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注意意識形態互動發展研究讀后感

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注意意識形態互動發展研究讀后感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客觀趨勢和潮流，進入21世紀后的全球化的進程加速，全球化一題日益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重點問題。全球化無疑已經廣泛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的發展和人類的命運，中國正在和平地發展，得到了世界人們的認可與贊譽。中國當代和平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主義所表現的意識形態強調經濟的發展為人民服務。而市場經濟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強調的是通過向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與服務從而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新中國成立后，在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擺在當時人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課題。在極“左”意識形態的籠罩下，全國盛行平均主義，“大鍋飯”人民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大家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完全割斷勞動付出與勞動收入之間的合理關系：這種割斷生活消費（收入）與勞動（支出）的關系把個人消費品的分配與人的需求直接掛鉤的分配制度，只能造成貧富拉平，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多勞動不能得的結果。這直接導致經濟活動效益的低下和助長著人們的勞動惰性，更無須談自覺要求進行分配制度等經濟領域的改革了。經濟活動的非理性和經濟改革的惰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帶來經濟的破壞性。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將意識形態上升到黨和國家的形象，問題的高度，圍繞形象問題掌控我國意識形態的變革，指出丟棄和背離“實事求是”的精神，會“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的危害，使國家遭受到很大的災難，使黨和國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損害”。“因此，在心得歷史條件下，我國意識形態的擠掉定位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正式這種對我國意識形態基調的正確定位為改革開放以來黨對經濟建設的理性探索奠定了基礎。同時，全面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正確的理解毛澤東思想，避免意識形態發生突然的斷裂，保持意識形態的連續性，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在此基礎上，鄧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決了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那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沖突絕不能干擾和破壞我國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能坐而視之，必須進行有節制的反擊，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搞現代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事妨礙穩定的就是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從意識形態上確證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任務，把人們的目光從過去對政治的專注轉移到經濟的專注上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越來越深入人心，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堅定信仰。在中國歷史的每一關鍵時刻，意識形態發展或變革的科學掌控，使得中國意識形態的經濟功能得以理性的彰顯，成功地實現意識形態與經濟理性融洽。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可以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使其健康發展，市場經濟本身，在人們的精神文化領域會出現雙重效應。一方面，它使人們更加務實，不搞形勢主義，注重按規則辦事，但另一方面，它使人民只講實惠、注重金錢，淡化信仰、輕視理論，變得急功近利，在價值取向上一方面注重自我，增強人們自立、自主、自強、自信，有利于人民開闊眼界，活躍思想、開拓創新。但另一方面又會滋長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使道德水準下降，人際關系中功利化傾向嚴重。而社會注意意識形態具有糾正偏差的功能，加強社會注意意識形態建設，就是要興市場經濟之利，除市場經濟之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既能使經濟運作貫徹市場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又反對把社會主義人際關系商品化，既要承認和發展貨幣在現實生活中的職能和作用，又反對“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既要尊重社會主義

利益的原則又反對見利忘義的個人主義的；既要堅持“多勞多得，少老少得”的原則，又反對斤斤計較，按酬付勞的態度；既要鼓勵競爭冒險，又反對不擇手段；既要堅持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又要堅持政治上的黨的領導和思想上的馬列主義的知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通過糾正偏差，保證社會主義市場凈沾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前發展。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促進了思想解放，增強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相適應的思想意識，在2000年江澤民就指出：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意思想，科學文明、開拓進取，健康向上以及其他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思想觀念，道德風尚，是當今中國人民精神世界的主流。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充實的，豐富的，積極的，這為我們推進物質文明建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第二篇：《孔子與當代社會》讀后感

《孔子與當代社會》讀后感

聽了老師對于“孔子與當代社會”的論述講演，我獲益匪淺，一股厚重的儒家氣息由感而生。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中國山東省曲阜市南辛鎮）人，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孔子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統治者尊為孔圣人、至圣、3 至圣先師、萬世師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區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地區又被稱為儒家文化圈

提及孔子，首先想到的便是這句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這句話是孔子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經歷所述，是他自己的人生體驗。他強調了自己從15歲到70歲生命歷程中間幾個特別重要的階段，以及在每一個階段中，應當做什么、達到什么要求。這一段話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指導人生的坐標，提供了一面參照對比的鏡子。司馬遷曾引用《詩經》中“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這句話，高度贊揚了孔子的品德和思想，表達了自己“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真摯愿望。這句話也經常被人們拿來以醒自身，以激勵自己不斷努力，影響達幾千年之久。

孔子最大的成就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孔子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最早以教育為職業的儒者，就是以教育為生。孔子之前學在官府，他也是最早聚眾講學，使學術大眾化的教師。他還是中國歷史上最早開啟了講學游說之風的士人。就是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孔子也是最早把文化推廣到大眾中去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子貢曾嘆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可見當時弟子們對孔子是十分尊崇的。

為了紀念他，聯合國設立了孔子獎，美國的加州以及一些亞洲國家，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為教師節。現在，孔子學院已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了解中華文化的園地。創辦僅4年多時間，全球已有7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學習漢語的人數已突破4000萬人。

在當下復雜的文化背景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將進一步走向世界，并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人們所理解和接受，從而將把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穩定、繁榮、進步的新時代。正像張岱年先生曾經說過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時代過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時代也過去了，科學的研究孔子的時代到來了。”孔子是中國的，儒學是世界的。

第三篇：會展與酒店業互動發展研究

會展與酒店業互動發展研究 馬勇/陳靜

【專題名稱】旅游管理

【專 題 號】F9

【復印期號】2004年04期

【作者簡介】馬勇(1958-)，男，湖北大學旅游發展研究院院長，湖北省旅游開發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海南大學旅游學院 海口 570228

陳靜(1980-)，女，湖北大學旅游發展研究院碩士研究生。海南大學旅游學院 海口 570228

隨著經濟的發展，近10年來，會展業作為在我國新興的朝陽產業，以年均20-30%的速度超常增長。會展業對城市經濟特別是第三產業發展具有強大的帶動力。而其與酒店業的互動發展更值得人們關注和研究。

