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林語堂-讀書筆記

讀林語堂《人生不過如此》有感

姓名：王森 第七支部 內控科室

人生不過如此其實是林語堂老先生的一本散文集的書名，之所以買下這本書還是因為封底的兩段文字，我一直在尋找的兩段文字。這兩段文字應該是林老先生對于“人生不過如此”的解讀，但之與我而言卻是對于快樂和生活的解讀：

其一：在不違背天地之道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自由而快樂的人。這就好比一臺戲，優秀的演員明知其假，但卻能夠比現實生活中更真實、更自然、更快了地表達自己，表現自己。人生亦復如此，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去計較真偽，得與失，名與利，貴與賤，而是如何好好地快樂地度日，并從中發現生活的詩意。從某種程度上說，人生不完滿是常態，而圓滿則是非常態，就如同“月圓為少而缺為多”道理是一樣的。如此理解世界和人生，那么我們就會很快變得通達起來，也逍遙自適多了，苦惱與晦暗也會隨風而去了。

其二：宇宙是無知，人生是笑話，是無意義的，但是要靠自己的選擇，“造出”人生的意義。人世是唯一的天堂！

看完這兩段簡短的文字，居然和林老先生產生了知音的感覺。我一直在追求的生活狀態和關于生活選擇的指導，居然就被這樣兩段簡單的文字給解開了。再翻了翻內容，幾乎能看到的文字片段里都感受到林老先生生活的智慧和對于生活的調侃，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快樂。

與我所想不差，回去捧讀的時候，很容易就能看到這樣的文字，很輕松的語調，想法卻很睿智。這真的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書，獨特的林氏幽默會讓你時不時會心一笑，繼而又會敬佩其林老先生的智慧，恨不得能夠把在天堂快樂生活的林老先生一把拽下來，小酌幾杯以示知音之情。

本書的書名就非常有意思，人生不過如此，其實之前我在任何時候猛然聽到有人說這句話都會覺得這個人或許是已經滄桑，或者是輕狂非常，總之讓人心里會產生不可親的感覺。可是經過林老先生的解讀，人生也被賦予自然、自由、快樂這樣鮮亮的色彩，哪種顏色在于自己的選擇和體會。

讀林語堂，與其說是在讀他的出世與入世，不如說是在讀一部社會人生。他的達觀與超然并不是表現在對社會人生的不聞不問，而是純粹古典中國式的雍容與曲折。在中西文化的熏染下，他不喜歡把文字擺弄得“如那些學生的游行示威一般，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而一任自己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縱橫，走的雖是幽默與諷刺一路，但誰能明白他“這一路的滑口善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呢？尤其令你感喟不已的是，書中所選的諸多篇目，我們在今日讀來，仍如當時所寫，一點也沒過時；書中所透露的諸多世相，我們在今日看來，仍如當初時代，一刻也未改變。歷史的車輪碾過，逝者如斯，而蓬草猶在。

第二篇：讀《林語堂選集》

讀《林語堂選集》

多年前，我在某處曾經見過這樣一句話“最好的建筑是這樣的,我們居住其中,卻感覺不到自然在哪里終了,藝術在哪里開始。”，破折號后面是林語堂的鼎鼎大名，語言同他的照片一般，秀氣而溫文。他的書其實早年間我就有所涉獵，比如寫滿了京味兒的《大城北京》、那本頗不錯的《蘇東坡傳》，行文洋洋灑灑，讀起來像吃秀氣的茶點，全然在“小品”二字。玩味文字，像是老北京手里轉得油亮的獅子頭。

既然是讀罷他的選集感而發，我倒想是把他同其余的老朋友比較比較，比如一提起老舍，不自覺的就是白發長衫的面容和藹怪老頭兒，磨得烏黑的袖子角；說起豐子愷，面前的白衣紳士，西裝革履銜著煙嘴兒吐煙圈；說起邵洵美，顧盼間都流露著一種別樣的神采。以上各例莫不是人如其文，然而緩緩間，太師椅上，有那樣一個老朋友，搖著烏木棱的八角大扇，言語中莫不是一種帶著涵養的學究氣，一種書生氣的道貌岸然。他行文如流水，時出空靈之境，雜談古今中外，引經據典瀟灑自如，字里行間透露出一股清新雋永之氣，讓人如沐春風收益頗多。

