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辯論賽互聯網言論自由

面對目前互聯網用戶各心理、行為問題，網絡實名制作為一種以用戶實名為基礎的互聯網管理方式，可以成為保護、引導互聯網用戶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并保護青少年免受網絡不良因素影響。但是該條件下，如何保證網民的監督權和言論空間，也產生了很大爭議。中國網網絡實名制絡實名制的源頭，一般都認為是2002年清華大學新聞學教授李希光在南方談及新聞改革時提出建議“中國人大應該禁止任何人網上匿名”。2002年4月29日，廣州電視臺《都市在線》欄目在邀請李希光做了一期訪談節目。談到網絡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時，李希光提出了“人大應該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網上發表東西”的觀點。他認為網絡也應該嚴格的受到版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同時網上寫東西要負法律責任。”“包括傳統媒體，應該提倡用真名，不用筆名發表文章。...利用假名發表東西是對公眾的不負責。”他的這番言論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被稱為“李希光事件”。雖然經過了一段時間言辭激烈的爭論，但是隨后并沒有相應的措施出臺，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之后李希光自己也稱已經對網絡實名的話題喪失了興趣，“禁止網上匿名是非常不現實的，在法律上和技術上都行不通。”網絡實 網絡實名制名制最主要是為了防止匿名在網上散布謠言，制造恐慌和惡意侵害他人名譽的一系列網絡犯罪。網絡實名制是網絡文化中爭議較大的一種，習慣了在網絡這種虛擬空間中生活的民眾反對實名制，但同樣有網民實名制能有效遏制網癮，并使網友看到更有責任的言論，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信用體系，提高個人信息的準確度，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將更方便安全保障網民批評權 社會各界人士最為關注的是《條例》第19條：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提供電子公告、網絡游戲和其他即時通信服務的，具有用戶注冊信息和發布信息審核功能，并如實登記向其申請開設上述服務的用戶的有效身份證明。電子公告服務是指在互聯網上以論壇、聊天室、留言板、博客等交互形式為上網用戶提供信息發布條件的行為。散布謠言、影射他人、人身攻擊等條款，在實際操作時也有難度，比如部分失實的傳言算不算謠言？如何保證執法部門的判斷公允？判斷“擾亂社會秩序”等行為要不要經過公開討論和辯論？最終由哪個部門來裁定？關于“誹謗”的標準是什么？涉及官員丑聞包括貪腐案件，也算個人隱私嗎？如此等等網絡實名制反對者最常提的問題就是，網絡實名制是否影響言論自由？“有限實名制”可以消除這種疑問今年年初，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表示，相關部門正研究實行手機實名制和網絡實名制，爭議已久的網絡實名制再度進入輿論視野。凡事有利弊。在我看來，實行網絡實名制之利遠大于其弊。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在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種種問題和困擾。例如，中國互聯網上的盜版侵權現象依然嚴重。中國互聯網的結構以新聞和娛樂為主，數據顯示，美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總額大約是中國的5—6倍，而電子商務總額卻是中國的數千倍。此外，中國網民的數量超過3億，超過美國全體國民人口的總和。如此巨大的“網絡社會”并不虛擬。所有這些都在呼喚我們對網絡進行基本的社會管理。必須承認，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中國日益成長的國際地位而言，互聯網還遠未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足夠的積極作用。究其根本，是網絡誠信和社會責任的缺失，造成了巨大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而網絡實名制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這種現象。實名化的網民會更加理性地為自身言行負責，避免匿名化狀態下的種種弊端。網絡實名制的最大意義，在于它可以法律形式來保障互聯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這關系中國對經濟發展機遇的把握，也關系中國利用高科技創造后發優勢、進行產業創新、保護知識創新。網絡實名制反對者最常提的問題就是，實名制是否影響言論自由？“有限實名制”可以消除這種疑問。參照韓國的做法，可采用“前臺匿名”和“后臺實名”相區分的方式。這種做法并不必然會影響言論自由。還要澄清的一個重要觀念是，互聯網早已不僅是一個“個人媒體”，而是一個“網絡社會”——這里有“公共空間”如博客空間、社交空間；也有“私人空間”如個人電子郵件。個人空間不受限制，而公共空間需要立法。而且，沒有無限制的自由，人肯定是社會的人，自由是相互給予的。也有學者提出，網絡實名制可能“因言獲罪或助長有罪推斷”。我的看法是，一方面，網絡實名制的主要功能是為了確認身份，好像每個公民都有一張身份證，而不是“有罪假定”。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中確實有個別公民因舉報腐敗受到打擊報復的事例，但這并非互聯網獨有的問題，也不會因互聯網實名而改變。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完善社會的整體法律環境入手，這已經超出互聯網治理本身的范疇。2004年，價值中國網率先實行全站注冊用戶實名制，成為中國第一家全站實名制網站。2007年到2010年每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我們多次通過人大代表，持續遞交實名制立法的提案。我認為，更加規范、健康的網絡環境、經濟環境，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相信每一位關心中國互聯網發展的人，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人，終將認識到網絡責任和網絡誠信的重要意義。其實早在2005年，深圳就進行過為期3個月的網絡公共信息服務場所清理政治工作。深圳警方對論壇版主和QQ群的創建者進行實名登記，并驗證身份證號碼,以此營造健康網絡聊天秩序，為廣大網名提供安全、優質的服務功能，并取得了不錯的成效。而在其他國家，網絡實名制也實施已久?韓國信息通訊部在推行實名制后的調查中發現，一些主要網站論壇上謾罵和人身攻擊等不文明的內容減少了一半以上，實名制收效顯著。作為率先推行網絡實名制的國家之一，韓國在網絡管理上取得了成功。二是事前促成用戶自我約束，減少謠言、網絡暴力及非法內容傳播周立波還呼吁網絡實名制早日實行，認為網絡到了需要管束和秩序發展的時候，“網絡真的已經到了社會各界需要關注，需要管束，需要秩序發展的時候了，我看實名制以后，還有多少人敢罵？實名制以后，這幫人就沒這么多話了。往往在網絡上的?巨人?，他們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小人?；網絡上的?富豪?，在真實生活當中可能是?乞丐?。” 周立波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對“微博門”事件作出了回應，表示他不會退出微博，不會退縮，會對罵到底，并呼吁網絡實名制，稱網絡到了需要管束和秩序發展的時候。

