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聚眾斗毆轉化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辯護詞(從無期以上到15年有期徒刑)

辯 護 詞（網絡版）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上海市協力（蘇州）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燕某某父親的委托，并經得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師擔任其辯護人，出庭為其辯護。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及管轄權有異議。現就被告人在聚眾斗毆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情節及具有從輕、減輕情節發表辯護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本案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傷害罪的定性和管轄權存在異議。

本案從被告人投案自首到偵查、起訴階段都是依照聚眾斗毆罪進行的。根據被告人燕某某在聚眾斗毆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的是幫助、輔助作用，為從犯，只應當對其參與的犯罪并根據其地位和作用承擔責任，不應當對聚眾斗毆罪的全部結果承擔刑事責任，尤其是不應當對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承擔刑事責任，不適用罪名轉化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被告人燕某某所涉罪名為聚眾斗毆罪，而非故意傷害罪，本案不宜在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到的是幫助、輔助作用，是從犯，不是本案聚眾斗毆犯罪的首要分子，不應被認定為主犯。

本案是一起極其特殊的案例，如果不仔細分析案情，被告人很容易被認定為本案的首要分子。辯護人經認真細致地閱讀了全部卷宗、兩次到昆山市看守所會見被告人、查閱參考相關判例以及刑法學專家對共同犯罪的論述，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從本案整體

上考量被告人的行為性質和特征，不難看出：被告人燕某某先因勸架不成，后又被動地參與到犯罪中來，對主要犯罪人的犯罪行為起到了幫助作用，其主觀惡性小，人身傷害及社會危害程度小。

（一）本案犯意的發起者、教唆者、糾集者、組織者和實行者是同案犯劉某，不是被告人。同案犯劉某受到被害人方尋釁滋事無故毆打后，為了報復對方，主動電話給被告人燕某某讓其幫忙打架，同案犯劉某行為性質為組織、教唆行為，被告人燕某某是“被組織者、被教唆者”，被告人燕某某一開始并沒有參與到犯罪中來，假托“在昆山，回不去”，事實上不想參與到犯罪中來。

懇請合議庭高度關注一個事實，在本案聚眾斗毆事件發生之前，被告人就有三次機會不參與到打架事件中，從而斷開與聚眾斗毆事件的聯系。第一次，是在同案被告人劉某在給被告人打的第一個電話時，被告人沒有想參與到打架中來，相反目的是勸架，為了息事寧人，消除事端，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民間調解行為，屬于私力救濟的范疇。如果對方接聽電話，通過雙方協商和溝通，事情可能到此為止了。被告人也不會事實上也沒有主動再給任何人打電話挑起事端。第二次，如果同案被告人沒有第二個電話，對被告人來說，事情也就到此位臵了，恰恰是劉某在被無辜毆打后，為了報復，找被告人到現場幫助其打架，有著明確的犯罪動機和目的。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有條件（辯護人請求法庭進一步調查核實事發現場和被告人所在位臵之間的距離以及到達現場的可能性）到現場卻沒有到現場，其更多的是出于一種職業習慣（因為被告人是做職業中介的，在正儀鎮時間長，對人員比較熟悉，了解誰會打架），僅僅為同案犯提供了幫助信息以及精神上的鼓勵、支持，即讓劉某“找大剛幫忙”。被告人并沒有主動地給其他同案犯打電話，主動地組織和糾集人員。如果之后其他人不再給被告人打電話，對被告人來說，事情就到此為止了，被告人不會主動積極地挑起事端，不會再給任何人打電話，更不會到現場實施打架的行為，也不會有今天的牢獄之災，被告人主觀上自始就沒有犯罪的故意，不是犯意的發起者和事端的挑起者。被告人與同案犯劉某是一般的朋友關系，整個過程都只是被他人用電話聯系，被告人始終處于一種被動狀態，被他人教唆、被他人利用。這充分說明，被告人對本案聚眾斗毆的心態上是被動的、行動上是消極的，根據犯罪心理學，其不積極、不主動的原因是主觀上沒有犯罪的動機和目的，更沒有對犯罪結果的一種期待，也就是說，被告人不希望也不放任某種危害結果的產生。其完全是在缺乏法律意識狀態下被牽涉到犯罪中，進而不自覺地幫助本案主要犯罪人實施了犯罪。本案中，如果沒有被告人，同案犯劉某同樣可能以尊奉“李濤”、“張濤”為“大哥”并誘使他們參與到犯罪中來，因為在本案中，只有受過別人尋釁滋事非法侵害的劉某和趙某有著極為強烈的報復心態，在這種復仇心理的驅使下，沒有采取合法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是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產生犯罪動機，并一步一步地發起、組織、策劃、指揮并實施犯罪，因此，本案犯意的發起者、犯罪的組織者、犯罪的實行者、犯罪的指揮者是同案犯劉某，而不是被告人燕某某。