林語堂將清代文學家張潮的“情之一字，扶持宇宙。才之一字，粉飾乾坤”奉為小品創作的格言。他說：“世事看穿，心有所喜，用輕快的筆調寫書，無所掛礙，不作濫調，不忸怩作道學丑態，不求士大夫之喜欲，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林語堂的小品亦莊亦諧，雖多為調侃之作但不無病呻吟故弄玄虛，松弛有度褒貶有節，常常寓言于嬉笑怒罵之中，讓人咀嚼回味頓悟其理，忽覺心境開闊，驟生敬意。林語堂作文皆由興起，率性而為，揮毫潑墨洋洋灑灑數千言一蹴而就。他的文字，不像魯迅那般寒光逼人，也不像李敖那般尖酸刻薄流氓痞氣，更沒有一般文人的那種酸腐之氣，他的文字溫文爾雅的恰到好處卻又不失風骨幽默。林語堂學識深不可測，在針砭時政談論人事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在《希特勒和魏忠賢》一文中說：“我們試看中國的歷史，歐洲有 暴君，但以視我們暴君則似尚有遜色。即以希特勒而論，以與我們十六世紀的魏忠賢相較，亦得退避三舍。”魏忠賢與希特勒一樣獨攬大權，實行血腥統治，手段殘忍讓人咋舌。但魏更為厲害之處在于盡其所能為自己歌功頌德，甚至興造生祠，塑魏氏之像以便人民士子之瞻仰崇拜。他在《思孔子》一文中說：“儒家以近情自許，獨不許孔子近情，是豈所以崇孔所以認識孔子人格之道哉！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樂，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靈活現之人的表記。” 他認為孔子雖被后人尊為圣人但孔子同樣有普通人的情感，如果認為孔子如草木般無情，只會談論思想道德那樣是有失偏頗的。他同時認為孔子還是一位非常幽默的人，因為孔子不計較弟子將其描述為喪家之狗,而竟坦然承當之而無慍。林語堂認為此蓋最上乘之幽默，毫無寒酸氣味，笑得他人，亦笑得自己。

林語堂稱自己為現實的理想家和熱心腸的諷世者，說：“行為尊孔孟，思想服老莊，這是我個人自勵的準繩。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也是我律己的明言。”在他的文章里，幽默之中有認真，風趣中有理想。蘇東坡是林語堂倍受推崇的一個人物，從他耗費大量心血著作《蘇東坡傳》可見一斑。他在《文忠公》一文中說：“在我今天看來，我覺得蘇東坡偉大的人格，比中國其他文人的人格，更為鮮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顯露的越發充分。”蘇東坡才氣過人，文章獨步千古，是中國文壇上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林語堂欣賞蘇東坡詩詞的豪放不羈，氣勢如虹。但他更敬佩蘇的憂國思民和作為文人的那種不媚風骨。在林語堂的文章里閃爍著蘇東坡的影子，無論從成文或是思想二者都有共通之處。但是林語堂的文章所包含的東西要浩瀚的多，畢竟那個時代的蘇東坡受歷史條件所限不能像

林語堂那樣留學西洋學貫中西。

最初接觸林語堂的文字源于那本《蘇東坡傳》，林語堂對蘇東坡研究頗深，讀過東坡所有留世的詩詞和書信手稿，所花心血非常人所能及。由于惰性所致，我只粗略的瀏覽了一下那本《蘇東坡傳》便將其置于書桌一角不予理喻。后偶然借了這本《林語堂小品》便被其中的文章所吸引了，但在盡情暢游其中之時卻越發覺得汗顏，林語堂的文字讓我有種莫名的失落感，自慚形穢加惶惶不安，那是面對矗立于身前卻難以企及的高山所產生的無限絕望。看自己所作之文多為言之無物，思想膚淺，視野狹窄，文字生硬青澀，缺少縝密的思維和力透紙背的浩氣。林語堂的這種功力非數十年如一日的磨練所不能達，天賦亦不可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算領教了。