周立波表示，網上對某一個問題有爭論并不可怕，他也歡迎像方舟子這樣的網民代表能和他就網絡問題展開探討，但讓他氣憤的是在這爭論的過程中有些網民的語言非常粗暴，有人還對他進行了人身攻擊。他認為，“網絡代表民意，但不是真正的民意，不一定是全部的民意。網絡有正確的民意，但也有非正確的、惡劣的民意。”

十大好處：

1、充分促進中國互聯網的健康發展，在法規制度上先行一步。

2、保護上網的青少年。既然用身份證上網，就能從技術角度及時阻止青少年去瀏覽一些不良網站，以及控制打游戲的時間。能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功莫大焉！

3、便于成年網民自控，既然上網過程比較公開，就能限制成年人看不良電影、書籍等行為。或許開始有點不適應，但下決心戒掉這些不良行為后對自己、對工作、對家庭都有好處。

4、實施實名制后，不會那么放縱自己，上網時言語就會規范文明些。如今上網特別是論壇中污言穢語橫溢，實在是讓人覺得蒙羞。古人說得好：辱人者自辱，善待人者自善之。

5、同樣，普通老百姓實名上網了，各級公務員也要實名上網的。上下溝通更為方便，民意能很好地上達，更好地構建和諧社會。

6、一小部分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時就會有所忌憚，不致像現在這樣猖狂地組織犯罪，特別是網絡詐騙犯罪。說實話，國家如果實施實名制上網，那真是從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出發，為百姓著想。現在實施實名制，真有在網上造謠惑眾，里通外國的，有IP在，還怕他逃得出恢恢法網之正義審判嗎？所以說，上網實名制，政府是出于愛民護民的目的，絕非私心。

7、如今網上購物越來越流行，漸漸變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但大家也深受不誠信的賣家和少數耍賴的買家之苦。如果實施實名制，就能更好促進網上交易的大發展。

8、有些人心懷叵測，專門愛上各種BT的網站，結果害人害己。實施實名制后，出于多種向善的考慮，許多人就不敢再在那里造謠惑眾蠱惑人心了。如今青少年不良行為的增多，與一些人的誘唆有密切的關系。

9、上網的目的是為了學習、溝通、交流。如果你上網是為了寫論文查資料，善意地向組織上提建議、甚至是批評，有什么好怕的？為人不做虧心事，何怕上網留真名！再說了，要怕就不要說，要說就不要怕，做人要行在明處。

10、政府有根據法律來治理的權力和義務。合理合法地管理是政府之責，百姓遵行是自己的義務，不需要無端生事。萬一是地方政府處理不當，有上一級人民政府在呢。我們也完全可以通過順暢的信訪方式去謙卑地表達我們自己的意見啊，何必為一個實名上網的規定而大動肝火呢？小心中了別有用心之小人的詭計，而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對論壇實名制，30.9％被訪者表示不支持，45.6％被訪者表示只支持等級真實姓名，僅5.6％的網友表示支持身份證和姓名的實名登記2010年7月我國實行網購實名制后，62.5%的網民認為實名制對于網絡交易行為的規范作用非常大。另外，網絡實名制有助于青少年網癮的控制，如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防沉迷系統。在網站上，網民依舊是以昵稱的形式出現，而真實信息保存在網站后臺。韓國采取的便是這種方式，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我們可不可以引進一個第三方，即由政府引導建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所有上網的人通過該機構獲得一個關聯于其真實身份的唯一的網絡身份證與密碼。當需要在其他網站注冊時，在該機構加密的彈出頁填寫網絡身份證與密碼，將信息

提交給該機構驗證，通過后由該機構返還“通過”的信息給網站，接下來再在規定時間內進行正常的網站注冊，注冊完畢后網站提交該用戶的注冊網名給該機構備案。網民在網上依舊使用網名，當被發現有違法犯罪行為時，我們便通過該網名，經過法律程序，向該第三方機構調取實名信息，從而追查責任人。這個機制的好處就在于，網站不會保留用戶個人信息，這樣網站便不會泄密。同樣，第三方機構只會保留該人的網絡身份證和與該身份證關聯的網名和網民真實信息，不保留網絡歷史記錄。此時，我們已經能夠找到一種合理的網絡實名制，這種實名制，既能規避傳統上網絡實名制的弊端，又能夠發揮實名制本身的優勢。傳統的實名制，也許確是一條死路。然而換個思路，引入第三方的間接實名制，未必不是解決中國網絡問題的一條出路。（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從長遠看，實名制是大勢所趨，虛擬世界不可能永遠以匿名的狀態存在。但任何事都應當權衡利弊，網絡實名制的推行也需有自己的前提和條件，那就是能足夠保障網民的信息安全。如果這個前提和條件還不夠成熟，網絡實名制不妨等一等、緩一緩，等一切“東風”俱備，再啟動網絡實名制也不遲。網絡由于其匿名性而使得人們可以暢所欲言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由于不用承擔后果和法律責任，雖然其中有不少的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不少擾亂視聽之言，更不用說許多不堪入目的污言穢語了，可以說，人類最卑劣的本性在這些污言穢語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沒有比這種網絡垃圾更讓我厭惡的啦，雖然張紀中在導演技術方面有無數被人詬病的地方，可是他和陳凱歌以及李毅“大帝”還有其他無數無數人不應該如此的被侮辱人格，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還是什么的，反正漢語在罵人方面的藝術性在網絡上得到了登峰造極的體現，可以說獨步世界。有鑒于此，推行網絡實名制無疑是最好最實用的杜絕此類事件的方法，確實有那么一些人，只有用法律的鐵拳管住他們的時候，才能乖乖的閉上自己的嘴巴。如果還認為網絡是公共場所，不應該任由一些人肆無忌憚的發泄口舌快感的話，相信我，僅僅封一兩次id是沒有用的，他們有無限的備用id呢，就像汽車有無限的備用胎一樣。劉韌：國內著名IT社區DONEWS創始人，互聯網資深作者贊同實名制，DONEWS也是一直倡導實名制的。因為隨著網絡的發展，網絡越來越融入到人們的生活當中，所以我不贊同網上一個生活，網下一個生活。網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匿名”，而是溝通起來更方便，更快捷。至于有些人匿名來侮辱別人，現在無論日本還是韓國，很多人的ID都是和每個人聯系在一起的。有關部門完全實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追查到他們的，只不過現階段還沒有追究他們，所以匿名完全沒有必要。

