，以及老、幼、廢犯罪的特殊情況，除“十惡”和少數犯罪外，均可以收贖，自笞10到斬，分別收贖銅1斤到120斤不等。

十惡。唐律繼承了隋的十惡制度，并使其更加完善。“十惡”分別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種。十惡主要打擊兩個方面的犯罪，一是威脅、損害皇權及封建政權的犯罪，一是破壞社會秩序和封建倫常關系的犯罪。十惡制度為于篇首，是刑事打擊的重點，要予以嚴懲，主要是從量刑從重、常赦不原、決不待時、不得享受特權這四個方面體現的。

官僚貴族享受的特權。唐律規定，官僚貴族按照品級地位享受八議、上請、例減、收贖、官當等特權。“八議”是指指八類特權人物犯死罪，司法機關不得擅斷，需將所犯罪行及應議理由奏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八議”特權的主體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上請”與八議制度相同點較多，區別主要在“上請”適用對象的品級比“八議”略低，而且司法機關在上請的奏報中可以明言依律處斬或絞；“例減”適用的對象比上請制度適用對象的品級又要低一些，適用七品以上官員及其近親屬；“收贖”適用的對象比“例減”更低，適用于九品以上官員及其近親屬；“官當”指官吏犯徒流罪可以以官品抵當刑罪。唐代的官當制度非常完善，并將贖刑作為官當的補充。

主要刑法原則。唐律規定的刑法原則借鑒了前代的成果，而且更為完備，主要有以下原則：貴、良、賤同罪異罰；共同犯罪，區分首從；自首減免；累犯加重；數罪并罰、類推原則、劃分公罪與私罪、準五服以治罪、老少廢疾犯罪減免等原則。

2、簡述唐律五刑制度的主要內容

答：唐律繼承了隋五刑制度，仍然以笞、杖、徒、流、死為法定五刑，其他還有連坐、緣坐和籍沒等。

笞刑是主要用荊條抽打犯人的腿、臀部的刑罰，從10下到50下，分為五等，是五刑中最輕的一等刑罰，有恥辱和教育結合使用的性質；

杖刑是用竹木擊打犯人的背、腿、臀部的刑罰，分為五等，從60下到100下；

徒刑一種讓犯人戴枷或束鉗，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其自由，強制服勞役的刑罰，分為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五等；

流刑是將罪犯押送到邊遠地方，并強制其戴枷或束鉗服苦役的刑罰，分為三流、加役流、長流等三種。三流即普通流行，也稱為“常流”，分為流2000里、2500里、3000里三等，服役期均為1年；加役流即流3000里并服勞役3年；長流即是無期流放，罪犯非經特赦，不得返回原地。

死刑，分為絞、斬兩種。絞是用繩索將罪犯勒死，斬是用斧鉞將罪犯的頭斬斷，因絞可以保全尸，故比斬刑輕一等。

另外，唐律也規定了五刑的收贖制度，即疑罪、官僚貴族及其親屬，以及老、幼、廢犯罪的特殊情況，除“十惡”和少數犯罪外，均可以收贖，自笞10到斬，分別收贖銅1斤到120斤不等。

3、簡述唐律十惡制度的主要內容

答：隋《開皇律》首創“十惡”制度，嚴懲危機封建皇權、政權和違反倫理綱常的十種重罪的制度。唐律予以繼承，并加以完善。根據《唐律疏議·名例律》的規定，十惡分別是：（1）“謀反”即“謀危社稷”，即意圖推翻皇帝的統治；（2）“謀大逆”即“謀毀宗廟、山陵即官闕”，即圖謀毀壞皇帝祖廟、皇陵和宮殿；（3）“謀叛”即“背國從偽”，即圖謀被判國家，投降敵國或偽政權；（4）“惡逆”，即毆打、謀殺尊長親屬；（5）“不道”，即適用兇暴手段致人死亡，或蓄養毒蟲、使用邪術害人，簡言之即惡性殺人行為；（6）“大不敬”，即指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嚴的一切言行；（7）“不孝”，即告、罵祖父母、父母，或供養有缺，或別立戶籍存私錢，私自婚娶，父母去世，匿不舉哀等行為；（8）“不睦”，即家族成員之間的侵犯行為；（9）“不義”，即侵犯非血緣尊長的行為；（10）“內亂”，即家族內部的亂倫行為。

“十惡”主要是兩個方面的犯罪，一是威脅、損害皇權和危害封建政權的犯罪；一是破壞社會秩序和封建倫常關系的犯罪。唐律把“十惡”列于篇首，作為刑事打擊的重點，予以嚴懲，按照唐律的規定，“十惡”的十個罪名均可以判處死刑，特別是謀反和謀大逆，不僅本人處死，還要累及家屬。對十惡的嚴厲懲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的規定：一是量刑從重，二是常赦不原，三是處刑決不待時，四是不得享受特權。

4、簡述唐律八議制度的主要內容

答：“八議”制度是指八類特權人物犯死罪，司法機關不得擅斷，需將所犯罪行及應議理由奏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八議”特權的主體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

“親”即皇親國戚，包括皇帝袒免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后緦麻以上親；“故”即皇帝的故舊，多指布衣之交；“賢”指大德行的人士；“能”指有治國安邦大才干的人；“功”即曾經為國家立過大功勞者；“貴”即大貴族，大官僚，指三品以上的官或公爵以上的爵位的人；“勤”即為國家勤勤懇懇工作且經涉艱難的人；“賓”即指前朝皇帝及其后代別尊為國賓者。

上述八類人犯死罪，司法官吏不得擅自處理，必須奏請皇帝裁決，司法官吏交由皇帝后，皇帝將其交中央司法機關集體評議，列具應適用的法條，再交由皇帝裁斷，按照通例，一般死罪均可降為流罪，但若犯“十惡”罪的，不得享受八議特權。

5、試析唐律的主要刑法原則

答：唐律的刑法原則對分則各篇的定罪量刑具有指導作用，這些原則是對前代立法經驗的全面總結，主要有以下幾項：

貴、賤、良同罪異罰。唐將居民分為特權者、良人、賤民三等，特權者包括皇帝、貴族官僚及其家屬，享有法律特權；良人主要是農民、中小地主和工商業者，無特權但也不受歧視；賤民分為官賤民和私賤民，官賤民主要有官奴婢、雜戶等，私賤民主要有私奴婢、部曲等，賤民地位低下。三個等級的人犯同樣的罪，處刑可能相差二到四等，差異非常大。

區分公、私罪。公罪是執行公務中發生的差錯或失誤而構成的犯罪，公罪一般由過錯而構成，處罰上較輕；私罪包括兩種情況，一是與執行公務無關，如盜竊、強奸等，二是雖與執行公務有關，但卻是故意欺騙皇帝或利用職務的犯罪行為，如受賄、牟取私利等，私罪一般由故意構成，處罰從重。對公罪和死罪的區分，并在處刑上進行區別，有利于調動官吏工作的積極性，抑制以權謀私的行為。

共犯區分首從。分為兩種，一是普通共同犯罪，以“倡首先言”的“造意者”為首犯，其余犯罪者不管起到什么作用，都認為是從犯，表現了封建法律重懲犯意的特征；二是在家人共同犯罪和上下級官吏共同犯罪的情況下，無論誰為造意者，都是以家長和長官為首犯。但唐律對特別嚴重的犯罪，特別是十惡中的前三惡，不分首從，均嚴厲懲罰。

自首減免。唐律自首的定義為“犯罪未被告發而主動到官府交代的行為”。對不能挽回犯罪后果的犯罪，盡管自首也不能減免；對犯贓罪，必須如數返還贓物的自首行為才能減罪；自首還必須徹底，不徹底的自首不盡之罪還是要依律處理。另外唐律還規定，審問輕罪時，自首重罪的，免其重罪；審問一罪時能自首他罪的，免其余罪。唐律對自首的規定非常完備和系統，對后世乃至當今都有借鑒作用。

累犯加重。唐律規定對三次犯盜竊罪的判處流行的累犯加重處罰，多次犯同類罪的慣犯；另一種是“更犯重其后犯之事”，即前罪已經判刑，而又犯各刑以上的罪。這兩種累犯都反映了罪犯的惡性較大，故社會危害性較大，唐律予以重懲。

二罪從重。即數罪并罰原則，唐律對“二罪以上俱發”采取“以重者論”類似現代刑法中的“吸收原則”。具體規定如下：某人同時犯兩個以上罪，只對重罪處罰，余罪不論；數罪相等，取一罪處理，余罪不論；一罪已經論決，余罪后發，其刑若與已判罪相等，不再追究；如后罪重于已判之罪，則以后罪的刑差加于前罪之上。

準五服以治罪。五服制度即中國古代喪服制度，即以父系宗親為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按喪服質地、樣式及服喪期限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故稱五服、五服制度原屬禮治內容。唐律繼承晉律的“準五服以治罪”，其使用原則是：尊長殺卑幼，服制愈重，處刑愈輕，服制愈輕，處刑愈重；卑幼殺尊長，服制愈重，處刑愈重，服制愈輕，處刑愈輕。若為侵犯財產的犯罪，則服制愈重，處刑愈輕，服制愈輕，處刑愈重。

老、幼、廢、疾犯罪減免，又稱為矜恤原則。唐律規定：年70以上，15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年80以上，10以下及廢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年90以上，7以下，即便犯死罪亦不加刑。對老少廢疾減免刑罰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體現，這些人一般不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危害，對他們進行刑罰減免以來可以為統治者博取仁政的美名，對統治秩序也不會造成影響。

同居相為隱。即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互相窩藏罪犯，可以減免刑罰。唐律規定，同居共財之人及大功以上親屬、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間，互相窩藏犯罪或通風報信，還有奴婢窩藏主任皆不追究刑事責任；小功以下的親屬之間相為隱，可以減輕處罰；但對于十惡罪的前三惡，不得容隱。同居相為隱是漢“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繼承和發展，但同居相為隱更為完備，表現在：其一，它按親等規定了減免刑事責任的范圍，體現了親親原則，其二，規定對前三惡不得容隱，較好地處理了犯罪容隱問題上國家和家族利益的沖突，既維護了倫常，又有利于鞏固封建政權。

輕重相舉，即類推原則。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如何處罰，唐律規定按“輕重相舉”的原則處理，即對于應當從輕處理的罪，法律列舉重條款以類推其罪；對于應當從重處理的罪，法律列舉輕條款以類推其罪，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唐“輕重相舉”的類推原則使得法網更為嚴密，也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化外人相犯。所謂“化外人”，按《疏議》的解釋即外國人。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上述規定的意思是，同屬一國的外國人之間在中國犯罪，由唐政府按照該兩個外國人所屬國國家的法律處斷；不同國籍的外國人之間在中國犯罪，由唐政府按照唐律處理。這是屬地主義和屬人主義相結合的一個法律原則，在當時世界各國也是罕見的，既維護了國家主權，也能尊重外國人的法律和習俗。

6、試析唐律的特點

答：唐律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法制臻于完備

首先，法律形式的體系化。律、令、格、式在唐朝有明確的界定，且四種法律形式是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有機整體，封建法律由龐雜、界限不明到唐朝發展為完備周密的體系。其次，法律內容空前完備。唐朝的法律內容包括了刑事、民事、行政、經濟、訴訟審判等各個方面，且各方面的制度規定也比較完善全面。再次，法律解釋的精當。《永徽律疏》中對律文的解釋分為“注”、“疏”、“議”和“問答”幾個層次，分別對律文進行解釋、補充、闡釋、答疑，對律文采用限制、擴張、類推、舉例、辨析、創新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引用大量的儒家經典令、格、式，協調律文間的關系，言簡意賅，邏輯性強，表現了極高的律學水平。

（二）禮法合一

所謂禮法合一是指儒家的精神原則已經完全融合到法律中，兩者水乳交融，合而為一。唐律主要通過以下方面表現了這點。

首先，唐律中的制度原則不少是從儒家經典中直接照搬或演繹而來。如八議制度，準五服以治罪，矜恤原則等等。其次，唐律的修訂一準乎禮；再次，唐律的疏議都以儒家的理論為標準，疏議大量引用儒家經典，共有十多種；最后，唐律中的罪名和量刑也深受儒家精神影響。

（三）刑罰最為寬平

唐律對犯罪的處罰最為寬大，表現如下：

第一，重罪條款大為減少；第二，廢除了酷刑、肉刑，無論和秦漢相比還是和明清相比，都顯得最為平允；第三，株連范圍最窄。

7、試析唐朝法制與中華法系的關系

答：唐律是中華法系的核心，在中華法系中處以絕對的主要地位，它對中華法系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當時的世界上，強盛的唐王朝是亞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東、南亞各封建國家仰慕唐朝先進的文化包括法律，紛紛來唐朝交流學習，不僅使得唐律的影響遠遠傳播到國外，而且唐律的內容成為了這些國家修訂法律時的參照典范，有些國家甚至直接照搬唐律中的大部分內容，僅做小的修改。這樣，在唐律的影響下，在亞洲東部和東南部先后建立的以唐律為母法和標準的許多子法系統，進而形成了中華法系。

朝鮮受的影響最大，《高麗史·刑法志》載：“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日本也深受唐律影響，日本進行的“大化革新”即模仿唐朝制度，其《近江令》即仿《貞觀律》，其刑法典《大寶律令》在篇目和順序上完全同《永徽律疏》相同，導致日本對法律形式及相互關系的認識完全沿襲唐朝。越南李氏王朝的《刑書》，陳氏王朝的《國朝刑律》內容大都沿用唐律。

