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麗娃河畔論思想》讀后感

再造傳統 開放多元——讀《麗娃河畔論思想》 很多人都說，如今中國學術界有一個必須直面的現實，那就是大師的匱乏。這確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大師的培育是需要環境的。回首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產生的大家燦若群星，究其根本，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個年代的上海群賢畢集，其間信息之交通，學問之互詰，造就了一大批學術精英。

當時大夏大學、光華大學的麗娃河畔便是整個上海乃至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心場域之一，曾經云集了胡適、潘光旦、張東遜、羅隆基、呂思勉、徐志摩、郭沫若、周揚、田漢等眾多的大學者，大思想家，可謂人文蔚起，擅一時之盛。時移境遷，如今大夏、光華的歷史已成往跡，人們只能從尚存的幾幢建筑，數行碑文或是檔案文獻中了解其來龍去脈。但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這本《麗娃河畔論思想：華東師范大學思與問講座演講錄》擺在面前時，我們卻暗自慶幸，因為大夏與光華的人文思想傳統在華東師大得到了承襲和光大，而且人們正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再造傳統。

說是再造，是因為現在的時代跟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全球化成為了現時代的特征之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需要以一種更為開放的胸襟來進行學術的交流與溝通。這種精神用編者的話來說就是應該“向全球多元思想文化傳統開放”，當然，這樣的開放必然是跨國際、跨文化的，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

因此，當我們打開這部演講集時，可以發現其中既有精深的西方理論闡述，又有對當代中國問題的詰問；既有社科方法論的演繹，又有對已有理論模式的反思；既有純粹的歷史學問題的探討，又有關于文學批評的研究等等。其內容可以說是相當豐富。

傳統的再造同樣也意味著我們的思想必須具有前沿性。哈貝馬斯、伯恩斯坦、泰勒、李歐梵、陳來、金耀基、王賡武……這些被邀請到麗娃河畔的學人都具有開創學科前沿的能力，他們的思想多具穿透力，與他們進行碰撞，產生靈光，或許正能夠激發上海乃至國內學術界的前沿意識。

人文傳統是一個大學的靈魂，也是一個社會前進的內核所在，正如金耀基先生在這本演講集中指出的，人文的重要意義在于能夠告訴人們為什么而生活？應當怎樣生活？因此我們今天要再造人文傳統，要呼喚大師的出現，其立意也無非在于要使人們于科學之外，多幾個角度去思考我們的知識和我們的社會，以免產生唯科學的傾向。這大概也是這部演講集的另一個意義所在吧。

不過，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人們關注人文傳統的同時，有人卻正打著人文教育的幌子，干一些齷齪的勾當。比如時下構建學習型社會已然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語匯，于是乎以素質教育為標榜，以終身學習為號召，坊間書肆似乎又多了不少書籍，其印刷之精美，包裝之華奢，往往令人動容，然而細細檢閱，則個中“拉大旗作虎皮”、“掛羊頭賣狗肉”者比比皆是，至于偽書流傳，有識者無不悚然惕之。

越是這樣的時候，人們越是渴望真正的精神盛宴。但愿這一縷來自麗娃河上的清風能夠飄揚得更為悠遠。

第二篇：麗娃河畔的思考(楊芳)

麗娃河畔的思考

——參加2011年“優質教育全覆蓋工程”南昌、鄭州項目組

小學語文、數學學科教師暑期培訓有感

南昌市紅谷灘育新分校 楊 芳

6月28日，2011暑假的第一天，我們一行14位教師剛剛結束一學期的工作又懷著憧憬，懷著渴望，懷著如這炎夏般熾灼的熱情踏上了赴上海的列車，準備迎接自己教學生涯中一個新的學習歷程。

在上海，在華東師大，為期三天的學習，收獲多多，感慨多多，反思多多，希望多多。此刻要述說的一股腦兒涌上心頭，卻無從下筆，思緒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緊張、忙碌、快樂、充實的難忘日子??

印象·美好時光

當一些愉悅的情感無法用語言表示時，只好用“美好”來掩飾我的詞窮。

美好的城市：走下列車，地鐵里、街道上，時不時傳來流淌著親切氣息的吳儂軟語，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高效快捷的生活節奏，無不言說這里的城市文化——上海，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每一次，都給我以蓬勃的感覺。

美好的校園：這是第二次踏入華東師范大學了，古樸莊嚴的大門依然帶給人神圣之感，彰顯著這個著名的教師培訓搖籃的凝重肅穆。靜靜的麗娃河則如一位美麗的女神，在這份凝重肅穆中增添了些許靈秀與神韻——這是歷史，這是風景，有多少人為她吟詩做賦，因她柔腸百轉，因她流連忘返，河里的睡蓮作證，河畔的梧桐作證，河岸的石頭作證……

已是入夏，校園內樹木菁菁，翠竹挺秀，芙蓉含羞，年輕的學子臉上洋溢的青春，教授目光中閃爍的睿智……這里孕育的是智慧，這里產生的是思想。如果，能在這里待上一年、半年、哪怕一個月也好啊。逝者如斯夫。是的，時光不理會我的期盼，一刻也不愿停留，只好讓我發出“匆匆、太匆匆”的慨嘆，將美好存入永遠的記憶，不斷發酵、醞釀，給我信心，給我勇氣，溫暖我的心田！

印象·精彩課堂

培訓中第一位為我們講學的是上海閘北八中的劉京海校長——中等個子，微曲略花白的頭發，臉上掛著一副粗大的黑框眼鏡，說起話來聲音雄渾有力，睿智的言談間流露出幽默、熱誠的本色。

