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與政策選擇綜述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穩固、規范、高效、健康的財政體系和財政運行機制，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此將理論界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綜述如下。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收支測算應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規劃期間。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十五”時期的預算。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

（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

（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

（3）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4）經濟增長。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 ％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 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

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十五”面臨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減少經濟中不規范的政府分配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將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水平；如果僅僅把預算外、制度外轉化為預算內進行管理，又不得不維持這部分資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財政可直接支配的財力，從而也就不能有效緩解財政當前的收入困難。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還有學者認為：對“十五”時期我國國債規模的預測主要基于“九五”時期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與199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緊密相關。“十五”時期各主要指標預測是：gdp計劃增長7％，各年分別為106480億元、117130億元、128840億元、141720億元和155900億元；中央財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變，利率以應到期國債實際利率計算，各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1810億元、1990億元、2190億元、2410億元和2650億元，合計將達11000億元，超過“九五”時期一倍左右。根據“十五”時期的中央財政赤字和內債、外債的還本付息情況，各年國債發行額將為：4100億元、3800億元、3800億元、3500億元和3500億元，累計近19000億元，比“九五”時期新增3800億元。依此計算，“十五”時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財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仍都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內。如果依此指標，我國“十五”期間仍存在一定的發債空間。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

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第二篇：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綜述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綜述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穩固、規范、高效、健康的財政體系和財政運行機制，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在此將理論界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綜述如下。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

（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

（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

（3）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4）經濟增長。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 ％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

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 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

第三篇：2010年形勢政策--我國財政形勢與政策選擇綜述

我國財政形勢與政策選擇綜述

摘要：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穩固、規范、高效、健康的財政體系和財政運行機制，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此將理論界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綜述如下。

關鍵詞：財政形式政策分析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收支測算應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規劃期間。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十五”時期的預算。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3）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4）經濟增長。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 ％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 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

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十五”面臨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減少經濟中不規范的政府分配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將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水平；如果僅僅把預算外、制度外轉化為預算內進行管理，又不得不維持這部分資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財政可直接支配的財力，從而也就不能有效緩解財政當前的收入困難。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還有學者認為：對“十五”時期我國國債規模的預測主要基于“九五”時期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與199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緊密相關。“十五”時期各主要指標預測是：gdp計劃增長7％，各年分別為106480億元、117130億元、128840億元、141720億元和155900億元；中央財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變，利率以應到期國債實際利率計算，各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1810億元、1990億元、2190億元、2410億元和2650億元，合計將達11000億元，超過“九五”時期一倍左右。根據“十五”時期的中央財政赤字和內債、外債的還本付息情況，各年國債發行額將為：4100億元、3800億元、3800億元、3500億元和3500億元，累計近19000億元，比“九五”時期新增3800億元。依此計算，“十五”時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財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仍都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內。如果依此指標，我國“十五”期間仍存在一定的發債空間。

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

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

結語：盡管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第四篇：形勢與政策：關于我國周邊形勢

關于我國周邊形勢

我國地處亞洲東部，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漫長的海岸線，使得我國與多國隔海相望，兩萬多公里的陸地邊界，使得我國與多國相接壤，中國處于錯綜復雜的地理環境中。在新世紀里，中國正處于迅速發展階段，然而周邊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動蕩元素。因此，我們應該重視這些動蕩因素的存在，確保其不影響我們國家的發展，不能使我們國家安全遭受侵害。我們應認真分析當前的周邊形勢。

