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就業問題研究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就業問題研究

——基于產業發展視角的分析

中文摘要

經濟增長是實現就業的基本前提，面對中國巨大的就業崗位缺口，仍需要依托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即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就業機會，而擴大就業的原動力在于經濟增長。正如十七大報告指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

本論文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以經濟全球化和構建和諧社會為大背景，以產業發展為主線，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就業效應進行思考，研究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和就業發展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探索以產業為支撐實現中國經濟較快增長和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的路徑。

第一部分是文獻綜述。包括西方就業與經濟理論中對就業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綜述，以及國內理論界對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就業問題的研究綜述。這既是對前人研究的總結，又是本論文的思想淵源和理論指導。

第二部分探討就業問題產生的經濟學原因及世界經濟發展對勞動就業發展趨勢的影響。從世界史發展的角度進行

探尋，認為勞動就業如同資源配置一樣受市場經濟規律支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現象。從對世界90年代以來的勞動就業狀況及其發展趨勢進行考察，發現它與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間的關系變得多樣和復雜——經濟增長既有促進就業增長的機制，也有排斥就業增長的機制：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就業增長的新機遇；高新技術的發展給就業增長帶來了不確定性；經濟全球化使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這就為本文后面研究如何擴大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效應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視角分析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就業問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對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就業效應進行分析，發現中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效應在逐漸減弱，快速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低就業的增長，而奧肯定律的失效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中國的失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周期性失業，主要表現為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進一步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吸納就業能力發揮的各因素進行具體分析，認為正是產業發展引起經濟總量和結構的波動，進而影響到勞動就業的發展，論證了本論文以產業發展為主線，分析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效應，更具有中長期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第四部分探討了產業發展與促進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發展間的互動關系。首先從理論角度分析，認為現代經濟增

長的本質是產業發展，產業發展又決定著勞動就業發展，表明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就業問題實質是產業發展對勞動就業的影響；然后從實證角度出發，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勞動就業三者間的關聯性，結果表明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對增加就業沒有明顯效果，制約了經濟增長通過產業的產出結構、就業結構變化這一途徑擴大就業效應的發揮，進一步驗證了第三部分的結論：正是產業發展的非均衡既制約了就業的擴大，又限制了經濟更快增長。因此有必要從產業發展的角度深刻探討經濟增長對勞動就業的吸納力，這就把宏觀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就業問題順利轉化為中觀產業發展與促進勞動就業的問題，為后文從產業視角分析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就業問題做好鋪墊。

第五部分圍繞著產業發展的內涵，提出并分析與就業和經濟增長相關的一系列矛盾。這些矛盾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產業結構不斷走向合理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主要是從實證角度分析了中國三次產業發展狀況及其就業效應。比較分析了三次產業的產值及就業的變化態勢，并與“標準”產業結構和其他國家結構相比，以及具體測算產出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離度，都清楚地顯示出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內在聯系被割裂，就業結構轉變嚴重滯后于產出結構，制約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進一步對非農產業發展分析表明，第二產業過度資本深化的粗放式經

濟發展方式降低資本積累對勞動力的吸納度，迫使第一產業轉移的勞動力大部分直接流向第三產業中技術水平含量較低的傳統服滯后及內部結構的不合理；而二、三次產業內部及兩者之間發展的協同性較差，導致了產業結構系統的自組織能力較弱，所有這些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都阻礙著經濟增長對就業吸納力的提高。因此提出需要實施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戰略：以農業發展為基礎，實施強農惠農戰略，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延伸農業產業鏈條，防止農業發展中的勞動力“空心化”；以第二產業發展為主導，推進工業結構調整，拓展就業渠道；加快發展服務業，以服務業的結構升級作為調整三次產業結構和擴張就業的突破口。

第二，產業技術推動的產業高級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首先從理論上分析技術進步對產業結構演變與影響勞動就業的機制，認為產業結構高級化實質是由產業技術進步推動的，并因此對勞動就業產業“排斥”和“補償”效應；其次探討了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途徑：用高新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并根據它們對勞動就業效應的不同，提出構筑有效機制，充分發揮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中產業技術進步對勞動就業的“補償效應”，以減少其對就業的沖擊，盡可能地發揮其擴大就業的正面作用，這些機制包括：正確處理技術引進與自主開發的關系，提高產業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供給質量水平；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資源和要素高效利用的長效激勵機制；加速高新技術的運用，開辟新的經濟與就業增長點。

第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產業如何發揮比較優勢，更好地運用國際資源來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問題。首先從理論角度分析了經濟全球化通過不同國家間展開的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影響一國產業發展，并最終影響到國際勞動分工的變化、就業機會的轉移及就業質量的改變等多個方面。其次從實證角度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產業競爭力進行分析，認為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由資源密集型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化，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較劣勢的轉弱，體現出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表明我們在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中，仍需繼續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在單一的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基礎上培育更多的要素優勢，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推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如何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時，用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重新定位，并提出要積極構筑有利于其發展的制度環境。業的角度探討提高經濟增長對勞動就業帶動效應的路徑，政府要樹立“充分就業”為其執政的首要目標，從增加公共供給角度入手，直接或間接的創造就業機會，并且構建以增加就業為核心的公共政策體系，在經濟發展中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提供更好的就業環境，以保持經濟增長與