8、試析唐律在中國古代法制發展史上的地位

答：唐朝在繼承前代法制的基礎上又做了變革，終使其法制集秦漢以來立法的大成，而成為封建法典的典型代表，它不僅對唐朝的繁榮起到了促進作用，而且對后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后世立法的藍本；另外，唐律還傳到東南亞各地，對中華法系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唐朝法律是后世立法的楷模

唐以后的幾代立法都深受唐律的影響，其主要刑法典都是以唐律為藍本制定的。宋最主要的刑法典《宋刑統》對唐律律文和疏議進行了全部抄錄；金《泰和律義》的篇章結構和唐律相同；元、明、清三代的法制盡管與唐律有一定的差異，但內容變動不大。因此，唐朝的法制是中國封建法典的典型代表，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唐法制是中華法系的核心

唐律是中華法系的核心，在中華法系中處以絕對的主要地位，它對中華法系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強盛的唐王朝是亞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東、南亞各封建國家仰慕唐朝先進的文化包括法律，紛紛來唐朝交流學習，不僅使得唐律的影響遠遠傳播到國外，在唐律的影響下，在亞洲東部和東南部先后建立的以唐律為母法和標準的許多子法系統，進而形成了中華法系。

朝鮮受的影響最大，《高麗史·刑法志》載：“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日本也深受唐律影響，日本進行的“大化革新”即模仿唐朝制度，其《近江令》即仿《貞觀律》，其刑法典《大寶律令》在篇目和順序上完全同《永徽律疏》相同，導致日本對法律形式及相互關系的認識完全沿襲唐朝。越南李氏王朝的《刑書》，陳氏王朝的《國朝刑律》內容大都沿用唐律。

第三篇：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全）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一）一、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思想

（一）內容：

1、背景：

（1）為謀求長治久安，繼承了夏商以來的神權政治學說；

（2）為了修補神權政治學說中的缺漏，確定周王朝新的統治策略，進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政治法律主張。

2、“天”涵義：

（1）夏商以來的一直奉的“上天”；

（2）周初統治者的新認識：認為“上天”只把統治人間的“天命”交給那些有“德”者，一旦統治者“失德”，也就會失去上天的庇護，新的有德者即可以應運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為君臨天下的統治者應該“以德配天”。

3、“德”的要求：三個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

——具體要求：統治者要恭行天命，尊崇天帝與祖宗的教誨，愛護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4、“明德慎罰”：

（1）在“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觀之下，周初統治者提出的具體法律主張。

（2）要點：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通過道德教化的辦法使天下人民臣服； 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該寬緩、謹慎，而不應一味用嚴刑峻罰來迫使臣民服從。——具體要求：“實施德教，用刑寬緩”。注意：“實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

（3）“德教”的具體內容：“禮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禮”的秩序去生活，從而達到一種和諧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長治久安。

（二）影響：

1、代表了西周初期統治的基本政治和基本的治國方針；

2、解決了為什么商湯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代商的理論問題，為西周社會的發展確定了基本的方向；

3、說明當時的統治者在政治上已趨成熟。

4、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西周統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禮治”與刑罰鎮壓相結合，形成了西周時期各種具體法律制度和“禮”、“刑”結合的宏觀法制特色。

5、深深扎根于中國政治理論中，被后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則與標本——漢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主張被儒家發揮成“德主刑輔，禮刑并用”的基本策略，從而為以“禮法結合”為特征的中國傳統法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出禮入刑的禮刑關系

（一）禮的內容與性質：

1、禮：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

2、禮的起源：原始社會祭祀鬼神時所舉行的儀式；

3、禮的發展：商、周兩朝在前代禮制的基礎上，都有所補充和發展。尤其周朝，禮制的內容和規模都有了空前的發展，調整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4、禮的含義：

（1）是抽象的精神原則。

可歸納為：（A）“親親”——即要求在家族范圍內，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壓親。而且“親親父為首”，全體親族成員都應以父家長為中心；

（B）“尊尊”，即要在社會范圍內，尊敬一切應該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貴賤都應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為首”，一切臣民都有應以君主為中心。

————在“親親”、“尊尊”兩大原則下，又形成了“忠”、“孝”、“義”等具體精神規范。來源：學法網XueFa.com（2）是具體的禮儀形式。

西周時期主要有五個方面，通稱“五禮”：吉禮（祭祀之禮）、兇禮（喪葬之禮）、軍禮（行兵仗之禮）、賓禮（迎賓待客之禮）、嘉禮（冠婚之禮）。注意：西周時期的禮已具備法的性質。——具體表現：

（1）周禮完全具有法的三個基本特性，即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

（2）其次，周禮在當時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有著實際的調整作用。

（二）“禮”與“刑”的關系：

1、“出禮入刑”：

（1）“刑”：多指刑法和刑罰，對一切違法背禮的行為進行處罰；（2）“禮”：正面、積極規范人們的言行。

（3）兩者的關系：——《漢書·陳寵傳》：“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二者共同構成西周法律的完整體系。

2、“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國古代法律中的一項重要法律原則，它強調平民百姓與貴族的法律特權。

（1）“禮不下庶人”強調官僚貴族的法律特權，強調禮有等級差別，禁止任何越禮的行為；（2）“刑不上大夫”強調貴族官僚在適用刑罰上的特權。

三、西周的契約與婚姻繼承法律

（一）契約法規。

1、買賣契約。西周的買賣契約稱為“質劑”。這種契約寫在簡牘上，一分為二，雙方各執一份。

（1）注意：“質”、“劑”有別——“質”，是買賣奴隸、牛馬所使用的較長的契券； “劑”，是買賣兵器，珍異等小件物品使用的較短契券；（2）“質”、“劑”由官府制作，并由“質人”專門管理。

2、借貸契約。西周的借貸契約稱為“傅別”-——為了保證債的履行，要求當事人訂立的契約；（1）“傅”，是把債的標的和雙方的權利義務等寫在契券上；

（2）“別”，是在簡札中間寫字，然后一分為二，雙方各執一半，札上的字為半文。

（二）婚姻制度

1、婚姻締結的三大原則：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的婚姻即屬非禮非法； 注意：

（1）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有一個；

（2）只有正妻所生的子女為嫡系，其他皆為庶出，在家庭關系中處于比較低的地位；

2、婚姻“六禮”——婚姻成立的必要條件：（1）納采：男家請媒人向女方提親；

（2）問名：女方答應議婚后男方請媒人問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廟以定兇吉；（3）納吉：卜得吉兆后即與女家定婚；（4）納征：男方送聘禮至女家，故又稱納幣；（5）請期：男方攜禮至女家商定婚期；

（6）親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婚姻最終成立。

3、婚姻關系的解除——“七出”（又稱“七去”）：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項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棄之：

——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其中：

（1）不順父母（公婆）是“逆德”；（2）無子是絕嗣不孝；（3）淫是亂族；（4）妒是亂家，（5）有惡疾不能共祭祖先；（6）口多言會離間親屬；（7）盜竊則是反義。

注意：夫家不能離異休棄的情形：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夫家既不能離異休棄——有所娶而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后富貴，不去。其中：

（1）“有歲娶而無歲歸”是指女子出嫁時有娘家可依，但休騎時已無本家親人可靠，若此時休妻則置女子與無家可歸之地，故不能休妻；

（2）“與更三年喪”是指女子入夫家后與丈夫一起為公婆守過三年孝，如此已盡子媳之道，不能休妻；

（3）“前貧賤后富貴”是指娶妻時貧賤，但以后變的富裕。按禮制夫妻應為一體。貧賤時娶之，富貴時休之，義不可取，故不能休妻。

——“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夫權專制的典型反映。西周婚煙立法的原則和制度多為后世法律歲繼承和采用，成為中國傳統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繼承制度：“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1）王位的繼承必須是妻所生長子，無論其賢與否；（2）如妻無子，則不得不立貴妾之子，不管其年齡如何。

注意：這種繼承主要是王、貴族政治身份的繼承，土地、財產的繼承是其次。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二）一、鑄刑書與鑄刑鼎——春秋中期后，在一些諸侯國中出現的打破舊傳統、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一）原因：隨著社會關系的變遷，傳統的法律體制越來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

1、不公開、不成文的法律體制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相沖突；

2、形式上保守，內容上陳舊，已不能適應社會變革的新形勢，無法滿足適應新的社會關系發展要求；

（二）具體活動

1、鑄刑書。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將法律條文鑄在象征諸侯權位的金屬鼎上，向全社會公布，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2、竹刑。鄧析是鄭國大夫，與子產同時代的思想活躍的人物。公元前530年，綜合當時鄧國內外的法律規范，編成刑書，刻在竹簡上，稱為“竹刑”。

注意：鄧析的“竹刑”屬私人著作，但在當時有很大影響。

3、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于鼎上，公之于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動。

（三）意義

1、對舊貴族操縱和使用法律的特權是嚴重的沖擊，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一次重大

勝利。

2、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舊傳統，明確了“法律分開”這一新興地主階級的立法原則，對于后世封建法制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二、《法經》與商鞅變法

（一）《法經》——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由戰國時期魏國李悝在總結春秋以來各國公布成文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

1、主要內容——共六篇：《盜法》，《賊法》，《網法》，《捕法》，《雜法》，《具法》。

其中：

（1）《盜法》、《賊法》——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產的法律規定；

——注意：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所以將此兩篇列為法典之首。

（2）《網法》（又稱《囚法》）——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

（3）《捕法》——追捕盜賊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規定；

（4）《雜法》——“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主要規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金禁等；

（5）《具法》——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法原則的規定，起著“具其加減”的作用，相當于近代刑法典中的總則部分；

總之，《法經》規定了各種主要罪名、刑罰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原則，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

2、基本特征：

（1）維護封建專制政權，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和奴隸制殘余；

（2）并且貫徹了法家“輕罪重刑”的法治理論；

（3）充分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與利益。

3、歷史地位

（1）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和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

（2）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從體例上看，《法經》六篇為秦漢直接繼承，成為秦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3）其主要內容大都為后世封建法典繼承與發展；

因此，無論從其歷史作用還是對后世的影響來看，《法經》都是中國法制史上一部為極為重要的法典。

（二）商鞅變法——公元前359年，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國實施變法改革，是戰國時期封建法制發展過程中又一次意義重大的法制改革。

1、商鞅的變法主張——運用法律手段達到建立強大封建政權的目的，把自己的思想主張與秦國“富國強兵”的要求結合起來；

2、基本情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過兩次；基本手段是法律、法令，貫徹到了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領域。

3、主要內容。

（1）改法為律，擴充法律內容，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使之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于一”的功能。

注意：“改法為律”，是在法律觀念上又一進步。

（2）頒布系列法令。

A：獎勵耕織——凡悉心耕織，多打糧食、多織布者，免除其勞役或奴隸身；自己追求末利、投機經商以及怠于農事而致窮困的人，則要將其子兒女一起沒收為官奴婢；

B：鼓勵發展小農經濟，擴大戶賦的來源——頒布《分戶令》；

C：獎勵軍功——頒布《軍爵律》，規定有軍功者按其功勞大小賜爵，設置了從公士到徹侯等二十一級爵位，凡斬敵首者按級晉爵，投降敵人及反叛國者處以重刑。

注意：運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終極目的。

（3）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的特權——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實行按軍功授爵，規定除國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貴族，沒有軍功即取消其爵祿和貴族身份；取消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強化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

（4）是全面貫徹法家“以法治國”和“明法重刑”的主張。

A——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全體臣民特別是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B——“輕罪重刑”。盡力貫徹重刑原則，加重量刑幅度，對輕罪也施以重刑；

C——不赦不宥。強調國家法律的嚴肅性，反對赦宥，凡有罪者皆應受罰；

D——鼓勵告奸。鼓勵臣民相互告發奸謀，規定“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

E——實行連坐，以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之間相互有告奸、舉盜的責任；

F——行軍事連坐、家庭連坐；

4、歷史意義

是一次極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這一時期其他諸侯國的改革。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三）一、秦代的罪名與刑罰

（一）罪名

1、危害皇權罪

（1）謀反——最嚴重的犯罪；

（2）操國事不道——操縱國家政務大權，發動政變以及其他倒行逆施的行為；

（3）其他——泄露皇帝行蹤、住所、言行機密；偶語詩書、以古代非今；誹謗、妖言；詛咒、妄言；非所宜言；投書，即投寄匿名信；不行君令等。

2、侵犯財產和人身罪

（1）侵犯財產方面——主要是“盜”，被列為重罰，按盜竊數額量刑；

A：一般意義上的盜

B：共盜、群盜

共盜——五人以上共同盜竊

群盜——聚眾反抗統治秩序，屬于危害皇權的重大政治犯罪。

（2）侵犯人身方面——主要是賊殺、傷人

注意：這里的“賊”與今義不同，而是荀子和西晉張斐所說的“害良日賊”、“無變斬擊謂之賊”，即殺死、傷害好人，以及在未發生變故的正常情況下殺人、傷人。此外，斗傷、斗傷、斗殺在秦代亦屬于侵犯人身罪。