當前的周邊環境不容樂觀。在種種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各種不穩定因素都可能隨時爆發出。近幾年來的動蕩也處于不斷增多之中，首先中亞的不穩是以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異動最為突出，在其首都比什凱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南方重鎮奧什爆發大規模族群騷亂，導致奧通巴耶娃宣誓出任“過渡時期”總統。南亞也有多個國家政局劇烈動蕩，阿富汗首當其沖，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也是愈戰愈勇，美國對“阿富汗新戰略”的前景更是感到黯淡無光。巴基斯坦緊跟其后，其“塔利班”分子也開始猖獗起來。實際上，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恐怖主義并非單純的一國問題，而是整個南亞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多方勢力的較量的體現。在東南亞地區以泰國的政局動蕩為首，“紅衫軍”與政府軍及親政府勢力時不時“擦槍走火”。東亞朝鮮，朝核問題一直沒能得到解決，六方會談的談判也沒有結果。韓國“天安號”事件驟然緊張，現階段的朝韓關系更是陷入緊張的氛圍中，朝韓之間開啟戰火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韓國同美國的黃海軍演，也不得不使我們提高警惕。東亞日本的政局也是持續動蕩，五年內換五任首相。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沖突也是不斷，釣魚島問題一直持續沒有解決，中國船長被捕事件，日本右翼反華抗議活動，這無疑會影響兩國之間的溝通交流，影響兩國之間經濟的相互發展。其實，動蕩因素遠遠不止這些，還有其他許多小的因素在起著作用。

造成這些動蕩是因為周邊國家的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分化”與“民主困境”所致，導致內耗不止。同時經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導致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從而引發弱勢群體的激烈抗爭。國際金融危機更是激化社會矛盾，經濟大幅度下滑，失業問題嚴重，社會動蕩加劇。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與部族民族矛盾也是造成政局動蕩的重要內因。對于外界因素，正如主要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國在中國周邊爭奪地緣戰略利益，力圖構筑多層次戰略打擊與縱深防御體系。西方大國也加強對中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略，激化干涉與反干涉矛盾，加劇周邊動蕩。周邊國家對資源與能源爭奪也進一步加劇，各方圍繞陸地能源輸送管道建設與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展開復雜博弈。周邊“海權”的問題也逐漸升溫，海洋形勢日趨復雜，其中以南海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南海的戰略地位開始凸顯。除了人為的因素之外，中國周邊地區重大自然災害頻發，嚴重危害周邊各國。

這些內外在因素所產生的動蕩，對于我國所構成的挑戰嚴峻而復雜。首先是諾貝爾委員會把諾貝爾獎頒發給了犯有煽動國家政權罪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劉曉波，這不僅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更是對和平的褻瀆。08年緬甸軍政府進剿北部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導致數萬名難民逃往中國云南境內，周邊亂局“外溢效應”直接危及中國的沿邊經濟發展與安全。中國商人曾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政局突變中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引發中政府大規模撤僑行動，鄰國的政局動蕩、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嚴重威脅中國的海外利益。與此同時，周邊亂局為某些大國的“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機，美國就對中國周邊“趁火打劫”與加大滲透，日本、印度、俄羅斯也趁機擴張，大國都加緊了對中國周邊油氣資源與礦產資源的角逐。泰國等東盟某些成員國的政局紊亂，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變天等，這些周邊的亂局嚴重掣肘亞洲經濟的一體化，影響中國的周邊區域合作政策實施與推進。中國周邊“大國責任”壓力不斷上升，中國陷入了兩難的禁地。

面對這嚴峻的挑戰，中國應該迎難而上應對挑戰。針對伊朗核危機加劇之勢，中國將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堅決維護本國的利益。雖然中緬邊境有不穩態勢，但對于緬甸即將舉行的“大選”，中國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緬甸主權和領土完整。針對“天安號”事件引發的朝鮮半島驟然緊張局勢，中國冷靜周旋，多方協調，勸和促談，敦促南北雙方切實負責和以大局為重，強調對事件真相的調查應該堅持客觀、公正、充分與第三方參與原則，反對倉促武斷、魯莽行事與挑釁滋事，盡最大努力維護東北亞和平。

在處理好周邊形勢所帶來的挑戰的同時，我們應該意識到與周邊國家外交的成功與否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越來越重要。周邊國家是敵人入侵的前沿，是中國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緩沖帶與戰略屏障，這有利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捍衛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周邊同樣是中國國際政治利益的重要區域，是與其他中心力量打交道的主要平臺，是中國對外展示實力作用的主要地區，是中國擔當“負責任大國”力所能及的主要舞臺。同時周邊地區富含豐富的資源，尤其是石油資源，這必將促使我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平發展、最終崛起與民族復興具有特殊重要性。對此，我們對周邊的外交方針要一脈相傳，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又要與時俱進，進入新世紀里，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要睦鄰、安鄰、福鄰，意識到周邊發展是首要，要發展和諧世界，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利共贏、以人為本。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政治更具影響力，經濟更具競爭力，形象更具親和力，道義更具感召力，這必然使中國與周邊地區的外交越來越成功。

