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境保護局案件調查報告

三河市環境保護局

案件調查報告

案由

當 事 人法定代表人職 務地址電 話調查經過：查明事實和證據：

處理意見：

調查人：年 月 日

調查部門意見：

法制機構意見：

領導意見：

負責人：年 月 年 月

年 月日日日

第二篇：環境保護局案件調查報告

三河市環境保護局 案件調查報告

案

由

當 事 人

法定代表人

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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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調查經過：

查明事實和證據：

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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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機構意見：

領導意見：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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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6案件調查報告

2016案件調查報告

案件調查報告

（一）近年來，房地產市場“過熱”，商品房、企業集資房、經濟適用房、社會保障房、拆遷安置房等多種形式的住房出現在市場上。有市場就有交易，在交易后，諸如因短期內房價過快上漲，出賣人心理失衡，以種種理由要求法院確認合同無效的案件；房屋買賣因完成不了過戶手續而請求確認合同有效、并協助辦理房屋所有權證的案件；拆遷安置房屋買賣合同糾紛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并存在糾紛不斷擴大的趨勢。我院在對大量個案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試圖通過對此類案件的特點及成因予以粗淺分析，對當前解決此類糾紛所依據的法律、司法解釋的缺陷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現將主要情況報告如下：

一、案件特點。

（一）訴求集中。主要表現為要求確認原、被告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或者要求確認合同有效、協助辦理產權過戶手續。理由主要集中于出賣時未經其他共有權人同意或房屋未取得產權證書及經濟適用房不能上市交易等。

（二）出賣人反悔原因集中。大多系房屋價格大幅增長所致。從案件審理的情況來看，盡管眾多出賣人在進行答辯時所提出的理由都并非是以房屋價格增長，但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依然能感覺到利益因素的影響實為出賣人反悔的最主要原因。

（三）調解難度集中。從本院對此類案件進行審理的情況來看，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原被告雙方很難達成調解協議。原告一方要求嚴格按照當初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確定彼此的權利義務并最終要求實現其權利，普遍不愿意接受合同之外另行支付補償購房差價；而被告一方卻認為當初雙方簽訂合同時沒有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或者以沒有取得房屋所有權證的房屋不能買賣為由抗辯原告的訴訟請求，要求確認合同無效或者原告理應對其以現行房屋市場價格進行補償。

（四）法院判決集中。我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遵循誠實信用與公平合理的合同法基本原則，除原、被告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的外，其余案件均以判決形式作出處理結果。現行法律法規由于制定的時間早晚有別，同時具體法律法規又具有針對事項立法的特點，因此在處理此類案件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在具體法律關系的認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見和觀點，辦案人員對法律、法規的理解不同，有時會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二、原因分析。

（一）利益驅動下的誠信缺失。此類案件大量出現的根本原因則在于出賣人的誠信缺失，而此種現象的背后則是利益因素的影響。由于房屋價格呈現連年持續增長的態勢，這種價格變化所導致的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利益懸殊引起了被告的心理失衡，而房屋產權證件辦理的進度緩慢又給予了出賣人將此失衡進行現實表達的機會，其結果就是出賣人不愿意依據原合同履行辦理產權過戶的義務。

（二）現行立法、司法的缺陷。現行法律法規由于制定的時間早晚有別，同時具體法律法規又具有針對事項立法的特點，往往缺乏體系的邏輯嚴密性和和諧統一，因此在處理此類案件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在具體法律關系的認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見和觀點。這就容易給當事人在估計失信的法律成本方面形成錯覺。同時，對失信行為的處罰力度弱，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房屋買賣本身所蘊含的法律風險。

1、未取得所有權證的房屋。房屋所有權證是合法的物權憑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規定“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出賣人在轉讓時沒有取得所有權證，其轉讓行為無效。所謂法律風險，主要是針對買受人而言，這時，房屋買受人可能因出賣人未取得所有權證而遭致對方毀約的風險。

2、集資房。所謂“集資房”，是企事業單位利用自用存量劃撥用地，群眾自行集資建設，按成本價銷售，以解決職工住房困難的一種方式。集資建房的對象范圍是由單位確定的，帶有福利性。但依據《蘭州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的規定，企事業單位集資建房是經濟適用住房的組成部分，分配的對象是本單位低收入者，對于已享受過福利分房、已購買過經濟適用房或者是住房標準達到控制標準的職工，規定不得參加集資建房。但現實中，只要單位集資建房，所有的單位職工均可參與集資。在住房過剩的情況下，一些職工就將此類房屋推向市場。此類房屋買受人最大的風險在于房屋不能過戶及過戶時承擔高額的土地出讓金。

3、經濟適用房。所謂經濟適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優惠，限定套型面積和銷售價格，按照合理標準建設，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供應，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住房。對經濟適用房在限制轉讓的年限內進行轉讓或將購房權私自轉讓給沒有購房資格的人，都是違反了我國關于經濟適用住房的相關規定，客觀上也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妨害了其他符合購房條件主體的購買權，存在合同歸于無效的風險。

