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中國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是對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是生產社會化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國際分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國際經濟聯系由流通領域擴展到直接生產領域，世界各國的社會再生產相互依存，聯系更加緊密。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不能自我孤立，閉關自守。開放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大趨勢。

早在18世紀中期，第一次產業革命就開啟了世界市場。到了20世紀中后葉，在以信息化為基礎的新技術革命推動下，世界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經濟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表現為生產領域的國際分工和協作不斷深化和加強，國際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速度不斷加快，跨國公司迅速發展。為應對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趨勢，各國政府為在國際競爭中獲得最大利益，紛紛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廣泛的進行經濟合作和交流，積極利用國外市場、資源、信息、技術和資金。在開放的世界中不實行開放的政策，只能限制自己的發展，是只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是對中國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在推進傳統產業革命，趕上世界新技術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如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管理經驗不足、生產效益不佳等困難。這些困難如果得不到克服，已經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就有流產的危險。而要盡快妥善地解決現代化建設中面臨的困難和矛盾，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是實行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實行對外開放，是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

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結構以后變的落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是不行的，要發達起來，必須對外開放。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存在著許多困難和挑戰，需要通過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實施對外開放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吸取人類文明成果，建設優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需要。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學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應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模式、管理方法。因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只有在繼承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出來的全部生產力和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并結合新的實際進行新的創造，才能順利建設成功。江澤民指出，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上應當有全面的認識。我們既要看到社會主義同他對立和斗爭的一面，也要充分看到社會主義同它學習、借鑒、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因此，實行對外開放，是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是我國需要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第二篇：論對外開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首要問題是發展。發展生產力也就成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時代主題變化的需要。但是如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趕時代前進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開放。

改革和開放是緊密相連的。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實行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其最重要的依據，就是鄧小平關于“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兩個重要觀點。

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是對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是生產社會化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是對中國發展歷史的深刻總結。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自守。而且實行對外開放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吸取人類文明成果，建設優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需要。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物質基礎薄弱，建設資金匱乏。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必須籌集充足的資金，包括國內的資金和國外的資金。再則實行對外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我國同世界各國廣泛建立起貿易合作關系，逐步發揮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國際資源和國內資源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最后，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體系，社會主義是開放的制度，它必須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對外開放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條件。

第三篇：考研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對外開放是我國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

是對當代世界經濟、科技發展和國際形勢發展敏銳觀察的結果。（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是對中國長期停滯落后的歷史教訓深刻總結的結果。

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

運用內因和外因的辯證關系原理說明我國對外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

內因是事物的內部矛盾，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即一事物與他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內因和外因的關系是：第一，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它規定了事物發展的基本趨勢和方向；第二，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有時外因甚至對事物的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第三，外因的作用無論多大，也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關系原理，是我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方針的理論基礎，它對于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第一，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堅持內因是事物的根據，首先依*我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第二，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又必須堅持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必要條件的原理，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地借鑒和吸取世界各國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時又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加以消化和吸收，使外因通過內因而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我的答案肯定不是樓主想要的。

對外開放是柄雙刃劍。

好處是：少走彎路，好多東西可以直接“拿來”，部分行業趕上國際水平的時間變短了。

舉例：引進外資，成為世界工廠，直接從國外引進設備進行產品加工，不用從零開始，直接引進新型設備、新工藝、高效管理水平，原始積累方面短時間內發展較快。簡單代工制造為國家賺取了大量的外匯，使中國有較強的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壞處是：對外有較強的依賴，有些國家命脈被外國掌握；就像溫水煮青蛙，開始覺不出來，等發現事態嚴重的時候已經晚了。舉例：大飛機（運10）項目下馬，當初開始立項研究，MD公司跳出來要合作，中國頭腦一熱就把大飛機項目下馬了。后來人家玩陰招，MD被BOING兼并，人家一撕毀合約，耽誤了寶貴的20年；乘用車產業70年代就開始搞合資，本想以市場換技術，結果市場換出去了，技術不但沒學著，連紅旗、上海這樣的品牌老本都折進去了。