劉校長以《學校課改的思考》為題，首先結合“國家課程改革”與上海閘北八中的“學校課程改革”，談了自己對“學校課改的基本思路”的理解，論及“課改與學校課改”、“課程與學校課程”、在“學校課改”中要注意的“是什么”“操作點”“模型”等三大方面問題。之后，劉校長又講了教學質量管理的六個方面基礎工作、好學校的三條標準、優秀教師的八條標準等內容。講座中，劉校長結合自己所在學校進行學校課程改革的各種鮮活事例，憑借自身深厚的文化積累、獨特的心得體會以及幽默的語言表達，展示了校長的課程領導力，贏得了在場聽眾的陣陣掌聲。正如陳玉琨教授的點評，他的報告是以實踐為導向，是為解決問題而研討的，是在批判中建設。能夠近距離地聆聽陳玉琨教授的報告，應該是“優質教育全覆蓋工程”項目合作帶給像我這樣一位普通的一線小學語文教師最大的幸運了——而且接連幸運了三回：第一次是聆聽陳教授關于學校規劃與制度建設的報告，第二次是解讀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這一次是基于目標的課堂教學研究。如果前兩次的印象是高屋建瓴，那么這一次則是邏輯縝密，細致入微——從目標在課堂教學中的地位的概述，到教學目標的設計和實現，無不以大量實例一一剖析和解讀。教學目標的設計與實現是教師的基本教學規范，看似平常簡單，反觀我們自己編撰的教學目標，為什么不是含混不清就是指向錯誤，問題百出？反觀我們的課堂，為什么講的越多成效越低？陳教授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應該關注影響教學目標的關鍵行為而不是細枝末節或教學目標無關的行為；應該關注影響教學目標實現的實質性的因素，而不是形式的因素；應該關注教學活動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事件；應該關注預期的學生行為；應該關注課堂提問的技術含量，增加具有探索性的問題。

2010年11月，打虎山路小學，朱震國老師的語文課仍猶言在耳，這一次又能聆聽他的報告，不能不說不是一大幸事。溫文爾雅、深刻睿智是我的詞典中能找到的用來形容他最恰切的詞。他以不疾不徐的語言，以自己工作經歷中的故事，將自己的教育教學理念娓娓道來，像他的語文課那樣，談笑間,風清云淡，一一道破自己對中小學語文教育中若干問題的研究，沒有大口號，沒有豪言壯語，卻擲地有聲、發人深省，證實了一位特級教師的實力與魅力。這也是我——一位語文教師永遠努力的方向。

劉莉莉教授與劉京海校長一樣，雖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而她那略帶東北味的口音，果敢的行事風格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講課伊始她就明確地告訴我們自己沒有準備任何PPT等媒體資料，而這節課的教學內容就在我們自己身上。于是，從逐段解剖在座一位教師的現場說課開始，穿插了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教學設計，與我們共同探討了課前積累、預習導學、課文朗讀、問題設計等多方面的問題。每一方面的問題她從來都不是先闡述自己的觀點，而是用近乎“逼迫”的手法促使我們思考，聆聽我們的聲音，甚至是聆聽我們與她不一樣的聲音。整堂課，雖然我們頭頂巨大“鴨梨”，卻收獲頗豐，也領略了華師大一位個性鮮明的教授的風采。

“優質教育全覆蓋工程”三年項目合作的開展，吳教授已是我們最熟悉、最親切的一位教授了。繼上一次引領我們開展走近名師孫雙金的工作坊之后，這一次在他的引領下我們再一次感受了名師竇桂梅的風采，感受了她主題教學的魅力，感受了她一點點營造著自己的理想，從一個山區的農家小姑娘最終成為一代名師的心路歷程。再度的走近名師，也讓我再度思量身為一位語文教師為學生和自己的生命奠基的職責與使命。是的，教師的專業發展要有我們自己對自我的專業追求，要體現在行動上擁有專業探索的精神，成為課程的建構者、踐行者、創造者，要學會在言說和行動中思考，在反思批判中成長。這不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么？

印象·備戰論壇

這次培訓不僅是學習還是帶著任務的，這是我們出發前就已經明確了的。

報到第一天晚上，參訓各學校的領隊就抽取了在論壇上發言的主題。我們抽取到的主題是如何在語文教學中培養小學生的問題意識——于是，備戰論壇的日子從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于是，“問題意識”也成了我們課前、課后的話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四個字。

每天下午結束了最后一堂課的學習，為了節省時間，我們總是選擇在最近的學校餐廳用完簡單的晚飯。華燈漸上的時刻，還來不及去洗去白天的疲乏，更來不及領略麗娃河黃昏時靜謐的風采，我們語文組八位老師就抱著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湊在了一起。從匯報的內容到形式，從實例的選取到語詞的選擇，每一次探討都持續到深夜，雖睡意繚繞卻興致猶存。有時，我們也思維凝固，靈感全無；有時，卻談笑風生，靈光四射。

細數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忘不了睡意繚繞時徐菁老師給我們帶來的鐵觀音；忘不了萬校長、曾麗萍主任親自買來的水果；忘不了舒淑芳老師爽朗的笑聲；忘不了鄧金華老師幽默中閃爍著智慧的話語；忘不了許許多多思維的碰撞與啟迪，忘不了團隊的合作與情誼……忘不了我們精心設計的那第四個別具深意的“蘋果”，忘不了那四個字——問題意識！更忘不了的是，麗娃河畔我們的思考。