被告人燕某某由于其自己性格特點（大大咧咧，無心計，無口忌，不懂法）和職業習慣（職業中介），恰恰是一個被組織者、被利用者的角色，其自身不構成組織犯。刑法所規定的“組織、策劃、指揮”，都有“主動為之”的含義，而被告人的意識因素和意志因素自始至終處于一種被動狀態，其為本案主要犯罪人提供相關人員信息的行為性質屬于建議、幫助、輔助行為，不是組織、策劃、指揮行為，也沒有積極地到現場實施犯罪，不應當被認定為首要分子。不應當對本案的全部結果負刑事責任,尤其是不應當對致人死亡的結果負刑事責任。

（二）同案被告人單方面供述表面上造成被告人是首要分子的假象。本案通過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表面上呈現出被告人燕某某是首要分子、是主犯的假象。首先，劉某稱燕某某是他“大哥”，稱犯罪聽其安排。辯護人認為，從本案來看，犯意的發起者并非被告人燕某某。但從劉某的供述中讓人感到整個犯罪又是燕某某組織和策劃的，這種虛擬的假設，是一種誤導，如果不經過具體分析很可能使人產生錯誤地判斷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辯護人需要特別強調，懇請合議庭高度重視的是：同案犯劉某是一個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及后果有獨立清醒的認識。在自己被人毆打后出于報復心理找被告人幫忙，很明顯，這事實上是一種組織行為，其組織的對象是被告人燕某某。也就是說，被告人是一個被組織者的對象，只不過該組織行為有些特殊罷了，其行為的法律屬性被言辭證據掩蓋。仔細分析案情，不難看出，同案被告人巧妙地將自己的復仇心理轉嫁給了無辜的本案被告人，或者可以這樣說，同案被告人的智慧要比被告人高，在其強烈的復仇心理驅使下，將本來沒有犯罪動機和主觀故意的的被告人強

行拉入到共同犯罪中來。被告人對被他人“組織”到犯罪中來的事實卻還蒙在鼓里，缺乏清醒的認識。也可能潛意識里，被告人意識到了這一點，故借口“在昆山，回不去”沒有參加（盡管被告人有條件參加），而是推薦其找“大剛”，被告人自己也沒有主動給“大剛”打電話，這正是本案特殊的地方。

總之，同案被告人劉某本想組織到被告人到現場，但結果僅僅組織到一些推薦信息和語言上的鼓勵、精神上的幫助和支持，而被告人在本案中實際處于一個被組織者的地位，屬于被動犯罪。

分析被告人燕某某的犯罪行為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進行，不能單憑一方言詞證據主觀臆斷。否則，必然對被告人不公平，從而損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根據法律規定，只憑單方面的供述不能對被告人燕某某的身份性質、行為法律屬性、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主觀膩斷。另外，本案卷宗材料顯示，被告人沒有任何犯罪前科，也沒有其他違法記錄。辯護人建議法庭對被告人燕某某的一貫表現進行調查，查明事實真相，以證其清白。

公訴機關不宜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作為證人證言，根據證據學理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屬于言詞證據，具有天然的主觀性，存在虛偽性、易變性的特點。在本案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同案被告人很有可能把自己罪責轉嫁于被告人的情況，若以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作為惟一的證據而作出有罪的認定，則是存在很大風險，很有可能損害被告人的正當權利，懇請合議庭對當天被告人通話記錄進行調查，以查明事實。