一、會展與酒店業互動關系

（一）會展與酒店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首先，客源方面。會展具有人流量大的特征，這為當地酒店業提供豐富的客源基礎。隨著會展業水平的不斷向前和提升，參加會議和展覽的人數正不斷增加。從而為酒店提供了豐富的客源。例如國內著名的廣州交易會就曾云集了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商10多萬人。這為酒店提供巨大的發展空間；其次，收益方面。據專家預算，展覽業對一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帶動系數為1比5，間接帶動系數達到1比9。會展期間參展人員及相關人員在舉辦地的住宿、餐飲、娛樂等都為酒店帶來收益。例如1999《財富論壇》在上海召開期間，就使當地酒店增收至百萬美元。同時，酒店在為會展人員提供服務的同時也為會展產生間接效應提供支撐；最后，質量方面，作為一種新型產業，會展對酒店業提出了較高要求。一方面酒店業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加強硬性及軟性環境建設以滿足會展需求；另一方面酒店業在與國際水平接軌的過程中必須提高質量適應會展的新形勢。兩者在相互協調發展中實現良性互動發展。

（二）會展與酒店間的規模效應關系

首先是會展商務圈規模構建。會展商務圈是從事會展和展覽業的城市經濟區域帶。宏觀上講，它是N個城市進行會展活動的聯盟；微觀上講，它是某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適宜會展發展的特定活動區域。具有一定規模和檔次的酒店為會展發展提供驅動力；其次是服務規模體系的形成。在會展的驅動下，目的地酒店業競爭日趨激烈，新的統一行業標準建立，服務體系日臻完善，優質的服務規模體系逐步形成。

（三）會展與酒店間的資源交流關系

首先，是信息的交流。會展中大量信息流的集聚為酒店業帶去了新的思想和理念，國際化信息的引入促使酒店業不斷進步與發展，并與世界先進水平與標準接軌；其次，是文化的交流。酒店是一地與外界進行信息文化交流的場所，在展會過程中，大量外來人員的涌入刺激了當地文化與外界的碰撞。從而對會展發展理念有新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四）會展與酒店間的環境互造關系

酒店為會展營造較佳的外部環境。酒店良好的環境為會展相關人員提供完整的吃、住、行、游、購、娛一系列行為。他們的需求得到滿足，就會更好地服務

于會展，為會展順利進行提供人員保障。此外，區域內各酒店為取得市場份額，必定形成你追我趕的局勢，這種市場競爭機制更有利于提高酒店業水平，從而提升當地整體知名度和美譽度，為會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會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為酒店提出了更高要求，從而為酒店發展創造有利的競爭環境和協作環境。

二、會展與酒店業互動發展支撐體系

（一）市場支撐體系

市場是任何經濟活動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作為第三產業的會展和酒店業由于其行業特殊性要想實施相關經濟行為更是離不開市場支撐體系。因此，會展與酒店業在互動發展中要獲得雙贏必須時刻以市場需求為基準。首先酒店特色旅游產品的推出應以會展市場需求為中心。會展客人具有停留時間短、消費高、地域性強等特點，他們對酒店服務水平、硬件設施等具有較高求，因此在發掘會展新產品時應以顧客需求為中心，并不斷提高酒店服務水平；其次，會展旅游產品定價注重消費者需求。會展客人一般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較強的消費能力，其更注重酒店自身的服務水平，因此定價應根據市場需求更注重服務等軟性因素方面；再次，分銷渠道的確定。分銷渠道的確定是酒店擴大產品銷量的重要途徑之一，是與專業的展覽公司直接聯系還是與相關行業協會聯系，必須因時因地而宜，合理確定；最后，促銷方式的選擇。為更好溝通會展客人與酒店，完成經濟目標的實現，應合理選擇促銷方式。適當的促銷方式能縮減酒店開支，縮短會展與酒店間距離、并減少雙方時間成本，為雙方帶來益處。

（二）組織支撐體系

它是成功實現會展與酒店共同發展的人員和機構保障。包括三方面的涵義：首先是會展活動主體。它包括參展商、觀展人員、相關管理者、工作人員、媒體及其他人員。而實際上在這類群體中能成為酒店的潛在客源的是參展商、觀展人員。在入住酒店前，其決策依賴于外界信息基礎。入住后，酒店服務水平等實際指標是他們繼續選擇該酒店的決定因素。因此會展客人對酒店的信任度和忠誠度是實現會展與酒店互動發展的先決條件；其次是會展旅游中介組織。它包括會層展覽公司、旅游商務網站及與會展相關的行業協會。它們是聯系會展客人與酒店的中間樞紐。會展與酒店間要實現共同發展首先建立在兩者相關聯基礎上，而這依賴于旅游中介組織的調節、溝通、組織、協調等；最后是酒店從業人員。酒店業作為服務性行業，從業人員的基本素質和服務水平直接影響會展客人的評價和再次決策。高素質員工提供優質服務將有利于提升會展客人的忠誠度，從而實現會展與酒店業長期互動發展。

（三）基礎支撐體系

它是會展與酒店業實現雙贏的基礎支撐，包括硬性支撐體系及軟性支撐體系。硬性支撐體系是指確保會展順利進行的公共基礎設施及專業設施、酒店硬件服務設施等。軟性支撐體系是指保障兩者發展的外部宏觀環境，包括會展相關法律法規狀況、信息網絡通暢程度、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等。硬軟性支撐體系是相互影響、相得益彰的。這兩大基礎支撐體系處理不當必會影響會展與酒店業雙方發展。事實證明，政府組織、監督行為不當不僅影響會展的順利進行，而且阻礙酒店業經濟目標的實現。由此可見，加強基礎支撐因素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媒介支撐體系

它是會展與酒店業實現互動發展的信息保障。具體包括4個層面：首先是廣告傳媒。它是會展與酒店雙方了解的第一步。會展通過報刊、電視、雜志等新聞媒介發布展會信息，而酒店根據所獲取信息適當組合旅游產品以滿足會展的商務

需求，兩者實現初步互動；其次是會展中介組織。目前在我國較多的是展覽中介公司及其他相關中介組織，它們是組織、協調會展與酒店等其他行業共同發展的重要機構；再次是會展行業協會。它們是保證會展與國際化水平接軌的重要組織，其提供的行業標準及行為準則為會展不斷向前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也為酒店業的創新經營發展提供新的理念與要求。