3、瀆職罪

（1）官吏失職造成經濟損失的犯罪

（2）軍職罪

（3）司法官吏瀆職的犯罪

主要有：

①“見知不舉”罪

②“不直”罪和“縱囚”罪——前者指罪應重而故意輕叛，應輕而故意重判；后者指應當論罪而故意不論罪，以及設法減輕案情，故意使案犯達不到定罪標準，從而判其無罪

③“失刑”罪——指因過失而量刑不當（若系故意，則構成“不直”罪）

4、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1）違令賣灑罪——在《田律》中規定；

（2）逃避徭役——在《法律答問》中，包括“琢事”與“乏徭”；

“琢事”——已下達征發徭役命令而逃走不報到；

“乏徭”——到達服徭地點又逃走；

注意：《徭律》還規定，主管官吏征發徭役延的，也要加以處罰；

（3）逃避賦稅——為防止逃避口賦即人口稅，規定隱匿成年男子，以及申報廢、疾不實，里典、伍老要被處刑（《秦律雜抄》）；

4、破壞婚姻家庭秩序罪

（1）關于婚姻關系的，包括夫毆妻、夫通奸、妻私逃等等；

（2）關于家庭秩序的，包括擅殺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卑幼毆尊長、亂倫等等；

——注意：

（1）秦律禁止殺子，特別是禁止殺嗣子。秦律對家庭內部亂倫行為的懲罰同樣十分嚴厲——《法律答問》中說：“同母異父相與奸，何論？棄市”

（2）秦代法律所規定的罪名極為繁多，且尚無系統分類，更未形成較為科學的罪名體系。但大致而言，可以分為以上五類

（二）刑罰。主要包括8大類——笞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經濟刑、株連刑；

其中：前5類相當于現代的主刑，后3類相當于現代的附加刑。

注意：秦尚未形成完整的刑罰

1、笞刑——以竹、木板責打犯人背部的輕刑，針對輕微犯罪而設，或作為減刑后的刑罰；

2、徒刑——剝奪罪犯人身自由，強制其服勞役；

包括：

①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

②鬼薪、白粲，男犯祠祀鬼神伐薪，女犯為祠祀擇米，但實際勞役也決不止于為宗廟取薪擇米；

③隸臣妾，將罪犯及其家屬罰為官奴婢，男為隸臣，女為隸妾，其輕于鬼薪、白粲；

④司寇，即伺寇，意為伺察寇盜，其刑輕于隸臣妾；

⑤候，即發往邊地充當斥候，是最輕等級；

3、流放刑——包括遷刑和謫刑，將犯人遷往邊遠地區的刑罰，其中謫刑適用于犯罪的官吏，但兩者都比后世的流刑要輕。

4、肉刑——黥（或墨）、劓、刖（或斬趾）、宮等四種殘害肢體的刑罰，源于奴隸制時代，秦時沿用且十分廣泛；大多與城旦春等較重的徒刑使用；

5、死刑，主要有：

①棄市——殺之于市，與眾棄之；

②戮——先對犯人使用痛苦難堪的羞辱刑，然后斬殺；

③磔——裂其肝休而殺之；

④腰斬；

⑤車裂；

⑥阮，又作坑，即活埋；

⑦定殺——將患疾疫的罪人拋入水中或生埋處死；

⑧梟首——處死后懸其首級于木上；

⑨族刑——夷三族或滅三族；

⑩具五刑——《漢書·刑法志》所說：“當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6、羞辱刑，徒刑的附加刑

（1）“髡”——剃光犯人頭發和胡須、鬢毛；

（2）“耐”與“完”——一刑二稱，僅剃去胡須和鬢毛，而保留犯人的頭發；

注意：死刑中的“戮”刑也含有羞辱之意。

7、經濟刑——“貲”，對輕微罪適用的強制繳納定財物的刑罰，包括：

（1）純屬罰金性質的“貲甲”、“貲盾”；

（2）“貲戌”，即發往邊地作戌卒；

（3）“貲徭”，即罰服勞役。

注意：贖刑也可歸入這一范疇，但它不是獨立刑種，而是一種允許已被判刑的犯人用繳納一定金錢或服一定勞役來贖免刑罰的辦法。從“贖耐”、“贖黥”、“贖遷”，到“贖宮”、“贖死”，均可贖免。

8、株連刑——主要是族刑和“收”

收——亦稱收孥、籍家，就是在犯人判處某種刑罰是，還同時將其妻子，兒女等家屬沒收為官奴婢。

二、秦代的刑罰適用原則——秦統治經長期的司法實踐，總結前代的經驗，根據犯罪主體、客體、動機和后果以及其它因素所形成的一些刑罰適用原則

1． 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凡屬未成年犯罪，不負刑責任或減輕刑事處罰；以身高判成年定是否成年，約六尺五寸為成年身高標準，低于六尺五寸的為未成年。

2． 區分故意與過失的原則——故意誣告者，實行反坐，主觀上沒有故意的，按告不審從輕處理。

3． 盜竊按贓值定罪的原則——把贓值劃分為一百一十錢、二百二十錢與六百六十錢三等，依據不同等級的贓值，分別定罪。

4． 共犯罪與集團犯罪加重處罰的原則——在處罰侵犯財產罪上共犯罪較個體犯罪處罰從重，集團（5人以上）較一般犯罪處罰從重。

5． 累犯加重原則——本身已犯罪，再犯誣告他人罪，加重處罰，除耐為隸臣外，還要判處城旦苦役6年。

6． 教唆犯罪加重處罰的原則——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處罰。教唆未滿15歲的人搶劫殺人，雖分贓僅為十文錢，教唆者也要處以碎尸刑。

7． 自首減輕處罰的原則——凡攜帶所借公物外逃，主動自首者，不以盜竊論處，而以逃亡論處。如隸臣妾在服刑期間逃亡后又自首，只笞五十，補足期限。若犯罪后能主動消除犯罪后果，可以減免處罰。

8． 誣告反坐原則——故意捏造事實與罪名誣告他人，即構成誣告罪。誣告者實行反坐原則，即以被誣告人所受的處罰，反過來制裁誣告者。

三、漢代文帝、景帝廢肉刑

背景：（1）西漢建立后，重視總結秦亡教訓；

（2）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直接起因：——在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施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求將

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并指出肉刑制度繼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

1、刑制改革的內容

（1）把黥刑（黑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去發頸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

（2）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

以上改革具有重要意義，也有由輕重的現象——因笞刑數太多，使受刑之人難保活命。景帝繼位后，作進一步改革，重定律令：

（1）將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

（2）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

（3）頒布《笙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節，行刑不得換人；

2、刑制改革的意義——順應了歷史發展，為結束奴隸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罰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漢律的儒家化

1． 上請與恤刑。

（1）漢高祖劉邦七年下詔：“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通過請示皇帝給有罪貴族官僚某些優待；

（2）宣帝、平帝相繼續定上請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孫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請”優待。

（3）東漢時“上請”適用面越來越寬，遂成為官貴的一項普遍特權，從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適用。為官僚貴族犯罪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使他們免受應有的懲罰；

——以“為政以仁”相標榜，強調貫徹儒家矜老恤幼刑思想：

（1）年80歲以上的老人，8歲以下的幼童，以及懷孕未產婦女、老師、侏儒等，在有罪監禁期間，給予不戴刑具的優待

（2）老人幼童及連坐婦女，除犯大逆不道詔書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監禁

注意：給老幼以優待，以不危害統治階級的利益為限。

2． 親親得相首匿——漢宣帝時期確立，主張親屬間首謀藏匿犯罪可以有負刑事責任

（1）來源于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理論，對卑幼親屬首匿

尊長親屬的犯罪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

（2）尊長親屬首匿卑幼親屬，罪應處死的，可上請皇帝寬貸

注意：反映出漢律的儒家化，并且一直影響后世封建立法。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四）一、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制的發展變化

（一）法典結構與法律形式

1、《魏律》——鑒于漢代律令繁雜，魏明帝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稱為《魏律》或《曹魏律》）

（1）將《法經》中的“具律”改為“型名”置于律首；

（2）將“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3）進一步調整法典的結構與內容；

注意：此舉使中國封建法典在系統和科學上進了一大步。

2、《晉律》頒發行與張杜注律——西晉泰始三年，晉武帝詔頒《晉律》（又稱《秦始律），對漢魏法律繼續改革

（1）精減法律條文，行成20篇602條的格局

（2）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豐富了刑法總則的內容

（3）對刑律分則部分重新編排，向著“刑寬”、“禁簡”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注意：在《晉律》頒布的同時，律學家張斐杜預為之作注，總結了 歷代刑法理論與刑事立法經驗，經晉武帝批準頒行，與《晉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晉律》亦稱“張杜律”。

3、《北魏律》的制頒——吸收漢晉立法成果，采諸家法典之長，“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

4、《北齊律》的制定——全面總結歷代立法經驗，歷經十余年修成，共12篇

（1）將刑名與法例律合為名例律一篇，充實了刑法總則；

（2）精煉了刑法分則，使其成為11篇——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

注意：《北齊律》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起著承先啟后的作用，對封建后世的立法影響深遠。

5、法律形式的變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為用的立法格局

（1）科——起著補充與變通律、令的作用

（2）格——與令相同，起著補充律的作用（注意：它帶有刑事法律性質，不同于隋唐時期具有行政法律性質的格）

（3）比——比附或類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處理法律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

（4）式——公文程式。

（二）法典內容的變化——禮法結合進一步發展，禮、法更大程度上實現了融合1、“八議”入律與“官當”制度確立

（1）“八議”——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時，以《周禮》“八辟”為依據，正式規定了此制度，主要是對封建特權人物犯罪實行減免處罰的法律規定，包括：

A——議親（皇帝親戚）

B——議故（皇帝故舊）

C——議賢（有傳統德行與影響的人）

D——議能（有大才能）

E——議功（有大功勛）

F——議貴（貴族官僚）

G——議勤（為朝廷勤勞服務）

F——議賓（前代皇室宗親）

注意：從此此后，“八議”成為各代刑律的重要內容，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十惡之后即規定了八議制度。

（2）“官當”——允許官吏以官職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權制度，它正式出現在《北魏律》與《陳律》中

A——《北魏律·法例篇》規定：每一爵級抵當徒罪2年

B——南朝《陳律》規定更細，凡以官抵折徒刑，同贖刑結合使用。

注意：這表明當時封建特權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來源：學法網XueFa.com

2、“重罪十條”的產生——北齊在《北齊律》中首次規定的十種重罪的總稱，分別為：

（1）反逆（造反）；

（2）大逆（毀壞皇帝宗廟、山陵與宮殿）；

（3）判（判變）；

（4）降（投降）；

（5）惡逆（毆打謀殺尊親屬）；

（6）不道（兇殘殺人）；

（7）不敬（盜用皇室器物及對皇帝不尊重）；

（8）不孝（不待奉父母，不按禮制服喪）；

（9）不義（殺本府長官與授業老師）；

（10）內亂（親屬間的亂倫行為）；

——《北齊律》規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注意：把“重罪十條”置于律首，作為嚴厲打擊的對象，增加了法律的威懾力量。

3、刑罰制度改革

（1）規定絞、斬等死刑制度

（2）規定流刑——死刑的一種寬貸措施，分5等，每等以500里為基數，以距都城2500里為第一等，至4500里為限，同時還要施加鞭刑；

（3）規定鞭刑與杖刑——改革以往五刑制度，增加鞭刑與杖刑（后北齊、北周相繼采用）；

（4）廢除宮刑制度——北朝與南朝相繼宣布廢除宮刑，自此結束了使用宮刑的歷史。

4、“準五服制罪”的確立——《晉律》與《北齊律》中相繼確立的制度。以喪服為標志，區分親屬的范圍和等級

——按服制依親屬遠近關系分為五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1）確定繼承與贍養等權利義務關系；

（2）親屬相犯時確定刑罰輕重的依據——斬衰親服制最高，尊長犯卑幼減免處罰，卑幼犯尊長加重處罰。袒免親為服外遠親，尊長犯卑幼處罰相對從重，卑幼犯尊長處罰相對從輕。

注意：依五服制罪成為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影響廣泛，直到明清。

5、死刑復奏制度——奏皇帝批準執行死刑判的制度，北魏太武帝時正式確立，為唐代的列刑三復奏，打下了基礎。既加強了皇帝對司法審判的控制，又體現了皇帝對民眾的體恤。

三、西周至秦漢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1、從司寇、廷尉到大理寺。

（1）西周時期的司冠——最高裁判者：周天子

A——中央設大司寇，負責實施法律法令，輔佐周王行使司法權

B——大司寇下設小司寇，輔佐大司寇審理具體案件

C——大、小司寇下設專門的司法屬吏

D——基層設有士師、鄉士、遂士等負責處理具體司法事宜。

（2）秦漢時期的廷尉——最高審判權掌握者：皇帝

A——廷尉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審理全國案件；

B——郡守為地方行政長官也是當地司法長官，負責全郡案件審理，C——縣令兼理本縣司法，負責全縣審判工作；

D——基層設鄉里組織，負責本地治安與調解工作。

（3）北齊的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進一步提高尚書臺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與“二千石曹”執掌司法審判，同時掌囚帳，為隋唐時期刑部尚書執掌審判復核提供了前提）。

2、御史制度

（1）秦代御史大夫與監察御史，對全國進行法律監督

（2）漢代時期御史大夫（西漢）、御史中丞（東漢），負責法律監督；

（3）西漢武帝以后設立司隸校尉，監督中央百官與京師地方司法官吏；刺史，專司各地行政與法律監督之職；

（4）魏晉以降，為抑制割據勢力，御史監督職能有明顯加強——晉以御史臺主監察，權能極廣，受命于皇帝，有權糾舉一切不法行為。

（二）訴訟制度

1、獄訟、“五聽”、“五過”、“三刺”與公室告。

（1）西周時期的“獄”與“訟”——民事案件稱為“訟”，刑事案件稱為“獄”，審理民事案件稱為“聽訟”，審理刑事案件叫做“斷獄”；

（2）西周時期的“五聽”、“五過”與“三刺”制度。

①“五聽”——指判案時判斷當事人陳述真偽的五種方式，具體內容：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通過觀察當事人的言語表達、面部表情、呼吸、聽覺、眼睛與視覺確定其陳述真假；