（三）被告人與同案犯“大剛”之間不是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

被支配、指揮與被指揮的關系。首先，被告人不是刑法規定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所謂“老大”，被告人在劉某和“大剛”之間充當的是一個“中介者”的角色。被告人之所以向劉某介紹“大剛”，在被告人看來，更多的是因為，“大剛”會打架，能夠找到人，能夠控制打架的程度，不會造成嚴重的后果。而“大剛”之所以參與犯罪，是因為被告人幫過他的忙，也是出于朋友義氣，其行為并不是受被告人的控制和支配。在人員糾集起來后，同案犯“大剛”給被告人打電話問“怎么打”，被告人隨口說了句“總不能打兩巴掌吧”話，還讓其他人員跟同案犯劉某商量。之所以被告人隨口這樣說，除了跟被告人性格有關系外，主要還是因為被告人從一開始就沒有犯罪的故意，自始至終是被動地被牽涉到犯罪中來的，因此被告人對犯罪的結果并不期待，或者說對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根本就不關心，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思考，這也是被告人不懂法、不顧自己說話后果的表現，這也反證了被告人的行為性質尚未達到“組織、策劃、指揮”的“標準”。但根據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案聚眾斗毆致被害人死亡的結果絕對不是被告人希望的。充其量是一種教唆和幫助行為，而不是指揮、命令，不是領導和被領導，支配和被支配，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當時的情況下，被告人說不說話、說怎樣的話都沒有意義，因為其自身沒有犯罪動機和目的，沒有在現場，也根本控制不了現場局面。事實上，實行犯罪的其他共同犯罪人也沒有按照被告人燕某某隨口講的去做。整個犯罪過程中被告人都沒有積極地參加到犯罪中來，其作用為幫助、輔助，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從犯。不應認定為《刑法》第九十

七條規定的首要分子。

綜上所述，從全案整體上分析，被告人不是本案的組織者，不應被定性為首要分子。根據其作用和地位，應當被認定為從犯，《刑法》第二十七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三、本案的量刑不應當按照無期徒刑以上徒刑進行定罪處罰。被告人只應當對其參與的犯罪承擔相應的責任。首先，本案不是犯罪集團犯罪，不能依照《刑法》第26條第3款定罪量刑。本案屬于一般的共同犯罪，被告人燕某某不應當對全部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只應當按照《刑法》第26條第4款的規定對他參與的犯罪進行定罪量刑。辯護人認為，本案中被告人燕某某參與的犯罪應該指他幫助提供信息給劉某讓其找“大剛”的幫助行為，以及之后對“大剛”的教唆行為。事實上，該教唆行為也不是被告人主動實施的行為，也屬于被動教唆、間接教唆，主觀惡性小，社會危害性小。《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而致人死亡的其他被告人的行為對于被告人來說，是實行過限行為，被告人對死亡結果不應當承擔責任。對于被告人應當按照聚眾斗毆罪進行定罪量刑。

四、被告人不應當對本案聚眾斗毆致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懇請合議庭準許辯護人進一步對被告人燕某某參與犯罪的界限范圍進行深度解讀。辯護人仔細閱讀并詳細研究了本案卷宗，意外地

發現本案聚眾斗毆的參加者，明顯地分為兩撥：第一撥是“大剛”組織、指揮下的宋超、胡吉波、范勝權等，這撥人手里拿的全部是甩棍，該器械不是導致本案被害人死亡的犯罪工具。從犯罪動機上分析，這撥人是出于朋友義氣，撐場面，助威風，且對現場毆斗的程度、時機、時間長短都有比較理智的把控，沒有重傷害對方的故意，更沒有臵對方于死地的心理預期，對被害人的死不希望也不放縱，是一個過失犯罪。第二撥是同案犯劉某、趙某、楊某、袁某，這撥人手里拿的是各種刀具。其中同案犯劉某、趙某由于先前被被害方毆打，存在明顯的報復心理，因此下手狠、不理智，故意傷害的目標明確，傷害程度深，傷害結果重。且這撥人大多是山東省郯城縣人，被告人是不認識的，更無法建議、指揮和控制其行為。而且對直接導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人也已查明，事實勝于雄辯，對于致人死亡的結果，在罪過上，被告人充其量是一種過失，根據刑法理論，過失不構成共同犯罪。因此被告人不應對其他同案犯實行過限的行為承擔責任，不應當對沒有參與的犯罪部分承擔責任。