三天的學習，我們在劉京海校長的帶領下感受了學校課改的力量，在陳玉琨教授的指引下明晰了什么是基于目標的教學。我們聽朱震國老師暢談語文教學的種種問題，又在吳志宏教授的帶領下解析課堂，走進名師竇桂梅，在劉莉莉教授的帶領下解剖自己的課堂教學。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不是錘的敲打，而是水的載歌載舞！三天的學習，每一位講學者給予我們正是這種載歌載舞的力量，而我們也理應將這種力量傳遞給我們的學生。

仰望天空我們感慨良多，在實踐中扎根則是我們當下需要的思考和方向。

——我真的關注每一位學生的發展了嗎？我對學生的發展需求了解多少？關注了多少？給予了多少？

——我在組織教育教學活動時安排滿足學生的發展需要了嗎？ ——我對語文課程真的了然了嗎？課改精神在我課堂中真的體 現了嗎？

——我的課堂目標明晰嗎？準確嗎？ ——我的問題設計恰切嗎？

——課堂上我講的是不是太多了？是我的課堂還是學生的課堂？……

附：

印象·經典語錄

改革不是用新的錯誤代替老的錯誤。

聰明的教師往往教出傻的學生——一批又一批，都考進了大學，思維習慣能力未得到充分發展。

普通教師學習優秀教師的經驗要經過是三個過程：模仿（做中學）、理解（做中思）、創新（做中創）。

學校老師責怪學生文化肯定是落后的，老師之間內耗，老是教學生已經學會的東西這樣的學校文化肯定是落后的。

我們現在的問題：該講的不講了，不該講的講了；該練的不練了，不該練的練了；該想的不想了，不該想的想了；該學的不學了，不該學的學了。

用中國元素重新結構課堂形成模型——第一種 以講為主（上課以講為主，回家大量練習，多數學校，多數教師，多數家常課）；第二種，講練結合，“幫助成功”課堂模式；第三種，講想練結合，“嘗試成功”課堂模式；第四種，學講想練結合，“自主成功”課堂模式。

——劉京海校長

建議老師研究課程最基本的要求，抓住這些是對學生發展有利的。

對學校教育來說沒有分數是過不了今天的，只有分數是沒有明天的。沒有必要花百分之八十五的精力解決百分之十五的問題，卻又沒有解決。任何拓展都是有限度的。所以回到課堂的基礎是最基本的，讓學生做想做的事，感興趣的事，不要包辦。

教學目標的編制一定要以學生作為表述的行為主體，不應當是教師。教學目標的行為動作必須是具體的而不能是抽象的。所謂具體就是說，這一動詞所對應的行為或動作是可以觀察的。

人的認識總是從最基礎的到豐富的過程。教師應該把握住這個發展的過程。教師在實際教學中總是忘記自己要講什么，總是派生出太多的實例，總是忽視教學中關鍵行為是什么，轉移了學生的注意力，對教學是無益的。要明確什么是目標，手段是為目標服務的，不能把輔助的東西當作目標，否則課堂肯定是低效的，千萬不能本末倒臵。

教育是充滿智慧的事業，不能把教育搞成勞動密集的產業，這是教學質量下降的一個根本原因。

——陳玉琨教授

老師的預設應不應該統治整個課堂？2老師的思考在不應該完全代替學生的思考？老師的思考應不應該考慮學生的認知基礎？

要改變對教參資料的迷信態度、學會思考，力求心靈覺醒，當教材的新型“設計師”。

主題教學的基本操作框架：生活切入——探究文本——比較拓展——升華自我。

在教材中努力挖掘主題，如知識主題、哲學主題、文化主題，這些主題連接兒童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往往表現為與歷史典故、風土人情等相關的“詞語”或“關鍵詞”，即教材的“眼點”、“課眼”。如《晏子使楚》中的“尊重”、《珍珠鳥》中的“信賴”，《圓明園的毀滅》中的“毀滅”。這些詞語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是教學的靈魂，能啟發思考，對學生的精神成長起到引領的作用。

——吳志宏教授

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開卷就是有益的。

既然做了語文老師，應該把自己的朗讀水平提升上去。

教案是老師駕馭課堂的翅膀，老師對教學內容非常熟悉則能順利駕馭。學思結合，怎么才能思呢，老師必須要引導，問題需要具體，層層遞進，帶著問題讀，教師設計的問題要引發學生的思考或者質疑。

文章要有結構，課堂要有一個魂。魂就是一連串的問題，也貫穿著整個教學過程。

——劉莉莉教授

課程是需要執行力的。有的時候方案聽起來很美，但是一實行破綻就很多，這就是缺乏執行力。

我們經常講宣傳教育，但是教育真的不能等同于宣傳。從本質上講，宣傳就是廣告，宣傳的本質就是廣告式的。教育它不是廣告，教育是講理念的。廣告的東西是外加的，理念是由內而外滲透的，是我們要化作我們的語言舉止的，成為我們身體的一個部分。

教育是對人格的一種塑造，而不是一種行為的矯正。未經解壓的教材是無法被打開的。第二套語言系統開啟時說出的話是假話和套話。我們往往給學生的是一個壓縮文件。語文把故事說好說透非常重要。

進入語文教育的必由之徑是從語入文。學生不是通過看來進入文本的，很多時候學生看了之后沒什么感受，是通過老師的口語來進入文本的。

語文課一定要和生活牽扯掛起來。語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如果課上沒有同學把自己的現實生活摻和進來的話不能上好，要把對生活的感受聯系起來，把虛實的關系把握好，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不要驚動學生。