②“五過”——西周有關法官責任的法律規定，具體內容：惟官，畏權勢而枉法；惟反，抱私怨而枉法；惟內，為親屬裙帶而徇私；惟貨，貪贓受賄而枉法；惟來，受私人請托而枉法。凡以次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③“三刺”制度——西周時凡遇重大疑難案件，應先交群臣討論，群臣不能決斷時，再交官吏們討論，還不能決斷的，叫給所有國人商討決定。

（3）秦律中的“公室告”與“公室告”

A——把殺傷人、偷盜等危害封建統治的犯罪，列為嚴懲對象，稱為“公室告”，官府對此必須受理。

B——把“子盜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等引起的訴訟，稱為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子女強行告訴的，還要給予處罰。

3、春秋決獄與秋冬行刑。

（1）漢代的《春秋》決獄——依據儒家經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則審判案件，而不是僅僅依據漢律審案。其要旨：

——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強調審斷時應重視行為人在案情中的主觀動機，在著重考察動機的同時，還要依據事實，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來源：學法網XueFa.com

（2）漢代的“秋冬行刑”——根據“天人感應”理論，規定春、夏不得執行死刑

——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唐律規定“立春后不決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審”制度亦溯源于此。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五）唐律與中華法系

（一）《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唐高祖李淵奏上《武德律》——唐代首部法典；

（2）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此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稱為《貞觀律》；

兩者均為12篇500條。《貞觀律》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基本上確定了唐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

2、《永徽律疏》（《唐律疏議》）的頒行

（1）高宗永徽二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奏上新撰律12卷，是為《永徽律》；

（2）鑒于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情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師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撰《律疏》30卷，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

（3）至元代后，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日”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

注意：由于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因此其作用至重。

3、《永徽律疏》的歷史地位：

（1）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

（2）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征，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后世幾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3）是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惡——隋唐以后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

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淵源于北齊律的“重罪十條”

（1）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

（2）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

2、具體內容：

（1）謀反：謂謀危社稷，指謀害皇帝危害國家的行為；

（2）謀大逆：指圖謀破壞國家宗廟、皇帝陵寢以及宮殿的行為；

（3）謀判：謂背國從偽，指背叛本朝、投奔敵國的行為；

（4）惡逆：指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等尊親屬的行為。

（5）不道：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為。

（6）大不敬：指盜竊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偽造或盜竊皇帝印璽、調節器配御藥誤違原方、御膳誤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無人臣之禮等損害皇帝尊嚴的行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經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門戶、分異財產，對祖父母、父母供養缺，為父母尊長服喪不如禮等不孝行為；

（8）不睦：指謀殺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等行為；

（9）不義：指殺本管上司、受業師及夫喪違禮的行為；

（10）內亂：指奸小功以上親屬等亂倫行為。

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其一、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

其二、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

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了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

（三）六殺、六贓與保辜

1、六殺——（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謂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

（1）“謀殺”指預謀殺人；

（2）“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

（3）“斗殺”指在斗毆中出于激憤失手將人殺死；

（4）“誤殺”指由于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

（5）“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于過失殺人；

（6）“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

——基于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

（1）謀殺人，一般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于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

（2）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

（3）誤殺、斗殺，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4）戲殺則減斗罪二等處罰；

（5）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

注意：“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2、六贓——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具體包括以下罪名：

（1）“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的行為；

（2）“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擔未枉法裁判行為；

（3）“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

（4）“強盜”——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

（5）“竊盜”——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

（6）“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授受財物的行為。

注意：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后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

3、保辜——指對傷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

注意：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

（四）五刑與刑罰原則

1、唐律中的五刑——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語三年，以半年為等差；

（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嶄、絞二等。

2、唐律中的刑罰原則。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公罪從輕，私罪從重

A——公罪：是指在執行公務中，由于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處罰從輕；

B——私罪，包括兩種：

其一是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強奸等；

其二是利用職權，徇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

注意：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1年徒刑。

（2）自首原則

A——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

（注意：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對自新采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

B——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后果危害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

C——規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贓物必須按法律規定如數償還；

D——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

注意：《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于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E——其他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重罪 ；審問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死罪。

注意：出于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影響到了后世。

（3）類推原則——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

注意：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4）化外人原則——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

（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

1、“禮法合一”——承襲和發展以往禮法并用的統治方法，使得法律統治“一準乎禮”，真正實現了禮與法的統一；

2、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立法科條簡要，寬簡適中；

3、立法技術完善——在立法技術上表現出高超的水平；

——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對宋元明清產生了深刻影響。

——唐律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日本的《大寶律令》；越南的《刑書》。

注意：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六）宋元時期的法律

（一）《宋刑統》與編敕

1、《宋刑統》——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全稱《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

（1）編纂體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時頒行的《大中刑律統類》；

（2）和《唐律疏議》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

A——與《唐》的篇目、內容大體相同

B——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

C——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

D——刪去《唐律疏議》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如將“大不敬”的“敬”字改為“恭”等。

2、編敕

敕——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效力往往高于律，成為斷案的依據；

（注意：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過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法律效力。）

編敕——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式的一種立法過程，是宋代一項重要和頻繁的立法活動。其特點是：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編敕一般依律的體例分類，但獨立于《宋刑統》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關于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所謂“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

（二）刑罰的變化

1、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規定：處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

2、配役——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后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3、凌遲——死刑的一種，始于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后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三）契約與婚姻法規

1、契約立法。

（1）債的發生——所生之債占多數，還有其他形式引發的債權，在買賣之債的發生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

（2）買賣契約——分為絕賣、活賣與賒賣三種

A——絕賣：一般買賣

B——活賣：附條件的買賣，當所附條件完成，買賣才算最終成立

C——賒賣：采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法，而后收取出賣的價金

注意：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

有效。

（3）租賃契約——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借”；——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

（4）租佃契約——地主與佃農簽定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與每年10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5）典賣契約（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賭權的一種交易方式

（6）借貸契約——因襲唐制，對借與貸做了區分

借——指使用借貸

貸——指消費借貸：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并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

2、婚姻法規

（1）“男年十八，女年十三以上，并聽婚嫁。”

（2）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并不禁止

（3）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于所統屬官亦同

（注意：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4）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

（四）戶絕與繼承——有較大靈活性

1、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權；

2、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

注意：南宋又規定了絕戶繼承的辦法：

（1）“立繼”——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

（2）“命繼”——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

（五）四等人——元代法律的主要特點：以法律維護民族間的不平等

1、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

2、定罪量刑的差別：

（1）宗室及蒙古人的案件，中央大宗正府專門負責

（2）漢人、南人訴案歸刑部，審判機關的正官由蒙古人擔任

（3）蒙古人與漢人犯罪同罪異罰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七）明清時期的法律

（一）律例與大誥、會典

1、明律與明大誥

（1）《大明律》——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頒布天下的法典

A：特點：一改傳統刑律體例，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其律文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

B：歷史地位：為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

C：其制定經過了四個階段：吳元年草創——洪武六年詳定——洪武二十二年更定——洪武三十年完成①吳元年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文按唐律取舍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

②洪武六年詳定，仿唐律12篇體例，經朱元璋“親加裁酌”后頒布；

（特點：名例律置于最后，內容繁于唐律。）

③洪武二十二年更定，以后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編纂體例，按六部改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

（特點：法典結構至此一變，基本條款仍同唐律，但“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立法技術也更為精細，體例更趨完備、科學。）

——注意：以后又將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誥》，選出147條附于律后

④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2）《明大誥》——明初的一種特別刑事法規，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時，為防止“法外遺奸”，手訂的四編《大誥》，集中體現了他“重典治世”的思想。

A——大誥：原為周公東征殷民時對臣民的訓誡；

B——明大誥：明太祖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加以整理匯編，并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

特點：

①對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

②濫用法外之刑——如族誅、瘃首、斷手、斬趾等等，都是漢律以來久不載于法令的酷刑；

③“重典治吏”，其中大多數條文專為懲治貪官污吏而定，以此強化統治效能。

注意：大誥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明太祖死后，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

2、清代律例的編撰。

（1）《大清律例》：于乾隆元年開始制定。乾隆即位之初，命律令總裁官對原有

律例進行逐條考證，重加編輯，于乾隆五年完成，頒行天下。

——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中國傳統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漢唐以來確立的封建法律的基本精神、主要制度，在此都得到充分體現

（2）清代的例——條例、則例、事例、成例

條例——專指刑事單行法規，是由刑部或其他行政部門就一些相似的案例先提出一項立法建議，經皇帝批準后成為一項事例，指導類似案件的審理判決；

則例——某一行政部門或某項專門事務方面的單行法規匯編。它是針對政府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

事例——皇帝就某項事物發布的“上諭”或經皇帝批準的政府部門提出的建議，一般不自動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效力，但可以作為處理該事務的指導原則。

成例（“定例”）——經過整理編訂的事例，是一項單行法規。

3、明清會典。

（1）《大明法典》：行政法典，起著調整國家行政法律關系的作用。

（2）《大清會典》與清代行政法：仿效《明會典》編定，記述各朝主要國家機關的職掌、事例、活動規則與有關制度。計有康煦、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部會典，合稱“五朝會典”，統稱《大清會典》。

（二）罪名、刑罰與刑罰原則

1、奸黨罪與充軍罪。

（1）“奸黨”罪的創設。朱元璋洪武年間創設，用以懲辦官吏結黨危害皇權統治的犯罪。

（注意：“奸黨”罪無確定內容，實際是為皇帝任意殺戮功臣宿將提供合法依據。）

（2）在流刑外增加充軍刑，即強迫犯人到邊遠地區服苦役

2、從重從新與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原則。

（1）實行刑罰從重從新原則

（2）“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原則：對于賊盜及有關錢糧等事，不分情節，一律處以重刑且擴大株連范圍；對于“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從輕處罰.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八）唐宋至明清時期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1、唐宋時期的司法機關：唐沿襲隋制，宋沿唐制，在皇帝以下（中央）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臺，分掌中央司法審判職權。

（1）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下副長官，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準，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與審刑院

唐代——以尚書、待朗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刑部有權參與重大復核權。并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宋代——負責大理寺詳斷的全國死刑已決案件的復核及官員敘復、昭雪等事。

注意：神宗后，刑部分設左右曹，左曹負責死刑案件復核，右曹負責官吏犯罪案件的審核。其職能有所擴大，處理有關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等事。

——宋審刑院是太祖時為加強對中央司法機關的控制設立的，使大理寺降為慎刑機關，地方上報案件必先送審刑院備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復審，再經審刑院詳議，交由皇帝裁決。神宗時裁撤，恢復刑部與大理寺的原有職能。

（3）御史臺。御史臺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臺、殿、察三院，是中央監察機構，皇帝的“耳目之司”。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并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分設臺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

臺院——御史臺的基本組成部分，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會的重大案件；

殿院——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并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

察院——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

（4）唐代的“三司推事”——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待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

（5）地方司法機關，唐代地方司法機關由行政長官兼理，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

2、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臺體系。

（1）明代刑部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主要負責：一是審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審核地方上報的重案（死刑應交大理寺復核）；四是處理地方上訴案及秋審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與律例修訂事宜；

——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審機關；

（2）明代大理寺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

依清律規定，大理寺的主要職責是復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獄，同時參與秋審、熱審等會審，如發現刑部定罪量刑有誤，可提出封駁；

（3）明代都查院掌糾察--糾察百司，司法活動僅限于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并無監督法律執行的原則；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國最高監察機關；

注意：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

（4）地方司法機關。明朝地方司法機關分為省、府（直隸州）、縣三級，沿宋制，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清朝，地方司法分州縣、府省按察司、總督（及巡撫）四級，其中州或縣為第一審級，有權決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報；

3、管轄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了唐律“以輕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則，實行被告原則和軍民分訴轄制；

4、延杖與廠衛。

（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

（2）“廠”、“衛”特務司法機關--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和一大弊政。

“廠”--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

“衛”--皇帝任命親信“提督”廠衛干預司法

注意：到明后期，廠衛特務多達十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

（二）訴訟制度

1、刑訊與仇嫌回避原則

（1）刑訊的條件與證據

唐——拷訊之前，必須先先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后反復查驗證據，未經法定程序，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經拷訊拒不認罪的，可根據證據定罪；

（2）刑訊的方法

A——必須符合標準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其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

B——拷囚數額的限制（三次、20天、200）

C——反拷、查明誣告

（3）禁止使用刑訊的兩類人：特權身份之人、老幼廢疾之人；

（4）《唐六律》：第一次以法典形式肯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

2、宋代的翻異別勘制度與證據勘驗制度——訴訟中，人犯否認口供、事關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別一司法機關重審

3、明清時期的會審制度

（1）明代：九卿會審、朝審、大審

（2）清代：

A、秋審：最重要的死刑復審制度

B、朝審：對刑部判決的重案及京師附近絞、斬監侯案件進行的復審，其審判組織、方式與秋審大體相同，每年霜降后十日舉行

——經過秋審和朝審后，分四種情況：

情實——奏請執行；

案情屬實、危害不大——減為流放、或充軍、或再押監侯；

可矜——免于死刑，減為徒、流刑；

留養承嗣——案情屬實、罪名恰當、但有親老丁單情形，合乎留養條件者按留養奏請皇帝裁決；

C、熱審：對發生在京師的苔杖刑案件進行重審的制度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九）一、清末“預備立憲”