實名讓互聯網用戶直接使用企業名、產品名、網站名等真實名稱，即可直達目標網站，無需記憶復雜的域名、網址，無需http://、www.tmdps.cn,而現在使用網絡實名，只需輸入“人民日報”即可直達該網站用人們熟知的名字就可以直達目標。

第二篇：重溫關于言論自由的經典判詞

重溫關于言論自由的經典判詞

２０１１年【斯奈德訴費爾普斯案】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判詞

2011年「斯奈德訴費爾普斯案」判決理由部分匯集了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諸多言論自由名案的經典判詞。比如，「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1964年］）；「對公共事務的討論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礎」（蓋瑞森訴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價值體系中，關于公共事務的言論位于最高層級，應受到特別保護」（「康尼克訴邁爾斯案」［1983年］）。執筆判決詞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最后總結道：

言論威力無窮，可激發人們各樣情緒，或令他們愴然泣下，或令他們喜極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論給死者家屬帶來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為安撫他人傷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維護言論自由之立國承諾，「為確保政府不壓制公共討論，即使是傷害公眾感情的言論，也應當加以保護」。

羅伯茨的判決，延續了最高法院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基本立場，那就是，盡可能保護政治性言論的自由，或者說，保護人民就公共事務開展討論的自由。這些立場，正是由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的。

１９２７年【惠特妮訴加利福尼亞州案】布蘭代斯大法官的判詞

那些為我們爭得獨立者深信，國家的終極目的，是協助人們自由、全面地發展；在政府內部，民主協商的力量，應超過獨裁專斷的勢力。建國先賢們珍視自由，將之視為目標與手段的統一。他們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氣則為自由之本。他們也相信，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是探索和傳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徑。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所謂理性商討就是一句空話。有了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討，防止有害學說的蔓延傳播。自由的最大威脅，是思維僵化、消極冷漠的民眾。參與公共討論是一項政治義務，更是美國政府的立國之本。建國先賢們承認，有制度存在，自然有違法風險。但他們也清楚，社會秩序不能單靠懲處違法來維持；禁錮思想、希望和想象會招致更多危險；恐懼會滋生更多壓迫；壓迫會引發更多仇恨；仇恨必將危及政府的穩定。保障安全的萬全之策，在于保證人們能夠自由討論各種困境及解決方案。糾正壞主意的最好辦法，就是提出一個好主意。正是因為相信公共討論中蘊含的理性力量，建國先賢才放棄了鉗制言論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討論無疑是最壞的討論形式。他們也認識到，即使是多數人的統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訂了憲法修正案，進一步保障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對社會危害的恐懼，不能成為打壓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正當借口。

１９４０年【坎特維爾訴康涅狄格州案】歐文·羅伯茨大法官的判詞

宗教、政治信仰是常常發生尖銳對立的領域：一個人的堅定篤信，可能被他人視為無稽之談。據我們所知，為了說服別人接受他的觀點，有些人會用夸張甚至虛假的陳述，去貶低那些顯赫的宗教或政界人物。但是，歷史給我國的人民帶來的啟示是：盡管存在濫用自由現象，但從長遠來看，這些自由在一個民主國家，對于促成開明的公民意見和正當的公民行為，可謂至關重要。

１９６４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小威廉·布倫南大法官的判詞

政府官員名譽受損，并不意味著我們要以壓制自由言論為代價進行救濟。

１９７１年【科恩訴加利福尼亞州案】哈倫大法官的判詞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在公共場合用粗話表達政治意見也屬于言論自由的一種，哈倫大法官在判決書中寫下了令人贊嘆的判詞：「一個人的粗話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他寫道：

憲法保護的表達自由權利，在這個人口眾多，日趨多元的社會里，無疑是一劑良藥。創設這一權利，就是為了解除政府對公共討論施加的種種限制，將討論何種議題的決定權，最大限度交到我們每個人手中。我們希望，表達自由最終能夠創造一個更有力的公民社會、更優良的政治制度。我們也相信，對言論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約束，都與我們的政治體制所依賴的個體尊嚴和自由選擇格格不入……從這個意義來說，允許這一自由的存在，或許會導致塵世喧囂，雜音紛擾，各類不和諧之聲不絕于耳，有時甚至會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論。但是，在既定規范之下，這些僅是擴大公共討論范圍導致的一點點副作用罷了。容許空氣中充滿不和諧的聲音，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力量的象征。

１９８９年【德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布倫南大法官的判詞

1989年最高法院以微弱的優勢裁定焚燒美國國旗屬于言論自由。將對政治性言論的保護推向了巔峰。布倫南大法官在判決書中寫道：

今天的判決將使我們更加堅信，禁止對約翰遜焚燒國旗的行為施以刑事懲罰，不會危及國旗作為特殊象征之地位以及它所傳達的情感。援引霍姆斯大法官的話來說亦即，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士的一次表達行為，會斷然改變我們的人民對于國旗的態度。事實上，德州關于焚燒國旗行為「極有可能破壞社會治安」的主張，以及該州法律認定對國旗的物質損害將會導致「嚴重冒犯」的觀點，恰恰表明國旗的特殊角色并未處于危險當中。否則根本不會有人認為焚燒國旗就意味著震撼社會和構成冒犯。