有些話語講得很淺未必沒有深刻的道理，有的很深的東西未必要用很深刻的話來講。

做一個真誠的教師，懷著一顆真誠的心來教孩子做一個真誠的人。

——朱震國老師

第三篇：關于海娃讀后感

在抗戰期間，出現了秋瑾、江姐、董存瑞等青年英雄，而兒童團的小英雄：王二小、雨來這些人也不會被人們忘記。今天，我想告訴大家，還有一個孩子，叫海娃，他也是偉大的！

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12歲的海娃一邊放哨，一邊放羊，監視著平川地里敵人的據點。一天，跑樓鬼子進山搶食去了，民兵中隊長老趙畫了一張攻打炮樓的路線圖，讓海娃帶給八路軍的張連長。一路上，海娃碰到了鬼子，幸好，他把雞毛信拴在了老羊的尾巴里，這才瞞過了鬼子，躲過了一劫。海娃被鬼子折磨得難以想象，終于，被他找到了機會從鬼子的魔爪中逃了出來。一口氣跑了好幾里路，他拼命往山上跑，可不是所有人都是有同情心的，無情的鬼子開槍打中了海娃的手。最后，海娃忍著痛，還是把信交給了張連長。

12歲，在現在應該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盡情的學習知識，而海娃，卻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做了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情。海娃他是機靈、聰明的，在最危險的時刻，他把信藏在了羊尾巴下，瞞過了鬼子。在最緊要的關頭，他乘機從鬼子那里逃走了。

12歲的孩子，我覺得是不應該有這么大的負擔的，“一氣跑了好幾里”！現在的孩子，整天坐在汽車中，那還能跑成這樣？一個400米就把他們累得夠嗆了。他是拼了命的，用全身的力氣，為的只是不讓這重要的信落入敵人的手中。

12歲的孩子，不應該承受這樣的痛楚！被槍射中，是怎樣的讓人難以忍受！這讓人揪心的疼！這些，在海娃的眼里，一定都不重要了，因為他在做一項偉大的工作，他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革命事業！

我已經13歲了，我的12歲是平凡的，但海娃的12歲，絕對是不平凡的！

在抗戰期間，出現了秋瑾、江姐、董存瑞等青年英雄，而兒童團的小英雄：王二小、雨來這些人也不會被人們忘記。今天，我想告訴大家，還有一個孩子，叫海娃，他也是偉大的！

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12歲的海娃一邊放哨，一邊放羊，監視著平川地里敵人的據點。一天，跑樓鬼子進山搶食去了，民兵中隊長老趙畫了一張攻打炮樓的路線圖，讓海娃帶給八路軍的張連長。一路上，海娃碰到了鬼子，幸好，他把雞毛信拴在了老羊的尾巴里，這才瞞過了鬼子，躲過了一劫。海娃被鬼子折磨得難以想象，終于，被他找到了機會從鬼子的魔爪中逃了出來。一口氣跑了好幾里路，他拼命往山上跑，可不是所有人都是有同情心的，無情的鬼子開槍打中了海娃的手。最后，海娃忍著痛，還是把信交給了張連長。

12歲，在現在應該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盡情的學習知識，而海娃，卻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做了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情。海娃他是機靈、聰明的，在最危險的時刻，他把信藏在了羊尾巴下，瞞過了鬼子。在最緊要的關頭，他乘機從鬼子那里逃走了。

12歲的孩子，我覺得是不應該有這么大的負擔的，“一氣跑了好幾里”！現在的孩子，整天坐在汽車中，那還能跑成這樣？一個400米就把他們累得夠嗆了。他是拼了命的，用全身的力氣，為的只是不讓這重要的信落入敵人的手中。

12歲的孩子，不應該承受這樣的痛楚！被槍射中，是怎樣的讓人難以忍受！這讓人揪心的疼！這些，在海娃的眼里，一定都不重要了，因為他在做一項偉大的工作，他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革命事業！

我已經13歲了，我的12歲是平凡的，但海娃的12歲，絕對是不平凡的！

第四篇：論思想自由

論思想自由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

● 楊守森

向往自由，痛恨禁錮，是人類，也幾乎是所有動物的天性。與其它生命個體不同的只是，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除了向往身體的自由之外，還渴望著心靈自由。故而被法學界視之為“背景性權利”，構成知情自由、隱私自由、信仰自由、表達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法理基礎的思想自由，當然也就成為人類文明與社會理想境界的基本標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為問題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靈。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靈仍可以掙脫強權與橫暴之手，漫游于無垠的天地之間；思想者可以被投進監獄，而思想的精靈仍可以穿透囚室，飛越高墻，站在陽光下的枝頭上傲視邪惡；思想者可以被處以極刑，而無法處死的思想精靈，則仍會令思想的敵人顫栗不安。

作為會思想的動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賦權利。按《中國人權百科全書》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個人“進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張、意見和想法的權利。與信仰自由、表達自由、宗教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等權利有密切的聯系。思想自由強調個人內心活動的自主性，它是保證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觀和思維能力進行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做出各種自主性行為的基礎。”按說，人類這樣一種天賦性、本原性、自主性、個人性的內心活動，原本是沒什么辦法為之劃定禁區的，也是無法用權力予以限制或剝奪的，正如英國哲學家休謨所說：“沒有任何東西像人的思想那樣更不受限制，它不僅超出人類的一切力量和權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實在的范圍之中”。（《人類理智研究》，呂大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頁）。