四、被告人燕某某對持械斗毆的加重情節不承擔責任。本案中，被告人除了提供相關人員信息，推薦人員外，對是否“持械斗毆”沒有參與任何意見，也就是說事前沒有預謀，被告人不在現場，不是積極參加者，也沒有提議更沒有準備、授意、指揮、教唆、命令他人準備和適用任何犯罪工具，其對現場情況是否使用器械也一無所知。主觀上也沒有故意傷害的惡意。對此，也恰恰證明了被告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沒有達到“首要分子”的程度，被告人無法也不能組織、指揮、控制現場。準備械具，也是同案犯劉某的主張。通過以上分析，事實很清楚：兩撥人共同故意的內容是不一樣的，第二撥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明顯高于第一撥犯罪人。被告人只應當對其參與的犯罪承擔責任，不應當對其毫不知情的第二撥同案犯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六、本案被告人屬于投案自首，有明顯的從寬處理情節。被告人在《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關于敦促在逃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期間投案自首，該通告第一條明確規定：“投案自首，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第67條也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是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七、本案由被害人尋釁滋事引起，被害人一方有聚眾斗毆挑釁的故意，對本案聚眾斗毆也有一定的責任。

八、被告人燕某某認罪態度好，主觀惡性小，社會危害性小，是由于不懂法而導致的“被犯罪”，被告人燕某某事發前從未有過劣跡，一貫表現良好。歸案后能夠坦白自己的罪行，在剛才的庭審中，被告人始終堅持誠懇的認罪態度，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十分后悔，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懇請法庭依法酌情從輕處罰。

九、被告人燕某某系初犯、偶犯，懇請法庭考慮到被告人主觀惡性小，人身傷害性小，改造可能性大，酌定從輕對其進行處罰，給其重新做人的機會，使其盡早回歸社會。

十、被告人燕某某家庭困難，父母年老多病，自成年以來，一直勤懇打工賺錢，支撐家庭開支，本次犯罪活動中，被告人因文化程度較低，法律意識淡薄，由于朋友義氣幫助主要犯罪人實施犯罪，為此愿意接受法律的懲罰與教育，懇請法庭考慮被告人家庭的特殊性，酌定從輕處罰。

綜上所述，被告人屬于被動犯罪，沒有到現場實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屬于幫助、輔助作用，無論是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都不大，投案自首后認罪態度較好，在這個前提下，法律應對被告人以教育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識，以懲罰為輔，給被告人一個改正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故辯護人懇請法院酌情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

辯護人：上海協力（蘇州）律師事務所 王勇律師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二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辯護詞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公訴人：

依照《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受被告人呂才榮及其家屬的委托和江蘇柯蘭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們擔任該起案件中被告人呂才榮的辯護人，參與本案訴訟活動。

在發表辯護意見之前，首先請允許我以辯護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親屬表示極大的同情。這一結果是我們在座的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人呂才榮對此也一直后悔不已。開庭前，我們會見了被告呂才榮，對案件經過進行了仔細詢問，并認真研讀了起訴書、案卷材料等相關法律文書，又參加了今天的庭審，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呂才榮不構成公訴機關所指控的故意傷害罪。同時辯護人認為：從全案來看，被告人呂才榮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從輕、減輕情節。為維護其合法權益，現結合案件事實及相關法律法規，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在合議時參考：

一、關于定罪方面，認定呂才榮構成故意傷害罪與現有證據存在矛盾且不充分，屬定性錯誤。

根據《鑒定意見》中所述可見，與被告人行為相關的、并可能值得在刑法上予以評價的、受害人的傷害有兩處。其

一、“左顳頂部有一長4.7CM創口”，其

二、“枕部頭皮內出血、額骨縱行骨折、左側前顱窩骨折”。根據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可知：第一處傷害應當是被告人呂才榮用茶杯打擊所致；而第二處傷應當是受害人倒地時與地面撞擊所致。