（一）清末變法修律--鴉片戰爭以后，在內外各種壓力之下，于20世紀初對原有法律制度進行的不同程度的改革

主要特點：

1、指導思想--自始至終貫穿“仿效外國資本主義法律形式，固守中國封建法制傳統”的方針；

2、內容--封建專制主義傳統與西方資本主義法學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

（1）堅行君主專制體制及封建倫理綱常；

（2）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論、原則、制度和法律術語；

3、改變“諸法合體”形式，明確實體法、程序法之間的差別，形成了近代法律體系的雛形；

4、即不能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也沒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二）清末變法修律的主要影響

1、標志著中華法系開始解體

2、為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3、引進、傳播、全面系統地介紹西方近代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普及近代法律知識，促進法治觀念；

--注意：清末變法修律活動在主觀上講是一種被動的、被迫進行的立法活動，本身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觀上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欽定憲法大綱》與“十九信條”

1、“預備立憲”主要活動：新政--仿行憲政（赴日本考察，設考察政治館，后改為憲政編查館）--預備立憲--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各省設立諮議局--成立資政院--發布《重大信條十九條》

注意：最重要的活動：諮議局與資政院的設立，《欽定憲法大綱》和《重大信條十九條》的頒布

2、《欽定憲法大綱》

（1）性質：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文件；

（2）結構：正文--“君主大權”；附錄--臣民權利義務：（3）特點：皇帝專權，人民無權；

（4）實質：確認君主絕對權力，體現滿族貴族維護專制統治的意志及愿望；

3、“十九信條”

（1）武昌起義后清政府拋出的又一個憲法性文件（2）背景：迫于武昌革命風暴

（3）內容：形式上縮小了皇帝的權力，相對擴大了議會和總理的權力，仍然強調皇權至上，對人民權利只字未提；

（四）諮議局與資政院

1、諮議局

（1）“預備立憲”時期設立的地方咨詢機關；

（2）實質：各省巡撫的附屬機構；

（3）宗旨--指陳通省利弊，籌計地方治安；

2、資政院

（1）“預備立憲”時期設立的中央咨詢機關；

（2）御用機構，與現代社會的國家議會有根本的不同；

（3）一切決議須報請皇帝定奪，皇帝有權諭令停會或解散及指定欽選議員；

二、清末主要修律內容

（一）《大清現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

1、《大清現行刑律》

（1）公布的原因及過程：在《大清律例》的基礎上稍加修改，作為《大清新刑律》完成前的過渡性法典；

（2）主要內容及變化：

A--改律名為“刑律”；

B--取消六律總目；

C--對純屬民事性質的條款不再科刑；

D--廢除了一些殘酷的刑罰手段（如凌遲）；

E--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如妨害國交罪等）

注意：它不是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刑法典。

2、《大清新刑律》

（1）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刑法典，但仍保持著維護專制制度和封建倫理的

傳統；

（2）制定中曾引發了禮教派的攻擊和爭議，結構上分總則、分則兩篇；（3）主要內容及發展變化：

專屬刑法范疇的條文；

總則、分則； 主刑、從刑；

近代刑法原則和制度（罪刑法定、緩刑制度）

（二）《大清商律草案》與《大清民律草案》

1、清末的商事立法--兩個階段

（1）第一階段（1903-1907）：主要由新設立的商部負責，第一部商律：《欽定大清商律》；

（2）第二階段（1907-1911）：主要商事法典由修訂法律館主持起草，單行法規仍由各有關機關擬訂，經憲政編查館和資政院審議后請旨頒行。1911年：《大清商律草案》；

2、《大清民律草案》——主持修訂：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

（1）結構：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其中：

A——總則、債、物權三編由松岡正義等仿照德國、日民法典的體例和內容草擬而成，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民法理論、制度和原則；

B——親屬、繼承兩編由修訂法律館會同保守的禮學館起草，其制度、風格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保留了許多封建法的精神；

（2）編輯之旨——（俞廉三：奏進民律前三編草案折）

A：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則； B：原本后出最精確之法理；

C：求最適于中國民情之法則； D：期于改進上最有利益之法則。

——注意：基本思路仍沒有超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格局。

（三）訴訟法律與法院編制法

1、《大清刑事訴訟律案》六編與《大清民事訴訟律案》四編：沈家本在《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遭否決后起草，仿照德國訴訟法而成；

2、《大理院編制法》：配合官制改革，關于大理院和京師審判組織的單行法規；

3、《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審級、管轄、審判制度，過渡性法典；

4、《法院編制法》：仿效日本制定，吸收了公開審判等原則； 中國法制史復習筆記

（十）一、清末司法體制的變化

（一）司法體制的變革與四級三審制——對舊的訴訟體制和審判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

1． 改刑部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刑政事務；改大理寺為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實行審檢合署。

2． 實行四級三審制。確立一系列近代意義上的訴訟制度，實行四級三審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證據.保釋制度；審判制度社會實行公開.回避等制度。

初步規定了法官及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改良監獄及獄政管理制度。

（二）領事裁判權與審判和會審公廨

1． 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即“治外法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只由該國的領事或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其本國法律裁判。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1834年7月22日，香港）；《虎門條約》；其他條的擴充

（1）內容：

A——中國人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間的訴訟：依被告原則；

B——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之間的訴訟：由所屬國審理；

C——不同國家的僑民之間的訴訟：適用被告主義原則：

D——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與非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之間的爭訟：前者是被告則適用于被告主義原則，后者是被告，則由中國法院管轄。

（2）審理機構：

A一審——由在華領事法院或法庭審理；

B：二審上訴案件——由各國建立的上 訴法院審理；

C：終審案件——由本國最高審判機關受理。

（3）后果：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

2． 觀審制度——強行干預中國審判的制度：即外國人是被告的案件，其所屬國領事官員也有權前往觀審，如認為審判.判決有不妥之處，可以提出新證據等。

注意：這種制度是原有領事裁判權擴充。

3． 會審公廨。1864年清廷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的特殊審判機關。

A——凡涉及外國人案件，必須有領事官員參加會審；

B——凡中國人內與外國人訴公案，由本國領事裁判或陪審，甚至租界內純屬中國人之間的訴工也由外國領事審判并操縱判決。

注意：這是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擴充和延伸。

四、民國時期的憲法

（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國歷史上最初的資產階級憲法性文件；具有中華民國臨時憲法的性質，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意志，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革命性、民主性

1．內容、特點及意義：

（1）辛亥革命的產物，以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學說為指導思想，使民權主義所 確立的政治方案和原則通過法律的形式進一步具體化。

（2）確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制度，更廣泛的宣傳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思想。

（3）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和組織原則，依照三權分立原則，采用責任內閣制，規定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和國務院行使行政權力，參議院是立法機關，法院是司法機關，并規定了其他相應的組織與制度。

（4）體現了資產階級憲法中一般民主 自由原則，規定了人民享有人身、財產、居住、信教等項自由和選舉、被選舉、考試、請愿、訴公等權力；

（5）確認了保護私有財產的原則；

——主要特點：設定條款，對袁世凱加以限制和 防范；

（1）在國家政權體制問題上，改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以限制袁世凱的權力。

（2）在權力關系規定上，擴大參議院的權力以抗衡袁世凱；

（參議院擁有立法權，對總統決定重大時間的同意權和對總統、副總統彈劾權；臨時大總統對參議院決事項咨院復議時，如有2/3參議員仍堅持原議，大總統必須公布施行。）

（3）規定特別修改程序以制約袁世凱；

（約法的增修修改，須由參議院議員2/3以上或臨時大總統之提議，經參議員4/5以上之出席，出席議員3/4以上之通過方可進行。）

2、意義：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憲法文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否定了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

（二）“天壇憲草”與“袁記約法”

1、“天壇憲法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北洋政府時期的第一部憲法法草案。采用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憲法原則，確認民主共和制度。體現了國民黨通過制憲限制袁世凱權力的意圖；

（肯定上了責任內閣制；規定國會對總統使重大權力的牽制權；限總統任期限--這些規定使袁世凱解散國會，使“天壇憲草”遂成廢紙。）

2、“袁記約法”：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

--與《臨時約法》有根本性差別：

（1）徹底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代之經個人獨裁；

（2）用總統獨裁否定了責任內閣制；

（3）用有名無實的立法院取消了國會制；

（4）為限制、否定《臨時約法》規定的人民基本權利提供了憲法根據。

注意：它是對《臨時約法》的反動，是軍閥專制全面確立的標志。

（三）“賄選憲法”：北洋政府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國近代史上首部正式頌行的憲法。特點：

1、用漂亮的詞藻和虛偽的民主形式掩蓋軍閥專制的本質；

2、為平衡各派大小軍閥的關系，鞏固中央大權，對“國權”和“地方制度”作了專門規定。

（四）《中華民國憲法（1947）》

1、南京國民政府立法特點--法律制度的“二重性”：

（1）內容：繼受法與固有法的混合；

A--大量采用、引進、吸收西方近代經來的法律學說、法律原則與法律制度，以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為基本藍本，并采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一些內容；

B--繼續保持、廷續了中國傳統的封建法律制度的一些特性。

（2）立法：普通法與特別法并存，而且特別法優于普通法，數量亦多于普通法；

在法律的制定與適用上采用“雙重標準”：

A--用基本的普通法作為“常態”法律，規范普通、正常的法律關系；

來源：學法網XueFa.com

B--制定大量針對特定對象、在特定時空適用的特別法，超出普通法的限制，加強對危害其統治行為鎮壓；

（注意：特別的法優于普通法這一特征在國民政府法律體系中表現的極為明顯。）

（3）立法與司法：表面上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體現了一些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卻完全是赤裸裸的野蠻、專制；立法與司法的脫節；

2、《中華民國憲法》的結構特點：

（1）條文：總則、人民之權利義務、國民大會、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地方制度、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基本國策和憲法之施行及修改；

（2）基本精神：與《訓政時期約法》和“五五憲草”一脈相承；

注意：礙于政協通過的“憲法修改原則”12條的重大影響，即實行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司法獨立、保護人民權利等，又不得不在具體條文上有所變動。

3、《中華民國憲法》內容的主要特點：

（1）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實際上的個人獨裁。即人民無權，獨夫集權；

（1948年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這一特點更形具體和法律化。）

（2）政權體制不倫不類。既非國會制、內閣制，又非總統制。實際上用不完全責任內閣制與實質的總統制的矛盾條文，掩蓋總統即蔣介石的個人專制統治的本質；

（3）羅列人民各項民主自由權利，比以往任何憲法性文件都充分；但《維持社會秩序的臨時辦法》、《戒嚴法》、《緊急治罪法》等，又把憲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條款加以具體切實的否定。

（4）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名，行保護封建剝削、加強官僚壟斷經濟之實。

第四篇：暨南大學中國法制史復習范文

一、夏商西周時期

1、簡述夏商的王位繼承制度。

在古代，政治身份的繼承意義遠遠超過財產的繼承。在夏商，王位繼承制度是兄終弟接與父死子繼并行。即，兄死后，其王位和財產由其弟繼承；若無弟，則傳給其子。商代末期，父死子繼基本上代替了兄終弟及，但也出現了嫡長子繼承的現象。這一制度影響西周嫡長子繼承制的形成。

2、簡述西周時期的禮的主要內容。

在西周時期，周禮實際上對社會起著一種法律的調節作用，完全具備法的性質。西周的“禮”大體上可以分為精神原則和禮儀形式兩個方面：

作為抽象的精神原則，“宗”、“孝”、“節”、“義”、“仁”、“恕”等都是“禮”的基本內容。

從精神原則上看，“禮”的核心在于“親親”和“尊尊”，強調等級、名份差別；從具體的禮儀形式上看，“禮”通常有“五禮”、“六禮”、和“九禮”之說。“五禮”是指吉、嘉、賓、軍、兇等五個方面的禮儀；“六禮”是指冠、婚、喪、祭、鄉飲酒、相見等六個方面的禮儀。

3、簡述西周時期“五刑”制度及“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

西周時期的“五刑”制度沿襲了夏、商以來的主要內容。所謂“五刑”，即墨刑、劓刑、剕刑、宮刑、大辟這五種刑罰。前四者為肉刑，大辟為死刑。墨刑，指的是在罪人面部或額頭刺字并染上墨，作為受刑人的標志；劓刑，指割去受刑人的鼻子；剕刑，指砍去受刑人的腳；宮刑，指破壞受刑人的生殖器；大辟，指死刑。五刑由輕至重，構成了中國早期比較完備的刑罰體系。

“明德慎罰”是西周統治者的法律主張。所謂“明德”，指主張崇尚德治，提倡德教；所謂“慎罰”，指主張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要審慎、寬緩。明德慎罰的觀點實際上是強調教化與刑罰相結合。西周統治者以此觀點作為處理立法和司法事務的指導理論。

4、簡述《呂刑》的主要內容。《呂刑》也成為《甫刑》，是西周時期呂侯所作。其主要內容是：記錄了“五刑”、“五罰”、“五過”的有關內容。所謂“五刑”，即墨刑、劓刑、剕刑、宮刑、大辟這五種刑罰。前四者為肉刑，大辟為死刑。《呂刑》關于“五刑”的規定很多，達三千多條。“五罰”即贖刑。如以“五刑”定罪量刑有疑問時，就罰罪犯出銅贖刑。“五過”，即赦免，以“五罰”懲處仍有疑問者，又是過失犯罪，因此可以赦免。

