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管生龍團伙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重傷案

管生龍團伙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重傷案

作為一名刑辨律師，林律師始終以“追求真相”作為自己的執業理念。林律師經常說：“正義可以做不同的解讀，但真相只有一個，刑辨律師的首要工作就是造紛繁復雜的證據中，提煉出案件的真相。”在這種執業理念的督促下，林律師辦案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于有些律師不顧事實和法律，一味進行無罪辯護的做法，林律師并不贊同。本案中，林律師根據案件的客觀情況作出判斷，并沒有盲目為當事人管某脫罪，而是從大局出發，勸說管某投案自首并積極賠償損失，為案件的快速處理做出貢獻，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一、案發經過

2005年5月9月21日，本市閔行區華漕鎮吳寶路1265弄發生了一起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惡性案件。二十余名男子手持鐵棍、木棒等工具，沖到吳寶路1265弄一游戲機房內，隨意打、砸游戲機，將宿舍內四名工作人員拉至室外進行毒打，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傷的后果。案發后，本案主犯、組織者管生龍畏罪潛逃。因為知道事情重大，管生龍家屬向林律師求助。

二、律師工作

林律師在聽取了管生龍家屬的陳述后，迅速對案件做出了自己的判斷。林律師認為，首先，這是一起由團伙實施的重大暴力犯罪案件，影響很大，所造成的上海也十分嚴重，本案給幾名被害人帶來的穿上必須盡量彌補；其次，本案案發過程相對復雜，實施人數較多，如果主犯和組織者不能歸案，將使案件的偵破陷入僵局；再次，為當事人的利益考慮，如果管生龍長期潛逃，終有一日會落入法網，那時對他的處罰會十分嚴重；最后，本案因為實施人數多，相對來說賠償能力應該較強，如果案件偵破迅速，可以給予四名被害人較為充分的賠償。在作出這些判斷后，林律師認定，無論是從一個辯護律師的立場出發，以求為管生龍盡量爭取較輕的處罰，還是從一個法律人的角度出發，以求盡量撫平犯罪帶來的創傷，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奉勸管生龍早日歸案并以正確的心態接受審判，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

作出如上判斷后，林律師開始做管生龍家屬及本人的思想工作。在工作過程中，林律師接待家屬十余次，與管生龍電話通話累計十余個小時，向管生龍宣講

國家相關法規，說明只有投案自首才是對其最有利的、也是唯一爭取的做法。林律師的耐心與專業終于打動了犯罪嫌疑人，最終，2005年5月11日23時30分，管生龍在林律師的陪同下，到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自首。

三、處理結果

投案后，管生龍積極交待犯罪事實，配合有關機關的工作。最終，因為其自首情節和積極賠償，受到了法院的從輕處罰。管生龍歸案后對承辦警官說，是林律師挽救了自己。

因為此事，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專門向市律協發來感謝信，感謝林律師在本次重大惡性案件中作出的突出貢獻。在感謝信中，公安領導這樣評價林律師的行為：“林律師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名律師的責任，用一顆正直的心去感動犯罪嫌疑人；林東品律師用自己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優秀的素質說服犯罪嫌疑人??林律師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一名優秀律師的職業操守，在挽救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同時也為公安機關順利偵破該案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希望廣大律師向優秀律師林東品學習，為共同營造和諧社會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此事之后，上海新民晚報以《庭上滔滔雄辯，庭下曉以大義》為題，對林律師進行了報道。林律師在采訪中稱：“一名優秀的刑辨律師，不是盲目的為當事人脫罪，而是根據案件的事實、證據及相關法律，一方面為當事人爭取其合法權益，一方面堅持公平正義、為社會和諧作出貢獻。”

第二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辯護詞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公訴人：

依照《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受被告人呂才榮及其家屬的委托和江蘇柯蘭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們擔任該起案件中被告人呂才榮的辯護人，參與本案訴訟活動。