三、會展與酒店業互動發展模式

（一）一體化發展模式

會展與酒店業的一體化互動發展主要通過活動主體、消費單元、協調機構表現出來。即會展活動主體在協調機構發揮作用的前提下，通過不同消費單元最終實現會展與酒店業一體化發展。它是結合我國會展旅游現階段實際現狀及酒店業自身特點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模式。詳細模式見下圖1：

圖1 會展與酒店一體化發展模式圖

上述模式圖顯示會展與酒店一體化發展過程。會展活動主體如參展商、觀展人員、管理者、媒體相關人員等都可能成為酒店主要客源。他們因為會展這一目的而聚集在某地，并在酒店運用廣告、新聞、互聯網等媒介溝通的營銷推廣下成為酒店主要客源，進而在酒店完成住宿、餐飲、娛樂等消費單元，為酒店帶來經濟效益。甚至在酒店協助下完成購物、游覽等相關旅游行為，從而推動酒店與會展客人關系向前發展。而另一方面，酒店提供優質服務必然在客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回頭客的增加。同時，眾多酒店良好服務所形成的規模優勢也會極大地提高會展承辦地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促進會展的持續化進行。為當地營造更廣闊的外部發展環境。實際上，一體化的發展還離不開政府、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的支持，它們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必將推進會展與酒店的新型化進程。

（二）單體化發展模式

它是傳統的會展與酒店業互動發展模式，兩者間互動性并不強。即會展與酒店業基本上各自發展，關聯性極弱。會展活動主體在參加展會過程中，自行決定和安排住宿、餐飲、娛樂等項目，缺乏會展行業協會、法律法規等中介的組織與協調，缺乏報刊、雜志、電視、互聯網等新聞媒介的溝通和參與。會展組織者在展會前沒有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研及信息查詢，行為帶有一定盲目性，在展會中也沒有及時與中介、媒介機構進行溝通，從而增加展會成本，在人力、財力、時間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另一方面，酒店也缺乏一定自我協調機制，不主動與會展組織者聯系、不注重信息搜集、不開展一定程度的營銷推廣，這必定會錯失巨大商機，與會展潛在客源之間的斷層必會導致酒店經濟效益的降低。此外，從長遠眼光來看，這種單體化發展模式也不利于地區知名度的提升，極大地阻礙了該地會展業發展。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發展模式將逐漸被淘汰。

（三）國際化發展模式

加入WTO后，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作為第三產業中的支柱產業，會展業和酒店業更是如此。隨著中國邁入國際化進程的步伐不斷加快，更多除會展及酒店業之外的其他第三產業將融入兩者，實現多方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局面。國際化發展模式呈現特點是首先主題選擇的品牌化。會展業在創造屬于自己的主題會展品牌同時酒店業推出品牌化的營銷主題，兩者充分合作。另一方面，會展在與酒店互動發展中應充分與第三產業中的其他產業如通訊、郵電等協作，推進主題品牌化的發展道路；其次是技術運用的現代化。主要表現

在信息溝通網絡化的運用、酒店預訂系統的完善、會展設施的國際化等；最后是組織運作的規模化，主要表現在中介組織溝通規模化、會展與酒店業溝通規模化。同樣，規模化、集團化的酒店也更趨向于與大的會展組織者聯系，從而形成組織運作的規模化局面。

四、我國實現會展與酒店互動發展的對策

（一）建立完善的行業管理體制

目前，國內會展業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行業管理部門，這與完善的酒店行業管理體制形成鮮明的對比，為實現兩者互動發展，必須盡快建立會展行業管理體制以實現如下功能：首先是組織協調功能。充分利用行業自律機制組織協調會展在與酒店溝通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矛盾，充分發揮行業機構在此方面的作用，以保障兩者共同發展；其次是內外聯系功能。對內加強會展業各機構組織間合作與溝通，對外加強與酒店業等其他行業的聯系，以及與國外相關行業協會的交流與合作；再次是法規示范功能。在會展與酒店等其他行業合作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行業協會應提前預見，并制定相關的行業性法規，發揮示范作用，指導實際運作；最后是道路指示功能。在與外界進行交流過程中，行業協會充分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結合我國現階段實際情況，為會展自身及與其他行業發展指明新的國際化道路，融入全球化的發展進程。

（二）開發新型酒店會展旅游產品

市場營銷原理中不同的顧客會有不同的需求。而旅游產品的開發圍繞的核心則是如何最恰當地滿足旅游者的個性化需求。酒店在開發創新型的會展旅游產品時應充分考慮如下原則：首先，適應性原則。會展旅游具有專業性強、客戶消費層次高、停留時間長、團隊規模大等特點。因此酒店推出商務會展旅游產品應充分考慮上述因素。在滿足整體同質化需求的基準下，針對會展客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如會展VIP客人的高服務要求，據此酒店應派專業水平高的優秀員工來為其服務；其次，創新性原則。創新產品是保證酒店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會展作為一種新型產業，由于信息流、人流量龐大，因此對為之提供相應服務的酒店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酒店為形成自身特色，動力來源于創新。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在滿足會展客人基本需求基礎上推出外延性強、高層次的酒店產品，并在配套服務上以最優服務滿足他們。

（三）擴展網絡信息化保障體系

網絡信息保障體系是聯結會展活動主體與酒店的各種會展中介、酒店中介、旅游電子商務網站、行業協會資料等各種信息資源群形成的體系。它是保障會展與酒店互動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首先，信息展示功能。會展、酒店可通過互聯網、報刊、雜志等媒介或加入會展、酒店相關行業協會來展示企業信息，使會展、酒店雙方獲得初步認知。其次，信息溝通功能。在雙方初步了解獲取一定信息后，為尋求合作，雙方通過網上預訂系統、電話、傳真等現代通訊手段來進行信息交流。而隨著會展、酒店業國際化趨勢的到來，必須擴展網絡信息化保障體系以增強主體合作機會。