4、拆遷安置房。拆遷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規劃、土地開發、舊城改造等原因進行拆遷，而安置給被拆遷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由于拆遷安置房屋買賣交易存在很長的時間周期，進而蘊涵了諸多法律風險。司法實踐中這種類型案例舉不勝舉，且逐年遞增。一般情況下，拆遷房屋買賣雙方在簽訂買賣合同后，賣方都會要求買方支付全部或絕大部分房價款，而買受人在支付該巨額房款后并不能及時取得房屋所有權，雙方形成的僅僅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雖然雙方存有買賣合同，但根據物權公示公信原則，出賣方從法律上講依然是房屋所有權人，這樣買受人就會被置于高風險法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該房屋物權變動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周期，期間可能會出現的法律風險諸如房價飆升導致違約發生、抵押擔保設定、所有權人死亡出現、所有權人自身債務惡化、共有權人或第三人權利主張、房產查封扣押、贈與繼承發生、標的物作價投資出資等等情況。該類糾紛的發生主要是由于雙方在合同內容上沒有精心設計，而且買受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僥幸心理。

三、對策建議。

（一）規范買賣協議。由于房屋大部分是夫妻共有財產或者家庭共有財產，而在登記時，因其他共有人未申請登記，登記部門只將夫妻一方或者家庭成員中的一員登記為所有權人，而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時往往又是登記的所有權人或者家庭中的一員為代表與買方訂立合同，合同簽訂后，賣方往往以其他共有人不同意為由毀約。因此有必要規范房屋買賣協議，對未在房屋所有權證上登記的共有人要求一起簽訂買賣合同或出具書面同意書。

（二）加大法制宣傳力度，提高買賣雙方的風險控制能力。可以通過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種途徑普及房屋買賣中的風險知識，提高大眾的風險意識，將大量的此類糾紛消滅于訴訟前。此舉不但可以減輕法院的審判、執行、調解負擔，而且在時間點的選擇上更有利，即在買賣雙方的矛盾尚未升級的時候，更有利于促使其達成新的合意。

（三）強化以案示法的宣傳。以案示法可以充分發揮法律的社會引導功能。大力宣傳法律判斷和判決結論，可以引導其他類似情況的案外人對行為性質作出準確的判斷，從而作出恰當的選擇。

（四）倡揚誠信觀念與法治信仰。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信用經濟，穩固的信用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動力和源泉。我國要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在廣泛倡導社會誠信的基礎上培植和維護信譽，建立社會主義信用體系。當然，作為司法機關，有必要通過正確適用法律法規對不誠信行為進行負面評價，加大失信成本，進一步在民眾心中樹立誠信意識和法治信仰。

四、對現行司法解釋需完善的一點建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為房屋質量瑕疵、貸款買房、懲罰賠償、解除合同等糾紛的處理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對于其他房屋買賣合同糾紛，則要根據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處理，難免出現適用法律不統一，判決結果不統一的情況。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法》規定“國有資產轉讓除按照國家規定可以直接協議轉讓的以外，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公開進行。轉讓方應當如實披露有關信息，征集受讓方；征集產生的受讓方為兩個以上的，轉讓應當采限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該規定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在此種情況下，國有企業未在產權交易場所公開征集受讓方而是私下與買受人簽訂買賣合同出售國有資產的合同是否有效？依據《合同法解釋二》的規定，該合同應為有效合同，因為沒有違反法律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實際上，該類買賣可能存在出賣人與買受人串通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但要認定雙方惡意串通似又缺乏客觀標準，雙方未按正常程序轉讓、受讓能否即認定為惡意串通，如果不能認定，那么如果這種合同僅憑不違反法律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認定合同有效，是不是法院以判決的形式認定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合法化，試問法院充當的是什么角色。又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而2016年12月1日建設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監察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稅務總局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規定了經濟適用住房管理應建立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經濟適用住房由市、縣人民政府按限定的價格，統一組織向符合購房條件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實行申請、審核、公示和輪候制度。如果法院僅憑該辦法是部委規章，而非行政法規為由確認經濟適用房買賣合同有效，那么，其他符合經濟適用房準購條件的弱勢群體的權益又將如何得到保護。再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公布于1992年，現在還依此為依據解決問題已不適應現代社會及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該通知規定單位內部分房、騰房問題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但現實生活中，單位收了職工的集資款，因種種原因，單位建房的行為沒有完成。這時，職工既無房可住、單位又無錢可退，法院又不受理此類案件，那么職工的訴求應當向誰表達，沒有公權利介入的職工利益又如去實現。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某些方面的效力似有高于法律之嫌。因此，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法律的形式規范新型房屋買賣行為，維護交易秩序安全不僅是司法實踐的要求，也是促進房地產買賣健康發展的需要。

案件調查報告

（二）今年8月，市委預防辦、市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采取以市院預防處為主體，統籌各發案縣區檢察機關預防部門共同參與、上下聯動，針對發生在我市農機購置領域的26件32人職務犯罪案件立項開展預防調查和犯罪分析。調查顯示，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是黨和國家實施的一項重大惠農政策。自20xx年中央將農機（具）購置補貼專項納入國家“三補貼、兩減免”的支農惠農政策以來，資金規模已由最初的數千萬元增加至數百億元。然而，隨著國家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深入實施，資金規模日益擴大，騙取、侵吞農機購置補貼資金、收受農機經銷商賄賂的職務犯罪案件也呈現出頻發高發的嚴峻態勢。不僅破壞了我市改革開放、加快發展的良好環境，更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戶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視并切實采取措施加以有效遏制。

一、我市農機購置領域職務犯罪發案情況、案件特點及作案手段統計顯示，今年以來我市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該領域職務犯罪案件26件32人，涉及包括市級農機管理中心在內共11個管理單位。