我們說，今天的判決事實上將加強而非削弱國旗在我們社會中理應受到尊敬的地位。我們的判決重申了國旗本身所最能反映的自由和寬容原則；我們能夠容忍類似約翰遜在本案中的批評，乃是我們力量的標志和源泉。事實上，國旗之最為我們自豪的一幅圖景，亦即伴隨著我們的國歌永遠不朽的，是麥克亨利要塞的隆隆炮聲。是這個國家的自強不息，而不是頑固不化，才是德克薩斯州所看到的反映于國旗中的精神，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要重申的。

維護國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適方法，并非去懲罰那些對國家事務持有不同想法的人們，而是說服他們看到自己的錯誤。而且，正因被燒毀的是我們的國旗，人們對焚燒國旗者的反應才展現了國旗自身的力量。可以想象，沒有比揮舞自己手中的國旗更為恰當地回應焚燒國旗的行為了，沒有比向被焚毀的國旗致禮更能回應焚燒者試圖傳達的信息了，也沒有比滿懷敬意掩埋國旗的殘片更能保存對國旗的敬意了——正如事件的目擊者所做的那樣。我們懲罰褻瀆，并不能使國旗變得神圣，因為如果這么做，我們就淡化了這個珍貴的象征所表達的自由。

小威廉·布倫南大法官題為《作為自由守護者的州法院》的演講

在現代美國，有必要保護我們所有人免受政府的專橫作為之害，如今的政府比我們先輩那時的政府更強有力，更無處不在；我們必須適切解釋那些保障條款來延續先輩的基本政策，為了一個自由的社會，維持政府的憲政架構。

第三篇：抗辯一名譽權、言論自由和憲法

名譽權、言論自由和憲法抗辯一

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實施，從立法上對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行根本的保護。《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民法通則》第120條則進一步規定了侵害名譽權的民事責任，“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名譽權案件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總結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名譽權案件中積累的經驗，針對一些普遍的問題，于1993年、1999年相繼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兩個司法解釋。法律規則的日趨完善、法官專業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社會公眾名譽權意識的增強，從正面推動了對公民人格的尊重和對人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媒體市場化程度加深、現代通訊工具的發達和互聯網進入日常生活也對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等人格權利的保護提出了新的挑戰。

由于名譽權官司一般是以侮辱或誹謗等行為侵犯其權利為理由而提出，其不可避免會涉及被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文學創作自由等憲法上的權利。在人格權和言論自由兩種法益相互沖突的情況下，我們的現行立法是否能夠衡量二者的輕重，確立清晰的規則，實現權利的合理配置，這是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如果說我們的立法由于存在不少的缺陷而無法對權利配置問題作出一個原則性的規定的話，那么我們的司法是否能夠通過其在每個案件當中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參照衡平正義原則，從而逐步形成一個較為普遍的規則，對立法的欠缺和不足進行一些補救，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第二個方面。無論是對于現行法規還是司法經驗的討論，其目的都是為了揭示出目前有關名譽權問題的法律體系的現狀及其問題。因為只有當規則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時候，人們才能夠樹立起基本的預期，合理行使自己的權利，又不至于損害他人的權利。在名譽權案件當中，由于可能受到限制和損害的是言論自由，這時候，對于規則普遍性、一致性以及合理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現行的立法規則中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缺陷，比如說，沒有區分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沒有對侮辱和誹謗加以定義、向領導上報的材料中的侮辱、誹謗不算是侮辱、誹謗;另一方面，法院并沒有通過司法實踐來對這些沖突和缺陷進行調和和彌補。我們發現，盡管名譽權領域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司法實踐有很大作用的空間，法院并沒有在涉及名譽權和言論自由相互沖突的案件中形成大體一致的規則。立法缺陷和司法混亂糾集在一起，其導致的結果是，既無法合理地保護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譽權，也無法很好地尊重言論自由，其結果是從制度層面導致兩種基本權利的喪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陳永貴親屬訴吳思、《北京青年報》一案。

自2002年4月23日起，《北京青年報》在第31版“每日連載”欄目中，開始連載吳思所著的《毛澤東的農民——陳永貴》一文。同年4月27日，陳永貴的親屬陳明亮、宋玉林以該文所述的大量情節與事實不符，造成了對陳永貴名譽權的侵害為由，起訴到北京市西城區法院。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就陳永貴親屬訴吳思、《北京青年報》一案作出終審判決，吳思和《北京青年報》敗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這樣寫道，“評價歷史人物應當真實、客觀。吳思撰寫的《毛澤東的農民——陳永貴》一文引用了大量他人所寫回憶性文章，而回憶性文章系作者根據本人及當事人的回憶，對歷史事件的追記，未經考證，非權威文獻記載。因此，引用回憶性文章再創作，應對事件、人物予以評考、核實。吳思在《毛澤東的農民——陳永貴》一文中，對陳永貴的大量歷史事件予以評價，無證據證實吳思對所引用的他人所寫回憶性文章，進行了考證。部分情節客觀上對陳永貴形象有所貶損，如'受到共產黨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據說還是”五花大綁“，挨了幾拳。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長叫趙懷恩，陳永貴擔心自己過不了這一關，曾向趙懷恩托孤說??'等，造成了陳永貴的社會評價降低。”