（四）健全系統的服務保障體系

系統化服務保障體系是為保證會展與酒店共同發展的完整化、標準化服務及為服務提供支持的基礎設施等構成體系。它包括三方面內容：首先是酒店產品售前服務。主要表現為營銷的推廣，將企業服務形象宣傳到會展潛在客源地，并形成相應的形象定位，為會展與酒店互動發展提供基礎；其次是售后服務體系。酒店與曾下榻過的會展客人進行定期或不定期聯系，加強顧客關系管理，通過調查

不斷改進現有酒店會展產品以更好滿足顧客；最后是基礎設施保障。會議召開對酒店在通信設備、硬件設施等方面提出較高要求，酒店根據不斷變化的會展市場，完善和改進酒店基礎設施，尋求商務會展旅游與酒店最佳結合點。

（五）充分整合區域內相關資源

資源組合表現在內部資源組合：即會展、酒店各內部在相互協作、共同發展中需要優勢資源。外部資源組合指包括行業間資源組合，即會展、酒店業、通訊、電信、娛樂、交通等各行業間合作；地區資源組合，即展覽、酒店與地區旅游景點等其他旅游相關資源整合起來；信息資源組合，即人才信息、市場信息、產品銷售狀況等資源組合起來。在對上述資源進行整合后將其與會展、酒店業發展聯系起來，充分利用，最終實現兩者互動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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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創新與發展

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創新與發展

編者按：2010年12月24日，“首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在北京大學召開，旨在面向社會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學術對話平臺，廣泛而深入地探討現代經濟學和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新思想，促進中國經濟思想創新。來自全國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業家代表、媒體代表出席了本次論壇。10位國內經濟學理論界和實踐界的名家作了精彩的演講，其獨到思想具有啟發性和創新性，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經濟思想的外延與內涵，有助于更好地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本刊特發表北京大學周建波教授對此次論壇所作的綜述，以饗讀者。

摘 要：思想是時代的靈魂，是社會的基礎，中國經濟的問題歸根結底并非體制問題，而是思想問題。中國經濟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經濟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綻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對此，應加強對中國經濟思想的研究，不斷創新中國經濟思想，為治理當前中國社會重要經濟問題提供全新的思路。

關鍵詞：中國經濟思想；中國模式；思想創新；首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Review of “First Forum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ZHOU Jianbo，DU Haoran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oughts are the soul of an era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society, thus the basic issues of Chinese economy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system, but thoughts.Profound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especially show unprecedented intelligence and charm since the ‘Open door’ policy, play an outstanding role in world economic thoughts.Therefore, it is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which in turn can provide brand new ideas for key economic issues in current China.Key words：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Chinese pattern, innovation, First Forum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2010年12月24日，旨在面向社會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學術對話平臺、廣泛而深入地探討現代經濟學和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新思想、促進中國經濟思想創新的“首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在北京召開。本屆論壇由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主辦，北京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協辦。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業家代表出席并發表演講。論壇邀請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整理電視臺、山東教育電視臺、新華網、中國經濟網、知通網、《中國產經新聞》等多家國內媒體參與此次圍繞中國經濟思想創新展開的高端對話交流活動。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黃桂田教授和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會長、武漢大學嚴清華教授代表主辦單位致辭指出：中國經濟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經濟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綻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學者們應通過對過去中國經濟思想史進行全面、系統整理以及在學術領域之內的積極、深入研討，科學揭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中思想的產生發展過程、內在發展規律及其本質特征，同時通過科學指導實踐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兩位教授尤其強調了現代中國經濟思想的重要性，認為現代中國的經濟思想在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思想史之中會占據特別的位置，因此應對其加強研究；同時，“中國經濟思想論壇”在主題、內容、形式、研究主題面、會議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將承載時代和歷史的重任，竭力推動和促進國際經濟合作、政府經濟管理、宏觀經濟調控、企業經營管理、區域經濟發展等各個研究領域的經濟思想創新。