據此看來，思想自由，也許本來應該是一個不需要探討，也沒有必要爭論的假問題。

那么，思想自由為什么又會成為問題呢？其關鍵原因是，人們所說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論自由。１９４８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對“思想自由”的解釋即是：“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說，思想自由，在更為普泛性的現實層面上，主要體現為不受任何干涉地發表言論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類的言論自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私人場合的言談，公眾場合的宣講，或以文字形式出版發表文章。看不見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個人行為，而作為思想之外顯的言論，則是能夠對現實與他人產生影響的，是能夠導致相應社會效果的。而這樣的思想言論，就不能不成為一個敏感問題了，于是，在許多情況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類言論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幾類情況。第一，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允許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權益的言論，故而在當今許多國家的法律文本中，雖然都開列了言論自由的條目，但同時往往又有諸多限制性的條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國，法律條文中亦有“不能對他人予以名譽傷害性攻擊”之類限定，司法解釋中亦有：“最 大的言論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戲院中有誑呼失火造成驚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歷史上的某一非常時期，有些言論往往也要受到嚴格控制，如在戰爭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大可能允許自己的國民發表有利于敵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論，特別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論。第三，任何一個政權，在初創時期，出于鞏固統治，穩定社會之需要，總要不惜一切手段，鎮壓不利于自己統治的言論。第四，當一個社會因問題積累太多，各類矛盾有激化之勢，政權面臨危機的時候，出于維護社會穩定，執政集團總會竭力壓制言論自由。第五，在人類社會中，總有一些人，以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偉大、最正確的，蕓蕓眾生只有膜拜服從的份兒。而這樣的人，一旦擁有了一定權力，出于維護個人自尊，或是緣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總會想方設法壓制他人的思想言論，甚至假借“國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義，橫加罪名，瘋狂迫害思想家。

言論自由，當然不等于不負責任，不顧公共秩序與他人合法權益的胡說八道。這樣的言論，實際上已不具備正當的思想性，故當不屬“思想自由”的論題之列。言論自由，也不可能脫離時空背景，不顧現實，毫無界限，比如在中國的抗戰期間，對于背叛國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漢奸言論，當然是不能聽之任之的。在一個新政權創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論有可能引發新的**，重置民眾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暫時犧牲言論自由的策略，來換取社會穩定，亦可以被視為面對兩害而擇其輕。由此可見，在上述五種控制言論自由的情況中，前三種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兩種情況，就需要具體分析了。

一個社會面臨某些危機的時期，也往往是社會上思想言論最為活躍的時期。有關言論中，可能不無偏激之詞，不無有違情理之處；其言論者中，亦可能不無別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應當相信，絕大多數人還是出于對現實的憂慮，對民族命運的關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當權者應以冷靜的態度，正視社會矛盾，探尋問題根源，并順勢而行，切實采取修正與改革措施。否則，如果漠視歷史發展的潮流，回避矛盾，過分注重通過控制言論而維持社會穩定，結果往往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危機。即使能夠贏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緩歷史進步乃至歷史倒退的代價。

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有片面性與局限性的。無論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絕對正確，萬無一失。我們中國人總結得好，三個臭皮匠，能抵一個“諸葛亮”，而這也許正是“民主”社會體制得到廣泛認可的法理依據。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個人總會傾向于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用黑格爾的話說，這是人類“獲得認可”的一種本能欲望。對于一般個體而言，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無礙于社會的，而且是有積極意義的，是一個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內在動力。但對于某些掌握了權力，特別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約束的權力的人來說，這一本能有時就是危險的了。正是由于“獲得認可”本能的驅駛，他們極易自以為是，總在設法強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濫用手中權力與國家機器，蠻橫地壓制他人的言論，其結果，只能導致民族的悲劇。希特勒第三帝國的覆亡，東歐某些政權的頃刻崩潰，中國“文革”期間的浩劫，均可為驚心動魄的歷史明鑒。

正是人類歷史上不斷重演的一幕幕悲劇證明，一個國家的昌盛，一個民族的繁榮，必須在通過嚴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國家與社會的言論的同時，給人以充分地自由表達正常思想的權力，最大限度地保護真正屬于思想范疇的言論自由，并將其匯之于治國方略。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充滿活力，一個國家才會長治久安。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當然也可以發現，即使存在于個人內心深處的純然的思想活動，有時也會遭到嚴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國的“文革”期間，“靈魂深處暴發革命”，就曾被視 2 為純化人的內在思想的重要方式，與之相關，逼迫一個人交代所謂思想問題，也就曾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手段。實在難以想象，一個時常在暴發著革命火花的靈魂會是怎樣的靈魂？當看不見的“思想”也被判定為有“問題”（有時實際上是被判定為“有罪”）的時候，一個人的大腦還會怎么運轉？１９７９年，被關押審問了２０多年的胡風出獄時，曾經問兒子曉谷：“有沒有一種能使人頭腦混亂的機器？”可見即如胡風這樣的硬漢子，經由長期的思想迫壓之后，也會陷入怎樣的絕望之境。正是通過胡風這樣的悲劇個案，可以看到，限制純然的思想自由的結果只能是：以摧殘大腦的方式，摧毀人的意志與思想能力。由胡風這類的個案我們還可以意識到，在人類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衛護純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論自由，有時也還是一個問題。因為在當今世界上，剝奪人的純然思想自由的意圖與行徑并未絕跡，而且誰也難以保證在未來的歷史上會永遠絕跡。