在發表辯護意見之前，首先請允許我以辯護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親屬表示極大的同情。這一結果是我們在座的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人呂才榮對此也一直后悔不已。開庭前，我們會見了被告呂才榮，對案件經過進行了仔細詢問，并認真研讀了起訴書、案卷材料等相關法律文書，又參加了今天的庭審，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呂才榮不構成公訴機關所指控的故意傷害罪。同時辯護人認為：從全案來看，被告人呂才榮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從輕、減輕情節。為維護其合法權益，現結合案件事實及相關法律法規，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在合議時參考：

一、關于定罪方面，認定呂才榮構成故意傷害罪與現有證據存在矛盾且不充分，屬定性錯誤。

根據《鑒定意見》中所述可見，與被告人行為相關的、并可能值得在刑法上予以評價的、受害人的傷害有兩處。其

一、“左顳頂部有一長4.7CM創口”，其

二、“枕部頭皮內出血、額骨縱行骨折、左側前顱窩骨折”。根據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可知：第一處傷害應當是被告人呂才榮用茶杯打擊所致；而第二處傷應當是受害人倒地時與地面撞擊所致。

1、關于呂才榮造成受害人第一處傷的事實原因及法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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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第一處傷是由被告人的擊打行為所致，與被告人用茶杯的擊打行為有因果關系。但是這一處傷不應當是致死原因，理由如下：第一、頭蓋骨是人身上最硬的一塊骨頭，打擊前額的頭蓋骨一般不會致死這是常識，何況打擊的器具只是10元錢買來的普通的玻璃杯，這種杯子能承受的打擊力也就是作用于受害人前額的力量，相信這種杯子的承受力偵查機關本也應該可以查明；第二、從鑒定意見對于該處傷的描述來看“左顳頂部有一長4.7CM創口”，可見這一處傷只是表皮創傷，沒有傷及骨頭，更不用說該處骨頭下面的腦部，這傷口與第一點中所闡述的理由倒是可以印證的，即玻璃杯的打擊只是造成了“創口”；第三、受害人最終沒有爬起來是由于受害人倒地，后腦與地面撞擊致其昏迷。但在此之前，在受玻璃杯擊打之后，相隔有幾分鈡的時間，在這幾分鐘的時間內受害人與被告人仍在發生爭執。因此從這點看玻璃杯的打擊不可能是致死原因。

那么“左顳頂部有一長4.7CM創口”這處傷，是否可以構成值得刑法來評價的傷害呢？也就是說是否可以構成輕傷呢？公訴方也沒有先關材料予以說明，我們也不得而知。

有危害行為、有損害結果（假設公訴方今后補充證據后能證明構成輕傷）、有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這一行為暫時符合了一個犯罪行為的客觀方面。但是被告人呂才榮是在什么情況下打擊受害人的呢？有幾點不容忽視，第一、整個事件的起因是受害人對于被告人勸架這一定紛止爭的行為不滿，且相隔一段時間后又攔住被告人、質問被告人并首先用拳頭擊打被告人的頭部；第二、被告人用杯子擊打受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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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情形：“他（受害人）就用右手卡住我的脖子，我被他卡的很難受，?當時我右手正好拿著一只玻璃茶杯，我為了還擊他，于是我用手握住茶杯，揮手向謝其昌頭部砸去?”也就是說被告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擊的行為屬于是防衛的性質，而且符合手段的相當性以及時間的緊迫性，應當屬于正當防衛行為。這一行為應當是一個表面的犯罪行為但是同時又有正當防衛這一客觀阻卻事由，使得被告人呂才榮這一打擊行為具有了正當性，因此不應當被評價為犯罪行為。

2、關于受害人第二處傷的與被告人行為的法律評價

“枕部頭皮內出血、額骨縱行骨折、左側前顱窩骨折”，這一處傷倒是與“原發性腦干損傷及右額、顳葉及左額葉挫傷?”的病理檢驗結果相互印證的。而這一處傷系“枕部與具有較大接觸面的鈍性物體（如地面）碰撞所致。”結合受害人倒地后昏迷的事實，這一處傷確應是致死原因。