一、傳統經濟理論的思想解讀

本次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晏智杰教授深層地解讀馬克思的“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思想，對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取向發表了評論。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一定的進展，民營經濟的發展沖破了傳統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原有國營企業經過改制、重組走上了獨資、合資、股份制等道路，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歷曲折后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就產權制度的改革目標講，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甚至于還沒有破題，這個目標應當是馬克思所說的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我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國有企業屬于公有制的范疇，民營企業屬于私有制（非公有制）的范疇。但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使人們對這一定位有了重新思考，最近國企一系列追逐利潤最大化事件亦引起了社會對上述觀念的廣泛爭論。晏教授認為在此時重溫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生產資料的論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他認為，我國的所有制改革應以實現馬克思的人本經濟思想為指導，并以重建公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為最終目標。晏教授指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同個人所有制結合在一起的公有制，是“人人有份”的公有制，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而向來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公有制國有企業并不意味著人人有份，實際上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們是某個部門、行業或者某個企業實際資源支配者、經營管理者和收益分配者。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這種部門、行業和企業的所有制往往還演變為首長所有制或第一把手所有制。當然，說這樣的所有制一定都是私有制未免武斷，如果我們官員干部真正代表黨和國家利益，為國家和人民謀福利，企業資產支配、經營管理收益分配真正體現國家和人民利益要求，不是將其轉化為謀私利工具，這些企業公有的性質還是有保障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數不清與此相反的實例，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已經成為危害社會利益的嚴重威脅，這些現實使得我們不能不承認，國企全民性質還沒有在體制上、制度上得到解決。這樣的國企，名義是國家的、全民的，實際上是行業、部門、企業，甚至是個人的，國家和全民其他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事實上沒有所有權，這就是我們所有者缺位。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企業改革的核心，可是這么多年過去了，似乎還沒有破題。晏教授指出，這幾年反危機措施的實施客觀上強化了國企壟斷地位。壟斷從來和健康的市場競爭是對立的，因為這種壟斷地位與少數人個人私有更接近，而不是和馬克思所說要重新建立的全體社會成員個人所有制更接近。因此，應當懷疑這樣的國企，它的全民性質恐怕離馬克思原意是愈發遙遠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葉坦研究員由金融危機與“稱提之術”①①“稱提之術”是指關于紙幣的發行和管理的某些原則的總稱（胡寄窗）；所謂稱提，更多是指提高紙幣幣值（葉世昌）。入手，以馬克思、韋伯和凱恩斯這三位在世界歷史上影響非常大的學者所論及的中國貨幣思想為例，詳細闡述了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在西方近代經濟學、社會學研究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凸顯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睿智的內涵。葉坦研究員指出，中國經濟思想、貨幣思想有其獨到和杰出的特點，在世界歷史上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可將這三位著名學者有關中國貨幣思想的闡釋各舉一例加以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貨幣與商品流通時在第83注提到的亦即全書唯一提到的中國人就是王茂蔭。王茂蔭的貨幣理論有很多內容，其關鍵核心就是無累于民，它的實質在于希望能夠在國和民之間保持一個相對的平衡，并不傷害各自利益，這是中國貨幣思想的一個積極因素。應該說王茂蔭的思想能夠在《資本論》中占上一個注釋是和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徽州經濟文化世界走向難以分開的。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以對社會經濟學的研究見長，其名著《儒教與道教》雖并非社會經濟學著作，但其中關于貨幣制度與政策是作為社會學基礎的開篇，而第一章第一點貨幣制度所談的就是中國，其中談到：中國的貨幣制度保持了十分古樸的成分，儒教經濟政策觀念比較符合財政學的觀念，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和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有相通之處等。同時這部著作的部分參考書目也是對中國貨幣制度的詳細闡述，說明當時中國的貨幣經濟學引起了世界重視。凱恩斯對中國有比較詳細而深刻的了解，他主張中國以白銀為流通貨幣、黃金為本位的貨幣制度，同時他在做《經濟學雜志》主編的時候曾給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寫過書評，其中對中國貨幣有一段評論：貨幣在中國出現得很早，從公元前900年起中國就已經使用貨幣，而紙幣的使用也遠遠領先其他國家。上述這些案例充分表明了中國經濟思想博大精深，至少可以在治理當前社會重要經濟問題的時候提供一種全新的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經濟編輯室主任許建康教授深入闡釋了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經典論述，進而提出了有關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新見解。許教授認為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既有些“急”，又有些“近”。“急”是因為當前所處模式還是“現在進行時”，仍要觀察一段時間，我們最近一直講要轉變發展方式，其實發展方式的轉變便可能改變模式；“近”是因為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不同模式之間又有一定的聯系，所以看得很近的話只能抓住二三十年研究其來龍去脈。因此他主張應在分析清楚“中國道路”問題的基礎之上再來看“中國模式”。許教授認為，“中國道路”是指鴉片戰爭以來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不經過原生型的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尋求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曲折歷史過程。馬克思的珍貴理論遺產——唯物史觀在方法論上對認識和探索“中國道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關鍵是在把握“歷史環境”中注意世界歷史時空參照系的轉換。馬克思唯物史觀關于五種經濟社會形態的范疇，使用的是世界歷史時代的時間尺度，只是對大時代占統治地位的原生型社會形態基本特征的簡單概括，舍去了新舊社會形態交替的“社會革命時代”，舍去了同時并存的其他社會形態，也舍去了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中不占主導地位的其他生產方式，以及舍去了占統治地位社會形態非充分展開的初級形式和正在發生變異的衰敗形式。因此該范疇講的是占統治地位的原生型社會形態全盛時期充分展開的基本特征，所反映的只是大時代的一般歷史條件及其演變的一般歷史趨勢。世界各地區的具體發展道路在根本上受其制約，但不能簡單地用前者取代后者。二者的關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性和個性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許教授說，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峽谷說的是“社會革命時代”世界范圍的事，具有多變性和復雜性，存在多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需要有時空參照系的轉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能把唯物史觀誤讀為“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許教授指出跨越卡夫丁峽谷是三個“一”，即：占有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避免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一下子越過整個資本主義時期。應該說，這個思想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卻引致了另外的問題：我們不要三個“一”，但是也要跨越，因此只能吸收一部分資本主義制度的成果；我們并不能避免一切災難性波折，但是可以利用原生關系派生出來的關系避免一些重大波折。這其中完全是曲折的道路，變成一個誰控制誰的博弈問題，這些可以為“中國道路”打下基石。

北京大學周建波副教授從史料入手，認為“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和“仁義禮智信”是對中國古代傳統“商道”思想的具體闡釋，涉及了企業家在通往成功道路中發現機會和調動力量實現機會這兩方面重要范疇，由此明確提出現代企業家的職能作用與現代企業的基本經營原則。周教授認為中國經濟思想不僅包括古代、近代也包括當代，但這些其實都是一脈相承的，今天、現代就是歷史的一種不自覺的延續。具體來說，“人棄我取，人取我予”是春秋時期“商圣”范蠡的經濟思想，主要談的是商道，在商言商，發現潛在市場機會。這句話是指若想在競爭中取得勝利就要有競爭優勢，人們都不干的未來有前途我來干。進一步講就是指避免競爭，尋求壟斷，只有壟斷才有巨大的競爭優勢，而創新就是創造一種壟斷的能力。同時，對價格運動規律的把握也是商道的重要方面，要認識到在需求保持相對不變的前提下，供應增加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更低的價格，一旦價低很多廠商便會不再生產，供應減少使得價格又會抬起來。對于企業而言，應當在發現有機會的基礎上實現機會。由于個人力量有限，而欲望是無限的，因此企業家必須要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實現機會，在這其中儒家講的“仁義禮智信”將發揮重要的功效。“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仁”者愛人，愛的表現就是讓利，或物質利益，或精神利益，愛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義”者宜也，即愛得合適、愛到什么程度。儒家最大的特點就是講分寸，強調“中庸”的概念，“中”是空間概念，不偏不倚就叫做“中”，而“庸”是時間概念，不改變常道就叫做“庸”，只有方方面面都高興社會才能和諧，讓利小了別人不高興，讓利多了自己不高興而且別人也會害怕。把愛的合適內容規定下來就是制度、規范，亦即“禮”（合同政策）。制度有好壞之分，制定好制度需要有文化，知己知彼，即為“智”。而定了制度要執行制度，運用“文武之道”規范他人的行為，亦即“信”的范疇。總而言之，“仁義禮智信”明確了調動各方力量實現機會的具體方式，為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提供了行動指南。