二、為什么要思想言論自由

正當的思想言論自由之于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的意義，一直為歷史上許多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視。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話，就應該使每個人能夠想什么就說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話，也應該使每個人能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1790年1月8日的國會致詞中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在每一個國家，言論自由都是公民獲得幸福的最為堅實的基礎。”英國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結論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則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條件”。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解體，隨著對封建專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國人也已越來越意識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就曾在《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中寫道：“思想本身，沒有絲毫危險的性質。只有愚暗與虛偽，是頂危險的東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為。”“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于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么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與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陳獨秀也在《法律與言論自由》一文中強調：“言論思想自由，是文明進化的重要條件。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么罪惡。”，而真正的罪惡，是“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他還進一步強調：“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

具體來說，思想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可以從個人權利、人性培育、文化創造等多方面見出。

思想能力與語言表達能力，是人類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才能使人充分體現人的類本質。人也不同于機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軀，總會有個人性的精神活動空間，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為人的存在。人類的生命個體又是千差萬別的，總會有各自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的不同方式與角度，而正是賴此才形成了人類世界的豐富多彩。顯然，如果人類純然的思想活動也要受到控制，人類也就只能被純化為機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強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類世界。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無端壓制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實質上是對人性的蔑視。

2004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提出，要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新的奮斗目標。和諧，這其實也是任何一個文明健康社會都應具備的基本特征。所謂和諧，最基本的標志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3 誠信與互愛。而要建設這樣一個和諧社會，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同樣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有在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才能平等相處，相互信任，相互關愛。如果沒有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交流，又何談平等？如果敢于說出真話就有可能禍端臨頭，敢于發表不肯迎合時勢的思想見解就有可能被視為異端，甚至被打入另冊，誰又敢于誠信？如果時常心存禁忌，當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有時可能是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條時，當發言者在會議上宣講的有時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論時，當新聞記者發表的有時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訊報導時，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誠信？建立社會的誠信？相反，只能加劇虛偽，激發謊言，敗壞人性。如果動輒因言獲咎，乃至動輒因言獲罪，又怎么有可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相反，只能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戒備，相互欺騙，乃至相互敵視。像在中國的“文革”期間那樣，由于言語稍有不慎，就極有可能被定性為“反對什么”、“誣蔑什么”、“攻擊什么”，就極有可能陷入滅頂之災，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決裂的現象也就尋常可見了；由于敢于沖破思想禁區如張志新者，被視為敵人，判處死刑，而投機鉆營，賣身投靠者則反而會被視為“忠于革命忠于黨”，故而喪盡天良，無中生有，栽臟陷害他人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冤假錯案的累累而生也幾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文化創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創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才有可能。事實證明，人類思維活躍，英才迭現，智慧噴涌，文學藝術繁榮的時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論相對自由的時代，如西方的古希臘時代、文藝復興時代，中國的春秋時代、“五四”時代等等。這是因為，只有破除了思想與言論禁錮，才能激發人類精神創造的活力。相反，一個缺少思想自由的時代，也必將是科學精神匱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時代。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之所以圪坷緩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論的權力總是操控在少數領袖人物手里，豐富的國民智慧遭到了禁錮與壓抑。我們雖也提出過“百家爭鳴”之類的口號，但實際上一直是一家獨鳴。最高領袖毛澤東曾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這樣語重心長地告誡過領導干部：“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而實際上，對言論自由的控制一直沒有放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思想”雖然一直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視的主要是思想占領、思想斗爭、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個真正應予以高度重視，關乎國家福祉與民族命運的字眼卻被回避了，這就是----思想創造。由于思想占領常常是散射著火藥味的，思想斗爭是充滿著嚴酷性的，因而中國人很小就在潛意識中產生著對思想自由的恐懼。而所謂思想教育，則往往是以灌輸的方式，讓人們被動地接受各種既成思想的匡拘。顯然，這樣的結果只能是扼殺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創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護

１９４９年，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致雅斯貝爾斯的一封信中寫道：“在這個不斷加強的世界危機中，思想的保衛者寥寥無幾。他們還要為反對一切形式的教條主義而不得不堅持斗爭，而且不計后果。世界的公眾論壇和它的組織，并不是人類命運自己作出決定的地方。孤獨性不應該是談論的對象。孤獨是從事思維和進行吟詠者能依人類的能力而堅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場所。”不管當時的海德格爾說這番話時是出于什么心態，什么動機，守護孤獨之思，守護思想自由，這無疑是人類社會應予進一步高揚的旗幟。因為在當今世界上，4 思想自由，雖已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公理，對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開反對的立場，但事實上，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對思想自由的守護。

守護思想自由，國家的責任無疑是第一位的。國家的責任在于：要真正從全民族的而不是從某些或某一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制定確保言論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權力資源，切實維護憲法的尊嚴，在懲治誣陷誹謗、泄露國家機秘等與言論相關的罪行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國民言論自由的合法權益，保護出以公心、愛國心、學術目的或無害于他人與社會的一切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社會公眾對思想問題的敏感與恐懼，創造出寬容與和諧的社會氛圍，才有利于民族的繁榮與昌盛。此外，要有意識地培育國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學府、學術機構等。高等學府與學術機構，本應是激發智慧創造的場所，激勵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搖籃，在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態萎縮，一個國家的思想創造空間也就可想而知了。