根據法院的判決，作者在進行文學創作時不僅需要對其觀點的來源有所證明，還要證明其所引用資料本身的真實性。

這實際上是為文學創作者提出了一個無法達到的司法標準。

由于這個案件涉及到了名譽權案件中的一些特點——公共人物的名譽權是否和非公共人物有所區別;死者的名譽權和生者有什么不同;侵犯名譽權的司法標準是什么;名譽權和其他憲法權利沖突的時候，司法原則應該怎樣?我們現行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釋能夠解決上述問題嗎?如果不能，問題出在哪里?——這個案件是一個非常好的討論名譽權問題的出發點;本文第一部分討論的是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的區分，在揭示這種區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后，我將分析為什么我國在制定相關司法解釋的時候沒有引入這種區分及其后果。由于吳思案中，原告訴稱陳永貴的名譽權受到了侵害。陳永貴作為前國家副總理，其公共人物的身份毋庸置疑。不僅如此，他還是已經去世的公共人物，那么，為什么要保護死者的名譽權呢?從比較法的角度來說，英美法就不保護死者的名譽權。那么中國對于死者名譽權的保護其主要考慮是什么呢?本文試圖就此給出一個新的解釋，本文認為這種權利本質上是一種家族權利，保護的是屬于死者家族的生者的權利，它不屬于死者所在家族的任何一個人，而是共同屬于死者所在家族所有。但不論這種名譽權是屬于死者的家屬還是他個人，當名譽權和其他憲法權利沖突時，怎么辦?在這個問題上，自然權利派的學者認為：言論自由高于名譽權，因為言論自由作為政治權利本身是高于作為人身權的名譽權的。政治自由派學者認為：言論自由高于名譽權，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市場原則已經證明了的，用約翰·密爾的話來說，就是要用更多的言論來反對言論。批判法學派則認為：這幾乎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權利沖突的背后是價值取向的對立，而在法官對于多元價值的取舍是無法有一個固定的標準的。然而，理論的精致(無論是自然權利派、政治自由派還是批判法學派)抵擋不住現實的無奈，文章第四部分將討論兩個事實類似，但判決結果完全不同的案件，揭示出這種表面矛盾背后潛藏著的邏輯一致性，從而指出法院維護對言論內容進行審查的做法不僅違背了自然權利派的觀點、政治自由派的觀點，而且違背了批判法學派的觀點。從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現狀出發，文章第五部分是對當前中國法學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沖突這一研究范式進行的反思。從功能上說，中國的媒體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在實踐中，媒體的成立發行、議題設定、報道內容都受到諸多法律和政策的規制。因此，我認為在媒體作為被告的案件中，簡單地將媒體言論等同于言論自由忽視了中國媒體的特殊性，并不能回應名譽權訴訟的挑戰。在媒體普遍受到管制的現狀不可能短期內得到解除的背景下，我認為，與其在言論自由問題上做文章，不如退而結網，改造現有的名譽權制度，填補漏洞，消除歧義，統一規則。盡管名譽權法律規則的明晰不可能擴大媒體或者公民現有言論的空

間，它至少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現有言論自由空間盡可能少地被恣意剝奪。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則是在現有名譽侵權規則的基礎上結合其一般理論和比較經驗提出一些改進的建議。通過制度功能比較協助本國法的進步是比較法最大價值所在，我對美國的名譽權制度做了一個初步的介紹，放在附錄部分，作為參考。

一、公共人物與非公共人物

(一)官員的名譽權官司

1.官員作為公共人物

美國最高法院通過美國紐約時報訴蘇利文(New York Times v.Sullivan，376 U.S.254)案件

突破了原有普通法對名譽侵權的一般性規定，將公共人物的舉證責任憲法化，即，公共人物主張自己名譽權被侵害的，那么他應當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被告“確實惡意”(actual malice)，即被告或者明知錯誤仍然堅持發表，或者對事件真相“貿然不顧”(reckless disregard)。也就是說，美國通過該案使得被告獲得了一個憲法上的辯護理由。為什么在涉及公共人物時，不僅舉證責任倒置，而且這個責任還超過一般的侵權標準(故意或過失)，賀衛方教授曾經給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對等原則。與一般民眾相比，公共人物有更多的接觸媒體的機會，有更多的澄清事實的空間。④

另外，公共人物也從媒體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有時候是媒體造就了公共人物。因此，相對于普通民眾，公共人物就需要忍受一些不便。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在范志毅訴《東方早報》的判決中就確立了公共人物應當對具有輕微損害的言論予以適當容忍的原則。《東方早報》在其報道中提到范志毅涉嫌打假球，被范志毅告上法庭。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第一次引入公共人物的概念，認為公共人物對媒體的批評應當要承擔相對一般人來說更多的容忍義務。以吳裕華法官為審判長的合議庭最后判決原告范志毅敗訴，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本案爭議的報道是被告處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聞規律，從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出發，為了滿足社會大眾對公共人物的知情權而采寫的監督性報道。關于原告賭球的傳言，從表面上看，是涉及原告個人的私事或名譽，但原告這一私事或名譽與社會公眾關注'世界杯'、關心中國足球相聯系時，原告的私事或名譽就不是一般意義的個人之事，而屬于社會公共利益的一部分，當然可以成為新聞報道的內容。被告作為新聞媒體，對社會關注的焦點進行調查，行使其報道與輿論監督的權利，以期給社會公眾一個明確的說法，并無不當。即使原告認為爭議的報道點名道姓稱其涉嫌賭球有損其名譽，但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與理解。”

范志毅訴《東方早報》一案的判決明顯體現出美國紐約時報案的影響。

在紐約時報案件中，美國最高法院引入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這一標準來打破適用侵權法一般規則的形式主義進路可能帶來的實質不公平。因為公共人物或者掌握國家機器，或者出入鎂光燈下，或者聲名播于四海，他們一舉手，一投足，都會對社會形成相當的影響。考慮到這些因素，在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之間進行區分，從而進行不同對待，不但是合適的，而且是應當的。一般來說，公共人物有三種情況：一是具有廣泛社會名聲的人，比如體育明星、電影明星、歌星之類;二是政府官員;三是那些本來不是公共人物，只是由于自己卷入了公共爭論當中而成為了公共人物。在本文中，筆者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作為公共人物的官員身上。我們之所以強調官員的名譽權相對于一般民眾應當要受到限縮，借用紐約時報案中的美國最高法院的說法，那是因為“有關公共問題的討論，應該無限制、強而有力和完全開放(uninhibited，robust，and wide open)，其中包括對政府或公職人員之猛烈、刻薄以及有時令人不快的尖銳攻擊。”也就是說，由于官員的行為一般總是和公共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要對他們的名譽權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憲法第41條第1款明確規定，公民對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憲法在言論、出版自由之外，特別明確規定這一批評、建議監督權條款，就立法目的來說，已經包含著對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名譽權進行格外限制的意圖。