擴大就業的協調互促。體現了本論文在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就業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后，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的主要貢獻及可能的創新：（1）造成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非一致性的原因很復雜，但本論文認為，產業發展失衡是制約經濟增長對就業吸納能力減弱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從產業發展的視角出發展開論述，探討了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對勞動就業的影響，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2）面對激烈的國際產業競爭和嚴峻的國內就業壓力，如何走一條既比較充分利用國內勞動力資源，又能適應國際競爭的產業發展道路，對于勞動力過剩、經濟發展中的中國來講，是個兩難抉擇，本論文試圖運用馬克思的國際價值勞動決定理論提出看法，并對如何構筑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提出建議。

關鍵詞：經濟增長勞動就業就業彈性產業發展

第二篇：中國經濟增長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開放20 多年來, 中國經濟增長異常迅速, 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成為世界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 國內外學者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的綜述, 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的視角, 為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穩定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關鍵詞: 經濟增長;實驗學派;收斂學派;轉型理論

一、引言

進入20 世紀8090 年代呈現出快速且持續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從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間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917 % , 世界銀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間的數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長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尋常的。因此, 研究中國經濟的增長問題, 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學界的熱點。

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如何? 筆者就以上問題, 對國內外經濟學界研究現狀進行了探討。

二、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研究

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GDP 的數據, 以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經濟學教授RAWSKI 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統計數據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認為中國的統計數據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RAWSKI 教授根據能源數據估計中國GDP 增長數據在1998 年為-210P+ 210[3]。

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L1R1Klein)教授發表了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估計?！盀閺男路f的視角(Fresh angle)研究中國的GDP , 并采用獨立的信息測試中國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對1980 年到2000 年中國的15 個實物指標(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與GDP的關系進行了分析, 這些指標覆蓋了能源、交通、通訊、勞力、農業、商業、公共部門、工資、通貨膨脹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場機制的特點。其結論 是, 前三個主成分占總變異的6018 % , 回歸估計的 GDP 百分比變化的結果如下:

其中每一個主成分都是上述15 個指標變量的線性組合, 每個變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變化表達的,各種統計檢驗都令人滿意, 包括能源在內的各種實物統計數據能夠很好地與GDP 數據一致。

克萊因教授文中聲明: “總的來講,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個從不同資源獨立得到的廣泛基礎上衡量中國經濟的指標的運動, 這些總體指標(即主成分)的變動同官方估計的實際GDP 增長率的變動是一致的, 無法就此聲稱我們已證明官方測度的GDPt 的增長率是正確的, 沒有人知道正確的估計: 總的觀點表明, 這些估計的可能結果取決于計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圍都是如此。”

而YOUNG則在接受中國統計局所有統計數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對統計局的數字進行了系統調整, 如采用中國統計局(SSB)GDPdeflator 的價格指數計算, 總產出增長率由718 %減少到611 % , 由于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將勞均產出由619 %降為512 % ,剔除農業部分對GDP 的提高, 勞動生產率降低到316 % , 考慮老年人及勞動力受教育因素, 將此數據又降為216 %[5]。表1 中表示了單位資本-產出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數值(見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勞動參與率提高, 從農業轉移勞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資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東亞在中等的全要素生產率下, 高速經濟增長及人均生活水平獲得特別提高的關鍵動力?！?為準確度量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性,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拉迪(Lardy)采用兩個比GDP 數據更容易度量、也更為可靠的統計數據, 一是進口數據, 二是財政收入數據進行度量, 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統計數據是可以信賴的[6]。

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復雜結構, 盡管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數據因各種原因無法十分精確, 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卻是不爭的事實。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分析(一)經濟增長研究的歷史進展

長期以來, 經濟學界對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問題進行了不遺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觀點。新古典主義在完全均衡的條件下, 把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看作資本積累、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長期作用的結果,索羅1956 年在《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中提出索 羅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術改變與總生產函數》中, 他通過一個簡單的數學計算將產出的增長分解為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的增長之和, 將技術進步用扣除資本和勞動的殘值表示, 通常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并指出技術進步是對經濟增長長期起作用 的持續性要素, 是產出增長的源泉[1]。

以研究內生技術進步為核心的“新”增長理論, 通過建立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技術進步模型, 解釋了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 發現發明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引擎, 而人力資本的規模及生產效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根據轉型動態理論, 一個國家的收入越低于穩定狀態,增長就越快;如果基礎性的改革把經濟體中的激勵機制從鼓勵轉移向鼓勵生產性活動, 就可以起到鼓勵投資、技能積累、技術轉變和更有效地利用這些投資上來。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經濟長期的穩定狀態, 轉型型動態原理, 因而產生了增長的奇跡”[1]。

制度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變遷,一種提供適當的有效的產權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外, 結構主義等非正統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 發現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處于相互牽制、相互關聯與相互作用的反饋系統中, 結構調整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從20 年前一個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的農業國, 到如今綜合實力躍居世界第六位的經濟強國, 中國經濟增長具備典型的轉型動態特征, 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給、結構、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既要靠總量的擴張, 又要靠結構的支撐, 制度變遷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轉軌理論

Sachs 和Woo 將解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現象的學者歸于兩個學派[2] : 實驗主義學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斂學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斂學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斂學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認為中國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許其經濟制度趨同于非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果, 改革初期中國經濟結構是其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認為中國的制度事實上正逐漸向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收斂, 特別是向東亞制度靠攏。為表明這種收斂的特點, 其學派稱為“收斂學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國在改革初始時的經濟結構條件是中國經濟轉軌看起來比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們認為, 中國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農業部門, 而這有利于出口導向型的勞動密集產業發展(再現東南亞經濟模式)。換句話說, 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 主要是由于勞動力從生產力較低的農業部門迅速向生產力較高的非國有部門轉移。而在原有體制外突破的發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國順利推行, 主要是因為中國國有部門所雇傭的勞力在經濟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農村勞動力比例較小, 占經濟比例很高的國有部門尤其是重工業部門職工享受比較高的社會福利, 意味著新興非國有部門很難從國有部門吸收到勞動力, 同時也沒有足夠的農村廉價勞動力可以利用。