（一）農機購置領域職務犯罪發案特點

1、貪污受賄現象嚴重。在昭通市及所轄1區10縣中，1市、1區9縣的農機部門存在套騙農機補貼、收受農機經銷商賄賂等情形。在全市11個農機站長（含鄉鎮農機站長）中，5個涉嫌貪污農機補貼、12個涉嫌收受農機經銷商賄賂。案件中，犯罪主體較為固定，即負責農機補貼的直接責任人，在所查處的26起案件中，涉及農機站站長17件，占65%。作案手段較為單一，19%是以虛報購機款的伎倆套取國家補貼。

2、涉案金額大。檢察機關立案查辦的26件案件，涉案總金額高達600余萬元，其中5萬元至10萬元的12件，10萬元至50萬元的4件，50萬元至100萬元的特大案件3件，100萬元的特大案件4件。涉及金額最大的是鎮雄縣農機管理中心主任涉嫌受賄案，其涉嫌收受賄賂高達200多萬元，創下了涉農貪污賄賂案件金額歷史之最。

3、“一把手”涉案突出。在查辦的32人中，農機管理部門局長、副局長、站長、副站長、部門負責人有21人，占66%。其中，“一把手”單獨作案的17人，占53%;“一把手”伙同部門工作人員進行貪污受賄11人，占34%。

4、發案集中，發案范圍廣。農機補貼政策實施以來，在農戶大量購機的短短兩年多時間（20xx—20xx），農機購置補貼領域已成為貪污賄賂犯罪多發易發部位，全市10個縣區及1個市級管理部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除鹽津縣外，全市有10個農機管理部門發生案件，9個農機管理中心主任、4個副主任、1名市級管理科負責人及部分相關人員被立案查處。

5、窩案、串案比例高。所立案查辦的26件農機管理系統案件中，90%以上系窩案、串案，呈現辦一案挖一窩，查一個帶一串的以點向面的輻射式傳播。一人向同一農機管理部門的多人行賄，一人向多個縣農機管理部門的多個人行賄，官商勾結共同貪污、官員之間勾結共同貪污和受賄現象普遍。在被調查的18名農機經銷商中，絕大多數曾向2名農機系統工作人員行賄。

（二）農機購置領域職務犯罪作案手段

1、按一定比例給予農機部門工作人員“好處費”。調查發現，自20xx年昭通市實施農機購置補貼以來，農民主要采購的是微耕機。從所辦理的26件案件來看，微耕機經銷商、代理商直接按照每銷售一臺微耕機給予農機部門國家工作人員300元、400元不等的回扣。如經銷商曹某在20xx年至20xx年期間，向鎮雄縣農民銷售微耕機4000多臺，曹某就按每臺300元、400元不等的價格給予農業局長、副局長、農機站長、副站長“好處費”165萬元，曹某還按每臺300元、400元不等的價格單獨給予鎮雄縣農機站長吳某“好處費”156萬元。

2、虛構農民購機花名冊騙取各級所給的購機補貼。因農機機號均是唯一的，因此農機部門通過與經銷商串通勾結，弄虛作假，申報補貼，套取國家農機補貼資金和縣級農機補貼資金。一是由經銷商提供虛假的農機機號、虛開發票，農機站人員偽造農民購機資料，農機站工作人員將虛假銷售上報省農業廳、財政廳復核后，農機經銷商套取國家補貼和縣級補貼后，又將“協議”好的數額分給農機部門工作人員。鎮雄縣農機站長吳某伙同副站長譚某、農業局長王某、副局長莊某共同貪污國家補貼案，就采用這一方式。二是農機部門工作人員找到農機代理商，虛填農民購機花名冊，按縣級購機補貼標準套取縣級購機補貼。如巧家縣農機站長孫某要求農機代理商提供虛假的農民購機260臺的花名冊，并由代理商聯系農機業務量多的經銷商，由縣農業局補貼每臺500元轉帳13萬元到昆明經銷商帳戶上，再由經銷商將套取的縣補資金轉帳到代理商個人的帳戶上，由代理商提取現金交給農機站長孫某后二人平分所套取的縣級補貼13萬元。

3、借農機推廣和技術培訓之機肆意收受賄賂。區縣農機主管部門負責農機新技術、新機具的引進、試驗、示范及技術的集成推廣和運用，負責農機購置財政補貼的審批辦理等。在利益驅動下，一些農機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借推廣新型農機具、培訓農機手之際，幫助經銷商宣傳、推銷農機設備，并按銷售額提取“推廣費”。如昭陽區農機站長張某，利用職務之便為農機銷售商推銷微耕機、拖拉機等農機，在20xx年至20xx年期間共收受多家農機經銷商賄賂14萬余元。

（三）農機購置領域職務犯罪發案原因

主觀方面表現為：

1、法制意識淡薄。從涉案的10多名農機系統管理層人員的情況調查發現，大多數在農機管理的能力方面表現較強，對自己職能職責認識得清、能兢兢業業工作，還積極參與許多政府中心工作，卻忽視了加強自身的思想道德、紀律、法律的學習，認為商業賄賂是普遍現象，辦事找關系送錢送物大家都是這樣，送上門的好處不要是傻子。因而，導致法律意識薄弱，單薄的思想防線在各種利誘的沖擊下一觸即潰。