第四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

21300818史修東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

【摘要】政治體制的改革是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的一項課題。改革開放3O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經濟體制改革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問題和社會矛盾，反過來倒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現代化的轉型不只需要經濟體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場經濟的時代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設一個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走一條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實踐的改革路徑。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雙重特征。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關系，直接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成效，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

【關鍵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必要性；緊迫性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

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必須要明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認識改革的緊迫性與必要性的關系，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大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定位和重點任務，并突破性地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寫進了小標題應該說是水到渠成的。

毫無疑問，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那么，在現代化這個大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涵蓋了現代化的全部內涵?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復雜關系?對于這兩個問題目前恐怕還很難形成緊密一致的看法，反倒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早已達成共識了，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市場經濟作為當下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機制，是我們今天一代中國人無可回避的選擇。

然而，現代化的內容并非僅指經濟的現代化，它意味著整個社會結構的轉變：政治的現代化、都市化、世俗化、社會分工的專門化、結構化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必須在文化、體制、思想、觀念、傳統、習俗等方面做出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以適應商品經濟這一物質性、經濟性的基礎。但是，這也絕非意味著一發展市場經濟就會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建設。按照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的看法，經濟的快速發展確實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

要原因，但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目標，在二者的進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經濟發展不一定導致政治的穩定，也可能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負面因素，這是由“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又步伐緩慢所造成的”[2]4-5。現代系統科學的最新發展也表明，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任何一個子系統的變化都離不開其他子系統的相互支和耦合，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避免社會深層次矛盾的積聚和爆發。這樣看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并不是一種線性的發展關系，經濟水平提高了，不一定能實現政治的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成功了并非意味著就不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了。況且經濟在發展中也會出現“拐點”，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文化的支撐，經濟發展也會出現瓶頸，引發潛在的社會政治性的危機與沖突。

改革開放3O多年來，我國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的改革給我們帶來了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變化，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各項事業欣欣向榮。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政治體制的改革仍然相對滯后，裹足不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經濟驅動的利益紛爭、欲望毫無約束，社會結構性的矛盾與沖突就會不斷積聚，并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中凸現出來，諸如誠信危機、群體性事件等等。當今中國經濟的發展正處于這樣的一個瓶頸期。

在深圳特區創建3O周年之際，溫家寶視察深圳建設時又重申了政改的重要性，引發了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法國的《歐洲時報》就曾刊發題為《中國政改在路上》的文章，美國《僑報》也刊登了《保障經改成果中國政改箭在弦上》的文章。溫家寶在深圳講話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系。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在改革初期，“中國的現代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搞經濟建設這件事情，政治體制改革也要圍繞發展經濟這件事來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礎，要求我們現在不能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抱不合實際的過高奢求，不能用最發達國家的社會條件來考慮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發展問題，中國必須從自身的經濟社會基礎出發，考慮怎么做才是現實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們希望的成效。”[3]所以，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將發展的中心放在經濟體制改革是現實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成和完善，尤其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列問題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我們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4]164“如果我們盲目樂觀不下決心切實解決這些問題，確實可能危及我國整個的社會主義事業，發生鄧小平警告的黨和國家改變面貌的問題，可能使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得而失。”[5]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不斷提上日程。那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通過何種路徑來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向

胡錦濤2006年4月在美國耶魯大學進行演講時，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后來，他又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民主執政。他指出，民主執政就是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

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要牢牢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共同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要不斷完善和擴大黨內民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6]。

2010年9月，在紐約與美國華人媒體負責人的座談會上，溫家寶回答《僑報》負責人的提問時，指出：“中國要建設一個民主和法治社會，法治就是當一個政黨執政以后，應當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黨的意志和主張也應當通過法定程序來變為憲法和法律的條文，所有組織都要在憲法和法律下行動，這才叫依法治國。我以為要做到這點，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這是現代文明和現代政治所必需的，我們應該朝此而努力。”以此為基礎，“最重要的就是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就是要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是要有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使人們能夠更好發揮獨立精神和創造思維，就是要使人民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發展，這應當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內涵.”[7]