二、現代經濟活動的思想闡釋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教授從宏觀的視角對當前社會熱議的“中國模式”問題進行了詮釋，認為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結合尚不能形成一個可稱之為“中國模式”的總合模式，因此國人應當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國內經濟增長和管理體制“兩個轉變”大方向的“中國抉擇”上來。說及某種新的“模式”，如“中國模式”，賈教授認為的內在邏輯至少包括三點：一是它有別于既有模式，否則將其歸于某種已經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二是它已具備基本的穩定性，不說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三是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其他主體在類似的條件下仿效或復制。賈教授強調應采用丁學良教授提倡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亦即把國家政權作用和經濟資源配置相聯系來系統認識某種經濟社會模式。從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國的政治模式其實還未脫出“蘇聯模式”，是要通過最近高層領導加以強調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十七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改革來改造的模式；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中國的經濟模式還正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后確立的“我們也要搞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方向上演進，而怎樣在世界上已相對清楚的“市場經濟”基礎機制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還需要做大量的開拓、改革的工作，目前還遠遠看不清楚我們最終能夠為市場經濟模式貢獻出什么樣的可肯定的質變，而形成一種新的模式。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結合尚不能形成一個可稱之為“中國模式”的總合模式。而現存的問題是，把政治方面“權威”的特征與經濟方面的“市場機制”相結合，使得現實生活中出現了諸多尖銳的、愈益無法回避的和頭緒紛繁的矛盾與挑戰。那么，在中國是否可以形成政治權力中心強力介入之下，完成經濟趕超，實現健康完善的市場資源配置的良性、互補結合，不斷提升現代性，或者會是權力中心過度介入與腐敗，產生令世人厭惡公權扭曲的權貴市場經濟？也就是吳敬璉先生所說的，我們建設的是“好的市場經濟”還是“壞的市場經濟”？這并不是一件簡單地涉及上層集團的事情。對此，賈教授認為應該強調中國決策問題，動員各個方面的智慧共同討論涉及“黃金發展期”的問題。有三種可以列舉出來的選擇：第一種選擇就是像有些表述說的要展開政治體制和與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由于現實生活中政治體制改革還難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因而這一思路的理想主義色彩可能過重，無法操作更無法落實。第二種選擇是只說不做，或治標不治本。這種情況延續下去，實際上會積累矛盾，積重難返；第三種選擇是特別注重操作性層面，在“建設公共財政”導向下，從各方難以拒絕的“加強和優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財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動和促進經濟、社會的民主化、法制化，也就是將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國經濟增長和管理體制“兩個轉變”大方向上的“中國抉擇”上來。在賈教授的眼中這一條道路才是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費較小社會代價實現較平穩轉軌過渡而最終完成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許曉軍教授在發言中強調，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并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蘇的功勞首先應歸功于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中國工人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然而中國工人又是世界上最低廉的。許教授通過對全國20多個省市100多家企業的調查證明，中國的工人，尤其是生產第一線工人的工資水平極低，中國的很多企業以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向工人支付工資，甚至沒有建立工資增長機制。許教授強調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始動力，他以飽受社會輿論爭議的富士康“13連跳”現象為例證，表明勞動關系不平衡是中國勞動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所在，進而提出各級工會參與“維權”、理順經濟關系是解決該問題的必由之路。許曉軍教授說，西方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勞動力市場化以后采取了平衡制約的機制，這對促進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沒有這個平衡制約機制，很多行為都屬于經濟學犯罪。工會是一支有助于勞動力市場化的強大力量，勞資的斗爭不僅是合法而是必要的，因此工會是工人階級強有力的維權組織。我國應當在借鑒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引入平衡制約機

制，避免勞資分配不公以及資強勞弱的現象。同時，工會應努力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建樹：第一是幫助市場經濟勞動者實現自身利益；第二是發揮積極作用平衡勞動關系，保障工人的合法權益；第三是努力促進工會組織的發展，構筑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保障；第四是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來指導工會的具體實踐。許教授還強調，我們傳統的工會模式需要改變管理控制的方式，要采用一個自上而下表達渠道的模式，代表勞動者權益和利益，而不是成為企業控制工人、幫助企業干活的工具。

浙江寧波如意集團儲吉旺董事長通過翔實的案例與數據就企業后續問題以及接班人的問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并明確指出這是當今中國現代企業面臨的兩大主要問題。他認為，企業后續發展事關重大，值得關注。就浙江企業而言，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面臨三大難題，即：轉型創新問題、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內銷問題，以及節能減排問題，這三大難題對企業的后續問題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而接班人問題則是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企業不是個人的，是社會的，聘請職業經理人照樣可以辦好企業，不能搞“老子是企業家，兒子一定要接班”的模式，盡管一般的老企業家都希望子承父業，但是不能認為父親是企業家，兒子一定要接班。此外，一名出色的企業家必須要積德行善，熱衷于慈善事業，盡可能地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為國家、社會作出一定貢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隆國強研究員從歷史和機遇兩個角度入手，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給予了整體的展望。他認為，當前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節點，面臨著三方面的重大改變，一是我國制訂的發展戰略在變。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系統審視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在此基礎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及發展戰略。二是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在變。尤其是2008年這次金融危機以后，外部環境加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改變，全球經濟將重拾增長勢頭，貿易投資自由化將取得新進展，新一輪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可持續發展問題影響力將突顯，全球經濟格局將進一步多元化，這對我們來說既有機會也有挑戰。三是內在的比較優勢在變。從宏觀數據我們可以看到，隨著大學擴招步伐的加快，今后每年約有700萬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這使得我國勞動力素質整體提高的同時，也將直接導致藍領工人勞動力供給不足，工資快速上漲，進而使得我國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將逐漸減弱，本國內在的比較優勢發生變化。這三方面的重大改變將使得我國的開放戰略也要發生相應的改變。具體來說，我們應當牢牢把握兩個主要的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利用全世界的資源和市場，亦即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來支持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第二個目標就是要確保中國的和平崛起，為中國的發展營造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大國、強國，未來10年是關鍵時期。我們要重新審視我們比較優勢，重新審視我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進一步抓住機遇，趨利避害，大力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實施可持續外貿發展戰略，實現外貿在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利用全球資源，推進自主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增強服務業競爭力；著力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力爭掌控國際資源產業鏈制高點，保障海外資源安全；優化對外開放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審慎穩步推進金融開放，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同時要實現“四個轉變”，即：從以往的以出口創匯為核心目標轉變為以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目標，從以往追求外資外貿規模與速度轉變為講求質量與效益；從以往的以“引進來”為主轉變為“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從以往的制造業開放為主轉變為制造業與服務業開放并重。當前我們呼喚新一輪的經濟發展高潮，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之上，實現中國崛起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