2、受金錢至上腐朽思想侵蝕，廉政防線不攻自破。縱觀農機系統的管理人員，無論是站長或是副站長，乃至局機關領導，都是生活富足，家有房產，收入不菲，但在社會的一些不良環境影響下，一些干部未能經受住利益的誘惑和考驗，在糖衣炮彈的一次次轟炸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扭曲，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侵蝕和腐朽了自己的思想，進而一步步向罪惡深淵邁進，一發不可收拾。

3、不良嗜好迫其鋌而走險。有一位嫌疑人曾經這樣說道：“全市農機站長有許多是我的同學，我十分了解，以前大家太樸實了，都是因為玩麻將手中寬裕點才都出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追求和放縱下，農機部門一些人的不良嗜好漸漸突顯，以致將黑手伸向惠民資金，貪污受賄，大肆侵吞套取國家農機補償款。曾有幾個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調查中，對自己貪污受賄的資金去向難以啟齒，沒有存款、沒有用在家庭、沒有用在子女就學。在辦案人員的法律攻勢、政策攻心下，答曰：都整去打麻將了。他們“血戰”了人生，輸光了前程，擊潰了親情。

四是攀比心理作祟，補償欲望強烈。從個人因素來看，基層農機管理工作長期以服務“三農”為主，常常與機具和農民打交道，工作非常辛苦，且單一枯燥，而現行體制下，農機管理人員的收入往往與其工作強度有一定的差距，與一些高收入的行業工作相比，容易發生個人心理上的變化，特別是容易產生居功補償心理而誘發職務犯罪。曾有一名主任在交待自己的問題時這樣說到：“費了這么大的力從上面爭取資金補貼農戶，眼看用不完又要被財政收回去，太可惜了，不如把它套出來用掉”。

客觀方面則表現為：

1、價格虛高，豐厚的利潤空間導致賄賂案件多發易發。通過辦案，我們發現同一品牌、同一規格農機具的市場銷售價往往要比享受農機購置補貼采購的機具價低得多，()而且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的機具時常伴有拼裝、組裝成份，從而大大降低了成本，低劣質產品充斥市場導致商家有豐厚的利潤空間，形成了出手大方的行賄現象。如鎮雄縣銷售機具的一經銷商，拿出的行賄資金就高達4、5百萬元。

2、監督缺失，給貪污賄賂犯罪孕育了溫床。一是缺乏有效的上級監督。按照農機補貼辦理和審批的程序設置，農民辦理農機補貼手續全部在縣級農機主管部門完成，且省級部門安排的農機補貼專項資金都直接安排到縣一級農機部門。市級農機管理部門雖然對縣級農機管理部門批準的農機有審核權，但局限于書面這審核，監督流于形式。二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農機部門既具體負責辦理和審批農機補貼專項資金，又掌握著農機補貼專項資金的結算大權，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而財政部門對農機補貼專項資金的監管也僅局限于書面審查，公示制度在實際中也得不到有效落實，對農機部門的外部監督明顯缺失。

3、領導不帶頭廉潔自律，上行下效。無論是貪污還是受賄方面的窩案，都存在站長或副站長起了貪心，一個人又不敢獨吞，或是一個人無法運作，或是為尋求庇護，而向上級領導匯報，領導不但沒有及時制止下屬的違法犯罪行為，卻在共同利益的趨動下，默許或簽字認可，從而產生了犯罪，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的手下，形成窩案。

4、不切實際的量化任務，給職務案件易發多發埋下伏筆。一些地方政府或是農業系統不充分調查掌握我市農機購置、農機推廣的基本數量和要求，而脫離實際一味追求數量，造成具體負責或經辦購機補貼工作人員有利可圖、有空可鉆，導致虛報套取資金，誘發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易發多發。

二、農機購置領域職務犯罪預防對策

通過對我市農機購置領域職務犯罪發案環節、作案手段、案件特點及致罪原因的分析，結合調查發現的存在不足和薄弱環節，為切實服務“三農”工作，有效遏制農機（具）購置領域職務犯罪，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加強國家農機補貼政策宣傳和“政務公開”力度

農機購置補貼是國家重要的惠農政策，惠及的對象是農民，而辦案中發現廣大農民朋友對補貼數額和補貼項目并不了解，對農機管理部門工作流程和服務職能也不清楚，這說明我們的政策宣傳和“政務公開”力度明顯不夠。因此應擴大“政務公開”范圍，進一步促進局務、鄉務、站務公開；要加大政策宣傳力度和廣度，充分利用各種媒體、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各種形式廣泛宣傳補貼范圍、對象、原則及操作程序、補貼目錄、資金補貼標準，確保農機補貼宣傳到位、落實到位，保證政策的公開、透明和群眾的知情權。

（二）開展警示教育和預防職務犯罪知識講座，強化干部職工廉潔自律意識

全市農業行政主管機關和具體承擔農機管理職責的部門要加強對工作人員特別是“一把手”、中層以上干部的職業道德教育、黨風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要從思想道德教育這個基礎上抓起，不斷夯實廉潔從政的職業道德基礎、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要認真執行黨內監督各項制度，抓好干部廉潔自律，切實解決領導干部廉潔從政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針對部門領導和重點人群、重點環節定期組織法律法規學習、黨風廉政教育、預防職務犯罪專題講座，通過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相結合，引導每一個農機管理工作人員算好“五筆帳”，即組織培養帳、親情悲歡帳、個人成毀帳、家庭安全帳，經濟得失帳；自覺做到“四個珍惜”，即珍惜組織培養、珍惜工作崗位、珍惜個人名節、珍惜幸福家庭，抵得住誘惑，始終筑牢拒腐防變的防線。同時，要十分注意發現和宣傳在各自崗位上拒禮拒賄、廉潔自律的典型，弘揚正氣。