也就是說在客觀方面，死亡的損害結果這一犯罪構成要件是存在的，那么是否有傷害行為呢？從監控錄像、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均可以清晰了解到被告人推受害人及受害人是如何倒地的前后過程：呂才榮和謝其昌在被周圍的同事拉開后，呂才榮無意與受害人糾纏，走回自己的車子處，受害人又追上來打擊被告人，這時被告人呂才榮轉過身推著受害人的腹部向前走了幾步，受害人突然筆直倒下。刑法上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必須是可能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損害的行為，只是一般性的推拉撕扯，不會造成傷害結果的，則不能以故意傷害行為論處。因此，被告人“推”這一行為，客觀上不是應當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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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為法律上的傷害行為。

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也是存疑的。其

一、根據監控錄像可見，被告人推力的著力點是受害人的腹部，這一力量基本是一個均勻的力量，而不是突發的力量，受害人是在這一力量作用下后退了一段距離之后，而且倒地時身體的其他部位竟然無任何防護，倒地時身體呈筆直狀，后腦部著地。這一切是矛盾的：著力點是腹部, 不應當最后呈筆直狀倒地；已經后退了幾步的情況下，對于可能的結果不僅大腦應已有意識，而且身體其他部位本能也應當有所防護動作。但是又有一種情況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也就是受害人在倒地時大腦已喪失了對身體的控制能力，已經處于中風的狀況。其二，謝其昌入院是的入院記錄中顯示入院是的血壓是高壓199、低壓101，如此高的時壓也是中風的一個顯著標志。也就是說，如果受害人倒地前，大腦已經失去了對身體的控制。那么被告人推被害人腹部這一行為與受害人腦損傷死亡也就沒有因果關系。而現有的證據并不能排除這一合理判斷，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印證，這一判斷的可能。

在客觀方面，被告人“推”這一行為客觀上不應當被評價為傷害行為，“推”這一行為與受害人腦損傷致死亡的因果關系也存疑。然而同時被告人主觀上也沒有傷害受害人的故意。在故意傷害致死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應當存在混合罪過形式，即同時具有傷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過失。但本案中被告人推開受害人是不愿意與其繼續糾纏，沒有任何傷害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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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于導致受害人死亡的這一處腦后傷，不應認定為被告人故意及傷害行為所致，被告人“推”這一行為不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的性質。

二、關于量刑方面，被告人呂才榮具有如下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

1、本案的發生過程看，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過錯，故應當酌定對被告人從輕處罰。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被害人無端引起，被害人謝其昌與他人發生爭執之后，又對于呂才榮這句 “人家是不是看錯車子了” 息事止份之言心生不滿。于是被害人與他人發生糾紛結束后，又過了十幾分鐘，無端走到被告人呂才榮處，指責并用拳頭擊打被告人呂才榮，在此種情況下，雙方才發生爭執。

其次，對于最終結果，被害人也有重大過錯。雙方沖突本已被眾人拉開，被告人也欲已離去，受害人仍不罷休，被告人推開受害人本也是避免繼續紛爭的行為。但到最后出現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結果。基于上述事實，辯護人認為被害人對傷害的發生具有重大過錯，對于本案的發生被害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最高院量刑指導意見》第4條第2款第4項規定：因被害人過錯引發犯罪或對矛盾激化引發犯罪負有責任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2、事發后被告人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了案件事實，應該認定為自首。根據《最高院量刑指導意見》的規定，對于自首情節，綜合考慮投案的動機、時間、方式、罪行輕重、如實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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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

3、本案被告人家庭經濟能力相當拮據，但能主動就賠償事宜與被害人家屬共同努力，盡力使的受害方家屬在第一時間獲得經濟補償，與此同時被害人也的得到了受害人方家屬的諒解。

案發后，被告人家屬主動與單位及對方家屬聯系商量賠償事宜，在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由單位一次性向受害方家屬賠償各項損失近70萬元，同時單位保留追償被告人的權利。再此情況下，被告人呂才榮取得了受害者家屬的書面諒解（受害者家屬一致請求法院“讓呂才榮好好過日子，寬大從輕處理呂才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二十三條：“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犯罪情節輕微，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不需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請法院對此予以考慮。