第三篇：林語堂《蘇東坡傳》讀書筆記

讀《林語堂<蘇東坡傳>》有感

謝靜

初讀這本書便發現，林語堂在第一章便毫不掩飾的寫道“我想李白更為崇高，而杜甫更為偉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憫人的情感方面更為偉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愛的詩人是蘇東坡”。在此前，我對蘇東坡的認識只巋然佩服于他的文化人格的高大，面臨種種劫難時的凜然曠達，仿佛一尊佛一般超脫于世間。實則不然，看完這本《蘇東坡傳》，我才深切參悟了他那份曠達由來的過程，體會到身為一個真切的人的蘇東坡，也曾有常人一樣的驚恐，手足無措，甚至自殺的唐突想法。

在他生平的第一次劫難——“烏臺詩案”來臨的時候，初涉宦海，還未曾經歷過官場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在鳳翔做通判三年期滿，神宗元豐二年，吊人江蘇太湖濱的湖州，剛剛上任湖州，就被突如其來的氣勢洶洶，面目猙獰的官差索取，后來蘇東坡在《上哲宗皇帝書》中曾記載說“他們逮捕太守猶如捕盜”。雖在事發前，駙馬王詵和弟弟子由，先官差一步通知了他，但在史料記載中仍能看出當時蘇軾的錯恩，驚懼。官差到時，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持笏板，御史臺的兩個士兵分立兩旁，身穿白衣，頭纏黑巾，眼睛里兇光閃動。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團，不知會有何事發生。林語堂先生在書中這樣寫道“蘇東坡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躲避朝廷使者無濟于事，最好還是以禮迎接他。”當時的蘇東坡慌亂的不知該穿什么面見御史臺的官差，幸好通判幫他穩住局面，在官差宣布他的罪行之前，他依然還是朝廷命官，所以理當穿上官服官靴，戴官帽，手持笏板立于庭中。

時情勢緊張，蘇東坡首先開口道：“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于家人一別。”在他看來，這陣仗卻是險惡，大有慷慨就死的決絕。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嚴重”。蘇軾還是被允許回家看望了家人，對家人草草做了安頓，可讓人不出所料的是，臨行前他還講了一個笑話來寬慰家人。杜撰了故事：真宗年間，皇帝要訪求一位大儒楊樸，而楊樸卻實在不愿意追隨皇帝去京師，故試圖演示自己的才華，借太太的一首詩來敷衍皇帝。“且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蘇軾的幽默果然湊效，蘇夫人破涕為笑。這是一個樂天積極的蘇東坡，一個真性情的蘇東坡，一個自然的蘇東坡。

樂觀豁達是蘇東坡深植骨子里本性，然而它的顯現乃至綻放于之后的人生路途，不能說沒有黃州幽居的功勞。假如沒有此一劫難，是否會有“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的通透也未可知。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黃州，這個被蘇東坡記入自己人生里程碑似的一站，僻陋多雨，氣象昏昏，魚稻薪碳頗賤。作為烏臺詩案的一個了結，蘇東坡死里逃生，被貶黃州，官位降低，雖充團練副使，但沒有職權并且被限制了出行的自由，不能會友不能探親，他的朋友在烏臺詩案中也大都被牽連，一無所有的蘇東坡要從此變成一個農夫，一個“此心安處是吾鄉”的隱士，忘掉“便認他鄉作故鄉”的陌生與心存芥蒂。從定惠院到安國寺，從被貶含冤的官員到布衣蔬食的農夫，他的化解之法便在于，“閑居未免看書，唯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焉”，與佛禪與晚鐘相伴，親躬耕近鄉野。