（三）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建立和完善長效監督機制

1、明確和強化農機主管部門“監管主體”的職能定位，而不宜作為農機產品流通環節中的合同主體，確保從合同簽訂到付款、交貨的全過程，農機管理部門僅作為監管主體依法審查農戶購機資格，不干擾雙方交易行為，有效降低行政干預。

2、增強服務職能，減少中間環節，在企業和農戶之間建立通暢的信息渠道，試行農機目錄經銷商經營為主經營向市場經營調節為主轉變，推行凡是目錄內的農機具，不分生產企業和經銷商，只要符合產品質量要求的農機具，由農民自主議價購買，逐步實現產品的流轉從經銷商→農機局→農戶的間接渠道，轉變為經銷商→農戶的直接渠道，促使企業與農戶之間達成公平交易、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公平競爭。

3、借鑒涉農補助“一折通”方式，推行購機農戶在農機管理部門實名備案及存折發放前在購機農戶所在鄉（鎮）村公示制度，確保“補貼”直接兌現到農民手中，讓農民真正受益。

4、搭建陽光交易平臺，嚴格監管農機購置補貼的實施全過程。優化、設立農機交易場所，為農機經銷商提供攤位和展銷場地，農機經銷商負責組織列入補貼目錄的農機產品在交易所展示和銷售；同時，建設完善信息發布、交易管理、售后服務、技能指導及投訴備案功能齊備的專網平臺，適時監控農機補貼申請、協議上報、審核、供貨審批、補貼資金結算等環節，做到程序嚴密、運行透明。

5、注重發揮政府監督、部門內部監督和社會監督作用。切實改善“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難，平級監督太軟”甚至監督缺位的局面。加大地方政府監管力度，有效整合政府、財政、審計、專門機關等相關部門監督職能，形成合力，有針對性地對農機補貼情況進行監督檢查；要充分發揮部門紀檢人員的監督、檢查作用，對各縣區農業局分管副局長、購機辦主任、縣鄉農機站長在工作流程、執行制度上實行嚴格的廉政風險防控，把嚴格程序、嚴肅紀律、廉潔自律，貫穿于農機工作的各個環節中。

6、嚴格社會誠信體系和市場廉政準入制度建設，認真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級黨委、政府關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的相關規定和要求，與檢察機關共同形成嚴懲行賄犯罪工作合力，不使任何一名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個體、私營企業在我市有遂行“潛規則”的市場空間，以達到徹底凈化市場空氣，保護干部的目的。

案件調查報告

（三）一、調查方法

1、聽取駐青辦事處有關人員介紹。

2、查詢駐青辦事處賬簿。

3、查詢青島市維可經濟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維可公司）工商登記資料。

4、考察維可公司現狀。

二、案件概況

**年2月3日，駐青辦事處借款18萬元給維可公司，用于生產經營活動，20**年10月2日償還5000元，20**年4月11日維可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樸奇書面表示愿將個人所有的房屋折價175000元抵給駐青辦事處用于償還債務，20**年6月29日房屋過戶，但駐青辦事處與李樸奇未能就房屋價格協商一致，所以，盡管辦理了過戶但房屋買賣（抵債）合同沒有成立。20**年8月4日，經駐青辦事處同意，李樸奇將上述房屋賣與第三人，駐青辦事處和買賣雙方簽署備忘錄，闡明該房屋實際產權為李樸奇所有，并協助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

此后，駐青辦事處多次向維可公司追償債務未果。

另查，維可公司是經合法登記的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金160萬元，由青島市寶奎公司、青島市市場科學研究會和自然人張宏共同出資設立，1995年9月7日經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設立登記，法定代表人李樸奇。**年10月28日該公司由于“改制”經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變更登記，股東變更為李樸奇、xxx、xx、xxx。目前，工商登記資料顯示該公司仍合法登記，但經考察其登記住所并未發現該公司的存在，登記電話已經停用，法定代表人李樸奇也查無下落。

三、特別提示

在維可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中的某些文件上應由該公司股東青島市寶奎公司代表人簽名處發現有“李曉（代）”字樣，經核實為駐青辦事處主任李曉先生的親筆簽名，這些簽名出現在該公司設立過程的文件中。李曉先生解釋說這些簽名是接受青島市寶奎公司的委托簽署有關文件所為。報告人認為李曉先生的簽名是一種普通的民事代理行為，與本案無關。或許，李曉先生的簽名會被理解為李曉先生與青島市寶奎公司之間存在信任和友好關系，進而認為李曉先生批準其負責的駐青辦事處借款給青島市寶奎公司為主要股東的維可公司是受到上述信任和友好關系的影響，報告人在此強調的是，李曉先生接受青島市寶奎公司的委托簽署有關文件和李曉先生批準其負責的駐青辦事處借款給維可公司二者沒有法律上的聯系。

四、分析

1、本案是一起單位之間的借款合同糾紛。駐青辦事處經其負責人批準將單位賬戶上的錢借給維可公司，維可公司開具收款收據并加蓋公章，收款（經辦）人處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樸奇的簽名，表明借出和借入款項的行為是兩個單位之間的法律行為。