4、本案被告人認罪態度好，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

被告人呂才榮在公安機關偵查和公訴機關審查起訴期間，始終堅持誠懇的認罪態度，積極配合辦案人員的工作，從未出現過不如實交代和推脫罪責的情況，更未出現過任何翻供現象。特別在今天的庭審中，被告人能夠如實回答公訴人的訊問，態度誠懇，明確表示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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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被告人自愿認罪”程序審理案件的規定：“對于被告人自原認罪的案件，可以對被告人酌定從輕處理。”

5、本案被告人系初犯、案發前沒有前科劣跡，曾是見義勇為的好市民。

被告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自15、16歲就開始工作，同事、群眾關系相當好，之前不僅沒有過違法犯罪行為，而且熱心助人，還曾經是見義勇為的好市民。因此，具有較強的可改造性，能夠通過教育改造，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

綜上所述，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 “故意傷害罪” 的，證據不足且證據內部存在矛盾，定性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希望法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若證明被告人構成其他犯罪，也能充分考慮到本案中重輕、減輕處罰的因素，綜合考量事件的全程，對于被告人呂才榮從輕、減輕處罰，給他一個機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回饋受害人的寬容、報答家人的不離不棄。

辯護人：江蘇柯蘭律師事務所

律師 二0一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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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保定律師高宏圖辯護的未成年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案

保定律師高宏圖辯護的未成年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案（2012）

發布日期：2012-06-30

作者：高宏圖律師

案情簡介：

2010年10月27日2時許，C在保定市南市區XXKTV結賬時與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工作人員發生爭執，C給B打電話叫其趕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被告人A隨B一起趕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門前，因言語不和，與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發生打斗。在打斗過程中，被告人A持刀扎傷被害人D，被害人D的傷情經法醫鑒定為重傷。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害人D向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A的刑事責任，并要求被告人A賠償醫藥費15343元、誤工費1916元、住院伙食補助費1150元、傷殘賠償金97578元、交通費500元、精神損失費50000元。第一次開庭后，在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的耐心協調下，被告人A的父親與被害人D達成了《賠償、諒解協議書》，被告人A的父親賠償被害人D各項經濟損失15000元。

保定律師高宏圖身份：被告人A的辯護人。

保定律師高宏圖第一次開庭時《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親的委托，經A本人同意，指派我擔任A的辯護人。依據本案事實及有關法律規定，現提出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第一部分 關于定罪部分

一、A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應不負刑事責任。

㈠在主觀方面，A不具有非法傷害D的動機、目的。

1、A隨B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不是為了打架，而是為了接C回家。

卷宗第69頁、第71頁C詢問筆錄“這時我便給我們一塊的B打了個電話，讓他來保定市南市區XXKTV接我”、“問：你讓B過去找你干什么？答：就是想讓他接我回家，因為我喝多了”、卷宗第50頁、第54-55頁B詢問筆錄“問：C打電話叫你過去是什么目的？答：他說錢不夠，讓我過去算賬”、“問：C讓你去找他干什么？答：讓我去接他”，與A的相關供述可以佐證，足以證實A隨B到保定市南市區XXKTV不是出于打架等實施非法行為的動機，而是為了接C回家。

2、A亮出幫B裝著的小刀是為了制止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員對其已經、正在實施的毆打，是為了逃離現場，不是為了扎傷D。

①卷宗第69頁C詢問筆錄“那個經理（E）就罵了我一句，然后我們就打了起來，把我和B都打傷了”、卷宗第49頁、第52頁、第55頁B詢問筆錄“男子（E）喊了一聲，?你們愛他媽怎么著就怎么著?，話剛說完，站在門口處的20余名男子就沖過來打我們三人，他們中有人著KTV保安服，有人著便裝，他們過來后就開始對我們三個拳打腳踢”、“C就和他們經理（E）說話，正說著話的時候，保安就開始動手打我們了”、“C就跟經理說話，我就在旁邊抽煙，A也在旁邊站著。后來，經理和C罵了起來，然后就圍上來好多人打我們”，與A的相關供述可以佐證，足以證實雙方打起來的導火索、爆發點是經理（E）罵，不是A扎D，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開始打A之后A才動的手。