1、關于呂才榮造成受害人第一處傷的事實原因及法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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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第一處傷是由被告人的擊打行為所致，與被告人用茶杯的擊打行為有因果關系。但是這一處傷不應當是致死原因，理由如下：第一、頭蓋骨是人身上最硬的一塊骨頭，打擊前額的頭蓋骨一般不會致死這是常識，何況打擊的器具只是10元錢買來的普通的玻璃杯，這種杯子能承受的打擊力也就是作用于受害人前額的力量，相信這種杯子的承受力偵查機關本也應該可以查明；第二、從鑒定意見對于該處傷的描述來看“左顳頂部有一長4.7CM創口”，可見這一處傷只是表皮創傷，沒有傷及骨頭，更不用說該處骨頭下面的腦部，這傷口與第一點中所闡述的理由倒是可以印證的，即玻璃杯的打擊只是造成了“創口”；第三、受害人最終沒有爬起來是由于受害人倒地，后腦與地面撞擊致其昏迷。但在此之前，在受玻璃杯擊打之后，相隔有幾分鈡的時間，在這幾分鐘的時間內受害人與被告人仍在發生爭執。因此從這點看玻璃杯的打擊不可能是致死原因。

那么“左顳頂部有一長4.7CM創口”這處傷，是否可以構成值得刑法來評價的傷害呢？也就是說是否可以構成輕傷呢？公訴方也沒有先關材料予以說明，我們也不得而知。

有危害行為、有損害結果（假設公訴方今后補充證據后能證明構成輕傷）、有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這一行為暫時符合了一個犯罪行為的客觀方面。但是被告人呂才榮是在什么情況下打擊受害人的呢？有幾點不容忽視，第一、整個事件的起因是受害人對于被告人勸架這一定紛止爭的行為不滿，且相隔一段時間后又攔住被告人、質問被告人并首先用拳頭擊打被告人的頭部；第二、被告人用杯子擊打受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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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情形：“他（受害人）就用右手卡住我的脖子，我被他卡的很難受，?當時我右手正好拿著一只玻璃茶杯，我為了還擊他，于是我用手握住茶杯，揮手向謝其昌頭部砸去?”也就是說被告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擊的行為屬于是防衛的性質，而且符合手段的相當性以及時間的緊迫性，應當屬于正當防衛行為。這一行為應當是一個表面的犯罪行為但是同時又有正當防衛這一客觀阻卻事由，使得被告人呂才榮這一打擊行為具有了正當性，因此不應當被評價為犯罪行為。

2、關于受害人第二處傷的與被告人行為的法律評價

“枕部頭皮內出血、額骨縱行骨折、左側前顱窩骨折”，這一處傷倒是與“原發性腦干損傷及右額、顳葉及左額葉挫傷?”的病理檢驗結果相互印證的。而這一處傷系“枕部與具有較大接觸面的鈍性物體（如地面）碰撞所致。”結合受害人倒地后昏迷的事實，這一處傷確應是致死原因。

也就是說在客觀方面，死亡的損害結果這一犯罪構成要件是存在的，那么是否有傷害行為呢？從監控錄像、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均可以清晰了解到被告人推受害人及受害人是如何倒地的前后過程：呂才榮和謝其昌在被周圍的同事拉開后，呂才榮無意與受害人糾纏，走回自己的車子處，受害人又追上來打擊被告人，這時被告人呂才榮轉過身推著受害人的腹部向前走了幾步，受害人突然筆直倒下。刑法上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必須是可能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損害的行為，只是一般性的推拉撕扯，不會造成傷害結果的，則不能以故意傷害行為論處。因此，被告人“推”這一行為，客觀上不是應當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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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為法律上的傷害行為。

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也是存疑的。其

一、根據監控錄像可見，被告人推力的著力點是受害人的腹部，這一力量基本是一個均勻的力量，而不是突發的力量，受害人是在這一力量作用下后退了一段距離之后，而且倒地時身體的其他部位竟然無任何防護，倒地時身體呈筆直狀，后腦部著地。這一切是矛盾的：著力點是腹部, 不應當最后呈筆直狀倒地；已經后退了幾步的情況下，對于可能的結果不僅大腦應已有意識，而且身體其他部位本能也應當有所防護動作。但是又有一種情況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也就是受害人在倒地時大腦已喪失了對身體的控制能力，已經處于中風的狀況。其二，謝其昌入院是的入院記錄中顯示入院是的血壓是高壓199、低壓101，如此高的時壓也是中風的一個顯著標志。也就是說，如果受害人倒地前，大腦已經失去了對身體的控制。那么被告人推被害人腹部這一行為與受害人腦損傷死亡也就沒有因果關系。而現有的證據并不能排除這一合理判斷，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印證，這一判斷的可能。