蘇東坡是詩人，以詩意的姿態棲居在貧瘠的黃州，即使廢棄在山間烈日下的小茅屋也能住處“風濤煙雨，曉夕百變”的恬淡，臨皋亭成了午間小憩都能看到風帆上下，水光接天美景的樓臺，他看到了別人即使在天堂也看不到的美，這疑來源于他樂觀曠達的心境。他已經脫去了文人打長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農人的短褂子，每天往返于東坡，在躬耕之暇，和農人一起唱歌，喝酒，甚至酩酊大醉。并且“自喜漸不為人識”。其實此時的蘇東坡生活甚為貧寒，每月四千伍佰錢，穿成三十串吊在屋梁上，每天只能用一串，幸得好友出面幫忙租來了黃州城東的五十畝布滿瓦礫荊棘的營地，墾辟成了一家人賴以為生的口糧地，這時他人不忘給它取一個詩意且自然的名字——“東坡”。從此真正務農，每天掛心灌溉和麥苗的長勢，看著剛鉆出寸余的麥苗歡欣雀躍，豐收后有農人一樣的快活滿足。

蘇東坡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面如墨”終日作息于田間瓦舍的蘇軾儼然就是一位農夫。他沒有被流放的文人的愁腸百吉，感時傷懷，更不會長篇贅述，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之憂憤愁苦。

雖遠離官場他依然不平則鳴，心系百姓，遇有邪惡則“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是他不論是否為官的天然道義。聽聞有溺嬰的野蠻風俗，蘇東坡即刻便作《與朱鄂州書》并請朋友帶信親見太守，并自己出資設立救兒會，向富豪鄉紳募捐，用以救治貧家嬰孩。

最讓我覺得他是徹底忘卻了際遇悲傷的就是他那精致也簡陋多趣的飲食。蘇東坡愛做菜，是個美食家，用當下流行詞，他就是活生生一個“吃貨”，一個于貧瘠匱乏中還能吃出新意，吃出陶然的生活家。在黃州時，缺衣少食，他一個人微薄的俸祿要供養一大家子，然而即便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卻也吃的活色生香。“東坡肉”，豬肉在當時是“富人不肯吃，窮人不解煮”蘇軾買來簡單烹制——少水，文火，時久乃成，果然肉質香而不膩，綿而不厚；東坡湯，東坡魚也都是因地制宜發明的菜譜，這種農村氣氛里，他越來越像陶潛的生活，甚至說自己是前世就是陶潛。超然出塵卻充滿煙火氣的蘇東坡難道不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嗎？

讀蘇東坡，很難說是被監禁被流放，那是無論怎樣，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無論如何艱難，都是樂觀幸福的。即使是雙足深陷的時候，他依舊能唱著小調，邀上三五個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因為他的心，不為環境所束縛，他的心是自由的，是自然的，是屹立于宇宙最頂端最高層的美好的靈魂。這樣的人生，從不見對環境的抱怨，從不見尖刻的犀利指責，從不見對懷才不遇的悲憤，他真的是天縱大才。“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樣的心境值得我們學習。

樂天達觀、隨遇而安、有時又有些激烈和固執。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恬淡安適、遵從自己的內心。這或許也正是我們傳授給學生的人生大意。

第四篇：讀林語堂的《中國人》

——讀林語堂的《中國人》

這是一個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結果，他用一種詩意的語言來剖析殘酷的現實，為的是替他的國家尋找更多辨護的理由。在《中國人》中，我們看不出作者林語堂先生想使中國變得“偉大”的所謂愛國意志，但作品卻明顯地透出想讓自已的民族能夠盡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慮之心。

巨大的存在。“我可以把她的麻煩公之于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這是林語堂寫《中國人》的最終目的。林語堂把魯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煩”，這與其說是他比魯迅更寬容，還不如說這個站在中西文化邊緣上的人，在思考中國時有一個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驚訝于中國這個巨大的存在，且被這種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靜地思考并尋找這個存在的合理性。歷史真實地記錄了這個民族曾屢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時候是已經被侵犯了的，如元朝與清朝的出現。然而不論怎樣的改變，她依舊還是那個存在，那種個性，那些傳統，那種文化，只是變得越來越大，大到超過了人們心靈所能認知的程度。這種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語堂驚嘆，正是這種驚嘆使他無法成為魯迅。他既要找到這個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達對這種生存延續能力的欣賞；他用一種溫和而簡單的方式闡述了他的體會，他不想去證明真理，而是想讓他的國人去感知真理。他認為他們能做到這點，因為這種感知力與那種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文明與原始之間。在林語堂看來，當世界文明以一種快得讓人來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發展時，他的國家卻陶醉在文明與原始之間，所以，他困惑地說：“我有時發現一種懶于革新的惰性，有時發現一種頗覺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為什么？”他認為，中國人在對宇宙規律的把握、對人類本質的認識上都超過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們有四大發明、有儒道哲學。我們的發明使我們有了生活能力，我們的哲學使我們的生活找到了穩定和安全感，我們以聰明和洞察力率先跨進了人類文明的門檻，甚至“曾經是征服者”。帶著這種優越感，我們從心底里蔑視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來對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難中的思想和行為都抱著冷漠不屑的態度。所以，當世界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的時候，這個曾經先進的民族仍是一只腳在文明的門檻之內，而另一只腳卻高傲地留在原始狀態。這種現狀被西方人視為落后，這種心態被他們認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全部印象，連作者自己也感嘆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靈魂！多么偉大而又古老的靈魂”。