新世紀里，中國不論是經濟還是國力都在飛速發展，這一時期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機遇，迎難而上，充分利用周邊的優勢來加快自己的和平發展。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強化“周邊是首要”與“維穩”、“維權”并舉的意識，有效應對大國地緣角逐，夯實地緣戰略依托，與時俱進、調整與發展“不干涉內政”原則。只有正確對待周邊形勢，處理好與周邊形勢的相關問題，改善周邊環境形勢，才能保證中國在新世紀里和平發展，從中崛起。

第五篇：我國周邊形勢與政策[范文模版]

我國周邊形勢與政策

摘要：周邊形勢的好壞直接影響我國的安全利益，事關國家和平發展和戰略機遇期的實現。而我國的國際戰略環境，除了大國的關系因素之外，周邊形勢及相關國家的戰略選擇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關鍵字：美國戰略

海上問題

半島局勢

日美同盟

軍備競賽

今天的我國，正處于近兩百年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周邊地區是我國對外戰略的重要依托，也是實現和平發展的重要一環。周邊形勢的好壞直接影響我國的安全利益，事關國家和平發展和戰略機遇期的實現。而我國的國際戰略環境，除了大國的關系因素之外，周邊形勢及相關國家的戰略選擇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進入21世紀后，我國周邊政治格局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亞太安全格局演變和地區國家間關系調整的首要因素。美國外交戰略的重心加速轉向亞太，繼續利用海上安全問題對“雁型安全模式”進行升級，力爭打造美國主導的“太平洋世紀”。亞太地區軍備呈現競賽趨勢，中國周邊國家利益分化重組加快。總體上是穩定的。有利于和平穩定的因素進一步增強，不利于和平穩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時有激化，呈現出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明顯特征。

1．海上問題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中國的海洋戰略已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標。中國的深海戰略已經觸及美國的亞太乃至全球利益，周邊國家借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潛力大大增強。因此，中國的海洋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深海戰略面臨的壓力將常態化。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本世紀初，我國和周邊國家海上爭端不斷上升。2009年以來，這個趨勢更加明顯和突出。尤其在南海，我國和菲律賓、越南摩擦不斷。在東海也發生了中日撞船事件，中日關系一度出現嚴重倒退。此外，一些國際輿論大肆炒作中國發展海上力量，還有很多大國企圖插手介入南海問題，以所謂“國際航行自由”搶占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2011年以來，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中越、中菲之間的摩擦不斷，；中突升級。中國海上鄰國出現“合縱連橫”，共同制衡中國的趨勢。美國以海上安全作為其構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積極配合，南海爭端國際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美國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戰艦，在澳大利亞部署海軍陸戰隊，標志著越戰以來美國首次在太平洋地區擴大長期軍事存在，其矛頭直指中國。菲律賓和越南的強硬立場和行為不僅受美國對地區安全的承諾和支持的鼓舞，同時也有深刻的國內政治經濟困境壓力。在11月舉行的東亞峰會上，除柬埔寨、緬甸外，其余16個國家都談到了海上安全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國家表示對南海的關切。

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隨著航母的試航進一步引起周邊國家的警惕和關注。應對中國崛起引發的地區力量失衡，已經成為美國與周邊國家最重要的課題和挑戰之一。周邊國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國，經濟上力圖分享中國經濟成果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夸大南海爭端既是美國加大亞太戰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邊國家平衡中國影響力和塑造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爭議已經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焦點，也將成為過去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主導權轉移的一個信號。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切與臺海兩岸關系聯系到一起。中國臺灣地區也對南海聲稱擁有主權，如果中國臺灣因實際控制的島嶼與周邊地區發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勢將是一個重大考驗。總之，自1995年美國首度表示關切南海問題開始，美國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過這一地區，美國的持續介入使南海地區的安全局勢趨于緊張和復雜化。