2、債務人仍為維可公司。駐青辦事處借款給維可公司后維可公司經過變更登記股東全部更換，但根據《公司法》以及維可公司股東代表大會決議，股份轉讓后債權債務隨著轉移。

3、訴訟時效可能已經屆滿。本案的借款屬于不定期借款，時效從債權人要求償還或債務人拒絕償還之日起算滿兩年，在此期間內如發生時效中斷事由則重新計算。據現有資料知道，最近的一次可以被證明時效中斷的日期為20**年8月4日即駐青辦事處和李樸奇房屋買賣雙方簽署備忘錄之日，距今已超過兩年，以后雖多次追償但無證據證明，如不能發現或取得新的證據則意味著時效已經屆滿，因此建議收集或獲取新的證據。

第四篇：案件調查報告

邢臺縣環境保護局

案 件 調 查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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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調 查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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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案件調查報告專題

案件調查報告范文

案件>調查報告>范文

（一）近幾年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不斷增加，醫患關系日趨緊張，社會各界對此類案件也高度關注，為此，《侵權責任法》中就設專章對此類案件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自《侵權責任法》施行以來，本院共受理兩起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其中一件已調解結案，另一件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從數據可知，本院轄區內的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為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治理的病例相對大醫院而言少且簡單，因而發生醫療事故的幾率也相對較低。

該類案件的特點是審理周期長、處理難度大，訴訟時雙方常會發生沖突、哄鬧等現象，調解難度大，且普遍存在著一個主要難點：鑒定問題。由于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大多涉及醫療領域的專業知識，其高度專業性和復雜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認知水平，因而，在審理該類案件時，鑒定結論成為影響案件事實的具有杠桿作用的重要證據，醫療損害鑒定的公正性、科學性也成為當事人雙方關注、爭議的焦點。但目前，我國的醫療鑒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國醫療損害鑒定制度的現狀

醫療損害鑒定的二元平行機制。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涉及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鑒定方式主要有兩種：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和社會鑒定機構的醫療過錯鑒定。醫療事故鑒定由醫學會組織鑒定專家組進行，鑒定專家由雙方當事人在醫學會醫鑒辦工作人員的組織下在專家庫中隨機抽取，鑒定實行合議制，鑒定結論由鑒定組集體負責，鑒定人員不接受法庭質證。醫學會的鑒定專家庫充分吸納了醫學專業的權威，為鑒定的科學性提供了堅實的保證，但是，由于醫學會的性質，其與當地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有著緊密的聯系，甚至有些專家就是由衛生行政機關的人員兼任，而專家庫中的>臨床醫學專家與被鑒定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或多或少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具有一定的行業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質疑，難以被患者認同。醫療過錯鑒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依據職權或應當事人的請求，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對醫療損害結果與醫療機構有無過錯、因果關系等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是由果及因的鑒定，鑒定目的主要是確認人身損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療費用等，鑒定人個人對鑒定結論負責，其鑒定結論相對于醫療事故鑒定具有較強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人員不是從事臨床的醫學專家，其對醫療行為的風險性及醫務人員的可預見性認識較少，對臨床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鑒定缺乏應有的科學性、權威性，因而難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兩種鑒定方式對同一醫療行為難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而導致鑒定結論存在差異，甚至完全不一樣。而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對這兩種鑒定方式的適用先后順序、證明效力等級等作出規定，也未規定當醫患雙方就同一糾紛提出不同的鑒定方式時該如何處理，兩種鑒定方式處于并存狀態。

二、“二元化”的鑒定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鑒定混亂，不利于糾紛的化解。顯而易見，醫療事故鑒定對于醫院方面而言更為有利，而患者一方則會更傾向于醫療過錯鑒定，出于不同的訴訟請求及趨利避害的心理，當事人雙方往往會要求選擇不同的鑒定方式，以達到自己所期望的醫療糾紛情形。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各地法院對此采取不同的做法：

一、只做醫療事故鑒定，二、只做醫療過錯鑒定，三、兩種鑒定同時進行，四、先醫療事故鑒定，如果鑒定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再進行醫療過錯鑒定。這種情況不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都可能會讓未被法院采取的鑒定申請一方對將來的鑒定結論產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從，這樣不僅不利于案件糾紛的解決，反而可能會激化矛盾。

（二）延長審理周期，增加訴訟成本。由于當事人對鑒定結論的不信任、不認同，往往會提出要求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來進行抗辯，使得這類案件在審理過程中要經歷多次鑒定、重復鑒定，增加了當事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對鑒定結論的采信難度。對于普通民事案件，審判人員可依據證據規則，結合邏輯推理及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進行分析判斷，而對于醫療訴訟，具有高度專業化和技術性的醫療職業行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難以判斷醫生診療的過程、細節是否科學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審判人員的認知范圍，正是基于此點，在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需要進行鑒定，但在面對不同的鑒定結論時，在法律沒有規定效力等級的情況下，審判人員難以分析采信，這樣似乎使整個案件又陷入了一種矛盾之中，給審判人員審理案件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三、打破“二元”鑒定體制，建立統一的醫療損害鑒定制度

（一）整合兩種鑒定體制。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與司法機構的醫療過錯鑒定各有優異，筆者建議可以結合《侵權責任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鑒定制度的規定，將兩種鑒定方式進行整合，對醫療損害鑒定在機構設置、人員配置、技術標準、鑒定方法、鑒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統一明確的規定。建立擁有專職鑒定專家，擺脫衛生行政部門干預的中立的醫療損害鑒定組織，同時鑒定內容必須包括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過錯行為在損害后果中的責任程度等等。