苦難與幸福之間。除了同化力之外，林語堂認為中國人另一種驚人的力量就是生存能力，這種能力就是化苦難為幸福，使自己永遠生活在苦難與幸福之間。

幸福總是和發展、進取連在一起的。中國人有著濃厚的原始情結，但卻又“對幸福總比對進步更感興趣”，這種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個智慧不太發達的民族，則會釀成大禍，但中國人卻發明了“禍福相依”哲學，通過改變自我內心認同的“契約”來模糊苦難與幸福的界限，結果，每個中國人都學會了陋巷之中盡堪行樂、黃連樹下也好彈琴這種認地獄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語堂把中國人這種不以實踐而以大腦、不以科學而以經學來造福人生的方法稱之為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并認為它是違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國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無憂慮地說“中國之患在于有過多的智慧”。這種智慧使這個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見自己以外的東西。

經術與權術之間。在《中國人》中，林語堂還用了許多筆墨剖析中國人是怎樣面對政治生活的，怎么樣生活在經術與權術之間的。

中國人把西方稱為“方法”的東西叫做“術”，于是哲學成了經術，政治成了權術。這兩者本應是相向的“道”，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然而人們卻常常是用權術來解構經術，其結果是：娛己被當作是束己，放縱被理解為禁欲，貪婪被認為廉潔，從而導致一個缺乏制度的龐大政府和沒有紀律的億萬國民的出現。

中國的經術不論是儒家的“入”還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殘酷。但中

國人所做的不是消滅或修改經術來消解這種殘酷性，而是力圖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認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這種國民心態使得“變通”一詞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顯得異常重要，而它的行為者首當其沖是為官者，于是，權力成了以“變通”為能的權術。“克己利他”的經術經過權術一消解，為官者改公開搶奪為暗中盜竊，貪官出現了；經術中的“禮治”被權術理解成“人治”，官民關系變成了私人關系。而官德毀則民德降，當這些體現了最高倫理的經術再回到百姓中時，就變成“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為此，林語堂解釋中國人喜歡儒家的原因是“中國人不接受法制，總是喜歡‘仁’政。因為它更符合個人利益，更靈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韓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對一個貪官說，“好的，我們將控告你，把你送進監獄”，而不是仿貪官之道為自己生存之道。

總之，林語堂和魯迅一樣地在思考著自己的祖國，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愛與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與惡；他會心地去理解國人的人生態度，而不是無情地去批判社會黑；他暗既能否定又能欣賞。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已陷入麻煩的中國，但也看出了這個民族有解決這些麻煩的能力。問題是，她的國人意識到這些麻煩沒有，這才是林語堂所擔憂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可謂是魚龍混雜，形形色色的人匯聚到這個“冒險家的樂園”。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她于1938年憑借描寫中國內容的小說《大地》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正在上海準備尋找一位中國作家用英文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賽珍珠雖然著力于寫中國，但她畢竟是美國人，這就不可避免與中國文化有某些深層的距離與隔膜。就中國人寫的關于中國的書而言，不是過于沉溺中國文化的情結中不能自拔，就是過于依恃西方文化的價值體系來肢解中國文化。再加上天然的存在著這樣的錯位：懂得中國文化者往往英文不好或不夠好，而英文好者又不懂中國文化或沒有文學性。因之，要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國文化，而且文筆精確、流暢和優美的作者，來寫一部有關中國的書，這對賽珍珠來說就如同一個夢想。為此，她費盡周折但卻未能如愿。后來，賽珍珠從《中國評論周報》的“小評論”欄目中開始注意“林語堂”這個名字，因為林語堂的文章議論大膽、新鮮而準確，文筆清新、自然而優雅，但那時她對這個名字還比較陌生，常常向人問起來：“林語堂是何許人？”后來，林語堂創辦《論語》等刊物，在大上海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幽默小品在文壇影響很大，于是賽珍珠將林語堂確定為自己夢寐以求的合作人選。經過聯系，賽珍珠找到了林語堂，二人約定在林語堂家里見面。