馮象教授從我國社會政法變遷的角度闡明了我國為什么應該引進公共人物的概念。根據馮象的看法，在公民、名譽權、言論自由等法治話語取得主導地位之前，我們是根據階級成分、個人出身來安排言論的，由于言論而引起的“人民內部矛盾”是由單位、組織來說服、教育的。而干部在受到群眾的批評的時候，則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式來要求干部。但是，當法治逐漸成為主流，傳統意識形態對官員的政治倫理約束解體之后，法律的形式主義的平等掩蓋了其背后等級制的權力關系之后，目前中國有關部門名譽權的規則恰恰成為官告民的綠色通道。也就是說，我們在名譽權制度上，形式主義的法制被移植進來了，卻沒有去關注它們的修正和細微之處。而這些細微之處恰恰是名譽權問題所處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宏觀社會之網絡的指示燈。因此，中國民法引入“公共人物”的困難不在法律知識的匱乏或權利意識的軟弱，而是在于如何在法律話語之下重新界定官員的政治責任，以及對公民參與公共辯論和倫理意義的重新審視。核心是有關言論的政治地位和憲法待遇、批評者以及批評對象雙方的政治重建，也就是憲政重建[1](P.174-184)。

2.官員的倫理責任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政府官員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責任就是對選民負責。贏得選舉的考量、黨派競爭的壓力、以及作為第四權的媒體的監督，都會使得政府官員對于民眾的政治責任得以落到實處。但是，在民主仍處于初級階段的國家，選舉的壓力、黨派競爭的壓力基本都是不存在的，那么，能夠落實所謂官員倫理責任，除了統治政黨官僚體制內部的自我糾錯之外，就只有媒體監督這一個途徑了。媒體在這個時候并不必然是，或者說很大程度上不是言論自由的化身。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望處于夾縫中的媒體去實現問責官員的重任，這近乎不可能。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李本教授在經過長期的實證調查、訪談后所發表的有關媒體對中國法院制度影響的研究中表明，在中國，一般能夠被納入媒體監督范疇的只是那些比較低級別的官員;即使是中央一級的媒體也很少或者近乎沒有對于省部級官員的指名道姓式的批評。另一方面，媒體要受到各個方面的管制、指示和電話通知，要求報道以及如何報道某些方面的新聞，以及要求不得報道某些方面的新聞。

商業化背景之下的媒體，為了回應市場競爭帶來的壓力，有時不得不進行一些批評性報道。但不能忘記的是，這些批評性報道都是上述種種管制、指示、電話通知等種種限制和條條框框的制約之下進行的。

因此，如果談論中國媒體的言論自由，那么，就不能忽視這種自由是在普遍規制與市場壓力雙重縫隙中的有限空間。

一方面是社會的急劇變動，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人口流動帶來的對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的挑戰以及中國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強;另一方面是國家對政治領域和言論領域規制的普遍存在。至于更為一般意義上的官員責任、政府倫理以及官員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仍然有待重新厘定。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名譽權和言論自由顯示出它們不同于一般發達國家所具有的意涵。在一般發達國家，無論是北美還是西歐，名譽權和言論自由都已經成為了描述型的概念，也就是說，這種權力都經由憲法的成文規定或者憲法慣例的形成，并為具體司法實踐所認可。所以，當學者討論名譽權和言論自由沖突的時候，他們是在討論兩種具體法益之間有矛盾的時候，如何根據案件事實去進行衡量。

第四篇：言論自由意味著允許說錯話

“5?7”杭州交通肇事案如同一出戲劇，一波三折。先是被害人和肇事者的被作為各自人群（窮學生和“富二代”）的代表被網絡意見推上前臺，接著是“七十碼”的疑云，再后來又出現了“替身受審”。在這場現實中“活劇”里，網絡意見實際上推動著事件的發展；而貫穿始終的是網友對官方的不信任心態。8月24日，新華社記者從湖北、浙江兩省的公安機關獲悉，對胡斌是否真身提出質疑的熊忠俊，被湖北鄂州市公安機關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這起事件，最后以“謠言散布者”熊忠俊被行政拘留而收場，但是留給我們的思考并未結束。

是散布謠言，還是提出質疑？

拘留熊忠俊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5條。這條規定的：“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一）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

（二）投放虛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蝕性物質或者傳染病病原體等危險物質擾亂公共秩序的；

（三）揚言實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擾亂公共秩序的。”

鄂州市公安機關依據的是該法的第一款，即認為熊忠俊“散布謠言”，“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熊忠俊對胡斌是否真身提出質疑，即是“謠言”嗎？仔細研究他所發的幾篇關于“替身受審”的帖子就會發現，他并沒有陳述事實，只是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他所用的圖片并沒有造假，他也沒有捏造證據，只是從媒體發布的信息中，得出自己的判斷，并把它表達出來。網友的大量關注和支持，也表明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只是沒有表達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判斷，即使錯了，就有罪嗎？地球是圓的，但是如果我認為地球是方的，并且拿出我所認為的證據來，我是在散布謠言嗎？用“地心說”蠻橫地討伐“日心說”的歷史教訓，不應該遺忘。

熊忠俊的言論屬于對事實的判斷，而非敘述事實本身，他用來說明問題的兩張照片都是正規媒體傳播出來的，其差別之大，常人一看即知，因而他的言論和“沒有事實根據”或“捏造”不沾邊。新聞報道說，在相關部門發布澄清意見后，熊仍然發布相關文章。這就需要看看杭州方面發布的都是些什么樣的澄清事實的消息了。他們最初對網絡上的質疑不屑一顧，隨后只說這是不可能的，最后以胡斌的親屬及朋友并未提出疑問進行自證，并讓胡斌的父親出面。特別是胡斌在看守所因生活規律而長胖的解釋，更是直接挑戰全國網民的智商。這樣做自然難以消除人們的疑慮，人們仍然有權利進一步質疑。