5、簡述西周時期的禮刑關系。

禮和刑是西周法的兩個基本方面。從宏觀上看，西周時期的“禮”與西周時期的“刑”都是當時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規則。兩者相互相成，互為表里，共同構成了西周社會完整的社會法律體系。其中，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是積極的、主動的典范，是禁止惡于未然的預防；“刑”是消極的處罰，是罰惡于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說，“禮”總是從正面主動地提出要求，其功能重在“教化”；“刑”相對處于被動狀態，對一切違背“禮”的行為進行刑法處罰。凡是“禮”所禁止的行為，亦必然為“刑”所不容。所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6、論述西周時期的法律思想及其歷史意義。

西周時期主要的法律思想表現在“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罰”兩個方面。

“以德配天”說是西周君權神授說的具體表現。西周統治者繼承和發展了商代的神權法思想，認為“天”或“上帝”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屬于誰，要看誰能擁有使人民歸順的“德”。

“明德慎罰”是西周統治者的法律主張。所謂“明德”，指主張崇尚德治，提倡德教；所謂“慎罰”，指主張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要審慎、寬緩。明德慎罰的觀點實際上是強調教化與刑罰相結合。西周統治者以此觀點作為處理立法和司法事務的指導理論。

其歷史意義表現在：“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影響深遠。它不僅在西周各種具體法律制度以及宏觀法制特色的形成、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直接的指導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之中，被后世各朝統治者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則和正統標本。西漢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主張被儒家學派發揮成“德主刑輔，禮刑并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針，成為中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一種法律觀念。

二、春秋戰國

1、簡述李悝及其《法經》。

李悝，魏國人，是法家學派的鼻祖。公元前五世紀，魏文侯重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改革。李悝在總結春秋以來各國公布的成文法經驗的基礎上，結合魏國的情況制定了《法經》。《法經》共有六篇，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簡述鄧析及其《竹刑》。

鄧析是春秋時期鄭國的大夫，是一位與子產同時代的思想政治人物。他曾在鄭國辦私學傳授法律知識，并經常幫助他人進行訴訟。公元前530年，鄧析綜合國內外的法律規范，編成刑書，刻在竹簡上，史稱“竹刑”。后來鄧析因政治紛爭而被當政者殺害，但“竹刑”在社會流轉后最終被官方接受，成為鄭國的正式法律。

3、簡述《法經》的結構、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

結構：《法經》共有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李悝將《盜法》、《賊法》立于篇首，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從整體上看，《法經》是一部“諸法合一”而以刑為主的法典。

主要內容：《盜法》是涉及公私財產受到侵犯的法律；《賊法》是有關危及政權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則和原則的法律，相當于現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于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歷史地位：首先，《法經》是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其次，《法經》的立法技巧已經走向成熟，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后世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體例上看，《法經》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魏晉以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帥，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在內容上，《法經》六篇的主要內容大都為后世封建法典所繼承。

4、論述春秋時期公布成文法活動的情況及其歷史意義。

春秋時期的法制變革，主要體現在公布成文法活動方面。是中國法律史上一次劃時代的變革。其中最著名的是鄭國的“鑄刑書”、鄭國鄧析的“竹刑”和晉國的“鑄刑鼎”等事件。

（1）鄭國的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向全社會公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史稱“鑄刑書”。

（2）鄭國的鄧析綜合了國內外的法律規范，編成刑書刻在竹簡上，史稱“竹刑”。竹刑流傳社會后最終被官方接受，成為鄭國的正式法律。

（3）晉國的趙鞅將刑書刻在鼎上，公布了晉國的成文法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正

式公布成文法活動，史稱“鑄刑鼎”。

春秋時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動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第一，公布成文法活動是對奴隸制法律觀念、法律制度以及傳統社會秩序的一種否定；第二，公布成文法活動客觀上為封建政治經濟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第三，成文法的公布，標志著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進步；第四，春秋時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動，為戰國時期及以后的封建成文法的發展與完善積累了經驗，并標志著以封建社會關系為內容的成文法律體系開始走向中國法律的歷史舞臺。

三、秦朝

1、簡述秦律的“公告室”及“非公告室”的規定。

“公告室”及“非公告室”的劃分是秦代的兩種訴訟形式。秦代的訴訟形式已有明確的劃分，依據訴訟主體的地位，一般可以分成兩種：一是官吏代表官府對罪犯提起公訴，相當于今天的公訴；二是當事人直接對罪犯起訴，相當于今天的自訴。所謂“公告室”及“非公告室”的劃分，是指秦朝根據告訴狀的不同，把犯罪分為“公告室”和“非公告室”犯罪兩類。“公告室”是指“賊殺傷、盜他人”等危害國家、社會利益的犯罪。對于此類犯罪，任何人都有權力和義務向官府告發；所謂“非公告室”是指家庭內部的侵害行為，凡是犯“非公告室”的犯罪，受害者本人無權提出控告，官府也不受理。

四、漢朝

1、簡述漢代的主要法律形式。

兩漢時期，主要的法律形式有律、令、科、比等。

（1）律。自商鞅改法為律后，刑律一直為秦漢時最基本的法律形式。（2）令。是皇帝針對特定事件特定對象臨時發布的詔令。（3）科。是一種針對特定犯罪而設的單行的刑事條例。

（4）比。又稱決事比。是漢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與近代的類推相似。

2、簡述文景帝刑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漢初基本上沿用了秦的死刑及肉刑制度。到了漢文帝和漢景帝時代，社會矛盾已趨于緩和，為刑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而緹縈上書更是促進了刑制改革。

漢文帝下令廢除肉刑。把黥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

漢景帝繼位后，在文帝的基礎上對刑罰制度作了進一步的改革。將文帝時劓刑的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的笞五百改為笞三百；后又改笞三百為笞二百，笞二百為笞一百。并規定笞杖的長寬及厚度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這使得刑制改革邁進了一大步。

3、試述漢代司法“儒家化”的情況及其影響。

在漢代司法的儒家化的過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決獄”。所謂“春秋決獄”是指司法官在遇到律無正文或雖有條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件時，根據《春秋》經義斷案，實際上賦予《春秋》經義極高的法律效力。它的觸角首先伸向司法領域，后又通過“決事比”的方式滲入立法領域。經過皇帝的認可，《春秋決獄》成為司法實踐的依據，它起到了一種“判例法”的作用，而體現在該書中的儒家道德原則變成了法律原則。春秋決獄成為漢代的一種司法制度，其實質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導司法審判。這實際上是漢代儒

家依憑皇權的力量在法制領域進行的一場扭轉乾坤的變革。

事實上，漢代儒家士大夫不僅根據《春秋》之經義斷獄，而且用儒家經典解釋律典，使律典中的條文符合儒家的經義。這樣，當律學著作得到統治者的確認后，法律也就儒家化了，當時的《大杜律》、《小杜律》成為了司法實踐的依據。

從漢代法律儒家化的過程看，無論是引經決獄還是引經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驟。它們為后世的“納禮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納入封建法典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從此，儒家思想開始全面登上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的舞臺。

4、論述西漢前期的法制指導思想的變化。

漢代法律指導思想的變化大體經歷了三個過程。

一是漢初的政治形勢與黃老學派“無為而治”的思想。漢朝建立后，統治者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教訓，認識到輕徭薄賦、省減刑罰、讓人民休養生息乃是爭取民心，使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措施。漢初所推崇地道家學派是黃老之學。黃老學派在思想上兼綜道家與法家學說，主張治國應德刑并用，但須以德為主，先德后刑，刑罰要輕緩，法令要省減，反映了一種重德輕刑的主張。“重德輕刑”是“無為而治”的一種表現，漢初統治者采取這一治國主張，為當時的政權穩定、經濟恢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是“獨尊儒術”的原因與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文景之后的統治者放棄了“無為而治”的政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這種政策與當時統治者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愿望相悖。而儒家學說對有關加強中央集權、抑制統治集團內部的離心傾向、鞏固社會程序等非常有利，故儒家學說取代黃老學說被漢朝統治者采納成為歷史的必然。董仲舒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被漢武帝采納。至此，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統治者的正統思想，影響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

三是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響。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它開始于漢初。在漢代司法的儒家化的過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決獄”。春秋決獄成為漢代的一種司法制度，其實質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導司法審判。事實上，漢代儒家士大夫不僅根據《春秋》之經義斷獄，而且還擴大范圍，根據其它的儒家經典斷獄。從漢代法律儒家化的過程看，無論是引經決獄還是引經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驟。它們為后世的“納禮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納入封建法典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從此，儒家思想開始全面登上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的舞臺。五、三國兩晉南北朝

1、簡述從“具法”到“名例律”的演變。

“具法”首先出現在戰國時期的《法經》中，位于篇末，具有現代法典總則的功能。《法經》中其余五篇為分則。《法經》確立了當時的法典的體例結構為：總則在后，分則在前。中國的封建法典以《法經》為源頭，比如秦律就繼承了這種體例。到了漢代，《九章律》又在繼承《法經》六篇的基礎上與六篇之后增加了三篇，但這種結構使“具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顯得不盡合理。三國時期，《曹魏律》將《法經》中的“具律”改為“刑名”，仍具有總則的性質，并將其提前至首篇，其后依次排列所統帥的分則各篇。《晉律》在其基礎上增加了“法例”一篇。到了北齊定律時，《北齊律》最終將總則性質的“刑名”及“法例”合為一篇，稱之為“名例”，仍置于首篇作為總則統帥其余各篇。“名例律”的確立，在法典結構上最終形成了總則在前分則在后的模式。從此，總則名稱及總則與其它各篇的關系被固定下來，為后世歷代的封建立法所繼承，使法典結構更加完善。

2、簡述《北齊律》的法典特點。

《北齊律》共12篇949條。《北齊律》的主要特點表現在：

一是在體例上將“刑名”、“法例”合為一篇，稱為“名例”，置于全律之首，作為總則統帥其余11篇。這種體例為隋唐及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12篇的規模及篇名也基本上為隋唐宋代法典所繼承；

二是在內容上，首次將嚴重危害封建統治秩序的重大犯罪歸納為“重罪十條”，至隋唐被確立為“十惡”，成為封建法典中一項核心內容，直至明清相沿不改；

三是在封建刑罰體系的確立上，也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基本確立了封建制五刑。《北齊律》集中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的封建立法經驗，使封建法典的體例和內容進一步完善，在中國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而著稱，體現了較高的立法水平，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成就最高，對后世封建法典影響最直接、最深遠的法典。

3、簡述死刑復奏制度的形成。

死刑是各種刑罰中最重的一種。因此，決定是否適用死刑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司法權力。秦漢時期，對于死刑復奏制度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一般情況下，郡主即有權決定判處死刑而無須奏請皇帝事先批準。

至三國時期，這一行為開始受到限制。為了減少錯殺無辜，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將死刑權收歸中央。魏明帝曾規定，除謀反、殺人罪外，其余死刑案件必須上奏皇帝。南朝自宋開始，死刑奏報皇帝批準已經漸成慣例。至北魏時，法律對此也有明確規定。從此，地方的死刑決定大權控制在以皇帝為首的中央，死刑奏報制度正式形成。它規定，凡屬死刑必須奏報中央批準。否則，違反者，以殺人罪論處。這一制度為后世各封建王朝所繼承。

4、簡述“十惡”、“八議”及“官當”制度。

隋朝在《開皇律》中正式形成了“十惡”制度。所謂“十惡”是：謀反、某大逆、謀叛、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作為封建法律集中打擊的對象。“十惡”集中概況了嚴重侵犯國家根本利益、危害封建統治秩序重點打擊的十種重大犯罪。規定，凡犯此“十惡”者，不僅對本人施以最重的刑罰予以嚴厲制裁，而且要株連家族，沒收財產。即使是貴族官僚，也不能享受“八議”和贖刑的優待。

《魏律》正式規定了“八議”制度，史稱“八議”入律。所謂“八議”是指法律規定的以下八種人犯罪，一般司法機關無權審判，必須奏請皇帝裁決。這八種人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八議”制度起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禮治原則在刑罰適用上的具體體現。至此以后，“八議”成為各代刑律的主要內容，歷經1600余年而相延不改。

“官當”是封建社會允許官吏以官職爵位折抵徒刑的一種特權制度。它正式出現在《北魏律》與《陳律》中。《北魏律》規定，每一爵位可抵當徒罪二年；《陳律》規定，凡以官爵抵折徒刑，同贖刑結合使用。準許以官當徒兩年，其余年限服勞役等等。這表明當時封建特權法有了進一步發展。

5、論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典內容的變化。

該時期法典內容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八議”入律與“官當”制度的確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制度表現出封建特權法的鮮明特征，其突出代表就是曹魏《新律》中的“八議”制度以及《北魏律》和《陳律》中的“官當”制度的確立。“八議”制度規定8種人犯罪，一般司法機關不得審判，必須奏請皇帝裁決。“官當”制度是封建社會允許官吏以官爵折抵徒刑的特權制度。這表明了當時封建特權有了進一步發展。二是“重罪十條”的產生。《北齊律》首次規定了“重罪十條”，并置于篇首，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所謂“重罪十條”，是指危害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十種重罪的總稱。三是刑罰制度的改革。該時期的刑罰制度規定了絞刑、斬刑等死刑制度；規定了流刑、鞭刑、杖刑等制度；并廢除了宮刑制度。

四是“準五服制罪”制度的確立。《晉律》與《北齊律》相繼確立了“準五服制罪”的制度。規定根據服制將親屬按遠近分為五等，以此確定繼承與瞻養等權利義務關系，并據此確定親屬間是否犯罪及犯罪時的定罪量刑標準。