胡錦濤和溫家寶數次對于民主法治的闡述，較為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方向：那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下，依靠依法治國來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與自由，達到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其核心在于權力的規范。進一步說就是要規制權力運行，不得濫用權力，讓權力得到有效的監督，只有權力透明，才能確保民主與法治，做到權為民所用。在十八大報告中，將政治體制改革單列為小標題，更是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方向下具體的任務：“一是要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二是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五是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六是要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七是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1]

總而言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存在著一個單一的改革任務。改革是漸進的，通過克服一個一個的困難，實現一個又一個的階段性目標，最終“形成一個初步發達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8]。

（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

明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后，我們怎樣能夠更好地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就涉及改革的路徑問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動；二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實踐。

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有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因素。特定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互動的影響下才探索出自己特有的變革之路。中國3O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似乎向我們傳達著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治理模式的創新對于一個社會的順利、平穩的改革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模式探索與創新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便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

對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說，成本太大，容易“一刀切”，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容易統一模式，就會出現較多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已經為政治體制改革營造了一種寬松的社會環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改革之初的自上而下的各種“特區”的試點和推行為后來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摸索奠定了基礎，打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現今，中國大地上涌現出了諸如南街模式、華西模式、蘇南模式、希森模式等探索性的改革。盡管這些模式的重點、方向、層次和意義上各具特色、很難統一，但是這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開辟了獨

具特色的地方發展、治理模式。尤其是經濟特區的開辟，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礎和經驗。“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的試驗場和開放的窗口，是分級式政策試驗的一個重要制度設計，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進行了多項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試驗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中國的治理試驗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創新實踐為推進中國的改革政策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寶貴經驗。”[5]

這種自下而上式的地方治理探索已成為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先導，也必然將會成為今后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流模式。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宏大的事業，地方治理模式的探索為我們開啟了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然而，如何去推動、保障地方的這些改革，帶動將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急需回答的問題。上層的自我轉向是關鍵，頂層的設計是重點。如果上層能夠意識到問題的所在，主動“出擊”，推動地方的探索，那么我們就能逐漸摸索出自己特有的政治體制變革的具體路徑與模式。而近年來上層頻繁的談論政改問題，就充分說明了上層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2010年8～9月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后考察深圳，對深圳等經濟特區新時期改革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O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經濟特區不僅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應該辦得更好。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經濟特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5]發揮作用，并從五個方面對經濟特區下一步改革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因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既應該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又應該有自下而上的探索與實踐。

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來，政府應該主動轉向，政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從全能型政府逐步過渡到真正的服務型監管型政府。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此基礎上，支持地方自主探索本地區的治理模式，在資金與制度上予以支持，及時以制度形式來保障鞏固探索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最重要的是要鼓勵公民社會的壯大，支持自治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推進地方自治。然后逐步擴大試點，共享成功模式與經驗。走一條先上而下，后下而上的發展道路。當然，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方針應該是謹慎、漸進，“一步一個腳印”，避免急躁、冒進的作風。

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縱深發展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

(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其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兩大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改革實踐證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相輔相成。能否正確處理兩大改革之間的相互關系，直接決定著改革的成敗。

3O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進展順利并取得成效，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密切配合與同步推進。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鄧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談話中反復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9](p.176)他還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9](p.164)“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多方面還嚴重滯后于日益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協調發展。

(二)遏制權力腐敗現象的必然要求

腐敗現象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市場經濟發展，沒有建立起有效防治權力腐敗的監督制約機制，是造成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弊端集中到一點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高度集中的權力得不到有效地監督和制約，導致政治權力對經濟運行的非正常滲透，不可避免地產生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遏制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腐敗現象，僅僅靠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建立新的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并實行權力合理配置，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權力腐敗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根治。