2010年4月，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中國軍隊尋求擴張海軍力量》一文，7月該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國和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文中聲稱，中國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訪華的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聲稱，南海是關系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許任何人干預南中國海事務。而在這之前，中國只將臺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等定位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說”一經出臺，便被國際社會不加分辨地全盤引用，成為佐證中國外交轉向強勢和擴張的重要論據。總體上，中國學界和各種智囊機構的態度較為謹慎，有的還提出質疑，如有軍方學者撰文表示，“南海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提法僅見于中國個別學者的言論，并非高層領導的正式表述，更未寫入國家戰略性報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國際社會對“核心利益說”的強烈反應，表現了南海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對中國崛起的嚴重憂慮。國外把“核心利益說”解讀為崛起后的中國在劃分東亞的勢力范圍，中國今后的外交政策會日益咄咄逼人。國外還普遍將“核心利益說”與釣魚島“撞船事件”相提并論，據此判定中國將采取日趨強硬的外交政策，中國崛起會對世界秩序產生重大的不確定性。

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發表，中國官方首次明確界定了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通過簡單的邏輯推理就可以發現，西沙、中沙、南沙的島礁歸屬因涉及主權紛爭，顯然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一部分西方媒體，包括若干觀察家，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政策主張缺乏深入了解，以片面的解讀簡化南海問題的多層次性。目前周邊國家對南海問題的關切主要是兩部分，第一是聲索國的島嶼主權紛爭，第二是國際性質的航行自由。20世紀80年代成型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能否認此前有關南海的歷史性認識，更何況簽約國對海洋法若干條款存在截然不同的認識，不存在一個對所有條款都適用的、普遍的國際規范。從國際發展態勢、國內發展需求看，目前中國使用武力解決南海問題的代價過大。解決南海問題，不僅需要協調國內法與國際法，也不僅是國內不同涉海部門的協調，更需要政治信任的構建、政治勇氣的決斷。

2．半島局勢僵局難破

中國周邊安全的最大軟肋是東北亞，朝鮮半島形勢是風向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歷史上，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都在這個地區。新中國成立后，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及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珍寶島沖突都對中國安全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即便是美國學者也承認，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具有很強的合法性，包括維護中朝邊界的穩定、阻止對華包圍圈的形成以及顯示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與可能性。

2010年“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后，朝鮮半島朝韓雙方的緊張對立和美日韓的武力威懾政策，不僅給政治和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多邊進程帶來沉重的打擊，更把朝鮮半島推到了戰爭的邊緣。2011年伊始，朝鮮采取了一些緩和姿態，企圖緩解美日韓的高壓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鮮半島的緊張狀態持續存在。美日韓同盟體制的建立，使“六方會談”在管理朝鮮半島；中突、促進東亞區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嚴重削弱，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天安艦”事件后，朝鮮半島出現新的形勢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韓國李明博政府對朝新政策和美國東亞戰略調整互動的產物。李明博政府對朝采取“戰略攻勢”，主要表現為：高調宣布在今后的；中突中用武力懲罰朝鮮，基本拋棄了影響朝鮮政策的經濟手段；說服美國不要與朝鮮單獨接觸，堅持朝韓關系改善是恢復六方會談的前提，增加朝韓會談的無核化內容，竭力促成韓國主導朝鮮及朝核問題解決進程的政策結果。韓國政府的強硬政策得到了奧巴馬政府的支持。為實現“重返亞太”，美國強化其在亞洲的同盟體系，并對同盟進行功能拓展。“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爆發后，美國迅速以此為契機，強化美韓同盟，堅定地站在韓國一邊，支持韓國主導對朝和談進程。