②卷宗第61頁E詢問筆錄“問：你們保安怎么和對方打的？答：一開始我們都空著手，后來對方動刀子了，我們才拿鎬柄還擊，我們一共5個人”，也可以證實在A動刀子前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們已經動手了，只是A動刀子后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們才拿的鎬柄而已。

③當時A方人少勢寡，保定市南市區XXKTV方人多勢眾，在邏輯情理上A根本不可能主動、首先動手，挑起事端，而且A最終也確實逃離了現場。

3、D陳述的自己“便上前勸架”說法不真實。當時，其不是保定市移動公司的職工，而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卷宗第46頁F詢問筆錄中說的是一起攔著A三人不讓走，而非勸架；卷宗第66頁G詢問筆錄中也沒有印證與D也往那邊走準備過去勸架。

㈡在客觀方面，如上所述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先動的手，A在遭到多人毆打的情況下亮出小刀嚇唬、扎一刀制止他人毆打并逃跑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的正當防衛的條件。

二、本案中，指控A的行為屬于故意傷害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現有證據之間存在多處沖突矛盾，未能形成嚴謹的、排他可能性的證據鏈條，達不到起碼的刑事證明的標準要求，人民法院即使不認定A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也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的規定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㈠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發案時間不同一，體現的D的傷口數量、受傷部位存在直接的沖突矛盾，D傷情是否確定因A行為所致存在疑問。

1、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發案時間有三種版本，即10年10月27日凌晨2時許、10年10月27日17時11分、10年11月27日凌晨。

①本案《起訴書》指控的發案時間是10年10月27日凌晨2時許，但無法排除其他二種版本的合理懷疑。

②卷宗第2頁《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報案內容中D所報之案發生于10年10月27日17時11分，與本案《起訴書》指控的發案時間相差15個小時。報案內容中“保定市南市區永華路派出所民警H、I于當日17時15分出警”，但本案卷宗內沒有相關筆錄；卷宗第59頁H參與詢問E的筆錄開始于當日3時55分，卷宗第44頁I記錄的F詢問筆錄開始于當日3時58分。

③卷宗第72頁J詢問筆錄“這把刀是2010年11月27日凌晨，幾個客人跟我們單位工作人員打架時留下的”，陳述的打架時間是10年11月27日凌晨，與本案《起訴書》指控的發案時間相差1個月。

2、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D的傷口數量有二種版本，即一處傷、三處傷。

①根據卷宗第36頁K訊問筆錄“我看見后來的兩個人其中的一個拿著把刀扎了D一下，扎在D的肋部，那人扎完就往西跑”、卷宗第47頁F詢問筆錄“問：D被扎了幾刀？答：一刀”、卷宗第60頁E詢問筆錄：“他們來的那兩名男子中的一名矮點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們保安D的右腹部，這個男子扎完就往東跑了”，足以證實即使是A扎的D，A也只扎了D一刀，結合卷宗第73頁J詢問筆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保安D被扎傷后在急救中心搶救時大夫從他身體里取出來的說法，A扎D一刀只應造成D一處傷。

②卷宗第14頁《法醫學鑒定書》中體現D有“左季肋區1厘米傷口，0.5厘米兩處傷口”三處傷口。

3、卷宗內的證據體現的D的受傷部位有三種版本，即左側肋處、右腹部、左右側均有。

①卷宗第30頁D陳述的受傷部位是左側肋處。

②卷宗第60頁、第60-61頁E詢問筆錄“他們來的那兩名男子中的一名矮點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們保安D的右腹部，這個男子扎完就往東跑了”、“問：D身上什么部位受傷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過來的兩個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證實D的受傷部位在右腹部。

③卷宗第16-17頁《法醫學鑒定書》中顯示先是測量的D右側傷（見圖片2）、又測量的其左側傷。

4、本案中，無證據證實A比B矮，A自稱比B高。根據卷宗第60頁、第60-61頁E詢問筆錄“他們來的那兩名男子中的一名矮點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們保安D的右腹部，這個男子扎完就往東跑了”、“問：D身上什么部位受傷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過來的兩個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當時不是A扎的D。

5、卷宗第74-75頁調取的物證中，不僅限于A使用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卷宗中的證據，無法合理排除D傷情是另一把刀所致或者是在其他時候被其他人所致的可能性。