六、隋唐

1、簡述《永徽律》的主要篇目。《永徽律》12篇，502條。包括：（1）《名例》相當于現在的刑法總則篇，集中體現了唐初的法律指導思想，體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則；（2）《衛禁》維護皇帝安全和國家主權的內容；（3）《職制》規定官吏職守，懲治官吏貪贓；（4）《戶婚》保證國家徭役來源，維護封建家庭婚姻關系；（5）《廄庫》維護官有財產不受侵害；（6）《擅興》軍隊征調、指揮、軍需供給和興造工程，保證皇帝控制軍隊；（7）《賊盜》嚴刑鎮壓謀反、謀大逆、惡性殺人、害人罪，打擊各類盜罪；（8）《斗訟》包括斗毆和訴訟兩方面；（9）《詐偽》懲治欺詐和偽造行為；（10）《雜律》不便列入其他分則的統歸本篇，拾遺補缺；（11）《捕亡》追捕逃犯、逃兵、逃丁、逃奴婢的法律；（12）《斷獄》關于審判、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方面的法律。

2、唐律中關于處理涉外案件的原則。

唐朝中的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也就是“化外人”原則。唐律中的“化外人”就是外國人。“化外人”原則規定，“諸化外人有犯，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凡屬一個國家的外國人互相侵犯，依照該國的法律處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不同國家的外國人互相侵犯，則適用唐朝的法律。這一規定既維護了唐王朝的國家主權，又反映了唐朝統治者尊重外國習俗和法律的大國風度。

3、簡述《唐律疏議》為代表的中華法系的基本特點和歷史地位。《唐律疏議》簡稱《唐律》，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有代表性與典型性的封建法律。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其主要特點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禮法合一”。唐律把封建倫理道德力量與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結合起來，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約束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加了法的威懾力量，真正做到了禮與法的統一，有力地維護了唐代統治。

二是科條簡要。唐代沿襲隋制，實行精簡、寬平的原則，定律12篇502條，并為后世所繼承。因此，唐代立法具備了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的特點。

三是語義精確、立法技術高超。唐律在律文內容上，所涉廣泛，但多而不亂，文字簡約，卻保證疏而不漏，法律概念和術語的使用準確而規范。在體例篇目上，結構嚴謹，排立有序，篇目之間聯系清晰。其語言之精確，結構之嚴謹，立法技術之高超為舉世公認。

唐律的歷史地位及影響表現在：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唐代承襲秦漢立法成果，吸收漢晉律學成就，使唐律表現出了高度的成熟性，對宋元明清法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唐律的影響超越了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朝鮮的《高麗律》的篇章內容取法于唐律；日本的《大寶律令》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4、論述《唐律》中規定的定罪量刑原則。

一是區分公罪、私罪原則。唐律規定，官員犯罪首先要區分是屬于公罪還是私罪，然后根據犯罪性質及主觀惡性的不同適用不同的刑罰，原則是公罪從重，私罪從輕。

二是老幼廢疾減免刑罰刑原則。唐律中雖然沒有規定具體的“刑事責任年齡”的概念，但提出了四個年齡段分別承擔不同刑事責任的原則，同時還規定，犯罪時雖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

三是同居相隱不為罪原則。唐律規定，大功以上的直屬親屬可以互相包庇隱瞞；下人也可為主人隱瞞罪情，并可通風報信；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處罰。

四是自首減免原則。唐律規定，如果犯罪行為尚未被發現，主動自首，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責任；如果犯罪也被告發才去自首，只能減輕刑事處罰。

五是再犯累犯加重原則。唐律中的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發或已被決配而又犯新罪者；累犯是指構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唐律規定，對再犯采取加重處罰，對累犯采取比再犯更重可以加重至死刑的原則。

六是共犯區分首從的原則。唐律規定，兩人以上犯罪稱為共犯，提議者為首犯，其余為從犯。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區分首從的標準不一樣。若家長與家人共犯，不管家長是否為提議者，均以首犯論處。對于共犯的處理原則是，提議者依律斷處，隨從者減一等處罰。七是類推原則。唐朝規定可以適用類推原則。其具體辦法是：對那些應當減輕或免除的犯罪，可舉出重罪條款以比較輕罪，使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得以減輕；對那些應當加重處罰的犯罪，則可以舉出輕罪條款比較重罪，使犯人受到較重的刑罰處罰。

八是化外人處罰原則。唐律中的“化外人”就是外國人。它規定凡屬一個國家的外國人互相侵犯，依照該國的法律處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不同國家的外國人互相侵犯，則適用唐朝的法律。

七、宋、元

1、簡述《宋刑統》在體例上的變化。

《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在具體編纂上，仍以傳統的刑律為主，同時將有關敕、令、格、式等條文都分類編附于后，使其成為一部具有概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典。與唐律相比，其特點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其篇目、內容與《唐律》大體相同，也是12篇502條；

二是在12篇的502條中又分213門，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等條文作為一門；

三是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

四是《宋刑統》刪去了《唐律》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

2、簡述元代“四等人”制度。

關于元代“四等人”制度。元代統治者懷有強烈的民族偏見，公開實行民族歧視政策，使法律帶有民族壓迫的顯著特征。他們依據不同民族的社會地位劃分為四等：蒙古人社會政治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漢人再次之；南人（指原南宋統治的民眾）最低。元代還規定，國家機構的主要職務必須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當。

3、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及對后世的影響。

宋代的刑罰改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頒布了折杖法。即除死刑外，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包括加役流）均可折杖行刑，分別折換為臀杖和脊杖。二是規定了刺配刑。“刺配刑”目的在于寬貸死刑之制。但被后代濫用，既復活了肉刑，又沒有發配地近遠之限，造成了惡劣地影響。

三是確定了凌遲刑。凌遲是以利刃殘害犯人肢體，然后緩慢至死的殘酷刑罰。宋仁宗時增加的凌遲刑，用以懲治荊湖地區以妖術殺人祭鬼的犯罪。從北宋至南宋，適用愈益廣泛，后將凌遲與絞、斬并列，至清末才被廢除。

對后世的影響：宋代的刑罰制度對后世影響極壞，如，刺配對后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遭非議；凌遲自宋廣泛使用后，一直為后世統治者所沿用，至清末才被廢除。這些刑罰制度對后世王朝復活非法死刑起到了惡劣的推動作用。

八、明朝

1、明代“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含義。

“重其所重”、“輕其所輕”是明代刑罰適用原則的一個特點。這是用明律比較唐律得出的結論。

所謂“重其所重”指的是明律在唐律規定的重罪量刑上加重了處罰。如對謀反、大逆、謀叛、劫囚、強盜等之類直接危及專制統治的重大犯罪量刑重于唐律。特別對“盜賊”、“亂臣賊子”不僅據律加誅，且大量法外用刑，可謂枉誅濫罰。可見，明代明顯加重了對危害統治階級政權犯罪處的罰。

輕其所輕，是指明律在對有關禮教風化之類的犯罪較唐律都減輕了處罰。如對“事關典禮及風儉教化”一類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權等方面的犯罪，唐律對“凡屬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列為不孝，判徒刑三年，而明律僅杖八十。這就明顯體現出了明律為突出“重其所重”，而對某些危害不大的“輕罪”從輕處罰的意圖。

2、明代司法機構的變化。

明代司法機構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中央司法機關的變化。明代中央司法機關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來的大理寺、刑部、御史臺體系。（1）刑部增設13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2）將御史臺改為都察院，擴大了監察組織和職權，犯罪糾舉彈劾全國上下官吏的違法犯罪。

二是地方司法機構的變化。地方設三級司法機構，分為省、府、縣三級。省級有專門司法機關“提刑按察使司”。府縣仍是知府、知州、知縣兼理司法。三是廠衛特務司法機關。廠衛之制是皇權高度集中的產物，它幾乎凌駕于司法機關之上。其機構先后有錦衣衛、東廠、西廠等。其司法特權主要有：一是偵察緝捕權。二是監督審判之權。三是法外施刑之權。對廠衛的行為，司法機關一般不敢過問。

九、清朝

1、清朝的會審制度。

清代的會審制度在明代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完善，形成了秋審、朝審等比較規范的會審體制。主要有①九卿會審；②秋審；③朝審；④熱審四種制度。

九卿會審：清律規定，凡全國性重大案件，由六部尚書、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吏，通政司通政使等九個重要官員組成全審機構合同審理并奏請皇帝裁決。

熱審：熱審是清前期對發生在京師的笞杖刑案件進行重審的制度。于每年夏天小滿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官員會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辦司共同進行，快速快放在監笞杖“輕刑”案犯，以體現所謂“恤刑”。

秋審：秋審是清代最重要的死刑復奏制度，號稱“秋審大典”。因在每年秋天舉行而得名。被看成是“國家大典”。秋審的對象是全國上報的斬、絞監候案件。由九卿、詹事、科道及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等重要官員共同審理。

朝審：朝審是清朝對刑部判決的重案及京師附近絞、斬監候案件進行的復審，其審判的組織方式大體與秋審相同，時間晚于秋審。

2、簡述清朝少數民族立法及其意義。清代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加強中央對民族聚居區的行政與司法管轄，從立國伊始，就在政治上、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審慎自理民族問題。

在政治上，根據需要，對各民族采取不同的下策對蒙古、西藏等民族上層實行拉攏下策對漢族實行安撫與鎮壓，對其它弱小民族以武力壓服為主，安輔懷柔為輔。

配合其政治上的需要，清朝還制定了適用于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法律，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欽定西藏章程》等單行法規。此外，還頒布了《理落院則例》，規定了對少數民族事務的管理制度。同時，中央理藩院還專門設有理刑司，專管各族地區司法機關上報案件和審查少數民族死刑案件。

從清朝《理藩院則例》等法規所反映的情況看，清朝政論在民族問題上采取的下策是明智而有成效的。就民族立法的深入性、廣泛性而言，清朝的成就確實超過前代許多。

從歷史上看，這些民族性的立法在客觀上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制度的發展和進步，也為治理多民族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十、清末

1、論述清末變法修律的內容、特點、影響。清末變法修律的主要內容： 一是制定了《大清現行刑律》。這是清政府于1910年頒行的一部過度性法典。在《大清律例》上稍作修改而成；

二是制定了《大清新刑律》。這是歷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刑罰典。1911年正式公布，預定宣統五年正式實施，但未正式實施； 三是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民法草案，未正式實施； 四是制定了一些主要的商事立法。頒布了《欽定大清商律》等法規； 五是修訂了主要的訴訟法規。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等； 六是訴訟體制發生了變化。調整了司法機關，改革了訴訟制度等。清末變法修律的特點：

一是在立法上仿效外國資本主義法律形式，同時又固守中國封建法制傳統。即“參酌各國法律”進行變法修律，但又不能違背“中國數千年相傳之禮教民情”。這是清朝變法修律的基本特點；

二是在內容上表現出封建專制傳統和西方資本主義法學最新成果的混合。即大量使用了西方法律理論、原則、制度和法律術語，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內容與先進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時存在；

三是在法典編纂上，改變了“諸法合一”的傳統形式，明確了各部門之間、實體法和程序法之間的差別，分別制定或起草了有關憲法、刑法、民法、商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規，形成了近代法律體系的雛形；

四是清末變法是清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地位，在保持君主專制政體的前提下被迫進行的。因而根本不能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也沒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清末變法的影響：一是導致了中華法系的解體；二是為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引進和傳播了西方近代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四是在客觀上有助于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十、民國

1、論述民國北京政府的制憲活動。

北京政府的制憲活動及主要的憲法文件的制定經過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是《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流產階段。袁世凱于1912年制定《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組成國會并組織起草憲法草案，史稱《天壇草案》。后為了限制袁世凱當上大總統的權力，國會于1913年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共11章。但由于袁世凱的破壞，國會解散，《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未及公布便成了廢紙。

二是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的出臺。袁世凱組織了“中央政治會議”作為立法機關，后又組織了“約法會議”這個機構，修改《臨時約法》。制定出了《中華民國約法》。時稱“袁記約法”。共11章61條。這部約法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附加了種種限制條件，但卻為袁世凱實行獨裁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是曹錕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1922年直系軍閥控制北京政權，曹錕為達到當上總統的目的與國會議員之間達成丑惡交易，在“天壇憲法”的基礎上僅用一周時間便制定完成的憲法，稱為《中華民國憲法》。共13章141條。是中國近代史上首部頒行的憲法。其特點是，以資產階級共和國粉飾軍閥獨裁，以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掩蓋獨裁統治。

2、論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內容、特點、歷史意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南京政府于912年公布的一部帶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性質的憲法性文件。共7章，56條。規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權利義務。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帶有民主共和性質的資產階級憲法性文件。

其主要內容：一是《臨時約法》以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學說為指導思想。使民權主義確立的政治方案和原則通過法律的形式進一步集體化；二是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三是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原則；四是體現了資產階級憲法中民主自由原則，規定了人民享有的多項自由和權利；五是確認了保護私有財產的原則。

其特點：《臨時約法》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從各方面設定條款，對袁世凱加以限制和防范。主要表現在：一是在國家政權體制問題上，改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以限制袁世凱的權力；二是在權力關系問題上，擴大了參議院的權力以抗衡袁世凱；三是在程序性條款上，規定了特別修改程序以制約袁世凱。其歷史意義：它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徹底否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和資產階級民族自由原則，在全國人民面前樹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形象。它所反映的資產階級的愿望和意志，在當時，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要求。