1933年的某一個晚上，賽珍珠被林語堂邀請到家里吃飯，當賽珍珠談起不滿于中國題材的外國作家的作品時，林語堂興奮地說：“我倒很想寫一本中國的書，說一說我對我國的實感。”當得知林語堂的一些想法與自己相近，賽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熱心而激動地說：“那么你為什么不寫呢？你是可以寫的。”賽氏還禁不住說出自己藏在心里的這個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個中國人寫一本關于中國的書。”經過一番交往，賽珍珠決定讓林語堂來寫這本書。林語堂接下這個寫作任務后，埋頭寫了十個月的時間，最后在避暑勝地廬山脫稿，書名《吾國吾民》。《吾國吾民》是一部有關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著作，作者希望超越國家、民族與語言的隔閡，讓更多的西方人對中國人及其文化有比較客觀、全面的認識。賽珍珠在序中說此書“是關于中國最完美、最重要的一本書”、“是有關中國的杰作，全書滲透著中國人的基本精神”。而林語堂在自序中聲稱：“本書不是為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西方的'愛國者'而作，只是為那些'沒有失去自己最高人類價值'的人而寫。” 《吾國與吾民》是林語堂第一部在美國引起巨大反響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該書中用坦率幽默的筆調、睿智通達的語言娓娓道出了中國人在道德、精神狀態與向往，以及中國的社會、文藝與生活情趣。在本書中他發揮自己“兩腳踏東西文化”的優勢，常用中西比較的眼光看問題。“這本書問世了，正如所有偉大的書

籍終會問世一樣，它滿足了以上所有這些要求。它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于中國的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國人寫的，一位現代的中國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過去．他豐碩的果實卻結在今天。”不管是出于藝術方面的考慮還是出于商業方面的考慮，賽珍珠對林語堂這本書作了淋漓盡致的贊揚與推介。而面對這部深刻剖析古老中國的專著，一向持重的美國《星期六文學評論周刊》也請著名評論家伯民撰寫書評。他認為：“林具有在歐洲、美國等地生活的豐富經歷、這使他能夠以慧眼全方位評論西方的文化習俗。他對西方文化有著豐富的認識和了解。他的筆鋒溫和幽默。該書是以英文寫作、以中國為題材的最佳力作。”撲面而來的盛譽，使《吾國吾民》在歐美作家占據的世襲領地上，一舉榮登暢銷書排行榜，僅1935年發行后短短的4個月內就創造了印刷發行7版的奇跡。它在世界各地供不應求，倫敦的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在1939年又出版了該書修訂本，增加了《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該書后來成為林語堂在西方文壇上的成名作與代表作。

《吾國與吾民》全書共分十章，分別為中國人民、中國人之德性、中國人的心靈、人生之理想、婦女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學生活、藝術家生活、生活的藝術、中日戰爭之我見。作者以一種整體式的筆觸向人們展示了一位文化學者眼中的中國，其方方面面的精細描寫讓人重新認識一個偉大的國家。從書中的內容來看，其頗費苦心的描述與小心翼翼的評價，無不讓人感到美國人明恩溥所著《中國人的素質》一書的影響。事實上，《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已成為一種照臨或逼視中華民族話語的目光，所有相關敘述，都無法回避。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同樣不能避免。不過這并不能說《吾國與吾民》缺乏獨特的認識價值。盡管作者是從整體來觀照中國，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作者極具個人性的認識，譬如《生活的藝術》一章。在這一章中作者將曠懷達觀，陶情遣興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東方情調予以充分的傳達，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個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故深受西方人的歡迎。