2011年1月以來，朝鮮對朝韓、朝美關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態。朝鮮表示愿意同韓國進行各種形式和層次的對話，并提出無條件恢復六方會談，以緩和美日韓同盟體制對朝的孤立和高壓態勢。但是，自朝韓六方會談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東盟論壇會議期間首次接觸后，朝韓關系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緩和。朝鮮方面對以美國前總統卡特為首的代表團表示：在朝鮮的安全得到美國某種程度的保障前，朝鮮不會放棄核武器。從2011年9月起，朝鮮半島緊張局勢進一步緩解。美國和韓國調整了對朝鮮的政策，提供了緊急救災援助。但對于重啟六方會談來講，目前最大的障礙在于美、日、韓三方要求朝鮮采取所謂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會談在李明博任期內可能難以恢復，僵局難以破解。

美日韓體制的對朝政策以威懾、遏制和防范朝鮮為主，不排除一些試探性的雙邊接觸。一味堅持美日韓同盟協調體制，可能令朝鮮半島的僵局難以打破。尤其是李明博政府的所謂“朝鮮崩潰論”陰魂未散，改頭換面地對“脫北者”（脫離朝鮮的朝鮮公民)問題進行炒作。如果朝鮮半島緊張狀態長期化，損害的將是有關各方的利益。

當前，朝鮮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方面繼續取得令人矚目的新進展，各方要實事求是地認識朝鮮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加強區域合作的力度。特別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美國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朝鮮政治精英與國內普通民眾的差異，希望通過差異化對朝政策來弱化其安全威脅。

2011年12月17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去世，給朝鮮半島局勢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但同時也意味著歷史性機遇的來臨。如果朝鮮沿著金正日的既定方針順利往前走，加強經濟建設和國際交流，而韓國政府又能以善意的姿態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那么一個良性周期的開始也是可以期待的。

3．日本“遠交近攻”加強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發生特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害。日本大地震的國際救援行動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況，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對外關系的親疏遠近排列順序。即日美同盟為中核；第二層次為間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國同盟旗下的英、法、韓、澳大利亞、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第三層次為與日本歷史淵源甚深且有共同價值觀的東南亞國家：第四層次為能夠對中國實力起制衡或牽制作用的俄羅斯、印度、蒙古等國。具體來說，處于中核的日美同盟關系在快速協調應戰能力方面彰顯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性。第二層次的間接盟友也發揮了快速集結的配合救助優勢。第三層次的關系主要體現了“情感投資反哺回饋”的良友關系。第四層次則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個層次均具有明顯針對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雖然中國在大地震后對災情深切關注，物資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選擇接受中國的援助時甚為謹慎。從日本領納其他國際賑災救援的態度上，充分顯示了其現代版的“遠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災也加速了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調整。此次地震對日本經濟、地區安全形勢造成重大影響，并且進一步拉大了與亞洲經濟第一大國中國的實力差距。中日整體經濟數據表明，日本進一步依賴中國，但是在高端技術產業領域中國仍然依賴日本，從日本汽車零部件的供應情況看，美國市場、“四小龍”市場要比中國、東盟市場更加高端。或許正是整體依賴但部分占據優勢地位的這種局面，影響了救災外交在消弭中日兩國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災后日韓兩國的互動表明，雙邊關系已經擺脫了那種因歷史問題糾纏不清、雙方均試圖改變對方的混亂期，正朝著承認不同、開始傾聽和詢問的整合期階段發展。

災難進一步加強了美日同盟關系。2010年，來自；中繩的強烈反對阻礙了日本政府執行關于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協議。日本大地震發生后，駐日美軍迅速、大規模的救災行動使日本民眾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本民眾對美軍基地的情緒，弱化了沖繩對基地搬遷的反對聲浪，有利于同盟關系的穩定。地震證實了日美同盟體系具有相當強的協調能力、相當快速的反應能力。從軍事運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時間內，日美兩國政府可以調動極大力量的軍事效能，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災后上臺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視美日同盟為日本外交基軸的立場，也有助于美日同盟的深化。借助于美國的扶持，日本在新防衛大綱中提出了“機動防衛能力”概念，擴充了包括西南地區在內的防衛態勢，重點部署海上力量，加強情報收集及警戒監視活動。目前的美日同盟已經遠遠超出了軍事范疇，而是一個包括政治、軍事、信息共享等內容的新框架。按照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美國的目的不僅僅是日本，也包括周邊國家。雖然日本和美國在擴展國家利益時，雙方存在一定的沖突，但是日美之間由于價值觀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沖突，能夠在互相協調的基礎上解決矛盾、提高共同利益。