㈡D在辨認筆錄中指出A就是持刀將其扎傷的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與其筆錄中的陳述內容直接沖突矛盾。

卷宗第30頁D詢問筆錄“答：我當時就昏了過去，后來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問：你認識扎你的那個男子嗎？答：我不認識，因為事情發生比較突然我沒看清他的情況”，既然當時其就昏了過去、不認識扎其的男子、也沒看清扎其的男子的情況，時隔10個多月后其又如何辨認出A就是持刀將其扎傷的犯罪嫌疑人？這在邏輯、情理上無法自圓其說。

㈢D關于是A先扎其的說法，與證人B、C、E的詢問筆錄內容中關于是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人開始打A之后A才動的手的說法，存在直接沖突矛盾。

㈣D關于自己當時就昏了過去、當場就自己和E在場、便上前勸架的說法，與卷宗第46頁F詢問筆錄“停車場的保安D、G、L、K和M就過來，我們一起攔著他們不讓走，正攔著的時候，D說他被人捅了”、卷宗第66頁G詢問筆錄中沒有印證與D也往那邊走準備過去勸架、卷宗第35頁K訊問筆錄“當時在停車場的保安有我、G、L、D、M，還有保安經理F也在場”的說法存在明顯沖突矛盾。D稱當時自己就昏了過去，按F的說法是D自己說的其被人捅了，人都昏了如何說話？而且，其他在場人員無一人曾提到、印證D當時昏了。D稱當時就其和E在，按K、F的說法當時還有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K、F、G、L、M等五名保安在。其當時作為保定市南市區XXKTV的保安，是在攔A三人，而非勸架。

㈤無論在有效證據的數量還是質量上，本案都嚴重不足。

1、卷宗中的大多數證據本身也存在瑕疵、問題（具體見辯護人的質證意見），真實性、合法性存在疑問，證明力不足。尤其是，卷宗中A作為未成年人的訊問筆錄沒有A監護人的簽字，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2、可以幫助查實本案事實的D當時被扎破的衣服沒有收集到案，應有的案發地當時的監控視頻也沒有收集到案。第二部分 關于量刑部分

一、根據上述定罪部分的意見，應當認定A不負刑事責任。

二、在不考慮上述定罪部分意見的前提下，以故意傷害罪追究A的刑事責任，也應對其減輕處罰。

㈠A在本案中僅用幫B裝著的普通水果刀扎一刀、傷害D一人、且無證據證實造成了D殘疾，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四、常見犯罪的量刑

（二）故意傷害罪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點和基準刑“故意傷害致一人重傷，未造成殘疾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傷害人數、傷情程度、傷殘等級、手段的殘忍程度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應的刑罰量，確定基準刑：（1）每增加輕微傷一人，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二個月刑期；（2）每增加輕傷一人，可以增加三個月至六個月刑期；（3）每增加重傷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4）造成被害人十級至七級殘疾的，每增加一級殘疾等級，可以增加一個月至三個月刑期”的規定，確定對其的基準刑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

㈡A在發案時剛滿16周歲零3個月左右，屬于未成年人，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三、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2）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3）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七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50％”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減輕處罰。

㈢D在本案的發生過程中有嚴重過錯，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9、“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被害人對法律規范、倫理道德、善良風俗的背離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實施加害行為的關聯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1）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一般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較大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嚴重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㈣A屬于初犯，以前沒有違法犯罪的不良記錄；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都較小。

綜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規定，建議對A的宣告刑確定為一年二個月左右，并盡量適用緩刑。

辯護人：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律師 高宏圖 2012年3月30日

保定律師高宏圖第二次開庭時《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親的委托，經A本人同意，指派我擔任A的辯護人。依據本案事實及有關法律規定，現提出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一、A在發案時剛滿16周歲零3個月左右，屬于未成年人，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三、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2）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對犯罪的認識能力、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情況，予以從寬處罰。……（3）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七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50％”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減輕處罰。