（二）明確醫療損害鑒定結論應接受質證。盡管鑒定結論由醫學專家進行分析鑒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這種技術上的權威要經法庭認可，才能變

成法律上的肯定，否則，將鑒定結論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實際上是鑒定權部分代替了審判權。因此，鑒定人應依法庭傳喚，出庭參加法庭調查、質詢，這樣，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的法庭詢問對鑒定結論進行有效的質證，從而為審判人員是否采納鑒定結論提供依據。在此，還可以引入專家輔助人制度。所謂專家輔助人制度是指當事人可以聘請醫學專家，協助其對鑒定結論進行質證，這對于缺乏醫學知識而對鑒定結論的質證處弱勢的患者方來說，能夠切實提高其質證能力，增加其對鑒定結論的認同感，以提高當事人對案件審理過程、審理結果的認同感，從而有效化解醫患雙方的矛盾沖突。

醫患關系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妥善解決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審判人員在處理此類糾紛時，要樹立客觀、公正及合理的理念，綜合考慮醫患雙方的客觀情況，一方面要考慮到患者屬于弱勢群體，缺乏專業醫學知識和舉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醫院的公益性和醫療事業的發展，以平衡醫患雙方的利益。在審判實踐中，還可以充分發揮調解機制的作用，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提高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的滿意度，有效化解矛盾，從而切實改善醫患關系，促進社會和諧。

案件調查報告范文

（二）長期以來，公安偵查機關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壓力，以及源自于維護社會穩定而來自社會與行政方面的雙重壓力，造成了偵查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破案的單純化認識，只要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偵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對證據的全面收集固定卻失之偏頗，難以達到公訴對證據的標準要求，忽視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要求。20**年以來，公安機關移送我院審查起訴的案件214件439人，無一直接起訴，經一次退回補充偵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經二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證據是刑事訴訟的基礎，決定著實體法的適用和訴訟的結局，沒有證據，就無法確定犯罪事實，也就無從以犯罪事實為依據定罪量刑。通過以上數據不難看出，在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中證據方面存在的問題比較突出。

一、證據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

1、物證存在的問題

一是對痕跡的提取、比對和指認不重視。在審查案件過程中，對多處血跡僅提取幾處，對現場遺留的痕跡認為沒有價值而不進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跡不進行比對、指認，在審查退回補充證據過程中，有部分物證、痕跡因保管不善，而無法進行比對、指認、鑒定，而影響了整個案件的認定。

二是在實踐中，因物證的提取不規范，對物證的數量、外觀特征記錄不準確、黨支部>工作計劃完整，導致物證失去證明力。物證隨著犯罪行為的發生或實施而產生，與案件事實存在著必然的客觀聯系，但同時物證又是不會說話的證據，它不能“講清”自己與案件有何聯系，如果物證的獲取和固定過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會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對犯罪工具指認不重視，有的有扣押清單而沒有指認，或者經過指認但沒有筆錄和照片。

2、書證及復制相關文書中存在問題

在案件偵查過程中不注意收集書證等間接證據。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為隱蔽性較高，更應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動的書證，車、船、機票，銀行存款單據、匯款單據等。在審查起訴案件中還存在書證及復制相關文書因缺少證明其與原件相符的客觀性，而不被法院采納。例如，二人共同殺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獲時，應復制法院采信的證據，并應由法院證實復印材料的真實性、客觀性。在復制照片的過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認的方式進行復制。

3、訊（詢）問方面存在的問題。常見的情況有筆錄首部時間、地點、偵查人員的姓名、被訊（詢）問人的基本情況以及與案件當事人的關系等欄目沒有正確填寫或者填寫不完全，例如只有開始時間，沒有結束時間，或者是結束時間早于開始時間、訊問被告人的時間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強制

措施的時間等，與其他證據內容沖突，給證據的采信造成困難。公安機關調取言辭證據時存在交叉訊問，一人提訊的情況。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訊問時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訊問、一人提訊違反了該案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對于違反程序取得的言詞證據是不予采信的，違反程序取得的言詞證據輕者造成該證詞本身不被采信，嚴重的會影響整個案件的認定。

4、搜查記錄，扣押物品清單存在的問題

公安機關制作的部分搜查記錄扣押物品清單程序不合法。《刑事訴訟法》規定，搜查要出示搜查證，應當有見證人在場并簽名蓋章；扣押要有見證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場并簽名蓋章。公安機關制作的一部分搜查記錄、扣押物品清單缺少見證人的見證及簽名，缺少被扣押物品持有人的在場及簽名，主要原因還是對程序法不重視所致。另外，公安機關要求犯罪嫌疑人對作案現場進行指認，并制作指認筆錄。由于是犯罪嫌疑人主動指認形成的，指認筆錄在證明犯罪方面起著較大的作用，但個別案件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簽字確認最終影響了證據效力，不能及時作為定案的依據使用，造成了該證據無效。

5、辨認方面存在問題

一是應做辨認而沒有做辨認。例如，被告人在公廁內殺害被害人過程中，證人劉某、張某一同到公廁上廁所，看見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兩名證人對被告人進行辨認應該是認定左某犯罪事實的關鍵證據。

二是辨認時間不及時，待案件退回補充偵查時，才進行補充辨認，對辨認的效果和對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響。

三是辨認的程序存在問題，如被辨認人人數少于規定的人數，另有一起案件從被辨認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顯與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較小。