反腐倡廉建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當前，黨政官員中存在的腐敗現象，不僅嚴重破壞了我們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沉重打擊著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賴。人民對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因此，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遏制權力腐敗現象的必然要求。只有順應時代發展的規律，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決舊體制的弊端，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現象，保障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1](p.9)由此可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選擇。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政治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還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人民群眾的民主觀念和參政意識也伴隨著我國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斷提高。我國現行政治體制還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訴求。所以，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豐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為公眾政治參與提供體制保障。反之，如果不適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為公眾參政排除體制障礙、提供合法渠道，就會導致非制度化參與，破壞社會和諧與穩定。

總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使黨和國家更具活力，形成巨大的推動力，才能建立一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

三、正確認識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關系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雙重特征。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關系，直接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成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性要求我們與時俱進、把握時機、大膽探索，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啟示我們，這場改革關乎民族的前途和未來，執政黨的地位。逐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視改革的緊迫性，或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視改革的緊迫性，有意推諉，都是錯

誤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既要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又要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循序漸進，逐步加以完善。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應該把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改革的順利和成功。

總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既積極主動又穩步推進的發展過程，也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考驗。我們相信，在黨的堅強領導和有力推動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將邁出新步伐、實現新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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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07—10—

[9]．[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五篇：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值此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認真回顧總結鄧小平當年啟動我國改革開放這一歷史偉業的深層次原因，對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意義。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啟動改革開放這一震驚世界歷史偉業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一：盡快擺脫我國當時的貧困落后狀態

20世紀70年代末，正是我國剛剛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鄧小平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面對這種現實狀況，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解放與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呢？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改革，正如鄧小平所說：“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國家也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這種情況，迫使我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進行改革。”“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還指出：我國“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二：盡快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科技的進步和國際經濟聯系的擴大，從生產力和市場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資本主義在20世紀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中期出現了“黃金時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率年均２.３％，而從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間，年均增長率則上升到５．３％，比過去增長一倍多。由于戰后幾十年的和平發展，形成了一個新的國際經濟關系格局。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戰后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一個嚴峻挑戰，面對國際競爭的不斷加劇，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能不斷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從而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能力，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三：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段話清楚地告訴我們，改革與革命都是解放生產力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方法。任何一種社會制度要想發展，就必須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在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不斷改革生產關系，改革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也不例外，因為社會主義依然存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既相適應又不完全適應的矛盾，所以社會主義依然存在解放生產力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改革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所以鄧小平同志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改革開放是解放生產力的基本方式和方法。

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主要應體現在生產力更好更快的發展上。鄧小平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也好，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歸根結底，就是要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強調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很重要的一條就“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生產力的根本途徑就是改革，不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不變革現行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環節和方面，所謂發展生產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話。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徑。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四：有效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的運動，決定著社會性質的變化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方向。無論是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都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如果它們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障礙，那就必然要發生調整和變革。不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就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樣，生產關系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而超越歷史階段，同樣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兩種情況都要通過調整和改革來解決。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形成、鞏固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由于中國特殊國情的決定，我國的社會制度和體制機制還有許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鄧小平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與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社會經濟基礎是相適應的，但是“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這些具體做法是為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確立的具體制度、體制和政策。與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對這些舊體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會主義根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國的問題不在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夠高，而在于沒有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不同層次找到相應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果不對舊體制進行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教育科技文化體制改革，這樣才能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五：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在鄧小平看來，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１９８５年３月，鄧小平在與日本二階堂進談話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為什么說改革也是革命呢？因為改革“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方式,”從而必然引起我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變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把改革稱之為繼推翻三座大山之后“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認為，改革作為第二次革命，它與第一次革命在對象、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這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不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改變體現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具體形式，使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為此，鄧小平稱改革“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等，以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六：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它有一個從不完善走向完善的過程，而實現這個過程的唯一途徑就是改革。社會主義社會是在改革中不斷前進的社會。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改革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種完善和發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它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推動，通過開放不斷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來加以發展。鄧小平指出：“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我國的改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進行的，其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即通過改革具體制度，逐步完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改革開放是促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最有效途徑。