此外，山東省濱州市孫承志副市長和廣西北部灣銀行投資部總經理林嵐女士分別就“加快黃河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創新意義”，“加強金融創新、服務創新步伐，滿足企業居民走向金融新需求，為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繁榮做出貢獻”作了大會發言。

論壇閉幕式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章政教授做了閉幕致辭，對首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的成功舉辦表示祝賀。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錢津教授對本次論壇進行了總結發言，指出論壇得以圓滿成功的重要基礎在于嘉賓演講的思想創新性，這些思想問題是整個論壇以及整個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所要研究的內容。錢教授認為，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并非體制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如果一個人想貪污，那么什么制度都管理不住，但如果自己思想好了，沒有約束也會通過自律控制，因此這是一個深層次問題。中國經濟問題也是思想問題，現在中國的真正問題是我們馬上要實現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表明，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而不是很多人說的還有100年。北京市現在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社會，我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看到了中國的未來，那將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錢教授還指出，在實現工業化的前夕，中國的價格上漲是國際化需要，市場化需要，而并非的一些學者所言的通貨膨脹，因此我們需要理性迎接價格上漲和貨幣貶值。這些都是重要的經濟思想問題卻被很多學者所誤解，所以說思想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最后，錢教授代表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向本次論壇的所有與會來賓和承辦論壇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表示衷心的感謝！

思想是時代的靈魂，是社會的基礎。具有創新意義的中國經濟思想論壇是產生思想的場所，是一片學術沃土。首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的成功舉辦，不僅引發了與會嘉賓對于中國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更增進了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的學術交流，促進了學科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和學術成果的進一步繁榮。

第五篇：計劃生育教育--人口與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計劃生育教育--人口與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一、人口規模和人口發展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排名第一的國家。截至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顯示，中國人口數量為12．95億，占世界總人口的約1／5。目前我國人口的平均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20余人，世界人口的平均密度為38人，我國是世界人口平均密度的3份多。預計到2005年全國總人口將控制在13．3億人以內。

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建國以后，由于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的改善，出現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特點。人口的迅速增加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壓力，從70年代開始，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迅速增長的勢頭有所遏制。但根據人口的慣性作用，在今后的幾個年中我國人口仍將繼續增加。

由于人口增長太快，新增的物質財富很大一部分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比較低，形成“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積累少以及建設資金少，致使我國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資產趕不上進人勞動適齡階段人口增長的需要，造成勞動力就業的暫時困難。同樣由于人口增長快，教育經費的增長跟不上學齡人口增長的就學需要，嚴重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

從70年代起，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20多年來人口數量控制已取得實效。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為9．5（千分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的人口增長率繼續保持著很低的水平，人口年平均增長已降到1．079（千分之），但是由于人口慣性，每年仍然以1279萬的平均增量增長。許多人口預測表明，即使在這樣較低的生育水平，人口慣性增長仍會持續到21世紀30-40年代，屆時總人口將會達到15億以上。因此，繼續搞好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總量是十分必要的。

二、人口結構特征

人口結構是衡量一個國家人口質量的重要指標。人口結構可以分為自然結構和社會結構兩方面。人口的自然結構包括性別、年齡、種族、民族等要素的構成狀況；人口的社會結構包括職業、文化程度、健康水平、社會組織等要素的構成狀況。合理的人口結構對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人口眾多，其人口結構也有一些明顯的特征。

1．年齡構成特征。人口年齡構成是指不同年齡人口的數量比例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口再生產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50年代人口出生率一度上揚，死亡率則銳降，結果少年兒童和老年人口比重都上升了。60年代初中國遭遇了嚴重經濟困難，但后來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出現補償性生育高峰，致使人口顯著年輕化。進入70年代，生育率明顯下降，少年兒童比重迅速減少，但老年人口比重變化不大，年齡構成屬典型成年型。隨著出生率下降成果的積累，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年齡構成變化已十分明顯。0-14歲人口2．8億多，占總人口的盟．8％；15一以歲人口8．8億多，占總人口的70．1％，歷歲以上的人口8811萬，占總人口的6．9％，65歲以上的人口正在增加。以上數據表明中國目前已踏人成年人口型的后期，老年型已在望。

2．性別構成特征。在社會穩定發展的情況下，一個社會的人口性別比主要由出生性別比和少兒性別比所決定。中國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1982年為107．17，1990年上升到111．7，1997年高達120．14。2000年男性為6．5億，占總人口的51．63％，女性為6．1億，占總人口的48．37％。性別比為106：74。從總體上來說，現在還沒有出現婚齡人口性別比失調的問題，但在一些地區，少兒性別比失調也導致早婚早育現象屢禁不止，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

3．勞動人口職業構成特征。國際上一般將16-64歲年齡組列為勞動適齡人口。按此標準計算，中國不僅人口總數龐大，勞動力資源更為豐富。19卯年中國勞動適齡人口6。8億，占總人口的2／3，2000年勞動適齡人口8．8億。現在中國人口年齡構成正處于迅速變動之中，在一段時間內，少年兒童比重下降幅度將超過老年比重的上升，將使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逐漸增大，導致我國的就業形勢嚴峻。規模龐大的勞動人口在第一產業中占壓倒優勢，其絕對數量仍在上升，相對比重趨于下降，但速度不快。勞動人口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上升較快，但內部結構不理想。第三產業的比重出現明顯上升，但仍然偏低。

4．城鄉構成特征。在人口結構中人口的城鄉結構，即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指標。中國城鎮人口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人口比重還很低，但人口城市化速度相當快。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居住在城鎮的人口4．5億多，占總人口的36％；居住在鄉村的人口8億多。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