二、D在本案的發生過程中有嚴重過錯，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9、“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被害人對法律規范、倫理道德、善良風俗的背離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實施加害行為的關聯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1）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一般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較大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對犯罪發生有嚴重過錯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三、A自愿認罪，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18、“對于當庭自愿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為自首、坦白的除外”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四、A委托其父親代其積極賠償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21、“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五、A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應當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三、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

22、“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的規定，減少對其的基準刑，對其予以從寬處罰。

六、A屬于初犯，以前沒有違法犯罪的不良記錄；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都較小。

綜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規定，建議對A依法適用緩刑。

辯護人：河北樹仁律師事務所律師 高宏圖 2012年6月26日

判決結果：被告人A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緩刑二年。刑事判決書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87cf0101527x.html。

評議：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次開庭時，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被告人量刑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保定律師高宏圖也以卷宗證據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為被告人做了無罪辯護。第一次開庭后，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根據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檢察院的建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的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建議的”的規定，決定對本案延期審理。期間，被告人同被害人達成了賠償、諒解協議。第二次開庭時，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檢察院改變了量刑意見，保定律師高宏圖經與被告人的父親協商也變更了辯護意見、不再堅持無罪辯護。被告人當庭表示不提出上訴，庭審后從保定市看守所獲得釋放。本案最終能夠和諧結尾，應該感謝保定市南市區人民法院認真負責地工作態度。

我國刑法規定，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關于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或者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

（四）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

第四篇：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的定性 Microsoft Word 文檔

時間:2011-12-17 20:36來源:淚斷珍珠 作者:月夜思 鄭州律師 點擊:11560次

一直以來法律對在道路上發生的交通事故有明確的規定，而對非道上發生的路交通事故規定比較模糊，對發生在交通運輸管理范圍外的道路上的交通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如何定罪量刑，卻是司法人員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處理這一問題有以下法律依據：

一、《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車輛在道路以外通行時發生的事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接到報案的，參照本法有關規定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七條規定：車輛中道路以外發生交通事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接到報案的，參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條例的規定處理。從該法的立法目的可以看出，確立了機動車在非道路交通肇事的，與機動車在道路上交通肇事同性質處理的原則。這一規定應作為處理非道路交通肇事的法律原則。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駕駛機動車輛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致使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等規定定罪處罰。這三條罪分別為：第一百三十四條（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第一百三十五條（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大型群眾性動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二百三十三條（過失致人死亡罪）。此解釋對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的，在刑罰處理上確立了刑罰立案標準和刑罰歸

罪。學會交通事故協議書范本。

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對非道路交通事故只規定了三個罪，在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傷的處理上，或者按《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以交通肇事事故處理，或者按民事侵權處理，而不能違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另行按過失致人重傷罪處理，不如此就違反了罪刑法定的法律原則。

(責任編輯：admin)

第五篇：中華民族周德勝刑訊逼供致人死亡案

周德勝刑訊逼供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周德勝，男，28歲，江蘇省南通市人，漢族，原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精河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偵查員，住精河縣茫丁鄉政府家屬區。1997年10月17日被逮捕，11月12日取保候審，1998年5月15日再次被逮捕。

1997年10月5日下午北京時間20時許，被告人周德勝與永集湖派出所的干警一起在去一盜竊案的現場途中，見312國道旁有兩人在等車，這兩人一人名叫許自敬，另一人名叫白計劃。周德勝懷疑這兩人是另一盜竊案的犯罪嫌疑人，即將這兩人帶回派出所予以扣留。次日凌晨1時許，周德勝與永集湖派出所的干警森格、巴特、趙衛杰對許自敬進行訊問。在訊問過程中，周德勝用一根長約80厘米、粗約20毫米的白色塑料管擊打許自敬的臀部。1時30分許，周德勝讓森格、巴特去休息，由其本人與趙衛杰留下繼續訊問許自敬。在此期間，周德勝用一根長約60厘米、兩指寬、一指厚的木板擊打許自敬的背部、雙腿及臀部等處，造成許自敬的雙腿內外側皮下大面積淤血，深達肌層。4時許，周德勝指使森格、巴特接替其繼續訊問，森格、巴特訊問了約兩個多小時仍無結果，便將許自敬關押。次日上午11時許，在把許自敬帶往現場辨認的途中，周德勝發現許自敬神情不對，即把許送往醫院。許自敬經搶救無效，于當日12時35分死亡。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公安局法醫鑒定：“許自敬生前患有心腔內血栓形成和肺、氣管、心包等處感染，在受到多次皮膚、皮下組織挫傷出血、疼痛等因素的刺激下，激發了心內血栓斷裂出血而死亡。”被告人周德勝歸案后，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