另外，熊忠俊對胡斌是否真身提出質疑，如何能歸結到“擾亂公共秩序”，同樣值得較真。他的行為若造成了什么后果的話，也不過是網民跟風和有關部門被迫澄清事實。網民跟風，是大家對他的觀點表示認同，而官員澄清事實，則是職責內應該做的事情，這與“擾亂公共秩序”不相干。

衡量言論自由的標尺是看是否允許說錯話

存在多種聲音是輿論的常態。事情越是重大，越可能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議論中每個人在接受、理解、傳播信息方面都存在差異，任何人的判斷都難以達到百分百的正確。如果要求人們只能傳播正確的（正確與否的判斷本身，相當程度上是主觀的）言論，那實際上便是剝奪人們的言論自由。密爾在《論自由》中說過，“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給一個熊忠俊以行政拘留10天處罰的寒蟬效應，會使千萬個熊忠俊“自覺”噤聲，而使千千萬萬個熊忠俊在心里發出更大的猜疑聲。

中國從古至今，因言而獲罪的案例實在是不少。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手機和網絡通訊的發展，公眾的表達渠道增多，公民的權利意識增強，這是好事。然而，隨之出現的卻是不斷發生在縣級行政當權者那里的因言獲罪事件。“彭水詩案”是較早的轟動一個典型例子。在這些案子中，處罰的依據很簡單，就是“散布謠言”，而我國法律中關于“謠言”的定義尚存在較大的主觀解釋的空間。因此，當權者很容易把公民各種言論表達的行為劃歸為“謠言”。于是，就出現了很多以“造謠”的罪名扼殺言論自由的事情。

這次的熊忠俊事件，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華南虎”事件，二者同樣是照片，同樣是質疑——不同之處在于，一個判斷對了，一個判斷錯了。在“華南虎”事件中，最初的懷疑者也只是根據照片來表達自己的疑惑，發表自己的觀點，可是，不管最后老虎是真是假，都不應該歸為“造謠”。同樣，熊忠俊只是在行使一個公民的權利，可惜他判斷錯了，故而以“散布謠言”的罪名受到行政處罰。以判斷的對錯與否來定義謠言，這是違反常識的。一旦這種邏輯成立，那么杭州交警最初對于車速“七十碼”的判斷，不也是在“造謠”嗎？

在“替身受審”事件中，熊忠俊作為普通公民行使其表達權，并沒有觸犯法律，也沒有造成“擾亂社會秩序”的實際后果。相反，通過他的質疑和官方的澄清，反而消除了大家心中的疑惑。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終極目的——讓真理愈辯愈明。“雖然各種學說流派可以隨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真理卻已經親自上陣；我們如果懷疑她的力量而實行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傷害了她。”[i]如果以“造謠”的罪名來壓制言論自由，那么真理就失去了戰斗的機會，不能消滅那些潛在的疑惑和謬誤；甚至有可能，真理也會被壓制。

政府應該如何面對公民的質疑

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勇于擔當的政府。公信力不是靠粉飾得來的，而是靠事實和真理來證明和維護的。“一個好政府和一個壞政府同樣容易發生錯誤??如果能迅速糾正一個錯誤，如果處在最高地位的人對一個平易的忠諫能比其他人對一筆大賄賂更重視，這就是最符合諸位的高尚行為的美德，而且只有最偉大和最賢明的人才能具有這種美德。”[ii]在現代法制社會里，這種要求不僅是道德層面的，更是法律層面的。只有認真聽取意見，才能發現和改正錯誤，而不應該一味的打壓不利于己的言論。

在這一事件中，杭州的公檢法機關應該感謝熊忠俊，正是他的“造謠”，讓官方得以證明了清白。試想，如果大家都是把這種疑惑藏在心里而不表達出來，那么官方的公信力會比現在更低。這種隱藏表面上看是平靜的，但爆發出來的力量卻是驚人的。最近頻繁發生的群

體性事件，正是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找到了某個發泄口，造成表達的非理性。如果在甕安事件中，貴州省的主要領導一開始就能積極地應對大家關于“俯臥撐”的質疑，采取配合的態度澄清事實、糾正錯誤，或許不會發生群眾大規模的聚集和攻擊。

歷數最近一些有關言論自由的事件，大都是發端于網絡。的確，網絡作為一個平臺給了每個人分享和傳播信息的機會，網友們經過長期的實踐，也懂得如何利用這個平臺。現實中的傳播活動，由于傳播力量的分布不均，表達能力的不同，社會地位和關系的影響，很難實現真正的言論自由；許多人的言論自由只能通過小部分人（主要是記者）的言論自由來得到表達和實現，而即使是這一小部分人的言論自由也是受制于各種體制的。網絡媒體的低門檻使得大家都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從事信息傳播活動；而匿名性的特點又能讓大家不必受制于傳統的社會關系的制約。可以說，網絡為現實中難以操作的言論自由提供了一個實現的機會；實踐也證明，如果網絡能夠被很好的利用，確實能夠促進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網絡這片自由的土地，應該得到保護。盡管可能會有良莠不齊的信息，會有判斷錯誤的言論，但是我們要堅信真理是戰無不勝的。每一個理性的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斷，真理不會被打倒，而謬誤終將被消滅。

政府不應該把不利于己的言論視為洪水猛獸，而要當作苦口良藥。政府部門的工作，應當被公民監督。即使這種監督出現了錯誤的判斷，也不應該追究監督者的責任。相反，政府應該反思，自己為什么會受到廣泛的質疑。如果說一個人的錯誤判斷，只是一個偶然的話，那么一群人的錯誤判斷，就說明這種懷疑確實不是沒有道理的。政府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行為，鼓勵公民的監督，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樣才能樹立良好的公信力。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必須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應該以“造謠”的罪名來加以扼殺，打消公民自由表達的積極性。公安機關在處理熊忠俊事件中強調其身份是“無業人員”，帶有歧視意味。他在發表針對政府的質疑時，其對應身份應當是“公民”，擁有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公民。當然，就本案而言，熊忠俊的言論表達亦應有所檢討。根據公開的資料，其第一篇網文名叫《荒唐，受審的飆車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這種不留余地的直言判斷很容易授人以柄。文中其對杭州方面及胡斌家人也用了一些不太準確的揣測之語，不過如果胡斌家人覺得這樣的表達傷及其人格權，他們自可訴諸法律，警方似乎不該越俎代庖。（研究生王權參與寫作）發表于新聞記者雜志