5．人口質量特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接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有4．5億，接受初中教育的4．2億，接受高中(含中專)教育的1.4億，接受大學(指大專以上)教育的4571萬人。文盲人口(15歲及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8507萬人。同1990年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為6．72％。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 8039人上升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為 33961人。到2005年我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0％以上，高中60％，高等教育達到15％，我國人才素質進一步提高。此外為控制人口增長，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提倡優生優育等服務措 施，并加快教育事業的發展，提高全民素質，實施人才戰略，擴大人才隊伍。

三、人口分布特征

中國不僅人口規模龐大，而且人口分布也極不平衡。總體而言，呈東密西疏格局，東南沿海地區人口高度稠密，是世界上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而西北內陸地區人口則相對稀疏，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在1935年發表的題為“中國人口之分布”論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國人口分布的這一顯著特征：“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云南騰沖為止，分全國為東南和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萬四千萬，約占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文中所指璦琿--騰沖線，至今仍是現中國人口分布地區差異性的一條基本的分界線。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統計結果顯示，我國東部沿海的遼、京、律、冀、餐、蘇、浙、閩、粵、桂、滬11省市區人口達4．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37％多，面積12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13％；我國西部的陜、甘、寧、青、新、渝川、藏、滇、黔10省市區人口僅2．8億多，占全國總人口的21％，國土面積達520方平方公里，占全國的54％。胡先生所指的我國人口分布東多西少的格局仍沒有改變。

從人口密度來看，以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在2000人以上，而人口密度最低的西藏、青海和新疆，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其中西藏僅為2人，相差十分懸殊。這種相差懸殊的人口地理分布，也是中國的自然環境、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因素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

其一，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人類活動要受到自然環境極大 的制約，人口的地理分布則體現了這種制約性。在整個自然環境中影響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而對中國人口分布起主要影響的集中在地形、氣候、資源等因素方面。地形因素。山地和高原不太適宜人類的居住，其原因就是溫度和氣壓隨高度的上升而下降，直接制約著人體的生理反應，對某些人來說，在海拔1800米高度即出現高山反應，超過4000米就可能因氣壓過低而死亡。而且山地和高原地區土壤貧瘠、交通困難，對農業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均有較大限制。因此人口絕大部分都趨向低平的平原和丘陵地帶，而中國的東部就是平原集中 的地區，因而東部集中了大量的人口。

氣候因素。氣候決定著一個地區的土壤、植被和水文，與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關系極為密切。一般而言，西北地區年積溫過低、光照不足、無霜期短等都不利于農作物的生長和人類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西北內陸地區的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有些地區甚至在25毫米以下，嚴重地威脅著居 民的生存，從而造成人口密度過低。

資源因素。東南部有東北平原、華北平原我國最大的兩個平原，以及淮河流域、長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長期形成的沖積平原，雨水充沛，利于農作物生長。而西北部廣大地區耕地少，或者有大面積可耕地，但多為高山高寒地帶不利于居住。至于各種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則西北部比較豐富，但由于受到經濟發展程度和開發利用條件的限制，還沒有充分利用，這將會成為中國改善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一個有利的條件。

其二，經濟因素的影響。人口分布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其經濟發展的水平。就中國而言，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明顯的增長，但在世界上仍然是一個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不高，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較大，經濟結構和經濟布局仍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正是這些因素對人口的分布起著極大的制約作用。目前，中國勞動者總數中農業人口所占比重達到60％左右。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化水平很低，還未擺脫小生產和半自然經濟的狀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形 成的人口分布格局得以延續，未得到根本改變的主要因素。

其三，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人口分布除了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外，還經常受到各種社會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影響，在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這種影響還表現得非常顯著。唐代以前，中國的人煙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此后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宋朝遷都開封、臨安，元以后定都北京，人口也隨著轉移。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和侵賂，在東南沿海地區開辟商埠，霸占租界，大量輸入商品和資本，使中國工商業畸形集中到沿海少數大、中城市中，人口分布也相應出現了向沿海地區集中的趨勢。

四、人口問題和內部安全環境

中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人口基數較大，加之經濟因素和舊有人口結構的影響，使得人口問題在今天仍顯得十分嚴峻。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乃至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人口問題仍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本因素。

人口問題表現最突出的，首先是勞動就業問題。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部分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不能適應市場需要，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出現不同程度的停產和半停產現象。據統計，近年來下崗和失業人數接近1000萬人。雖然大量下崗職工很快實現再就業，但仍有不少人長期休息在家，這不僅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當前面臨嚴重的就業壓力，一方面是經濟環境變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其背后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勞動適齡人口的持續增長。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形勢不會改變。

其次，流動人口的增長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近年來，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中游離出來，流向農村的第二、第三產業和城鎮非農業部門。流動人口的迅速增加，既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產物，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但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大量流動人口的出現，又會對交通、城市基礎設施帶來巨大的壓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穩定。近年來的統計顯示，許多城市的社會犯罪，有很大比重是由流進來的外地民工所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50％以上的惡性案件是外地民工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還將有大量流動人口向發達地區涌人，如何避免流動人口產生的負面影響，無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第三，人口老齡化問題。從許多國家發展歷程看。人口老化本身是經濟發展到了較高階段的必然產物，但中國卻是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迎來了白發浪潮的沖擊。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中國一定比重的勞動力數量所支撐的老年人口數將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確實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隨著人口老化步伐的加快，需要解決一系列與人口老化有關的人口問題，包括老年社會保障、老年健康、老年就業等一系列問題，這不能不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在人口老化的同時，勞動力隊伍也呈現老化的趨勢。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年齡已從1990年的34歲上升到現在的36歲。勞動隊伍的老化，會對勞動力資源量帶來消極影響，使經濟失去活力，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

第四，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問題。由于人口對自然資源的巨大需求，不僅造成部分資源的短缺，而且對環境也有極大的壓力。以水資源為例，由于人口增長對水資源的需求急劇增長，目前中國666-個城市中，缺水的城市有400多個，北方城市嚴重缺水的達100多個。首都北京的發展也為缺水所困擾，并成為北京長期發展的直接制約因素。

除上述一些主要人口問題以外，人口結構失衡、人口城市化滯后、人口素質較低等問題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