他們同時認為, 即使對于中國而言, 改革中出現的所謂“漸進主義”改革路線, 也未必是最優的, 而其之所以出現, 主要是因為支持市場化改革者和支持計劃主義者共同掌握著權力, 導致在具體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協的結果[2]。中國具有市場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現象(如產權不明晰的鄉鎮企業)主要是對中國特殊政治環境、而不是經濟環境的一種反應, 但 如果沒有這些政治約束, 一開始就建立私營的部門,就沒有必要日后再進行成本高昂的企業轉制。

收斂學派認為: 第一,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出現于以激進改革(如農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漸進改革為特點之處(如國有企業), 中國獨特的經濟結構是中國能夠獲得快速增長原因;第二, 由于經濟結構的根本差異, 中國的漸進主義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東歐及前蘇聯(EEFSU);第三, 中國的非資本主義制度實驗正在農業、鄉鎮工業及國有工業上證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進一步向更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國正漸漸同那些東亞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相調和[2]。2． 實驗主義學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學者, 將中國改革的成功歸功于改革的漸進性、實驗性的及遞增性特點, 被Sachs 等劃歸實驗主義學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這種觀點認為, 中國已相當成功地摸索出獨特的中國經濟模型, 主要表現為中國領導人對市場改革目標的不斷變化的特色上。(見表2)表2

中國改革目標的演進

實驗主義學派認為, 實驗可以減少改革的社會沖突、不穩定性, 產生更好的經濟政策。實驗主義學派對中國的改革提出四個基本的建議: a 在改革中, 漸進主義是中國快速增長的關鍵;b 中國的漸進主義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從中央計劃轉軌的經濟體;c 中國在農業、鄉鎮企業(TVEs)及國有企業(SOEs)等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實驗是成功的;d 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是實驗主義者的政策設計結果。

為使政策實驗失敗的成本最小化, 實驗主義學派希望中國繼續以實驗的、遞增的方式進行自由化和創新。從以上分析看出, 實驗學派傾向于穩妥漸進的方法, 反對前蘇聯采用的“休克療法”原理。

表3

兩學派的關鍵區別

薩克斯等對中國以及中東歐國家初始經濟結構差異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的確無法忽視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及其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所起到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初始條件構成經濟平穩轉型的充分條件。在相當程度上, 薩克斯等低估了中國在轉型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11]。3． 轉型理論

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對中國的改革與前蘇聯東歐等國家轉型實踐的對比中, 把中國的改革視為轉型成功的范例。他認為, 10 年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 結果是災難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簡單化的教科書模式開出的“休克療法”藥方;而中國堅持從國情出發,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國避免了蘇東國家那樣的大衰退和大動蕩, 保證了宏觀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因此, 他認為改革的先后順序至關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種競爭環境[7]。

相比之下中國比前蘇聯改革的初始條件要差得多, 中國的經濟遠遠落后于俄羅斯。這些差別使中國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中國既要從欠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 又要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中國成功的基礎在于制度變遷過程中保護和擴大了社會和組織資本。這個基礎使得經濟學家們在分析經濟增長時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資本積累、生產要素再分配的分散決策、效率和產出的提高)相當好地發揮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評價了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業工業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認為中國為什么會取得經濟的高速增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能創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業———鄉鎮企業(TVEs)。他指出, 尚沒有哪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農村工業化方面能達到中國目前這樣的規模和程度, 而且農村集體企業的發展不僅沒有排擠個體企業, 相反, 它為個體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4． 漸進主義觀點

近年來中國的學者對改革過程的性質及其績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種普遍的觀點是, 中國的改革道路具有漸進性質, 它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8]。從時間上看, 漸進性表現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廣過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從空間上看, 漸進性表現為一種增量改革。這種增量改革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第一, 給定舊體制不變, 在舊體制以外成長出一塊新體制, 比如鄉鎮企業的興起就是一種典型的體制外制度創新。第二, 在舊體制內, 通過改變原有契約方式來打破現狀, 常見的有改變分配契約, 允許 農民和企業在完成計劃任務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變雇傭契約, 允許“老人老辦法, 新人新辦法”等。第三, 試點改革, 即政府允許某些地方、部門或企業試驗一些新制度, 通過對試驗結果進行總結, 形成一個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試行就是一種試點改革。第四, 計劃權利的贖買。新制度的資源需求和舊體制的資源控制之間的矛盾產生了計劃特權的定價機制, 利用特權尋租必然要浪費稀缺的資源, 為避免這種浪費, 對官僚階層手中的權利進行贖買, 對普通社會成員的特權贖買被稱為“補貼改革”, 例如, 當放開城市農副產品的價格時, 同時對城市居民進行價格補貼就是一種“補貼改革”。

四、對中國經濟轉軌理論的分析和評價

根據系統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統, 從生態到人類組織, 都有其成長的最適當增長率, 一個運作速度原本就較為遲緩的系統, 積極而急切的行動反而產生不穩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牽連上一些“增強環路”, 使情況愈演愈烈, 反應會更強烈而過度, 有可能震垮整個系統[12]。一旦察覺面對的是這種系統,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緩和漸進地調整, 待經驗累積到一個程度, 找到系統的穩定點, 沉穩地堅守該點, 決不過度反應。改革的效果與行動之間有個時間滯延過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漸進方案, 有利于總結經驗, 防止反應過度。由于中國社會的復雜性, 影響經濟增長因素的多樣性, 使得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邁得太快, 蘇聯的“休克療法”追求一步到位的產權改革, 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反而使國家陷于長期經濟衰退, 國民經濟迅速崩潰的局面。