4.戰略憂慮刺激軍備競賽

進入21世紀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軍費開支整體上都保持了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可能會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目前，美國是全球絕對的軍事霸主，帶給全球最大的不確定性；俄羅斯正在不斷加強和鞏固軍事強國地位；印度推動全方位進攻性軍事戰略，成為中國周邊的“上升性威脅”因素；東南亞各國紛紛加強軍備建設，尤其是海上力量。從長期來看，各國軍費開支不斷增長的態勢不利于亞太安全互信的建設，可能使亞太地區陷入軍備競賽的“惡圈”之中，使業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惡化。

在周邊國家眼里，中國軍費開支的增長幅度過快，而中國的意圖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由此帶來焦慮感的上升，中國“軍事威脅論”被放大。雖然美國軍費開支和軍事實力遠遠高于中國，但絕大多數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防范意識更強，這主要表現為：澳大利亞已將軍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國；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防范意識普遍較強，尤其是與中國有領土領海爭端的菲律賓和越南；日本將中國列為主要防衛對象，日方認為中國軍費增長超過實際經濟增長很難讓人接受，中國什么時候開始削減軍費，周邊對中國的信任就增強了。更應引起重視的是，周邊國家之間正加強軍事合作，聯合制衡中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美國是亞太地區絕對的軍事霸權國家，對亞太地區的安全結構和政治格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隨著美國戰略重心的加速東移，未來一段時間，東亞是美國軍事戰略關注的首要地區，中國是其防范重點對象；美國將進一步擴展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為維持反恐成果和地緣戰略利益，美國將在阿富汗長期存在，并重視與印巴的軍事合作，提升其在軍事坐標中的位置。在美國的戰略部署棋盤上，東南亞是其戰略依托之地，戰略部署已經成熟穩定，而中亞和南亞是其勢力重點拓展之區。從地緣的角度看，美國正在加強從東亞、東南亞到南亞和中亞的戰略鏈條連接力度，一旦順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著環形包圍圈構建完畢，在歐亞大陸就很難出現對其霸權構成挑戰的國家。

從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和外交戰略取向看，美國將日益重視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國正利用在亞太的軍事存在、聯盟體系，以及通過在中亞和南亞的軍事存在，對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形成強有力的制約。目前，美國國內正在論辯中國發展航母的動機與意圖，甚至出現了中國是否將發展“以航母為中心的海軍”這樣的爭論。有的人認為，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目標是發展有限的海軍能力，以提升中國在不涉及美國時捍衛地區利益的能力，保護不斷擴大的海外利益，執行非傳統安全使命，實現軍事外交，展示負責任國際形象，以及提升中國的聲譽。而有的人則認為，邊界爭端不會導致安全；中突，相反，是安全沖突帶來邊界爭端。邊界爭端升級是安全；中突發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邊國家之所以能挑戰中國，是因為他們享受著美國的保護，而這主要是基于美國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優勢。

看待中國與周邊的關系需要足夠長遠的眼光。盡管目前中國已經是周邊數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似乎出現了某種經濟上依賴中國的局勢，但是我們一定要記住，如果把美國及其同盟體系算作一個整體，基本上所有的周邊國家最大的貿易對象集團還是西方世界開創的貿易體系，甚至于中國本身也得益于這個開放的經濟增長體系，至少加入WTO的10年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回顧自工業革命以來兩百多年的歷史，哪一個國家能夠不斷推動經濟增長，讓越來越多的人擁有高質量的生活，那么這個國家就擁有權力。

因此，對中國而言，要創造性地塑造穩定的周邊戰略環境。一方面，要增強與美國的戰略互信與合作，管控雙方的分歧，既要對美重視，但也不必處處圍繞美國轉。另一方面，要調整中國的亞洲戰略，讓周邊國家更多地分享中國崛起的好處，減少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