國家要完成上述職責，某些相關性的前提條件是：第一，要習慣于用思想方式解決思想問題，即使對于某些明顯錯誤的思想見解，也應注重通過自由爭論的方式予以解決，應如羅素所主張的“有人與你意見相左時，即使這些意見來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應該用爭論去說服他們，而不是用權威去征服，因為靠權威取得的勝利是虛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設性的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二元對立之標準。因為在即使被證明是錯誤的思想觀念中，也可能包含著正確的成份。事實上，如果為了遏制錯誤思想的產生，而嚴加控制，正確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殺于思想的搖籃之中了。第三，有價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識分子，因此，應充分相信知識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輕易懷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進一步打破思想禁區，特別是打破與政治問題相關的思想禁區。因為人類的許多思想觀念，正是因其與政治關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價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進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養，政治就會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絕了廣泛的思想營養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惡之路。

思想自由，當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護。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機制尚不健全的社會環境中，自我守護的意義更為重要。就其自我守護的方式而言，我們不妨將其分為消極衛護與積極衛護兩種情況來看。

消極守護是指，當個人的思想言論不能得到自由表達的時候，寧可選擇沉默，但也決不放棄，更不應言不由衷地屈從某種權勢。康德當年因發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學的言論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雖然表示不再寫此類文章，但同時又宣稱：“我沒有勇氣說出我確信的許多事情，但也決不說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們的某些哲學史教科書上，康德的表現，曾被譏諷為18世紀德國知識分子的軟弱，但實際上，能夠做到“決不說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這本身就是在衛護思想自由，就是對做人的良知底線的堅守。由于見風駛舵，奉迎權勢，常常是知識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獲取功名利祿的最為安全也最為輕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夠做到這樣一種消極守護，亦實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們的“反右”期間、“文革”期間，中國的知識分子，真正能夠守住這一底線的，又有幾許人也？

積極守護是指，敢于抗爭，勇于直言，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人類歷史上，許多卓有貢獻的思想家，如蘇格拉底、伽利略、馬克思、達爾文、李卓吾、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風等正是這樣的勇者。他們的思想本身，也許并非完美無瑕，但他們守護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無疑是人類不斷走向文明與進步的基石。

守護思想自由，所依賴的當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膽量的比拼，還要具備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論之自由，不是情緒化宣泄，不是義氣化用事，不是信口開河。思想，是一種基于豐厚學養基礎上的精神觀念的創造，是一種嚴肅而負責任的學理化思考，是對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的深邃透視，是關于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案的構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視能力，思考能力，構想能力，即使在最為充分的自由環境中，恐也無話可說，又遑論守護？而這，抑或才是所謂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第五篇：論國家思想

論國家思想

梁啟超

人群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為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

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于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于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于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于世界而知有國家。

所謂對于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之翦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群策群力，捍城御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于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謂一身以上者（此兼愛主義也。雖然，即謂之為我主義，亦無不可。蓋非利群，則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茍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一義。

所謂對于朝廷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務所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為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為村市而設乎，抑村市為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為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試思公司之股東，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國之不可以無朝廷，固也。故常推愛國之心以愛及朝廷，1 是亦愛人及屋、愛屋及烏之意云爾。若夫以烏為屋也，以屋為人也，以愛屋愛烏即愛人也，浸假愛烏而忘其屋，愛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謂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二義。

所謂對于外族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者，對外之名詞也。使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與身相并而有我身，家與家相接而有我家，國與國相峙而有我國。人類自千萬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發達，自言語風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質異，精神異，而有不得不自國其國者焉。循物競天擇之公例，則人與人不能不沖突，國與國不能不沖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群者也。故真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從于其主權之下，寧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于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雖復室如懸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處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為國家思想第三義。

所謂對于世界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眾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于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一日停，則文明之進步立止。由一人之競爭而為一家，由一家而為一鄉族，由一鄉族而為一國，一國者，團體之最大圈，而競爭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競爭絕，毋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況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后，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于天國中，而彼時則已返為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而復歸于野蠻也。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為美也，然以其為心界之美，而非歷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然則，言博愛者，殺其一身之私以愛一家可也，殺其一家之私以愛一鄉族可也，殺其一身一家一鄉族之私以愛一國可也。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亦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何也？其為部民而非國民，一也。此為國家思想第四義。