圖1 時間滯延的系統基模

收斂理論通過分析中國改革初始階段的經濟狀況, 認為只有產權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為有效的改革。筆者認為, 從一定意義上講, 中國的改革的確在向私有化邁進,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順序至關重要, 中國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 堪稱改革轉軌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統思考方法, 全面權衡了各方關系和利益,漸進、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結束語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經濟轉軌的研究和分析, 盡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觀點各異, 至少從不同角度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的視角, 為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穩定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鑒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的復雜,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不是單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給、結構、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從某一因素研究, 無異于瞎子摸象。東歐及前蘇聯改革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太理想化, 簡單化, 而中國改革的成功及復雜性給了經濟學家們一個新的挑戰。參考文獻: [1 ] 查爾斯1I1 瓊斯P舒元譯1 經濟增長導論[M]1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347031241

第三篇：就業問題研究

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調查】大專畢業生“已簽約”和“已有意向但沒有簽約”的比例為49.16%，本科畢業生為65.52%，碩士研究生為66.66%。大專畢業生和本科生中分別有61.93%和60.14%的受訪者將預期薪酬定位在1000元—2000元，僅有19.77%和25.31%的調查對象將2000元—3000元作為自己的薪酬預期；而碩士研究生中的大多數將可接受工資起點定位于2000元—3000元，為54.12%

大學畢業必然是精英。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高等教育正在實現幾十來的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越來越趨近大眾化。而廣大學生及其家長對畢業生就業的看法依然停留在十幾年前精英教育階段的觀念上：只要大學畢業，就意味著是“精英”，一定得有一個體面的工作。因此，畢業生及其家長十分強調單位的性質、行政級別（或企業規模）、中心地理位置及起點待遇等。所以觀念不能及時革新，思想不能與時俱進，是畢業生就業難的癥結所在。剛畢業的大學生從各方面來看創造出的價值都是有限的，因此應理性地給自己一個較為準確的定位。

1.1.3高學歷等于高就業能力。

這是目前我們社會的普遍誤區。用人單位人才高消費，學生和家長盲目追求高學歷，誤以為高學歷等于高的工作能力。事實上，知識是頭腦中的經驗系統。能力是與活動要求相符合并影響活動效果的個性心理特征的綜合，是個體固定下來的概括的心理活動系統。二者的發展并不一致，知識與就業能力、學歷與就業能力之間不能劃等號。高等教育是學術性、專業性教育，既可以是學術性的專業教育，也可以是職業性的專業教育。我國高校長期以來形成了過分偏重學術性專業教育的特點，因此這種教育下的高校畢業生更容易出現知識與能力發展的不平衡。就業需要的是相關的職業素質和能力。將所學知識轉化為職業能力，這些顯然是相當一部分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畢業生所缺乏的。

1.2社會就業現狀不近人意

去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將我們推到一個嚴峻的局面。金融危機給中國未來一段時期的就業帶來嚴重的影響。這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繼而可能導致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將對中國的就業問題再次提出考驗。美國金融危機已經使得中國出口形勢惡化，而內部消費需求又短期難以提振，這將導致社會總需求下降，繼而對產品和勞務的需求減少，最終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工作崗位減少、大量員工失業、應屆畢業生數量的再創新高，對于有經驗、有資歷的職場前輩也許構不成太大的威脅，多年積累的工作經驗和任脈，使得他們另謀出路的難度相對不高，而對于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他們的就業可能就是難上加難了。對于就業壓力日益嚴峻的中國人才市場來說，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大學生的就業將遭遇多方面的挑戰和擠壓，在整體環境堪憂的情況下，應屆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或許將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

在社會就業市場的吸納能力沒有相應增長的背景下，我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后的本科生相繼畢業，一年多于一年。因此，畢業生就業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引人注目。

第四篇：中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分析

中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分析

〔摘要〕 對中國經濟增長條件的分析可以從有利條件、不利條件中內含的供給和需求這兩個維度展開。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利條件是：供給方面主要包括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儲蓄率下降，自然資源的約束很強，環保的約束加重，技術創新不足；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受到收入分配不公的限制，國外市場變小，政府的投資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是：供給方面主要包括高素質勞動力供給增加，儲蓄率下降趨勢會被教育紅利的出現抵消一部分，國家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增大，國家對新能源的大力提倡使能源供應情況有所緩解；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化還沒有完成，地區差別縮小，以共同富裕和公平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為基調的改革對國內的需求也會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趨利避害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共同富裕、讓勞動人民分享改革的經濟增長成果為改革基調。