實行對外開放，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開放與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就是改革，是對傳統自我封閉體制的改革。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就必須適應對外開放的新趨勢。實行對外開放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必須遵循的一條普遍規律。社會主義是開放的制度，它必須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實行對外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條件，也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體制和新機制的必然要求。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七：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和道路

根據本國國情，選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是鄧小平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一大貢獻。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照搬照抄“蘇聯模式”曾經給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嚴重后果，我國在這方面也并不例外。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由于我們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蘇聯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在所有制方面，實行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經濟形式；在政治制度方面，實行蘇維埃的組織形式，搞一黨制；在計劃管理方面，采取一整套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和管理方法。有人對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作過這樣的概括：計劃上大包大攬，流通中統購統銷，財政上統收統支，財貿上統進統出，整個國民經濟統得比較死。雖然上述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曾起過重大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二戰的結束和歷史條件的發展變化，這種模式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暴露出來，比如高度集中的體制導致了官僚主義的滋長、工作效率的低下；由于偏重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導致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于過分強調行政指令，忽視經濟規律，導致經濟效益差等等。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是需要認真學習和借鑒的，但是，我們必須立足于本國國情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面對時代發展的歷史潮流，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時代要求和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體制。鄧小平指出：改革就“是對體制的革命，”“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等新體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建設和發展模式上體現中國特色。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八：克服封建弊端和“左”的觀念影響

社會主義中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在各方面都難免帶有舊社會的弊病，如在一定歷史階段存在的個人崇拜、個人集權、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一言堂、家長制、等級制等等都是封建主義殘余的反映，這些弊病是妨礙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因素，必須通過改革加以清除。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干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還指出：“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清除封建主義的余毒要比徹底摧毀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更為艱難，改造小生產的意識形態要比改造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的經濟成分更為長期和艱巨。正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意識殘余和小生產的傳統觀念，以及國家機構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等等，所以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蝕和破壞，從而造成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某些方面不能充分適合經濟基礎的要求，以至嚴重地束縛生產力發展。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通過改革來完成。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曾經發生過長時間的“左”的錯誤，這種“左”的錯誤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進行了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政策。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對于長期形成的“左”的錯誤，僅僅從思想上認識到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制度上、政策上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樣：“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徹底糾正“左”的錯誤還必須通過改革來實現。只有通過改革，把正確的認識、方針和政策制度化，使它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制度上、政策上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對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九：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全面發展進步

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的社會。從改革開放一開始，我們黨就將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聯系在一起，既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又強調發展民主法制；既強調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又強調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我國的改革是全面的、系統化的改革，而不是局部的、小范圍的改革，鄧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是全面改革，一是因為舊體制的弊端在各個領域都存在，必須經過改革來消除這些弊端；二是改革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而我們的奮斗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種建設的全面性就要求改革也必須與之配套進行。改革與開放是密不可分的，與改革相適應，我國的對外開放也是面向一切國家的大開放。改革開放是推進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和進步的重要舉措。

●啟動改革開放原因之十：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鄧小平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實行對外開放也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手段，鄧小平指出：“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正是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才使我們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進而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改革開放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比較落后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體制改革，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通過對外開放，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為生產力的發展開拓出廣闊空間。改革開放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旺盛的生命力。

改革開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通過改革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我們實現了一系列重要的體制機制創新，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遇空前挫折暫時處于低潮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堅定沉穩、開拓奮進，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旺盛的活力。實踐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和執行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使改革開放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也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實惠。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當家作主權利得到保證，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得到滿足。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與時俱進、勇于變革、積極進取、開拓創新、講求實效等成為社會思想意識的主流，迸發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積極性和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