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乖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為虎，而自為其倀；其賢者亦僅以堯、跖為主，而自為其狗也。以言乎第一義，則今日四萬萬人中，其眼光能及于一身以上者幾人？攘而往，熙而來，茍有可以謀目前錙銖之私利者，雖賣盡全國之同胞以圖之，所弗辭也。其所謂第一等人者，則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謂逋群負而不償者也。夫獨善之與私惡，其所以自立者雖不同，要其足以召國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義，則吾中國相傳天經地義，曰忠曰孝，尚矣。雖然，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時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為君主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屏于此德之外，而不復得列于人類耶？顧吾見夫為君主者，與為民主國之國民者，其應盡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于親，忠于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國人以“忠”之一字為主仆交涉之專名，何其亻真也！（君之當忠，更甚于民，何也？民之忠也，僅在報國之一義務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負付托之義務，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對于父母的責任也，然為人父者，何嘗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顧可以不忠乎？僅言忠君者，吾見其不能自完其說也。）以言乎第三義，則吾國歷史彌天之大辱，而非復吾所忍言矣。計自漢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間，我中國全土，為他族所占領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黃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種族及時代為表如下：國名國祖種族都今地起興年代（西歷）滅亡年代（西歷）漢劉淵匈奴平陽山西平陽府三○四年三二九年成李雄巴氐成都四川成都府三○四年三四七年后趙石勒羯鄴直隸順德府三一八年三五一年燕慕容鮮卑鄴直隸順德府三三七年三七○年代拓跋猗盧鮮卑盛樂山西大同府三○九年三七六年秦符健氐長安陜西西安府三五一年三九四年后燕慕容垂鮮卑中山直隸定州三八三年四○八年后秦姚萇羌長安直隸定州三八四年四一七年西燕慕容沖鮮卑長子山西潞州府三八四年三九四年西秦乞伏乾歸鮮卑苑川甘肅鞏昌府三八五年四三一年后涼呂光氐姑臧甘肅涼州府三八六年四○三年南燕慕容德鮮卑廣固山東青州府三九八年 3 四一○年南涼禿發亻辱檀鮮卑廉川甘肅西寧府四○二年四一四年北涼沮渠蒙遜匈奴張掖甘肅甘州府四○二年四三九年大夏赫連勃勃匈奴統萬甘肅寧夏府四○七年四三一年后魏拓跋鮮卑平城山西大同府三八六年五**年契丹五代時燕云十六州金完顏阿骨打女真汴河南開封府一一二六年一二三四年元成吉思汗蒙古北京直隸順天府一二七七年一三六七年嗚呼！以黃帝神明華胄所世襲之公產業，而為人纟而奪之者，屢見不一見，而所謂黃帝子孫者，迎壺漿若崩厥角，紆青紫臣妾驕人，其自嚙同類以為之盡力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陳白沙《崖山吊古詩》有云：“鐫功奇石張宏范，不是胡兒是漢兒。”嗟夫，嗟夫！晉、宋以來之漢兒，其豐功偉烈與張宏范后先輝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無乃所見不廣乎？國家思想之銷亡，至是而極。一以言乎第四義，則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極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而國家則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國人之果無國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

其誤認國家為天下也，復有二因。第一由于地理者。歐洲地形，山河綺錯，華離破碎，其勢自趨于分立。中國地形，平原磅礴，厄塞交通，其勢自趨于統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間惟三國南北朝三百年間，稍為分裂，自余則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據，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環其外者，雖有無數蠻族，然其幅員，其戶口其文物，無一足及中國。若蔥嶺以外，雖有波斯、印度、希臘羅馬諸文明國，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國之視其國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國也者，以對待而成。中國人國家思想發達，所以較難于歐洲者，勢也。第二由于學說者。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群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顧其敝也，爭地爭城，殺人盈野，涂炭之禍，未知所極。有道之士然憂之。矯枉過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務破國界，歸于一王，以文至太平。孟子謂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其余先秦諸子，如墨翟宋老聃關尹之流，雖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術，則莫不以統一諸國為第一 4 要義。蓋救當時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厭分爭已甚，遂有嬴政劉邦諸梟雄，接踵而起。前此書生之坐論，忽變為帝者之實行。中央集權之勢，遂以大定。帝者猶慮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錮方術之士，而務刺取前哲緒論之有利于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于是國家主義遂絕。其絕也，未始不由孔墨諸哲消息其于間也。雖然，是固不可以為先哲咎。彼其時固當然。而扶東倒西，又人類之弱點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說法度眾生，而法執者即由法生惑焉。后人狃一統而忘愛國，又豈先圣之志也。且人與人相處，而不能無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國界既破，而鄉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數之大國，而復生出百數千數無量數之小國，馴至四萬萬人為四萬萬國焉。此實吾中國二千年來之性狀也。惟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為國民之代表，而以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屢易而不動其心也，非恝也，蒼天死而黃天立，白帝殺而赤帝來，于我下界凡民有何與也！稟受于地理者既若彼，薰習于學說者又若此，我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雖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此不過一時之謬見，其時變，則其謬亦可自去。彼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則全球交通，列強比鄰，閉關一統之勢破，而安知殷憂之不足以相啟也。謬之由學說而起者，今則新學輸入，古義調和，通變宜民之論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深中于人心也。夫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畏國事之為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詡為忠者，為一己之爵祿也。勢利所在趨之若蟻，而更自造一種道德以飾其丑而美其名也。不然，則二千年來與中國交通者，雖無文明大國，四面野蠻，亦何嘗非國耶？謂其盡不知有對待之國，又烏可也？然試觀劉淵、石勒以來，各種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無漢人以為之佐命元勛者乎？昔稽紹生于魏，晉人纂其君而戮其父，紹靦顏事兩重不共戴天之仇敵，且為之死而自以為忠，后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許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將為此輩污蔑以盡也。無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愿為之吮癰；有能貴我者，吾愿為之叩頭。其來歷如何，豈必問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學說之影響。地理學說雖萬變，而奴隸根性終不可得變。嗚呼！吾獨奈之何哉？吾獨奈之何哉？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銜千百。嗚 5 呼痛哉！吾語及此，無眥可裂，無發可豎，吾惟膽戰，吾惟肉麻，忠云忠云，忠于勢云爾，忠于利云爾。不知來，視諸往，他日全地球勢利中心點之所在，是即四萬萬忠臣中心點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國于此焉者之誰與立也！

嗚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將所懷抱之利己主義除凈盡，吾惟望其擴充此主義，鞏固此主義，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為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謂廣土之足恃，羅馬帝國全盛時，其幅員不讓我今日也。勿謂民眾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余兆也。勿謂文明之足恃，昔希臘之雅典，當其為獨立國也，聲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從他族，萎靡不振以至于澌亡。而吾中國當胡元時代，士大夫皆習蒙古文（《廿二史札記》言之甚詳），而文學幾于中絕也。惟茲國家，吾儕父母兮！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兮！煢煢凄凄，誰憐取兮！時運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國及今其猶未沫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