〔關鍵詞〕 經濟增長，條件變化，供給，需求，有利條件，不利條件

〔中圖分類號〕F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4）03-0005-05

中國經濟已經連續快速增長了三十多年，從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歷程來看，比如亞洲的日本和韓國，在第三個十年的時候經濟增長的速度開始下降，前兩個十年，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快，第三個十年，在歷史上達到了增長速度慢點。反觀中國的經濟增長，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經濟增長速度能否保持，在經歷了那么長時間的持續二十多年的兩位數增長，接下來情況會怎樣？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2010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報告，認為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處于一種經濟停滯的狀態，經濟增長速度就下降，主要指的是拉美那些國家，也叫做拉美陷阱。探討這種拉美陷阱是否也會在中國出現，就需要我們認真的分析未來五年、十年，或是更長時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基本條件將會如何變化。許多專家學者更多關注的是當前的變化，關心國家統計局每個季度的季報，研究宏觀經濟的同志們都是這樣。每個季度的季報記錄到現在有些波動，在不太好的情況下，企業經營困難，利潤下降。當然也有些好的消息公布，比如用電量，從三月份開始增加。短期的波動往往造成人們根據趨勢外推法對長期趨勢所做出的那種簡單判斷，比如中國已經過了第三個十年，就像韓國、日本那樣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陷入拉美陷阱。現在我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六千美元，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是中等偏上，雖然人均收入排位比較靠下，但我國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那么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會怎樣呢？會不會增長速度也開始緩慢了呢？這是一個關乎國力的問題，所以就需要研究這個問題。

對經濟增長條件的分析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第一個是從經濟增長的供給方面分析，第二個可以從需求方面分析。把兩個方面的分析結合起來可以得出一個綜合的判斷。我們的研究按這個思路展開，但是在分析的時候又把它分成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用這種簡單的方法，也是比較可靠的方法研究，可能比那些很復雜的模型還要可靠一些。因為不可能像物理學模型來把握像經濟這么復雜、這么不確定的一個變化，所以到目前為止，經濟學沒有準確預測經濟發展的模型。比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家做出正確的預測。有人曾問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某位經濟學家：“金融危機那么大個事你怎么都沒有預測出來？給專家們看這方面的材料了嗎？”這個經濟學家就馬上回去寫了一封信給女王報告原因。非主流經濟學家也趁機給女王寫了一封信，對主流經濟學進行了攻擊。讀到這個我覺得很驚奇。我們應該用簡單的模型，不要單純地專注那些復雜的數據模型。只要把那些影響因素整理清楚，并具有針對性地找出解決的辦法，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第一個問題，首先考慮我們面臨的挑戰，也就是在經濟增長條件變化方面有哪些不利條件。這一問題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談。

供給方面的不利條件第一個是勞動力供給量減少。特別是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或者是非古典的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一個最基本的變量是勞動，另一個是資本，并把技術因素加進去。第一因素是勞動，經濟增長受勞動力的控制。我們國家勞動的供給量是什么情況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者蔡航提出，中國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工業化到一定程度以后，農村的勞動供給量減少，勞動邊際產量的變化導致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即將消失。這一點大家都比較熟悉。他說的這些不是沒有根據的。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在整個人口的年齡結構中，年輕人占的比例很大，有豐富的勞動力供給。我國這種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可以和歷史上三次人口高峰聯系在一起。第一次是1954年到1957年，搞土地改革，生產恢復了，人口有很大的增長，雖然其中包括一部分戰爭后的補償性增長。第二次是1962年到1969年，緊接著是1984年到1987年，三個人口高峰，使我國的勞動力供給非常充裕。前兩個高峰，出生率高于30%，后一個高峰出生率是20%。根據聯合國的測算，我們的總人口在2013年達到峰值，十四億六千二百萬。勞動年齡人口（指15歲到65歲的勞動人口）到2015年將達到峰值，這個峰值是9.98億。有人認為1978年到2010年勞動人口增長率是很高的，以后就會發生相反的情況。目前農民工中，青壯年的比例已經開始下降，而且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我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老齡化的國家。2009年60歲以上人口1.67億，65歲以上人口1.1億，預測2020年60和65歲以上人口將達到2.34億和1.64億。這就是我們勞動力供給的情況，勞動的人口平均年齡界變化，其中青壯年的比例下降，勞動力的供給不如過去那么充裕。這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第二個是儲蓄率，或者說是資本的供應量下降。第一點，支撐高增長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儲蓄率，而儲蓄率歸根結底跟年齡結構相關。因為勞動的人多了，那么儲蓄的人就多了。我國現在具體情況是怎么樣的呢？2008年的儲蓄率很高，達到了51.4%，比1978年提高13.5個百分點，年均上升0.44個百分點。但是相比老齡化的提高，即撫養比，具體就是非勞動年齡人口（14歲以下的人口加上65歲以上的人口）和勞動年齡的人口（15歲到65歲的人口）的比例也提高了。儲蓄率因此就相應下降。1982年到2009年，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38.5%下降到2009年的27%，同期儲蓄率由33.5%上升至54.1%。撫養比下降的時候，儲蓄率上升，但是反過來，撫養比提高的時候，儲蓄率下降。第二點，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人們對于養老、醫療和教育的儲蓄也會減少。我們的一部分儲蓄是由于過去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缺失，這筆錢我們沒有花，現在注重民生，建設社會保障體系，這筆錢作為投資就要被消費，不會形成儲蓄。第三點，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和勞動者所占比重提高，消費比重提高，儲蓄率也會下降。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8%，改革開放以后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所以儲蓄率就處于一個上升的趨勢，在這段時間里低于發達國家的65%到80%。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經濟研究院提供的數據，“十二五”末儲蓄率在2009年開始有所下降，到2015年下降速度加快，由于過去勞動者的所得比例較少，現在GDP大部分被政府和企業拿走的情況會改變，勞動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以及一系列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很多人的收入標準會提高，勞動收入在GDP的比重會提高，這樣儲蓄率就會下降。這是不利的一個變化因素。但就勞動者收入提高這一點，從供給角度來看好像是不利的，但從需求角度來看是有利的。這是一個基本條件的變化，即儲蓄率對資本的供應。