第五篇：中國法制史復習總結

中國法制史復習總結

一、名詞解釋：

1、“六禮”[P29] “六禮”是西周婚姻成立的條件，依次包括納采（男方請媒人向女方送禮品求婚）、問名（男方請媒人問女子名字、生辰，卜于宗廟，請示吉兇）、納吉（卜得吉兆后即定婚期）、納征（又稱納幣，男方使人送聘禮到女方）、請期（商請女方擇定婚期）、親迎（男子奉父命親去女家迎接，男先歸，候于門外）。

2、“七出”[P29] 在西周時期，婚姻解除的過程中，公婆和丈夫有種種理由迫使婦女陷于被遺棄的悲慘境地是為“七出”，所謂“七出者：無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妒忌，六也；惡疾，七也。”

3、“五聽”[P30] 西周時期法官審訊的一種方法，通過察言觀色，以注意當事人表情，分為“辭聽”（理屈則言語錯亂）、“色聽”（理屈則面紅）、“氣聽”（無理則喘息）、“耳聽”（理虧則法官話聽不清）、“目聽”（無理則雙目失神）五種，故稱之為“五聽”。

4、《法經》[P51] 《法經》共有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網法》、《捕法》、《雜法》、《具法》，是當時最完備的封建成文法典，也是秦、漢律的藍本。

5、“廷行事”[P71] “廷行事”即法庭成例，實際上為判例法，既可補法律文件之不足，又可修改法律規定，是秦朝的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

6、乞鞫[P88] 乞鞫即要求重新審判，當事人不服判決的，可在法定時間內請求復審，起源于秦，繼承與漢的案件復審制度，漢代以三月為限。

7、“親親得相首匿”[P116] “親親的相首匿”是指在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外，均可相互隱匿犯罪行為，而且可以減免刑罰。

8、《張杜律》[P124]《晉律》頒行后，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準，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之為《張杜律》。

9、“準五服以制罪”[P128]即對于親屬之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即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

10、“翻異別勘”[P194]是指罪犯翻供時，該案即不得再由原審法官審理，而必須更換法官。不僅如此，回避的范圍不僅限于法官，原審官署亦必須回避，甚至原羈押場所也要回避。

11、《大誥》[P220] 《大誥》是一部以懲治官吏犯罪和豪強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特別法，是朱元璋“重典治世”的產物。朱元璋在位期間，堅持律、誥并行的方針，后又將《大誥》重要條目載入律中，使《大明律》的處刑明顯加重。直到明中葉，才將律后附誥廢而不用。

12、“秋審制度”[P251] 秋審是復審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種會審制度，因在每年的秋季舉行而得名。有《秋審條例》

為規范，是一種體現統治階級重視人命，恤刑執法的審判制度，是封建統治經驗成熟的一種

體現。

13、“朝審制度”[P251]

除秋審外，對刑部判決的案件或京城附近的斬監候或絞監候案件進行的復審叫朝審。朝

審由中央各部院長官負責進行，時間略遲于秋審，于每年霜降后十日進行，冬至前復審完畢。

14、“賄選憲法”[P312]“豬仔國會”為掩蓋接受賄賂的劣跡，炮制出了《中華民國憲法》于1923年10月10

日公布，共13章141條，是中國近代第一部“憲法”，被譏為“賄選憲法”。是以民主的詞

藻掩蓋軍閥專政的實質，并以中央與地方分權為借口，平衡軍閥之間的關系。

15、平政院[P314]

大總統之下設平政院，為北洋政府設置的行政法院，審理行政官吏之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就行政訴訟法及糾彈事件行使審判權，設院長1人，評事15人，不設地方相應機構。

16、六法體系[P321]

六法體系是國民黨政府的法律體系，由它在各個時期頒布的各種基本法律、單行法和判

例、解釋例構成，“六法”包括憲法、民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及

相關判例、解釋例等。

17、“馬錫五審判方式”[P370]

“馬錫五審判方式”是一種革命根據地的訴訟方式，體現了實事求是、嚴格依法辦案的精神，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依靠群眾辦案的精神，對新中國的法制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簡答：

1、西周的婚姻家庭制度：[P27]

（1）設立婚姻管理機關

（2）限定最遲結婚年齡

（3）實行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制

（4）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經過“六禮”

（6）貫徹“同姓不婚”原則

（7）規定休妻和限制休妻的條件

2、《法經》的主要內容及特點：[P51-54] 內容：

共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網法》、《捕法》、《雜法》、《具法》，是當時最完備的封建成文法典，也是秦、漢律的藍本。其規定了侵犯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各種主要罪名及

其刑罰，內容涉及殺人、賭博、越制等廣泛的領域，刑罰多種多樣，并且有了使用刑罰的一

些原則。

特點：

一、《法經》以保護封建私有財產為首要任務。

二、《法經》是維護和鞏固封建政權的工具。

三、《法經》體現了重刑主義的精神。

四、《法經》維護了新的封建等級。

五、《法經》在編纂體系上開創了編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體系，改變了過去單項詔令、法規重疊不齊、規范不一的局面。

總而言之，《法經》具有實行重刑、維護封建等級，以維護封建政權和保護私有財產為

基本任務等特點。

3、文景刑罰改革的意義[P104]

文景時期的刑罰改革是封建法律制度發展進步的產物，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正式廢除了肉刑。肉刑作為奴隸制時期主要刑罰制度，是一種極其野蠻的酷刑，文景時期的刑罰改革不僅使刑罰制度由極端野蠻向相對人道轉變，消除了奴隸制法律制度的殘余影響，推動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而且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與經濟的恢復。

其次，明確規定了勞役期刑與笞刑刑制。漢朝的法定刑罰主要為財產刑、勞役刑、笞刑及死刑，縮短了勞役期刑，減輕了笞刑強度。這不僅使刑罰制度進一步向寬緩方向發展，也為后世封建五刑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總之，西漢文景時期的刑罰改革，是我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之后在法律制度上的一次重要改革，也是我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之后在法律制度上的一次重要改革，也是封建刑罰由殘酷向文明轉化的重要標志，是刑罰制度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盡管改革有爭議和反復，但改革逐步實現了其目標，總的趨勢還是前進了一大步。

4、“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內容及特點：[P116]“親親得相首匿”，是指在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外，均可相互隱匿犯罪行為，而且可以減免刑罰。

“親親得相首匿”是貫徹儒家法律思想的直接結果，對其后的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為此后歷代封建法典所繼承。

5、“準五服以制罪”的含義及原則[P128]“準五服以治罪”即對于親屬之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即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在這里，實際體現了儒家所提倡的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反映了“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父權、夫權思想，強調了上下尊卑、貴賤、親疏的封建等級秩序。因此，它是刑罰確立的標準。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并對后世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6、唐律中“類推”與明朝相比有何異同[P155]唐律中“類推”，就是對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可以按照最類似條款比照定罪的規定。《名例律》云“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意思為在免除刑事責任時，可以舉重罪以比照輕罰，對輕罪之處理辦法自然明確；在決定應負刑事責任時，可以舉出輕罪已比較重罪，對重罪之處自然明確。

而明律中《大明律》規定：“若斷罪無正文，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轉達刑部議定奏聞”，明確確立了“比附”類推的原則，這是對唐律的一個發展。

7、“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內容及意義[P156]

唐《名例律》規定：“諸同居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泄露其事及語消息，亦不坐。”即相互之間可以隱瞞其罪行而不予追究，就是為罪犯通風報信，令其隱蔽逃亡時，亦不負刑事責任。

同居相為隱的目的在于維護封建宗法制度和倫理道德，并進而鞏固以專制家長為首的封建家庭。

8、唐涉外案件的處理與明有何異同[P156]唐《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依法律論。”《疏議》曰“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體現了唐朝在處理涉外案件時使用屬人主義和屬地主義相結合的原則。

而明朝《大明律》規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體現了明朝在處理涉外案件時采取的僅是屬地主義原則。

9、《欽定憲法大綱》內容及評價：[P262] 內容：

《欽定憲法大綱》包括兩部分內容，分別為君上大權和臣民權利義務。

“君上大權”主要包括：

一、皇帝行使對帝國的最高統治權；皇帝的神圣尊嚴不可侵犯。

二、皇帝作為行政、立法、司法的各項權利之上的權利，分別行使最高行政權、召集和解散

議會之權，總攬司法權等。

三、皇帝擁有統帥海陸軍的權利和外交權等

“臣民權利義務”概括性的規定了民眾享有的權利以及應承擔的義務。其權利包括：任命文武官吏和議會議員的權利；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權；訴訟權；財產不受無故侵犯權；非按照法律規定不受逮捕、監禁及處罰。其義務包括依法納稅、服兵役、遵守國家法律等。

評價：

《欽定憲法黨綱》所確立的君主立憲政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失民主政治的成分，對當時人們思想起了不小的沖擊。但其未給人民帶來民主權利，只是使君權憲法化，因而激起朝野的不滿，立憲派也大失所望。

它雖帶有濃厚的封建性，與舊有的傳統法典不同，打破了中華法系的傳統結構，使憲法作為根本大法獨立于刑法、民法等普通法之外，規定了國家與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

10、《中華民國民法》的特點：[P328]

《中華民國民法》為實體法，采用大陸法系的立法方式，共分為總則編、債編、物權編、親屬編及繼承編五編，直接規范人民私權利之各種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而非程序性的法律，采用“民商合一”編訂體系，在提倡“國家本位”維護私有財產的同時，又竭力維護禮教綱常。

三、論述：

1、唐律的主要特點及其歷史地位

主要特點：

（一）“一準乎禮，而得古今之平”

所謂“一準乎禮”，即完全以儒家禮教綱常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論依據。唐律實現了“禮”與“法”的合流，為封建綱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其具體表現有三，其一，以禮為立法依據；其二，以禮為量刑標準；其三，以禮注釋經典。由于唐律使禮與律密切結合在一起，所以使西漢以來經久不衰的引經決獄之風因失去存在的必要而基本終結。

（二）以形為主，諸法合體。

中國法典自《法經》始，經秦漢發展一直到隋唐一直是以刑法為主要內容，同時包括民事、婚姻、繼承以及行政訴訟等方面法律法規。《唐六典》制定后，雖然將行政法規作為獨立法典，但由于刑法典和行政法典相互重復和滲透，再加上民事、婚姻、訴訟仍作為刑法典的部分內容，所以唐律仍然是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結構特點。

（三）科條簡要，繁簡適中，立法技術完善。

唐律充分吸取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和法學研究的成果，以《名例》篇為綱，《衛禁》、《職制》等十一篇為目，體系合理，結構有序，條條相扣，彼此關照，雖僅五百零二條，但已將各種不利于封建統治的行為基本納入。鑒于罪行無邊而律條有限，其《雜律》篇又特作出“不應得為”等規定，以便司法官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引此為據。總之，唐律文字簡要，概念

規范，邏輯嚴謹，疏議明確，立法技術空前完善。

歷史地位：

唐律不僅是唐朝實行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對以后各封建王朝的立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五代沿用唐律，宋朝的《宋刑統》是唐律的翻版，明朝的《大明律》以唐律為藍本，清朝的《大清律》基本上也與唐律相同。

唐律的影響不僅限于中國國內，而且還擴大到亞洲的許多國家。朝鮮《高麗律》的篇目、內容與唐律相似。日本在公元761年編纂的《大寶律令》以唐律為藍本。越南在公元1024年頒布的《刑書》和公元1401年制定的法典，也都大量吸收唐律的內容。此外，硫球和西域的古代立法也都受到唐律的影響。

由于唐律的內容科學、完善及其在中外法制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唐律是中國封建法典的楷模。

2、《臨時約法》主要內容、特點及意義

主要內容：

1）關于國體的規定。《臨時約法》確定中華民國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這兩條規定確定了人民在國家中的主權地位，否定了幾千年一貫的封建專制制度。約法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明確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范圍，這條規定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分裂活動，維護中國的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

2）關于政體的規定。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機構，《臨時約法》根據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原則規定：“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參議院由各地方所選派之參議員組成，行使決議全國法律、預算、決算、稅法、幣制、公債等立法權并有彈劾大總統和國務員之權；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產生，臨時大總統行使總攬全國政務、公布法律、發布命令、統帥軍隊等行政權；法院由臨時大總統和司法總長分別任命的法官組成，行使審理民、刑訴訟等司法權。

3）關于人民民主自由的規定。規定人民民主自由權利，《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家宅、財產、營業、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徙、新教等自由；人民享有請愿、陳訴、訴訟、考試、選舉、被選舉等權利；人民有依法納稅和服兵役之義務。

4）關于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定。確認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方針，《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保護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從而宣告了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和人民經營資本主義商業的自由。

主要特點：

1）實行責任內閣制。《臨時約法》規定：總統任命國務員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國務員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以便用內閣牽制袁世凱對臨時大總統權利的行使。

2）擴大參議院權利，相對縮小臨時大總統的權利。《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在行使宣戰、媾和、締結條約、任命國務員等重大權利時，必須得到參議院的同意，參議院有彈劾臨時大總統，以便用參議院限制袁世凱對臨時大總統權利的行使。

3）規定嚴格的修改程序。《臨時約法》規定：“本約法由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或臨時大總統之提議，經參議員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之可決，得增修之。”這種嚴格的修改程序是為了防止袁世凱擅自更動和破壞《臨時約法》。

重要意義：

《臨時約法》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文件。他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宣判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帝制的死刑，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愿望和利益，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各項原則和制度，代表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順應了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要求，所以是一部民主的進步的革命的法律。

四、案例分析

分析“春秋決獄”判決案件

附：春秋決獄佚文評析

附：《論文景帝刑制改革的思想淵源與歷史價值》

《試述唐律的歷史地位及其在吏治方面的實踐》

《試評臨時約法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春秋決獄佚文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