在讀到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時，我有一種難言的憂傷。中國作家確實離不開中國現實的觀照角度。這也說明談中國問題必須正視中國之現實狀況，那種無視中國現實的浪漫書寫僅僅只能成為文字的煉金術，與真實的中國無關。《吾國與吾民》雖以中國文化之光明面為描寫之主體，但有了第十章，那種感時憂世的心懷泊泊而出。不過《吾國與吾民》一書在中國的影響似乎甚微，這與林語堂那種“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的立場有關。西方人對《吾國與吾民》大加贊賞，是因為他們對中國過于陌生，一切都覺得有趣。但我們中國人可能覺得林語堂所寫的內容平平無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談。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在《林語堂傳》中提到這個問題時說：“此書的中文版譯文甚差，許多精彩的文字譯者都沒有看懂。”可能有翻譯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譯上的原因。就我個人重讀《吾國與吾民》來說，確實感到書中所寫的東西似曾相識，很像是有關中國生活、文化等諸多方面之大雜燴；最致命的是缺乏對中國人的深刻的認識，而僅僅流于表面上的書寫，大多數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紹性的文字，沒有發現與驚喜。《吾國與吾民》讓我們知道認識中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事實上，厚厚一本的《吾國與吾民》并不比魯迅先生的雜文更有助于我們對吾國與吾民的認識。

不過問題有時并不是這樣簡單的。《吾國與吾民》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確實沒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對于西方人來說，這卻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吾國與吾民》讓西方人知道何謂“中國文明”。事實上，西方一直流行著一種來自想象與真實摻雜的“中國觀”。這種“中國觀”認為

中國是完全墮落的“另類”，是文明畸形，“中國人把一切儀式都搞得精細繁復，但又都愚蠢透頂。連他們的繪畫都顯得荒誕不經，物象都變了形，那些奇形怪狀的東西，在現實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頑不化，千百年來死守著一些先代流傳下來的陋俗惡習。”而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為西方人提供了一個健康、真實的中國形象，從這一角度來說，《吾國與吾民》是一本極其重要的書，再高的評價也不過分。

第五篇：讀林語堂《蘇東坡傳》所寫

讀《蘇東坡傳》

對蘇東坡的喜愛為時已久，從中學時的《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前后赤壁賦》開始，就想這是怎樣的一個人，竟能寫出如此輝煌壯麗之篇章。今日得空，才翻起了林語堂著的《蘇東坡傳》。不曾想過林語堂居然是英文著作(The Gay Genius)，著實吃了一驚，想東坡那些詩篇那些軼事非偉大的漢語不能盡其意，英語又如何能把這些東西表述完美？但這里姑且列出一兩例來看，不作深究漢語英語的寫法，我們主要在意的還是蘇東坡的人格魅力。

給黃州歌妓李琪的詩：

東坡四年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

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林語堂英文版中寫: Four years has Tungpo lived at Huangchow，Strange that he never mentioned LiChi.Exactly as Tu Fu of the West River，Of the best flower, begonia, he sang the least.蘇東坡曾對子由說：

“吾上課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原版中寫道：

”Up above, I can associate with Jade Emperor of Heaven, and down below I can associate with poor folks.I think there is not a single bad man in this world.” 一、一生顛沛流離居無定所卻能達觀對待

看一下東坡在的時代：1036年降生在仁宗年間，1063-1067英宗，1067-1085神宗，1085-1100，哲宗，1100-1125，欽宗，蘇東坡在1101年逝世，他死后25年，北宋滅亡。蘇東坡的一生歷經五位皇帝，一次王安石變法，一生飄搖不定，在當權者的呼來喝去之下輾轉流離。而且在那樣一個交通不發達的社會，往往安定下來沒幾日就又被調走，京都，杭州，徐州，密州，湖州，黃州，常州，登州，揚州，定州，惠州，儋州，這么多地方，他竟沒有在一個地方呆得超過三年之久。雖然蘇東坡像很多文人道士一般，性喜游歷，但肯定不是喜歡這種被人指使的“游歷”。