第三個是自然資源的約束很強。一方面我國過去的資源消耗很高，另一方面，國內資源勘探和國外資源勘探的困難程度會越來越大。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8.5%，但是在制造資源消耗的占比中，鋼鐵46%、煤炭45%、水泥48%、石油天然氣10%，主要行業單位產品的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0%以上。2004年我國制定的中長期規劃提出要將能源消耗總量控制在30億噸標準以內，到2009年這一指標已經突破，達到32億噸，比2001年的14.5億噸高一倍多，我們的能源消耗比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更快。2000年至2009年每年新增消費量是1.7億噸，按照這個標準，到2020年，將超過50億噸標準煤。按照這個速度消耗下去的話，對中國人民來說，就要懷疑發展的可持續性，對世界人民來說也是一場災難。因為我們的大量消耗將會把全世界的能源價格抬高，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國提出到國外購買資源，這樣的案例都是不太成功的，我們不能夠指望到國外購買能源。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因素，這一因素會導致經濟難以為繼，同時發生能源價格被抬高，成本推動物價上漲，出現滯漲的局面。這種情況在有些國家曾出現過，比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石油危機，就是由石油漲價引起。對我們的經濟增長來說，資源是一個嚴峻的因素，其變化趨勢是不利的。

第四個是環保的約束加重。我們的環境已經污染到接近于不適合人類生存和居住的程度。我國已經在國際上承諾，到2020年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減少40%到50%，這也限制了我們的能源消耗。我們不能再采取高能耗的方式以獲取高經濟增長率。對我們來說，按照以往的方式發展已經行不通。

第五個是技術創新不足。技術創新不足反映到全國全要素生產力變化方面，原創性制造業的技術發明很少，由過去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快也會慢慢下降。2009年以來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下降，全要素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79年到1989年是10.8%、1990年到1999年是30.8%、2000年到2007年是23.5%，這些年份相對應的資本貢獻率是43.6%、54.8%、60%，其貢獻率是越來越高，而全要素生產力的貢獻率在2009年以來一直下降。投入較多金錢獲得較小的經濟增長率，這個原因在于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尤其是企業，研發投入不足。1990年以來雖然有較快增長，研發強度（研究和開發投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達到1.54%，這是歷史的最高水平，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水平很低。比如制造業，2009年美國的研發強度是3.3%，日本是3.7%，韓國是2.0%。在研發方面，他們的投入都比我國的高。提高我國研發投入，加強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提高，才能改變這種情況。

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儲蓄率下降，自然資源的約束很強，環保的約束加重，技術創新不足難以支持我們保持過去的增長速度。這是五個不利條件的供給方面因素。

不利條件的需求方面因素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受到收入分配不公的限制。早在2000年，中國社科院就有人提出我國的基尼系數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家認為這一觀點是胡編亂造的，是對改革開放的不滿。但社科院說的是事實?，F在我國的基尼系數可能已經達到0.5，收入差距太大。不同地區差距拉大，社會不同階層的差距也在拉大。在不同地區方面，1983年，城市的收入是鄉村的1.82倍，2009年是3.33倍。在不同社會階層方面，城鎮20%的最高收入戶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戶收入的2.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由6.5倍擴大到7.5倍。1986年之后，居民勞動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呈持續下降的趨勢。勞動人民沒有相應分享經濟的勞動成果，他們沒有能力消費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市場經濟是一個有買有賣的經濟，但是出現了只有賣方沒有買方的局面。有些人認為收入不公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壟斷行為，這是不成立的。產值中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只有30%，大部分的勞動者在非國有企業工作，獲得收入，所以分配不公怎么會是30%產值的國有企業出問題所造成的呢？有些壟斷行業是由于技術原因造成的，比如電力業是自然壟斷，這種政府壟斷的企業要比私人的好。實際上是我們非公經濟改革開放以后，有很大的發展，供應勞動關系已經成為就業經濟關系的一種主要形式。是這樣一種現象聯系在一起所造成的，不應該避諱這種問題。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供應勞動的存在有積極作用，要鼓勵并堅持，但是對供應勞動所造成的不利于勞動者的收入分配的這種狀況要加以節制，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如注重勞動者的利益，使眾多勞動者能夠分享經濟成果，注重民生，建設好社會保障體系，都是要解決這個問題?，F在這個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整個局面沒有改觀，基尼系數仍然比較高，這一因素的存在就會使得我們國內市場的擴大，因為經濟要增長就意味著國內市場要擴大，但我國的市場擴大程度和產能的增長速度非常不相適應，將來會限制我國的經濟增長，這是需求方面的一個不利條件。

需求方面的另外一個不利條件是國外市場變小。這和經濟危機有關，國外的經濟出現問題，國外市場就會變小。國內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國內市場的增長和GDP的增長不相稱。但是為什么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那么快呢？因為我們靠出口。將國內沒有銷售出的商品出口，使我國對出口有很大的依賴，出口占GDP的比重很大。在國際關系上，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出口依賴，出口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我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大陸國家，對貿易的依存度比日本還要高。我們國家貿易的依存度最高點在2005年達到65.3%，出口依存度最高的是35.9%，也就是說我國三分之一的商品都要靠國外消費。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2007年達到7.6%，2011年貿易依存度48%、出口依存度25%、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是2.7%，雖然這些年來數據都有所降低，但是數據都不低。2011年數據之所以降低，是因為西方債務危機，所以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下降，順差減少，甚至首次出現負增長。這樣一種過大的出口依存度，它的副作用是十分明顯的。龐大的外匯儲備造成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強大壓力。不能為了出口而出口，出口是為了增加中國人的福利，而不是為了增加外國人的福利，但是我國的現狀是在增加外國人的福利。我國的產能過剩，收入分配不公，沒有足夠的購買力，于是將大量商品銷往外國，正好趕上國外產業升級，外國不生產低檔次商品，我國正好以低價賣給外國這些商品。同樣在中國工廠生產的商品，美國的價位卻比中國的低。中國讓利于美國，增大出口，賺得美國外匯后，購買美國的國債，美國將國債的一部分資金投資中國，又從我國賺走一批利潤，再將國債的一部分資金資助本國的海軍陸軍，在國防上壓制我們國家。我國國內不注重收入分配的調節，造成產能過剩，引起對國外市場的依賴。在一定時期，我國外貿經濟增長，表面上看是外需拉動我國經濟，實際上是很糟糕的情況。這種情況已經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因為很多條件正在改變。外國不生產只消費，導致經濟危機，購買力下降，所以我們再也不能依靠出口使經濟保持高度增長。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變化是需求方面的兩個基本變化趨勢。就目前狀態，如果做趨勢外推法分析，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對經濟肯定是不利的。