[i] [英]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商務印書館.1989.55-56 [ii] [英]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商務印書館.1989.63

第五篇：打擊網絡謠言與網絡言論自由

打擊網絡謠言與網絡言論自由

當今，互聯網的開放性、時效性、信息的共享性極大方便了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與此同時，互聯網也成為某些造謠者肆意散播謠言的平臺，諸如“軍車進京，北京出事”，“搶鹽**”，“艾滋病患者滴血傳播艾滋病”等沒有事實根據的謠言大肆傳播，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導致了民眾的恐慌和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政府有關部門要嚴厲打擊網絡謠言，加強網絡信息的監控，促進互聯網的健康發展，意義重大而深遠。

網絡的形成確實給大部分網民帶來了一個可以說話、交流的機會，很多牢騷可以通過網上和匿名的網友之間進行傾訴。但是，并不意味著你可以用罵人的話來發泄，因為你的話別人能夠看到，不是你一個人在房子里面自己對自己說話，任何傳播一旦影響到別人的時候，就有一個基本的傳播道德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網絡給了每個人表露心聲的機會，但是，表露心聲本身要有所克制，因為你的自由不能影響別人的自由。

面對約束與管理，一些人喜歡拿個性、權利說事。殊不知，個性的張揚必須以公認的道德與價值觀為底線，主張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勿以惡小而為之，個人對事物對錯的判斷、積極或消極的應對、效仿或抵制的抉擇，很可能成為“蝴蝶效應”的起始。低俗發泄不僅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最終還可能反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面對網絡“低俗文化”，理智清醒的人沒有理由隨波逐流。面對某些人對現實的不滿與困惑，社會也沒有理由袖手旁觀。積極疏導、解決矛盾，本就是構建和諧、權益維護的應有之義。虛擬與現實，需要的是相輔相成，絕不是互為掣肘。

流言止于智者，每個人都有自覺抵制網絡謠言的義務。網絡進入尋常百姓家以來為人們自由發表言論帶來了無限便利，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人們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也時常苦惱于網絡謠言所帶來的種種傷害。謠言在口耳相傳時期是一傳十十傳百，可現如今謠言以網絡為傳播媒體，它的傳播速度、波及范圍、危害程度程無上限增長，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精神困擾，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為了保證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環境，必須嚴厲懲處網絡謠言的制造者和傳播者。

除了網民這一網絡組成之外，新聞也是極其重要的成分。怎么樣才能有效的利用網絡發揮新聞的輿論導向作用，又如何把握好這個言論自由的度呢？

首先，作為網絡新聞監管者，應當增強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和自身的專業素養。很多情況我們看的是，網絡監管人員本身的素質不夠，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識別什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新聞，只是一味的維護自己網站的點擊率，就可以不顧一些虛假低俗的東西出現在自己的網站，因此加強監管人的素質培養是規范網絡新聞自由度得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其次，網絡的使用者也應該注意正確的使用文明用語。網絡自由并不代表著可以隨便說話，網絡新聞也要追求新聞的真實效果，作為一種傳播媒介，他所承擔的是新聞的承載和傳遞，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從自身認識到言論自由的度，就會各自發表意見，百家爭鳴，而不是相互謾罵，互相詆毀。

最后，網絡的新聞采寫者是新聞的把關人，很多時候網絡新聞的采寫者為了爭取量大快速而忽視了網絡新聞的質量，一旦聽到什么風吹草動，根本沒有去親自的考證就直接寫稿子上頭條，有的根本就是胡說亂扯。這樣的網絡新聞的言論自由的如果沒有控制好就相當于變相的人身攻擊。

總之，新聞自由的權利很多方面的問題，即采訪、報道、出版、發行等自由

權利，這些中都包括新聞記者，新聞監管，和新聞發布者的言論自由，不管是什么樣的權利，不管怎么受到法律的保護都應該把握好自己的一個度，言論自由是公民和新聞工作者得普遍享有的權利，言論自由中又包含了表達權利自由和知情權利自由，在采寫新聞和獲得新聞之后都需要發表評論，而這些應該是一種正確的引導不應該是一種傷害人的武器。網絡作為一種新型媒體是一種特殊的媒介就更應該加強法律意識，合理的處理政府、人民和媒體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真正黨的耳目喉舌，幫助國家正確的引導人民。

現在上網的網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當高的，而網上這類行為很可能誘發對未成年人去模仿。隨著他們的成長，這一代人如果習慣于無法無天地在網上隨意搜尋他人的隱私材料，那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認識就會大大降低。孫立平有一本書叫《論道德底線》，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守衛底線，守衛底線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就是要尊重其他人的隱私。你尊重其他人的隱私，別人才有可能尊重你。一個現代公民所應該具備的，也最值得稱道的美德，第一就是寬容。因為隨著社會越來越開放，中國人的個體意識正在覺醒，個人的選擇多了、自由度大了，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文化觀念上以及生活態度上的矛盾，惟有寬容之心可協調。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并且以寬容之心看待這種差別，應是和諧之本義。

回顧網絡言論自由所促進的社會變化不難發現,在依法治國的建設中,很多決策的制定變化都與網絡言論自由有著密切關系。由此可見,網絡言論自由是個好東西。但是,自由從來不是絕對的,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行使。因此,人們遨游在虛擬空間享受它帶來快樂的同時,亦要牢記網絡言論責任,這樣才能使他人與自己一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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