想用文天祥的一句詩概括蘇東坡一生---“身世浮沉雨打萍”，似那浮萍一般，在風雨間漂泊不定，但蘇東坡卻絕不是一塊浮萍，因他有思想，有萬千人所不能及的豁達與樂觀。每到一地，教育、醫療、交通、水利、建筑，這些他最關心的民生疾苦從來是擺在他的第一位。而他自己，幾次貶謫之后，一直想“此去真成田舍翁”卻未能如愿。他的樂觀豁達是哪里來的？

第一，天生氣質使然，似他祖父一般，豁達之氣外露，我行我素而不為外物所束縛，人雖為滄海之一粟，亦要有自己的性格，活出不一樣的人生。所以蘇東坡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因為處境的改變而稍稍改變自己的性格，他雖想改變世界而不成，但也從未想去改變自己而適應這個世界。一個人能保持本心，自然在精神層面上要比別人更高一籌。這一點上我想王安石也是楷模。第二，蘇東坡雖貶謫甚多，但他并不孤單。有理由相信，蘇東坡不管到哪里，定是受萬人歡迎膜拜，不管是他文壇領袖的地位還是曾經的官至宰相，他到哪里都不會寂寞。除了各地縣令太守送酒送食物，還有諸如參廖、喬仝、吳復古這些和尚道士朋友滿天下的跑。感情上有朝云相伴左右，有邁和過侍奉膝下。是以蘇東坡從不孤獨。第三，他后期所擁有的佛學、道學方面思想正契合他那種樂觀豁達的態度。蘇東坡可以稱的上是一個哲學家，其赤壁賦所寫可證明這一點。當一個人開始思考天地宇宙萬物與人生，其心胸之開闊自然非常人所能及。蘇東坡在杭州富陽時寫：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

嶺上晴云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缸。此等心胸之人，豈會有不豁達之理。

二、文學巨擘蘇東坡

神宗說蘇東坡“才與李白同，識比李白厚”，確實如此。蘇東坡讀書甚多，且有過目不忘之本領，想用什么信手拈來。著實厲害，想不通中國古代文人的博聞強記之功是如何練就的。

蘇東坡的詩詞文賦讓人喜歡，他寫東西似乎總是那么隨意，不管什么時候，什么場景，信手拈來便是一篇佳作。明月烈日可以入詩，三兩行人亦可，他的詩詞中所包羅萬象是那個時代詩人們所不具備的。

關于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不需多說，人人盡知。

三、宋朝、王安石、太后

我覺得，北宋當真不是林語堂筆下那么不堪，且看看這一大串名單，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曾鞏，歐陽修，三蘇，蘇門四子：晁樸之、黃庭堅、張耒、秦少游，還有大畫家米芾，李公麟，程家二兄弟：程頤，程顥，之后還有周邦彥，晏幾道等大家。我絕不相信一個頹廢腐敗的朝代能夠在文學上有如此多大家同時出現。只有經濟文化水平達到相當高度才能在文學上出現如此井噴之景象。同樣，王安石也不僅僅是作者所描述的文學上亂搞一氣(《三經新義》)，經濟政策上更是胡鬧（青苗法、保甲制、市易法等）。林語堂在關于王安石的描寫上肯定有失公允，許是他太喜愛蘇東坡了，所以對王安石怎么看都不順眼。

宋朝兩個太后，真是國之幸也。這一點，也許正如林語堂所言，這些深宮女人并不曾太多摻和到朝堂上官員黨派之爭，所以她們判斷一個官員或黨派最簡單的就兩個字-“好”與“壞”，而正是這樣的判斷標準，使得她們能從人性最本質出發。也許這樣的標準對于智力一個國家來說太過簡單也不奏效，但對于當時，她們的存在真是國之支柱（至少書中如此說）。

林語堂這本《蘇東坡傳》真是一本不錯的任務傳記，但不可避免的是，寫自己喜歡的人的傳記，自然難免有失公允。若有人極為喜愛王安石，那王安石傳里的蘇東坡恐怕就是一個不知進退，剛愎自用，不通為官為政之道卻官居高位尸位素餐的一個無用之人了。