第三個需求方面的因素是政府的投資減少。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和政府的投資來拉動。政府的刺激經濟政策，如2008年經濟危機，我國政府出臺“四萬億”政策，導致現在通貨膨脹，和過大的順差造成外匯人民幣的輸入增長因素加在一起，引起更高的通貨膨脹。這種情況現在不可能再出現，也不應該出現。所以政府的需求也會慢慢變小。

以上就是在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這兩個方面，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不利變化。我國在需求和供給方面也有有利的條件在形成，并且將來會發揮作用。

第二個問題，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在供給方面的有利條件，首先是高素質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大學畢業生從以前的不足100萬人達到突破700萬，人數大大增加，當然會產生就業問題，但是高素質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造成經濟增長方面的好處，即教育紅利。我國的人口紅利消失，教育紅利將得到發展。由教育紅利所帶來的好處很難計算，但肯定的一點是它是一個有利因素。

第二個因素和第一個因素相聯系，儲蓄率下降的趨勢可能會抵消一部分。因為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高，其收入水平也會高，儲蓄率就高，這樣會抵消一部分由勞動者數量下降所帶來的儲蓄率下降。具體估算的方法比較復雜。

第三個因素是國家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加。2012年我國教育經費占GDP比重超4%，教育部將9年義務教育提高至12年，國家對科研單位和研發企業投資和補助加大，我國的創新能力會很快提高。投入的加大是個有利的因素。

第四個因素是我們國家比任何國家都重視新能源的發展。比如我國的新能源電池板出口較多，技術也慢慢成熟，運用在國內能緩解我國能源供應的緊張狀況。

總之，高素質勞動力供給增加，儲蓄率下降趨勢會被教育紅利的出現抵消一部分，國家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增大，國家對新能源的大力提倡使我國的能源供應情況有所緩解。這是供給方面的有利條件。

需求方面的有利條件。第一是城市化還沒有完成。中國還是一個城市化過程中的國家，城市人口的比重在未來發展中會大大增加，這存在很大的潛在需求空間，等待我們去開發。如一個家庭移居到城市，居住面積按50平方米計算，一年若至少有10萬個家庭移居，那么住房需求會增加多少。中國的城市化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這一點就可以把我們前面所列的需求變化的不利因素全部抵消。

第二個是地區差別縮小。地區差別縮小以后，社會分配在地區方面的不公就可以有很大改善。2012年以來國家統計局的很多數據顯示，我國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最快，西部其次，東部地區的速度最慢。中部地區的企業恰恰是發展比較落后，在城市化程度很低的地區，勞工供應方面的比較優勢很大，發展空間也很大，這一點也可以把需求變化的不利因素抵消很大一部分。

第三個是以共同富裕和公平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為基調的改革對國內的需求也會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實行12年的義務教育，全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和養老體系等，會產生非常大的需求。同時，由于有基本的保障，人們增加消費，用于儲蓄的資金減少，也會增加我們的需求。

因此，不利條件我們應該看到，但有利條件也是存在的，而且有利條件要真正發揮作用，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利推動力量，還需要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改革，以共同富裕、讓勞動人民分享改革的經濟增長成果為改革基調?？傮w來說，首先是通過轉變生產方式來克服供給條件方面的不利變化，第二個是通過改革縮小收入差距來緩解需求方面的不利變化，發揮我們有利的因素，使經濟能夠持續增長。改革的基調不應該再是市場化，市場化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最激進的主張市場化的人，反對一切政府調節的那部分同志，在參加一些座談會時會有一些潛臺詞，如反壟斷就是將公有制企業全部私有化，公共的壟斷變成私有的壟斷。大家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也很不一樣。改革是應該把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兩方面的問題解決作為基調，而不是說再繼續發展市場化，西方的市場化就是把公有制全都取消。不應該像西方的極端保守主義那樣的改革，恰恰應該往相反方面發展。比如市場不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在生產資料分配本身就不公的情況下，市場化會放大社會分配不公，放大生產成本分配不公，現在應該想辦法限制它。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堅定不移的促進經濟的發展，要調和勞動分配關系，使社會收入分配相對的公平一點，同時也不要太損害企業家的利益。要把度掌握好，一方面保證勞動人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一方面要讓企業家明白增加勞動人民收入在長遠來說是對自己有利的，能促進產品的銷售。所以在教育、醫療這方面的改革要堅定不移的推進下去，而不是再發展市場化。有人認為我國的金融系統化不強，缺少衍生工具。為什么總是覺得美國的月亮圓呢？為什么總是覺得美國是我們的榜樣呢？我們沒有美國經濟增長快，沒有像美國那樣的經濟危機，為什么要有應對經濟危機所產生的衍生工具。我們要有自己的判斷，不應盲目崇拜美國的經濟政策，應該反過來看看我們經濟發展中的不利條件，發現經濟增長中的問題，然后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顯然這一問題市場化解決不了，就要想想另外的辦法，當然這是在不損害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前提下進行的。