在客觀方面，被告人“推”這一行為客觀上不應當被評價為傷害行為，“推”這一行為與受害人腦損傷致死亡的因果關系也存疑。然而同時被告人主觀上也沒有傷害受害人的故意。在故意傷害致死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應當存在混合罪過形式，即同時具有傷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過失。但本案中被告人推開受害人是不愿意與其繼續糾纏，沒有任何傷害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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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于導致受害人死亡的這一處腦后傷，不應認定為被告人故意及傷害行為所致，被告人“推”這一行為不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的性質。

二、關于量刑方面，被告人呂才榮具有如下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

1、本案的發生過程看，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過錯，故應當酌定對被告人從輕處罰。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被害人無端引起，被害人謝其昌與他人發生爭執之后，又對于呂才榮這句 “人家是不是看錯車子了” 息事止份之言心生不滿。于是被害人與他人發生糾紛結束后，又過了十幾分鐘，無端走到被告人呂才榮處，指責并用拳頭擊打被告人呂才榮，在此種情況下，雙方才發生爭執。

其次，對于最終結果，被害人也有重大過錯。雙方沖突本已被眾人拉開，被告人也欲已離去，受害人仍不罷休，被告人推開受害人本也是避免繼續紛爭的行為。但到最后出現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結果。基于上述事實，辯護人認為被害人對傷害的發生具有重大過錯，對于本案的發生被害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最高院量刑指導意見》第4條第2款第4項規定：因被害人過錯引發犯罪或對矛盾激化引發犯罪負有責任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2、事發后被告人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了案件事實，應該認定為自首。根據《最高院量刑指導意見》的規定，對于自首情節，綜合考慮投案的動機、時間、方式、罪行輕重、如實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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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

3、本案被告人家庭經濟能力相當拮據，但能主動就賠償事宜與被害人家屬共同努力，盡力使的受害方家屬在第一時間獲得經濟補償，與此同時被害人也的得到了受害人方家屬的諒解。

案發后，被告人家屬主動與單位及對方家屬聯系商量賠償事宜，在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由單位一次性向受害方家屬賠償各項損失近70萬元，同時單位保留追償被告人的權利。再此情況下，被告人呂才榮取得了受害者家屬的書面諒解（受害者家屬一致請求法院“讓呂才榮好好過日子，寬大從輕處理呂才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二十三條：“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犯罪情節輕微，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不需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請法院對此予以考慮。

4、本案被告人認罪態度好，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

被告人呂才榮在公安機關偵查和公訴機關審查起訴期間，始終堅持誠懇的認罪態度，積極配合辦案人員的工作，從未出現過不如實交代和推脫罪責的情況，更未出現過任何翻供現象。特別在今天的庭審中，被告人能夠如實回答公訴人的訊問，態度誠懇，明確表示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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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被告人自愿認罪”程序審理案件的規定：“對于被告人自原認罪的案件，可以對被告人酌定從輕處理。”

5、本案被告人系初犯、案發前沒有前科劣跡，曾是見義勇為的好市民。

被告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自15、16歲就開始工作，同事、群眾關系相當好，之前不僅沒有過違法犯罪行為，而且熱心助人，還曾經是見義勇為的好市民。因此，具有較強的可改造性，能夠通過教育改造，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

綜上所述，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 “故意傷害罪” 的，證據不足且證據內部存在矛盾，定性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希望法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若證明被告人構成其他犯罪，也能充分考慮到本案中重輕、減輕處罰的因素，綜合考量事件的全程，對于被告人呂才榮從輕、減輕處罰，給他一個機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回饋受害人的寬容、報答家人的不離不棄。

辯護人：江蘇柯蘭律師事務所

律師 二0一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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