「審判」

精河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犯刑訊逼供罪向精河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周德勝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未提出異議。其辯護人辯稱：周德勝雖然采用了違法手段，但其主觀上沒有惡意，只想用皮肉之苦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許自敬的死亡雖然與周德勝的違法行為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直接的因果關系;周德勝歸案后能如實交代犯罪事實，悔罪態度誠懇，請法庭對被告人周德勝從寬處理。

精河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被告人周德勝身為司法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為逼取口供采用暴力手段，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為構成了故意殺人罪。被告人歸案后，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可以酌情從輕處罰，辯護人的部分辯護理由能夠成立，予以采納。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七十二條的規定，于1998年1月27日作出刑事判決如下：

被告人周德勝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宣判后，精河縣人民檢察院向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原審法院判決定性準確，但量刑畸輕，適用緩刑不當，罪刑不相適應，社會效果不良。同時，被告人周德勝也以“本案應定刑訊逼供罪，定故意殺人罪錯誤”為理由提出上訴。其辯護人辯稱，周德勝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他沒有殺人的動機和目的，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在二審審理期間，委托新疆醫學院法醫室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技術處對被害人許自敬的死因進行聯合鑒定，鑒定書認定“許自敬的死亡原因為生前被人用鈍性物體擊打致胸背、腰部、臀部

及四肢大面積組織損傷造成創傷性休克而死亡”。該院經公開審理后認為，上訴人周德勝身為司法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中理應執法守法，卻為逼取口供而采用暴力行為，以致造成被害人許自敬死亡的嚴重后果。上訴人的行為雖然是為逼取口供，但因已經造成致人死亡的后果，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的規定，不再以刑訊逼供罪定罪處刑，而應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定罪并從重處罰。鑒于上訴人的犯罪動機、目的以及犯罪后的表現，其行為較一般的故意殺人罪情節較輕，原審判決定性準確，但因對博州公安局法醫鑒定結論采信有誤，故量刑不當。精河縣人民檢察院的抗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納;上訴人周德勝的上訴理由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納。據此，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第六十四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于1998年8月6日作出刑事判決如下：

一、撤銷新疆精河縣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刑事判決;

二、上訴人周德勝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三、作案工具白色塑料管予以沒收。

「評析」

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這就是說，司法工作人員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在通常情況下只構成刑訊逼供

罪或暴力取證罪，但是如果因此而致人傷殘或者死亡的，就要按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并且從重處罰。這在刑法理論上稱為轉化犯，即行為人在實施一種較輕的犯罪時，由于在一定條件下其行為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法律規定以另一種較重的犯罪論處。

本案被告人實施的刑訊逼供行為，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的規定，不應再以刑訊逼供罪定罪處刑，而應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條規定表明，對犯故意殺人罪的處刑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情節較重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一種是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應屬哪種情形呢?從犯罪的主觀方面看，被告人的動機和目的是以刑訊逼取口供，并無剝奪被害人生命的直接故意，當他發現被害人神情不對時即將其送往醫院搶救，這表明他是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的。問題在于他在刑訊逼供時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顧，放任了死亡后果的發生，應屬間接故意殺人。從犯罪的客觀方面看，被告人實施的刑訊逼供行為雖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但其刑訊的手段還不是特別殘酷、特別惡劣。因此從整體上來說，被告人的行為屬于“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應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的“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這個量刑幅度內“從重處罰”。

本案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周德勝犯故意殺人罪，并在“情節較輕的”量刑幅度內量刑，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是法定最低刑，而且適用了緩刑，顯然與法律規定的“從重處罰”不合。二審法院采納了公訴機關 的抗訴意見，撤銷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體現了“從重處罰”的精神，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