通過這種改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緩解我們在全世界已經名列前茅的需求不公所造成的產能和需求之間的巨大偏差，使我們的經濟增長在供給和需求方面都有一個良好的支撐條件，使我們的經濟發展能夠持續地進行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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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三大支柱改造中國經濟增長引擎

三大支柱改造中國經濟增長引擎

核心提示： 2015年年初，李克強總理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特別致辭，首次將“改造傳統引擎，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與“打造新引擎，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共同稱之為中國經濟的“雙引擎”。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務會議上，李克強進一步明確將棚戶區改造、中西部鐵路建設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并稱為改造傳統引擎的“三大支柱”。

2015年年初，李克強總理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特別致辭。在這場備受矚目的演講中，中國總理首次將“改造傳統引擎，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與“打造新引擎，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共同稱之為中國經濟的“雙引擎”。

有外媒評論：從強調傳統的“三駕馬車”到提出“雙引擎”，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論有了微妙而適時的變化。

此后，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安排與“改造傳統引擎”密切相關的議題：

2015年2月25日，決定進一步強化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

5月13日，部署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匯聚社會力量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

6月17日，部署加大重點領域有效投資，發揮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多重作用。

及至上月28日的第100次常務會議，部署推進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擴大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

“我們老說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投資增速下降是因為內需不足，但事實上，中國老百姓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缺口依然巨大?！崩羁藦娍偫碓谝淮纬諘相嵵靥嵝训?。

李克強提醒參會各部門的負責人，要認真研究過去經濟社會發展還有什么“欠賬”，有哪些需要補上的“短板”，要把這些需求挖掘出來，通過供給引導需求潛力的釋放。

既是支撐投資的新增長點，也是老百姓翹首以盼的民生需求 針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短缺，李克強總理曾列舉過這樣一組數據：目前中國公共設施的存量僅為西歐國家的38%，北美國家的23%，服務業水平比同等發展中國家還要低10個百分點，而城鎮化率則比發達國家低20多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當李克強總理提出“改造傳統引擎”這一概念時，中國經濟傳統的投資驅動模式正呈現出典型的換檔期特征——2015年1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9.8，跌破榮枯線(50)的數據顯示出中國制造業正面臨著巨大壓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意味著總理應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對策已然成型?！币黄恼路治龅?，“過去一些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引擎在相繼失效，但中國需要保持一定的GDP增速，并以此確保就業和發展，并為更多改革舉措推進創造物質和財政條件，而改造傳統引擎便是李克強給出的解決方案之一。”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務會議上，李克強進一步明確將棚戶區改造、中西部鐵路建設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并稱為改造傳統引擎的“三大支柱”。

總理并稱的這三大支柱，有一個共同特點：既是支撐投資的新增長點，同時也是老百姓翹首以盼的民生需求。

事實上，這種“一箭雙雕”的思路始終貫穿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的相關議題中。

2014年4月2日的常務會議確定了深化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加快鐵路建設的政策措施。李克強在會上說，鐵路建設可以起到一舉多得的關鍵作用，尤其是中西部鐵路建設，對經濟增長有巨大的帶動作用。

2014年5月21日的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推進節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偫砻鞔_指出，重大水利工程建設不僅有利于夯實農業基礎，是保障我國糧食、水利安全的重大舉措，對于當前穩增長也有重要意義。

2015年6月17日的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加強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李克強表示，推進棚戶區改造及其配套基礎設施建設，事關千百萬住房困難家庭生活改善，是惠民生、穩增長相互促進的重大舉措。

有媒體報道：“若?改造傳統引擎?切實得以很好實施，不僅對于當前穩增長是重大利好，也是關乎長遠的利國利民之舉?！?/p>

從確定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到深化投融資體制，總理穩增長的每一招棋都是“改革” 2015年2月14日，李克強來到貴陽輕軌1號線施工現場，考察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偫泶魃习踩弊哌M隧道，詢問工程進度。多數施工者來自農村，李克強稱贊他們是城市功臣。他叮囑省領導，等這條輕軌修通后，你們一定要請回這些一線建設者，乘坐首班列車。

李克強總理對改造傳統引擎賦予了新的思路——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投資，不能僅靠政府“包打天下”。

為此，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部署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匯聚社會力量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

事實上，“PPP”是相關議題討論中的一個高頻詞。2015年5月13日的常務會議上，李克強指出，過去主要依靠財政投入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投資“是不可持續的”，推廣PPP模式，是當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重要舉措，也是拉動投資增長的有效手段。

“有效運用社會資本，這本身也是一種改革?！笨偫碚f。最新的第100次常務會議上，討論到城市地下管廊建設時，李克強總理問詢有關部門負責人：“要在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中開展PPP模式，有沒有成熟經驗證明這一模式有回報率？”得到的是肯定回答。

隨著“傳統引擎”的不斷改造升級，當前中國經濟正呈漸趨穩步向好態勢。據國家統計局不久前發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7%。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連續3個月回升；固定資產投資5-6月增速連續兩個月回升。

“這說明，這臺傳統引擎的動力正在到得顯著增強?！庇袌蟮肋@樣分析，“從確定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到深化投融資改革，總理穩增長的每一招棋都是?改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