6、鑒定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是應做鑒定而不做鑒定。個別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機關供述其有精神病史，應當在移送審查起訴之前對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責任能力鑒定的而未鑒定，結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經鑒定犯罪嫌疑人無刑事責任能力，導致訴訟周期拉長和訴訟資源的浪費。

二是鑒定不全面。個別案件的鑒定僅是對部分現場提取物進行鑒定，不能完全反應案發現場的狀況，對法官的采信造成影響。

三是鑒定不及時、鑒定時間過長。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審查時，均沒有對現場的血跡及其他痕跡進行DNA鑒定，也沒有對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責任能力鑒定。在退回補充偵查過程中提出以上鑒定內容，又由于基層偵查機關無法進行此類鑒定，而送到省公安廳或中國刑警學院等處鑒定，致使鑒定時間過長，甚至出現案件已到審查期限，鑒定結論仍未作出的情況。

二、公安機關提供的證據體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過分夸大口供的證明力，輕證據的全面收集固定部分偵查人員認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視了后續偵查取證工作，導致有的物證不及時提取，有的重要證人的證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馬虎，證據存在許多疑點和問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有極大的主觀性和可變性，忽視證據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對間接證據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證據難以形成證據鏈條。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證言適用同案被告人均是該共同犯罪案件的當事人，都與其所作陳述的案件的處理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其陳述可以相互印證，但不能互為證人證言。但在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中，卻存在著對共同犯罪案件，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無其他相關證據印證，一些偵查機關、偵查部門認為同案犯的口供對其他同案犯來講就是證言，多個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認為是單純靠口供定案，認為既有口供，又有證言印證，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證重點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視了對其他物證的收集，結果影響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證作多個證據適用，靠孤證定案

所謂孤證，是指單個孤立存在沒有其他證據給予佐證的證據。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絕對的孤證。如強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陳述，沒有其他任何間接證據印證，被告人又不承認，不作有罪供述。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被告人犯罪的證據就是一個孤證。二是相對地孤證，即相對于多個來源、多種形式的證據來講，仍是孤證。如多個傳來證據，來自同一個源頭，仍為孤證。

孤證不能定案是指每一個證據的證明力之有無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該證據本身得到證明，而必須通過對證據本身的情況、證據與其他證據之間有無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證、證據在全案證據體系中的地位等問題進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斷。如果一個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項證據，如強奸案僅有被害人陳述等，絕對不能定案。

但在偵查機關移送案件中，一些辦案人員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當作多個證據來適用，反復訊問，反復做筆錄，認為這樣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來源的證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證，以為這樣的證據多了，就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實際上仍是孤證，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傳來證據再多，只要來源是一個，均屬于同一來源的“孤證”，只要沒有其他證據印證，不能定案。

4、過分強調主要情節，忽視案件細節

現在不少偵查人員，對刑事案件證據、事實的認識僅僅停留在靜止、宏觀和有利于自己的層面。沒有證據就沒有事實，證據缺乏就無法構成證據鎖鏈，證據形不成鎖鏈就無法定案，因此，要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必須對每一個證據的關聯性、合法性和客觀真實性逐一做出甄別和評判，只有這樣，才能對案件的事實做出客觀公正的認定。忽視任何一性，忽視任何一個案件細節，都有可能影響整個案件的認定。

三、現行的偵訴關系并不合理，偵訴各自為政的傾向比較明顯。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體諒不夠，抵觸情緒不少。表現在訴方對收集證據的難度體諒不夠；偵方對退回補充偵查存在抵觸情緒，認為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補充偵查解決實際問題不夠。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溝通，文來文往較多，人來人往較少，導致偵查收集的證據起訴時用不上，而審判所需要的證據又沒有調取，使得疑難案件增多，降格處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偵察部門不能對檢察機關的退回補充偵查提綱進行全面分析，偵查人員對需要收集的證據理解不夠充分全面，不知道補充的證據可以說明什么問題，僅是簡單的從形式上進行補充，甚至有些補充的證據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壞了原證據的說明力，為案件的認定增加了難度，更降低了訴訟效率。

四、解決偵訴關系的幾點建議

1、充分行使自行補充偵查權，公安機關全力配合。自行補充偵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續，節省了案件往返時間，縮短了辦案周期從而提高了訴訟效率。公訴人員出于對案情、證據的全面把握，從公訴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證據，自行補充偵查有助于保證收集證據的質量。偵、訴之間在案件定性、有關事實、情節上的認識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補充偵查也有助于解決與偵查部門之間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補充偵查有困難的情況下，公安機關應全力配合補充證據。

2、完善公訴引導偵查機制。庭審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訴人的舉證責任，另一方面也強化了控辯雙方的對抗性，這就對偵查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訴引導偵查取證是公訴機關為確保公訴質量，完成指控、證實犯罪任務，就刑事證據標準向偵查機關提出建議和要求，引導其偵查和收集證據的一種方法。當務之急，是要建立對重特大案件的公訴引導偵查取證機制。

3、完善退回補充偵查制度。對于訴方而言，要明確退補案件的程序條件、事實條件、證據條件，規范補充偵查提綱的制作，要盡可能詳細細致，力求作到一次退查到位。對于偵查方而言，要認真對待訴方的退回補充偵查，全面的分析原有證據及補充證據的證明力度及證據體系是否完整，是否有利于矛盾證據的排除，盡量做到一次退查補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